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钱钟书与张爱玲在最近一篇杨绛先生的访问，有这一段关于张爱玲：
我问：您本人对张爱玲怎么看？
先生眨眨眼，耸了耸肩，沉默了几秒，说：受不了她。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下三滥。钱钟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钟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
该访问没有来源出处，所以现在存有疑问，但网上已经有不少讨论(见豆瓣.豆瓣) ，也带出来另外一段旧闻：
对张爱铃，钱先生很不以为然，说张爱玲近视，又不戴眼镜，总是眯着眼，又喜欢穿怪里怪气的衣服，还不如苏青朴实些。我说他在美国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杨先生在一旁说：“劝他不要乱说话，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先生说无所谓。又说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是李鸿章的女婿，打了败仗回来，李鸿章的女儿写了两首诗：“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钱先生一边念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眼泪汪汪的样子。
还有这篇：
至于张爱玲，情况则稍微复杂一点，因为
1979年钱先生访美时，明明对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安迪先生也提出质疑，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竟回答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这是钱钟书先生“当面输心，覆手为雨”的典型例证，类似的事情实在多得很，建议不了解钱先生为人的读者仔细读读范旭仑先生的文章《钱钟书的性格》，此文虽多诛心之论，然而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诛”得准。
又有人
說(见豆瓣)：张爱玲又是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呢？唯一的记录还是来自水晶，《夜访张爱玲》里提到，水晶说《围城》固然写得好，但太过cute，看第二遍就不喜欢了，张虽没正面回答，但“笑了起来”，水晶据此推断张想必是同意他的看法，他又提到张的《半生缘》和钱的《纪念》相似，张说没看过后者，只是“偶合”。
嗯，张爱玲又是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呢？先父宋淇跟杨绛，钱钟书与张爱玲都是好友，所以家里藏有来往书信，钱
/杨来信没有提过张爱玲，反而宋张有谈及钱钟书先生：1979.7.21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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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8.19
宋淇湯晏《一代才子錢鍾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51頁)：
外界還有類似這樣的報導，說錢鍾書在家與家人均講外語，好比說周一講英語，周二講法語，周三講德語及意大利語，餘類推。這也是無稽之談。錢鍾書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寫信給夏志清說﹕“弟法語已生疏，意語不能成句，在家與季康操無錫土話。”(1979年17日，何月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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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宋是否从来都是这样温温吞吞？当然不是！在
1979.7.21信里面，张点名批评了几个文坛名人。宋淇还没有回信，张又在1979.8.6信里面狠批一位「盗墓贼」。 如果张爱玲对钱杨有意见，一定不会手下留情。参考链接：杨绛和张爱玲 北雁南飞 ,南方都市报
杨绛当年在沦陷区上海也曾是走红的女编剧，名重一时。而且她的戏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差不多先后演出，据说都很受欢迎，李健吾还曾在《万象》发表评论，盛赞杨绛是新时代出色的剧作家。
傅雷化名迅雨写的《评张爱玲的小说》，也发表在《万象》，不过不同期。张爱玲一度以为迅雨是李健吾。
钱杨夫妇同傅雷，柯灵等都有交往，杨绛文中多次提及，还写过相关文章。傅雷，柯灵都很欣赏张爱玲，但我遍览《杨绛全集》，并无一字提及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天才女作家。
很喜爱《干校六记》，叙事散文的上乘之作。杨绛的小说也不错，《玉人》我中学时代曾在《小说选刊》上看过，印象深刻，当时没留意作者是谁，重读有邂逅旧友的惊喜。我也喜欢《大笑话》《小阳春》和《洗澡》，语言简洁平实又充满幽默的机锋，有些《围城》味儿，但不那么辛辣，更近于简奥斯汀温和的调侃和优雅的世故。
杨绛在文革中一次大会上被一位清华女生跳出来控诉：“杨先生上课不讲工人，只讲恋爱……，还说结婚后也可以谈恋爱……”那女生固然是断章取义，但看杨的小说，确实很大篇幅描写男女之间微妙的感情发展，不写大场面，只是她熟悉的高知阶层的闲情逸事，落笔平淡自然, 布局精妙不着痕迹，结尾意犹未尽。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大家风范,可以感觉出她深厚的文学素养,其中《洗澡》堪为她的小说代表作。
这点倒与张爱玲有几分衷曲款通.,都深明文学本意，固守为文本分，绝不牵强附会地大发议论或妄申“革命意义”。
杨绛与张爱玲是同时代人，不同的成长背景。杨 绛父亲是清末官派留日学生,民国曾任京师高等监察厅长. 她辛亥革命那年出生在北京, 后随父母回南方, 童年住无锡,少年和中学就读上海的教会女中.在清华读大学时遇到钱钟书,结婚后同到牛津和巴黎留学.
杨绛在自序里写道：“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于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她小说作品并不多，她自谦“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些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
想起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曾这么说过：“….我还是保持自己的作风，只是自己自己惭愧写的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她们都是学贯中西,阅读涉猎甚广,写作态度非常严谨,同时极有自知之明地谦虚.杨绛八十岁时自毁已完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再写小说.但她遗憾未完成写出"好小说"的初衷,"自分此生休矣"六字令人感慨.
新中国是太讲究主题和主义了,几十年的批判改造,绝顶聪明如钱杨夫妇安分守己地躲在"低调沉默"的隐身衣里也在劫难逃. 敏感的小说太难做了.一部写在80年代后的<洗澡>,女儿还提醒她走入禁区了,因为"党从未说过改造思想不对".压抑不住的笔斜逸而出写散文,“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杨绛散文的成就反倒远高于小说.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个考语张爱玲也曾用来评她喜爱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试图表达这样的意境，比如结尾处的那个梦，多象《海上花》中篇未二宝的梦，二宝被史公子遗弃，早已绝望，一次被一无赖癞羞辱之后，哭泣睡倒,忽得一梦，梦到史公子回来接她，醒来后对母亲说“妈妈，将来见到史公之，这些话不要提起。”
但张杨的成长背景，性格，人生经历，还有文风都太不相同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她们两人始终互相未置一词，就好像生活在各不相扰的两个世界里.
有趣的是钱钟书有一个短篇《纪念》，从人名到文字风格都很像《半生缘》，当然故事完全不同。我认为写《围城》和《纪念》的钱钟书同张爱玲有一些本质上的相通，就是对婚姻和恋爱中的男女关系有透彻客观的认识和表达,不同凡响。
但据说钱张并不互相欣赏，张说《围城》太“smart”了，不耐读。钱似乎也讲过几句讽刺张的话。不过年轻时的钱是够狂的,普天之下也没几个人在他眼里. 在另一篇短篇小说《猫》里，他分明就是在影射讽刺林徽因和她的著名的“太太的客厅”，那些风雅的高知人群统统被他看了个透，并还原为庸常世界里的芸芸众生。
透过现象看本质，大概就是“格物致知”吧，这是钱钟书的强项。但人情世故很多时候糊涂点比看的太清要好，而况自以为看透的事情很难说不是一己偏见。相比钱，杨绛有着更通达的智慧，在艰窘的沦陷区上海，她写的是喜剧《称心如意》和《游戏人间》。看他们两人的照片，钱有着掩饰不住的桀骜不驯，她则总是温婉淡定地微笑. 他们象<傲慢与偏见>里结婚后的达西夫妇.
杨绛说写<围城>的钱钟书是"淘气的钱钟书",钱自己也并不以为<围城>等小说是杰作.解放后他再未写过小说,运动之余,专心读书做学问了.
