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憶胡适之》
在《張看》裡面在有一篇文章關於張愛玲與胡適的書信來往《憶胡适之》: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給胡适先生，另寫了封短信，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于遺失。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 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后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 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侉嗤侉嗤，響得那么厲害一段。這几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面寫阿招挨 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的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后，得到什么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里點著蜡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与《海上花》的考 證，印象非常深，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几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 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么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舊歷元旦后一日）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 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后來為什么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后來通用引語號。适之先生 用了引語號，后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胜低回。
可是一般讀者看得懂麼﹖什麼是好句子加圈﹖那句子是好﹖
張愛玲的那一位'朋友'是宋鄺文美。現在我們看看宋鄺文美的手抄稿﹕
适之先生加圈:'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現在你懂得張愛玲會這麼珍重适之先生的意見嗎?
China.com 胡适与张爱玲：才子与才女的一段隐秘情感
195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入境，并且有机会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张爱玲得知这个消息后，有心离开香港，考虑往美国去。
张爱玲想去美国，看不出来原因是她向往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或是羡慕在美国出了大名的林语堂，而是她自去年从大陆来到香港，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求学与求职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完全轰毁了原本对香港的好印象，何况
香港虽是自由之港，是居于中国大陆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折冲之地，可因它与大陆存在的天然联系(距离太近)甚至依赖关系(最要命的是由大陆供应淡水)，使得对中共心存恐惧或芥蒂的人在香港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张爱玲的死穴，所以她在港大读书，仿佛总骑在门槛上，一只脚里，一只脚外，随时要走，时时想着 走得越远越好。
事实上，在1952年11月18日，也就是她入港大才两个月，就曾不惜退学而走过一回是往日本去，时在东京的好友炎樱代她申请了入境证只不过未能居留，三个月之后不得不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张爱玲要到美国去，除了手上一枝笔以外别无长技。也就是说，要在异域生存，靠的只有这枝笔。可是她最终能否在美国那种陌生之地，重开她的文学之花，让真正 肥白如瓠的美国人像看似肥白如瓠的上海人那样成为她的热心读者，她并无把握。当然也并非毫无信心因为前有榜样。那个幽默大师林语堂当年就是凭着一枝笔闯入美国的，且不是独闯，是如同蜗牛一般把家驮在背上的，一妻三女，五口之家。而她只身一人，作品能否畅销，固然要看水土服与不服，但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总不应太难，至少压力要比林语堂小些。
少年时就有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念头的张爱玲，此时不仅会从林语堂的经历中寻些自信，也应该会注意到林语堂的做法。林语堂在国内时，就以散文见长，他入美的敲门砖《吾国与吾民》便是散文；及至入美后，虽也写过一些小说，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最成功的仍为散文作品。
像照顾子侄一样对待张爱玲张爱玲既然原本擅长小说，此时便也就一门心思用在小说上。想法也是创作加翻译。她一边将《秧歌》译成英文，一边选择译作。张爱玲与林语堂择译的目光同样瞄向中国古典作品，但有意思的是两人口味的差异，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林语堂意在《浮生六记》、《老残游记》、《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幽梦影》，张爱玲考虑的则是《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
