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與《易經》
《雷峯塔》/《易經》引言 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
1957.9.5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着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
1959.5.3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
1961.2.21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劃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
1961.9.12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
1961.9.23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
1963.1.24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
1963.2.27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
1963.6.23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峯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裏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裏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
1963.7.21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峯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
1964.1.25
Dick去年十月裏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峯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
1964.5.6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峯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裏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峯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峯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峯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籠。要讓讀者明白《雷峯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è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è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 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十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
[2] 〈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自白》高全之译
张爱玲（一九二0年九月三十日——），中国小说家，如此自述：
我于上海出世，此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父母经媒妁安排结婚，结果离异。家父是“有闲绅士”，家母是画家，旅居欧洲。然而他们都笃信中国经典的幼儿教育，我自七岁起就接受家庭老师冗长教学。后来我在规模颇大的圣公会女校就读六年。发现我的家庭并非我原先想像的与众不同，只不过较趋极端而已。中国家庭制度当时正在崩溃，一般而言仅靠经济因素而苟且维系。如非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会罔顾父亲反对而前往伦敦大学就学。母亲改送我去香港大学。大三那年，太平洋战争接踵而至香港，因此我回上海。我写短篇小说以及电影剧本维生，变得愈加热衷于中国事物。共产党掌权三年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出国。
到香港后我写了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我这十年住在美国，忙着完成两部尚未出版的关于前共产中国的长篇小说，正在写第三个长篇，从事翻译，以及中文电影与广播剧本。美国出版商似乎都认为那两部长篇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编辑来信说：我来此地违抗着奇异的文学习尚——近代文学的异数：视中国为口吐金玉良言的儒门哲学家所组成的国度。所以目前对中国看法里有个二元论，认为中国不外乎训练有素的共产党员统治着那批哲学家。然而，中国曾有腐败与虚空，以及相信某种东西的需要。在向内生长的近代儒学主义最后的崩溃之中，有些中国人在盛行的物质虚无主义里寻求出路，相信了共产主义。就许多其他人而言，共产党统治也比回转到旧秩序要好得多，不过是以较大的血亲——国家——来取代家庭，编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国家主义。我最关切两者之间那几十年：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在过去千年与未来或许几百年之间，那几十年短得可怜。然而中国未来任何变化，都可能萌芽于那浅尝即止的自由，因为在美国围堵政策之外，还有其他更多因素孤立了中国。
中国比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更早领略到家庭制度为政府腐败的根源。现时的趋势是西方采取宽容，甚至尊敬的态度，不予深究这制度内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国新文学不遗余力探索的领域，不竭攻击所谓“吃人礼教”，以达鞭挞死马的程度。西方常见的翻案裁决，即视恶毒淫妇为反抗恶势力、奋不顾身的叛徒，并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与中式家居摆设相提并论。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持续着，因国耻而生的自鄙使写实传统更趋锋利。相较之下，西方的反英雄仍嫌感情用事。我自己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才发现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
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淺水灣飯店的對話。何等扭曲的關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东方早报) “没有人可以写出张爱玲的中文” 石剑峰 2010.08.25
《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三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极致细腻地铺写张爱玲对周遭不同人事物的爱恨情结，也从中不难发现张爱玲反复地重述生命中最晦涩的心事。三部曲中《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创作的，已于上半年出版，备受华语读者关注的中文翻译版即将由台湾皇冠出版，9月6日正式上市，台湾皇冠出版社在官网上公布了这一消息。而关于张爱玲作品的中文翻译，宋以朗表示，他宁可选择直译而不是“张腔”，因为“没有人可以写出张的中文”。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人陈蕙惠之前曾表示，中文简体版《雷峰塔》可能将于年底出版。
《雷峰塔》和《易经》：
失败敲门砖
用英文创作的《雷峰塔》和《易经》部分重写了《小团圆》里面的故事，《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四岁到十八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将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易经》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余韵无穷！
事实上，《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在1960年代转向英美文坛创作的失败敲门砖，最初共800多页，30多万字，因篇幅太长而一拆为二。 “《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 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说。
选择直译而非“张腔”
《雷峰塔》和《易经》中文版的引言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所写，他在引言中详细叙述了《雷峰塔》和《易经》手稿发现和出版缘由。宋以朗写道，“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手稿后，便按遗嘱把它们都寄来宋家。”“读这叠手稿时，我很自然想问：她在生时何以不出？也许是自己不满意，但书信中她只怨‘卖不掉’，却从没说写得坏；也许她的写法原是为了迎合美国广大读者，却不幸失手收场；也许是美国出版商（如Knopf编辑）不理解‘中国’，只愿出一些符合他们自己偏见的作品，结果拒绝了张爱玲。无论如何，事实已没法确定，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未刊稿。”“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而读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选择读或不读。这些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已没必要列举，最重要的是我向读者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宋以朗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出版《雷峰塔》和《易经》主要目的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解决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当年在美国的张爱玲还是一直在写作，写了这两部书，但被美国出版机构拒绝了，我想向读者表明，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写了什么。”
将《雷峰塔》和《易经》翻译成中文在华语地区再出版，之前有诸多评论对此举有非议，但宋以朗在引言中说，“无可否认，张爱玲最忠实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国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畅地阅读她的英文小说。没有官方译本，山寨版势必出笼。要让读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经》是什么样的作品，就只有把它们翻成汉语。”对于翻译是否需要“张腔”，宋以朗倒是坦率表示，他的选择是直译，“我们的翻译可以有两种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张腔’翻译，但要模仿得维肖维妙可谓痴人说梦，结果很大可能是东施效颦，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译，对英语原文亦步亦趋，这可能令中译偶然有点别扭，但起码能忠实反映张爱玲本来是怎样写。不管是否讨好，我们现在选择的正是第二条路，希望读者能理解也谅解这个翻译原则。”而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宋以朗对如何翻译向早报记者解释，“张爱玲还用英文写了散文《重访边城》，后来我又找出来了她自己用中文再写一遍的《重访边城》，我觉得没人能把这篇文章翻译得像张爱玲自己写的一样，因为没有人可以写出张的中文。”
《雷峰塔》和《易经》译者并非是外界猜测的知名作家，而是台湾知名译者赵丕慧，她在台湾翻译的作品包括《少年Pi的奇幻漂流》、《幻影书》与《赎罪》等。对于赵丕慧的翻译，宋以朗对早报记者表示，“赵小姐翻译张爱玲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张瑞芬：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
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以《童女的路途》一文做了《雷峰塔》与《易经》中文版的导读，导读引用了《易经》中一段触目惊心的话：“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原来，化名“琵琶”的张爱玲打小就打算着把家事都写出来，以此来报复“父亲与后母”。张瑞芬在导读中也表示，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这点《小团圆》也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 张瑞芬剧透说。
对于小说本身质量，张瑞芬继续剧透，“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
《雷峰塔》与《易经》里没有了胡兰成，最大的看点可能是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 张瑞芬说。《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她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
(聯合報) 童女的路途－－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 張瑞芬 2010.09.04
恐怖的瘋狂監獄
2010年看《雷峰塔》與《易經》這兩本「張愛玲前傳」，一股寒意簡直鑽到骨髓裡。這書中文譯筆流暢，沒有原先李黎〈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的問題，倒是書裡揭露的家族祕辛令人吃驚。如果此書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狸貓換太子的（這點《小團圓》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方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監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為什麼要虛構弟弟的死亡，實在太令人費解了。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自傳小說，因篇幅太長一分為二，總計三十萬字，八百頁，在她去世十五年後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雷峰塔》、《易經》接著《小團圓》，堪稱張愛玲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因為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不同。
讀《雷峰塔》與《易經》的張迷，起初會有找不到新資料的失望，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路人甲，愈不熟悉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賈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氏家譜一樣）。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斕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揭開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菸，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雜役男工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
《雷峰塔》是象徵著父權／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談，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書名，還真是一語雙關，也有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占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自傳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分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這些「不能說的祕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她唯一的弟弟張子靜1989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然而和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有說不完的話集了一整本《張愛玲私語錄》。
傷她更深的是母親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看完《雷峰塔》與《易經》，才發覺傷她更深的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封槨釘棺的葬禮。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戴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雷峰塔轟然倒塌了，囚徒卻未得到救贖，這小說在1957年（她母親去世時）起筆，似乎也說明了什麼。
《雷峰塔》和《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以往作品不曾有過的。《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美麗影像，正證明了她從來無法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都說她戀父，《對照記》裡父親和胡蘭成可是幾乎不存在的）。張愛玲〈私語〉曾說「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易經》裡一個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處感到另一種無靠。張愛玲在〈造人〉一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則說：「我們大都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她對外界的無感。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要看的童年，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
回憶是劈傷人的沉重枷鎖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三十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於張子靜另有一樁不堪。1995年獨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眼淚忍不住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這個事實，被《雷峰塔》裡改寫了。在小說裡，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是母親私通一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所生。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弟弟（沈陵，十七歲）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更坐實了張愛玲對親人筆下的無情。
弟弟的死不是事實，他是庸碌一點，念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還曾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中學教員退休後蝸居在父親唯一剩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1997年）去世。假設六○年代張愛玲這小說真的在美國「功成名就」了，或1995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併出土，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汩汩而下了。我一直不覺得張愛玲1992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以及弟弟了不是嗎？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揚子晚報) 傷害張愛玲最深的人不是胡蘭成，而是她的母親 2010.09.05
近日，臺灣皇冠出版社公布消息說，張愛玲自傳體小說《雷峰塔》和《易經》中文翻譯版即將由臺灣皇冠出版，9月6日正式上市。張愛玲作品在大陸的出版人陳蕙惠之前曾表示，中文簡體版《雷峰塔》可能將于年底出版。《雷峰塔》、《易經》和《小團圓》被稱之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三部曲中《小團圓》中文簡體版已于去年4月在大陸上市，《雷峰塔》和《易經》是張愛玲用英文創作的，已于今年上半年出版。
據臺灣逢甲大學中文係教授張瑞芬介紹，《雷峰塔》是張愛玲以自己4歲到18歲的成長經歷為主軸，糅合其獨特的語言美學所創作的自傳體小說。情節在真實與虛構間交織，將清末的社會氛圍、人性的深沉陰暗濃縮在這個大家族裏。而《易經》接續《雷峰塔》的故事，描寫女主角18歲到22歲的遭遇，同樣是以張愛玲自身的成長經歷為背景。
讀者可能關注的是，《雷峰塔》、《易經》是否寫了胡蘭成，而張瑞芬則在中文版導讀中說，最大的看點可能是張愛玲與母親的關係，“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
(北京青年报) 《雷峰塔》、《易经》中文版今日在台率先亮相 罗皓菱 2010.09.06
张爱玲“自传三部曲”在华语世界完整面世———
本报讯 1963年，在美国定居的张爱玲，写下了近30万字的两部自传体英文小说《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并托人替她找出版社出版，却无人问津。今年是她诞辰90周年及逝世15周年，她这个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小说不仅原文出版了，还推出了中文版。继《小团圆》之后，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终于在华语世界完整面世。今天，《雷峰塔》、《易经》中文版在台湾地区率先上市，9月17日，港版推出，而内地版可能要等到今年年底。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余万字，近800页篇幅。《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四岁到十八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将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易经》则接着描写了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余韵无穷。”
两部作品引言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所写。宋以朗在引言中解释道，“无可否认，张爱玲最忠实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国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畅地阅读她的英文小说。没有官方译本，山寨版势必出笼。要让读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经》是什么样的作品，就只有把它们翻成汉语。”
记者在网络上看到，前几个月《雷峰塔》英文版出版以后，确实不少张迷在“志愿”翻译这部作品。对于翻译是否需要“张腔”，宋以朗的选择是直译，“翻译可以有两种取向。一是唯美，即用 ‘张腔’翻译，但要模仿得惟妙惟肖可谓痴人说梦，结果很大可能是东施效颦，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译，对英语原文亦步亦趋，这可能令中译偶然有点别扭，但起码能忠实反映张爱玲本来是怎样写。不管是否讨好，我们现在选择的正是第二条路。”译者赵丕慧在台湾翻译的作品包括《幻影书》与《赎罪》等。
(廣州日報) 張愛玲自傳體三部曲“悄然”團圓 2010.09.06
張愛玲自傳體三部曲“悄然”團圓
《雷峰塔》、《易經》中文版9月面市，簡體版年底發行
1920年9月30日，天才作家張愛玲出生在上海，1995年9月8日，離群索居的張愛玲在美國洛杉磯寓所悄然離世，為了紀念張愛玲誕辰90周年及逝世 15周年，出版界頻出新動作——4月，自傳體英文版小說《雷峰塔》香港出版，9月3日，英文自傳體小說《易經》正式推出，而兩本自傳小說的中文版也將在9 月在臺灣陸續推出，加上去年問世的《小團圓》，張愛玲的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今年得以團圓。
但相比前年改編其小說的電影《色，戒》的轟動、去年《小團圓》引發的熱潮，今年兩部自傳小說的出版，有點“悄然”，張愛玲留給大眾咀嚼的如今除了她的自傳小說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話題之外，還有什麼？“張愛玲熱”還能熱多久？
張愛玲英文自傳體小說《易經》3日在香港大學正式推出。加之已先後問世的《小團圓》、《雷峰塔》，其自傳體小說三部曲率先在香港“團圓”，以此紀念這位女作家誕辰90周年及逝世15周年。而備受華語讀者關注的中文翻譯版即將由臺灣皇冠出版，9月6日正式上市，臺灣皇冠出版社在官網上公布了這一消息。張愛玲作品在內地的出版人陳蕙惠之前曾表示，中文簡體版《雷峰塔》可能將于年底出版。
英文自傳體小說上部《雷峰塔》今年4月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推出，《雷峰塔》是張愛玲以自己4歲到18歲的成長經歷為主軸，糅合其獨特的語言美學所創作的自傳體小說。
而此次最新出版的《易經》是張愛玲英文自傳體小說的下部，于1963年完稿，早于《小團圓》10年創作。接續《雷峰塔》的故事，《易經》描寫女主角18歲到 22歲的遭遇，同樣是以張愛玲自身的成長經歷為背景，因此相形之下，《易經》則全以成人的角度來觀察體會，把一個少女的滄桑與青春的生命力刻畫得余韻無窮。
香港大學客座教授、知名學者李歐梵表示，《易經》以大篇幅講述了女主角在香港一所大學的生活，特別是細致描摹了戰火圍城時的經歷和心情，與張愛玲1944年散文《余燼錄》、1976年小說《小團圓》文中戰時大學氛圍相互照應，盡是張愛玲大學時代的影子，諸多片段皆透出“張式”獨具的靈光。
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說，父母宋淇夫婦是張愛玲至交，張愛玲曾在信中對他們提及希望找到海外出版社出版《易經》卻未果，如今這部英文小說在47年後終能出版，希望還張愛玲一個心願，也為“張學”研究者和廣大“張迷”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何 邊）
“張愛玲熱”退燒了
“她離今天的生活越來越遙遠”
在內地，出現了兩次張愛玲的風潮。一次是上世紀40年代，也就是張愛玲在“淪陷期”的上海創作和發表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說和散文，包括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金鎖記》等。第二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比港臺晚了30年。1985年，北大教師溫儒敏和錢理群、吳福輝編寫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書中，張愛玲和周作人、沈從文、錢鐘書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視的作家進入了內地的文學史。
1995年9月，張愛玲在美國逝世，“張愛玲熱”達到高潮，影視改編、新作出版、解讀張愛玲作品，涌現無數“張迷”。
在“張愛玲熱”中，張愛玲作品改編成電影、話劇等現代藝術形式最引人注目，但也經歷高潮到低谷的階段。對此，男作家和女作家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女作家：
張愛玲缺少知己
大多數女作家認為是現在的導演和演員很難理解張愛玲作品的深度，以至流于表面所致。廣東文學院女作家吳君認為影視作品不賣座不等于說張愛玲“過氣”了，在文化娛樂產業不斷商業化、市場化的時代，制作人要求的是速度，這種情況下很多制作人將張愛玲視作一件華美的外衣，以此來吸引觀眾，但只停留在表皮，沒有時間去探究作品的精髓。她還建議劇目制作人和導演“要選擇與自己內在氣質相吻合的題材進行創作”。李美皆也讚成此看法，“張愛玲的作品本就是小眾化的，演員很少能夠把握好張愛玲筆下的人物。”
但這不能說張愛玲的作品不好，電影《色，戒》的成功，並不是單純的色情、明星等噱頭炒作的，而是李安的文學功底和造詣與張愛玲很投契，他更好地理解了張愛玲，詮釋了張愛玲，“甚至達到與她隔空對話的程度，他比其他導演更接近張愛玲。”吳君說。
男作家：
張愛玲作品有局限性
而與之對應的男作家群體則持不同的觀點，兩次風潮都是特殊的歷史背景成就的，“張愛玲的作品本身與其曾經擁有的至高文學聲望是不相匹配的”。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和李雲雷在此觀點上保持高度的一致，當一切回復正常，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或者說今天的人們徹底認識到張愛玲的作品“不過如此”，“張愛玲善于表現生活中安穩的一面，如刻畫小市民的獨特性，但對于生活中飛揚的一面，如社會轉折、歷史觀察、對現實的認識則不是很清晰。”
此外，“張愛玲離今天的生活越來越遙遠”也被認為是其文藝作品熱度走低的原因之一，“你看最近的電視劇《蝸居》為什麼火？因為它與當下生活緊密相連，而張愛玲則太遙遠了。”孟繁華說，幾年前的電影《色，戒》給即將落潮的“張愛玲熱”打了一針強心劑，讓其再起小高潮，2009年出版的《小團圓》則是“張愛玲熱”的最後一針強心劑了。（劉艷）
(成都晚报) 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中文版台湾上市 2010.09/07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及逝世15周年，《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三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极致细腻地铺写张爱玲对周遭不同人物的爱恨情结。《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创作的，已于上半年出版。昨日，由台湾知名译者赵丕慧翻译的中文版在台湾正式上市。中文简体版《雷峰塔》或将于年底出版。《雷峰塔》和《易经》中文版的引言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所写，“1995年9月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手稿后，便按遗嘱把它们都寄来宋家。”据悉，《雷峰塔》和《易经》部分重写了《小团圆》里面的故事，《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易经》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事实上，这两部作品原是张爱玲在上世纪60年代转向英美文坛创作的失败敲门砖。中文版由台湾知名译者赵丕慧翻译，她的翻译并未采用“张腔”，而选择了直译。 记者 滕杨