(Horney) 杨绛“鄙视”张爱玲？ 2010.07.31
我问：您本人对张爱玲怎么看？
先生（指杨绛）眨眨眼，耸了耸肩，沉默了几秒，说：受不了她。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下三滥。钱钟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钟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以上是一位记者今年四月见到百岁杨绛时二人的对话。
因为这是从网上看来的，又没有出处，很多人都对此事的真假存疑。
开始我也是的：百岁老人了呀，不是说仁者寿吗，不至于这么不厚道吧。而且不光是不厚道，也没一点格调，连《围城》的层次都达不到。
但是慢慢地我就信了。
首先，这篇访谈还有其它内容，涉及到别的人和事，还有杨的近况，从言者的语气到内容的独特，凭直觉判断，不像是编得出来的。比方说到出钱钟书的纪念文集，杨说已把此事交于丁伟志（原因之一他是党组成员），目前有十篇文章，７月１０日截稿。这就很有一种现实感。再有说到她自己的近况，“给我加了不少工资，我和保姆能吃多少，也就一千多一点，我就吃那么一小点的鱼，吃点坚果。”完全是百岁老人的口气。
当然一处真不一定处处真。但是钱杨二位，向来是钱不离杨杨不离钱的，对一个人的评价，当然也可相互参照。
那么钱钟书有没说过张的坏话呢？有的。
约在九十年代中期，某报记者安迪作客钱家，问起钱对张的看法，钱很不以为然。安迪就问：你不是在水晶面前夸过张吗？钱说，那不过是应酬，因为他是捧张的。注意，接下来就是正文了：实际上他对张是没好感的，说她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奇装异服，还不如苏青爽朗；又说那样的下雪天留着给张爱玲去抒情吧等等。
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夫妇二人间的“互文”了。
都以张爱玲的外貌“破题”，虽然杨的语气更像三姑六婆，但中心思想完全一致：张爱玲丑人多作怪。杨绛更由此延伸出张爱玲饥不择食，拣到篮里就是菜，连汉奸都跟。最后回到正题：张爱玲的作品下三滥，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事，鸳鸯蝴蝶风花雪月。
从前单位里有一个同事，听说我喜欢张爱玲，就说杨绛也不错的。我找来《洗澡》、《干校六记》及其它一些散文来看，说实话，看不下去。是，杨绛写的是琐琐碎碎的事，张爱玲也是，但不管张爱玲怎么自承是个小市民，写的是多么普通的普通人的故事，我都能感她的不食人间烟火；而杨绛，那时候就觉得她也就是婆婆妈妈的档次，虽然没好跟同事讲。
那时候总想着，杨绛天分低些，但人总是个好人。虽然有人批钱杨没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要求委实有点太高。张爱玲不也写过《小艾》、《十八春》吗！
现在看来，真是文如其人啊！
据说《围城》里唯一一位没挨骂的女性唐晓芙是以杨绛为模特儿的，当然杨是自负美貌的。如果把张杨二位放在一起比，应该说杨绛比较符合大众审美，而且说是杨绛“花色好得来”——这在照片上看不出，所以真人该更加上几分；而张爱玲，其实是不能用美丑来评判的，最多也就是“相貌清奇”，当然高度近视又不肯戴眼镜也是事实，在一般人眼里肯定是不好看的，这从当时一些人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但是否真像杨绛说的那么不堪呢？就像当初苏青为自己辩护，纣之不善，有如此之甚吗？
柯灵夫人陈国蓉当年请张到她学校作客，后来说，张爱玲的皮肤白是白的不得了，少见的白，薄薄的一层，有脆弱在里面。多年以后，张爱玲从美国“重返边疆”，来到台湾，美新处的麦卡锡设宴招待，台大外文系一帮文学青年作陪，其中就有后来以《尹县长》等文革小说闻名的陈若曦。她回忆道：她真是瘦，乍一看，像一副架子，由细长的垂直线条构成，上面披了一层雪白的皮肤；那肤色的洁白细致很少见，衬得她越发瘦得透明。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描述张爱玲的皮肤时，用词竟如此惊人的一致！而张爱玲在自己的《小团圆》里也说，“九莉”是“鲜荔枝般透明的清水脸”。张爱玲虽然自恋，对自己的容貌一向有自知之明。
杨绛却说张爱玲一脸花生米，一派胡言。
奇装异服，弄姿作态，倒是真的。张自己也承认。这是她的自卑。她没有杨绛幸运，有父母的宠爱，家庭的温暖，东吴大学“孔门七十二弟子”的追求，当然有能力也有余裕从从容容地挑拣称心如意的丈夫。张爱玲只能姓“碰”（佣人说的），“碰”到哪个就是哪个。杨绛再怎么说也是留洋镀过金的，现代心理学的皮毛总懂一些，怎么就没有一点“了解的同情” 呢？
还是嫉妒。
钱钟书最气的是，夏志清竟然把他跟张爱玲一起捧，而且还指张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就好象张爱玲也不喜欢钱钟书的《围城》；但就事论事就好，何必要人身攻击呢！想起“钱钟书打架案”，以前一直是相信钱杨的，现在看未必。还有宗璞的《东藏记》，尤甲仁夫妇影射钱杨，明指杨造谣生事，与那鲁迅研究者异口同声，当不是偶然。就说这篇访谈，除了“鄙视”张爱玲，杨还提到了两个人：张隆溪和刘心武。刘心武大家都知道，且不说他的“秦学”是否荒诞无稽，杨绛似也不用如此大动肝火，说他“胡说八道”、“神经病”；那张隆溪何许人也？原来是个被钱记米汤灌得晕晕乎乎的“捧钱派”，杨绛气不过他“在城市大学拿很高的工资”，指他不懂中文只卖弄英文，怕是要直接把他推到“倒钱派”里去了。
杨老太太已度百岁，算是“人瑞”（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人妖”来），有权利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但我想，张爱玲就算活上两百岁，有些话也是说不出口的。
贴一篇旧文:
张爱玲钱钟书谁也不待见谁
最近得到两条有关张爱玲的新信息：一，《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穷酸罗潜之竟是傅雷；二，张爱玲曾在接受水晶采访时默认过不喜欢钱的《围城》，这我知道，但我不知道钱对张也不以为然。据说钱在八十年代初见水晶的时候还说张“she is very good, she is more than clever”, 然而到九十年代中期就反悔了，说那是应酬，因为“他是捧张的”，实际上他对张是没好感的，说她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奇装异服，还不如苏青爽朗；又说那样的下雪天留着给张爱玲去抒情吧等等。
罗潜之是傅雷，一旦说穿，不能不信。翻译音乐史，“在这低气压的时代”，同学的妹妹，当面交换信件，夫人（一个穷亲戚）的忍耐，第三者跟他一家的关系，最后的结局……然而被张爱玲一弄，那么“浪漫”的婚外恋就成了一出闹剧，傅雷也不折不扣地成了小丑。我猜，这是傅雷批张自食其果了。
在这件事上，钱钟书怕也不会同情傅雷，虽然他们算是朋友，但钱未必看得上傅。真正让钱对张心生反感的可能正是水晶的“挑拨”——张不待见钱钟书！再加上九十年代中张爱玲在大陆也已大红大紫，势头远超钱钟书，钱心中难免不泛酸，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连演几十天的时候，杨绛也搞过一出《称心如意》，早就是对手了。
于是钱就把张不得人心的一面全想了起来，一下就把她归入范小姐苏小姐一流的人物，矫揉造作，自命清高；而钱的理想是唐小姐，“女人有女人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钱似乎除了杨绛，天下就没可爱女人，连林徽因这样的大众情人他都不买账。他大概也把天下女人分为两类，睬他的和不睬他的，不睬他的全有可笑可挖苦之处。
张爱玲是否完全就事论事呢？也未必。两人在上海滩有过交集，虽然可能没有见过面，但彼此肯定是听说过的，两人有共同的朋友。以钱钟书的刻薄和口无遮拦（张爱玲刻薄虽一，但比较“淑女”），难保没有“酷评”传入张的耳朵。张向来是这样，表面故作矜持，内里早已五痨七伤，一记就是一辈子，像对潘柳黛；对钱当然也一样。正好水晶这个马屁精摸准了她的心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并世两大才子才女，要么一双两好比翼双飞，要么肯定同行是冤家，所以在张面前贬钱总是没错的；果然张爱玲笑而不答：这可是你说的，我没说啊！
尽管两人谁也不待见谁，我还是得承认，就小说散文的成就来说，钱是不如张的，虽然《围城》很好看，但一点也不精致；而且水晶是拿作品说事，钱却全是人身攻击，一点没涉及到张的作品，说张爱玲抒情就更是低段了，显得反不如张有涵养。
张远在海外，要是说几句钱的坏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她没说；钱貌似口无遮拦，实际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利益：讲讲张爱玲没所谓，共产党的坏话是一个字也不能讲的。张是爱惜羽毛，钱是明哲保身。
才子才女走下神坛也就是普通人，再一次证明了张小说永恒的主题：人是非理性的。
(Douban) 《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纯系捏造，特此声明 2010.07.22
毛派分子原是豆瓣网钱锺书小组成员，现在因为精神分裂症已经入住北京安定医院2个多月了。在今天电疗结束后，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他特意嘱我一定要在豆瓣网钱锺书小组发表此声明，向所有朋友说明他所写的《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完全是他自己依据网上的材料捏造出来的。
毛派分子自16岁始读钱杨作品起，一直是最忠实的读者。在他家里摆满了钱杨的画像和他自己影印的钱杨照片。在毛派分子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前，他把自己全部积蓄都用来购买钱杨的书籍并分赠给周边友好。在经受不住失恋的打击患病以后，他开始幻想自己和钱杨夫妇对话，并常常告诉周边家属他每天晚上都在梦里与钱杨夫妇交谈。情非得已之下，毛派分子在今年4月25日中午，在豆瓣网钱锺书小组论坛里发布了《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一文，他根据自己对文坛人物张爱玲，刘心武，张隆溪等的月旦品评想象了他本人与杨绛先生的对话，同时根据李黎等人的文章捏造了杨绛先生的谈话。
我谨代表病中的毛派分子向所有网友正式声明：毛派分子本人从来没有见过杨绛先生本人，他所写的《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是他个人根据想象和网上的文章自己捏造的。他郑重地向杨绛先生鞠躬道歉。同时对所有热爱杨绛先生和热爱张爱玲，张隆溪以及刘心武文章的读者致以最深切的歉意。
毛派分子最后提到钱锺书杨绛先生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和万世楷模，他希望读者以自己事例为戒，万勿再做此“走火入魔”之事，把钱杨放在心里，就像天堂在我们心里一样。
本人在此最后向所有网友重申：《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一文纯系捏造。敬请原谅。
(南方都市报) 钱钟书夫妇看不起张爱玲？ 2012.12.11
钱钟书与香港的因缘
鉴于我们家在1949年到了香港，钱钟书女儿也来过我们家做客，我自然要谈谈钱先生跟香港的因缘。钱先生初到香港是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有一段：
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钟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钟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我爸爸宋淇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给钱先生说：
《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我爸爸又写道：
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 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即使到了1980年，爸爸虽亲笔邀请钱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钱钟书当时只说：
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上月傅聪来舍晚饭，谈起游港，我亦曰：For me，Stephen is Hong Kong or rather H.K.is S. just as“L‘état，c’est moi.”