说是考虑，不如说是心愿，因为《醒世姻缘传》长达百万字，《海上花列传》还是吴语，张爱玲不会不知道翻译它们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而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说张爱玲与林语堂两人目标一致的，恐怕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林语堂虽也曾有过译红楼的打算，但终因担心现代美国人难以接受早在他们合众国成立前十多年就死了的曹雪芹而未予动手。以张爱玲对《红楼梦》的钟情，第一个自不免会想到它。可是要译，她还没有这个自信，因为懂得，所以害怕。张爱玲也许会听说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她自然因此也想在美国找个可以帮忙的人。不知是因《醒》、《海》二书想到一个人，还是根本就因其人才选此二书，张爱玲瞄发瞄发的眼睛停在了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正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身上。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觉里，她对他更有种特别的亲切，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 至少等我看完了吧。张茂渊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早年还曾与胡适一个桌上打过牌。抗战胜利后报纸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 胡适之这样年轻！
有了这些插曲，张爱玲应少些与胡适联系的顾虑。她虽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须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也是可以凛然而出的当年她就是挟着《沉香屑》与《心经》，分别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鹃与柯灵的门的。当然她对胡适更敬畏些，可毕竟也只是写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对面，不会有当面语塞的尴尬。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适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前：
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 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写着她香港的信址。胡适的美国地址也许是给张爱玲许多照顾的美国新闻处驻港台处长麦加锡打听来的，后来张爱玲赴美，想来也少不了麦加锡的帮助。
关于章回小说《醒世姻缘传》，亚东图书馆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标点本，希望胡适为它写序。可是胡适因一直未能考证出笔名为西周生的作者是谁，就将作序的事拖延下来了，而亚东图书馆对出版虽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适，但也居然将清样在胡适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适写出一篇长达三万字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来。
有了胡适的序，亚东图书馆遂于次年出版了《醒世姻缘传》。张爱玲当年破例要钱购买《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看便也应在1932年，张爱玲13岁，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的张爱玲对文学已经由喜爱而至动笔，年内即在校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不幸的她》。她在这个年龄这种心理敏感时期读到《醒世姻缘传》，自然印象深刻，而引她读此书的向导所给她的印象也不会不深刻。
胡适为《海上花列传》作序早于为《醒世姻缘传》作序六年，胡适画上《海》序最后一个句号的准确时间是1926年6月30日。《海上花列传》由亚东图书馆同年出版。那年张爱玲实足六岁，她自言七岁时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未提《海上花》。
据她的胞弟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就读黄氏小学(插班六年级)后，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姓老师，在家教他念古书。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张爱玲则在晚年自言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
张爱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常渴望得到胡适能给《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评语，读者望文生义，多以为这个评语是胡适当年给《海上花列传》下的。而胡适在回信中也屡屡提及这个评语，更易使人误以为的确是胡适的原话。实际上，给《海上花列传》下这个评语的是鲁迅。胡适在当年的《海上花列传·序》中，两处三次引用这个评语，并且也指明了是鲁迅称赞的。
知道了评语的出处，再回过头去重阅张、胡二人的信，结果令人惊讶。张爱玲写的不过是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看不出对于该评语出处有任何指往胡适的导向；而胡适在信中每提及此评语，也都加了引号的。原以为他加引号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却是想当然。张、胡在此并无掠人之美之嫌，的确无可挑剔。
高赞张爱玲的《秧歌》
张爱玲写信寄作品给胡适，无意之中，是给胡适出了两道考题： 一是考他势利与否，二是考他的文学鉴赏眼光。看来胡适都考及格了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无名小卒(当时对他来说)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来。