(青年报(上海)) “自传三部曲”出齐 张爱玲被“失意之作”揭痛？ 2010.09.07
继《小团圆》后，又有两部张爱玲从未发表过的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在台湾首发。这两部小说，张爱玲都是用英文写的，而这次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同《小团圆》一起合称张爱玲伟大的“自传三部曲”。可是，这三部作品均是张爱玲的痛处所在，后人频繁“揭痛”是否合乎常理，多方各执一词。
本报记者 郦亮
质疑 何必再揭旧痛
和《小团圆》不同，《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所写的自传性作品，时间在1963年。彼时张爱玲已移居美国，并尝试用英语创作。可是这尝试显然是失败了，最后连出版都没有成功，书稿一直都压在张爱玲手上。有人因此将这两部作品称为张爱玲“失败的敲门砖”。这俨然成了她心中的两个痛处。
然而，就是这两部从张爱玲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作品，在她去世的15年之后被拿来出版。联想到张爱玲因不满意而明确指示要“销毁”的《小团圆》，却于去年被她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交付出版，一些张迷难免感叹，张爱玲的悲剧之处就在于，去世后，她无法再左右自己的作品，就这样被一次次将痛处暴露于众。
争议 利于张学研究？
这番讨论，显然又将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推向风头浪尖。人们不禁再问，宋以朗如此挖掘出版张爱玲的旧作，是否符合张爱玲的本意？对此宋以朗所做的解释是：“出版《雷峰塔》和《易经》主要目的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解决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当年在美国的张爱玲还是一直在写作，我想向读者表明，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写了什么。”
一些看过“自传三部曲”的张迷反映，读下来感觉的确不如张爱玲的巅峰之作。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也称“在写作风格和整个结构经营、英文语言的运用上，都有点令人失望。”不过，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张学泰斗陈子善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论写得是好是坏，这对研究张爱玲晚年的写作状态意义重大，“要想完整地了解一位作家，就必须尽力挖掘那些旧作，哪怕是作家自己不愿发表的作品。”
当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因为要为张学研究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宋以朗方面将收获“三部曲”的丰厚版税。
遗憾 无法亲自翻译
据悉，《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易经》则写的是18岁到22岁的遭遇。因为投稿无门，张爱玲将这两部英文作品的一些段落，译成中文加入了后来的一些作品。
因为是以“研究为主”，所以宋以朗这次请人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两部作品译出，而非采取“张腔张调”。陈子善昨对本报表示，最大的遗憾是，张爱玲没有亲自将两部作品译成中文。即便现在要译成“张腔张调”，恐怕也没有什么人能够胜任。
(自由電子報) 張愛玲小說 雷峰塔易經問世 2010.09.09
今年適逢作家張愛玲90歲冥誕暨逝世15週年，皇冠今天出版張愛玲從未發表過的英文自傳小說中文版，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今天表示，藉2本自傳小說，讓後人更了解張愛玲。
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一直受到電影、戲劇界的喜愛，她謎樣的人生與愛情也受到外界關注。最新出版的中文版「雷峰塔」、「易經」，是張愛玲從未曝光的自傳小說，藉由張愛玲親筆描述，揭開她的成長的過程。
張愛玲在1995年過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將所有遺物寄到香港宋以朗的家中，交由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夫婦處理。宋淇夫婦去世後，都未決定將張愛玲遺留的原稿出版。
直到宋以朗接下張愛玲文學遺產後，他發現當中有2部小說的英文原稿，翻閱過去張愛玲的評論及書籍當中，都從未曾提過這2本自傳小說。宋以朗表示，決定出版的原因，是為了讓後人更能了解張愛玲，至於讀者願不願意閱讀這2本遺作，選擇權在於讀者。
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雷峰塔」、「易經」寫於1957年至1964年，這2本作品雖寫得有滋有味，但在美國尋求出版卻不順利，最後這2部作品未能順利售出版權，直到今年才問世。
當初張愛玲寫「雷峰塔」和「易經」是以英文書寫，今年上半年先出版英文版，下半年才出版中文版。中文版翻譯趙丕慧表示，為寫出張愛玲式的語言，花了半年的時間，一邊讀張愛玲小說、一邊翻譯，整個過程如同一次浩大繁瑣的考據工程。
「雷峰塔」描寫女主角「琵琶」從4歲到18歲逃離父親家、投奔母親的過程。「易經」續寫「琵琶」18歲到22歲的經歷，從遠赴港大求學，直到二次大戰香港失守、返回上海。
為紀念張愛玲90歲冥誕暨逝世15週年，主持人陳文茜、蔡康永17日將在台北市立圖書館主講「張愛玲傳奇的一生」，作家鍾文音、韓良露26日則主講「張愛玲傾城的愛情」。
(中央社) 張愛玲自傳透露 母親傷她最深 2010.09.09
中央社記者鄭景雯台北9日電）作家張愛玲逝世15 週年，她的作品魅力不減。「色•戒」、「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被改編成電影，她傳奇的人生讓後人好奇，在新書「雷峰塔」、「易經」都能找到解答。
本名張煐的張愛玲，1920年出生於上海，1995年逝世於美國加州。張愛玲家族顯赫，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晚清洋務派領袖、朝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母親黃素瓊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孫女，生長在有頭以臉的家庭，卻造成張愛玲不平凡的性格。
今年是張愛玲90歲冥誕暨逝世15週年，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去年就將帶有自傳色彩的張愛玲遺作「小團圓」出版，內容描述從童年時期、求學階段，一直寫到與胡蘭成的愛恨離合。
今年宋以朗又再將2本張愛玲以英文書寫的自傳小說「雷峰塔」、「易經」出版，這2本則聚焦在張愛玲的成長階段，堪稱「張愛玲前傳」。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認為，「雷峰塔」和「易經」如同「紅樓夢」的民國版或續集，書裡揭露的家族秘辛令人驚訝。張瑞芬表示，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但在看完「雷峰塔」和「易經」才發現，傷害張愛玲更深的其實是她的母親。
張瑞芬表示，「張愛玲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但終其一生卻帶著沉重的枷鎖，劈傷了好幾個人。」
張愛玲從中學就開始在校刊發表短篇文章，20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驚艷。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情感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
而現實生活中，張愛玲的愛情也頗為曲折、糾葛，她在24歲時結識汪精衛政權宣傳部次長、作家胡蘭成，同年2人在上海秘密完婚，隔年日本投降，胡蘭成逃亡到浙江溫州，流亡期間胡蘭成與范秀美同居，1947年張愛玲與胡蘭成分手；1955年張愛玲赴美定居，結識左翼劇作家賴雅並結婚。
張愛玲曾在1961年來過台灣，並曾和她的表姪女、綜藝主持人張小燕碰面，並寫下一篇描寫台灣遊記的「重訪邊城」，成為張愛玲筆下唯一描寫台灣的文章。
(新京报) 张爱玲自传小说出下部 2010.09.08
本报讯 （记者姜妍 实习生周子阳）在出版了张爱玲英文自传体小说的上半部《雷峰塔》的繁体版后，台湾皇冠出版社将于明日在台举行发布会宣布其自传下半部《易经》的出版。此前香港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易经》的英文版，据悉其简体版可能会在11月中旬由天津青马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易经》的英文名是The Book of Change，于1963年完稿，为张爱玲早于《小团圆》十年创作而成的英文小说。小说讲述女主角Lute早年辗转的经历，1939年由上海到香港求学，大学第二年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沦陷，小说以大篇幅描述女主角Lute在香港一家名为维多利亚大学的生活，以及战火围城时的经历和心路，内容和张爱玲描述战时港大的散文《烬余录》、及自传小说《小团圆》中的战时大学氛围的篇章极度相似，充满张爱玲大学时代的影子，具有自传色彩。
学者止庵介绍说，《易经》是张爱玲很重要的作品，与《雷峰塔》里的人物是连续的。“我们一般感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的创作是个空白，这两本书恰好是张爱玲1955年到美国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间段里创作的。她希望能够变成一个英语作家，这是她当时的志向。”
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并没有让张爱玲的英文写作之路变得顺畅，出版方并不重视这两部作品。止庵认为，这和里面的文化背景不同有关，“总结来说，第一，这两本小说没有适应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第二，不能够取悦于一般读者对于小说的要求。所以没有在美国得到出版。”
在之前于香港举行的《易经》英文版发布会上，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说，《易经》是一个历史记录，自小洞察世情的张爱玲，作为一个战时香港大学的学生、一个具有非常敏锐观察力的外来者，她在这本书中描写得丝丝入扣的大学氛围，反映学生苍白和渺小的人生，具有历史和文学参考价值。
据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的市务经理方佩诗透露，该书的简体字版将由天津青马图书出版公司暂定在11月中旬推出。但天津青马运营部主任刘丽敏表示，该书简体字版的出版时间还没有定，暂时不方便透露该书简体版的出版细节。
《易经》讲述香港生活；大陆版11月或面世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中译本在台北首发 2010.09.09
9月适逢张爱玲90岁冥诞暨逝世15周年，台湾皇冠出版社9日在台北举行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中译本首发会，并表示这两部小说与《小团圆》构成完整的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图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中)从香港来到台北参加新书首发会，右为小说译者赵丕慧女士。中新社记者 路梅 摄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英文书《雷峰塔》《易经》中译本台北首发 2010.09.10
中新社台北9月9日电 (记者 路梅 刘舒凌)9月适逢张爱玲90岁冥诞暨逝世15周年，台湾皇冠出版社9日在此间举行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中译本首发会，并表示这两部小说与《小团圆》构成完整的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
据介绍，《小团圆》从张爱玲童年时期、求学阶段，一直写到与胡兰成的爱恨离合，而《雷峰塔》和《易经》则聚焦在张爱玲的成长阶段，可称为“张爱玲前传”。其中《雷峰塔》从女主角“琵琶”4岁写到18岁逃离父亲家、投奔母亲为止；《易经》则接着写“琵琶”18岁到22岁的经历，从远赴港大求学直到二次大战香港失守，返回上海。
根据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这两部英文小说写于1957至1964年间，张爱玲希望借此叩开英美文坛，但在美国寻求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最终未能售出版权。张爱玲生前也曾有意将其译写成中文，却又“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而始终未能真正进行。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从香港来到台北参加新书首发会。宋以朗表示，1995年张爱玲过世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将所有遗物寄到香港宋家。他后来从中发现了这两部小说的英文原稿，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将这两部遗作同时以中英文出版，给读者以两种选择。
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指出，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和《易经》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
(星島日報) 張愛玲自傳小說完整問世 2010.09.10
著名女作家張愛玲逝世十五周年，台灣皇冠出版社昨日出版張愛玲兩部英文自傳小說《雷峰塔》《易經》的中文版。據悉，兩部小說之前從未曝光，與《小團圓》構成完整的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希望，讀者能藉此更了解張愛玲。
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一直受到電影、戲劇界喜愛，她謎樣的人生與愛情也備受外界關注。最新出版的中文版《雷峰塔》、《易經》是張愛玲從未曝光的自傳小說，藉由張愛玲親筆描述，揭開她的成長的過程。
據介紹，《小團圓》從張愛玲童年時期、求學階段，一直寫到與胡蘭成的愛恨離合，而《雷峰塔》和《易經》則聚焦在張愛玲的成長階段，可稱為「張愛玲前傳」。其中《雷峰塔》從女主角「琵琶」四歲寫到十八歲逃離父親家、投奔母親為止；《易經》則接着寫「琵琶」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經歷，從遠赴港大求學直到二次大戰香港失守，返回上海。
台灣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指出，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和《易經》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着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
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這兩部英文小說寫於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四年間，張愛玲希望借此叩開英美文壇，但在美國尋求出版的過程並不順利，最終未能售出版權。張愛玲生前也曾有意將其譯寫成中文，卻又「從心底裏代讀者感到厭倦」，而始終未能真正進行。
中文版翻譯趙丕慧說，為寫出張愛玲式的語言，花了半年的時間，一邊讀張愛玲小說、一邊翻譯，整個過程如同一次浩大煩瑣的考據工程。
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昨日表示，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過世後，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將所有遺物寄到香港宋家。他後來從中發現了這兩部小說的英文原稿，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將這兩部遺作同時以中英文出版，給讀者以兩種選擇。
(聯合新聞網) 出版《雷峯塔》《易經》 宋以朗「讀不讀，選擇權交讀者」 葉姿岑 2010.09.10
選在九月，也是張愛玲九十歲冥誕暨逝世十五週年紀念，皇冠出版社出版張愛玲生前從未發表過的英文自傳小說《雷峯塔》、《易經》中英文版本；加上去年出版張愛玲自傳色彩濃厚的《小團圓》，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終於完整。
堪稱「張愛玲前傳」的《雷峯塔》及《易經》，寫於一九五七至六四年間，聚焦張愛玲的成長階段，《雷峯塔》從女主角「琵琶」四歲寫到十八歲逃離父親家，《易經》則接著寫琵琶十八歲至二十二歲赴港大求學至二戰香港失守，再返回上海的經歷。從《雷峰塔》、《易經》接著《小團圓》看下來，就是張愛玲人生的三部曲。
原英文版小說《雷峯塔》及《易經》，是當時張愛玲欲向英美文壇叩關的作品，但最終這兩部作品還是無法順利售出版權。之後張愛玲也曾想自己翻成中文出版，但她擔心「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終究沒有實行。今日看來，張愛玲顯然低估自己在文壇的魅力。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總編輯楊澤就說，大家可能不會想知道某某作家的父親、母親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家又有什麼故事；但傳奇如張愛玲就是不同，所謂人如其文，大家想透過了解張愛玲的童年、家族等故事，來對她及她的作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張愛玲留給大家的遺產。」
翻譯張愛玲的作品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以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每回作品出版都會被所有「張迷」及專家學者拿放大鏡檢視，壓力之大不在話下。
資深翻譯趙丕慧花了半年時間完成翻譯《雷峯塔》及《易經》，她嘆了大大一口氣說「終於翻完了！」趙丕慧說，翻譯時，她盡量不去想「張愛玲」這三個字，不然她很可能翻不下去！而翻譯過程她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該如何以最貼近那個時代的語言來呈現？她先讀遍張愛玲過去所有作品，並將《小團圓》仔細研究，最後她以《小團圓》做為骨幹，參考裡面的語句文字風格，完成《雷峯塔》、《易經》的翻譯。
而這幾年張愛玲的作品一再出版，總引發各界質疑，尤其《小團圓》張愛玲生前其實一度想將其銷毀，但後來又自己猶疑而作罷。做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的宋以朗表示，他大可以決定不要出版，那麼世人也就看不到這些作品；然而他終究還是將其出版，「我讓讀者自己去決定要不要看，我把這個選擇權交給大家。」
而大批的張愛玲手稿，宋以朗還沒確定要如何處理。他的想法是捐給圖書館，但無論是捐給哪個單位，不管香港、大陸、台灣…，他希望受贈單位一定要將這些東西數位化，讓世界各地的讀者沒有距離限制，都可以看得到。
至於之後會不會再有張愛玲其他作品問世，宋以朗先是表示應該不會，但隨後又說，「我其實不該把話講死」，以前有人說他說法反覆，他解釋有些東西一開始看看不懂，但反覆看了幾次再與其他作品對照，才發現其文學價值；出版，終究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張愛玲。
(聯合報) 張愛玲「雷峰塔」、「易經」 破自己心塔 陳宛茜 2010.09.10
「那個家是一座囚禁的塔，她用一輩子在逃離，卻又戀戀難忘、反覆追憶。」昨天是張愛玲九十歲冥誕，皇冠推出其自傳小說「雷峰塔」、「易經」中文版。書中描述張愛玲的成長經歷，為讀者打破她心中的幽暗之塔。
「雷峰塔」從張愛玲四歲寫到十八歲，「易經」則描述她在港大的求學生涯，與增添張愛玲婚戀經歷的「小團圓」，剛好構成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化為女主角「九莉」，「雷峰塔」、「易經」中則化身「沈琵琶」。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現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文學評論家張瑞芬指出，「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張愛玲母親黃素瓊逝世前後；而「易經」用了極大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在張愛玲作品中更是少見。
張瑞芬表示，「雷峰塔」開頭於母親出國離棄了張愛玲，「易經」則結尾於張在烽火中拚死回到上海母親的公寓，顯示她對母親的依戀。然而母親待她卻比對陌生人還要緊張防備、在銀錢上斤斤計較、時時要女兒記得還錢還情、甚至懷疑女兒用身體換得學費……。
這些一點一點扼殺了張愛玲對母親的愛。她在「易經」中嘲諷母親「想要東西兩個世界的菁華，卻慘然落空，要孝女沒孝女，要堅貞的異國戀人沒有堅貞的異國戀人。」張瑞芬認為，「金鎖記」中的母女七巧和長安，其實就是張愛玲母女的縮影。
「易經」與「雷峰塔」都和「小團圓」一樣，在張愛玲生前皆未出版。曾被張愛玲要求銷毀的「小團圓」，去年出版後雖創下百萬冊銷售奇蹟，卻也遭張迷批評為「非法出版」。
張愛玲文學遺產繼承人宋以朗表示，「雷峰塔」、「易經」是張一九五七至六四年以英文寫成，卻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出版；但張愛玲在書信中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而他選擇出版這三部「未刊稿」，是向讀者「提供選擇的機會」—可選擇讀或不讀。
「易經」之後，還會再出版張愛玲的「未刊小說」嗎？宋以朗說「應該沒有，但不敢保證。」他透露手上還有一部英文遺稿「少帥傳」，描述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的愛情故事，卻因法律問題而不打算出版。此外，他打算將張愛玲手稿捐贈予大學圖書館，條件是必須數位化所有資料，以供全球讀者查詢。
(中國時報) 90歲冥誕 張愛玲自傳 《雷峰塔》《易經》出中文版 林欣誼 2010.09.10
九月九日是張愛玲九○歲冥誕，她未曾發表的英文自傳體小說以《雷峰塔》與《易經》的上、下部形式就選在這天在台推出中文版。《雷峰塔》與《易經》從她四歲走筆至廿二歲，下接《小團圓》，張愛玲「自傳三部曲」可謂完整面世。去年問世的《小團圓》是張愛玲首度解開「張胡戀」封印的作品，《雷峰塔》與《易經》則著墨於她的童年與家庭。書中那鴉片煙繚繞的敗落老宅、親情的淡薄與決絕，及現實的幽暗，都是張愛玲一生不斷逼視的生命傷痕。
「一般人總以為張愛玲一生的痛點是她的父親和胡蘭成，看完《雷峰塔》與《易經》，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她的母親。」學者張瑞芬在序中談到，張愛玲自傳揭露許多家族祕辛，像是舅舅和母親其實毫無血緣關係、表面互相扶持的母親和姑姑為了金錢產生嫌隙、姑姑和家族晚輩亂倫的愛情。不過，她的弟弟在書中被虛構為早夭，還被影射可能是母親與一個義大利人所生。「書中描繪現實中許多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使她一點一點毀她對母親的愛。」
她在《易經》談到對回憶的執著：「琵琶從小就喜歡過去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傷感，因為往事已矣，罩上了灰濛濛的安逸，讓人去鑽研…但過去是安全的，即使它對過去的人很殘忍。」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在美國寫的，總計卅餘萬字。張愛玲原想以這部英文小說叩關英美文壇，為角色取了「琵琶」（Lute）、「陵」（Hill）等充滿東方風情的名字，但最終未能出版。
《雷峰塔》與《易經》在香港推出英文原著，在台則推出遊譯者趙丕慧翻譯的中文版。趙丕慧並非張迷，在翻譯《雷峰塔》、《易經》前一本張愛玲的書也沒看過。但她的譯筆令人驚豔，不僅流暢動人，也保留張愛玲的用詞與氛圍。
趙丕慧表示，為了翻譯，她一口氣讀完張愛玲的所有小說、散文，花很多心力研究她的句法、用語，還製作一份張愛玲的常用詞語表作為參考，其中《小團圓》是她最重要的「參考書」。 她半年內密集譯完這兩部書，每天從下午兩點工作到半夜兩點，滿桌、滿床都是張愛玲的書。
趙丕慧認為，張愛玲英文寫作能力好，貼近英美用法，風格則比中文「平鋪直敘」。
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未來他除了將張愛玲與他父母宋淇、鄺文美的書信整理出版，也不排除可能出版張愛玲以張學良為本的英文小說遺稿《少帥》。
(旺報) 易經．雷峰塔 張愛玲前傳小說問世 加上《小團圓》合成自傳三部曲 簡體版11月大陸上市 黃奕瀠 2010.09.10
在張愛玲逝世15周年這日（9月9日），皇冠舉行了《易經》和《雷峰塔》的首發會。這兩本張愛玲尚未出版過的英文自傳小說於本月出版中譯本，加上去年引發熱烈討論的《小團圓》，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終於在90冥誕暨逝世15周年這個月完整問世。
《小團圓》於去年出版時，因張愛玲曾寫下不滿意想銷毀的字句而引發爭議，儘管如此，此書仍以百萬銷量席捲華文世界，在大陸盜版不計其數。而今《易經》和《雷峰塔》的出版，將更使讀者瞭解前半生的張愛玲。「整理張愛玲作品評論時發覺，這兩本自傳無人提起，彷彿1957到1964年，他除了寫劇本外，是一片空白。」因此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者宋以朗於今年交由香港大學出版英文版，並且交由皇冠出版中文版，「這也是考量到英文版出版後，大陸會出現許多山寨版，因此需要一份中文正版。」宋以朗說。
聚焦才女成長歲月
《雷峰塔》和《易經》聚焦在張愛玲的成長階段，堪稱「張愛玲前傳」。《雷峰塔》描述女主角「琵琶」4歲寫到18歲逃離父親家，投奔母親為止；《易經》則接著寫琵琶18歲到22歲的經歷，從遠赴港大求學直到二次大戰香港失守，返回上海。
這兩本英文小說原為張愛玲向英美文壇叩關之作，他自認寫得「有滋有味」，卻不得美國出版商的青睞，「賣不掉」。在張愛玲的書信中寫著理由：「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本長篇的人物甚為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中國如此糟糕，那共產黨豈不成為救世主？」這份800多頁的手稿在張愛玲去世後按遺囑寄到宋淇夫婦之處，宋以朗整理後交付出版，他認為當時的西方世界不懂中國，在今日出版評價應該會不同。
張愛玲生前原有意親自翻譯這兩部長篇未果，以其文名之威，接下此兩本書翻譯工作的譯者壓力皆沈重。據聞，原翻譯者因不堪壓力而放棄，皇冠多方尋找譯者，但無人敢接，最後由資深譯者趙丕慧接手。趙丕慧此前從未讀過張愛玲，翻譯時才一邊翻一邊讀，趕著半年內翻譯完成，過程相當辛苦。「翻譯上最困難的是，要避免翻譯腔，又要接近那個時代的語言。」趙丕慧表示，他自認為無法像張愛玲，但卻又不得不貼近那個語言，壓力沈重，因此翻譯時盡量不想到張愛玲三個字。
銜接傳統與現代
「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銜接傳統和現代的傳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楊澤認為在世界文學史上，張愛玲足以和喬哀思相比，都是自年輕就開始創作的文學天才，少有的奇蹟。他也認為張愛玲的自傳小說是留給後人相當寶貴的遺產，畢竟作家不太輕易讓世人知道他們的私事，當代除了魯迅寫家族史外，或許只有張愛玲，「我們很幸運得到這筆遺產。」楊澤透露，當年中時創辦人余紀忠曾以極高的稿酬向張愛玲邀稿，她於是寫下了《色戒》同時刊登在皇冠雜誌和人間副刊上。「這可能是百年無法超越的稿費金額。」楊澤說。
參加新書首發會的前麥田出版總編陳蕙慧也透露，今年11月，張愛玲簡體中文版的作品將在大陸出版，屆時將於北京舉行張愛玲作品研討會。
(公視新聞網) 張愛玲90冥誕 2長篇自傳小說問世 2010.09.10
今年是作家張愛玲90歲冥誕，而昨天剛好是她逝世十五周年。
張愛玲兩本以英文寫作的自傳體小說「雷峰塔」和「易經」，中文版今天終於正式出版。
在小說中不僅寫出家族秘辛，也寫出張愛玲和母親的情感糾葛。
娟秀的字體，娓娓道出了兩本小說、版權賣不出去的過程與心境，這是張愛玲和友人宋淇夫婦間的親筆通信。1960年代，旅居美國的張愛玲，嘗試以英文寫出了「雷峰塔」和「易經」兩本自傳體小說，希望做為踏入英美文壇的敲門磚，但或許是因為對當時的美國人來說，中國文化是既遙遠又陌生，兩本書的版權始終賣不出去，一直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年，英文版和中文版，才相繼出版。
張愛玲華麗又蒼涼的文字魅力，風靡華人世界將近70年，不但小說屢屢被改編成戲劇，2007年，李安執導的「色戒」，更重新捲起一股張愛玲風潮。這兩本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從4歲寫到22歲，「雷峰塔」講的是童年時期的家族往事，下半部的「易經」，則是描寫她在香港的求學經歷，但也由於張愛玲文字風格、給讀者的印象太過深刻，讓翻譯本書的譯者、是傷透腦筋。
兩本小說裡，張愛玲用了極大的篇幅描寫母女關係，在她以往作品中、相當罕見，書中還揭露出不少家族秘辛，包括母親和姑姑在錢方面有嫌隙，姑姑甚至和張愛玲的表哥，有著不可告人的關係。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這兩本書將是繼去年出版的「小團員」後，張愛玲最後出版的長篇遺作。
(新华网) 张爱玲小说《雷峰塔》《易经》中文版台北首发 2010.09.10
9月9日，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左）与译者赵丕慧出席张爱玲遗作《雷峰塔》《易经》首发记者会。当日，张爱玲小说《雷峰塔》《易经》中文版首发记者会在台北举行，以此纪念这位女作家诞辰90周年及逝世15周年。这两部作品由张爱玲英文自传小说《雷峰塔》《易经》翻译而成。
9月9日，记者在台北张爱玲遗作《雷峰塔》《易经》首发记者会上拍摄展出的手稿。
(聯合新聞網) 「雷峯塔」搶鮮讀 2010.09.14
琵琶出生在顯赫的上海貴族家庭裡，圍繞著她的是絲絨門帘、身穿水鑽緞子的賓客、裹小腳的老媽子，和一堆關係龐雜的二大爺、姨奶奶、表姐表哥們。但父母的缺席卻是永恆的常態，沉迷在鴉片裡與舊時繁華的父親難得現身，而堅持要離婚的母親則與琵琶的姑姑出洋念書。在這種文化、利益相衝突的幽森豪門裡，難怪四歲的琵琶總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一切。
或許也因為這段萬花筒似的童年滋養，琵琶的腦子裡常轉著超齡的念頭：她幻想能無窮無盡地一次次投胎，變成金髮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裡；她看到書裡壓的褐色玫瑰花瓣，就傷感人生苦短；她覺得十八歲是在護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能過去。
美好的人生固然值得等待，然而，眨眼間當琵琶已跨到另一岸時，等待到的卻是不堪的、囚禁她一生的淒傷……
《雷峰塔》是張愛玲以自己四歲到十八歲的成長經歷為主軸，糅合其獨特的語言美學所創作的自傳體小說。情節在真實與虛構間交織，將清末的社會氛圍、人性的深沉陰暗濃縮在這個大家族裡。
繼《小團圓》出版後，不難發現張愛玲反覆地重述生命中最晦澀的心事，但每次出手均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極致細膩地鋪寫她對周遭不同人事物的愛恨情結，讓我們讀來震撼驚心之餘，更能逐漸將張愛玲的傳奇拼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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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把門帘裹在身上，從綠絨穗子往外偷看。賓客正要進去吃飯，她父親張羅男客，他的姨太太張羅女客。琵琶四歲母親出國，父親搬進了姨太太家，叫做小公館。兩年後他又帶著姨太太搬了回來，帶了自己的傭人，可是吃暖宅酒人手不足，還是得老媽子們幫著打點。從不聽見條子進這個家的門，可是老媽子們懂得分寸，不急著巴結姨太太，免得將來女主人回來後有人搬嘴弄舌。虧得她們不用在桌邊伺候。正經的女太太同席會讓條子與男客人臉上掛不住。
客室一空琵琶就鑽了進去，藏在餐室門邊的絲絨門帘裏，看著女客走過，都是美人，既黑又長的睫毛像流蘇，長長的玉耳環，纖細的腰肢，喇叭袖，深海藍或黑底子衣裳上鑲著亮片長圓形珠子。香氣襲人，輕聲細語，良家婦女似的矜持，都像一個模子打出來的，琵琶看花了眼，分不出誰是姨太太。男客費了番工夫才讓她們入席。照規矩條子是不能同席吃飯的。