“L‘état，c’est moi.” 是法文，中译一般作“朕即国家”，直译是：“国家，就是我。”相传为路易十四所说，因为他相信他就是国家，所以人民不会搞革命推翻他，没料到给钱钟书一下恶搞，就变了“香港，即宋悌芬”。爸爸居然成为旅游景点，特区政府不知道有何感想？
在这几期的讲述中，我摘引了一些钱钟书先生与我爸爸的通信内容，这些摘引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爸爸和钱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杨绛称张爱玲是下三滥？
除了以上谈学术的通信外，我爸爸与钱钟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钟书对他人的看法，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比如他对张爱玲就是如此。
2010 年，网上流行一段访问，是杨绛讨论张爱玲，杨绛称张爱玲是下三滥，并说了些负面的话。原话是“受不了她（指张爱玲）。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下三滥。钱钟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钟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
杨绛说的“把钱钟书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捧”是指夏志清在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以大篇幅写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此后几十年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夏志清以非主流的眼光肯定了钱钟书与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但这两位作家是我爸爸推介的，爸爸并将他们的书寄给夏志清。夏志清看了后，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那篇访问被转发到张迷论坛，结果引起一场口水战，杨绛首当其冲。后来有人发出声明：“（这篇访问的作者）原是豆瓣网钱钟书小组成员，现在因为精神分裂症已经入住北京安定医院2个多月了。在今天电疗结束后，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他特意嘱我一定要在豆瓣网钱钟书小组发表此声明，向所有朋友说明他所写的《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完全是他自己依据网上的材料捏造出来的。”当然这段声明也可能是恶搞，但我更愿意相信杨绛不会作出这种低劣的人生攻击。
钱钟书对张爱玲评价不高
钱钟书对张爱玲的看法又如何？我们可以参见安迪的文章。安迪去访问钱钟书时，问他对一些作家的看法，谈到了对张爱玲，钱对她评价不高。但是1979年钱钟书访美时，明明对学者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为何会一转话锋？安迪当时也提出质疑，钱钟书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的确曾夸过张爱玲，原因是“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我家里有幅钱钟书与水晶合影的照片，相片中水晶捉住钱的手不放。水晶随后将这照片寄给张爱玲，她又寄给了我爸爸，加上寥寥数语：“钱钟书出国好像没经过香港？水晶跟他合拍照片，寄了一张给我，比报上的清楚，真不见老，转寄给你们，不用还我了。”
爸爸凑巧是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共同朋友，他给钱钟书写信，有时不免提到张爱玲，到写信给张爱玲时，自然也有提及钱钟书。有一次爸爸跟张爱玲谈及卞之琳──写给张爱玲是指明道姓，但他和钱钟书通信时多数只戏称他为鱼目诗人──先批评他国语坏，英文满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访美和来港时作的演讲都反映极差，接着便说：“他对夏志清大献殷勤，因为如志清不帮忙，他未必出得成。钱钟书云：他对志清 publicly excommunicate，privately communicate.（请不要告诉别人。）钱非常看不起他。”我查看钱的原信，果然有此一段：“志清亦已半年无只字；《围城》重印前言已被《文汇报》月刊索去先发表，文中坦白致谢志清，稍不同于卞某之流public ex- communication，private communication.自信尚算得有骨力者。”
（下一讲将讲述钱钟书对张爱玲《红楼梦》研究的评价，敬请关注。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南方都市报) 钱钟书夫妇看不起张爱玲？ 2012.12.18
宋淇与钱钟书通信聊“红学"
1979年，我爸爸宋淇写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钟书访美情况：
“钱抢尽镜头……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
关于钱的外语能力，历史学者汤晏澄清说：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道，说钱钟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钟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我爸爸和张爱玲都研究《红楼梦》，杨绛也曾经写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所以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很自然地聊起“红学”。钱钟书在1980年2月2日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兄治红学之造诣，我亦稍有管窥，兄之精思妙悟，touch nothing that you don’tadorn(触手生辉)……弟尝曰：近日考据者治 “红楼梦”乃‘红楼’梦呓，理论家言R edCham ber D ream (红楼梦)乃R ed Square N i-ghtm are(红场梦魇)。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何谓“红场梦魇”呢？这应该是嘲笑某些人只懂生吞活剥苏联理论，钱钟书在后来一封信曾说：“国内讲文艺理论者，既乏直接欣赏，又无理论知识，死啃第四五手之苏联教条，搬弄似懂非懂之概念名词，不足与辩，亦不可理喻也。”
之后爸爸便回信说：
“钟书先生所言红楼梦魇和呓，足以令人深省。手抄本各本一字一句，此异彼同，争来争去，必无结果，所以有人研究版本，我就建议用红楼梦魇为书名，可见所见略同，不过先生是英雄，下走则为狗熊耳。”
爸爸说的“有人”，自然是张爱玲了。她的《红楼梦魇》在1977年出版，自序说“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爸爸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而只隐晦地说“有人”呢？他大概是猜到钱钟书看不起这类琐屑的考据，便无谓提及自己另一个好友的名字了，这亦看到爸爸的世故。
钱钟书对张爱玲《红楼梦》研究的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钱钟书下一封信便对这类考证者冷嘲热讽：
“《管锥编》第三册1097-8页即隐为曹雪芹诗而发(拙著中此类‘微言’不少)；illiterateknaves conspiring w ith learned fools，又不仅曹诗而已。此间红学家有为‘红学梦呓’ 者，有为‘红楼梦魇’者，更有为‘红楼梦遗’(noc-turnal em ission)者，有识者所以 ‘better deadthan R ed’，一笑。”
这里的“illiterateknaves conspir- ingw ithlearnedfools”，在《管锥编》有一句相对应的文言，即“不读书之黠子作伪，而多读书之痴汉为圆谎焉”；至于bet- ter deadthanRed(宁死不红)是美国流行语，dead与red押韵，意思是美国当时有人反共，美国人说宁愿死，都不加入共产党。故钱钟书引用此语，说宁愿死都不去研究《红楼梦》。
我看过《管锥编》那两页，主旨不外乎说“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又嘲弄那些拘泥于年月考据的学者为“闻乐之鸟兽”。如此说来，研究版本考据的张爱玲在钱钟书眼中又算不算“鸟兽”呢？钱钟书当然不会向爸爸明言，他只会叫爸爸看看《管锥编》，信中即使提到《红楼梦魇》也可以当成俏皮话，是泛指抑或实指，一切就全凭读信者去想象了。我觉得这类文字游戏很精彩———怎样可以当着一个朋友面，似有还无地嘲弄他另一个朋友呢？也许钱钟书在这里便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
时隔一年，爸爸在1981年5月22日致函钱钟书时，终于直接提到张爱玲：
“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
爸爸认为《红楼梦》的解人，数来数去就只有三个半，他这次把杨绛和张爱玲并列，又是否会招来钱钟书的责难呢？杨绛又会否跟爸爸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结果没什么戏剧性，也是意料之内。钱钟书回信时只讲别的话题，对于爸爸的红学界“煮酒论英雄”，他则只字未评。
究竟钱钟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爸爸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有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换言之，如果杨绛真说过张爱玲“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这种话，那么要她跟张的作品辑成一书，这又让她情何以堪呢？
月旦人物
爸爸和钱钟书每谈到不甚喜欢的人时，都会给那人起一个诨号，例如鱼目诗人、打手心或花岂洁等。但钱钟书也不是逢人便骂的，有些老友和后辈，他私下也曾大加赞赏。当然，有几分只是出于客气，那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柯灵，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影射他在公交车上对自己性骚扰，但在钱钟书眼中他却是另一种人。1981年有一封信，他写给爸爸说：
“贵校于本月下旬将举行‘抗战时期文学讨论会’，老友柯灵君亦在邀请之列，人极诚笃敦厚，水深火热，从未出卖任何人(渠主编《万象》《周报》，认识人多极)，与愚夫妇多年交好，亦怒庵至交(怒庵在《万象》上曾发表文章)，久闻尊翁春舫先生及兄大名，弟特乐为介绍。”
字下有线的内容，在信中都是钱钟书自己逐字打圈的，作为强调。可见他确实视柯灵为好友，否则绝不会这样做。
钱钟书对一些后辈的态度，远较对他的同辈温和。他评余英时是这样的：
“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颇有书札往来。”
评黄国彬：“国彬先生撰着，弟曾读过，极佩才识，论拙著文，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亦老朽而未丧廉耻之心，尚知惭愧也。”
爸爸曾寄刘殿爵译的《论语》给钱钟书，那时爸爸在信中说了一件轶事：
“刘殿爵到英国，发现在港大所学之英文完全错误，第一件事就是将之unlearn，然后从头学起。酷爱读字典，每新出一种字典，必从A阅到Z，其英文用字之精确，修改英国学生之习作令他们大惊失色。”最后更说：“此人为学者中之隐侠，不可轻视。”仿佛在写武侠小说。
钱钟书回信时评刘殿爵：“刘先生译《论语》，已快读其序文一过，真深思卓识之通人，岂仅迻译高手而已！书前介绍未言其生年，想极四十许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
有一次，是1982年，他们讨论起学界接班人的问题。爸爸是爱才之人，在信中便表扬了几位后起之秀，也语重心长地评论了学界大势：
“中国年轻学者中尚一时无人可以接承志清和英时两兄之成就，所谓接班人不是不用功，不是没有才能，但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所受训练亦不同，欲发扬光大前贤之业绩则为另一回事。余国藩有神学与比较文学之根柢，通希腊、拉丁古典文艺，且具旧学渊源，所译《西游记》有时仍需刘殿爵教授审阅。李欧梵最近为芝加哥大学挖去，原随费正清读中国现代史，近改修现代文学，人天分极高，文字亦潇洒，尚有待进一步苦修方可成大器。其余诸子或有一技之长，或徒有虚名，自郐以下，更无论矣。柳存仁兄曾云：寅恪先生之后有谁？默存先生之学现又有谁可获其心传？我们都已愧对前辈，谁知我们以勤补拙得来的一点粗知浅学，都难以觅到接棒人？目前流行电脑、传播，文学则唯结构派马首是瞻，趋之若鹜，令人浩叹！”