胡适一向重视保存史料，甚至他记日记的部分目的也即为此。他不仅为最终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存世而终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笔一画；一时忙碌无暇或疲惫疏懒不写，过后不仅常常补写，还总是把自责也写进去。胡适日记的形式也与众不同，在日记中他不仅记事记人，自言自语，还常不着一字，而以事实说话，曲折透露心迹。所以他的日记簿里除了他的手笔外，还有政府的通缉令、学校的油印传单、报刊对他的评论、中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以及少许来信等等，真是林林总总，五颜六色，图文并茂。而张爱玲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也就在胡适的这个习惯下，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了！胡适将张爱玲的信粘贴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记的前页。除了这封信，他这天的日记没有别的内容，全是张爱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他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页)
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这个日期似有错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此信没有留稿)
胡适说此信没有留稿，信稿却被张爱玲留了下来。原稿虽然在张爱玲搬家中遗失，但幸好她已先请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说明她很看重胡适的人和信)，后来更引进了她的文章，胡适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适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作品的题材巧；二是张爱玲的信写得妙。
此时的胡适，与共产党的中国大陆非常对立。事由1948年中共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开始；1949年5月11日，大陆著名学者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从治学方法直至政治立场、方向都予以批评，对他转向人民，翻然觉悟。胡适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应姿态强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 月，大陆又开展了对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几乎与胡适收到张爱玲作品和信的同时，大陆又一次开展了同样规模的批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把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人民写得很可怜，自易得到胡适的欣赏。几年来，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亲友学生传来的大陆人包括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讯息，他将他们的信也粘贴在他的日记里。
张爱玲的信，给胡适的感觉对方是他的老读者；《醒》、《海》二书珍珠蒙尘，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荐二书)，而她却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显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为知音。
胡适在回信中除了夸奖《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表明他的确读得相当仔细。
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除了表达受宠若惊(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认同胡适的建议(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解释他的疑问(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士兵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又透露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传》的心愿，同时对翻译这两部作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 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这自信又表现得十分巧妙她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用了一个补钉： 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这样一来，话就滴水不漏了，胡适哪怕再要说几句鼓励、告诫或指点的话都显得多余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 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 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 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见了最后一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 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 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 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 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实际上也起了某种发酵作用，否则不会那么快得惊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般会以为胡兰成是沧海，谁知却原来胡适是巫山呢！
而以张爱玲对胡适的依恋，以胡适的才子情怀，衍生出一段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若果真如此，相较于张爱玲与赖雅婚姻的辛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胡适也有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的状况，而张爱玲初至美国，还想有一番作为，即便情生于不知不觉，也还是会随时警醒而立即禁绝的。何况在当年，胡兰成的夫人她可以忽略；而现在，胡太太是那么著名地在那里，张爱玲再不会像年轻时与胡兰成那样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张爱玲： 《红楼梦魇·自序》。了。
