First Anniversay Of The Death Of Susan Sontag

蘇珊‧桑塔格週年祭
貝嶺 (Part 1 and Part 2, ChineseNewsNet)

　　1926年12月31日，流亡中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在她寄居的巴黎近郊貝爾德爾寓所，給剛剛過世的里爾克寫下了最後的一封信，一封他永遠也收不到的悼亡信，信是這樣開始的：

「這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為結束嗎？是結束？是開端！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親愛的，我知道，你讀我的信早於我給你寫信。）－－－萊納，我在哭泣，你從我的眼中湧瀉而出！」*1

　這一年是以妳的去世作為結束嗎？我也可以像茨維塔耶娃那樣問妳？可以引用她信中的話表達我的哀慟，可以說：

　　蘇珊，我在哭泣，妳從我的眼中湧瀉而出嗎？

　　2004年12月28日。

　　那一天我棲居臺北，孤處，沒有喜悅。那一天我心緒不寧，無由地，不，懷著未知的預感。那一天的天空陰沉，我在淡水河邊迷濛的夜風雨中。

　　第二天早晨（那是美國的12月28日晚上），我打開電腦，上網，進入信箱，一封從美國發來的信件：「貝嶺，你的朋友蘇珊桑塔格於今天，12月28日去世……」

　　我被噩耗籠罩。往事，猶如狂暴的大海。一天前，東南亞海嘯以浩劫，將死亡降臨。你的生命，眾多的生命。深夜（30日淩晨），我寫下悼文：

　　「今晨，我被告之：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走了。我震驚、難以置信，我啜泣，孤處並回憶。

　　12月28日，為什麼是這一天？（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她罹患血癌，她躺在西雅圖的醫院病床上已逾半年，她曾戰勝過不同的癌症，我以為這次她也一定會的，可她，卻在這一天走了。

　　她一生都在捍衛文學的品質與趣味，她嚴苛地審視流行，拒絕粗野和庸俗。她是性情中人，她也是熱情之花，優雅、前衛、睿智，美與智慧集於一身。她是人類經驗和人類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是直面國家黑暗、權力黑暗和人性黑暗的鬥士。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她的關懷超越國界、地域、文化、政冶、意識形態和種族。

　　她是我真正的患難之交。我的摯友，恩人（2000年8月，她奔走呼籲，將我從北京的獄中救出）、文學和思想上的導師與提攜者（這四年來，她對我的流亡生涯和寫作不遣餘力地提供幫助和指教）、如母親般不假辭色的嚴格要求者（我那時時的墮性、不夠努力、愚鈍和生命中的雜質）。」

　　她走了，她確實走了。

　　我再也無法聽到她那感性、磁性，時而從容，時而匆忙的聲音了。此時，那個曾經撥過無數次的電話號碼―――仍可以撥通―――彷彿蘇珊的聲音還在。留言機多麼神奇，我甚至聽到她讓你留言的聲音，她還在，我在等她回電。此刻，是在此刻，你才真正意識到，我再也不能去拜訪她、打電話給她，求教於她、求助於她，和她討論、爭辯，聽她脫口而出的口頭禪：「Listen（聽著）！Listen！」是的，我再也不能Listen（聽著）了。

　　她是和疾病抗爭的真正勇士，她後半生和癌症奮戰，先是乳癌，後是子宮癌，最後是血癌。多少足以摧毀生命意志的病症，多少次的化療，多少外人無法想像的疼痛，她都獨自面對著，她都獨自面對了。她真是堅強之人，她從不在我面前流露病痛之苦，從不在我面前談論自己的癌症，即使，我們見面時-------她大病初愈，她也不談。她悲憫他人，她熱愛世人。但是，難道她自已不需要他人的悲憫、安慰和關愛嗎？

　　也許我不是她真正的親人，也許我是晚輩，也許……。

　　我痛悔，為什麼等到她走了，我才提筆去寫她。為什麼要等到她走了，我才去讀完她的那本新書，去讀完她寫下的所有書呢？

　　一生中，我抱憾終生的事情不只一樁，但最不可原諒的，就是在她患血癌之時，未能執意飛去西雅圖探望她。2004年10月，我得知她獲得瑞典皇家北極星勛章（the Swedish Royal Order of the Polar Star），以表彰她在人類生活中傑出的精神貢獻。我寫信恭賀，卻收到蘇珊助理安妮(Anne)的回覆：「蘇珊病得很重，無法給你回信，她罹患急性骨髓性血癌，在西雅圖醫院已治療六個月了，接下去……」。我震驚，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即刻回信，請求能在十天後的台灣之行途中，先經西雅圖去探望她。可是，她在病床上囑托助理回信，給我熱情的問候，她勸阻了我，讓我放心，等著她康復，她說她不久就會回紐約的。她要我12月下旬從台灣回來後，再去紐約和她見面。