钱钟书的回复也很发人深省，尤其是说名利也可摧毁人才：“今晨奉长书，循诵数遍，为之慨叹。生才难，而育才成器更难，饥寒挫辱以及富贵名利均为CyrilConnolly所谓 ‘Enem ies ofProm ise’也。无以为生，不得世知，固如严霜之杀草；过早享盛名，发大财，亦如烈日之蔫花。窃怪兄历数当世才士，而未道己身，虽君子谦谦，然非当仁不让之旨，固敬代兄屈一指焉。”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对话了，像看《神雕侠侣》最后的华山论剑，当年的张君宝现在也理应变了张三丰，但他们的接棒人真的出现了吗？学风又是否每况愈下？这些也许都很值得我们想想。(下一讲将讲述宋淇与傅雷的相识与交往，敬请读者关注。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深圳商报 窃听张爱玲私语 安迪（上海）·东写西读 2013.06.19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鲁迅在为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写的序言中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半个世纪后，施蛰存在为孔另境长女孔海珠编《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写的序言中说：“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
有鲁迅、施蛰存的话撑腰，我才敢开卷翻阅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版，二一三年三月）。不料一翻就读到张爱玲对钱锺书的一段议论。这两位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挖掘”出来的作家，当年同在沦陷期的上海，却从来没有交往。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无论是公开场合的还是私底下的议论，都已有所闻，但张爱玲对钱锺书怎么看，却不曾听说，而我们“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这回让我们“窃听”到了。张爱玲读了夏志清写的《重晤钱锺书》，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给夏的信中说：“他（指钱）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午睡后的乡音，‘文革’中看马列的书看到马克思的私生活，都有情趣。他大概是非常会做人，个性又有吸引力，人缘好，所以这些年没出事。”夏志清加注说，他的那篇文章（《重会钱锺书纪实》）“所载有关钱的生活报道，事后才知道不是完全可靠的，他在‘文革’那几年并非‘没出事’”。张爱玲根据“不完全可靠”的报道所做出的推测，大概也不完全可靠，但她从照片上看出钱锺书“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光敏锐独到。
人民网 李国强回应钱锺书信札拍卖:“杨绛先生永远不再会信任我” 2013.11.08
今年5月，“《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即将举行的消息见诸报端。据报道，66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将集中拍卖。这件事触怒了102岁的杨绛先生。
杨绛给手稿和书信的原持有人、曾任《广角镜》总编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李国强在事件发生后一直保持沉默，从未露面接受采访。
经过3个多月的反复思考以及记者与其反复沟通后，近日李国强终于首次吐露心声。对于杨绛和钱锺书书信拍卖一事，他说起时两度落泪，“我不能奢求再得到她（杨绛先生）的原谅。她将永远不再会信任我。几十年的感情难道是这样的吗？”
在采访中，李国强强调自己没有公开这批信札（指《干校六记》），跟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完全没有合作和交往。在香港是私人转让（与钱家的其他通信），并无“公开示众”，今年春天，他转手卖给一个画苑藏家，他猜测，可能这藏家又卖给了别人，“转手”又“转手”，就这样他也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他说，“真正有私密和敏感的信，我很多年前已经烧掉了。没有烧掉的，我以后死了，也会捐出去的，不会永远是我的。”
李国强知道书信拍卖的消息后也十分不安，他说，当时他接到杨绛电话后，自己曾立即写了一封信寄给杨绛，信中只简单地说了：“我没有拿去北京拍卖，我也是收到您电话后，立即看了内地网上报道才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些书信最后能到博物馆是最好的。即使现在在我手里，等我不在了也会捐给博物馆。”记者问这封信寄过去后来关系是否好了，李国强说：“不会好，已经不可能好了。” （成都商报）
腾讯 · 大家 那些伪善的闺蜜们 —— 钱锺书和张爱玲怎么写闺蜜 闫红 2013.11.12
张爱玲的《半生缘》是很多年前看的，最近又找出来看一遍，许多细节令人恻然，又有许多细节让人笑得打跌。比如她写石翠芝要跟未婚夫一鹏解除婚约，一鹏郁闷而愤怒，去找她的好友窦文娴问个端详。
这位窦姑娘是石翠芝的一号闺蜜，俩人在一起就“唧唧哝哝，咭咭咕咕笑着，那原是一般女学生的常态。到了清凉山，下了汽车，两人也还是寸步不离，文娴跟在翠芝后面，把两只手插在翠芝的皮领子底下取暖”。亲密得像个连体人。
然而，这一次，当她独自出现在一鹏面前，“石翠芝女友”的色彩荡然无存，她理性地对一鹏分析道，翠芝要是这样的脾气，将来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还是结婚前发现的好。一鹏不由大为佩服她的见识，虽然这见识他之前就从世钧那儿听说过。
窦姑娘不但会分析石翠芝，还会分析一鹏，说他“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糊涂起来又比谁都糊涂”，一鹏听得非常开心——也是，这话谁听了都开心吧，一方面她认可了你的聪明，另一方面，她也接受了你的糊涂，这使得你既可踌躇满志，又能自我原谅，同时对于自身是如此复杂而沾沾自喜，同时又对对方慧眼如炬地识出你的特别而心怀感激。
一鹏不再纠结于石翠芝的翻脸无情，他和窦文娴订婚了。
话说窦文娴这名字起得真是刻薄，“窦”这个姓氏，一听就是有家底，有来历的，再加上“文娴”，可以想象这姑娘是有多么识大体顾大局且善解人意。但是，一转身，她就用她的办法把女友的前男友接了过来，虽然女友已弃如敝履，可她这心机，也让人不寒而栗啊。
她这个人物与小说主线关联不大，这闲闲一笔也许只是为了展示张爱玲对女性友谊的理解，表面上看可以穿一条裤子或是用对方的毛领取暖，亲热得让男人都诧异而恐惧——就在这一章，张爱玲还写世钧恐惧于曼桢和石翠芝刚见面时的互相敷衍：“世钧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
的确，在女人之间，“一见如故”太容易，“转脸无情”也太容易，生活中多次见到女人相见欢好，背后唾沫翻飞地大讲对方坏话，我早已出离惊奇。而男人的交情，要是没有酒精的作用，往往很慢热，不会通过语言或是肢体语言，热切地表白示好。这也许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弱势处境使得她们需要抱团，这不是本文的重点，这篇文章里，我想说的是，这一现象，不但女作家张爱玲写过，男作家钱钟书也写过。
《围城》里，范小姐本名范懿——你听这名字起的，《尔雅》曰：懿，美也。《诗经·庶民》曰：好是懿德。跟那“窦文娴”也有一拼了，钱钟书也不是好人啊。范小姐背后没少放孙柔嘉的坏水，一会儿说她在跟那个委琐的陆教授谈恋爱，一会儿又说她把房间弄得很乱。但孙柔嘉离开时，范小姐“勾了孙小姐的手，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孙小姐也依依惜别，舍不下她。范小姐看她上轿子，祝她们俩一路平安，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孙小姐也说一定有信给她。”
方鸿渐感慨：“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她们俩背后彼此诽谤，面子上这样多情，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工夫，怕也不过如此。假使不是亲耳朵听见她们的互相刻薄，自己也以为她们真是好朋友了”。
张爱玲和钱钟书不约而同地指出某些女性友谊的虚伪，要说刻薄，钱钟书实在不下于张爱玲，但向来指责张爱玲的多，对钱钟书的描述，却多付之以哈哈大笑。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对于处于更强势地位的男性，比对女性更为宽容，另一方面则是，钱钟书的刻薄，是局外人的刻薄，张爱玲的尖锐，是入乎内而出乎外的。
且说上面引用的这两个情节，钱钟书是那种孩子气的顽劣，他不朝心里去，指出女性之间的伪善，他哈哈大笑着转身走开。
这么说吧，钱钟书提供的是一个哈哈镜，你对里面扭曲变形的形象可以一笑了之，张爱玲提供的却是一个高倍写真的镜子，让你无可躲避地与真相猝然相对。然后，她还要道出人生的悲凉，连曼桢某些时候都让世钧感到可怕，她把那悲凉逼到你心里去，尤其显得可恶。
张氏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因为懂得，所以可恨。”张爱玲的可恨就在于，她不像钱钟书那样，游移于生活的外围，衔着烟斗，作壁上观，连杨绛都特意声称自己不是孙柔嘉。张爱玲则悄无声息翩若游龙地游到你身边，将各种破绽一一指给你看，还告诉你，这就是你的，不，是我们的生活。
《殷宝滟送花楼会》里，殷宝滟与有家室的音乐教授恋爱，她要放弃她的伟大爱情了，很伤心，去找张爱玲倾诉。张爱玲惋惜那爱情，对她说，其实不必为音乐教授的孩子做那么大牺牲，她自己就是离异家庭里出来的人，也不比别的孩子更加不快乐。话说到这个份上，殷宝滟被逼着掏出一句真话：“可是像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孩子啥的都是借口，她对他的仰慕，只到能跟他恋爱这一步，她未尝不感谢这借口，使她可以按哀情的戏路演下去。
《留情》里，敦凤给米先生做外室，跟他一块儿去走亲戚，出门时帮他围上围巾，回头抱歉地对亲戚笑一下，那意思是“我还不是为了钱？反正我们大家都明白。”
张爱玲笔下，都是这种普通人、正常人、身边人的算计，她要带你进入，她不像钱钟书那样，通过嘲笑，与之分割，这或许是她让人受不了的原因，钱钟书推远了的东西，她拉近了，她写得太真切，你避不开。
很多人感慨张爱玲为人与为文的反差，她笔下的世界是那样的精明世故，她做人却是笨拙天真，但我觉得只有天真的人，才能看出那些世故精明。真正的精明人，早已久入鲍鱼之肆，将其视为常态，只有天真的人，才会感到突兀，才会诧异、会感慨。张爱玲是这样，钱钟书也是这样，但从《小团圆》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还会担心别人把自己看成那样的人。她与钱钟书最大的差别或者是，她没把笔下那些人当外人，所以她常常也会为书里人感到难过，她下笔时的狠辣，是自虐般的残忍。
如此一来，世人都在她划的圈子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躲不掉。虽然你心里早知自己身在浊世，被点出来总是不快，只能装作惊奇于她怎会有这种发现，因为只有这惊奇，可以使自己显得更为清白。
（原标题：因为懂得，所以可恨——张爱玲与钱钟书，为何同人不同命）
山东商报 名人信札，情归何处 2014.02.19
2月17日上午，历经风波的钱钟书书信稿终于做出裁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贸圣佳公司与李国强侵害书信著作者隐私权以及著作权，杨绛胜诉，获赔20万。这几年，名人信札收藏逐渐流行，名人信札为何受到追捧，又应怎样保护信札中的个人隐私？昨日，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业内专家，探寻名人信札公开拍卖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记者杨洁
信札是研究名人 内心世界的依据
信札，在古时有多种名称，如尺牍、尺书、尺素、笔札、书札……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叫法就是书信。信札不同于名人的著作，它包罗万象：个人的情感、隐私、生活以及未发表或者未成熟的学术见解。近几年，其收藏价值持续受到一些拍卖公司和收藏家的追捧。
2月18日上午，本报记者电话连线了著名收藏家、聚雅斋美术馆馆长徐国卫先生，徐国卫曾收藏了包括曾国藩、梁启超、老舍在内的等多位大家名人的书信手稿，对于名人信札的收藏价值，他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名人信札是研究此人内心世界和真实想法的重要依据。很多名人因为受当时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在其著作中很难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但是在与朋友的信札中，我们可以寻得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当时时代的真正处境，所以说名人信札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和现实价值，也是研究名人个人的依据。”