赖雅在麦克道威尔的期限是5月中旬，张爱玲则可逗留至6月底。赖雅于5月14日只身离开麦克道威尔，前往纽约州北部的另一个营地耶多艺文作场。张爱玲在入住麦克道威尔的第二个月即向场方提出续期申请，可是夏季的名额已经满了。张爱玲在懊恼之余，却听说秋季尚有余额，于是赶紧预订。赖雅也订了同期。
本来张赖二人由各自的性情，萍水相逢之后，多半也就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运行下去。即便在麦克道威尔再次相逢，也还是不能排除曲终人散、天亮分手的结局，可结果是两人竟于当年8月奉子成婚了！
张爱玲与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春风一度而至怀孕，显然事应在意料之中实际却在预料之外，张爱玲因缺乏思想准备而不免惊慌，好在赖雅这时的表现像个绅士尽管他离婚30年来一直不肯再结婚，与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附近的车站分手后，他也没有想定要与张爱玲结婚。可是当他得知她怀了他的孩子而又显得十分无助时，自觉对这个可怜又可爱的东方女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信向张爱玲求婚。12年前，张爱玲写《金锁记》，其中有一句话是： 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不久她就得到胡兰成最隆重的赞美了。她《粉红的眼泪》里若留此句，应改为男子对于女子最大的安慰是求婚。可是赖雅买椟还珠他坚决不愿留下她肚里的那个他称之为东西的胎儿。张爱玲本是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胡兰成： 《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的，此时当然即便单为迁就赖雅也不会不同意，于是到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虽然未必见得留恋孩子，可还是免不了有些感伤。令她感伤的还有她侨居伦敦的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那年她父母离婚后，母亲赴法国之前到她住读的学校里来看她。当着母亲的面，她 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可是当母亲离去后，她才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这次与母亲永别，不知她是否也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虽然她自言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胡兰成也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可是给读者的印象她也并不是个眼涩泪涸的人。不同的是，那次是哭给自己看的，这回却可哭给赖雅看了。又做担保人
10月里，张爱玲与她的新婚夫婿双双重归麦克道威尔。虽然这次他们可住到来年4月，可是之后的去处不知在何方，赖雅向耶多的再次申请又被拒绝了，这使张爱玲不得不在入住麦克道威尔之前，就开始忙着四处申请别的艺文作场或基金会，像她40年代在上海初登文坛时的四处投稿。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
久未通信，但是时在念中。我在二月里离开纽约，由出版公司介绍我到Macdowell Colony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 来住。这地方是一个作曲家Edward Macdowell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创办的，环境非常好。您记得我曾经告诉您我有一个长篇小说写了三分之一，我希望能在这里写完它。我在这 Colony艺文作场。认识了Ferinand Reyher费迪南·赖雅。，也是一个Scriber writer意为画字符的机器。张爱玲的本意是说赖雅与她一样都是作家，在此是自谦自嘲。后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更嘲称赖雅是没有作品的作家(夏志清：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台湾《中国时报》副刊，1995年9月1213日)。。八月间我们在纽约结婚极简单的登记结婚，所以也没有通知亲友。现在我们又回到Macdowell Colony来，我的小说大概在冬天可以写完。此后我想写另一个长篇，背景是战前至胜利后的上海。虽然已经计划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因为需要较繁复的心理描写，叙事又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这在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应征Guqqenheim and Eugeve Saxton Fellowships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应征要至少七个保证人。不知您能不能给我做Reference？证明人，介绍人。Saxton Fellowship是没有时限的，但是Guqqenheim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应征。我想请您考虑后就写个便条给我，顺便希望您告诉我一点近况。您和胡太太谅必都安好。我有个短篇小说在下一期的The Reporter上，刊出后我立刻给您寄来。
张爱玲9月9日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二月里离开纽约后，与胡适几年不通消息，直到1958年。这封信的存在，证明她记忆有误，也许是她在遵循作家永远在创作的原则。