男傭人王發過來把沉重的橡木拉門關上，每次扳住一扇門，倒著走。輪子吱吱喀喀叫。洗碗盤的老媽子進客室來收拾吃過的茶杯，一見琵琶躲在帘子後，倒吃了一驚。
「上樓去。」她低聲道。「何干哪兒去了？上樓去，小姐。」
姓氏後加個「干」字是特為區別她不是餵奶的奶媽子。她服侍過琵琶的祖母，照顧過琵琶的父親，現在又照顧琵琶。
洗碗盤的老媽子端著茶盞走了。客室裏只剩下兩個清倌人，十五六歲的年紀，合坐在一張沙發椅上，像一對可愛的雙胞胎。
「這兩個不讓她們吃飯。」洗碗盤的老媽子低聲跟另一個在過道上遇見的老媽子說。「不知道怎麼，不讓她們走也不給吃飯。」
她們倒不像介意挨餓的樣子，琵琶心裏想。是為了什麼罰她們？兩人笑著，漫不經心的把玩著彼此的鐲子，比較兩人的戒子。兩人都是粉團臉，水鑽淡湖色緞子，貂毛滾邊緊身短襖，底下是寬腳袴。依偎的樣子像是從小一齊長大，彷彿枱燈座上的兩尊玉人，頭上泛著光。她沒見過這麼可愛的人。偶爾她們才低聲說句話，咯咯笑幾聲。
火爐燒得很旺。溫暖寧謐的房間飄散著香烟味。中央的枝型吊燈照著九鳳團花暗粉紅地毯，壁燈都亮著，比除夕還要亮。拉門後傳來輕微的碗筷聲笑語聲，竟像哽咽。她聽見她父親說話，可能在說笑話，可是忽高忽低，總彷彿有點氣烘烘的聲口。之後是更多的哽咽聲。
希望兩個女孩能看見她。她漸漸的把門帘裹得越緊，露出頭來，像穿紗麗服。她們還是不看見她。她的身量太矮。圓墩墩的臉有一半給劉海遮住，露出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家裏自己縫的扣帶黑棉鞋從絲絨帘子上伸出來。要是她上前去找她們倆說話，她們一定會笑，可也一定會惹大家生氣。讓她們先跟她講話就不要緊了。
她漸漸放開了帘子，最後整個人都露了出來。她們還是不朝她這邊看。她倒沒料到她們是為了不想再惹怒她父親的緣故。她終於疑心了。兩個女孩坐在沙發上那麼舒服的樣子，可是又不能上前去。她們像是雪堆出來的人，她看得太久，她們開始融化了，變圓變塌，可是仍一逕笑著，把玩彼此的首飾。
洗碗盤的老媽子經過門口，一眼看見琵琶，不耐煩的嘖了一聲，皺著眉笑著拉著她便走，送上樓去。
老媽子們很少提到她母親，只偶爾會把她們自己藏著的照片拿出來給迥然不同的兩個孩子看，問道：「這是誰呀？」
「是媽。」琵琶不經意的說。
「那這是誰？」
「是姑姑。」
「姑姑是誰？」
「姑姑是爸爸的妹妹。」
姑姑不像媽媽那麼漂亮，自己似乎也知道，拿粉底抹臉，總是不耐煩的寫個一字。琵琶記得看她洗臉，俯在黃檀木架的臉盆上，窗板關著的臥室半明半暗，露出領子的脖頸雪白。
「媽媽姑姑到哪去啦？」老媽子們問道。
「到外國去了。」
老媽子們從不說什麼緣故，這些大人越是故作神秘，琵琶和弟弟越是不屑問。他們聽見跟別人解釋珊瑚小姐出洋念書去了，沒結婚的女孩子家隻身出門在外不成體統，所以讓嫂嫂陪著。老媽子們每逢沈家人或是沈家的老媽子問起，總說得冠冕堂皇。珊瑚小姐一心一意要留洋，她嫂嫂為了成全她所以陪著去。姑嫂兩個人這麼要好的倒是罕見，就跟親姐妹一樣，沒幾家比得上。小兩口子吵歸吵，不過誰家夫妻不吵架來著。聽的人也只好點頭。別家的太太吵架就回娘家，可沒動輒出洋。他們也聽過新派的女人離家上學堂，但是認識的人裏頭可沒有。再有上的學堂也近便些。
「洋娃娃是誰送的？」丫頭葵花問道。
「媽媽姑姑。」琵琶道。
「對了。記不記得媽媽姑姑呀？」永遠「媽媽姑姑」一口氣說，二位一體。
「記得。」琵琶道。其實不大記得。六歲的孩子過去似乎已經很遙遠，而且回想過去讓她覺得蒼老。她記不得她們的臉了，只認得照片。
「媽媽姑姑到哪去啦？」
「到外國去了。外國在哪啊？」
「喔，外國好遠好遠啊。」葵花含糊漫應道，說到末了聲音微弱起來。
「他們還好，不想。」洗碗盤的老媽子道，微微有點責備的聲氣。
何干忙輕笑道：「他們還小，不記得。」
琵琶記得母親走的那時候。忙了好幾個禮拜，比過年還熱鬧，親戚們來來去去的，打北京和上海來的。吵架，吃飯，打麻將，更多口角，看戲。老媽子們一聚在一塊就開講，琵琶站在何干兩腿間，她們壓低了聲音，琵琶只覺得頭頂上嘶嘶嘶的聲音，有蟲子飛來飛去，她直扭身低頭躲蟲子。
老媽子們一聽見女主人在麻將桌上喊，就跳起來應聲「噯」，聲量比平常都大。
「別忘了張羅楚太太的車夫到樓下吃飯。」
「噯！」竟答應得很快心，哄誰高興的聲口。
……
(聯合新聞網) 「易經」搶鮮讀 2010.09.14
雖然家族秘史謎雲滿佈讓琵琶很迷惘，但童年畢竟是悠長而美好的。十八歲那年，她因為惹怒了父親與後母，驚險地逃出那個囚禁她的豪宅，去投奔母親與姑姑。原本母親打算讓琵琶去英國留學，卻遇上了戰爭爆發，只好安排她去香港大學唸書。此時琵琶才發現上海在拉扯著她的心，她愛上海，就像從前的人思念著自己的未婚夫！
求學時期的琵琶初嘗團體生活的熱鬧，並結識了風趣的印度女子比比，但烽火很快地威脅到香港，學生們也開始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琵琶備感流落異地的恐懼與無助，然而母親非但沒能給她半點依靠，反而更顯疏離防備。
隨著香港被日軍佔領，琵琶不得不中斷學業，她和比比商量要一起回上海，她相信只有故鄉能與自己的希望混融！為了拿到船票，琵琶必須發揮從小累積的世故與智慧，即使那要冒上生命的危險……
接續《雷峰塔》的故事，《易經》描寫女主角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遭遇，同樣是以張愛玲自身的成長經歷為背景。張愛玲曾在寫給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裡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相形之下，《易經》則全以成人的角度來觀察體會，也因此能將浩大的場面、繁雜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緒，描寫得更加揮灑自如，句句對白優雅中帶著狠辣，把一個少女的滄桑與青春的生命力刻劃得餘韻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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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沒見過千葉菜。她母親是在法國喜歡上的，回國之後偶爾在西摩路市場買個一次，上海就只這個市場有得賣。她會自己下廚，再把它放在面前。美麗的女人坐看著最喜歡的仙人掌屬植物，一瓣一瓣摘下來，往嘴裏送，略吮一下，再放到盤邊上。
「千葉菜得這麼吃。」她跟琵琶說，念成「啊提修」。她自管自吃著，正色若有所思，大眼睛低垂著，臉頰上的凹陷更顯眼，抿著嘴，一口口嚙著。有巴黎的味道，可是她回不去了。
琵琶別開了臉。太有興趣怕人覺得她想嘗嘗。姑姑半笑不笑的說：「那玩意有什麼好？」她在歐洲也吃過千葉菜。
「嗐，就是好。」露只簡單一句，意在言外。
三個人組成了異樣的一家子。楊小姐、沈小姐、小沈小姐，來來去去的老媽子一來就告訴要這麼稱呼。她們都是伺候洋人的老媽子，聰明伶俐，在工廠做過工或是在舞廳陪過舞，見過世面，見怪不怪了。就算犯糊塗，也是擱在心裏。楊小姐漂亮，沈小姐戴眼鏡、身材好。不，她們倆不是親戚，兩人笑道，透著點神秘。小沈小姐比兩人都高，拙手拙腳的，跟老媽子一樣像是新來的。後來才從開電梯的那打聽到是楊小姐的女兒。楊小姐離婚了。沈小姐在洋行做事，不常在家。三人裏楊小姐最難伺候，所以老媽子都待不久。露和珊瑚寧可凡事自己來，而不依賴親戚們薦的老媽子。東方人不尊重別人的私生活，兩人的親戚也都愛管閒事。露和琵琶的父親離婚之後，照樣與小姑同住，姑嫂二人總像在比誰反抗家裏多些。
「她們倆是情人。」露的弟弟國柱笑道：「所以珊瑚小姐才老不嫁。」
遠在巴黎的時候，露就堅持要琵琶的父親履行寫在離婚協議書上的承諾，送琵琶到英國念書，反倒引發了危機。琵琶不得不逃家去投奔母親。
「看著吧，琵琶也不會嫁人。」國柱道：「也不知是怎麼回事，誰只要跟咱們的楊小姐沾上了邊，誰就不想嫁人。」
聽人家講她們倆租這一層樓面所付的房租足夠租下一整棟屋子，可是家事卻自己動手做。為什麼？還不是怕傭人嘴敞。
琵琶倒不懂她們怎能在租界中心住得起更大更好的公寓，而且還距離日軍佔領區最遠。她倒是知道母親回國完全是因為負担不起國外的生活，而她就這麼跑來依附母親，更是讓她捉襟見肘。補課的費用貴得嚇人。而姑姑自從和大爺打官司輸了，不得不找差事，也變得更拮据。但是看母親裝潢房子仍舊是那麼的刺激。每次珊瑚在辦公室裏絆住了，不能趕早回來幫忙裝潢，露就生氣。
「我一個人做牛做馬。」她向幫不上忙的琵琶埋怨。「是啊，都丟給我。她的差事就那麼要緊。巴結得那樣，也不過就賺個五十塊一個月，還不到她欠的千分之一呢。」
她在房裏來來回回踱方步，地上到處是布料、電線、彫花木板、玻璃片、她的埃及壁燈、油漆桶、還有那張小地毯，是她訂做的，仿的畢卡索的抽象畫。
「知道你姑姑為什麼欠我錢麼？她可沒借，」她把聲音低了低，「愛拿就拿了。我的錢交給她管，還不是為了幣值波動。就那麼一句話也不說，自個拿了。我全部的積蓄。哼，她這是要我的命！」
琵琶一臉驚駭，卻馬上整了整面容，心裏先暫停判斷。她喜歡姑姑。
「我有個朋友氣壞了。他說：『根本就是偷，就為這，能讓她坐牢。』」露瞇著眼，用英語模仿友人激憤的說話，天鵝般的長頸向前彎，不知怎地竟像條蛇。
「她為什麼會那樣呢？」琵琶問道。
「還不是為了你明哥哥啊。打算替他爸爸籌錢，這個洞卻越填越深。沒錯，愛上一個人就會千方百計想幫他，可也不能拿別人的錢去幫啊！」
姑姑與明哥哥的事雖然匪夷所思，琵琶還是馬上就信了。她想起姑姑講電話，聲音壓得既低又沙啞，幾乎像耳語，但是偶爾仍掩不住惱怒，原來就是與明哥哥講電話。原來這就是熱情的苦果。她還當他們是男女間柏拉圖式戀情最完美的典範呢。那晚陪他們坐在幽暗的洋台上她就是這麼說的。一句話說完，鴉雀無聲，當時她還納罕，所以直到現在仍記得。那年她十三歲。始終不想到姑姑可能會愛上一個算得上是姪子輩的人。再者，他們也不是會戀愛的那種人。即便是現在，她也沒想到去臆測在洋台的那晚他們是不是已經是情人了。她喜歡的人四周都是空白的一片，就像國畫裏的留白，她總把這種人際關係上的空白當作是再正常不過。
她母親在說：「我也不知道反覆跟她說過多少次，只要不越界，只管去戀愛，可是一旦發生了肉體關係，那就全完了。否則的話，就算最後傷心收場，將來有一天兩人再見，即使是事隔多年，也是回味無窮。可是要真有什麼，那就不一樣了。她偏不聽，現在落得個人財兩空，名聲也沒了，還虧得我幫她守口如瓶──何苦來，有時候想想真冤。我這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連你舅舅都沒說。他要知道了，他跟你舅母一定會對她不高興，到時候就鬧得滿城都知道了。我也從沒跟你表舅媽說，可是她一定早知道了。她討厭你姑姑，因為她把明哥哥當自己兒子一樣。她把這事都怪罪到你姑姑頭上──也難怪，誰叫你姑姑比你明哥哥大呢。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表舅媽根本就不願意跟她有牽扯。她每次可都是為了來看我才上咱們這個門的。」
……
(亞洲週刊) 張愛玲英文小說中譯傳奇 童清峰 2010.09.26
張愛玲傳奇又有新的解密，今年九月九日是她九十歲冥誕，她未曾發表的英文自傳體小說《雷㗖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先後於香港由港大出版社推出，其後於台灣推出中譯本，這兩部作品堪稱張愛玲前傳，加上去年熱銷百萬冊的《小團圓》，共同組成了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預料將在兩岸三地掀起轟動。
張愛玲的文風自成一格，有人將她喻為當代曹雪芹，筆下人物的個性營造多為小奸小惡，但都努力在困境中掙扎，她所創造出來的不同典型人物中共有的蒼涼特質形成震撼人心的特殊魅力，數十年來其文壇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改編拍成電影，從許鞍華的《傾城之戀》、侯孝賢的《海上花》，到近期李安的《色，戒》，都掀起轟動。
今年六十一歲、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指出，整理張愛玲作品評論時發現，這兩本自傳無人提起，彷彿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四年，她除了寫劇本外，創作一片空白；因此，決定今年交由香港大學出版英文版，另交由皇冠出版中文版，簡體版則將在十一月中旬由天津青馬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屆時將於北京舉行張愛玲作品研討會。
張愛玲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雷㗖塔》與《易經》也不例外，描寫張愛玲的成長階段。看過《小團圓》的讀者會覺得《易經》似曾相識，因為後者其實便是前者的前身、原型。
《小團圓》是從童年時期、求學階段，一直寫到與前夫胡蘭成的愛恨離合。其中《雷㗖塔》從女主角「沈琵琶」四歲寫到十八歲逃離父親家，依附母親為止，琵琶正是張愛玲的化身。
《易經》接著寫琵琶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經歷，從遠赴香港求學到二戰香港失守被迫輟學返回上海，但兩年多的香港經驗帶來的衝擊及啟發，卻是她一生的重要階段。
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這兩部英文小說是一九五七至六四年間在美國寫的，總計三十餘萬字，原本只有一本，但因篇幅太長，才再分成兩部。張愛玲原想以這部她自認為寫得「有滋有味」的英文小說叩關英美文壇，無奈無法獲得美國出版商青睞，未能售出版權，在張愛玲的書信中寫著理由：「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本長篇的人物甚為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這份八百多頁的手稿在張愛玲去世後按遺囑寄給宋淇夫婦，四十七年後，宋淇之子宋以朗整理後交付出版，也等於是還了張愛玲一個心願。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指出：「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張愛玲對於《易經》的版權始終賣不掉，感到灰心，她試圖做了修正，為了避免原書前半部《雷㗖塔》人物「從兒童觀點看，太理想化、欠真實」的毛病，《易經》則全以成人的角度來觀察審視，也因此能將偌大場景、人物情緒刻劃得餘韻無窮。
張瑞芬指出，「一般人總以為張愛玲一生的痛點是她的父親和胡蘭成，看完《雷㗖塔》與《易經》，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她的母親」。張愛玲母親在她四歲時出洋留學，十歲時父母離異，家變使她扭曲了所有人際關係，例如母女的關係緊張，互不信任，她曾對母親依戀，但為她犧牲很多的母親卻又懷疑這些犧牲是否值得，特別是她母親在金錢上的斤斤計較，叨叨唸唸要她還情還錢，一點一點摧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楊澤認為，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銜接傳統和現代的傳人，足以和愛爾蘭大作家喬哀思（James Joyce､喬伊思）相比，他們都是在二十郎當歲開始發光的文學天才，張愛玲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傳奇》就令人驚艷。
楊澤認為張愛玲的自傳小說是留給後人相當寶貴的遺產，畢竟作家不太輕易讓世人知道他們的私事，當代除了魯迅寫家族史外，或許只有張愛玲敢這樣的揭露，「我們很幸運得到這筆遺產」。
很多人擔心張愛玲英文原作在經過翻譯後會失了味。作家李黎認為，讀《雷㗖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但這種顧慮並沒有發生，原因就在於譯者充分掌握張愛玲的文字風格。
皇冠甄選翻譯的過程相當曲折，經過長達半年不斷徵詢各方譯者、試譯，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不錯的對象，但因為無法承受巨大壓力，臨時打退堂鼓，當時只剩半年時間，最後敲定由與皇冠合作已有十年經驗的資深譯者趙丕慧出線。
譯者趙丕慧不是張迷
四十六歲的趙丕慧，一臉秀氣，在攝影機前顯得有些靦腆，她並非張迷，在翻譯《雷㗖塔》、《易經》前一本張愛玲的書也沒看過，但為翻譯做足了功課，不但熟讀張愛玲作品，以求翻譯時能夠貼近張的風格，無「翻譯腔」，更仔細對照《雷㗖塔》、《易經》和《小團圓》的異同，滿桌、滿床都是張愛玲的書，不停對照，翻譯過程繁瑣得像考據。
趙丕慧表示，張愛玲的文字非常精練，短短幾個字就可以把事物描寫得栩栩如生，「她的描述又狠又準，尤其是對女人心理的捉摸，無人能出其右」。趙進一步表示，一般文章中常見的銜接語氣，如因為、所以等，張愛玲用得很精簡，幾乎很少用連接詞，《雷㗖塔》與《易經》是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
《雷㗖塔》和《易經》和《小團圓》一樣，在張愛玲生前皆未出版。一九七五年，已故作家朱西甯寫信給張愛玲，表示打算根據胡蘭成的說法為她寫傳記。張愛玲情急之下，匆匆將英文版《易經》的內容改寫成中文版《小團圓》，這部號稱是張濃縮畢生心血的巔峰之作，生前一度表示要銷毀，但宋以朗以張遺囑未交代為由執意出版，雖創下百萬冊銷售奇蹟，卻也遭張迷批評為「非法出版」。宋以朗表示，《雷㗖塔》與《易經》將是張愛玲最後出版的長篇遺作，剩下可以出版的只有書信。
很多名家的遺作都掌握在宋以朗的手中，這位香港知名博客東南西北（zonaeuropa.com）的創立人、統計學博士，手上還有一部張愛玲的英文遺稿《少帥傳》，描述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之間的愛情故事，目前尚卡在法律問題而無法出版。張愛玲的手稿洛陽紙貴，她生前寫給香港一位編輯的一封短信，七十五個字，年初賣得五萬四千港幣(約合七千美元)，擁有張愛玲數萬字書稿的宋以朗的身價可想而知，但宋以朗並不藏私，打算將這些價值不菲的手稿捐贈給具數位化資料的大學圖書館，以供全球讀者查詢。
(台灣蘋果日報) 讀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陳文茜）2010.09.18
打從她出生，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上海的美麗與變幻，使得這個各方家世曾顯赫一時卻已逐漸沒落的家庭，遷移至上海，人人有著最後幻景。
自《小團圓》之後，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又將兩本張愛玲英文書寫的自傳式小說出版問世。兩本書籍是成名極早的張愛玲，中年追夢美國，以新人之姿發表的英文小說。一寫《雷峰塔》，一寫《易經》。1955年張愛玲初抵美國，年方三十五，妳可以想像這個二十歲已聞名中國文壇的女作家，歷經二次大戰，眼見汪精衛垮台，目睹胡蘭成移情，逃出1949國共內戰，初抵美國時，擁有的過早滄桑與怡然自信。在美國，二十世紀惟一的樂土，張愛玲終於遠離了抽大煙的父親、不斷與她計較金錢的母親、崇拜她又拋棄她的丈夫，與一切看透的世道。這裡已不是戰亂孤島的上海，這裡是一大片上天賜予的樂土。張愛玲以英文，「七八個話閘子同時開唱」，一股腦六年光陰寫下如雷峰塔崩塌般的家庭故事；也在《雷峰塔》及《易經》中，張愛玲間接第一次道出自己豪門身世外，於香港等於靠人接濟的難堪。六○年代，美國準備開啟另一波驚心動魄社會運動，張愛玲第一次以兩本英文小說向英美文壇叩關，總計三十萬字，八百頁篇幅；本為一册，由於內容太長，最終一分為二。英文書寫固然隱藏了張愛玲赤裸裸告白的猶疑，卻意外隔絕了讀者的共鳴。在那塊陌生「樂土」上，我們華人本世紀裡最傑出的才女，平生嘗到了第一次退稿「賣不掉」的滋味。美國的英文讀者，不想飛越太平洋理解清後，巨塔傾迭，惟一存留的才女寫下的叨叨絮絮。美國沒有張迷，也無法創造張迷。那裡研讀歷史的人約略知道李鴻章，因為他老代表戰敗的清朝與洋人簽降約；至於張佩綸，恐怕無人知曉。李鴻章的後代，以不夠漂亮的英文，寫下戒不掉鴉片的父親，寫下老宅子令人瞌睡，寫下骨肉手足為錢打官司，寫下歷史老師資助小女孩在香港八百元學費，小女孩討媽媽歡心交給了她，卻被母親輕易地在牌桌上給輸了的殘酷故事。隔著大海，張愛玲殘酷地看往事，一生閒惡地被撕開。她以冷酷的筆調，無情地看盡一切，小說裡母親的花轎婚禮，被描述成穿上層層衣物，「打扮的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活人祭」……「每一場華麗……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
親情愛情皆無緣
這些中國歷史家族的幽暗，對英美讀者既遙遠更不稀奇，美國人的親情本是算計的，美國人搞不懂清末貴族命運的戲劇性，美國人在六○年代的小說已是個人虛無書寫的主流，他們對鴉片中國、逃離大家庭傳統、掙脫枷鎖的中國女子故事，沒有共鳴。
於是四十歲的張愛玲，「成名趁早」的張愛玲，在一個她一直嚮往的新世界中，找不到願意和她一起憑弔「七巧」故事的讀者。美國人知道南北戰爭，知道白瑞德的瀟灑，但他們無法理解每個頭上都被釘上一根釘子的中國女人命運。於是自1960至1995年死亡前，張愛玲固執地留下她人生第一個以生命書寫的英文文稿，拒絕翻成中文，與其他衣物、廉價家具、超市軟鞋，一起擱於洛杉磯公寓裡。是的，上海給了她一切的承諾，又奪走了她一切的幻影。她終於自由了，逃脫了，丟下了那根中國老家庭釘在她身上的釘子，但這只是肉體；精神上離開上海後，生命留給她的卻是更大的蒼涼，更大的孤寂，與更無盡的拋棄。
47歲她成了寡婦，40歲起她在美國只是藉藉無名的作家，75歲死的時候她是長相醜陋的亞裔獨居老婦。上海在她身上，牢牢釘上了一根釘子，鐵證如山，她逃不出。
回顧張愛玲一生，張迷無數，懂得她的人，她不愛；一生卻永遠追尋不可得的愛，父愛、母愛，胡蘭成之愛，……這些凡人可得的愛，皆與她無緣。
而當她將之訴諸英美讀者時，那些她自小崇尚的西方，童年天津起士林嘗過的蛋糕世界子民，最終也對她無動於衷。她做不了林語堂，她始終只屬於曾允諾她一切的上海，這竟成了張愛玲的最終悲劇。
(蘋果日報) 琵琶怨 邁克 2010.09.24
看完一場又一場陣容鼎盛的舞蹈和歌劇，不覺其膩反而更饞，磨拳擦掌準備回亞洲接其他演出的招─是的，雖然坐在西方文明橋頭堡享用人家的三星大餐，我還是懷念鄉下的雲吞 麪和鹹豆漿，不必有中秋佳節作架樑，也夢繞魂牽倍思親。呃，紅線女首本名曲《昭君出塞》，和番美人抱着琵琶傾訴愛國之情，有一句「身在胡邊心在漢」，借來暫用不知道會不會引起公憤？「吓，你咁嘅貓樣，同所有選美評判瞓勻晒都咪使旨意入得到初賽喇，仲想躋進『四大』？」呵哈呵哈，謝謝提醒，不過我中意傍實阿貂蟬玉環地把臂同遊噃，吹咩？
既然已經叉開咗，提起那件有半遮面功能的樂器，不如索性話分兩頭。自從讀了英文版《雷峰塔》，並且得悉皇冠打算把它譯成中文，我就不停想像書裏人物的名字會對上怎樣的親家。媽媽 Dew和姑姑 Coral恐怕難逃「露」和「珊瑚」， Elm Brook和 Autumn Crane也有「榆川」和「秋鶴」可供對號入座，但女主角 Lute，總不會譯成核突到痹的「琵琶」吧？唉，真是好嘅唔靈醜嘅靈，上星期「張愛玲九十冥壽禮物」面世，作者可憐的替身果然被冠上這兩字，今生今世水洗不清了。假如她和宋氏伉儷通訊白紙黑字寫清楚，我們當然不能吭聲，然而一個把《海上花列傳》翻譯成白話、對古代妓院深有研究的專家，怎會這樣陷害筆下未經人事的主人公？縱使華南地區並非她屬地，大概也聽過「琵琶仔」是養在青樓等待接客的雛妓，鴇母積極培養以便大爺一擲千金收購初夜的搖錢樹。雞界不納，酒樓還有一款琵琶鴨呢，總之用來作人名肉鬼酸。
(蘋果日報) 青春回憶 邁克 2010.09.25
Lute的弟弟 Hill譯「陵」也是一奇。你不會不知道，除了高拔的土地，這個字的另一解釋是墳墓─沒聽過南京的中山陵，也聽過北京的十三陵吧？《雷峰塔》裏抽鴉片的二世祖雖然大半生游手好閒，話晒是書香世家，替獨生子取個這樣大吉利市的名字，難道不怕十八代祖宗集體拿出家法伺候嗎？姓沈，「沈山」嫌寡薄，「沈丘」也不壞，似乎沒有必要登上跡近陰森的「沈陵」，就算角色在上集完結前一命嗚呼，斷不會殘酷到在名字埋下墳地的伏筆。
我誠心相信，要是由作者親手翻譯這兩冊自傳式小說，採取的會是音譯而不是意譯。在她非委約的作品裏，人物單名的少之又少──《秧歌》和《赤地之戀》的「同志」幾乎清一色單名，王霖、顧岡、沙明、劉荃、戈珊、黃絹、張勵、趙楚、崔平，當然是逼於形勢反映現實，有別於「自由世界」那批原型生活在她周圍的生張熟魏。《小團圓》難得有個簡煒，在英國湖區一閃而過，頑皮的精蟲縱使游進了蕊秋的子宮，記得他「敏感的長長的臉，橢圓形大黑眼睛，濃眉，花尖，一副顧影翩翩的樣子」的讀者恐怕不多。此外當主角的只有《同學少年都不賤》的趙玨，稀罕到以特寫鏡頭圈點：暗戀的赫素容由北京寫信來，抬頭「玨」，「趙玨從來沒想到單名的好處是光叫名字的時候特別親熱」，欣喜若狂──八成是個人體驗，她單名煐。平日可想連名帶姓呼喚，單名雙名一視同仁，《色，戒》裏牌桌上的女間諜因故早退，興致勃勃的牌友不依：「『這王佳芝最壞了！』易太太喜歡連名帶姓叫她王佳芝，像同學的稱呼」，是美好的青春回憶。
(成都商报) 张爱玲英文小说中文译本 《雷峰塔》《易经》在港首发 2010.09.30
张爱玲两部英文小说《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The Book of Change》的中译本繁体版《雷峰塔》《易经》，29日在中国香港浸会大学首发。加之此前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在她诞辰90周年和逝世15周年之际终于合璧，虚虚实实交织出一代才女的传奇人生。新华社
又讯 出版人、学者止庵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繁体版已经在香港推出，但读者要看到内地的简体版，至少也要等到明年上半年。（蒋庆）
(大公报) 本地院校掀研究张爱玲热 2010.09.30
图：浸大署理副校长（研究及拓展）汤涛（左起）、李欧梵、宋以朗（张爱玲遗产执行人）等主持新书发布会本报摄
【本报讯】记者洪捷报道：今年是作家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亦是去世十五年，她的作品逐步出版，重新掀起了张爱玲热潮，连各个学院也兴起研究张爱玲热。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的「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内容包括国际学术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印象．张爱玲．首届绘画奖展览」、「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电影工作坊、论坛、表演等。
昨日及今日一连两日（九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的学者有七十多名，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内地及本港等国家及地区。
逾70学者出席研讨会
其中来自台湾的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芳明，主讲「我们的张爱玲：她在台湾的不死与未了」，介绍了张爱玲对台湾的影响。陈芳明发觉，张爱玲没有写过台湾，也没有在台湾长住过，但她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成名，却是在台湾。陈芳明追溯道，在六十年代，台湾的国民党利用张爱玲的作品如《秧歌》、《赤地之恋》，去作反共的宣传。
但到了七十年代，台湾因钓鱼岛运动及左派作家的兴起，文学界如唐文标批判张爱玲的着作内容，反而令张爱玲受到更多关注，更加走红。文学界日渐有了张爱玲迷，如朱西甯、王祯和。七十年代末，胡兰成到了台湾，推出了一些着作，再引起人们对张爱玲的兴趣。八十年代台湾出现了不少女作家受到「张腔」影响，学习张爱玲的写法。然而，陈芳明认为她们都没有张爱玲的无情与绝情，只是在写作技巧上学习张爱玲。另外，也有部分受到胡兰成影响的作家，对张爱玲表示反感。一九九九年，台湾有一个「台湾经典三十」的选举，张爱玲的着作也在其中，很多人认为张爱玲不是台湾作家，也没写过台湾，其作品没有理由成为「台湾经典」，陈芳明说，在这些「反张」的浪潮中，张爱玲被「越反越红」，台湾很多作家都有张爱玲的影子。因此他的结论是：「台湾的文学史，不能叛逃张爱玲的影响。」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雷峰塔><易经>中文版在港面世 2010.09.30
中新网9月30日电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张爱玲遗作《雷峰塔》及《易经》中文版于29日在香港面世，以纪念这位传奇女作家诞辰90周年，以及逝世15周年。加上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中英两版至此全部出齐。
张爱玲1920年出生在上海，曾求学香港，50年代移居美国。《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及《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这两部长达30余万字的英文小说，即是她1963年在美国完成，并委托当地经理人替她找出版社出版，但直至今年才得以如愿。继英文版后，两书的中文版陆续在台湾和香港问世。
《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自传体小说，前者取材于她自己4岁至18岁的成长经历，后者则将舞台由上海转至香港，描写女主角的大学生活和伴随战争而来的故事。
新书发布会上，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指出，决定出版这两本遗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把选择的机会还给读者，读或不读完全看各人的理由。他亦坦言，起初担心“张迷”挑剔翻译工作，“不过截至目前，我听到的都是认为译得很好。”
两本书的翻译均出自台湾专业译者赵丕慧之手，发布会当日，未到场的她透过出版社发表感言，称工作的半年时间里，不敢看张爱玲以外作家的作品，反复揣摩张的文字、语句及风格，但未奢求完全还原“张腔”。她称，翻译过程中尽量不去想“张爱玲”这三个字，否则就译不下去了。
近年每有张爱玲作品问世，都被文学界和出版界视为盛事，“张爱玲热”屡掀高潮。文化学者李欧梵对此表示，不赞同把张爱玲奉为女明星式的传奇人物，从她的作品窥探其隐私，“学者可以研究所谓‘张爱玲现象’，而大众应该好好读她的小说，发现她到底伟大在哪里。” (王玉)
(深圳特区报) 张爱玲两英文小说 中译本在港首发 2010.09.30
新华社香港９月２９日电 （记者 吕诺）张爱玲两部英文小说《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ｇｏｄａ》和《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的中译本《雷峰塔》《易经》，２９日在香港浸会大学首发。加之此前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在她诞辰９０周年和逝世１５周年之际终于合璧，虚虚实实交织出一代才女的传奇人生。
这两部小说完成于１９６３年张爱玲在美国定居时期。中译本由赵丕慧翻译，皇冠出版社出版。《雷峰塔》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女主角琵琶从４岁到１８岁身处大家族成员爱恨纠缠关系中的成长故事，浓缩了清末的社会氛围和人性的深沉阴暗；《易经》则描写琵琶１８岁到２２岁沧桑的遭际和青春的生命力，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和幽微的情绪挥洒自如。其中琵琶在香港维多利亚大学求学的经历，重现了战争时期张爱玲在香港的学生生涯。
《雷峰塔》和《易经》９月９日在台湾出版发行，和《小团圆》一样引起轰动。据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介绍，这两本书的第一版在台湾面世５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２９日《雷峰塔》和《易经》的新书发布会，是香港浸会大学纪念张爱玲诞辰９０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浸会大学近日接连举行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电影工作坊、绘画展等活动，全面回顾张爱玲在文学、电影、学术、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影响。
(亞洲週刊) 張愛玲三部曲香港團圓 邢舟 2010.09.30
張愛玲三部曲香港團圓
香港浸會大學舉辦張愛玲研討會，近八十名學者討論她的巨大影響力；遺作《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三部曲終在香港團圓。
翻開張愛玲華麗而蒼涼的一生，她的生日和忌日都在九月，九月，是宿命的開始也是結束。
今年，正逢張愛玲九十冥誕和逝世十五週年紀念，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以「傳奇、性別、系譜」為主題，舉辦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包括印象．張愛玲．首屆繪畫獎展覽、張愛玲手稿及書信展、張愛玲電影工作坊、張愛玲生日懷念儀式及《情場如戰場》舞台劇等。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的張愛玲誕辰九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美、英、日、韓、中、台、新、馬、澳門和香港等地近八十名國際學者，從性別、家庭、政治、語言等層面討論交流張愛玲對現當代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學術研討會的開幕禮上，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講座教授應邀作了主題演講。陳芳明說，張愛玲成長在中國大陸、求學於香港、晚年避居美國，從未在台灣生活居留。可是從六十年代作品初抵台灣，到七十年代「非鄉土、即張胡（張愛玲、胡蘭成）」的文學氣候形成，再由朱天文、朱天心等人創辦「三三集刊」，三三作家在台灣文化界的閃亮登場，甚至在一九九九年「台灣經典三十」的評選中，將張愛玲的作品《半生緣》列入決選引起風波。沒想到，對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地方，竟是台灣。