我们在著作中看到的一些名人的学术见解大都是已经成熟了的，但是在信件中，可以寻到学者在当时还未成熟的学术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名人信札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徐国卫说。
此外，他还补充：“名人书信都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很多古人的书法最好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札。”目前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平复帖》，就是西晋陆机向朋友问候的平常手札，曾被鉴赏家张伯驹收藏。
有追捧也有争议
因为名人书信的价值，其在收藏市场上也备受追捧。
杨绛先生在去年5月份得知中贸圣佳公开拍卖钱钟书书信后曾发过这样的声明“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这句话道出了信札公开拍卖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
虽然存在着上述矛盾，但名人信札收藏仍然一路走红，近几年，一大批名人大家的信札手稿相继在各类拍卖会中亮相，且以不菲的价格拍卖成功。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13年11月，鲁迅《致陶亢德信札》以655.5万元成交，引起了业内热议……
但因为涉及到隐私性和个人情感寄托，名人信札受追捧的同时难免会有争议。
郁达夫致王映霞的那句表白，完全是个人情感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私密生活公之于众并拍卖是否欠妥，也在当时引起了热议。去年，夏志清编注的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很多张爱玲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都被人整理出版出来，因而有不少读者质疑，将名人隐私曝之于世，究竟是助力于学术研究还是满足众人的窥视欲。“张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有网友这样表示。
涉及隐私信札 要谨慎对待
面对这样的争议，在收藏过程中，又该如何保护所收藏的私人信札中的隐私？2月18日上午，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山东省收藏家协会济南理事会主席崔义忠先生。
“名人书信若是只牵扯到当时的时局和背景，这可以展示或者进行拍卖，但若牵扯到个人隐私、情感寄托、社会效果，以及名人的一些还没有定论的文化见解时就要谨慎对待，不适合在公众场合展示的最好不要展示，即使想展示或者也要经过名人亲属或者后人的同意方可。”崔义忠这样告诉记者。“古人对信札极其看重，不会随便示人，单独存放，因为这些来往信札是对友情的信任和个人情感的寄托”，崔义忠解释，“名人信札的收藏和流转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有一些书香世家中途没落以致到了卖书信手稿的地步。现在的拍卖行在拍卖名人信札时，希望不要仅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也要兼顾道德情感和职业道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之后，名人信札的性质会从私人信件逐渐演变成历史信件，这类信件更多意义上是对此人的学术探讨而不是个人隐私的窥探，而信札的研究价值则更值得期待。
东方早报 钱锺书手稿案一审：杨绛获赔20万 20140218
对于此案是否会对现今的书札拍卖市场产生影响，有律师认为，这可能是个利空消息。从著作权、隐私权的角度而言，拍卖公司在拍卖之前常举行的预展、媒体宣传等活动，只要涉及到书信内容的发布，往往会触犯这些权利。
早报记者 许荻晔 陈若茜
去年5月中贸圣佳公司表示将于6月举行“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活动，拍卖物品为钱锺书一家与香港《广角镜》总编辑李国强所来往的私人信件、手稿等。是年102岁的杨绛在两度声明无效后，提出诉前申请，6月3日北京二中院做出停止侵权裁定，拍卖停止。而后杨绛上诉追究中贸圣佳公司与李国强的侵权责任，去年6月7日，该案被正式受理。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近日一审审结，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决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权行为，赔偿杨绛(杨季康)各种损失共计20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李国强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判决结果。这一个月来，三方都未上诉，所以法院才于昨日公布结果。但据知情人士向早报透露，中贸圣佳已提起上诉。
私人信件进了拍卖场
昨日，北京市二中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杨绛诉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纠纷一案的一审判决。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李国强1979年起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编辑，开始与钱锺书、杨绛夫妇通信约稿，成为朋友，杨绛的《干校六记》与钱锺书的《也是集》1980年代在香港即由其帮助出版。
去年5月，中贸圣佳公司表示将举行“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拍品即为钱锺书、杨绛、钱瑗等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信件、手稿等百余件。
当时102岁的杨绛在知情后两度发表声明，要求停止拍卖，并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前申请，请求责令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北京市二中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禁止中贸圣佳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贸圣佳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是集—— 钱锺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
杨绛于裁定作出后15日内诉至北京市二中院称，李国强作为收信人将涉案书信手稿交给第三方的行为以及中贸圣佳公司在司法裁定前为拍卖而举行的准备活动，已经构成对自己等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应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因侵害著作权给自己造成的50万元经济损失，支付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支付自己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0.5万元合理开支。去年6月7日，该案被正式受理。李国强辩称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法院认为，钱锺书、杨季康(笔名杨绛)、钱瑗(钱锺书之女)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涉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中贸圣佳公司未经杨季康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锺书、钱瑗、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而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季康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贸圣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李国强：未料到会这样
远在香港的李国强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一个月前，他就收到了法院判决书，知道了结果。“法庭判决我总共赔偿5万元，在《中国青年报》上登报道歉。这一个月内，我们三方面都没有提起上诉，法院才在网上公布判决结果。”
68岁的李国强表示，并未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激起这么大的波澜。当初之所以转手这批书信手稿，是考虑到自己年龄也很大了，希望把这批东西交给年轻人保留，因此转卖给了香港画院的一位经理，“如果不把这批东西交给更年轻的人保留，后来人也不明白这些历史。”
事件被披露后，杨绛曾致电李国强，“我有跟杨绛先生说对不起，她知道我不是拍卖的人，她想知道我卖给了谁。我就告诉她我卖给了香港画院一位姓叶的经理，他又转卖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再拿到北京拍卖。”李国强说。“我把东西卖掉后，物权不属于我，我侵犯了隐私权，但我没有参与拍卖，跟著作权没有关系。”李国强表示，“之前对此事完全不回应，是因为不想影响杨绛老人的身体健康，如果病倒了，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没有做出回应，现在法院判决后比较好说。”
“希望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我不想再做过多的解释。我打算再过8到10天，起草一个稿件，登报道歉。”李国强说。
律师：需考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认为，书信拍卖涉及著作权与隐私权双重权利 ，此案中法院保护了书信作者及其继承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总体而言是公正的。但在隐私权角度，已经过世的钱锺书、钱瑗与仍在世的杨绛，其隐私权受到同等保护这一点尚值得商榷。
游云庭介绍，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身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隐私权正是人身权利之一。“当一个人去世，除了财产权利可以由继承人继承，名誉和隐私这些附属于人身的权利当然也就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了。法律对死者的隐私权会有一定的保护，保护的不是死者的权利，而是死者继承人和近亲属的权利和感受。”
“杨绛仍在世，她对自己的书信不愿意公开，那就应当尊重她的意愿；但钱锺书与钱瑗已去世，这时就应该考虑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平衡。” 游云庭认为，对在世者，因为个人感受和名誉的原因，其隐私权应该受到强保护。哪怕是公众人物，比如明星，也应当尊重个人的权利。但在去世以后，天平就应当向公众知情权方向倾斜，如公众对钱锺书这样一位文化大家的通信内容是有知情权的。他认为此案中隐私权的边界，在于是否影响书信作者的亲属与继承人的名誉权。“就法院判决书摘要部分披露的对案件隐私权一节的判决论点、论据而言，其并没有涉及书信公布对继承人名誉侵犯的问题。”
游云庭介绍，对于去世者的隐私权保护，世界其他国家也并无定论，“在普通法国家，逝者的隐私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以乔布斯为例，他去世以后，他的遗像被到处应用，乃至做成真人同比例人偶，但这在美国的很多州都是无法维权的。”
此案是否会对现今的书札拍卖市场产生影响，游云庭认为，这可能是个利空消息。从著作权、隐私权的角度而言，拍卖公司在拍卖之前常举行的预展宣传等活动，只要涉及到书信内容的发布，往往会触犯这些权利。对于李国强这样的书信所有人的转让物权，他认为也需要在符合内容保密要求的前提下进行。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拍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季涛认为，此案对于信札拍卖而言还是个案，影响不会太大：“不是所有人、所有书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件事在各种权力、新闻压力作用下变成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是简单的一封信札，不会这么判。但将来的信札拍卖可能还是要尽量回避风险，比如不搞媒体炒作，只是小范围地、面向几个买家展示。”季涛说。