　　遲鈍的我，竟被她一貫的樂觀和鬥志說服了。 

　　我在哀悼。而哀悼也是追憶，具有多重意義的回憶。因為有太多的追悔並置於記憶中。正如已逝的德里達在紀念保羅‧德曼（Paul de Man）的悼文中所說：「喚起記憶即喚起責任」*2。

　　此刻，這篇獻給她亡靈的文字，這篇生者緬懷逝者，追溯逝者在生者人生中給予的教誨，並將繼續教誨著生者的文字，是生者被喚醒的責任------按逝者生前對你的期望去做，讓逝者的精神在你身上再生。

　　取悅於她，一個偉大的心靈。

　　傲慢，生前不討多數人喜歡，卻也讓少數人熱愛的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 )，曾謙遜地談起那位曾將他從暴政中營救出來的英國詩人奧登（WH Auden）：我現在所寫的一切，只是為了「討喜一個偉大的影子」（To Please a Shadow）*3。

　　而我所能做的，將是，也只能是：少些愧對-------她那直言不諱的鞭策-------她那給予我的教誨。

　一 

　　我和她的緣分是命定的嗎？

　　一九九二年，最初的流亡歲月。在獲得了一萬美元的創刊贊助、波士頓的一間居住和編務合一的房間、每個月二百美元生活費的情形下，我和孟浪、石濤等人開始籌創《傾向》文學人文雜誌。我冒昧地給她寫了第一封信，附上《傾向》創刊計劃，請她支持並名列刊物的編輯顧問。她很快回信，欣然應允。她在信中還特別更正了我稱她為「作家」（writer）和「批評家」（critic）的說法，而稱自己為「小說家」（fiction writer）和「隨筆作家」（essayist）。

　　我想，我們的交往就從這時開始。

　　隨後，因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亦有感於中國知識界對於本雅明所知甚少，我們決定在傾向創刊號上製作本雅明專輯，為此，由石濤經英文轉譯了本雅明的文學作品《單向街》*4（又譯為《單行道》One Way Street），同時，經蘇珊首肯，翻譯並全文刊發了她在1980年為紀念本雅明而寫下的長文＜在土星的星象下＞*5（Under the Sign of Saturn）。這篇長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理解本雅明，從中汲取能量的最好摹本。而本雅明和他的作品，也成為我和桑塔格長年友誼中最重要的精神紐帶。

　　雖然我定時向她通報《傾向》的編目，但遲至1996年，她邀我去她家一敘，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那是個春天的下午，我擔心自已的英文應付不了這位英語的大師，故，請了一位年輕的學者，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田曉菲小姐一起去助譯、壯膽。我倆在曼哈頓下城一路對著地址，找到桑塔格位於切爾西區（ Chelsea）二十三街的那棟岩石般古舊的大廈，門衛致電、允入、乘狹小的電梯直升而上，她在門前等候，高大、黑衣黑褲、熱情溫暖，有著先前從照片中看到的美。

　　這是我的「朝聖之行」*6嗎？那一年她63歲。　　進入她那頗為寬敞的頂層公寓，沿廊的牆上掛著數十幅已故的義大利建築家、藝術家皮拉內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7的鏡框版畫，醒目搶眼。她將我們引入用來會客的廚房，廚房盡頭有扇敞開的門，門外，有環繞著整個公寓的超長弧形頂層陽臺，氣派、視野遼闊。她再將我們引入陽台，從陽臺上，既可以俯視陽光下閃爍著水光的哈德遜河，也可遙望映襯著高樓巨廈的曼哈頓天際。我們在長餐桌前坐下，她一邊煮著咖啡，一邊問我們介意不介意她抽煙。隨後，她為我們端上咖啡，坐下，下意識地將一條腿擱在另一張椅子上，點煙，喝著咖啡，座椅稍微後仰，她笑容燦然、急切地問著中國和我所做的一切，透過遼繞的煙霧，她的目光偶爾對你犀利地一瞥，親切中帶著一種威懾。那次，我們談到她1973年去中國訪問的情形，她糾正了我以為她是在中國出生的印象，形容自己是由父母在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但出生於美國*。她談起中國對她的特殊意義、她強烈的中國情結、想再去中國的願望，談起她父親在中國天津過世的細節。我問她近年來的寫作及手頭正在做的事，她談到自己正在寫的長篇小說，談到她的劇本、文論、書評、短篇小說。這幾乎涵蓋了除詩以外所有的文學體裁。她知道我寫詩，她說她也寫詩，但不滿意（對詩品質的絕高標準嗎？她對我說：「大概我所缺的唯一主要的文學形式是詩歌。我覺得我的詩不夠好。」此時，她透出不服輸的神情），故從未讓自己的詩作面世。曉菲興致盎然，和她談起自己在哈佛讀博士研究中國古典詩歌，我在旁插不上嘴，索性傾聽。