这封信告诉我们，那次胡适到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时，她的去向尚未定(所以她未跟他说)，而她离开纽约前也并未向他道别。信中所说希望在麦克道威尔完成的长篇小说即《粉红的眼泪》。该作虽然按计划完成，可是书稿却被出版她英文版《秧歌》的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退回来了。可能张爱玲对这部作品用功太深、抱的希望过大，故而所受打击匪小，以致病倒，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才得以渐渐康复。而《粉红的眼泪》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才以《北地胭脂》之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
《粉红的眼泪》虽然遭遇挫折，张爱玲却未停留脚步，她仍照原计划开始写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长篇，英文名为 Shanghai Loafer，可译作上海白相人。可是稿成后，出版又是一个无着落。张爱玲虽然不可避免地再次沮丧，但显然较前有了心理准备，在赖雅的日记里未见她为此病倒的记录。发表在 The Reporter(《记者》)杂志上的是《五四遗事》，虽然不可能有与长篇出版可比的喜悦，但由她将此写信告诉胡适来看，多少也是个安慰。
张爱玲向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的申请似都未成功，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张爱玲在1958年春天与赖雅一同向一个叫亨亭屯·哈特福的基金会办的艺文作场提出了申请。张爱玲又一次写信请胡适做她的担保人。胡适的表现是有求必应，马上答应了张爱玲的请求,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从表达，只写了封短信去道谢。
胡适在1958年4月离开纽约转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所以张爱玲此番与胡适联系的日期，即应在二三月里。
张爱玲夫妇7月份收到亨亭屯·哈特福批准的消息，但入住则要等到11月份。10月下旬，他们收拾停当。他们所有的家当全部收缩在10只衣箱和30只纸盒内，其余的都卖掉了。他们随即向亨亭屯·哈特福进发，中途曾在纽约作暂短停留。而就在那时10月30日下午一时，之前回到美国的胡适，又自纽约起飞，再回台北。要不然，张爱玲也许会偕夫婿去拜见胡适。而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即应是指这一次。
张爱玲接着又写道： 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 这好些时时为四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言去年之事，指的是1961年11月6日，美国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召集其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相聚台北，举行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湾的主持人哈利·施密特邀请胡适在开幕典礼上作20分钟至半小时的讲话，并指定演讲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本打算提前一天写篇英文讲稿，可因太太新从纽约抵台，上下午各有几批客人闻讯登门。虽是来看太太，但胡适不能不作陪。讲稿只好挑灯夜战，一直写到凌晨二时。不料祸从口出，所讲内容见诸媒体后，竟遭来围攻。一般的斥责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叛徒；离奇的控告他是在为共产主义铺路；更有甚者，诟骂他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面对此狂风暴雨，胡适没有正面反击。他在30年前写给杨杏佛的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应对办法之二是他效法歌德。歌德自言每遇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总勉强从事离其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所以在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便每日研究中国文字。胡适如法炮制，他读《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写昔日大同缠足风盛的文章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要在后街解开裹脚布，赤脚供人观赏，谓之晾脚会而兴趣盎然，还将剪报夹进日记里。
胡适有此自我安慰法宝，照理该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可是就在11月12日，也就是他大会发言后6日，他的心电图就出现了异常，心左室血管似有阻塞症状。医生叫他五天之内要完全休息，且每天待在床上不得少于12小时。可五天后症状不见好转，11月26日凌晨3点，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吃两粒强心丸方气平睡去，早晨却又咯血，于是住进医院，一住45天。
虽然胡适此病乃是旧病，1960年春天，即因相同症状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可是旧病复发，也不能不使人揣测他还是因为受了刺激。而他出院刚一个半月，便又与会，偏又发言，偏又言及不快之事！他固然肚大能容难容之事，可他的心脏却受不了了。在会上他说着说着便倒了下去，而竟至于一死。
张爱玲看到噩耗，大概是因为在她的感觉里，他早已属于历史。历史人物逝世？听来不免荒诞，所以她一时间惘然还要胜过悲伤，一边又不免揣想： 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胡适在遭人围攻及生病住院均见诸报端，看来张爱玲对此都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许她知情，但以知己之心、以她的性格为他着想既然不为时人理解，那样地被人侮辱，死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像她16岁那年她母亲从法国回来后，看着她生活中笨拙的样子对她说的话：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何况他死的过程时间很短，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她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也许指的是这个。文章摘自《惊心动魄时代秘闻：日记的胡适》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张爱玲送《秧歌》给胡适 谢其章 2011.06.01