中國新聞網 錢鐘書書信手稿拍賣案楊絳獲賠20萬引隱私權討論 2014.02.18
17日，備受社會關注的錢鐘書書信手稿拍賣案，有了最新進展。經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判決，錢鐘書遺孀楊絳一審獲賠20萬元。近年來，名人手跡頻遭拍賣，也引發了公眾對書信文物價值和隱私權的熱烈討論。
錢鐘書及家人手跡遭拍賣 楊絳上訴獲賠20萬
2013年5月，一批總量逾百件的錢鐘書及其家人的信札、手稿將亮相北京中貿聖佳春拍的消息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據了解，錢鐘書及其配偶楊絳、其女錢瑗與這批書信、手稿的持有人李國強係朋友關係，三人曾先後向李國強寄送私人書信共計百余封，上述信件由李國強保存。
2013年5月26日，楊絳發表公開信，堅決反對錢鐘書及其本人、女兒的私人書信被拍賣。27日，在制止無效的情況下，楊絳代理律師向中貿聖佳發出律師函，並于隨後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訴前禁令申請書。在二中院“叫停”之下，中貿聖佳最終宣布停止該拍賣活動。
而楊絳于該裁定作出後15日內訴至二中院稱，李國強作為收信人將涉案書信手稿交給第三方的行為、中貿聖佳公司在司法裁定前為拍賣而舉行的準備活動已構侵犯自己及家人的著作權和隱私權，請求判令中貿聖佳公司與李國強立即停止侵犯自己隱私權、著作權的行為。
2014年2月17日，二中院在官網上公布該案審理結果。法院最終判決中貿聖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書信手稿著作權行為，賠償10萬元經濟損失；中貿聖佳公司、李國強停止涉案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共同向楊絳支付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並公開賠禮道歉。
名人書信頻遭拍賣引發有關“價值與隱私”討論
名人書信頻遭拍賣，也引發了公眾對書信文物價值和隱私性質的熱烈討論。主要的質疑聲集中在三點，即私人書信拍賣是否合法、拍賣委托人信息是否該保密以及物權、隱私權由誰先行等問題。
此前在楊絳努力叫停拍賣錢鐘書及其家人書信期間，作家協會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及文學界人士等紛紛發表意見，聲援楊絳。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書信不同于一般物品，其內容的著作權仍屬于寫信人。在作者明確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拍賣私人信件涉嫌侵害作者的著作權、隱私權及名譽權，如開此不良之風會對作家之間的文筆交流帶來不利影響
北京和銘律師事務所主任邢萬兵律師也認為，書信屬于原創作品，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書信作品的著作權與物權處于分離狀態：收信人享有信件物權，有權處置信件，但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權益，“名人信札拍賣還得考慮一定道德底線。”
李國強則于此前回應對于楊絳和錢鍾書書信拍賣一事，談起時兩度落淚，表示不奢求再得到楊絳原諒。並表示真正有私密和敏感的信，很多年前已燒掉。李國強還自稱確實有過失，“看到楊絳的指責，特別特別難受。”
專家稱名人信札拍出高價因其折射歷史信息
事實上，名人手跡在業內一向被看好，雖曾引發一些糾紛，但成交價格卻一路攀高。此前亮相嘉德拍場的李大釗《致吳若男(章士釗夫人)書札》以414萬元成交，陳獨秀《致陶亢德書札》拍出230萬元，茅盾手稿《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更以1207.5萬元成交，創下中國文人手稿拍賣新紀錄。談及原因，職業拍賣師季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名人手稿書信拍出高價屬于正常現象，“早先人們低估了它們的價值，亦對其重視不夠。”
季濤表示，首先這些手稿很難被發現，其次它們一般蘊含了很多信息，比如當時的歷史或一段故事，能夠折射名人所處時代。此外，有些手稿信札還具有書法價值，因此拍出高價實屬正常。
在藝術品收藏市場的眾多板塊中，名人手跡一向被視為極具人文情懷，兼其不可重復性，這些書信更顯珍貴，拍出高價也不足為奇了。“錢學”研究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謝泳表示，名人信札都是歷史的孤本。“幾乎不可能有人會去重復寫同一封信。由于皆為發乎情之言，一封信往往成為解讀歷史的一把鑰匙。”
中国新闻网 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一审宣判：杨绛获赔20万 2014.02.18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7日一审审结备受关注的杨季康（笔名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纠纷一案，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季康10万元经济损失；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季康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季康公开赔礼道歉。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感情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锺书、杨季康、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法院认为，中贸圣佳公司作为涉案拍卖活动的主办者，已通过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将钱锺书、杨季康及钱瑗的书信手稿向相关专家、媒体记者等披露、展示或提供，且未提示相关专家、媒体记者不得以公开发表、复制、传播书信手稿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反而在网站中大量转载，其行为系对相关书信著作权中的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获得报酬的权利的侵害，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中贸圣佳公司未经杨季康许可，擅自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锺书、钱瑗、杨季康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李国强作为收信人，负有保护写信人通信秘密和隐私的义务，况且杨季康已于信中明确要求其将手中书稿信札等妥为保藏。李国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季康涉案隐私权的侵害，应承担连带责任。（记者徐隽）
蘋果日報 國策解碼： 藝術品水漲船高 拍賣行好賺 | 2014.02.19
錢不一定能買所有東西，但所有東西，都可以為錢而出賣，包括友情。《圍城》作家錢鍾書與夫人楊絳，於上世紀80年代，與友人、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多次書信來往。要知錢鍾書雖為當世奇才，但行文晦澀，言行著作均甚少表露真實的個人想法。惟他與李國強私人信箋中，罕有地月旦當時文壇，信筆直書家中之事。惜大師所託非人，李國強於30年後，竟將這批書信透過拍賣行公開拍賣，令錢鍾書遺孀楊絳大感憤怒。可幸，北京法院日前審理案件時，指李國強和拍賣行侵犯私隱，雖向楊絳賠償10萬元人民幣，可算是討回公道。
所謂飽暖思淫慾，淫完思風雅。享用過名車名酒名女人後，土豪也需要蒐購一兩件名物作點綴。
保利文化少數獲准拍賣文物
有「中國蘇富比」之稱的保利文化，就乘着這股拍賣熱潮來港上市，集資約5億美元。根據中國法律，外資拍賣行不能於境內拍賣中國文物，而有央企保利集團撐腰的保利拍賣，則是少數獲准拍賣文物的拍賣行，更曾多次拍賣包括圓明園獸首等名物；保利文化約九成利潤來自拍賣業務，據報去年就貢獻2.7億元人民幣。保利文化不時拍賣名畫墨寶，既吸引公眾注目作免費宣傳，亦令集團數年蟬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年度成交冠軍，而隨着內地富豪連年增加，預料藝術品的拍賣價亦水漲船高。眼看着身旁同事丹尼爾終日於牛熊市場上營營役役戰戰兢兢，小弟決定今日起天天致函丹兄，待小弟名成身故後，丹兄即可將小弟的遺稿悉數出售，事成後燒幾個紙紮美女予弟可矣。丹兄謹記，致富大計的條件是「小弟成名」，以及「丹兄比我活得長」
中国新闻网 名人信札受藏家追捧 或因其为"历史孤本" 2014.03.03
张爱玲致晓云小姐的信
钱钟书书信和手稿。文\本利特约撰稿 陈方
日前，备受关注的“钱钟书信札拍卖案”有了结果，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因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钱钟书遗孀杨绛获赔20万元。百岁老人杨绛的维权之路，暂告段落。
名人书信都是历史的孤本，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收藏爱好者对名人书信的热情自然可以理解。不过，“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的一审判决，也为名人信札收藏者敲响了警钟：名人信札到底该不该收藏，以后还能不能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
物权与隐私权的权利较量
去年年中，钱钟书夫人杨绛状告中贸圣佳拍卖钱钟书私人信件的案件，引起全社会对名人信札拍卖的高度关注，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审理判决，更是引发了公众对名人信件著作权和隐私权的讨论。
2013年5月，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表示，将举办钱钟书书信手稿的专场拍卖，消息一经曝光即引来钱钟书遗孀杨绛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次拍卖的物品里有钱钟书和夫人杨绛、女儿钱瑗及朋友的私人信件，其中包括钱钟书写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信件。“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杨绛在公开信中，措辞严厉地表达了愤怒和反对。
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站出来力挺杨绛，“这一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在当事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公开拍卖和公开出版的性质完全相同，最重要的在于‘公开’。任何未经许可的公开都是对隐私权的侵犯。”
一些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当时也就此事件进行研讨。法律专家们一致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当依法禁止。
时隔9个月之后，2014年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支持了杨绛的诉求，这场官司，也被学界视为一场物权与隐私权的权衡较量。
据报道，承办此案的法官解释，隐私权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不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一般而言，隐私权包括通信秘密权与个人生活秘密权。其他人即使合法获取到公民个人的通信信息，也负有妥善保管这些通信信息的义务，如果故意泄露他人通信秘密，造成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探究真相与窥探私欲的伦理较量
“钱钟书信札拍卖案”暂时告一段落，事实上，有关名人书信公开引发的风波，这并不是第一起。
2013年5月30日，在“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炒得沸沸扬扬之际，《新民周刊》还披露了另一起名人书信风波。2007年，苏伟贞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谈和张爱玲书简往来的往事，2008年庄信正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他和张爱玲往来的84封信，2013年3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118封，夏致张信17封，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