如今，對於「張學」的研究早已不受地域的限制，在香港，這些年至少已經有四五次專題研討會了。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身「張學」，著名學者李歐梵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張愛玲的後半生，因為宋淇夫婦留給兒子宋以朗的資料和作品逐漸公開，增添了更多豐富的可讀性和研究性。我們應該怎麼對待這個現象？「我是反對張學的，我認為張愛玲應該是屬於每個人的，不要變成好像學界專家的私人財產。」李歐梵說﹕「張愛玲是屬於她那個語境、時代的一分子，她非常有才氣。現在出了那麼多她的書，到處可以買到，讀者應該去讀張愛玲的書，而不是總看那些專家怎麼解讀她。」
在《易經》、《雷峰塔》的中譯本導言中，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指出，當年張愛玲其實是為西方讀者寫這兩本書的。她很想打入西方市場，可是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半個世紀後兩本英文原著終於得以問世，西方社會怎麼看？宋以朗告訴記者，美國《紐約時報》知道九月是張愛玲的冥誕，最近曾專門派人到他家，拍了兩百多張照片。「我沒見過一個大報，因為一個文化新聞做那麼大功夫。是不是真的需要派三個人來我家拍照呢？」
放眼現當代華人作家，能夠用雙語創作並都受到認可的，幾乎沒有。「以前有一個林語堂，現在有一個，高行健，可哪怕高行健，也只有當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我自己如果寫小說，也會選擇用中文，接受雙語寫作幾乎不可能，還是有種主體性。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第一流的翻譯者，如今全世界翻譯英文好的，也不超過十個人。」李歐梵說。
今年，先是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愛玲最後一部英文小說The Book of
Change（《易經》），九月九日又由台灣皇冠出版社推出中文翻譯版本，在台灣上市才四五天的功夫，就已經賣完了初版。二十九日在浸會大學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當天，《易經》、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的中文香港版也舉行新書發布會，聯同去年出版的《小團圓》，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終於在多年以後熱熱鬧鬧的「團圓」了。
王德威教授認為，張愛玲自傳三部曲的寫法是一種延伸式的寫作方式，把自我的身世浸到小說裏面，把自己的身世寫出來，還要嘗試用不同的語言——英語，用不同的文體——長篇英文小說的形式，做進一步的發展。雖然未必都會成功，但「只有回到這個從小給她一切承諾的地方，才能成全她的天才夢」。作為讀者，每一次的閱讀經驗可能都是在接近更真實的張愛玲，她的故事早已熟悉，可是總會在細節有了新的收穫。正如張愛玲自己說的那樣：「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南方都市报) 为了张爱玲的聚会 2010.09.30
昨日上午,“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雷峰塔》、《易经》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知名学者李欧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芳明等七十多位国际学者出席了活动。据悉,简体版《雷峰塔》、《易经》将于明年才能与内地读者见面,而英文版则不会在内地出版。
展览、研讨会多项活动纪念
为纪念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与张爱玲逝世十五周年,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以“传奇、性别、系别”为主题,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内容涵盖8场学术研讨会、“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印象·张爱玲· 首届绘画奖”展览、“张爱玲电影工作坊”播映会、“《情场如战场》舞台表演”等。
南都记者在研讨会开幕式现场所见,知名学者周英雄、陈芳明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们解构了张爱玲的写作手法及心路历程。其中,陈芳明的《我们的张爱玲:她在台湾的不死与未了》,讲述了张爱玲在台湾地区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张爱玲与台湾地区文学的关系,其幽默的演讲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张爱玲自传三部曲完整问世
作为研讨会其中重要一环,随后,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雷峰塔》、《易经》中文版书封上,南都记者看到“《小团圆》、《雷峰塔》、《易经》自传小说三部曲终于完整问世”的字样,据了解,《雷峰塔》和《易经》的情节是前后相连的,《雷峰塔》英文原名The Fall of the Pagoda,是张爱玲早于创作《小团圆》而写成的英文小说作品,也是张爱玲首部英文自传体小说合集的上部,讲述以张爱玲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琵琶”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易经》(The Book Of Change),则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
宋以朗向南都记者透露,《雷峰塔》、《易经》是张爱玲于1957年至1964年间创作的英文小说,当时没能在美国出版。待到张爱玲逝世后,这两部小说的英文手稿被寄到宋家。“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读者可选择读或不读,我向读者提供选择的机会。”
翻译获肯定,“自传说”再起争议
据了解,《雷峰塔》、《易经》英文版早于9 月初出版,而两书的中文版(台版、港版),于近日才推出,由台湾翻译家赵丕慧耗时半年翻译。赵丕慧在翻译时给自己设立了两个原则,一是尽量避免翻译腔,要贴近中文语法；二是要贴近时代语言。她为了翻译这两部小说,看了张爱玲所有的文字,并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列为主要的参考资料。“翻译得很好,文字很具音乐感”,知名学者李欧梵对《雷峰塔》、《易经》的中文翻译评价甚高,他认为“翻译张爱玲的小说很不容易,中文译本对研究张爱玲小说大有帮助”。
对于不少“张迷”将《雷峰塔》、《易经》等同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陈芳明认为有失偏颇。“是不是张爱玲的自传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透露出清末大家族的生活,还原了当时社会场氛围,体现张爱玲对人性的深沉阴暗刻画。”陈芳明说。 (陈晓勤)
(信報) 李歐梵：要把四本書加《小團圓》一起讀 2010.10.04
張愛玲的兩本新書《雷峰塔》和《易經》今年已經通過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原版，經過趙丕慧的翻譯，繁體中文版由皇冠出版社推出。在紀念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期間，出版社和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博士一起在浸會大學發佈這兩本新書的中文版。
翻譯趙丕慧沒有到場，但透過代表宣讀了她的感言。她說，自己能翻譯張愛玲的小說是莫大榮幸。為了翻譯好，她把張愛玲的作品全部細細讀過，把玩和揣摩張愛玲文字的風味，在這個過程裏，她不讀其他作家的書，以免干擾到對「張腔」的把握，她也強迫自己忘掉張愛玲這個名字，因為如果念茲在茲，對翻譯就是莫大的壓力。
過去人們談到張愛玲的文字美感，總是說文字裏面的畫面感，而趙丕慧發現，除了畫面感外，張愛玲的文字還有一種韻律感。在翻譯中她尤其要體現出後者。
宋以朗博士用非常艱難的普通話說，他出版這兩本書，曾經猶豫，但最終決定把選擇權交給讀者─如果不出版，讀者沒有選擇；如果出版，讀者可以選擇讀，可以選擇不讀。他曾對翻譯一事擔心，但看到趙丕慧的翻譯成果，他非常滿意。
對這兩本新書的發佈進行演講的李歐梵教授說，中文翻譯本最大的難題是兩種語言中間怎樣互相替換，張愛玲原本想自己翻譯，但後來作罷。他認為讀者閱讀《雷峰塔》和《易經》，應該是把這兩本書的中英文版加上故事有所重疊的《小團圓》五本書一起看，才能體會，而且這兩本新書的翻譯，也為「張學」開闢了一塊新的領域。
李歐梵教授話題很快轉到張愛玲的後半生，根據《張愛玲私語錄》記載，她原想打通美國出版商，在美國出版作品，但為什麼就是找不到出版商？原來美國人認為，張的作品，「裏面的人物沒有一個可愛的」。在五十年代，美國讀者對於共產中國和非共產中國分得很清，他們期待看到想看到的東西，但張愛玲的作品顯然不會滿足這種期待。
說到翻譯，李歐梵教授說，譯者有很好的音樂感，她抓到了張愛玲文字的韻律感。反而是張愛玲英文原作中的音樂感不夠，「oral sense很不一樣，她用英文創作實在是吃力不討好」，局限很大，因為她筆下的中國人名字不用音譯，而是用意譯。不過也有一些好處，很多細節，用中文不太方便寫的，經過英語就可以表現出來，她用的又是非常婉轉和旁敲側擊的筆法，這可以幫讀者從細節上走進張愛玲的小說世界。
他也提到最近王德威教授的一篇論文中很精采的觀點：「為什麼張一直寫自己的故事但一直不同？因為她是延伸式而不是獨創式的寫作方式。」人們期待從小說中找到張愛玲的故事，但每每會迷失，因為她的創作過程是一種自我虛構化，自我小說化。
最後，李歐梵教授話鋒一轉，指向在場的學者：「我觀察到，現在，張愛玲熱已經進入學界，我說一句個人曾經說過的話：『魯迅是屬於世界上每個人，只是不屬於魯迅的研究者』。我反對『張學』，張愛玲屬於每個人，把她鋪開來看更能有意義。」婉轉地提醒，把焦點過於集中在張愛玲，也許會變成一種耽溺的閉門造車。
(印刻文學生活誌) 雷峰塔下的張愛玲 王德威 2010.10.07
張愛玲（1920-1995）研究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顯學。近年隨著舊作不斷出土，張的文名與時俱進，各種相關著作也層出不窮。但其中有一個面向仍然沒有得到充分探討：那就是張愛玲一生不斷重寫、刪改舊作的傾向。她跨越不同文類，兼用中英雙語，就特定的題材再三琢磨，幾乎到了樂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現出一種重複、迴旋、衍生的衝動，形成張愛玲創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二○○九年，張愛玲的兩部英文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重被發現，經過整理，在二○一○年問世。這兩部小說皆寫於張愛玲初抵美國的五○年代中後期。兩部小說都有濃厚自傳色彩，也為張愛玲反覆改寫（revision）與雙語書寫（bilingualism）的美學提供最佳範例。張愛玲對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現無時或已；從散文到小說到圖像、從自傳式的喁喁私語到戲劇化的昭告天下、從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嘗試。正是在這兩部新發現的英文小說中，我們得以一窺她種種書寫（和重寫）間的關聯。兩部小說的題目，一則指涉中國民間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傳奇，另一則取法中國古典玄奧晦澀的《易經》，似乎也暗示張愛玲有心要將她的創作融入更為寬廣的歷史想像和時間輪迴。
通過對這兩部小說及其他文本的比較閱讀，本文將就以下三個方面作出進一步觀察。1、相對於寫實／現實主義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形式，張愛玲反其道而行。她穿越修辭、文類、以及語言的界限，以重複書寫發展出一種特殊的美學。這一美學強調「衍生」（derivation）而非「揭示」（revelation）；突出「迴旋」（in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2、透過對自身故事的多重敘述，張愛玲以重複枝蔓的形式顛覆傳統家族歷史的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她的記憶不斷節外生枝，瓦解了「過去」獨一無二的假設。更重要的，通過書寫，她化記憶為技藝，也重塑過往吉光片羽的存在與形式。
3、張愛玲創作中迴旋、衍生的傾向也帶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史觀。這一方面她的前例是《海上花列傳》（1894）與《紅樓夢》（1792）。張的史觀促使我們思考她後四十年的創作其實不只限於她以各種形式重寫的自傳故事，也同時包括另外兩項計畫：一是將吳語的《海上花列傳》翻譯為國語，再翻譯成英文；另外則是通過細讀文本、文獻考證以及傳記研究的方式參詳《紅樓夢》。
二十世紀文學的典範以革命和啟蒙是尚。嚴守這一典範的作家和批評家自然不會認同張愛玲的創作意念和實踐。但我以為她的寫作其實是以一種「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ctic）方式體現歷史的複雜面，也為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考察，提出發人深省的觀點。
一、
一九三八年，上海的英文報紙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註1），作者是一位十八歲的中國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張愛玲）。在這篇文章中，張愛玲描述自己在一個衰敗的貴族之家成長的點滴，她與父親和繼母的緊張關係，以及曾被父親禁閉在家中一個空屋裡的經歷。期間她患了傷寒，因為沒有及時用藥而幾乎送命。最後她在奶媽的幫助下得以逃脫。
這篇文章是張愛玲初試啼聲之作，也預告了二十世紀中國天才女作家的登場（註2）。歷史的後見之明告訴我們，張愛玲未來寫作生涯中揮之不去的主題已然在此出現：像頹靡的家族關係、充滿創傷的童年記憶、以及對豔異風格的迷戀等。這篇英文文章同時也預示張愛玲穿梭於雙語之間的寫作習慣。〈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發表六年以後有了中文版本〈私語〉（1944）。同一時期的其他中文文章如〈童言無忌〉也有所印證。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這些文字統統化為了她的英文小說《易經》的素材。（註3）
《雷峰塔》原是《易經》的第一部分，後來卻被張愛玲取出獨立成書。在撰寫英文《易經》的過程中，張已經開始構思寫作它的中文版。這便是張一九七六年大致完成、卻積延不發的《小團圓》。此書遲至二○○九年方才出版。
從散文到小說、從自傳性的「流言」到戲劇化的告白，穿梭於中英文之間的張愛玲幾乎用整個一生反覆講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複書寫與雙語書寫的美學而言，這遠非唯一例證（註4）。
從《十八春》（1950）到《半生緣》（1968），從英文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遺事〉（1958），（註5）都是如此。我已在別處討論過張愛玲的英文小說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個分身（註6）：一九四三年張創作了中篇小說《金鎖記》，五○年代將其翻譯為英文，並在一九五六年擴充為長篇小說Pink Tears。Pink Tears經過六○年代的多次重寫，最後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面貌問世。同時，她又將The Rouge of the North題為《怨女》，譯回了中文。就這樣，在二十四年的時間裡，張愛玲用兩種語言至少寫了六遍《金鎖記》（註7）。
我們可以將張愛玲的重寫習慣歸結為一種佛洛伊德式的衝動；藉著一再回到童年創傷的現場，她試圖克服創傷所帶來的原初震撼。我們也可以將她故事的多個版本解讀為她對「家庭羅曼史」的多重敘述；對過往瑣事每一次的改寫都是詮釋學的實踐。另一方面，張愛玲重複疊加的寫作也不妨看作是種女性主義訴求，用以挑戰父權社會主導的大敘事。張彷彿不再能相信她所置身的語境。通過對語言、文類的反覆跨越，她消解了父權社會號稱說一不二的話語。她將英文和中文視為同等傳播媒介，因為理解她的生存環境既已疏離隔膜如此，在傳達人我關係的（不）可能性時，異國語言未必亞於母語。這也使得她的雙語書寫更具有辯證性。總而言之，對於張愛玲來說，重寫既是袪魅的儀式，也是難以擺脫的詛咒。儘管寫實／現實主義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形式，張愛玲穿越修辭、文類以及語言界限的重複書寫卻孕育出一種特殊的創作觀。她的寫作不求「重現」（represent）而只是「揣摩」（approximate）過往經驗；它深入記憶的洞穴，每下一層甬道， 就投下不一樣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過寫作，記憶轉化為技藝：藉由回憶，過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組的可能，並浮現種種耐人尋味的形式。書寫與重寫是探索性的藝術。追憶似水年華並非只是宣洩和耽溺，新的、創造性的歡愉（和痛苦）也隨之而生。
張愛玲是抗戰上海淪陷時期最受歡迎的作家。在一個愛國文學和宣傳口號大行其道的時代，她用小說和散文（包括中文和英文）描繪歷史的偶然與人性的脆弱，並以此大受歡迎。她的離經叛道還體現在她與胡蘭成（1906-1981）的短暫婚姻上；胡是個新舊夾縫之間的文人，其時依附南京傀儡政權。由於張愛玲的政治立場曖昧，寫作風格特立獨行，戰後頗受到同行抵制。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她更被排擠到文壇邊緣。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離開大陸。在她滯留香港的三年間，她寫作出了兩本英文小說《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和《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居美國。為了持續寫作事業以及生活需要，她決定以英文創作。一九五六年，她完成了Pink Tears，一年後又開始了另一個計畫。從張愛玲和老友宋氏夫婦——即宋淇和鄺文美——的通信來看，這個新計畫將以她的個人經歷為藍本，從孩提時期寫到與胡蘭成相戀（註8）。
張愛玲在一九六一年提及了這一作品的名字：《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之後她似嫌這部小說太長，希望分冊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小說的前半部分被命名為《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如上所述，張愛玲出版英文作品的經驗頗為曲折。Pink Tears經歷了數次修改，直到以The Rough of the North為名方才出版。《易經》和《雷峰塔》的命運甚至較Pink Tears更不順利。在一九六四年張愛玲給宋淇的信中，她談到屢遭退稿，挫敗的感覺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她也發現越來越難按最初的設想完成這部作品。依目前所見，《易經》的最終版本根本未觸及張胡之戀，它只講述了張愛玲在香港的學生時代（1939-42），以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後張愛玲返回上海為結局。
一九六四年之後，張愛玲似乎全盤放棄了出版《易經》的希望，但顯然對她未完成的計畫念茲在茲。她繼續寫作，而這一次用了中文。十多年後，《小團圓》的初稿完成。張愛玲曾期待這部《易經》的中文（延伸）版面世，以交代前半生的一切，然而事與願違，《易經》和《小團圓》都未能在張愛玲生前出版。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雷峰塔》。我們要問，相對於它的前後分身，像〈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私語〉以及《小團圓》等，這本小說的意義何在。小說中的主人翁名叫琵琶（Lute），也是張愛玲的自我投射。全書以她四歲那年目送母親露（Dew）與姑姑珊瑚（Coral）出國赴歐為開端，講述了她童年成長的各個階段，一直到她與父親和繼母大吵一架後，被禁閉起來幾乎送命。在保姆何干（Dry Ho）的幫助下，琵琶最後脫逃，寄居已經離婚的母親處。最後她準備負笈海外、何干告老退休。小說在兩人道別聲中戛然而止。對於熟悉張愛玲早期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些內容全都似曾相識。小說主要源自〈私語〉和張愛玲其他的描述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文字，在人物和情節方面的改動微乎其微。然而，《雷峰塔》畢竟不僅僅是張愛玲早期自傳式散文的小說化。〈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寫於少女張愛玲劫後餘生之際，不啻是對自己所遭受的家庭虐待的控訴。〈私語〉時期的張則已是戰時上海文壇新星，筆下充滿著將身世現身說法的表演衝動。到了寫作《雷峰塔》的時候，她已遠離家國、自我放逐。當年那些創傷已經過了二十年，自然拉開了時空和情感上的距離。當然，《雷峰塔》的寫作也不乏其他動機。張的母親在一九五七年去世，同年她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寫作；她的父親則已早在四年前故去。因此，《雷峰塔》不妨視作張愛玲在脫離父母陰翳，重獲（小說創作）自由之後，開始講述家族故事的第一步嘗試。
就文學形式而言，《雷峰塔》從一個「風尚喜劇」（comedy of manners）逐漸演化為「哥德式的驚悚小說」（gothic thriller）。琵琶的父親榆溪（Elm Brook）與母親露皆出身於名門望族，自小訂親卻婚姻失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倒成了露的密友；她們結伴遊歷歐洲，並在與榆溪決裂這件事上結成了同盟。琵琶的家族各房名為獨立卻又互相影響，衍生出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小說幾乎是以人類學式的姿態描寫這些關係，不免使人想起《金瓶梅》以及張愛玲最為鍾愛的《紅樓夢》。
但張愛玲也敏銳地意識到，那烘托《金瓶梅》、《紅樓夢》的家族關係、使之成為傳奇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琵琶所面臨的只有矛盾和畸變。在迷離的鴉片煙味中，這個家庭一方面沉浸在往日的風光裡，另一方面卻又勇於追求汽車電影這些洋玩意。無論如何，揮之不去的是荒涼和頹廢。琵琶的父親縱情聲色，母親則迫不及待地要成為新時代的娜拉。兩人有志一同的揮霍祖產，孩子成為他們最後的紐帶。小說所鋪陳的時代其實充滿歷史動蕩，十月革命、滿洲國成立、抗日戰爭這些事件就發生在他們的周遭，但卻不能激起任何漣漪；內部的腐朽已經讓這個家庭麻木不仁了。
張愛玲以嘲弄卻也不乏同情的眼光看待筆下人物，但對他們居然還洋洋自得的一面則極盡諷刺之能事。榆溪與其他家族男性成員的故步自封誠然可笑，露和珊瑚的立志成為新女性也顯露著過猶不及的怪態。當張寫到露拖著解放小腳英勇地游泳滑雪，或榆溪和琵琶的繼母榮珠（Honor Pearl）異想天開、在家中荒廢的花園養鵝營生時，是要讀者莞爾之餘又不免唏噓的。琵琶的繼母榮珠性格陰晴不定，從進門起就對琵琶懷有敵意。在繼母的操弄下，琵琶發現父親和弟弟都和她日益疏遠；當她被迫穿著繼母的舊衣服上學時，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這是她日後難以忘懷的創傷之一。露在戰爭爆發後回到上海，琵琶和母親住了一陣，這又成為榮珠找碴的口實。接下來便是我們熟知的情節：琵琶被父親暴打一頓後關了起來；她差點死於肺炎，終於僥倖脫逃。
讀者會發現怪誕小說的基本要素在此幾乎無一不備，像是鬼影幢幢的大宅與夢魘般的監禁，柔弱的女孩與邪惡的繼母等等。但即使在最危險的關頭，張愛玲的敘述仍然保持了一層疏離感。這層疏離感既是她的英文行文風格使然，也得之於事過境遷多年後產生的情感距離。比起張的親身經歷，小說在情節上多了一層轉折。琵琶逃離父親的家後，她的弟弟陵成為下一個犧牲，死於肺結核。這是《雷峰塔》與張愛玲其他中文自傳作品最顯著的不同之處。無論如何，（虛構的）兄弟的死亡證明了張愛玲作為小說作者的權力，彷彿不看到琵琶（或張自己）的弟弟——也是家族最後一位男性傳人——死去，不足以說明家庭創傷對她是如何的刻骨銘心。
在小說結尾，琵琶有了出國留學的機會。熟悉張愛玲早期作品的讀者當然知道這是一個虛妄的希望，因為更多的考驗將要降臨到琵琶身上。戰爭爆發了，任何期待都注定落空，這也是張愛玲在《易經》中將要闡述的主題。因此，《雷峰塔》最後一章的開頭充滿了暗示：「琵琶總是丟三落四的。」的確，這一聚焦於「失去」的場景不啻是整部小說的隱喻。琵琶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關於「失去」的故事：失去天真，失去童年，失去父親、家庭，尤其是失去母親。小她與母親告別開始，以與作為母親替身的奶媽告別結束。張以此為一部中國女性「成長小說」（Bildungroman）寫下令人心碎的句點。
（※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6期十月號）
作者簡介：王德威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二○○四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眾聲喧嘩：三○與八○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現代中國小說十講》、《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後遺民寫作》、《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等書。
(明報) 回不去了 馬家輝 2010.10.12
英譯中的張愛玲小說《易經》成績如何？我覺得是不壞的，沒有過於刻意模仿張腔，卻亦未至過於偏離而成為一般的中譯小說，算是取得了中間路線，很可讀，讀來頗有感覺。
宋以朗在前言裡談及兩種翻譯取向，一是忠實於張腔，但擔心「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另一是直譯，「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他自招，出版社選擇的是第二條路。
雖說選擇了直譯，但在翻譯過程裡到底須要在千百個中文辭彙裡刻意挑選，所以其實這世界根本沒有百分百的「直」——凡事有了挑選便有主觀，便不「直」了，問題只是能否選得對和選得美，而翻譯者趙丕慧肯定得了高分。
隨手舉個例：第一章節張愛玲寫母親剝吃千葉菜，原文是「it tasted of Paris and she could not go back」。若這是其他英文小說，翻譯者大可譯為「吃起來令她憶起巴黎，而她沒法回去了」。但趙丕慧譯出的句子是「有巴黎的味道，可是她回不去了」。這便確是合宜的張腔，至少張迷都記得《半生緣》裡的金句是女主角於故事結尾處對男主角說，「世鈞，我們回不去了」，而且「回不去了」四字經常出現於張小姐的小說作品，她之所以能夠勾動讀者的心底悵，關鍵理由正是總能寫出「回不去了」的時空遺憾。
所以選擇這四個字，便對了，便是懂得張愛玲。
中譯《易經》的張腔所見甚多，再隨手舉例，頁四十九說張的母親「倒身向前，壓在洗臉台上，向鏡子裡深深注視著，有那麼一會兒琵琶覺得窒悶，中國的日常生活漸漸收攏了來，愈是想掙脫愈收得緊。第一次，她略微懂得為什麼母親總是說困在自己的國家裡」。還真像張愛玲借筆還魂。
當然譯者是佔便宜的，因為有許多內容張愛玲都在其他中文作品裡親筆寫過而可供參考甚至借用，但譯者的取捨仍是準確明智的，替華文讀者帶來了滿足的閱讀樂趣。她敢接受這翻譯挑戰，是有自信，亦沒讓出版社失望。
(明報) 作家與導演 馬家輝 2010.10.13
翻譯之難在於選字遣詞必須精準，務令兩種語言系統、文化系統充分對應，這是大家明白的淺顯道理，反而易遭疏略的是標點符號的重要性，其實一個小標題一個小句號的位置是否安放得宜，足以直接改變讀者對於文本的接收和領悟。
用拍電影來打譬喻好了：導演的最大貢獻不僅在於說了一個動聽的故事，而是懂得用某種動聽的方式去說故事，他刻意選擇某些鏡頭和分場和節奏，加上同樣經過精心佈置的燈光配音服裝化妝道具演員等等元素，合成一百多分鐘的菲林敘事，引領觀眾從某個獨特角度接收銀幕影像，然後投入，然後幻想，然後驅發情緒上的喜怒哀樂。這便是藝術的風格，亦是藝術的創造。
就文學翻譯而言，標點符號或正等於上述「等等元素」的其中一種，甚至遠超於此而直接跟鏡頭位置掛且以《易經》為例，開首第一段，張愛玲用的是逗點不斷的長句子：
Lute had never seen an artichoke before. Her mother had got to like them inFrance. After she came back she would buy one occasionally in the Seymour Road market, the one place in Shanghai thath ad it, cook it herself and sit down before it, a beautiful woman contemplating her favorite cactus plant, plucking a leaf here, a leaf there. Each petal was inserted between her lips for a moment before it was set down on the side of the plate.張小姐如此開筆，用意或是勾勒出上海公寓裡的異國風情，預告了往後的種種關乎「回不去了」的生命遺憾，如果這是一齣電影，如果張愛玲是導演，這場序幕便是用一個長鏡頭拍著一位東方少婦的婀娜身影，從上海西摩路的菜市場買物回家，精明幹練地卻又儀態優雅地，坐下來，自剖自吃。導演把鏡頭在公寓裡搖過來再搖回去，沒有切斷，沒有分鏡，拍出了當下的生活實感，令觀眾有幾分似坐在客廳沙發上偷窺廚房情事的曖昧感覺。這是作者的推敲設計，用長句或短句絕非隨手偶然，說不定張小姐改寫過幾個版本，取捨猶豫，最後以此為定。
稍稍遺憾的是在中譯本裡，標點符號被改變了，逗點變成句號，於是長句變了短句，連續長鏡變了瑣碎分鏡，遂令閱讀感覺大有迥異。這等於改動了電影導演的鏡頭設計，其實不是小事。
(明報) 「才」和「再」 馬家輝 2010.10.14
寫文章如拍電影，長句短句，遠鏡近鏡，各有閱讀和視覺上的特殊意義，亂不得，不能亂，一旦亂了，感覺便走樣了。 張愛玲寫小說《易經》，英文原著首段刻意用了長句，有如拍電影用長鏡頭，並且一鏡到底，pan 過來又pan 過去，營造午後飯廳的優雅氣氛。原文昨天已引，今天看看中譯本的處理方式：「琵琶沒見過千葉菜。她母親是在法國喜歡上的，回國之後偶爾在西摩路市場買個一次（作者按：這是原譯，應有錯字， 『個』應是『過』），上海就只這個市場有得賣。
她會自己下廚，再把它放在面前。美麗的女人坐看著最喜歡的仙人掌屬植物，一瓣一瓣摘下來，往嘴裡送。」 原著用長句，偏愛逗點，令視覺上的時間感有延續不斷的悠長效果，可是不知何故，譯文硬生生地把句子切斷，把一些逗點改成了句號，把長句變成了短句，猶如把panning 鏡頭置換成一連串的瑣碎分鏡，藝術效果是否更佳另作別論，但肯定不符原作者所預先設定的敘事策略；即使這不算是扭曲，亦必近於偏離了。 別小看標點符號，輕輕一改，感覺截然迥異，翻譯便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重新創作」，只是沒看原著的讀者或會不覺。 標點符號以外的遣辭摘字，亦是，轉變了簡簡單單的一個字，閱讀感覺即很不一樣。像前引段落的最後那句「略吮一下，再放到盤邊上」，原文是「Each petal was insertedbetween her lips for a moment beforeit was set down on the side of theplate」， 我相信用「才」來取代「再」或更貼近原意，因為原文強調的是略吮一下這個動作，意指不略吮便不會把千葉菜放到盤邊上，吮吸是必要條件；用了「再」字，便嫌輕了，僅有動作先後的時間意義，並未拉開吮吸和放置之間的重量距離—— 「才」是重量加時間，「再」則只有時間。一字之差，感受便很不相同。
《易經》中譯本有不少段落都把長句變成短句，如果張愛玲讀了，必是不喜歡的，我猜。但當然任誰翻譯和如何翻譯她都會是不喜歡的，性格使然，她不會喜歡由別人來碰她的作品，而在生活裡，她更可能根本從沒真心喜歡過任何人。愛是另一回事，愛不等於喜歡，張愛玲懂。
(明報) 少女與處女 馬家輝 2010.10.15
翻譯雖然常被等同「再創作」，卻始終有著傳達原作者訊息的宿命使命，故除了在遣詞選句上必須考慮作者原意，許連心態心情亦須如此，從原作者的視角出發察看世界、衡量生命、評定人物，亦即，用原作者的眼睛看待人間，也用原作者的語言描述人間。
所以翻譯難，許多時候，真的比原創還難。
《易經》中譯本已經分數極高，本欄這幾天所討論的長句短句問題，或許只是吹毛求疵，雞蛋裡挑骨頭。而如果仍要再挑，尚有一個譯詞的選擇頗令我不解，那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把virgin 譯成「少女」而不是處女？
那是第三章的情節，母女倆和姑姑坐著討論家族裡的情仇愛恨，誰娶不娶，誰嫁不嫁，也談及男歡女愛的曖昧細節。姑姑笑道某男「不夠大。曖，女孩子家說什麼大不大的」；又說，「所以人家才說一旦愛上了洋人，就不會回中國了」。
當時年紀小的張愛玲聽後不解，暗想， 「要個高大的男人有什麼穢褻的？」。
張愛玲母親則感慨道， 「幸好我不想再婚了」。
姑姑答腔說， 「橫是中國男人也不娶離婚的女人」。
張愛玲母親語帶不屑地作出總結：Yes, a virgin, that's all they know... as long as it's a young girl.