　　在那一次會面時，她對《傾向》的理念和品貭表示認同，她開始關注《傾向》這本處在流亡狀態、在非母語環境中嘗試确立自身思想和文學關怀的中文文學人文刊物。同時，她也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更多的憂慮，注視著我那剛剛開始的、試圖回到祖國，試圖將這份刊物帶到中國去的執著努力。

　　　　　每次從中國歸來，我總會打電話向她報平安，我習慣直呼她「蘇珊」（Susan），告訴她我在祖國一次次有驚有險的遭遇，她不斷地為我擔心。只要她在紐約，或我去紐約，我們總會設法見面，她總是建議去紐約的中國城吃飯，然而，更多的時候，我寧願到她家裡去，一起喝咖啡交談，看她的藏書和畫，或在頂樓陽臺上遙看哈德遜河。

　　見面時，她打量我的氣色和精神狀態，總為我擔心，而我總是告訴她，中國已越來越容忍像我這樣的異類，容忍這份文學思想性刊物。如她在文章中所說：「當他帶著雜誌回到中國，在上海、北京的學生和文學圈子裡散發的時候，我總是擔憂。但是如同以前一樣，上一次我們在紐約聊天時，他向我保證這本雜誌的存在被中國當局所容忍，他不會有任何危險。........」*8

　　不只一次，總是在下午，我和蘇珊坐在她家廚房的長椅上，她倚著餐桌，一邊抽煙一邊和我侃侃而談，她旁引博証、滔滔不絕。她的淵博常常讓我跟不上她的思緒，她的淵博又使她能夠聽懂我那辭不達意、連比帶劃、時態錯亂的英語中想表達的深意。我，總是提問、總想請教她我所不知道的，總想聽她談她熟悉、並有過深刻闡述的那些偉大作家，談本雅明、談羅蘭‧巴特，談我們都熱愛的俄羅斯詩歌和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曼德爾斯塔姆（Osip Mandelstam），談布羅茨基。向她請教我特別關注的當代美國作家。當然，我也告訴她我讀了她的哪些書，問她前些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經歷，在薩拉熱窩內戰炮火中執導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經典劇作＜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詳情。

　　她見解獨到、也直截了當。對我來講，聽她談比她問我更重要，因為這是聆聽一個偉大作家表達見解的時刻，而她，又總是問我她想瞭解的。正如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說：「我們認識的時候，貝嶺想談論羅蘭‧巴特和瓦特爾‧本雅明，以及有關我在薩拉熱窩的日子，而我則想談文學、電影和獨立表達在今日中國的可能性。」*9

　　她同意了在傾向雜誌上為她做一個專輯的要求，也約定我將對她做一個訪談。在中文世界全面地介紹她的思想和文學作品，這是一件大事。蘇珊親自為她的專輯選稿，她提供了幾乎全部的專輯英文文稿，包括她當時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在美國》*10（In America）的第一章＜零＞、她描述她少女時代拜訪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回憶錄＜朝聖之行＞*11（Pilgrimage）（六十年後，她已無愧於她當年拜訪的托瑪斯‧曼，並擠身於這一偉大文學家的行列）、《疾病的隱喻》*12（Illness as Metaphor）和《論攝影》*13（On Photography）兩書中的選章、短篇小說く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ew）及《巴黎評論》*14（The Paris Review）上的那篇著名訪談。