我以前虽然热衷搜求张爱玲作品的首发刊及单行本,对四九之后她的出版物却不大留心，这当然是个喜马拉雅山般的失误。要说不留心也留心了，某件事情在没有被炒热之前，你就是天天遇着它，你也不着急，过去淘买旧书是多么地淡定自若，负手对冷摊，那是一份真正地闲情雅致。现在的古旧书行当,买卖两方都透着赤裸裸地贪婪,与其它行当无甚区别。
傅月庵前几年来北京，送给我一沓《今日世界》，张爱玲的《秧歌》最初在它上面连载。我惟一的不失误，是在网络上趁人不注意以180元拍得初版中文《秧歌》，还是插图本，现在你出三十倍的价也买不来，极度缺货。
《秧歌》的封面喜气洋洋，张爱玲说书的封面，蒙薛志英先生代为设计，非常感谢。（《秧歌》跋）至于插图作者，陈子善教授也考证出来了，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随手作笔记的好习惯我一直没养成。张爱玲曾对宋淇说写完一章就开心，恨不得立刻打电话告诉你们，但那时天还没有亮，不便扰人清梦。可惜开心一会儿就过去了，只得逼著自己开始写新的一章。写作与淘书有一处是相同的--开心一会儿就过去了。
一九五四年秋，张爱玲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胡适一九五五年一月给张爱玲回了封长信，原信张爱玲竟然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张爱玲真是把一切都看透透了，跟她相比，我们这些恋物癖，全部是废物。
胡适在信中说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张爱玲虽亦是新文艺作家，但不会笨到用饿来切题。张爱玲曾说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这三件恨事都是吃饱饭后的余绪。
我们这一代有过忍饥挨饿的经历，没齿不忘之饥肠辘辘。当年在农村插队，我也可以归纳出三件恨事：饥而无粮，寒而无柴，读而无书。饿是第一位的，我甚至以为你这辈子如果没有经历过一大段撕心裂肺的挨饿史，你就白来世上一遭。张爱玲除外。一九七零年夏，我被派到水库出民工，吃住都在老乡家，每天三顿都是发了霉的棒子面。有一天中午，望见水库指挥部包饺子呢，一排盖一排盖的，我们的涎水啊真是要漫过水库了。跟我睡一炕的两个北京知青，如今一死一瘫，回想饿事，不胜低回。
个人旧事不要老絮絮叨叨，再伤感再凄绝的故事亦不宜没结没完地倾诉，--好像别人多爱听似的。这两天在看《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里面一张照片的一段文字，说的是莫斯科第110中学的一百名学生参军之后未能生还，丹尼尔·米特尔彦斯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做了五个牺牲同学的雕像，摆放在学校供学生们瞻仰，学校曾经每年都在胜利纪念日举行悼念仪式。但是后来，学生们越来越厌倦了聆听他们的先辈在一场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雕像多次遭到人为破坏，后来不得不迁移到学校不起眼的入口附近一个偏辟的安全场所。这很像我们今天再讲焦裕录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一样，效果为零。
张爱玲后来见到胡适，她说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我们极端孤傲的张爱玲，生平里惟一的使用这四个字。谈话几度卡壳，也许是如对神明造成的，又不太是，张爱玲自己说过我从小就充满自信心：记得我在高中二时，看见一位相当有地位的人（颜惠庆）写给我母亲的信，我就不管三七廿一拿它批评了一番，使母亲生气极了。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还有种可能造成卡壳的原因，也是张爱玲说的平时对陌生人，我只有两个态度：1,gushing,too friendly【滔滔不绝，太友善】2，tongue-tied【张口结舌】。
《秧歌》里杀猪的那段，现已查明，是打《异乡记》里挪过来的，但不是原文照搬。<红旗谱>里也有杀猪的事那是为了写反割头税，宰杀的细节远不如《秧歌》来得有趣。血溅三丈，张爱玲离屠夫一定很近。超人的观察力，超人的文字，还有谁比她更会写--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异乡记》）。--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它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秧歌》）。--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异乡记》）。
我在农村时每年都要见上几回杀猪，跟知青关系好的老乡，杀了猪会叫我们去大吃一顿，大片的猪肉管够，吃的最多的是灌血肠。集体户头两年也养过猪，杀时请老乡来杀，我们养的猪能有多肥啊，人还吃不饱呢。
胡适回信中还说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张爱玲回信中说我寄了五本《秧歌》来。此处的来有点方向不明，自己给自己寄书？张爱玲接下来的一句还是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九五八年，张爱玲因事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忆胡适之》）。至此，世上有六本异常珍贵的《秧歌》，下落不明。
二0一一年六月一日
新安传媒网 张爱玲与胡适 2011.08.14
1955年底，张爱玲到美国不久即拜见了胡适，原来他们的祖上就有联系。他们的互访言谈，都进入了彼此的日记。
被张爱玲抄录的回信
张爱玲的爷爷是清朝末期知名的官员张佩纶（1848~1903），也是李鸿章的女婿，考中进士后成为皇家教师，思想接近洋务派。正当其地位蒸蒸日上之际，年过四十还只是一名秀才的胡适父亲胡传（1841~1895）找到他，请他写了一份推荐函，去吉林、黑龙江边境找钦差大臣吴大澂，想得到吴大澂的关照。没想到胡传被吴大澂一眼相中，留作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关于胡传在东北协助钦差大臣办理边务的成绩，本报7月25日已作详细报道。当时，作为已对科举之途丧失信心的胡传，丢下妻子儿女，从亲戚家借钱闯关东，来到宁古塔只有重刑犯人才被发配到这里，可以想见胡传对自己前途所作的最后选择，几乎是破釜沉舟似的，在人生的最低谷，张佩纶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让胡传的命运出现转机，对于胡氏家族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胡传当然会铭记在心。后来，张佩纶被流放时，胡传曾给他写信，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并给他寄去二百两银子。这件事被张佩纶记在了日记里，可见他对这件事是很感激的。十年之后，胡传跟随吴大澂治理黄河有功，朝廷决定提拔他去江苏任地方官，途经天津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闲居在此的张佩纶。