《易經》中文版把此譯為「對，他們只知道少女……只要是少女就來者不拒」；處女變少女，大大減淡了文字背後的肉體意味，小說乃成「潔本」。
張愛玲到底心裡想著的是少女抑或處女呢？這是個假問題，她選用了virgin 一字，當然想的是後者，而在華文世界，雖然「少女」也可令人聯想到處女，兩個詞兒終究沒法全盤等同，尤其在四十年代的魔都上海，尤其依張愛玲母親和姑姑的新女性前衛作風，她們於閒話家長俚短之際，儘管有小女孩坐在前面，想亦不會避忌處女二字。
張愛玲是記憶力極佳的人，小時候聽過的話都記得；張愛玲亦是毫不顧忌在文字上直書雲雨纏綿的人，筆下情事多有粉色；此或所以她會在原著裡直用刺激的virgin，只因姑姑和母親真的說過。翻譯者如今把virgin
喚作少女，雖可讀通讀懂，但未免淪為不必要的「避諱」，張小姐讀後，必不高興。
(蘋果日報) 楊照：張愛玲、英文、民國 2010.10.24
張愛玲的《雷峯塔》、《易經》出版了，皇冠出版找了一位認真的譯者，仔細推敲，翻出了唯妙唯肖的張愛玲口氣。譯得真好，好到讓人擔心——怕讀者很容易就忘掉了張愛玲這兩本書原來是用英文寫的。
當然，更怕的是，張愛玲和英文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被遺忘了。張愛玲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天才夢〉，是用英文寫的。二十歲前後，她還用英文寫了〈更衣記〉、〈中國人的宗教〉等文章，發表在上海租界的報章上。〈中國人的宗教〉從題目到寫法，都像林語堂會寫的，的確，張愛玲一直對林語堂抱持高度敬意。
另外還有一個她「敬之如神」的對象，是胡適。文學史上留下的一段佳話，就是張愛玲將《秧歌》寄給了胡適，胡適竟然認真讀完了，回了一封信給了很誠懇的意見。不過，佳話歸佳話，這件事還是難免惹人嘀咕：胡適的文學造詣有那麼好嗎？從文學成就上看，張愛玲應該高過胡適許多吧！張愛玲崇拜胡適，顯然不完全出於文學標準，而是加入了胡適的歷史地位，以及胡適運用英文的能力等元素吧！
張愛玲將自己的《金鎖記》擴充改寫成英文小說《 The Rouge of the North》，然後又自己譯回中文，成了《怨女》。《秧歌》、《赤地之戀》應「美國新聞處」之邀書寫，也有過要寫成英文本的計劃。她還曾經將全本的《海上花》從吳語譯為白話，又譯成英文。她最私密的兩部自傳小說，《雷峯塔》和《易經》，是用英文寫的，另外還留了一部英文寫的《張學良傳》，至今尚未出版。
張愛玲和英文的終身糾纏，一方面源自於她後來在美國謀生的需要，不過更關鍵的，畢竟是她上海長大的租界背景。後面這點，那就不是張愛玲一個人的事，而牽涉到民國歷史的特性。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之一，就在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和殖民租界相終始。租界是那幾十年內太重要的「事件發生第」（ locale），更是推動事件主要力量的發源處。租界是中華民國的恥辱、包袱，同時卻也是其變動活力的樞紐。
租界的存在，或說那麼多事情在租界存在，決定了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個性。有一整代中國知識青年，視以英文寫作，為理所當然的目標。胡適去美國留學，才沒有幾年就自然地在日記中夾雜大段英文，而且準備了英文講稿，到處演講。夏濟安年輕的時候，立志就是要做「中國以英文寫作的第一人」，並且積極創作英文小說，和弟弟夏志清反覆討論英文寫作上的種種深刻問題。夏志清後來用英文寫書，從來就不屑用「論文體」，寫得洋洋灑灑，恣意縱橫，漂亮極了。另外還有寫《花鼓歌》成名的黎錦揚，小說還改編成了百老匯的音樂劇，轟動一時。
這應該算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民國現象」吧！民國時期，知識青年與英文之間的關係，當然另外聯繫到他們和西方文化間的關係。那是一個「全盤西化」的口號還有面值的時代，那是一個民族主義內容——該如何救中國讓中國在世界獲得尊重——尚未清楚律定的時代，那也是一個透過租界及其他經驗，人有機會過「華洋雜處」生活的時代。而這些特點，又正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效予以打壓取消的。前後對照，形成強烈的斷裂。
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真是「民國女子」，或許我們也就能夠沿着張愛玲與英文的這道線索，重新探討「甚麼是民國」吧！
(晶报) 祈求一张梦幻的张爱玲翻译名单 馬家輝 2010.10.31
转眼原来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我说的是四年以前，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张爱玲研讨会，并举办多媒体纪念活动，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各用不同的语言朗读张小姐文字。韩语、日语、泰语、菲律宾语、英语……各有味道。当时我用手机拍下了部分片录，上载Ｙｏｕｔｕｂｅ，如果你能进入它的网站，搜索 “ｍａｋａｆａｉ”便可看到。
前几周，浸会大学又开学了，又是研讨张爱玲，所以我又遇见四年前的学者，我笑着对从日本来的千野拓政教授说，你半点没变老，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上Ｙｏｕｔｕｂｅ看看。他也笑了，开心地。
研讨会上也顺道举办了新书发表会，是张爱玲《易经》小说原著及中译本。《易经》的翻译成绩如何？我觉得是不坏的，没有过于刻意模仿张腔，却亦未至过于偏离而成为一般的中译小说，算是取得了中间路线，很可读，读来颇有感觉。宋以朗在前言里谈及刻意采取直译策略，但我想说，虽说是直译，过程里始终要在千百个中文词汇里刻意挑选，而这世界根本没有百分百的“直”——凡事有了挑选便有主观，便不“直”了，问题只是能否选得对和选得美，在这方面，翻译者赵丕慧肯定得了高分。
随手举个例：第一章节张爱玲写母亲剥吃千叶菜，原文是“ｉｔ ｔａｓｔｅｄ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ｇｏ ｂａｃｋ”。若这是其它英文小说，翻译者大可译为“吃起来令她忆起巴黎，而她没法回去了”。但赵丕慧译出的句子是“有巴黎的味道，可是她回不去了”。这便确是合宜的张腔，至少张迷都记得《半生缘》里的金句是女主角于故事结尾处对男主角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而且“回不去了”四字经常出现于张小姐的小说作品，她之所以能够勾动读者的心底怅，关键理由正是总能写出“回不去了”的时空遗憾。所以选择这四个字，便对了，便是懂得张爱玲。
中译《易经》的张腔所见甚多，再随手举例，４９页说张的母亲“倒身向前，压在洗脸台上，向镜子里深深注视着，有那么一会儿琵琶觉得窒闷，中国的日常生活渐渐收拢了来，愈是想挣脱愈收得紧。第一次，她略微懂得为什么母亲总是说困在自己的国家里”。还真像张爱玲借笔还魂。
记得月前曾经遇见一位出版界朋友，他说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当初有强烈声音呼吁“开放”机会，别只找台湾翻译者，也可让内地的翻译高手试试。出版社从善如流，去找了，但又竟然无人敢来接招，到最后这项极具心理压力的艰辛任务只好又回到台湾译者手里。张小姐的作品，如老虎屁股，毕竟没有太多人敢碰，赵丕慧碰了，亦算成功了。
但我对翻译事宜倒另有建议：其实海峡两岸的文学媒体不妨开列一张“梦幻翻译名单”，邀请多位熟悉张氏作品的文坛高手前辈试译《雷峰塔》或《易经》的若干段落，横看成岭侧成峰，且看能够“再创作”出一个什么模样的张爱玲。
这份名单应该包含的名字至少有：刘绍铭、李欧梵、黄碧云、林奕华、迈克、苏伟贞、平路、朱家姐妹、李天葆、钟晓阳、陈子善、止庵、沈双、须兰、毛尖、王安忆、张艾嘉……再数下去或可上百了，但问题是“祖师奶奶”终究是“祖师奶奶”，一方面她是诱惑，令人忍不住翻译其作或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舞台剧之类，另方面她又予人无比压力，令人不敢轻易尝试或试了亦不容易成功。总之，她是致命的诱惑，很难搞。
所以这份名单最终纯属梦幻，留在空气里，只待梦里见。
(蘋果日報) 獨佔子宮 邁克 2010.11.04
子宮這個人體器官特別缺乏幽默感，因為與無中生有製造生命息息相關，一提起來帶着神秘和原始的恐懼，不能隨便拿它開玩笑。直到如今，人工流產雖然不再是地下黑箱作業，文明社會普遍接受為有需要人士墮胎不但不是罪惡而是慈善，子宮自主權還是留在灰色地帶，懷孕生孩子仍然被歸納為天意，一牽涉後天的安排，「不道德」的帽子就扣上來了。但其實，可以選擇生或不生、幾時生和用什麼方法生，真的提供了無限自由活動空間，手機電腦你都會換副有最新功能嘅啦，造人這等大事，冇理由死心塌地遵從石器時代的規矩呀。
我又想起張愛玲了。她過世不久，聽到曾經墮胎在美國的傳聞，報上有位文人扼腕嘆息，斷言如果她當年做了媽媽，下半生必然改寫。可不是，一個對細路毫無好感的女人被逼生仔湊仔，三更半夜爬起床餵奶，通宵排隊報名入讀小學，定期到童裝部選購衣帽鞋襪，下半生有可能不改寫嗎？後來《小團圓》出版，證實了謠言，此外我們發現她還有遭下一代報復的陰影，那就當然無謂自討苦吃，肩負一筆還極還唔清的兒女債。自傳體小說更揭露她有一種奇特的獨佔子宮情意結─指媽媽的孖生弟弟是狸貓換太子一樣抱回來的，不是親生骨肉，以英文寫的《雷峰塔》和《易經》脫稿較早，更加詳盡。這兩本書與現實生活最明顯的出入，是寫她自己（極可能同母異父）的弟弟早逝，等於透過文字殲滅了子宮的另一個來客，擁有獨家權的意願呼之欲出。不肯生育，也就更容易理解了，拮据的環境要多養一條化骨龍固然是奢侈的負擔，借出私家重地九個月簡直匪夷所思。
(西岭雪) 张爱玲的遗稿与“新作” 2010.11.05
昨天收到了台湾寄过来的张爱玲“新作”《雷峰塔》和《易经》，这两部合称为张爱玲英文版自传上下部，与中文版自传《小团圆》可对看。
在序言里，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附了前言，摘录了几段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以此证明书稿的真实性。
在信中，张爱玲几次苦恼地抱怨书稿“卖不掉”，露出贫窘之意；并说自己打字打得天昏地暗，现在还没有打完……
看到这种地方，我真是恨不得跳进书里说：我替你打！
书刚刚开始看，虽然是译本，感觉倒比《小团圆》要好，也更早，比《对照记》就更早，早了近三十年。三者的比较，将来会另文撰述。
想说的是，宋以朗这两年与平鑫涛（琼瑶的丈夫）合作，不断重版张爱玲的旧作并每年推出一本“新作”，真是赚得盆满钵满。而平鑫涛前两年与大陆打官司，告内地出版社侵权盗版张爱玲作品，也赢得相当毒辣。
这些，都是张爱玲的身后事，题外话。但是当我们读起书稿，读起她与宋淇的书信，也来一番“对照记”的时候，却真是心酸。
2010年四月，宋以朗在《皇冠》杂志上写了篇《关于〈异乡记〉》，开篇即云：“2003年我自美返港，在家中找到几箱张爱玲的遗物，包括她的信札及小说手稿。”
请注意：是“几箱”呢！对于无情人而言，只是垃圾废纸；对于有心人，却是无价之宝。
宋以朗连续地发表这些信件的片断，以配合张爱玲遗作的出版与宣传，手法极其高明。
然而我不明白的是，从1964年张爱玲陆陆续续投递给宋淇夫妇这些信件及手稿，一直到1995年张爱玲过世，其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书稿，就从来没有人问津吗？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张爱玲热”已经卷土重来，火遍海峡两岸，朱西宁父女几乎是以膜拜的眼神在仰望，并且爱屋及乌到无偿供奉胡兰成。只可惜张爱玲淡然相对。试想想，倘若张爱玲的这些信件与手稿交托给朱西宁会怎样？也一样看完便算，随手丢进故纸堆，任由它沉埋三十年吗？
在这三十年间，宋淇夫妇不错是曾劝阻张爱玲出版《小团圆》。但是当张爱玲絮絮地在信中诉说《雷峰塔》“卖不掉”的烦恼时，他们可曾劝过她改成中文出版？他们是否认为中文版也一样“卖不掉”？以八九十年代两岸读者对张爱玲的热情与拥趸，倘有新作面世，难道会“卖不掉”吗？
张爱玲并不是古人，她死于1995年。而在此之前，八九十年代，内地有陈子善自称“张学”专家，台湾有朱西宁父女等众多自身已经有很强影响力的作家“张迷”。各种关于张爱玲小说的盗版风行于世，甚至某些旧杂志上的佚名小说也被冠以张爱玲的名字印行——此时，张爱玲尚在世，虽然由于自闭的生活而可能不了解华文世界的情况，但是身在台湾的宋淇夫妇，尤其是出版家平鑫涛与琼瑶夫妇呢，难道他们也不了解张爱玲的影响力？而一定要等到张爱玲去世之后，才每隔一年推出一本新的张爱玲遗作来制造轰动效应？如果当时宋淇夫妇不是把书稿扔进箱子里等儿子继承，而是稍为奔走，这些还会成为数十年无人知晓的“遗作”吗？
张爱玲过世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这其间，一忽儿《小团圆》，一忽儿《雷峰塔》、《易经》，听说后面还会有《少帅传奇》问世。每一部都引起极大反响。我们也期待，也怅惘，也迷惑。
作为张迷，只要能搜寻到张的片言只字，自然都是欣喜的；然而这样的热闹，张爱玲自己却是看不到了；当她不断地在信中向宋淇抱怨书稿“卖不掉”时，当她孤寂地死在美国洛杉矶公寓里时，她哪里知道这些书稿在身后十五年的繁华似锦呢？
一名少女的《易经》 朱贺 2011.01.06
张爱玲自传三部曲中的《易经》，比另外两部《雷峰塔》《小团圆》都暖了很多。有趣的是，《易经》中的大环境最为危险，战乱年代中，22岁的女主角琵琶从日本人侵占的香港，逃回同样情形的上海，在小说的最后舒心地说：“太阳记得她。”这句话让读者好似也被阳光照到那样，虽然身处沦陷区，但终于是回来了。
《易经》英文名《The Book of Change》，其内涵在今天已很难完全读懂，作者当初似乎要暗示，一名少女从坍塌的家族中走出，终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女主角琵琶生于复杂的贵族家庭，后者的倒塌如同雷峰塔，并非温和地倒下，而是你捅我一刀、我背叛你一次，一群人为了礼教、利益撕咬一番，塔便被这众人推倒了。琵琶走了出来，身上披着塔上的灰烬，那些爱恨情仇时不时在身边蔓延。但终于，和她关系不大了。如同“娜拉出走”，她首先面对的是穷困，以及给母亲和姑姑带来负担的压力。不过，她总算可以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这个在她小时候不断离开、温情时有时无的女性。
然而，这个有着淡淡母爱的美人，用自私的性格一点点伤害了爱她、依靠她的琵琶。为女儿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母亲她过于斤斤计较；她突然的怒气和抱怨虽然是出于孩子气，但对琵琶来说是一步步走向割断与母亲亲情那个时间点的必然。每次她心里一惊，都好像体内那个走向更深层抑郁的钟表表针，“咔嗒”响了一下。这些没法弥补的毁坏，正如同没法倒流的时光。在香港求学时，当得知为讨好母亲而全部承上的奖学金被打麻将随随便便输掉，更被母亲怀疑这笔钱是“卖身”而来、因而偷窥她洗澡时的身体，琵琶连解释都没有，只是内心轰然倒塌。这么不正常的母女关系，更像互相嫉妒的姐妹―――一个美丽，一个年轻。
琵琶对母亲没有“慈悲的懂得”，她认可母爱，认可庇护，当她认为这些并不存在时，就什么也不想说了。不过，她还是很想给母亲证明，自己有能力生存，当印度朋友比比夸她想出藏钱的办法时：“我知道你这点很行，你什么都行、都不放手。”她欢快地回答： “这话真该说给我妈听。”
鲁迅曾暗示张爱玲是“铁屋子”里无病呻吟的人。现在看来，“不爱国”也不是她的错。她没有迎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是她自己的功劳。在《雷峰塔》中一直傻乎乎的琵琶，在《易经》里“终于按照自己的主意”，有条不紊地成功“威胁”了倒卖日本军火的学生总管，得到了八张珍贵的船票，得以和朋友们回到上海。依旧是穷，也不知道姑姑是否还在租来的公寓中。但庆幸的是，上海一点也没变，琵琶想到童年中第一次来到上海时的情景，如果回忆是模子，一切还都能准确地卡在里面，这样她就很满足了。
(文学报) 雷峰塔下张爱玲 “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王德威 2011.01.21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2010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50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醒的观点。
一
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其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20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1976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2009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1958），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1943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1956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以《雷峰塔》的标题为例，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雷峰塔。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话意味的潜文本。
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为象征∶殷夫的诗歌《孩儿塔》；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其来有自，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是建塔者。
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柢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国文化的想象图景中代表一个天启般的瞬间，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天启的意义就在于塔的倾颓，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以后写作，意味着反省原初建塔的虚妄和野心，观察游荡在断壁残垣间的幽灵，或更诡异的，“欢迎”那阴森幽密的氛围从此笼罩中国大地。
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与革命话语不同，“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这样的倾向可以视为保守甚至颓废。但张爱玲未尝不以此提供了一个警醒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历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潜伏着幽灵———白蛇也似的幽灵？
而在1950年代，又有什么能比新中国的成立所投射的象征巨塔更雄伟，更崇高？张爱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永远地离开祖国。她从任何奉民族、国家之名的建构抽离，退居到自己所发掘的记忆洞穴中。在那潮湿阴暗的所在，她默默探究中国———社会，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反而揭露了“阴暗而明亮”的现实。五十年代后期，张爱玲以最离经叛道的方式为中国招魂，也同时为中国祛魅。她写的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
二
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
《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 “变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又有“简易”、“交易”、和“交换”的含义，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上，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在更深的层面上，《易经》这一标题指出生命流变和人世兴衰中的种种悖论：生老病死、花开花落既然已是恒常的定数，“易”也就成为千古“不易”的道理。貌似相反的两种力量互为印证，轮回辩证的模式才得以生出，而恰恰是这些展示出了“易”之道。这个“道”虽然难以言诠，传达的却是直指本然的真理，是简单的、 “容易”的易道。
相应地，时间也不只意味着线性发展，而是一种“空间的流转”，在其中变与不变、交相变化与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结构。这就带出了“易”的第三层含义：作为一种打破现状的力量，“易”总蕴含着无休无止的变化———也是生发的———动力，是为“生生之谓易”。“易”构成了开启生命宇宙论的基本法则。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有关重复书写所暗含的哲思。重复既不是对现有事物的乏味的复制，也不是回归事物的原点。重复是 “生生”的过程，是脱胎自现存事物而又对其作出反应，也是原点的微妙位移，由此“易”的力量相应而起。
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 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
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
《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也是张爱玲灵感的源头。张爱玲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1934她甚至尝试创作现代版的《摩登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打动张爱玲，想来是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同样家族盛极必衰的命运，更不必说青春与伤逝的色彩，以及繁华苍凉总成一梦的启悟。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
我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小团圆》的同时，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地细读《红楼梦》，文本分析、文献考据、传记研究三路并进。她的红学考证后来以《红楼梦魇》（1977）为名结集出版。
对张爱玲而言，这三个书写计划———创作、注释、翻译———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互涉、跨文类、多重语言的网络，这一网络正指向张爱玲衍生美学的多个层面。
张爱玲在《海上花》国语翻译的后记里回顾自己所下的工夫，不无反讽地写下：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这不仅是张爱玲对两部古典小说杰作的命运有感而发，也是对她个人阅读与写作的心得总结。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易经》体现了张一生的写作随着生命发展不断变化，辗转曲折，死而后已。每一次尝试都显示她面对早年经历的不同态度，以及不断更新的叙述策略。就这点而论，张爱玲不啻是在书写她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以此她证明“往事”并非是冰封在时间彼端的静态事物，任我们予取予求，而是记忆中的活跃成分，时刻与创作者的当下此时互动。
传统观点认为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创作力急遽下降。如果我们根据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原创”、“创新”、“突破”等定义来看待“创作力”的话，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但《雷峰塔》、《易经》这类作品的出土，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张爱玲的创作立场。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也由此，她示范出一个 “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
（此内容为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有删节。原文为英文稿，由复旦大学王宇平博士译为中文。《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六期刊发全文）
(聯合報) 麥可與張愛玲 平路 2011.02.13
前一陣新問世的CD「Michael」，是流行樂界天王麥可傑克遜過世後第一張新專輯。
人們理解麥可傑克遜的工作習慣，細節很挑剔、全局求掌握，對流行音樂有興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新專輯問世後，有人批評，生前在答錄機裡不成曲調的哼哼，難道也可以經過後製，包裝成為新作？有人甚至懷疑，裡面究竟是不是麥可本人的聲音？
如果麥可活著，他會讓其中的一些歌曲，以這樣的面貌出現？
同樣的疑問存在於張愛玲新出土的作品。
＊
張愛玲過世後，未經她本人授權的作品近兩年相繼問世。「小團圓」之後，二○一○年的「雷峰塔」與「易經」，都是自傳體小說。內容對照於張愛玲的人生，大抵是無誤的。譬如她跟胡蘭成間的關係，在「小團圓」書中，就是一份沒有太多浪漫、也沒有多少歡愉的愛情。
這幾本小說裡，張愛玲那些關係錯亂的家族成員，包括媽媽、姑姑與弟弟，都一一對號入座，然而，那畢竟屬於史家索隱的興趣，對一般讀者，寫得露骨，就有些索然！John Vance Cheney詩中說的，眼裡的淚珠其實是靈魂的彩虹（The soul would have no rainbow had the eye no tears.）而自傳體小說中作者身世還是赤裸裸的傷痛，還沒有昇華成為彩虹，還不是，可以讓人反覆吟誦與一再回味的藝術品。
不是作者的本意，也不符讀者的期待，卻呈現在世人眼前。
就好像歌迷對麥可傑克遜的情鍾，喜歡的只是他純淨的聲音，至於他生活中的幽暗面，包括為什麼他睡床邊環繞著一群孩子？是不是因為麥克自己沒有完整童年的緣故？涉及的已經是心理分析（或者心理小說）的範疇。
重點在於，張愛玲若可以作主，她不會讓作品以泥沙俱下的面目問世。寫的時候若用英文，一旦要換成中文稿，她必然會有譯筆與內容的諸多考量。想想看，如果知道沒經她本人授權或詳校的作品在死後接連出版，她將多麼震驚，恰似她晚年病態的神經質，蚤子一樣甩不掉了，這些作品將列在她的集子裡：並列在她每個字都像毛線一樣織了又拆、拆了又織的作品旁邊。
麥可傑克遜也一樣，「Michael」每首歌，都還可以繼續錘鍊，那未經琢磨的瑕疵，不會逃過他的法眼。
對每位認真的創作者皆然，想來是一場惡夢。早知如此，倒不如自己先下手毀個乾淨。
＊
那該怎麼做？創作者生前都應該像黛玉焚詩稿般樣，把未完成的作品一把火燒了？
其中一定又產生遺憾，如果燒得太乾淨，例子像卡夫卡，他最傑出的作品就沒有機會呈現在讀者眼前。
犬儒地看，巨星過世後有新產品問世，對渴求的讀者倒有一個收穫，因之得以知曉天才的成就多由辛勤而來，就好像看過麥可傑克遜死後流傳開的排練錄影，人們才悟到巨星是一分天賦九分努力，歷經怎麼樣的細心琢磨？成品竟然脫胎換骨，與當時的粗胚有極大的差異。
想想看，還是很感謝，早逝的巨星家人知所節制，讓句點及時畫下，一切成為絕響。想想看，我們從不期待鄧麗君或者梅艷芳或者張國榮又出土了新（其實是新包裝）專輯吧，聽不厭的，還是昔日的幾片金曲。
(潇湘孤竹) 读书札记：《易经》（The Book of Change）张爱玲 台北皇冠丛书 张爱玲典藏 2011.02.06
买到这本《易经》和《雷峰塔》的时候，心里是极不情愿的，此时香港早已有英文版出版，而且看起来装帧精良，对中文系的人来说，既有原文可读，而非要借助翻译，实在是很不靠谱的事情。然而当时手头有着翻译的事务，除偶尔地看点资讯外，再无暇读其它英文文章，况且英文书价于我也实在是一个挑战，于是只好代购到台北翻译的这个版本。但我想这并没节约我什么时间，因为对译者的文字实在不敢轻信，于是字句必较，直拖延到了这第四日的凌晨，才把这本《易经》读完，《雷峰塔》怕是还要三天的光景吧。
我向来对港台知之甚少，这位赵丕慧女士也是闻所未闻，从她自己的序言中，她坦承自己对张爱玲并无太深了解，而她的翻译也更近于直译，而没有刻意模仿张爱玲的语言。书中开头一处显眼的误译让我不由更为警惕，于是一路谨小慎微地读下来，觉得只看中文的话，大概也只有那一处误译（后证实早有读者发现此处），其余生硬、滞涩的大概有数十处，也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给译者发一封邮件榷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我很少能提出疑问的译本，还是很值得采信的。不过从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译本之所以顺畅，既有译者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现今台湾白话文中保留的丰厚遗产，不致与张爱玲的时代太过脱节。只可惜的是，如今的出版无论何地，都还是大大地市场化了的，任是谁也无法既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还细读完张爱玲的全部文字，再对她生平做一探究，最终苦心孤诣地花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译本来，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这当然不是习惯性地嘲弄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接受方式的徒劳，而是因为张爱玲晚年的这部英文作品实在牵涉太多，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勾起对作家本人及其早年作品的回忆，不仅是因那明显相同的家庭境况，更是因那明显相同的情节：当看到英军在浅水湾饭店架炮往外打，日军在饭店外往里打的情境时，如何能不想起《倾城之恋》呢？如此种种当然不是在指证张爱玲自我抄袭，而是说，这部作品关乎记忆，既是对作家记忆的艺术重现，也是对译者读者记忆的考验。
这部小说未能出版也是一个引起人兴趣的问题，我未曾读过其英文原文，但既然激赏“祖师奶奶”的王德威认为其英文别扭，那么自然也是无可争议的了，但我也想提供一种基于东方主义的设想，就是这部作品显然无法迎合当时对东方的想象。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出奇地喜欢解释，仿佛在向人兜售些什么，相比于她的中文小说很是显得蛇足，而里面对共党等事物的提及也非小说的必要组分，这或许便是一种刻意迎合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度之想象的尝试。然而张爱玲毕竟还是张爱玲，虽然做了这样的敷衍，但骨子里的那种上海式的情调，又与其旧作相通，这自然是不符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而颇有意思的一点是，个人觉得，张爱玲这部小说里的各种人物关系也有着中国式的繁复，而那些“姑姑”“舅妈”之属也足可以让人际关系界分不明的老外眩晕了，这也体现出作家对自己中文创作方式的坚守。夏志清说张爱玲至今在非华人的圈子里不火，相信殆与此同。但厘清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深厚的中西修养，又是我所无能为力的了。
只有一点还是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小说的弗洛伊德色彩。不止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本人，而且其中的很多情节设计都有意地带上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比如茶壶嘴的象征意义，这无疑是加深“东方色彩”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当弗洛伊德的影响深入到作家自己的记忆中时，也许便不那么简单地停留在东西这样纠缠不清的问题上，而使文本在对记忆的表现上更为坦承，如琵琶对父亲“出轨”的担忧，露作为母亲却又不愿在众人面前承认是琵琶母亲的矛盾心态，都很容易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衍生品。但我近来渐渐不喜欢各种理论工具，而更倾向于文本细读，所以这种色彩虽强烈，也只好放在这里以资存证罢了。
(钱江晚报(杭州)) 童女的路途 2011.04.10
读中文版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张爱玲《易经》
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这两本应是上、下册的“张爱玲前传”，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
关于书原先想象的中译问题并没有发生，倒是这书里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惊吓。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在这部巨幅自传小说中无端虚构弟弟的死亡，又是为了什么？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1960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二十余万字，近四百页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
《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不知为何，只有张爱玲好友炎樱同样名为“比比”，其余人名均异）。《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1970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简·奥斯汀，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李黎《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驳的铜香炉熏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作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归结到底，《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续集，或后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 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壳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姆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议，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接着是《易经》，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自传小说之名，还真有点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张爱玲书名或标题一贯的双关意涵。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份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对亲情的决绝。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从未在张爱玲其它作品中这么详尽地被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行径。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1989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啰啰嗦嗦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收入《张爱玲私语录》），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冲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 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1957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1953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1970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张爱玲在《造人》这篇散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是这么说的：“我们大都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彷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原刊《书城》杂志2011年4月号
(新京报)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出版 2011.04.19
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本周出版，前者讲述了张爱玲4岁至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后者则续接前者，讲述女主角18岁至22岁的生活，包括其投奔母亲和赴港学习等经历。
《雷峰塔》及《易经》是张爱玲为在英文世界拼出一席之地而作，她用英文写作时保留了大量中文作品中不曾出现的生命细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这两部作品“超越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志”。
(南方都市报) 张爱玲《雷峰塔》简体中文版出版 2011.04.19
记者田志凌 南都记者获悉,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近日即将在全国上架,两本小说均由台湾知名译者赵丕慧翻译。张爱玲专家止庵表示,两书很有价值,译者也相当尽力,不过最大的遗憾还是张爱玲当年没有自己译写成中文。