有一個小插曲，我至今難忘，那是友人陳軍講給我聽的。1997年8月，我去做她的訪談前，陳軍希望也能一見蘇珊。由於我從波士頓趕來，怕在路上耽擱，我提前一天給蘇珊打電話，問她，訪談時間延後兩個小時是否可以，蘇珊說可以。陳軍住在紐約，我留言告之訪談時間延後，我們在蘇珊家的樓下大廳會合。可他仍按原定的時間到了蘇珊那兒，門衛打電話告訴蘇珊，客人到了，可否上來？蘇珊有些意外，她請客人上來，互報姓名，迎入，蘇珊有些惱火，她說：「貝嶺跟我約好的是 3點半，你怎麼提前到了？我現在在工作，請你在這裡看書或者到陽臺上隨便做什麼。」說完，她便回書房去了，留下陳軍一個人在廚房，陳軍有點困窘，因為他想跟蘇珊交談，不久，他看到了蘇珊的煙灰缸，確定蘇珊抽煙，便想到了一個理由，他走到她的書房，敲門，問蘇珊可不可以給他一支煙抽，蘇珊說：當然。便取了支煙給他，點煙的時候，陳軍有意問了一句：「蘇珊，請問您是一個按時間計劃表生活的人嗎？」

這意有所指的問題，讓蘇珊笑了。

「當然不是」。蘇珊放下手中的工作。

「那我可以和您交談嗎？」他再問。

　　就這樣，他和蘇珊談了起來。半小時後，陳軍向蘇珊道歉：「我要提前走了……，對不起，我提前到了。」聽到這情形，蘇珊笑了，她說：「那你當然得走，這是件大事，比和我談話重要。」

　　蘇珊是個嚴苛認真的人。我把訪談的提問傳真給她，她讀後告訴我：「這些問題太淺顯，不夠水準。」我只得再做功課，為此，我請《傾向》的另一位編輯，在耶魯讀文學博士的楊小濱和我一起準備。

　　1997年8月的那個下午，小濱載著我從耶魯開車直奔紐約蘇珊的家，他的一臉書生氣讓蘇珊以為來了個大四學生，她一邊為我們準備咖啡，一邊說，這個夏天她留在紐約，為了專心寫作長篇小說《在美國》。一如以往，我們圍坐在廚房長桌上，我拿出錄音機，準備錄音，訪談隨即開始。

　　訪談是在蘇珊的雄辯，甚至是在爭辯中完成的。我們涉及的內容廣泛，但聚焦於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角色、對「先鋒派文學和先鋒派作家」的認知、傳統和創新的關係、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納粹政權、共產主義和資夲主義對歐洲和中國的影響等等。最後，我們再回到老話題，關於她的寫作、關於本雅明和羅蘭‧巴特，以及前些年被廣泛報道的她在薩拉耶佛內戰前線的日子。整個訪問中，她敏銳、直率、概念清晰，表達見解時一針見血。圍繞著「知識分子」問題，我和她爭辯，力陳「知識分子」的異議精神，甚至搬出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的事蹟和見解，可她批評我過於美化了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的角色，她列舉現代知識分子在近代史上的種種蠢行和劣跡，告訴我：「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隨大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或許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極少數。要不然怎麼會有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呢？甚至連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和蕭斯塔柯維奇（Dmitra Shostakovich）都下過保證。你把知識分子和反對派活動劃等號，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將結束的世紀，知識分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15無疑，蘇珊嚴苛地審視著知識分子的所做所為。她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觸類旁通。我辯不過她。現在看來，是她說對了。

　　蘇珊絕對雄辯，甚至強勢。她痛斥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懦夫文人。所以，訪談裡才有那些尖銳的回答。她厭惡那些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東西，也一一拆解那些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把戲，她認為：「人們所說的「後現代」的東西，是虛無主義的。我們的文化和政治有一種新的野蠻和粗俗，它對意義和真理有著摧毀的作用，而後現代主義就是授予這種野蠻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種思潮。他們說，世間根本沒有一種叫做意義和真理的東西。顯然，我對這一點是不同意的。……當我聽到所有這些以「後」字開頭的詞時，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喜歡用標新立異的方法來描述現實的呢？」*16

　　後來，她曾更清楚地指出：「後現代主義一詞起源於建築。它有非常具體的意義。……當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越過建築領域，在所有藝術中使用起來的時候，它便被濫用了。」*17