张佩纶对胡传的提携，张家的后人几乎也都不知道，可胡传的儿子胡适在1946年就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胡适曾写过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文中称，1946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看到过《涧于日记》，这是张佩纶的日记。他随手翻看，发现里面记载有他父亲胡传的名字，并由此得知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张爱玲一生中收到过多少读者评说她作品的信件，没有人统计过，她的小说受人喜欢是事实，粉丝致信这是定然的，可将来信抄一遍留存，这是不多见的，可见张爱玲对胡适观点的重视。以下是胡适的回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 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 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 ，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这封回信表明，胡适对《秧歌》的阅读是十分细致的，对年轻作者是尊重和重视的。
收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是很高兴的，她回信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对于胡适提出的建议，她都一一作了回答。总之，张爱玲对来自胡适的意见是十分重视的，两人的书信交往也是十分坦诚的。
孙女痴读胡适之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1896~1953）是老夫少妻的结晶。他7岁时，父亲张佩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李菊藕年轻守寡，立志要将其父未竟的鸿愿落实到儿子身上。她严格要求儿子读书，背诵不上来就罚跪，因此练就了张廷重背书的一套好本领。张爱玲后来写文章回忆他父亲背书的生动情景：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有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外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正因为如此，张廷重的书桌上经常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张爱玲是1920年出生的，她在读小学六年级时，便和她的弟弟同时看由胡适作序出版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而在看这部小说之前，她早就看过《胡适文存》。她回忆说：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 、《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
还有一本胡适写了三万多字考证资料的《醒世姻缘传》，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 ，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
异域的短暂交往
1955年10月，张爱玲来到美国。11月，她和香港大学时的同学法蒂玛·摩希甸(Fatima ohideen)，到胡适居住的地方拜访。
随后，胡适对张爱玲作了回访。这一次，张爱玲想必交代了自己家世的情况，这使胡适发现：原来，眼前的才女是自己父亲恩人的孙女。张爱玲则感觉 如对神明。即便这样，两人的关系还是进了一层。不久，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去拜访胡适，在胡适的书房，听胡适讲他父亲和张爱玲爷爷的故事。显然，此前张爱玲是不知道她家与胡家的这段交往的。对胡适讲述的故事，她或者默然，或者笑非所以。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胡适前往张爱玲居住的职业宿舍。结束时，张爱玲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1958年，胡适先生回台湾，直到1962年去世。
胡适日记中的附信
痴迷于看某某的书，与直接与某某交往，这是两码事。张爱玲由看书到写书，在1954年，她的小说《秧歌》出版了，在当年10月25日，她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写信，同时附寄了一本《秧歌》，想请胡适先生为自己的小说作点评说。胡适先生是非常注重文献资料保存的，他几乎天天写日记，有时日记就流水账似的几句话；有时干脆把当天看到、收到的重要文件剪下来，直接贴在日记本中。张爱玲的这封信，就被他贴在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中。信是这样写的：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过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收到小说后，前后看了两遍，觉得作者确实已经做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认为《秧歌》是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后来，很多人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其实不然，这几个字是加了引号的，它是鲁迅对《海上花列传》的评价，出现在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考证文字中，张爱玲是借用的。
胡适向来注重对年轻人的鼓励，时隔两天，他就给张爱玲回信了。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回信的事，但特别注明此信没有留稿，而张爱玲恰恰保留了这封信。
□ 本报记者 丰吉
东方早报 《忆胡适之》董桥读了一百遍 2014.06.15