《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到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投奔母亲、后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小团圆》的前三章就是对《雷峰塔》和《易经》里故事的一个缩写。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说 “《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
台湾作家杨照称中文版译文翻译出了惟妙惟肖的张爱玲口气。“译得真好,好到让人担心——怕读者很容易就忘掉了张爱玲这两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表示,他曾应台湾出版公司之请,对照过张爱玲的英文原稿和译者的中文译稿,“译者应该说非常努力,翻译得很不错,比我想的要好。但说实话,谁做都不如张爱玲本人来做。”
止庵将张爱玲没有自己动手翻译这两部作品,视为一大憾事。此前张爱玲曾自己翻译《怨女》、《重返边城》等,止庵分析,她没有翻译《易经》和《雷峰塔》,只是因为这两部作品英文版一直未能在美国出版。晚年张爱玲也曾在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想“请高手译”自己的作品。
(新浪读书)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雷峰塔》《易经》出版 2011.04.21
近日，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终于面市。《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四到十八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投奔母亲、后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
《雷峰塔》及《易经》是张爱玲为在英文世界拼出一席之地而作，她用英文写作时保留了大量中文作品中不曾出现的生命细节，从喂养她也囚禁她的大家族生活一路写来，到与父亲、与弟弟、与母亲之间的爱恨纠葛，对心理的细致刻画更胜从前。
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中国现代史上甚少有作家像她对大家族的兴衰荣枯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观察条件。《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她经历过华丽家族没落的苍凉之后的反刍之作，与《小团圆》可并称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无论从了解当时社会现状、还是从理解张爱玲家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角度来说都有其独特的阅读与研究价值。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说“《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则说这两部作品“超越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志”。
《雷峰塔》及《易经》的简体中文版采用了著名译者赵丕慧的译本，此译本不仅准确流畅，更难得的是行文与张氏风格相符，读来完全不觉是翻译小说，受到了张迷和学者们的广泛好评。
(天津网) 《小团圆》“前传”揭张爱玲身世 2011.04.23
推荐书目：《雷峰塔》《易经》《小团圆》
近日，张爱玲的两本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的简体中文版面市，它们是张爱玲以自己４岁到２２岁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写成，出版界认为，它们与《小团圆》可并称“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无论从了解当时社会现状，还是从理解张爱玲家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角度，都有其独特的阅读与研究价值。
“前传”揭秘幼年生活
小说《雷峰塔》写的是女主角琵琶４岁到１８岁的经历，生于贵族的琵琶父母离异，自己身在贵族家庭却心受桎梏，渴望逃离。《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１８岁到２２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投奔母亲、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
两年前，张爱玲封存数十年的小说《小团圆》出版，因其描写的故事以她与胡兰成的情感经历为原型，因此，《小团圆》一度被认为是“迄今最接近张爱玲真实生活的小说”。但当时，就有报道指出，《小团圆》并非张爱玲唯一的自传体小说，还有《雷峰塔》《易经》，它们其实是《小团圆》的“前传”。
被誉为“民国版《红楼梦》”
有评论者认为，《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张爱玲经历过华丽家族没落的苍凉之后的反刍之作，她在小说中描写了自己的成长细节，从喂养她也囚禁她的大家族生活一路写来，到与父亲、弟弟、母亲之间的爱恨纠葛，写尽了身世谜团和家族荣枯，堪称一部“充满了张氏风格的民国版《红楼梦》”。
在《雷峰塔》和《易经》中，张爱玲写下了自己潜意识里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于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
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太理想化，欠真实。”所以，在后来的《易经》中，她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报记者 苏莉鹏
(新民晚报)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与读者见面 夏琦 2011.04.23
张爱玲《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小说系其自传体英文小说，但张爱玲生前并未出版。
《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投奔母亲、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
《雷峰塔》及《易经》是张爱玲为在英文世界拼出一席之地而作，她用英文写作时保留了大量中文作品中不曾出现的生命细节，从喂养她也囚禁她的大家族生活一路写来，到与父亲、与弟弟、与母亲之间的爱恨纠葛，对心理的细致刻画更胜从前。
张爱玲的家世显赫，《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她在家族没落的苍凉之后的反刍之作，与《小团圆》可并称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雷峰塔》及《易经》的简体中文版采用了著名译者赵丕慧的译本。
(深圳晚报) 不存在过度消费张爱玲 李福莹 2011.04.24
张爱玲又出新书了，近日，《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在大陆面世，一位网友调侃近几年的“张爱玲现象”说：“张爱玲总在出新书，搞得以为她还活着一样。”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虽反对这种论调，言辞却依然温和。他认为这是一位作家去世之后，正常的发掘过程，并不存在 “过度消费张爱玲”一说。
任何一位作家在去世后，都或多或少会留下手稿、书信，或未出版过的作品，只不过因为张爱玲受读者的欢迎度高，所以每一部遗作的发掘，都会引起极大关注。假如一个作家较为小众，那么他去世之后，遗作也只会在小范围传播。
张爱玲１９９５年去世，为何之后十余年她的作品并未被发掘？陈子善说，这是因为按张爱玲遗嘱，她的所有遗产赠给好友宋淇与邝文美夫妇。宋淇先生１９９６年就去世了，夫人邝文美也因身体原因，没有精力整理张爱玲的遗稿，２００７年邝文美去世，这个难题留给了宋淇、邝文美之子宋以朗。父母去世之后，宋以朗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公布”和“怎么公布”的问题。
２００７年，电影《色戒》成为那一年度的话题，宋以朗发现，公众所谈论的《色戒》，与张爱玲同父亲书信中谈论的《色戒》，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了让大家不再误读张爱玲，宋以朗才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公布张爱玲的遗作。
《异乡记》、《小团圆》，以及这次《雷峰塔》、《易经》的出版，给了读者更多的阅读可能，接下来读者还可能会看到《张爱玲私语录》等“新作”。当然，读者可能满意或不满意，甚至颠覆以前对张爱玲的印象，这都很正常。挖掘的过程也会渐趋平淡，估计５年、１０年就会过去。
《雷峰塔》、《易经》是张爱玲写于美国的英文作品，美国人当时对此的兴趣不大，导致张爱玲生前根本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地方。如今由中国台湾译者赵丕慧翻译成中文，重新面向华文世界的读者。
陈子善对赵丕慧译文的评价是“比我预计的要好”。赵丕慧显然琢磨过张爱玲的遣词造句，译文也尽可能地接近了张爱玲的风格，只是有个别的错漏，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已属不易。当然，要换成张爱玲自己来翻译，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张爱玲的最大习惯，就是改写自己的英文作品，而不是一字一句的对译。比如她自译《五四遗事》时，即在不同层面对原英文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写。
作为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易经》本来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与《小团圆》的穿插跳跃不同，《雷峰塔》、《易经》的节奏不快，读来是容易的、舒服的，读者可以把这两本书与《小团圆》对照着读。两本书中，张爱玲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描写得非常详细。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非常在意自己的贵族血统，比如提起祖父、祖母时她是这样写的：“我没赶得上看见他们，他们静静地睡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去的时候再死一次。”
２００９年，《小团圆》曾制造了读书界的年度话题，《小团圆》无形中成为一本赶时髦的书，甚至一度“人人都谈《小团圆》”。陈子善个人推测，跟风只能一时，《雷峰塔》、《易经》可能不会出现《小团圆》那种“火”的程度。当然，一本书不“火”，并不是“不好”，这是读者该分清楚的。
(深圳晚报)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 王德威 2011.04.24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２００９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ｇｏｄａ）和《易经》(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２０１０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２０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一
１９３８年，上海的英文报纸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Ｗｈａｔ ａ Ｌｉｆｅ！Ｗｈａｔ ａ Ｇｉｒｌ’ｓ Ｌｉｆｅ！”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Ｅｉｌ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张爱玲）。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Ｗｈａｔ ａ Ｌｉｆｅ！Ｗｈａｔ ａ Ｇｉｒｌ’ｓ Ｌｉｆｅ！”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１９４４）。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１９７６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２００９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Ｗｈａｔ ａ Ｌｉｆｅ！”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从《十八春》（１９５０）到《半生缘》（１９６８），从英文的“Ｓｔａｌｅ ＭａｔｅｓＡ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 Ｓ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Ｌｏｖ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６)到中文的《五四遗事》（１９５８），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Ｔｈｅ Ｒｏｕ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１９６７）的多个分身：１９４３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１９５６年扩充为长篇小说Ｐｉｎｋ Ｔｅａｒｓ。Ｐｉｎｋ Ｔｅａｒｓ经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Ｔｈｅ Ｒｏｕ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Ｔｈｅ Ｒｏｕ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借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以《雷峰塔》的标题为例，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雷峰塔。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话意味的潜文本。
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为象征∶殷夫的诗歌《孩儿塔》；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其来有自，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是建塔者。
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柢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
二
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以其多变的“象” 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
《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变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又有“简易”、“交易”、和 “交换”的含义，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上，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１９３８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 “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
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
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
《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
我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小团圆》的同时，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地细读《红楼梦》，文本分析、文献考据、传记研究三路并进。她的红学考证后来以《红楼梦魇》（１９７７）为名结集出版。
对张爱玲而言，这三个书写计划——创作、注释、翻译——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互涉、跨文类、多重语言的网络，这一网络正指向张爱玲衍生美学的多个层面。
张爱玲在《海上花》国语翻译的后记里回顾自己所下的工夫，不无反讽地写下：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这不仅是张爱玲对两部古典小说杰作的命运有感而发，也是对她个人阅读与写作的心得总结。
传统观点认为张爱玲在１９５２年离开大陆后，创作力急遽下降。如果我们根据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原创”、“创新”、“突破”等定义来看待“创作力”的话，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但《雷峰塔》、《易经》这类作品的出土，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张爱玲的创作立场。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也由此，她示范出一个“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
注：原文为英文稿，由复旦大学王宇平博士译为中文。因版面篇幅限制，有删节。
(深圳晚报) 她的最大遗憾是没用中文写作 刘琨亚 2011.04.24
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去年在台湾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学者止庵就曾经受邀提过一些意见。对于这两部作品，止庵认为，最大的遗憾是用英文写成，张爱玲没有用中文重写。
止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两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书，因为篇幅太长而人为地分为两个部分。“她的主人翁是同一个人，情节也是贯穿的。”他强调说，虽然很多情节都很详细，但这并非张爱玲的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张爱玲曾说："我所关心的，主要是介于破败时代与最后那些动荡、混乱并使个人处境艰难的年头之间的几十年，介于过去的千年与无论如何将会到来的世纪之间的令人同情的短暂时光。"这也正是她写作这两本书的初衷。”止庵表示，张爱玲家庭背景显赫，她觉得自己家庭的几十年可以浓缩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写这两本书之前，张爱玲用英文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她希望用英语写作，借这两本书转成英文作家，就像林语堂那样。”止庵说，这两本书的写作时间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张爱玲靠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赚钱，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这两本书上面。张爱玲整整用了10年时间，但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始终没能在美国出版。
在止庵看来，没能在美国出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张爱玲在写作时没有迎合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张爱玲曾经提过，这两部小说被退稿，是因为"此间的出版商似乎对那两本小说中的人物不太满意，甚至觉得非常乏味。Knopf的一位编辑写道，如果之前的情况果真如此，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共的，而张爱玲在小说中把1949年以前写得那么糟糕，不能满足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情节性不强。”止庵说，当时的美国读者希望看故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很受欢迎，就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能够吸引读者，“而张爱玲的这两本小说有点类似她喜爱的《红楼梦》的写法。”
“她想走林语堂的路，却没有用林语堂的方法。”
很多读者认为张爱玲到美国以后，写作上的成就不如过去。对于这种观点，止庵并不能认同。他认为，大家喜欢的张爱玲的小说都是她20多岁时候写的，主要是欣赏她华丽的文字。“后来张爱玲发展进步了，她刻意不去写漂亮的句子，但批评家和读者们没有进步，"求马于唐肆"，当然会失望。”
止庵说，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的很多小说都是先写英文版，再写中文版，但《雷峰塔》和《易经》她始终没有写中文版，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她其实有很多时间写中文版，但可能她的习惯是英文版出版以后，再写中文版，她一直在等英文版的出版。”止庵告诉记者，这两本书的内容被她缩略在《小团圆》中，“《小团圆》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两本书的全部内容，但远没有《雷峰塔》和《易经》容易读，《小团圆》是写给中国读者的，而这两本书按美国读者的思维写作，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的。”
止庵用张爱玲所说的人生四大恨事来形容自己对这两本书没有张氏中文版的遗憾：“张爱玲说人生四大恨事：一海棠无香，二鲫鱼多刺，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四高鹗妄改，死有余辜。后两项其实是一件事，我觉得应该把第四恨事改成：张爱玲自己没把《雷峰塔》和《易经》用中文重写一遍。”止庵说，虽然尽管译者很努力去复原张爱玲的语境，译笔也有几分像张爱玲，但毕竟不是张爱玲自己写的，这让这两部小说的成就大打折扣。
(济南时报) 张爱玲《雷峰塔》《易经》出版 2011.04.25
时报讯 (记者臧文涛)近日，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简体中文版面市。《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到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创作的。《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
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中国现代史上甚少有作家像她对大家族的兴衰荣枯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观察条件。《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她经历过华丽家族没落的苍凉之后的反刍之作。
(新报)) 张爱玲遗作披露残酷青春往事 2011.04.28
继遗作《小团圆》之后，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的简体中文版今日与内地读者见面，这也标志着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首次以中文简体版完整问世。《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以儿童的视角将清末社会氛围、人性深沉阴暗浓缩在一个大家族里。《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以成人的角度来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包括她投奔母亲、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
《雷峰塔》和《易经》本是张爱玲为在英文世界拼出一席之地而创作的，但是在她生前这些手稿却“卖不掉”，未能出版。最终，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决定出版这些未刊手稿。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她经历过华丽家族没落的苍凉之后的反刍之作，与《小团圆》可并称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堪称“张爱玲道尽身世谜团、亲情纠葛、家族荣枯的民国版《红楼梦》”。一般人总认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读者将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知名“张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张爱玲这两部作品“超越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志”。
(新京报, 新京报) 张爱玲魔鬼词典 坠落之塔与变幻之书 武云溥 2011.05.07
《雷峰塔》的英文原名是The Fall of the Pagoda，《易经》则是The Book of Change。张爱玲的标题一贯具有双关意味，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认为，“雷峰塔”或许象征封建父权的崩塌，而“易经”则是张爱玲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从儿时目睹家道衰败，父母亲戚间情感纠葛不断；到抗战时从上海到香港，又再回到上海，《雷峰塔》和《易经》可看作张爱玲为自己整个少女时代画的一幅长卷。两部英文小说再加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文坛传奇女子的一生尽在其中。两年前本报推出过《小团圆》专题，那是属于成年人盛九莉的内心世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少女沈琵琶眼中的“魔鬼词典”。
《雷峰塔》之一
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
【小公馆】沈琵琶四岁时，母亲杨露出国，父亲沈榆溪就搬去姨太太家住，叫做小公馆。榆溪只有祭祖的时候才回到大房子来，小公馆不祭祖，只是他和老七抽大烟享乐的地方。
【老七】姨太太叫老七，是堂子里老鸨的第七个挂名女儿。（注：“堂子”就是妓院。）榆溪的亲友笑话他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女人，比他还大五岁，瘦骨伶仃，尖脸眯眼，眼中笑意流转。姨太太只能笼络女儿，不能染指儿子，怕背上带坏沈家嫡长子的罪名。女儿不重要，不怕人家说她为了谋夺家产。所以老七找了裁缝给琵琶做衣服，老七躺在烟炕上指点，末了抱着琵琶坐在膝上：“我对你好不好？你妈给你做衣裳总是旧的改的，从不买新料子。你知道这个一码多少钱？法国货。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我？”
【妈妈】“喜欢你。”琵琶觉得不这样说是没礼貌，但忽然觉得声音飘过了洋，她妈妈都能听见。露是“环球旅行家”，几乎永远在收拾行李，忙着出洋和勾搭洋人。她总是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在一起，两个女人好到不得了，在琵琶眼里，妈妈和姑姑是“二位一体”。
【同性恋爱】亲戚们说，珊瑚小姐一直不结婚，都是和露太近。珊瑚哼一声：“话可是你亲弟弟说的，说是同性恋爱。”
【双胞胎】杨露说国柱就是学了个新鲜词，到处乱说。国柱和露是双胞胎，当年露的父亲年轻轻就死了，族人要分他家产。露母亲是二姨奶奶，有了身孕，临盆那天外面围满了人，只等生了女孩就踹门进来，抢光所有的东西，再烧掉房子，把寡妇都轰出门果然生下来是女孩，可后来他们又听见生了男孩子。“所以大家都说是你舅舅救了这个家。”露说。
【舅舅】琵琶觉得这说法很可疑，当中藏匿了什么秘密。国柱舅舅倒是和父亲榆溪关系不错，两人以前常一起出去嫖，各弄了个堂子里的姑娘回家，也都抽大烟。榆溪也同国柱的太太打情骂俏，她绯红的小嘴含着大烟枪，令榆溪想起关于抽大烟女人的黄笑话。
【何干】琵琶不明白什么叫“堂子”，何干就低声吓噤她：“吓咦！还要说？”沈家的下人，姓氏后都加个“干”字，特为区别她们不是喂奶的奶妈子，比如何干和秦干。何干带着琵琶，秦干带着陵。下人们和小姐少爷一起在月光下聊天，讲法海降服白蛇的故事。丫头葵花问：“雷峰塔不是倒了么？”秦干说：“几年前倒的。”“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何干诧道。
《雷峰塔》之二
商女不知亡国恨
【亡国恨】琵琶去走亲戚，祖父的侄子年纪比祖父还大，琵琶叫他二大爷。二大爷在前清做过总督，革命党攻破了南京城，二大爷是坐在篮子里从城墙上缒下来逃走的。他不让沈家人做民国的官，怪他们对皇帝不忠。听说琵琶会背唐诗了，“背个诗我听。”琵琶就背：“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背完，只看见二大爷拭泪。
【过年】琵琶盼着过年，年初一早上门一开，炮竹就响，有人唱：“大门开，银钱滚进来。”何干答应清早叫醒她，结果醒来天色已经大亮。“怎么不叫我？”琵琶大哭，“大门开了么？”何干给她穿新鞋，她两脚乱踢。一切繁华热闹都成了过去，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柏拉图】沈家从天津搬去上海，亲戚里走得最勤的是罗侯爷雪渔。明哥哥是罗侯爷的儿子，常来找姑姑珊瑚。“都说没有柏拉图式的恋爱。”珊瑚对琵琶说。 “什么叫柏拉图式？”琵琶问。珊瑚道：“就是男女做朋友而不恋爱。”琵琶说：“那一定有，像姑姑和明哥哥就是的。”不过还是露一语道破：“我一向说可以谈恋爱，不要发生关系，珊瑚不听。”姑侄相恋是乱伦，珊瑚还比明哥哥大了六岁。
【离婚】露和榆溪终于要离婚，琵琶立刻接受了：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露也说：“几年以前想离婚根本不可能。”榆溪坚决不签字：“我们沈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只要能把婚姻维持下去，有名无实他也同意。“我一直等你戒掉吗啡，”露说，“过去我就算不是你的贤内助，帮你把健康找回来至少也稍补我的罪愆了。”她还是头一次这么说。榆溪心一灰，同意了。
【后母】离婚以后露和珊瑚搬出去找了间公寓，仍是姑嫂同住。榆溪给琵琶找了个后母，就是唐五小姐荣珠。荣珠本来和表哥有私情，约定双双殉情，她服了毒，她表哥却临时反悔。送医院抢救过来，她就开始抽大烟，觉得反正嫁不掉了谁知又嫁给了榆溪。父亲的婚礼上，琵琶见乐队奏起结婚进行曲，有证婚人和主婚人，新人交换戒指，竟然是“文明婚礼”。
【传染】榆溪和荣珠整天躺在吸烟室里，每天叫陵和琵琶过去。陵总是垂着头，何干推一下，他才往前蹭个半步。荣珠拿热水溶了一匙补品，冲了一杯黑漆漆的东西，啜了几口便转递给陵：“陵，喝一点，对身体好。”换个杯子，琵琶暗暗在心里说，荣珠有肺结核，她是不是有意传染给陵？
《雷峰塔》之三
毁灭的大世界
【爱国】伯伯沈秋鹤跑去了满洲国，亲戚间视此为丑事。秋鹤好女色，以往每次来，总喜欢摩挲珊瑚光溜溜的胳膊，有次也来摩挲琵琶。琵琶不懂大人们为何总说爱国，人家说上海不是中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爱？代表中国的是父亲、舅舅、鹤伯伯、所有的老太太，而她母亲和姑姑是西方，最好的一切。中国并不富强，新文学也是揭自己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琵琶也读过这样的句子：“想想国家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你多少，你的传统，你的教育，舒适的生活。你怎能不爱国？”她只作修辞，而不是现实。国家给她这些因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要是何干的女儿，难道还要感激八岁大就饿肚子？
【褚表哥】荣珠有个穷亲戚，远房侄子，二十二岁，高瘦，一袭青衫，古典美中略带腼腆，琵琶叫他褚表哥。琵琶看书时，褚表哥就在旁闲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琵琶聊天。听说褚表哥是个“猎财的”，琵琶哭笑不得，自己还是富家女吗？
【春梦】果然两个月后，就听说褚表哥与一个银行家的女儿订婚了。他果然是个猎财的，琵琶也不觉得怎么样，从不疑心差一点就爱上他。她也会梦到自己的新婚之夜，脸上酡红，坐在床沿，旁边坐着新郎。他是谁？不是褚表哥，根本不认得。她躲避那人带酒气的呼吸，又推又打又踢。可是他们是夫妻了，再没退路了。她在睡眠中打输了。
【讽刺】露也对陵说，小心染上肺结核：“你不是小孩子了，有些事自己该知道。你娘有肺结核，还要你喝同一个杯子里的药……姐姐说你还咳嗽。”“你娘”当然是指荣珠，露想带琵琶去英国留学，和荣珠通电话，荣珠说：“你要管沈家的事，回来做姨太太好了，沈家已经有太太了。”她一字字说得清清楚楚，确定露听懂了她的讽刺。露气极，发狠说要向捕房举报他们抽大烟。
【弟弟】陵果然得了肺结核。死讯传来的时候，琵琶与母亲在浴室里，珊瑚接完电话说：“昨天突然恶化了，送到医院人家也不收。今天早上死了。”弟弟死了，琵琶心里发慌，一开始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如今只剩下她了。
【大世界】一个炸弹落在大世界游艺场，日本人扔的，琵琶觉得匪夷所思。琵琶从小读过许许多多在大世界邂逅的故事，一直想去看看，没人要带她去，这下子看不到了。为什么偏炸这个游艺场呢？为了能多杀人？琵琶对日本人的印象，是穿着像蝴蝶的女人，猜测背上的包袱装着什么贵重东西。现在日本人开战了，琵琶从父亲家里逃出来去找母亲和姑姑，她们说，可以去香港。《易经》之一
祖先躺在她的血液中
【祖父】琵琶从父亲的吸烟室找到一本历史小说，那时陵还没死，陵说：“祖父在里头。”翻开书，祖父沈玉枋在京城做言官，专门写折子举报当朝大臣徇私受贿。沈玉枋给罗侯爷列了十大罪名，皇帝下旨，褫去罗侯爷的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后来中法争端，沈玉枋主战，被派去福建督军，结果战败。福建地方官员将罪责尽归于他，沈玉枋被判流放边塞。罗侯爷却将女儿许配给他，还千方百计提携。几年后，罗侯爷和沈玉枋都死了。琵琶读完书喜出望外，问父亲：“书上说的爷爷的事是真的么？”榆溪说：“胡说八道。”
【奶奶】珊瑚取出相簿，给琵琶看奶奶年轻时的相片。那时奶奶十八岁，还没有遇到败将沈玉枋。奶奶穿旗袍，小小的绣鞋，鸡蛋脸，杏眼透着讥诮。她的笑容看得琵琶心痛，她有权冀望更美好的人生。她这辈子见过几个男人？珊瑚说：“旧时代我们都受够了，下一代应该不一样。”琵琶相信祖父母不会丢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借钱】珊瑚不在的时候，露就对琵琶数落她：“知道你姑姑为什么欠我钱么？她可没借，爱拿就拿了，我全部的积蓄。”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明哥哥，爱上一个人就会千方百计想帮他，可也不能拿别人的钱去帮啊。”
【结婚】明哥哥和珊瑚没谈过婚事。他曾问过：“你怎么没结婚？”珊瑚误听成“你怎么不跟我结婚”，于是淘气地答道：“你没跟我说。”略顿了顿，他笑着再问一次：“不是，我是说你怎么没结婚？”这件事就撇下不提了。
【暗杀】罗侯爷雪渔和军阀勾结，当了汪精卫政府的航运商业局局长。有一天报纸上突然登出消息：“昨日午后四时半，罗雪渔方步出麦德赫司脱路某屋，竟遭两名枪手伏击……”罗侯爷中了三枪，不治身亡。“是谁干的？”露问道。珊瑚低声说：“蓝衣社。”“蓝衣社？”琵琶问。“蒋介石的秘密组织。”三人都默不作声。大家都知道，汉奸就怕人暗杀。
【香港】香港维多利亚大学，注册就可入学，琵琶赶上了开学前的最后时间。露安排她与比比同船去香港。比比是印度人，娇小的女孩，从此和琵琶成了好友。露也说过：“遗产不可靠，教育才可靠。我没有钱留给你，只能给你受教育，让你能自立。”露也到了香港，想着跑单帮赚钱（注释：【跑单帮】即走私）。女人跑单帮也少不了挨打，有时还需要陪宪兵或检查员睡觉。比起这样的风险，还是找洋人帮忙更合算。
《易经》之二
是婚礼，也是葬礼
【奖学金】在大学里，布雷斯代先生是琵琶的老师。某天他给琵琶寄来一个信封，里面是八百元钞票和一封信。信上写：“密斯沈，听说你入学之前申请奖学金，没申请到。请容许我先给你一个小奖学金，不用谢我，只要你保持成绩，我有信心你可以拿到牛津的研究生补助费。真诚的布雷斯代。”琵琶再把信读了一次，唱了起来。牛津！这一次她真的想要，该她的终究是她的。
【打牌】琵琶把信和八百元给露看，露轻轻笑了声：“不能拿人家的钱。”“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琵琶说。琵琶把钱留在桌上。第二天露去打牌，输掉了。一扇门关上了，琵琶感觉窒息。
【处女】琵琶在浴室洗澡，门砰的一声打开，露闯进来，细细打量琵琶的裸体。原来母亲认为她用身体换来了八百块。老一辈的人说，分辨女孩子是不是处女，有很多种方法能从外表上看出来。琵琶心里有硬硬的一团怒火。
【港战】港战还是爆发了，来自海岸的炮弹摧毁了山顶上的总督府。男生们和教师大都去参军，琵琶也去报名当防空员。据说防空员只是个名目，为了帮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当了防空员就可以领口粮，还可以有地方住。飞机不断来轰炸，有一次她差点被炸死。无论如何，英国人还是投降，香港也沦陷了。
【梅兰芳】琵琶想回内地了，她和比比费尽周折，终于弄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船上，她看到一个穿灰西装的中国男人，白净的方脸，脸上没有血色，一对杏眼，八字胡不齐整，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生怕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有人悄声对琵琶说：“那是梅兰芳。”“真的？”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梅兰芳博士同船。