她這樣評價執意要以「先鋒派」自居的文學與作家：「他們充其量是一群無知的粗野文人。……所謂的先鋒派作家完全是可以被讀者理解的。也許他們把是否理解的問題與是否擁有眾多讀者的問題搞混了。實質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正優秀？……越來越多的所謂先鋒派不過是時尚文化、商業文化和廣告文化的一個分支。……我們不需要文學來顯示無知、野蠻，我們已經有電視在這樣做了。」*18

　她重申：「在我看來，「先鋒派」這個詞的用途已遠遠超過了它所應有的範圍。這個詞意味著藝術是不斷進步的，就像一次軍事行動，其中一部分人先行動，最後其他人趕上來。可是，藝術不是不斷進步的，它不是那樣進行的，因此，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跟先鋒派有甚麼關聯。我不把我寫的東西叫做先鋒派文學。我也不把當代產生的任何我敬佩的作家的作品叫做先鋒派作品。」*19

　　對她不喜歡的文人或政治人物，她不假辭色、無情抨擊。對話中，她犀利回駁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對她的嘲諷，稱他為：「當代最狡黠的虛無主義思想家。他從未去過波斯尼亞，也從未經歷過任何戰爭。他對政治完全一無所知。除了他自己的那些惡毒的想像之外，他對我在塞拉耶佛所做的一切一無所知。」*20

　　布希亞何等人物，他的刻薄和洞見在歐洲知識界誰人不知，他想觸到蘇珊痛處，蘇珊當然予以回擊，布希亞或許睿智，但他低看了蘇珊的勇氣，他或許不知，蘇珊不只是一個在紙上用文字介入的戰士，也是一個在危險的環境，在災難的現場，甚至在槍林彈雨中真正出沒的文化戰士。那天的訪談中，小濱哪壺不開提哪壺地一再引用布希亞對蘇珊陰冷的說法，引起蘇珊的憤怒，她重申：「布希亞對我的攻擊中最惡毒之處，就是他全憑想像，說我是「屈尊」，其實正是他流露出自己那種典型的歐洲人對東歐塞拉耶佛人的「屈尊」態度。他猜想我準是覺得自己是在帶給塞拉耶佛人一些他們過去不懂的東西。可是，就在一個沒電、沒水、沒暖氣、沒食物，且每時每刻都在槍林彈雨下冒著生命危險的這樣一個城市裡，在敵人的包圍下，卻有一個劇院。點著蠟燭的小型劇院是人們可得的少有的娛樂形式之一（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夜生活，沒有體育活動，也不再有歌劇了。）貝克特在前南斯拉夫是人人皆知的。他們之所以選擇《等待戈多》，原因是他們熟悉這個劇目。……一九九三年夏天《等待戈多》的上演決不是在匆忙中所做的一個姿態。我是在決定了要去塞拉耶佛住一段時間（不是一天，也不是一週，有時候是好幾個月）以後，搞了好幾個不同的項目。《等待戈多》只是其中的一個。後來，我在塞拉耶佛出出進進有三年。」*21

　　當小濱試圖用旁觀者的觀感猜測她在塞拉耶佛的出出進進時，她譏誚地反詰：「旁觀者？哪兒冒出來的旁觀者？巴黎的小咖啡店裡冒出來的，還是麻省劍橋公寓裡冒出來的？假如去過塞拉耶佛，或去過任何一個人們在忍受著同樣痛苦的地方，就不會產生這種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問題。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並扶起他來，你會想到他們的關係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關係嗎？這種花裡忽哨的言辭正是當今那種使人們猶疑於慷慨行為的思潮的一部分。誰也不是救世主，誰也不是被救者。一個民族成為不公正的犧牲品，你把自己的生命搭進去，以表示你是他們的同盟者。」*22

　　這是一場激盪思想的訪談。蘇珊的目光懾人，她的思維素質、她的思考所擲出的思想力量，令我迄今難忘。當然，我也領教了蘇珊的伶牙利齒，「一個好戰的唯美主義者」*23式的伶牙利齒。

　　後來，我們又對問題做了補充，然後寄給蘇珊，她校訂了她的回答。這一訪談和蘇珊桑塔格專輯在《傾向》第10期上全文刊發，同時，也先後在海外、台灣和香港的報刊上分別選發，中國的重要文化雜誌《天涯》曾在刪除了訪談中剖析專制控制對中國的影響等敏感內容後刊載。儘管如此，此訪談在中國思想界乃產生了影響。無疑，這個訪談將成為理解桑塔格思想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