如果做一个调查：你最喜欢张爱玲的哪篇（部）作品？应答者肯定众说纷纭。如果问董桥，他的答案一定是《忆胡适之》，张爱玲的一篇晚期散文，不引人注目，发表于1968年，后收入《张看》。董桥认为张爱玲的这篇文章最好,自称看了有一百遍（《董桥谈写书、读书、藏书》，《上海书评》 2012.3.24）。董桥一向用心揣摩张爱玲的文字，他认为她的后期散文才情高华，文字凝练，文白神出鬼没，允称撒豆成兵。一部《张看》可以医好现代中国散文的厌食症（《说文，解字》，见《英华沉浮录》五）。评价甚高。他的随笔《张爱玲不听电话》（见《英华沉浮录》六）基本上转引自《忆胡适之》，这是向张爱玲致敬之作。
董桥喜欢张爱玲的这篇散文固然有天才女作家文笔高妙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她表达出了对一代文化大师、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巨擘的真挚情感，还有，胡适是董桥心中的偶像。香港书评人黄俊东在《猎书小记》中也说最喜欢张爱玲的《忆胡适之》，文随意发挥，意随笔到，文字朴实平淡，意境深远。黄俊东和董桥曾是《明报》月刊的同事，二人相交甚笃。黄俊东和张爱玲还有一层关系，他做过张爱玲《张看》的责编，二人有过通信往来。在所有回忆胡适的文章中，张爱玲的《忆胡适之》也许是最好的；相映成趣的是，在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也许是最好的，女作家的敏锐善感和女弟子的情真意切成就了至情至美之文。
《忆胡适之》是回忆体散文，回忆套回忆，又牵带出家族记忆，有胡适给张爱玲的信，也有张给胡的信，还有对《红楼梦》《海上花》的评论文字，是一个混合式杂糅型文本，表征了张爱玲时空交叠中的心理错综和复杂、丰沛的情感。文中谈《海上花》的文字其实还是暗写胡适，是在心里与他探讨这部中国小说佳作，是与他的《〈海上花列传〉序》构成潜对话关系。胡适可堪是张爱玲的精神导师，她在此文中指出大陆批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遗弃：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可以看出，张爱玲是有着明确的历史意识的，她将胡适看作五四传统的灵魂人物，她在心理上继承胡适的衣钵，自觉地赓续五四传统，把自己当作五四的传人。而这一点被世人所忽视，没有把她纳入五四传统的历史谱系里加以应有的观照。
张爱玲在文中提到胡适批阅过她的《秧歌》。那时，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虎落平原，英雄无用武之地，寂寞、抑郁，可想而知。胡适圈点天才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杰作，这也是他在寂寞的人生岁月里的一抹心理慰藉，同时也是两个大师级人物思想火花的碰撞，这样的因缘际会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张爱玲还写到胡适的书房：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如果胡适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这些资料一定会变成他的精彩著述。搬家时，光是这些资料的整理、搬运、邮寄就大不易。董桥在《胡适的牵挂》（见《今朝风日好》）一文中提道，胡适1961年年底写信给夫人详细嘱咐离开纽约寓所要注意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字画、书籍的处理。
董桥在多篇散文随笔中都写到胡适，因为胡先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从《四十自述》到《胡适文存》都熟读（《轮到我在春风里》，《英华沉浮录》六）。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英华沉浮录》五）
董桥收藏了胡适写给他学生张充和的两幅书法：元朝贯云石的《清江引》和自作白话诗《生查子》，遗墨生香，情感所寄。他对上学时有幸聆听胡适演讲一事一提再提，津津乐道：我从小读胡适的书看胡适的字，他的学问尽管领略偏浅，他读书做人的事迹毕竟很可思慕。在台湾求学之初偶然坐在台下远观台上的胡先生，感觉和张爱玲相似：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胡适在晚辈眼里成了一种传说和传奇。没有他，中国新文化运动难免少了一份久远的光和久远的热。 （《胡适的字》，见《景泰蓝之夜》）胡先生讲国语真是腔圆，字正不敢说。（《和高先生谈天》，见《立春前后》）我做学生的时候听过胡先生晚年的一次讲话，谈吐坚定诚挚，风度儒雅亲切，眼神偶尔流露的是他仁厚而寂寞的内心世界。（《胡适看不下去的一本书》，见《旧日红》）董桥回忆在台南成功大学读大二时，得知胡适逝世的消息，在布告板前看新闻的情景及社会反响，称他为中国一代完人；几十年来读遍胡适和关于胡适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远讲真话的人、永远有教养的人；他总是堂堂正正面对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权利（《讲真话的人》，《英华沉浮录》六）。董桥在荣休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珍重》中写道：胡适之终究是胡适之：渊博而执着，温煦而刚毅，诚挚而挑剔。我在台湾读书头几年胡先生健在，报上常常看到他的消息，偶尔光临学院讲学，风采潇洒，月明星稀，一笑一嗔皆文章。他还写有《胡适之到哪里去了？》《胡适还是回台湾好》等文。如此连篇累牍，拳拳之心可鉴。
继张爱玲之后，我们能看出董桥对胡适的深挚感情，以及胡适传统得以接续的又一明证；在大陆断裂的，在台港及海外接续着，那一脉思想的薪火幸而不至于熄灭，并在二十世纪末重在内地燃起。这正印证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的比方：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这就是这位五四文化巨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一直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胡适还是鲁迅？有学者这样自我期许：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作为一种倡议也未尝不可；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读胡适的书，走鲁迅的路；或者读鲁迅、胡适的书，走自己的路。这些都有可讨论之处，但首先是我们要赓续那个伟大的传统，像张爱玲、董桥明示给我们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