【活人祭】多年后有一天，琵琶去看珊瑚，听她说起露当年被迫结婚的情景：一长列的礼品，一长列的嫁妆。露向母亲与祖先叩头告别，被送上花轿，禁闭在微微波荡的黑盒子里，被认定会一路哭泣。鞭炮给她送行，像开赴战场的号角。他们给她穿上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注重贞节的成见让婚礼成了女子的末路。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的铁证如山。
(新京报) 笼中少女的暗惨心思 骆以军 2011.05.07
台湾文坛一哥骆以军，高中时因喜爱张爱玲作品，开启了对文学创作的兴趣。1993年处女作《红字团》获得台湾文坛好评并步入文坛。近些年，大陆兴起港台作家热，而骆以军目前还没有作品在大陆出版，不久后，他的代表作《西夏旅馆》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本文专业探讨张爱玲小说术及其在人物描写上的彻底与变。
1 张爱玲小说术
编辑提示：骆以军认为，张爱玲这两本小说，是她描绘出的两幅时光卷轴画，在新旧时代夹层柜被挤扁的这些鬼魂们的摄像。
张爱玲的这两本自传体小说延缓了半世纪在中文世界“被翻译”的小说，基本上是一个“铸风成形，编沙为绳”，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的上下两部）皆用了这么老旧、暗扑扑的中国式象征：《雷峰塔》与《易经》。
前者为一外在巨力如钟罩不可对抗的封禁：塔中鬼魂们被禁在千百年来的历史秩序，原地打转地度每一日。后者为“祖先智慧之书”。
以两本书为单位看，结构上有一奇异的相似性，结尾俱是天崩地裂的巨变。
《雷峰塔》是以父亲迎娶后母，后母从经验箍缩暗动手脚将姊弟俩渐入孤雏之境，而后挑拨父亲痛殴琵琶并监禁阁楼，更以弟弟病死告终。《易经》是以香港沦陷，女主角终于离港返回上海作结。
这两个“剧烈变故”，分别是我们耳熟能详，可算张爱玲最经典的两部小说《半生缘》和《倾城之恋》，分别作为小说中改变女主角命运的，极重要之命运交响曲的重锤。但在这两个剧烈的结尾、变故之前，张爱玲小说术真正让人凛然的，是她描绘出两幅时光卷轴画，在怀旧的时光过渡死区里，唏嘘度日，不知该如何是好，在新旧时代夹层柜被挤扁的这些鬼魂们的摄像。
2 把人物的精力烧干
编辑提示：骆以军认为，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少数极少数把人物的精力烧干在对扮戏的自觉中的人。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少数极少数把人物的精力烧干在对扮戏的自觉中，一种神经质与厌乏虚脱。譬如在《雷峰塔》中童年烂漫时光时，有一次父亲要琵琶选一枚洋钱或是金磅。她“苦思了半天。思想像过重的东西倾侧，溜出她的掌握。越是费力去抓，越是疑神疑鬼，仿佛生死都系于此。”最末她作出决定（选了洋钱），却是错了。父亲冷哼了一声：“傻子不识货。”
总是如此，每一个笑容，每一句话，每一次细微的试探与表态，都如此艰难。她总是在担忧“丢三落四”，每一细节都不舍放过。如J·M·库切说布鲁诺·舒尔茨：“他成熟时期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重新接解他早年的力量，都将是为了"成熟为童年"。”
一个颠倒，失重的女儿。父亲一如她小说的经典名句：“泡在酒精缸里的婴尸。”吸大烟、玩窑子女人、吃饭时擤鼻子、绕室背诵八股文，在新时代惶惑不知如何坠入人形。最后还引入后母并以对女儿施暴达到近乎“本格小说”的疯狂戏剧高峰；连最中性、讥诮，冷眼疏离的姑姑，也因为性（和侄儿明哥哥）有一段乱伦恋，而成为始终是手帕交的母亲口中的“小偷”，将自己卷入舅老爷家族巨额亏空案的“女性失败者”（赔了人又赔了钱）。
所以这个少女之眼看出的，很常出现“很是诧异”、“震一震”这样的句子，一种古怪的屈拗世界中的启蒙，实在太多表情和大人们真实的意欲和层层心思都太歧异了。在《雷峰塔》上半部分，便呈现一个没日没夜，和小姊弟（“孤雏泪”）一起关在落败宅邸里的仆佣们，她们“瓮声瓮气”、低声细语、臧否主子、像多了奸滑世故笑脸之“祥林嫂”们。
3 性镇伏在暗不见光处
编辑提示：骆以军认为，“穷”的威胁和“性”的变态魅影，是这两本小说把所有人物变成怪物的重要元素。
当母亲回来时，她便置身在母亲和姑姑之间，听她们一人接一句冒出各种家族的秘辛、异国的凶杀案、品评恋爱、新女性的美学和健康须知。许多这些蛛网尘封的家族（沈家的、罗家的、杨家的、唐家的）繁复关系、前朝旧事、恩怨丑闻……既是评弹八卦，却又带着某种道德视距，亲密地传递给这个“像海绵吸吮人世经验” 的少女。
张爱玲编织这错繁交织小宇宙的恐怖感，在于她对这孔教的叠床架屋的“关系”老屋建筑有如此强大的执念，但她又处在这所有成员被挤扁在这昔日世界被一个新世界迎面撞击、支离破碎的变形时刻。
“穷”的威胁和“性”的变态魅影，是这两本小说把所有人物变成怪物的重要元素。前者在慢速中掏空、淹袭少女身边所有人。后者则液态地在这家族记忆、流言的下水道穿流。
这些隐喻的“孔教秩序”，把这些压抑、猥亵的性镇伏在暗不见光处，只剩下交头接耳、交换八卦。所以书名曰《雷峰塔》：被封印镇住的不止是这苍白忧悒的少女自况，且包括了那巨大祖屋（鬼屋）里惶惶惑惑的老、中、少、主、仆、姨、妾的所有女人们。
4 母女间精微戏剧化对峙
编辑提示：骆以军认为，张爱玲把“覆亡之族后裔”的心怀惊惧，写得风生水起，让人目不暇接。
笼中少女的暗惨心思，到了《易经》的前半部，琵琶对母亲的“变脸”之惊骇达到了高峰：美女难挽青春不再的狼狈寒碜，一方面她漫不经心将外国老师赠与琵琶的八百元助学金一夜输光；同时怀疑女儿是用处女身交换来，这种将贫穷之黯然与性价值之错混，乱针刺绣成像羽毛褪色的孔雀，只有少女琵琶旁观着她的慌乱。
这缠过小脚的母亲让自己脱离那“雷峰塔”的行动布置，还是在“性”和“经济”但在这里，母亲又切换频道变回琵琶童年时那幽黯大宅老妈子的话语，反过来哭诉女儿冰冷不孝，进入母女间精微戏剧化的对峙：链子断了，美丽的母亲在那一瞬变老、变丑、变弱了。
这种“变”，如果《易经》如英译名为“变换（幻）之书”，张爱玲写的不止是书中直言其喻的“商朝覆亡之后，宗室利用古老传统与祭祀的知识谋生，之后父传子子传孙，极力回避当朝的耳目。伯夷叔齐死后若干世纪，他们的后人老子教导世人这支宗族的求生之道，不断告诫世人心怀惊惧，贴墙疾行，留心麻烦……历史上天灾人祸频仍，老子始终是唯一的支柱。”
张爱玲写这种“变”，父亲、母亲、姑姑、弟弟、家族遗老、亲戚、仆佣……全在这种“覆亡之族后裔”的心怀惊惧中，内在依傍的价值秩序崩溃了，“身份”穿梭，像川剧舞台变脸快速穿脱面具，然所有的个人的慢慢之“变”，却又如浮花浪蕊被吞没在“这是乱世”的恐怖巨变。她写得真是风生水起，让人目不暇接。
【阅读笔记】笑影泪痕 2011.05.08
我记得第一次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时，心下无比讶异，话本完全不现凄哀同情，反是路人看戏、冷嘲热讽的声口，末梢总结两行道貌训话。同我自小听闻十分两样。我还在张晓风的书里撞过《许士林的独白》，烫得流泪，万分哀叹生生别离，那种柔缓的痛是暖的，哪怕空破的愿望，也毕竟有一丝慰藉。最近读张爱玲的小说《雷峰塔》与《易经》，倒又仿佛回转到冷霜飒飒的话本环境，只不过平平的讽笑出于作者自抑，就更觉冷渗。无论多么黑暗无力，她的主人公琵琶始终笑一笑，一笑置之，再无别的表情，正似婴儿啼哭，一切复杂单挤一道宣泄口，费人琢磨，也因此更脆弱更辛苦。
《雷峰塔》禁锢之意，实可贯达《易经》，家里的囚房挪至流放香港岛。但不止于“镇”字诀，题表这桩奇闻，出现于家仆闲谈，他们蒙昧中嘘叹雷峰塔倒掉，白蛇出山，天下大乱。书页鼓应风雷，仿佛聚云蓄雨满纸苍烟，从极近身的视角，渲染时代骤变，家族沦陷，个人浮沉。《易经》的“易”，也变幻无穷数，更有命运莫测，人生难定的况味。《雷锋塔》里小琵琶走亲戚，去二大爷家，张爱玲感慨：“……现在由富贵回到贫困，这一家人又靠农夫的毅力与坚忍过日子。年轻人是委屈了，可是尽管越沉底的茶越苦，到底是杯好茶。”缓缓“沉下去，沉下去”，作飘零状慢放镜头，精确遍布书中细节，当然也不是没有浪里飞花，凌波惊鸿，比如张爱玲自己。
我对张爱玲的散文印象一直好过小说，虽然通融的读，已在多年以前。最让我惊栗的有两处，其一是《谈看书》说及的《喷水老妇》，我后来发神经翻《聊斋》里的《尸变》篇，一样面容模糊，悚然欺近，握住就不放手，我从此便害怕暧昧的鬼影。另一个就是《私语》撕破脸关禁闭的段落。后母挑事儿，恶人告状“她打我”，父亲拍达拍达下楼声，拳脚相加，然后是“黑影中现出清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这一系列动态一气呵成，占极短篇幅，真令人错愕得好笑，然而定格下来，却寒传骨髓。我读《私语》时猝不及防，夹缠着怒意，无法平息，时至《雷峰塔》，早知会有这一层裂变，所以换成惴惴预见，总之仍一律的忧心忡忡。
我拿到书之前并不知道两卷译文仍然谈大家族，既是晓得了，倒松了一口气，即使《易经》“最幽秘玄奥……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小说本身毕竟止步罗曼史之前，胡兰成也不至于出场了，我故此没什么心理疙瘩。然而不厌烦倦细诉“最深知的材料”，那些粗拧线条人尽皆知，张代替读者“从心底里感到厌倦”，却也并非毫无道理。想来她原本也许是设定好区域分治中英读者群吧，没打算这么喋喋不休的。可是与其他版本比照着读，《雷峰塔》与《易经》无疑最周详。《小团圆》开幕几章抽撷于此，相当于节译，属于前情概略，但划分得很不清晰，确如宋淇先生所言，“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张爱玲难得流露对家国的眷恋， 《雷》、《易》点染的情绪也都砍得秃秃的，仅剩洪流般的人物谱与往事。
回应写作提纲似的《流言》或《对照记》，却很可喜，给我一种“噢，原来她是那样意思”的后觉。尤其《流言》时代，张爱玲风华正茂，名重文坛，她写贴身事笔触很轻简，几部传记小说所昭现的直逼母系的上扬与强硬，不堪服命运的狠劲，大抵不屑然过度着墨痛惨。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她写从香港回上海初印象，人们“白与胖”，“个个肥白如瓠”；《易经》里同样是初登岸，她观察挑夫，“长江下游的这些圆墩墩的脸孔就是比较容易绽开笑颜”，她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这段有战争洗礼作铺垫，不像散文那么突兀，因此别有一番脚踏实地、见面如故的亲密喜悦。张爱玲喜欢提在沪买菜，买着买着竟能诌出婉妙诗行，那其实也不是我一直以为的小资，或者身份纡降后的自嘲，而更像极度匮缺、历劫的人对实体平和的紧趋，须得不断重复着求证以慰心安，和她偏爱厚艳色彩，恋衣如狂大概有一定渊源吧。《易经》的海景，“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只在中国山水画里看得到，半山腰上云雾缭绕，是东海上三座蓬莱仙岛？”这正是天涯飘客最直线的文化情思了，而她离沪返沪时一切轰然的悲喜牵扯，其他他版本大多隐略不表，这个系列却剖白如镜，她恋故之深，恐怕倒的确难以以她反感的“爱国主义”定类了。
早期散文中铅笔插绘似的边缘人物，经由《雷峰塔》、《易经》生长血脉，神形丰俏。比如写姑姑营救琵琶，老阿妈何干严守囚屋口，二人对峙，无声中剑拔弩张。忠仆也不免埋藏私念，恨不能勒紧主人忤逆犯上的自由意志，盼着随她体面出嫁、终老。矛盾复杂的何干非常丰满，她的多重心思几乎不依靠动作，就着僵持之弓拉得满满。《雷锋塔》末梢，琵琶送何干更可谓该卷悲情高潮，言语寥寥且不着边际，主仆心意来不及坦荡，就被滚滚车烟卷走，甚至都没能好好道别。这是张爱玲的美学，无限细腻，无比写实，时刻惊心，唯一惨恻的裂口反而是哭一样的笑貌，烘托炼狱、高墙、无奈、怅惘。《私语》众家仆、亲眷，一笔带过的人物，好像张父姨太太那个挨打骂的侄儿，何干不争气的儿子，没有一位不算《雷》、《易》的活络分子。他们毫无目的地来，挣扎在井然格局间，潮汐速度退却（比如误会至死的雪渔太太），与《红楼梦》那种有条不紊的紧迫浪头及细密绳索十分相似。张爱玲行文洋淌，有散文文势，漫而不滥，比照着看，便似影片《记忆碎片》，重复镜头，刨起越来越深远的意念角落，最终仿真完整当初，倒不比她形容《小团圆》“罗生门”笔法，仍属对牢一处，听凭一角色，逐步工笔渲染。
琵琶、或张爱玲同母亲之间的紧绷，在两卷本里尤其突出。美丽飘忽的母亲对她永远“失望”，正好比永远摇头晃脑、斜睡烟铺、在房间兜圈子的父亲，是钉在人物身上黑洞似的标签。“失望”招致循环摩擦，延至港战，《雷》、《易》对历次事件的因果记录，酱汁饱润，比其它版本鲜细得多，比如宴客搬椅那段过节，《小团圆》已经有点声嘶力竭，《易经》更要骂出声，给人感同身受的刺痛，于是乎这么桠叶的事，都值得一遍遍叙说，也很可理解了。张曾坦陈母女隔膜，“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十分年轻而逆流的语气，而现在，我的确感受到她们母女相似的硬悍，内向，妈妈的脾气更张扬些，难怪折磨人。如此轻短的句子，实在是张爱玲毕生十字架，甚至她母亲病重之际，她寄上关于自己的评价资料，大约也无非为了向“失望”扳回一城，证明自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是试炼。”，同样一句沉重结语，张爱玲在父亲处栽过无数跟头，而母亲的盘计、轻慢也许最伤她。
《易经》尚未描刻爱情，《易经》时代的张爱玲，已然开拓小说生涯。她冷眼旁观周围人物的感情悲剧，只除了炎樱（小说里的“比比”），有个和气美满的家。战火轰鸣催熟急就章的草草婚恋，甚而瓜熟蒂落，她近身就好几桩见闻，穿插着做下记录。有趣的是，当事人无一不宣布感情态度，她就含含糊糊笑一笑作罢，白流苏式暧昧、清通，透视一切，之后写进倾城传奇，是那么冷讽、调侃而暖笑，简直直追《维莱特》（Villette）的终局：“Let it be theirs to conceive the delight of joy born again fresh out of great terror, the rapture of rescue from peril, the wondrous reprieve from dread, the fruition of return. Let them picture union and a happy succeeding life. ”（由人去撰想巨大恐惧里重生的喜悦、自险境里获救的狂喜 、凌迟前奇迹般的缓刑、以及终于回归的丰硕吧。随他们去假想婚姻及后继幸福生活吧。）毫不怜恤读者，一场春梦都吝奉。继大家族衰微，香港给张爱玲的磨砺以几何级数攀跃，再返回沃壤上海，年轻的她成为“苍凉”派代笔人，写尽不符年龄的生命沉痛，个中滋味，她漫淡也好，浓墨也罢，《雷》、《易》的成长探析可谓一扇心窗，供你体谅。
我却并不觉得这两卷能满足比《小团圆》更茂盛的窥私欲。为皇冠版写导读的张瑞芬教授指出诸如弟弟不是亲弟弟，母亲与姑姑嫌隙，姑姑和表侄的关系之类，又或者把弟弟写“死”，《小团圆》早已爆足，不知何故，现在倒作为新闻拿来说，我是觉得，说多了也好没意思的。我一本本跟风张爱玲的故纸，即使“厌倦”了也刹不住车，倒应验了她说的“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那么的昂然自信。她微笑的影底沾湿泪意，最终是令我心疼的。
(东方早报网 -上海书评) 对张爱玲的忠实 沈双 2011.05.15
《雷峰塔》和《易经》曾被翻译过，译者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自己。我指的是她在《小团圆》中对这两部英文小说中的部分情节的挪用与转述。我不知道张爱玲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一手写英文，另一手写中文。她的英文也许比不上中文，但是她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走的那种放松态度，是大部分人所不能及的。她难道没有乡愁吗？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难道不会因为需要不断改写某段文字，而感到厌倦吗？她难道不害怕她的中文会受到西洋文法、西洋文化的影响吗？这些令很多双语作家，双语学者裹足不前的问题，在张爱玲那里都不成其问题。也许因为她没有闲暇更多去考虑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谋生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毅力。我觉得当今的中文世界，从理念到实践，有太多现实的考虑，以及理论上的包袱，使得即便有双语能力的人都感到犹豫，不愿意一头扎入一个自己陌生的世界。或者最终还是因为我们的优越感。张爱玲的勇气，是因为她是个移民，而她的移民经历又放大了她的生而俱有的自我流放的心态。国内读者以前只是看她上海时期的作品，又处于当下的需要，总是把张爱玲和所谓“贵族”联系在一起。现在张爱玲海外的作品出版，成就了自我的“想象的回归”。这一回归，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应该能够引起反思，甚至令我们重新看待她的早期作品。
张爱玲的自我翻译，当然不用去考虑忠于原文与否的问题。每次翻译就是重新写作，不用去参考原文的。所以读到《易经》与《小团圆》重叠的地方，都是静静地观察她的语言魔术的好机会，不用去考虑她可不可以这样写，只需要去问为什么。作者总是有道理的。比如，《易经》的中译本里有一段描写琵琶和露吵架之后照镜子的场面。吵架是因为钱，具体说来就是妈妈把女儿得到的学费资助赌掉了。《易经》中写道：
为了不看母亲，她始终盯着墙上雕花的上了清漆的镜子，只是视而不见。震了震，她认出镜中的脸是自己的，高高的拱起的淡眉，木木的杏眼分得太开，柔软的狭窄的鼻子。露没注意到她欣喜的发现。失了平日当作盾牌的浴室镜子，露对着茶杯上的空间说话。琵琶自己呢，她知道她始终盯着镜中冰冷的岁月不侵的象牙雕像的脸，为的是保持冷淡。（124页）
《小团圆》里相应的场面出现在九莉报复母亲，非要还培养费而母亲拒收的时候：
反正只是恭顺地听着，总不能说她无礼。她向大镜子里望了望，检查一下自己的脸色。在这一刹那间，她对她空蒙的眼睛，纤柔的鼻子，粉红菱形的嘴，长圆的脸蛋完全满意。九年不见，她庆幸她还是九年前那个人。（253页）
隔了几句之后，张爱玲又写道：
到了自己房里，已经黄昏了，忽然觉得光线灰暗异常，连忙开灯。
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胜之不武。
“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她对自己说。（253页）
读到这样的改写，你便不得不认同刘绍铭教授关于张爱玲不敢在英文里面“撒野”的说法。而且这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张爱玲在自我翻译的过程中，因为目的语言是中文，所以敢于直白（例如说九莉对自己的容颜“完全满意”），敢于跨越叙述时间，敢于跳出来发议论。恰恰是因为敢于这样做，《小团圆》的叙述才有张力。才能够体现小说开头结尾描述的那种紧张：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15页）
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和九莉一样，在等待。《小团圆》没有高潮，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知道了张爱玲胡兰成的故事结局的读者。我们只能在等待高潮中期待失望，所以是一种煎熬。
相比之下，《雷峰塔》和《易经》之所以找不到市场，是因为它的形式实在太保守，上世纪六十年代英美世界已经是现代主义全面获胜的时期了。大部分读者对形式的试验已经习以为常。张爱玲的中文作品还有点现代主义的意味，英文里全然没有。中文的大都是中短篇。现代主义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本来就很少。所以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应该定位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以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为主导的世界文学间的一个断层，不能走进“世界文学共和国”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是必然的。
要么从中国主题入手，当时美国的普通读者知道的只有林语堂的一些小说，以及黎锦阳的《花鼓戏》，都不是畅销作品，《花鼓戏》是因为搬上了舞台才开始走红起来。张爱玲讲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复杂，而且又沉湎于过去，很难转化成意识形态话语，所以谁会去花时间读它呢？
我觉得中文世界能够出版英文原文的《雷峰塔》和《易经》，是一件幸事。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文学潮流，文学市场的历史构成。再将这些英文作品翻成中文出版，也有意义，却是和张爱玲的自我翻译全然不一样的意义。我猜想这两部中文小说会被当作传记来读。不过，请记住，这两本书不是自传（因为不是第一人称，而且被翻译过），所有的自传都不是绝对真实的。
这两本小说的中文翻译在我看来非常可读，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优点。因为很多人是要到这个小说里找故事的。中文译文的句子短短的，有一种轻盈的跳跃性，给张爱玲的原文平添了一种时代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张爱玲的忠实。张爱玲描写的是遗老遗少的生活，她自己可不是一个守旧的人。然而现在再读张爱玲的英文，多少觉得有点霉味儿，比如下面这一段：
The older woman was seated on a porch against carved latticed doors. The girl stood with a hand on the chair back, the summer silk of the wide garments falling down straight,
the tiny slippers lost in the shadows under the trousers so that she seemed to float without feet, tall and slender. The full young face under the zigzag central parting was like an egg standing on its larger end.
There was a faint smile on her lips but the almond eyes were surprisingly laughing, almost sarcastically. What about? The photographer burrowing under the black cloth?
Just the giggles coming out at having her picture taken? （p.19 “The Book of Change”）这英文描述出来的形象实在不是很美，脸像一个“倒立的鸡蛋”，人站在那里好像没有了脚。通过优雅的中文的媒介，这幅图画美了许多：
太婆婆端坐在门廊上，背后是雕花门。奶奶立着，一手置于椅后。宽大的夏日旗袍直罩而下，小小的绣鞋掩在胯脚下，漂浮浮的，亭亭玉立。鸡蛋脸，年轻丰韵。头发中分，发线不齐整，唇边的笑淡淡的，杏眼却笑意盎然。几乎透着讥诮。讥诮什么？藏身在黑布下的摄影师？拍照那一刹那那抑不住的傻笑？（23 页）
译文很喜欢经营意象，有一点现代派的意味。比如下面一句：
顶楼上很舒服，就是荒芜的水泥与天空总害她口渴。她坐在一块水泥桩上看书。什么也不想。事情却自然而然跑出来，站在空空的地板上，环绕着她，蹲着的几何形体，静悄悄的，在她心里一言不发，却是存在的。（59页）
我第一遍看时很喜欢这句子，却没看懂。“蹲着的几何形体”指的是什么，楼顶上另外的水泥墩子？怎么会在“她心里一言不发”？我发现译者喜欢暗喻，喜欢罗列意象，而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读者，偏偏要去考虑意象的指征。去查英文，原来很简单：
She sat reading on a concrete stump, not thinking, yet certain things made themselves evident, standing around her on the empty floor, low squat geometric shapes so silent they were wordless even in her mind but nevertheless there. （p.53）
英文不会混淆，是因为它的句法结构自然让你知道那几何形状指的是她脑子里的想法。译者不经然翻译了英文的文法。这应该可以算鲁迅说的“硬译”，却恰恰是文字创新的源泉。
但是也有相对我的口味过分诗意的话。比如这一段：
“我还没离开人。”她对自己说。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觉得安慰。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125页）
这里就不是意象的问题了，而是有关抽象的观念。什么是“慈悲的松懈穿过”？因为不明白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美丽动人”。
查了原文，原来是一个非常扰人的普通字眼：
“I'm still among people,”she said to herself, not knowing why she was saying this and why it should comfort her. In the agony that shut her in a box like madness, anything that came through was merciful relief, infinitely beautiful and touching.
“people”指的是上一段弹棉花的男人，大概应该翻译成“人群”比“人”要具体一些。关键是“came through”那么简单的一个词，却没有合适的对应物。我觉得只能意译：“任何能够突破重围打动她的东西，都是慈悲，都是解脱，因此而美丽动人，无以言表。”
(新京报) 王德威 幸有张爱玲 世界才丰富 2011.05.21
此次北京行，王德威在北大有场公开演讲，英杰交流中心的大厅里座无虚席，包括地上，这大概是身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最高礼遇。陈平原介绍王德威时，说他是读过最多书的华人，说不定这是真的。2008年是我第一次去香港书展，偶然的误打误撞听了一场王德威的演讲，立即融冰，明白原来文学评论家不都是只在研讨会上说些不疼不痒话的状态，也可以做到这么丰富且有人格魅力的。3年后，运气不错，听讲后还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进行这次采访，且听他从张爱玲谈起。
谈张爱玲其英语写作讨好英文读者
新京报：张爱玲的两本英文作品《易经》和《雷峰塔》刚刚出了简体版，对照之前的《小团圆》的话，同样都被认为是自传式小说，在形象塑造上有不同吗？
王德威：这两本里面有一个回顾所来之路交代心情的过程，当时她应该对于美国市场有很大期待，在写作方式某个层次顾及到美国市场。在自己形象塑造上，比晚期的张爱玲是希望更能包容事物的状态，她吸收了很多外界经验，但是在后来《小团圆》里面，经过20年琢磨，那个张爱玲真是晚期风格，有意的特立独行，和《易经》塑造的形象不太一样。
新京报：《小团圆》里的张爱玲会更有个性。
王德威：你可以从写作经验，看到张爱玲塑造自传性小说人物本身的改变，这个时间的张爱玲是吸收，到了晚期是比较坚持的一个人。也说不定因此，在这个角色上《雷峰塔》和《易经》不见得是最吸引人的，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接受经验的立场，不断回应，通过她看这个世界，历史各种各样的起伏，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小说里主人公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是少女成长小说里的人物。
新京报：你读过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她的英语写作和中文写作有不同吗？
王德威：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平板，你读的时候会想，张爱玲最擅长中短篇，怎么会在英文写作的时候写得这么样规矩，好像为了什么样目的，每一章都要一个好。写得太清楚了，一段一段。她似乎在讨好英语世界读者，使用东方式表达，比如会把爸爸娶妾各种东方式的东西，写得有滋有味，这是张爱玲中文世界里不会出现的描写和材料。
新京报：她的英语使用上呢？
王德威：如果我们看英文原版，不能说张爱玲英文不好，但是很特别的英文风格，习惯了她中文华丽加苍凉，会觉得她的英文非常有距离。
谈王安忆仍然是海派作家
新京报：你以前曾提到海派文学，把王安忆归入其中，现在你怎么看海派？是否还认为王安忆属于海派文学？
王德威：海派这个字是个大字，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讲的是京剧，再到30年代，沈从文讲海派，是贬义，我讲的时候是有褒义的，我要捧王安忆，但却让王安忆老大的不高兴。作家大都不喜欢被归为某个派，所以海派文学只能作为文学研究者一厢情愿去使用。至于今天还有没有海派文学，我觉得只能从最宽泛去定义，写作上海风情，保留了只有上海作家才有的句法特征。在那个意义上，我仍然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上海仍然是她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任何想要进入上海的人，也要作为教科书一样看看王安忆。她不是海派作家是什么呢？她不是张派作家倒是真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王安忆这些年的写作变化，包括即将出版的《天香》？
王德威：对于《天香》，我有很复杂的感情，3月王安忆见到我，说我写了《天香》的序，这次文字特别奇怪，但是写得很到位。我心里就暗暗好笑，因为我对《天香》是有保留的。王安忆要凭一己之力，把上海史从明朝写到现在，写几百年，这个气派是我非常尊敬的。但是看着不过瘾，有些东西就是失去了。我可以完全用学术立场说明好处在哪里，但是我不是那么热血澎湃。王安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蛮准的，这个文字就是不对劲。我要替她写序，怎么还能说失望呢。我对王安忆最大的致敬是，她几乎要开始学习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写巴黎写了90几本，巴黎像拼图一样拼起来。
新京报：那你是否还认为朱天文、朱天心属于张派作家呢？
王德威：我觉得很难这么归类，但是你仔细看她们的思维方式，作家毕竟还是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迹象可以追寻。其实两个人都看得出来，受到胡兰成影响很明显。张派不张派是个复杂的问题，但黄锦树说过，第一位张派作家是胡兰成。
谈《易经》也是关于不易的经
新京报：有评论家用鬼打墙形容过张爱玲的这种不断重复书写，对一个素材的反复应用，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形容。
王德威：重复冲动和重复书写机制是我有兴趣的话题，但与其说鬼打墙这个观念，不如说她不断用书写找到暂时出路。弗洛伊德在讲小孩子成长时，提到在最初期习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时候的情境，他看他的孙子玩游戏，把一个绒球抛出去再收回来。你现在在很小的年纪，面临死亡阴影，你怎么去预演你所要面对的未来人生大限。把这个引用过来，张爱玲的写作就变成不断自我试验调适，你把手里的球扔出去，有一个线再拉回来，失去再得到，死亡再复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鬼打墙。她每一次给自己找个说法，某种意义上达到自我疗伤，治疗，她一生不断在写同一套剧本，每一种似是而非，大限没有办法打破，但是不断尝试这个游戏。
新京报：在这种不断尝试的过程里，她有哪些改变？
王德威：《易经》的易还有一种理解是交易，讲人生所有的易，各种各样的改变，到最后你扒开你的眼光，把你整个立场放大以后，发现天下所有悲欢离合不总是如此吗，从这个角度，《易经》也是关于不易的经。所有人生各种来去改变，千古不易的道理。张爱玲有某种程度的启悟，小说本身也许在艺术上见仁见智，但对张爱玲而言，在艺术过程里这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她这种永远个人化的叙事角度？
王德威：她的角度永远和历史大叙事的角度不一样，用她自己的话讲，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但幸亏有了张爱玲，我们世界才丰富了一些。不然每个人都是尧舜，这多可怕啊，每个人都貌似圣人状。同时我们也看到张爱玲写作本身的戏剧性和故事戏剧性相辅相成。一个作家通常很有发表欲，写了赶紧出版，但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最后也没写完，对于曹雪芹，有一个知音就够了，就是脂砚斋。张爱玲晚年大概也有这种了悟，我写了我给自己看，我为我自己写，我为我唯一的脂砚斋，这里很可能是宋淇，看看就行了。这个和我们从浪漫主义以来所得到的现代文学教条是背道而驰的，张爱玲违反了所有你们想让我做到的，她用最旧的东西对抗预期最新的。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张爱玲的《雷峰塔》和《易经》 2011.05.22
《雷峰塔》采用了张爱玲所谓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故事，倒给了我们深思的余地。照理说张爱玲的童年如此不堪，对儿童的观点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但她却反其道而行，隐藏在这里的心理动机耐人寻味。
她试图通过“重述”创伤来抚平童年创伤；或更辩证的，只有在回到她原应回避的创伤里，她才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套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到了晚期，她超越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
一般人总认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和《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
我读《雷峰塔》和《易经》，觉得有如《红楼梦》，多述家庭琐事，充满各种细节，假如张爱玲自己用中文写成，一定更显特色。张爱玲1992年2月25日致宋淇夫妇那封向被视为“遗嘱”的信中，念兹在兹身后“请高手译”自己的作品；但说实话，谁做都不如她本人来做。大陆著名学者止庵
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了其自传体英文小说《The Fal of the Pagoda》及《The Book of Change》，这便是现在翻译出版的《雷峰塔》和《易经》。
《雷峰塔》：从4岁到18岁
琵琶出生在显赫的上海贵族家庭里，围绕着她的是丝绒门帘、身穿水钻缎子的宾客、裹小脚的老妈子，和一堆关系庞杂的二大爷、姨奶奶、表姐表哥们。但父母的缺席却是永恒的常态，沉迷在鸦片里与旧时繁华的父亲难得现身，而坚持要离婚的母亲则与琵琶的姑姑出洋念书。在这种文化、利益相冲突的幽森豪门里，难怪4岁的琵琶总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
或许也因为这段万花筒似的童年滋养，琵琶的脑子里常转着超龄的念头：她幻想能无穷无尽地一次次投胎，变成金发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里；她看到书里压的褐色玫瑰花瓣，就伤感人生苦短；她觉得18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过去。
美好的人生固然值得等待，然而，眨眼间当琵琶已跨到另一岸时，等来的却是不堪的、囚禁她一生的凄伤……《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将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
继《小团圆》出版后，不难发现张爱玲反复地重述生命中最晦涩的心事，但每次出手均以不同的角度、方式，极致细腻地铺写她对周遭不同人事物的爱恨情结，让我们读来震撼惊心之余，更能逐渐将张爱玲的传奇拼凑完整。
《易经》：从18岁到22岁
虽然家族秘史谜云满布让琵琶很迷惘，但童年毕竟是悠长而美好的。18岁那年，她因为惹怒了父亲与后母，惊险地逃出那个囚禁她的豪宅，去投奔母亲与姑姑。原本母亲打算让琵琶去英国留学，却遇上了战争爆发，只好安排她去香港大学念书。此时琵琶才发现上海在拉扯着她的心，她爱上海，就像隔着千山万水思念着自己未婚夫的女子！
求学时期的琵琶初尝团体生活的热闹，并结识了风趣的印度女子比比，但烽火很快威胁到香港，学生们也开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琵琶备感流落异地的恐惧与无助，然而母亲非但没能给她半点依靠，反而更显疏离防备。
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琵琶不得不中断学业，她和比比商量要一起回上海，她相信只有故乡能与自己的希望混融！为了拿到船票，琵琶必须发挥从小累积的世故与智慧，即使那要冒上生命的危险……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余韵无穷。
(东方早报) “这两部作品和我们非常有距离” 05.26.2011
从《小团圆》到用英文写就的《雷峰塔》和《易经》，随着三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的先后出版，一些关于她的疑点和误解开始清晰起来，隐秘个人生活也通过这三部小说而渐渐浮现出来。
日前，中文翻译版的张爱玲小说《雷峰塔》和《易经》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至此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中文版终于“团圆”。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张爱玲研究专家王德威日前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关于《雷峰塔》和《易经》中文版的出版，他说：“如果习惯了张爱玲华丽加苍凉的语言，那么这两部作品对我们非常有距离。因为这两部小说本为英语读者所写，所以在做一种东方式的表演。”
张爱玲与亲人：
弟弟是个幽灵式的人物
东方早报：《小团圆》里的张爱玲非常压抑，小说的气氛也让读者不舒服。可是它的“前传”《雷峰塔》和《易经》里的张爱玲或者主人公琵琶是柔软的，也非常自卑。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差距？
王德威：这两本书是为美国市场而写，所以张爱玲顾及的是美国读者和市场的反应，她当然要对自己的形象塑造有所保留。你说她比较柔软也可能，她这个人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很多外界经验。但是《小团圆》版本里的张爱玲，是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在《雷峰塔》和《易经》里，我们通过她来看那个世界和时代，通过她的经验来看战争和历史的起伏。这里的“张爱玲”是一个少女成长小说里的张爱玲。
东方早报：《雷峰塔》和《易经》里的张爱玲更亲近、可爱，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胡兰成。
王德威：这是当然的，但在她原来写作计划里应该是把胡兰成写进去的，最后她的母亲凌驾了胡兰成应该有的位置，那是很微妙的。母亲和胡兰成是一生对她影响最大的人物，所以最后只好再写一个完结版的《小团圆》，让大家一起团圆。