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且，她的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也被人一一整理出来出版。众多“张迷”纷纷表示抗议，“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
“张迷们”虽然对此痛心疾首，但是夏志清解释说出版张爱玲信件，是“为了说出真相”。他的出版也得到了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支持，“看见有人对夏志清的痛心疾首，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等，张爱玲会满意吗？”著名“张学”研究学者陈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她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并称张爱玲书信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隐私遭曝光，在文坛，张爱玲不是第一人。纵观以往，隐私被曝光的作家并不在少数。而正因此，世人才能够与作家创作过程中最隐秘的那种状态得以相见、碰撞并产生火花。从鲁迅的书信集或日记中，人们不仅读出了其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步步恶化，还从中捕捉到了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争议与失和的缩影；人们更从勃罗德违背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的西方现代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的几千张亲笔手稿、信件、日记中，看到了这位开一代新风的作家的创作全貌，继而让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和意义为全世界所公认。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同时，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手稿和书信作为一个原生态的文本，既可还原印本之缺，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因此一些研究者很乐意看到这些资料能够作为史料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过于探究无关公共事件的名人私生活，将名人的窘迫曝于光天化日之下，有违道德。这不是为了探究真相，只为满足看客们的窥私欲，这样的研究其实根本不具备学术性。
追求真相与窥探私欲的伦理较量不可避免的展开。于是，一些专家建议应该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又比如让拍卖行承担审查著作权的义务，不能只需要对拍卖委托人负责，还要为著作权人负责。
在一些学者眼里，“张爱玲书信被公开”与“钱钟书信札拍卖案”其实还有很大不同。张爱玲去世后，她没有直系亲属，她的遗产继承人是宋淇、宋以朗先生，只要宋以朗先生不反对就没有问题。而对于钱钟书先生的书信，因为杨绛先生健在，只要杨绛不同意，这些书信就不能拍卖或出版。
收藏价值与市场流通的现实较量
尽管“名人书信”引发的纠纷不断，但这并不影响名人书信此前在收藏拍卖市场上的红火。
名人信札到底有多火？看看这组数据就能略知一二。2010年12月，一件名为《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的拍品出现在上海道明拍卖公司的秋拍中。唐垧和胡宗愈北宋神宗年间在同知谏院一同为官，这封唐垧得知胡宗愈儿子夭折而写出的慰问信仅仅96个字，便拍出了9128万元的高价，每个字的价格高达近100万元。而在近现代名人的信札拍卖中，郭沫若1931年至1937年侨居日本期间，寄给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全部书简、明信片、出版笔记，2011年12月在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上拍，这组名为《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的拍品拍出了2415万元的高价。
不仅中国名人的信札受到藏家追捧，其实在国外，名人书信的国际拍卖价也是相当高的。例如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原子弹的信，1987年在纽约“索斯比”拍出了22万美元；丘吉尔的七封情书，1994年在伦敦“佳士德”拍了7.68万英镑；尼克松的总统辞职信，1995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8.28万美元；列宁给俄社会民主党的信，1993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4200英镑；肖邦给阿尔贝尔伯爵的信，在纽约“索斯比”拍了19万美元；哥伦布描写发现美洲大陆的信，1991年在伦敦“佳士德”拍出了44万美元……可以看出，在国外名人书信也是收藏中的珍品，而且价位远高于国内的名人书信。
名人书信都是历史的孤本，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不过，“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的一审判决，也为名人信札收藏者敲响了警钟：名人信札到底该不该收藏，以后还能不能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
据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介绍，如果把收藏价值拆分为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等方面来看，肯定不是所有的名人信札都具有以上全部属性，但名人信札肯定会具有其中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如果想要收藏，必须对名人信札要有所了解，收藏名人信札要有自己的方向和收藏体系。
而名人书信的交易和流通，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交易的只是信札的物权，而不是著作权。书信属于写信人的原创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收信人拥有信件的物权，也有权处置信件归属。而对于名人信札隐私权的保护，因为在拍卖活动时需要进行公开展示，的确可能侵犯到著作权人的隐私权。如果名人信札是针对某些学术问题、公共话题等的讨论，并不涉及到不便公开的隐私权，或者是私下一对一的交易，也不会侵犯到隐私权。
“钱钟书信札拍卖案”一审判决之后，法律对名人书信交易的约束也将越来越完善。
中国新闻网 杨绛将全部捐赠20万元获赔款 对二审判决表欣慰 2014.04.15
上周四下午的终审判决，让持续10个多月的“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最后落槌。北京市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原判，杨绛先生闻讯后表示很欣慰。记者今天了解到，杨先生将把获赔之后的20万元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终审判决的具体内容为：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赔偿杨绛经济损失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尽管这与杨绛要求拍卖方中贸圣佳和收信人李国强共同赔偿“50万元经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在赔偿数额上存在落差，但杨先生并不看重钱。她生活简朴，乐善好施。钱锺书、杨绛二人把一生全部的稿费和版税均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至今捐赠累计逾千万元。面对此次“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判赔金额，杨先生再次决定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涉案书信属隐私范畴
杨绛看重的是“理”。维权过程中，她曾两度公开声明强调：“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希望你们合法经营，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赚钱的机会很多，不能把人家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
被告方则对是不是侵权另持看法。中贸圣佳公司在上诉中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绛有权依法行使钱瑗(杨绛之女)的涉案权益，公司也已提前取消了研讨活动，不存在主观过错，且早已主动终止了被诉的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收信人李国强也认为自己很无辜：“我(把书信)卖给了香港画院一位姓叶的经理，他又转卖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再拿到北京拍卖。我没有参与拍卖，跟著作权没有关系。”
在二审中，北京市高院采纳了北京市二中院的审理意见，认为钱杨均对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以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等。涉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李国强承诺遵从判决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一审判决之后，李国强先是表示“打算道歉”，在听说中贸圣佳上诉之后随即表示“暂不道歉”。记者今天致电在香港的李国强，他承诺将遵从判决。
李国强称，之所以还没公开道歉，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程序所需，中贸圣佳的上诉让一审判决暂时不具备法律效应。他表示，他自始至终都没参与上诉，只是静候最终的判决。
但他对于这份最终的判决，仍不够明确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我到底赔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没参与拍卖，所以不需要承担经济赔偿，那精神赔偿方面呢？5万元吗？”他说，至今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该怎么赔，如果收到相关的信息，他一定会配合。至于公开道歉，他也会按程序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等相关媒体上。
他透露，他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让他有缘和很多文人交往。目前，他手里还保存着不少文人信件，仅钱杨书信，他手里还有几十封，内容大都和《干校六记》发表事宜相关。他表示，既然法律对此事(“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有了界定，他会更加慎重保存这些信件。记者追问他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些信件，他说：“杨先生已没有后人。等我老了以后，没法交给她后代，很可能是捐给博物馆。”
可考虑建立征询制度
杨绛先生曾公开表态：“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坚决反对任何公司、企业和个人未经许可，擅自拍卖钱锺书、我杨绛以及女儿钱瑗的书信，我们也从来没有授权任何公司和个人处理、拍卖我们的信件。”杨先生的这一鲜明态度，通过“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胜诉而得到了完全的支撑。
但属于民事范畴的此类案件，实际操作中是原告不主张，法院则不立案，而单个的维权者常常势单力薄。对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建议，可考虑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人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此外，还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对艺术品拍卖实行追续权，即在每次拍卖和再次转手时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比例作为补偿，从某种程度上保障名人后代即著作权人的利益。记者 江胜信
专家观点 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发生之前，围绕名人书信的官司并不鲜见，比如鲁迅后人的维权、张爱玲粉丝的维权等，但均处弱势，无奈收场。而“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则释放了一个利好信息，包括在此案中的“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于今年2月17日被最高法院作为 “七个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之一对社会公布，这是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之后的首例针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临时限令，推动了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写信人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涉及到两个权益，一是著作权，二是隐私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家李显东指出，著作权是作者对作品的直接支配权，书信也有著作权，它属于写作书信的人，作者享有著作权的时间是终身和死后50年。
比著作权50年期限更久远的，是隐私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指出，信件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包含了很强的私密性和对对方的信任度。即便收信方被认为拥有信件所有权，其对信件的处理也要受到三个原则的严格限制：一是不能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进行颠覆，信件的转让不能利用和违背写信方和收信方相互间的信赖；二是不能侵害写信人的权益，信里所披露的个人私密信息不能被公开；三是信中内容可能涉及第三人，信件的处置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拍卖钱杨信件’中被公开的钱锺书信件，不仅包含了钱锺书、杨绛及收信方李国强大量的个人信息，还涉及钱锺书对历史和学人的臧否。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公开很‘适度’，并没有损害钱先生形象。但隐私并不是由旁人眼里的‘好’和‘不好’、有没有构成实际损失来判定，只要是个人的观点，本人没有公开的意愿的话，就构成隐私。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
中国新闻网 杨绛将全部捐赠20万元获赔款 对二审判决表欣慰 2014.04.15
上周四下午的终审判决，让持续10个多月的“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最后落槌。北京市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原判，杨绛先生闻讯后表示很欣慰。记者今天了解到，杨先生将把获赔之后的20万元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终审判决的具体内容为：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赔偿杨绛经济损失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尽管这与杨绛要求拍卖方中贸圣佳和收信人李国强共同赔偿“50万元经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在赔偿数额上存在落差，但杨先生并不看重钱。她生活简朴，乐善好施。钱锺书、杨绛二人把一生全部的稿费和版税均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至今捐赠累计逾千万元。面对此次“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判赔金额，杨先生再次决定捐赠是顺理成章之举。
涉案书信属隐私范畴
杨绛看重的是“理”。维权过程中，她曾两度公开声明强调：“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希望你们合法经营，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赚钱的机会很多，不能把人家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
被告方则对是不是侵权另持看法。中贸圣佳公司在上诉中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绛有权依法行使钱瑗(杨绛之女)的涉案权益，公司也已提前取消了研讨活动，不存在主观过错，且早已主动终止了被诉的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收信人李国强也认为自己很无辜：“我(把书信)卖给了香港画院一位姓叶的经理，他又转卖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再拿到北京拍卖。我没有参与拍卖，跟著作权没有关系。”
在二审中，北京市高院采纳了北京市二中院的审理意见，认为钱杨均对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以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等。涉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李国强承诺遵从判决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一审判决之后，李国强先是表示“打算道歉”，在听说中贸圣佳上诉之后随即表示“暂不道歉”。记者今天致电在香港的李国强，他承诺将遵从判决。
李国强称，之所以还没公开道歉，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程序所需，中贸圣佳的上诉让一审判决暂时不具备法律效应。他表示，他自始至终都没参与上诉，只是静候最终的判决。
但他对于这份最终的判决，仍不够明确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我到底赔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没参与拍卖，所以不需要承担经济赔偿，那精神赔偿方面呢？5万元吗？”他说，至今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该怎么赔，如果收到相关的信息，他一定会配合。至于公开道歉，他也会按程序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等相关媒体上。
他透露，他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让他有缘和很多文人交往。目前，他手里还保存着不少文人信件，仅钱杨书信，他手里还有几十封，内容大都和《干校六记》发表事宜相关。他表示，既然法律对此事(“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有了界定，他会更加慎重保存这些信件。记者追问他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些信件，他说：“杨先生已没有后人。等我老了以后，没法交给她后代，很可能是捐给博物馆。”
可考虑建立征询制度
杨绛先生曾公开表态：“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坚决反对任何公司、企业和个人未经许可，擅自拍卖钱锺书、我杨绛以及女儿钱瑗的书信，我们也从来没有授权任何公司和个人处理、拍卖我们的信件。”杨先生的这一鲜明态度，通过“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胜诉而得到了完全的支撑。
但属于民事范畴的此类案件，实际操作中是原告不主张，法院则不立案，而单个的维权者常常势单力薄。对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建议，可考虑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人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此外，还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对艺术品拍卖实行追续权，即在每次拍卖和再次转手时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比例作为补偿，从某种程度上保障名人后代即著作权人的利益。记者 江胜信
专家观点 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发生之前，围绕名人书信的官司并不鲜见，比如鲁迅后人的维权、张爱玲粉丝的维权等，但均处弱势，无奈收场。而“钱杨书信拍卖”一案则释放了一个利好信息，包括在此案中的“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于今年2月17日被最高法院作为 “七个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之一对社会公布，这是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之后的首例针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临时限令，推动了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写信人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涉及到两个权益，一是著作权，二是隐私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家李显东指出，著作权是作者对作品的直接支配权，书信也有著作权，它属于写作书信的人，作者享有著作权的时间是终身和死后50年。
比著作权50年期限更久远的，是隐私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指出，信件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包含了很强的私密性和对对方的信任度。即便收信方被认为拥有信件所有权，其对信件的处理也要受到三个原则的严格限制：一是不能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进行颠覆，信件的转让不能利用和违背写信方和收信方相互间的信赖；二是不能侵害写信人的权益，信里所披露的个人私密信息不能被公开；三是信中内容可能涉及第三人，信件的处置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拍卖钱杨信件’中被公开的钱锺书信件，不仅包含了钱锺书、杨绛及收信方李国强大量的个人信息，还涉及钱锺书对历史和学人的臧否。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公开很‘适度’，并没有损害钱先生形象。但隐私并不是由旁人眼里的‘好’和‘不好’、有没有构成实际损失来判定，只要是个人的观点，本人没有公开的意愿的话，就构成隐私。隐私权是没有期限的。”
蘋果日報 數臭張愛玲 邁克 2016/06/02
一向雲淡風清的楊絳先生，怎樣講張愛玲？網上流傳的版本全文如下：「受不了她。現在社會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張她擺姿勢的照片，說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學，她說張一臉花生米，awkward，在學校裏拼命讓人注意她，奇裝異服。人都來不及選，漢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間的。下三濫。錢鍾書跟夏志清說，你怎麼把我和張愛玲放在一起捧啊？錢鍾書也對我說，我們都說是下三濫。她的東西我從來不看，惡心死了。」考證沒做過，反正我是從來不信的，這倒並非因為楊先生的聖母招牌根深柢固，不能想像她也有落妝的時候──陶傑前幾天公開了一則來不及跟錢先生講的笑話，罔顧發音天南地北，別出心裁將「錢」的英文翻譯Chien和法文「犬」字配對成雙，風趣更上一層樓，不知道如果當年有幸拜會Mrs. Chien，會不會乾脆稱她Chienne？哈哈哈，雌性的犬不是bitch是什麼？基於人道理由，我非常希望她能夠時不時遛遛潛伏體內的母狗，釋放一下囤積的怨氣，不過那段話實在太重口味了，簡直超越普通八婆水平，一步登上潑婦境界，可靠度大打折扣。
最重要的是，愛夫心切的她，就算撕破臉皮數臭張愛玲，恐怕也不可能完全喪失理智，一再置錢先生於不義。化名安迪的上海陸公子訪問錢先生，他說得興起口沫橫飛，坐在一旁的賢妻不是企圖制止，嘀咕了一句「勸他不要亂說話，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證」嗎？性格如此謹慎，怎麼會忽然越俎代庖，噼哩啪啦一疊連聲「呢嗱，我老公都話阿邊個咩咩咩㗎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