东方早报：那么弟弟张子静呢？在《雷峰塔》中，她居然把弟弟写死了，在《易经》中，弟弟则以一个被传说的形象一再出现。你怎么看“张子静”在这三部作品中的作用？
王德威：从传记书写方式来看，把弟弟在第一部里写死，这是小说最大的惊讶。我觉得她弟弟在这几本小说中的功能都是逆向的，都是自我否定的。无论是以死亡作为最后的形象，或者在《易经》里面作为一个大家闲话、道听途说的人物出现。他的死亡、可疑的身份、完全被动的姿态、被抹消的形象，以此衬托张爱玲。反衬张爱玲本身那个身份的焦虑或者游离。他的功能就是他的不存在，他的功能就是身份和背景的可疑。另外一个可能动机是，弟弟是他们这个家族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他的死是一个女性的复仇。如果你以读者的后见之明来讲，现实中张子静还多活几十年，但他似乎也是一个多余的人。
张爱玲与战争：
少吃几顿饭，
日子还得过下去
东方早报：《雷峰塔》、《易经》到《小团圆》，张爱玲经历了中国最混乱的一段历史，可她却没有在自己的人生传记里写太多。你怎么看她这样处理政治？
王德威：她的祖辈是晚清风云人物，可到了父辈都是民国典型的遗老遗少，对政治没有太大影响力。《雷峰塔》、《易经》、《小团圆》涉及了战争、逃亡、沦陷等等，这些都是背景。对张爱玲来说，所谓政治是家族里那种非常可笑的、人与人之间的小奸小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张爱玲从来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民族、国家观念的人，所以她所关心的就是眼前这点事。最后还是以《倾城之恋》的意向来说，千万人死亡和千万人的陨灭，只是成全了一对最平庸的乱世夫妻。这些乱世政治，也只不过成全张爱玲写《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
东方早报：也许在张爱玲看来，她自己的人生战争比政治上的战争更为残酷。
王德威：她的角度永远是倒立的，这和历史大叙事给我们的教训不一样。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用她自己的话讲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但也幸亏有了张爱玲，我们这个世界才丰富一些。
东方早报：所以同样写上海，或者写香港，她写的战争跟现实相比，似乎是两场不同的战争。
王德威：完全像是两次战争。作为读者，你不断地想问《易经》有必要拉那么长吗？怎么《烬余录》中的张力全部变得那么拖沓？你首先就得怀疑张爱玲是为了迎合她预期中的英语世界读者，所以她所写的战争中，只有富有异域色彩的“东方女孩冒险记”，当然，这是一种犬儒的说法。《易经》显现的战争生活伦理学是蛮复杂的，但对于张爱玲来讲，经过1949年这个大裂变，再回过去看抗战经历、离婚等各种各样人生的考验，她其实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人到了中年，对战争、对国家、对离散的看法和当年身在其中时不同了。她还原了很多战争叙事的迷思，战争就是你还得过日子。
东方早报：从《易经》和《雷峰塔》，我想到的是王安忆的新作《天香》，两位作家同样写乱世，但战争、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对小说中人物的影响基本没有。
王德威：是的，那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对千百万人来讲，战争和动乱就是少吃几顿饭，但日子还得过下去。那种平淡我觉得王安忆抓住了。
张爱玲与英语写作：
讨好英语读者
东方早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张爱玲自传性作品中，有一块是缺失的，那就是1949年前后的她。
王德威：我想那个材料还会出来。你可以想象在1949年前后那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张爱玲是怎么生活的，比如她的工资如何，她1952年离开大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与此相关的材料应该还会出来。我想还会有各种断点残篇，宋以朗先生一次给出一点，每次吊胃口。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需要整理。
东方早报：你看过英文版的《雷峰塔》和《易经》，从你阅读经验看，这两本中译本的翻译如何？
王德威：我们把它们翻译、还原成中文了，这个过程本身很有趣。她用英文写自己的身世，做不同尝试，用不同的策略和不同风格。这两部英文小说和张爱玲其他中文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平板。你会觉得，她怎么写得这么规矩啊，每一章都有一个重点。张爱玲英语很流利，可似乎又是为了讨好英语世界读者，在做一种东方式的表演。她不是不可以写出更流畅的英文小说来，但她故意把人物名字和情节写得很东方色彩，这是为了讨好西方读者。而你作为有中文和中国背景的读者，自然会觉得不痛快，因为这些描述是在张爱玲中文世界里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描写或者材料。如果习惯了张爱玲的华丽加苍凉的话，这两部作品对我们非常有距离，她用一个实事求是的姿态，用一个小女孩和少女的眼光来写家族的事件。这一点和后来的《小团圆》用成年人的视角不同。
(文汇读书周报) 撕扯不断的苍凉和荒寂 路来森 2011.06.02
读过张爱玲散文《私语》的人，一看就知道《雷峰塔》完全是《私语》的一个小说版本。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在1963年6月23日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她说：“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其实，读过《雷峰塔》后，你就会发现，《私语》只不过是对一些事件的粗线条勾勒，像是一副筋骨，而《雷峰塔》则描写不厌其细，使这副筋骨血肉丰满了。
与《小团圆》不同，《雷峰塔》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而《小团圆》则是写给中文读者的。或许正是基于此，《雷峰塔》在写作上，似乎更放得开，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全书从沈琵琶的幼年写起，到逃离父亲家，投奔母亲结束。读完沈琵琶的故事，我们也就愈加明白，为什么张爱玲的性格孤傲而又孤僻，到了晚年甚至变得有些怪异了。从沈琵琶身上，我们还会看到成人后的张爱玲身上更多的东西，诸如，对政治的模糊理解，对大红大紫的色彩的偏爱，热情而孤僻的性格冲突等。
有人说，《雷峰塔》连同后面的《易经》，是民国版的《红楼梦》。只不过，《雷峰塔》虽有着《红楼梦》般叙事的绵密和繁富，却少了《红楼梦》波澜壮阔的背景和滔滔涌涌的气势。同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一样，《雷峰塔》依然笼罩着张爱玲那种撕扯不断的苍凉和荒寂。
读沈琵琶的故事，就是读张爱玲的人生。不过，你还是把《雷峰塔》当做小说来读吧，正如台湾评论家张瑞芬所说的那样，“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下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
(大众日报) 《易经》里的张爱玲 李香 2011.06.03
《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被称之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这回看到了最后出版的《易经》，总算把张爱玲的人生勾勒出来了。在《易经》中，我们看到的是少女张爱玲人生的曲折与沧桑。
《易经》的故事时间发生在《雷峰塔》与《小团圆》之间，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比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画得余韵无穷。
《易经》的女主角琵琶，18岁那年，因为惹怒了父亲与后母，惊险地逃出那个囚禁她的豪宅，去投奔母亲与姑姑。原本母亲打算让她去英国留学，却遇上了战争爆发，只好安排她去香港大学念书。求学时的琵琶结识了印度女子比比，但烽火很快威胁到香港，琵琶备感流落异地的恐惧与无助，然而母亲非但没能给她半点依靠，反而更显疏离防备。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琵琶不得不中断学业，她和比比商量要一起回上海，为了拿到船票，琵琶发挥出从小累积的世故与智慧，即使那要冒上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辞。通过这个故事，能感受到张爱玲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易经》里的张爱玲，和我们以往读到的张爱玲有了些不一样:比如，我们总认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可读完《易经》，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
张爱玲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助这部经典的《易经》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因为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或许，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正如《易经》一样，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辗转曲折，死而后已。
最后想说的是，张爱玲的才气、乖张与冷艳，无不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叫人看不透，也说不明。仿佛她总是习惯于用她笔下的那席“爬满了虱子”的华袍，来掩盖千疮百孔的人生。她的文字，仿佛是深秋初晨的枯枝上所结成的霜华，晶莹剔透，但枯槁尖锐的面目终将凸现出来，突兀惊艳。张爱玲以她艳异传奇的一生，诠释了一个时代的沉浮。
(华西都市报(成都)) 比《小团圆》更狠 张爱玲《雷峰塔》、《易经》简体版面市 2011.06.09
在《雷峰塔》、《易经》中，张爱玲透露了更多其早年生活细节，比如她与父亲、弟弟、母亲之间的纠葛往事，及整个张爱玲家族鲜为人知的错综关系。尤其是《易经》，张爱玲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的故事。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出版，在广大“张迷”中曾引发强烈反响，在华语文学圈掀起一阵讨论张爱玲的热潮。昨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十月文艺出版社获悉，近日，张爱玲又有两部遗作、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首度被引进内地，以简体中文出版。比起《小团圆》，在这两本书中，张爱玲继续用文字表述缠绕她一生的创伤和记忆，透露了更多早年成长的生活细节。据出版方透露，这两本书上市后，销量很好，已开始加印。
英文写出“张爱玲前传”
比起《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写就，更多聚焦在张爱玲的年少成长阶段，堪称“张爱玲前传。”在《雷峰塔》里，张爱玲用小说的形式，写出自己4岁到18岁逃离父家、投奔母亲为止的少年经历。《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自己18岁到22岁的生活，包括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返回上海的遭遇。
据出版策划方编辑刘丽敏分析，“《小团圆》是张爱玲用中文写作，她大概认为读者已经了解她很多，所以很多细节一笔带过。而《雷峰塔》、《易经》是张爱玲用英文写作，面对英文读者，所以会交待得更为详细。”
“伤害她最深的，是母亲”
继《小团圆》出版后，不难发现张爱玲反复地重述生命中最晦涩的心事。教授张瑞芬则认为，“一般人总认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张瑞芬称“《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
去年9月份，该两部作品的繁体中文版首度推出时，在港台地区备受瞩目。香港著名学者李欧梵认为，这两本新书的翻译，“为‘张学’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
出版是“为给读者选择的权利”
近几年，张爱玲的遗作相继被“发掘”出版，引发有些张迷颇有微词。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也在引言中为自己将该书授权出版的理由，“我大可把它们珍藏家中，然后提供几个理论去解释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给任何理由。但对于未有定论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资格作此最后裁决吗？幸好我们活在一个有权选择的时代所以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而读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选择读或不读。”
(重庆商报) 张爱玲《雷峰塔》、《易经》简体版面市 夏洪玲 2011.06.10
2009年，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在华语文坛引领热潮。而近日，张爱玲又有两部遗作、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悄然以简体中文出版上市。记者从本地书店处了解到，张爱玲的读者群超稳定，压根不愁销量。
记录张爱玲4岁~22岁的经历
记者从出版方了解到，《雷峰塔》及《易经》是张爱玲为在英文世界拼出一席之地而作。《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到18岁在旧家族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作的，而《易经》则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包括她投奔母亲、后赴港求学及经历战争的遭遇。因此，《雷峰塔》和《易经》正是张爱玲经历过华丽家族没落之后的创作，与《小团圆》并称“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采用了著名译者赵丕慧的译本，行文与张氏风格相符，读来完全不觉得是翻译小说，受到了张迷的广泛好评。
读者群稳定不愁销量
在2009年，张爱玲的《小团圆》成为了重庆本地最受欢迎的图书，而这次《雷峰塔》和《易经》能不能再造神话？对此，记者从西西弗书店了解到，这两本书跟《小团圆》一上市就有火爆的情况大大不同，“当年的《小团圆》在前期的宣传很多，炒得很热，一上市就有很多读者来专门买它。但这两本书，前期宣传并不太多，《雷峰塔》4月底上架，《易经》是5月中旬上架，很多读者都是进了书店逛，才发现有这两本书。”尽管如此，这两本书的销售都呈现出渐长的形势：“张爱玲的读者群很稳定，有大学生，有80后，还有一些30岁~40岁的读者，销售形势良好！”据了解，这两本书正在热卖，读者可以到各大书城购买。
(盖棺论不定张爱玲——王德威谈《雷峰塔》和《易经》 2011.06.21
张爱玲1995年去世，近年却一直有新作。不断出土的作品使张爱玲得到的热切关注，甚至超过在世的作家。2009年，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在《小团圆》首发式上预告，张爱玲的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很快将在《小团圆》之后面世。
2010年，英文版及繁体中文版的《雷峰塔》和《易经》果然先后出版发行。2011年5月，这两本小说的简体中文版在内地面市。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易经》则专注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以香港沦陷，女主人公离开香港返回上海收尾。这两部英文小说加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的人生，媒体称为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大团圆”。
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
译成中文的《雷峰塔》和《易经》总共约60万字，评论界和读者看到的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张爱玲。说熟悉，是因为《雷峰塔》的故事和多处细节曾经在散文集《私语》和《对照记》里出现过，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里也有过片断描写；陌生，则是苍凉犀利的张爱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文循规蹈矩、不无刻板的张爱玲。
《小团圆》的失望之后，评论界对《雷峰塔》和《易经》的评价持续走低：“用英文说中国民间故事格格不入，一向擅长说故事的高明手法竟全不见了。”“她只是用另一种语言述说同一个故事，没有太多新意。”
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受香港大学出版社之邀为英文版的《雷峰塔》和《易经》写前言，他认为这两部小说是“很尴尬的英文作品”，但同时也肯定了这两部作品出版的积极意义：“每一次张爱玲的出土的确是要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而且间接地改变了我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
王德威还从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张爱玲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价值。在《雷峰塔下的张爱玲》一文中，王德威写道：“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
正因为张爱玲反复重述生命中最隐秘的创伤，并束之高阁，才有了今天已经死去的张爱玲始终以在世作家般的面貌出现。她的遗作接二连三出土，王德威把这个现象归功于宋以朗，称之为“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合作”。
《张爱玲私语录》出版之后，《张爱玲书信全集》也将于近期出版。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还将推出怎样的张爱玲“新作”，也许比张爱玲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期待和猜想。说不完的张爱玲还要继续说下去。
大法师宋以朗的文化鬼话
南方周末：张爱玲已经不在世了，但她依然不断有新作问世。你以前说过，张爱玲最好的作品在194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现在看到这两部作品，要修正这种说法吗？
王德威：她的作品层层出现，让我们理解到更丰富、更有人间烟火味道的张爱玲。她居然也写出了不很理想的作品。她后来很多作品不愿意发表，无论因为品质或个人生命情景的考量，你突然了解到，作家自己的这种踌躇和犹疑。也可能还有自知之明，知道作品不如过去好，这些都纳入我们的考量。后面作品不好，不必非要说得好得不得了。
文学史本来就没有定论，尤其文学史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学史？这是一个吊诡的词。张爱玲特别有趣，仿佛我们的祖师奶奶在哪一个地方操作，真的是把整个的时间顺序都弄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以为她不见了；她死了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回来。所以魂兮归来，我用鬼魂的意象，真是有所为而为的。
每一次张爱玲的出土真是很可怕，的确要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而且间接地改变了我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大法师”是宋以朗，他不断地作法，像灵媒一样，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资讯，每天晚上在一个神秘的小房间里，一盏孤灯，不断地挖掘、拼贴很多断简残篇，最后归拢拼凑起来，是生者和死者之间很惊人的合作过程。
宋以朗在这个位置上，参与着文学神话的创作，他在招魂，或者用更确切的话来讲，是文化鬼话的创作。张爱玲的这种魅力，让我们眼界为之一宽。文学史上我们太习惯给每个作家定论，历史上我们也太习惯给人物“三七开”、“四六开”，大到盖棺论定。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例子，盖棺而不论定，还原了文学史本身最不可测，虚拟、虚构、鬼魂的那一面。
南方周末：不同意见也说，张爱玲不断被拿出来并非是最好的作品，违背了张爱玲的本意，是出版商的逐利。
王德威：这一点我同意。但这是文学史风险的一部分。很多人已经讲过，卡夫卡过世之前，希望他的作品全部不要发表。但是后来发表了，出现了一位作家，真的是身后才有大名的。张爱玲这个事件再一次说明问题的症结，就是所有权的问题，放在文学史和出版史的观点来讲也是很有趣的话题。
台大外文系的学者张小红写信严厉批评了宋以朗以及皇冠出版社。既然已经有白纸黑字，不管是哪个时期的白纸黑字，张爱玲已经表明意愿。出版是对张爱玲最大的不敬，所以最大的抵制是拒绝看《小团圆》。我们的意志都很不坚定的，《小团圆》出版，马上飞奔去买一本来看。
拉锯战里牵扯到什么是作者、什么是版权的问题，延伸到后现代的观点——作者已死，或者从来就没有作者，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这一系列的评论者会讲的。既然如此，张爱玲有没有身后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出版义务，就不在话下了。回到出版机制的操作，当然是大家很熟悉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可以好好地思考，不见得只是一个闲话，或者谁是谁非的问题。
她偏偏要重复
南方周末：评论界对张爱玲有期望，因此对两部新书的评价不高。但你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肯定这两本书对研究张爱玲的反复书写、双语书写有独到的价值。这个观点怎样得来？
王德威：这次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用英文来写张爱玲新书的英文版前言，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位作家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我之前写过《秧歌》、《赤地之恋》，还有《怨女》的序，也是英文版。我是在那个脉络里面，来讲张爱玲的创作美学在这些年还有值得发掘和注意的现象。我所谓回旋、衍生这种重复书写的美学，应该是大家看到张爱玲，知道但未必能准确地指明的一个现象、风格或者方式。所以我试图把这种写作方式，和张爱玲自己生命里的起伏做一个对照。
南方周末：你评论张爱玲，多用“重复叙事”和“陷溺”，这两个词是怎么来的？
王德威：“重复”也许对部分作家是贬义，但张爱玲有她特殊的心情和特殊的历史情景来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她的故事基本是重复地书写，书写的关键点是生命中不同的时期，其中参差对照的可能性在哪里，这是我有兴趣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张爱玲在最后30年里，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她的文学传承。除了不断地重复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她也在翻译《海上花列传》，从吴语译成国语，此外是注解《红楼梦》。这些都让我们理解到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不足，你怎么用同情张爱玲的观点来看出她书写的渊源，或者她独特的批判或自我批判的眼光？所以我想到她与传统写作的渊源的问题。我希望这个方式，能够提供阅读张爱玲不同的方法。
至于“陷溺”，我最常用“耽溺”，我原来用英文写的。写“耽溺”的意思，一方面是说张爱玲是任性的——我就偏要这样写，偏要重复；另一个是我就执迷，不由自主地在重复自己。这种美学的操作，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南方周末：这样的创作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可以找到第二个吗？
王德威：可能要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里面找。张爱玲最开始自认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这里有很微妙的互动。他们总是在重复自己。当重复的美学到了张爱玲笔下，重复这两个字反而变成了生产和再创作一种新的契机。到20世纪最后20年，一些中文作家开始用重复的美学来叙述自己对生命的各种看法和心事。朱天心的《古都》，故事开宗明义：我连书名都是重复的，我重复的是川端康成。
在中国的传统上，重复就像是我们和书法和绘画，临摹是创作的开始，而书法的独创来自你的重复。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书写美学上，重复很有一些特色。熟能生巧，到最后你怎么样脱出你自己的窠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评论的现象。
南方周末：从文学史的角度去寻找脉络，张爱玲本人是不是有意识地在重复？
王德威：她应该是有意无意在印证自己的书写经验。到了晚期，就是那点材料，不断重复地讲她家族的故事。另一个旁证，张爱玲五批《红楼梦》，《红楼梦》需要一看再看，看关门；张爱玲三挈《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不断地被介绍给20世纪的读者，但是读者完全没有心思。《海上花列传》是一个重复的作品，源头来自《红楼梦》，但重复的语境，换成了清末的妓院。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有意无意在呼应中国传统的叙事美学。她是不是真正明白她做出理论上的突破，我不觉得，她也不必有这样的姿态。这些问题是文学评论者操心的事情。
南方周末：会不会她去了国外，生活圈子比较窄，境遇也不好，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过去？你有一个说法，“背向未来”。
王德威：她上个世纪中期离开了上海，的确是生活的困境，她必须从过去汲取创作的资源。可能是她少年成长的一个创伤，最后很反讽地变成不断书写的源头。或者是她必须用这样一个她最熟悉的经验，来作为英文书写、面向新读者的方法，等于是一个捷径。也不必讳言，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她有很现世的一些考虑。
南方周末：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去国外后不开心，所以写的东西也就不如从前。你同意吗？
王德威：夏先生有这个资格这样说，他不断跟张爱玲通信，将来夏志清和张爱玲的通信集如果出版的话，那是很惊人的文学史料。张爱玲的生活压力绝对是够大的，但是，张爱玲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开心过。
如果从张爱玲成名时那种创作的爆发力、奔放的想象力和文才来讲，后期的作品当然不如1940年代的作品。但是，看一个作家可以看他最精华、最高潮时候的代表作，也可以看他一生的起伏和作品风格的对照。从这个意义上，她后期的作品质量下降与否，不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作品透露的讯息，怎样丰富我们对作家生命的理解，甚至对她早期作品多了相对的理解。
英语世界的尴尬
南方周末：这两本书其实还有英文书写、面对西方读者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英译中的作品，还有翻译的问题。
王德威：张爱玲在写作策略上肯定有所修订。哪怕在1950年代，她仍然对她的中文有绝对的自信，但英文是不同的媒介，这里出现的张爱玲风格，或者说张爱玲人格是不一样的。我看《易经》和《雷峰塔》的时候，一开始也吃了一惊，觉得不是我理想中的张爱玲，哪怕是以《秧歌》和《赤地之恋》作为标准。
《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冷战时期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所谓的反共小说。张爱玲受聘于一个特别新闻机构来写作，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也可能是刚刚离开大陆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要写出来。无论这些经验是不是符合现实，她有一个自为的创作动机。
《易经》和《雷峰塔》不折不扣是张爱玲进入英语世界市场的最初的尝试，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斟酌，她的处心积虑。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风格来面对她想象中的读者？这个读者可能对广义的中国有兴趣，可能对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有兴趣，可能对中国的神秘家族历史或小儿女的成长有兴趣……张爱玲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
即使用中文写作她熟悉的中国社会，张爱玲其实也是用一个洋人、外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的社会，所以很多诧异的心情，很多好奇的模式。写中国的事，尤其写上海的形形色色，让人家眼睛一跳：怎么会这样写？张爱玲写过一篇《洋人看京剧》，用洋人的眼光来讲洋人怎么看京剧，怎么从中国人眼光来批评洋人，这种层次对照是她的拿手好戏。也许《易经》和《雷峰塔》也必须有这么一个层面，透露了张爱玲不断犹疑在中西两种视野之间的动机。归根到底，以英语写作的风格来判断，这两个作品本身是相对呆板的，可能低估了1950年代英语市场对中国想象的能量。
南方周末：把张爱玲的小说放在西方关注中国的当代背景下，这样的书能卖得动吗？
王德威：真是过了那个村没那个店，这种淡淡的异国情调，一个小女孩的成长，而且是非常私人的故事，是不是会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兴趣，我怀疑。
《易经》有一个卖点：战争、沦陷中一个女孩子的冒险。但即使如此，我觉得《易经》的结构显得呆板，英文版按部就班地写，不是张爱玲用中文写作时会出现的风格。
南方周末：你提到《雷峰塔》是对两个男人的挑战，一是鲁迅，一是胡兰成。其实还有一个人，就是《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放在一起，这三个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德威：她和韩邦庆的对话，日后当然会出现在翻译《海上花列传》的过程里，还出现在《小团圆》的前半部，完全是《海上花列传》的风格。
《海上花列传》今天被当作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源头之一。写一个妓院的故事，想象中一定是声色俱全、性感香艳的狭邪小说，鲁迅用了“狭邪”这两个字。但是胡适第一次评点《海上花列传》时指出，这个小说完全出乎意料，是这样的平淡，平淡到了无聊的地步，而且用吴语写作。吴语是妓女接客的时候用的语言，小说叙事的部分是官话，但是妓女之间、妓女跟特定恩客之间用苏州话。要知道很多妓女的苏州话是后来学的，人不见得是苏州来的，只为表示自己是所谓的高级烟花女子，这里有一层一层的造作，是人生的一种戏剧化的拟仿。这个地方张爱玲真是看透了，看穿了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是现实。不是文学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文学，人生模仿戏剧。
张爱玲把这样一种生命美学转嫁到对家族史的观察，《小团圆》的前半段里面的那种虚假、造作的姿态，很可能是张爱玲故意设计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家不能素颜相见的世界。但是在英语的操作上，她很难把这种层层造作的人生艺术，或者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面貌真正地传递出去，到最后是很尴尬的英文作品。至少对我这个英文读者来讲，会很诧异。读了她以前写的中文，感受过那样的细腻，在英文的语境上，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折扣。怎么可能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讲述这么复杂的前文本层次呢？
南方周末：她从这样尴尬的英文创作回到中文是一种必然？
王德威：我觉得是必然的，这两本书根本连出版商都没有找到，所以到了1962、1963年她基本放弃这两本书，死了心了。对张爱玲来讲，英语世界的失败，说尴尬已经是轻描淡写，实在是一个难堪的局面。在中文世界里享受到追逐和崇拜，退回中文世界是必然的。
南方周末：把这两部作品跟《小团圆》放在一起看，它们互相的联系是不是更清楚？
王德威：很清楚，这是个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中间的曲折往返，中文到英文，各种方式的尝试，不断地改写，从 19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40年的过程。我自己有一个揣测，张爱玲在1957、1958年要开始写《雷峰塔》三部曲之后，她的父母亲过世，她突然解放了。另外，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想必对她有很大的刺激，让她想到发言权在哪里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暗暗的动机。最后辗转过了几十年，以《小团圆》来做一个收煞，是对胡兰成一个迟来的回答。
(新民晚报) 张爱玲遗作引发审美疲劳? 新出自传体小说销售遇冷 2011.07.04
虽然张爱玲已去世多年，但近年来不断有她的遗作被整理出版，不过记者了解到，近日出版的《雷峰塔》《易经》这两部张爱玲自传体英文小说的简体中文版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读者兴趣不大
记者日前前往上海书城，在2楼的张爱玲作品区域，两本新作与《小团圆》《异乡记》等被放在了推荐区，十分容易找到。但在记者等候的1个小时内，没有遇到特地来买新作的读者，偶尔有人经过时随意翻阅一下新书。
博库书城的朱兵告诉记者，虽然已经上市一个多月，但《雷峰塔》只卖出了100多本；《易经》略好，也只有200多本，跟当初《小团圆》根本没得比， “《小团圆》到货前预售就有400多本，第一个星期卖了1000多本，我们第一次进的1000本很快卖光了，还出现了断货。”上海书城的江利告诉记者，《雷峰塔》到目前卖出约百本，《易经》只有85本，而《小团圆》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能卖出上百本。在当当、卓越等网上书店，《雷峰塔》和《易经》的销售排名也不靠前。
遗作接连出版
近年来，陆续有多本张爱玲的遗作出版。张爱玲生前曾表示要销毁的《小团圆》出版后引发销售热潮，之后又连续有《重返边城》《异乡记》以及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出版。记者还了解到，《张爱玲私语录》也即将上市，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将其父母宋淇、宋邝文美与张爱玲40年间的300多封通信整理后出版。
如此大量的遗作出版，对于张迷以及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好事一桩，但《小团圆》出版后毁誉参半，有不少读者表示，作品的风格与以往熟悉的《半生缘》等相去甚远，亦有人表示出现了审美疲劳，对于《雷峰塔》《易经》这两部翻译作品更是兴趣不大。朱兵表示，《雷峰塔》《易经》遇冷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如《小团圆》，另一方面与部分读者读了《小团圆》后的失望和腻味有关。有读者表示，近年来连续不断有张爱玲遗作出版让人疑惑，今后还将有多少打着张爱玲“新作”招牌的作品出版？
风格前后不一
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这位张爱玲研究专家说，当年张爱玲去世后将遗物留给好友宋淇夫妇，但当时宋淇夫妇已经年龄很大，没有精力整理。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张爱玲的遗物后才开始整理，需要一个过程。现在陆续有张爱玲不为人知的作品被发掘出来，本身就是为了更深入研究张爱玲打基础。
陈子善说，张爱玲晚年尝试突破，构思、表述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像她早期作品《半生缘》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跳跃性不像后来的一些作品那么强烈，一般读者就会觉得读起来没有障碍。他透露，即将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宋淇的夫人当年与张爱玲谈话的记录，与张爱玲早期的风格非常接近，有很多“警句”，读者应当会有兴趣。
(山西晚报) 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终于能看全了 唐前 2011.07.06
那个凋零、残败的家，喂养了她，也囚禁了她。始终，她都在挣不脱的家族记忆之塔攀附、回旋，无休无止。
今夏，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中文版终于完整问世。在被称为张氏风格民国版《红楼梦》的三部曲中，“张粉”们可以看到她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了解张爱玲家族人物的错综关系。
著名学者止庵说，我读《雷峰塔》和《易经》，觉得有如《红楼梦》，多述家庭琐事，充满各种细节，假如张爱玲自己用中文写成，一定更显特色。张爱玲 1992年2月25日致宋淇夫妇那封一向被视为“遗嘱”的信中，心心念念身后“请高手译”自己的作品；但说实话，谁做都不如她本人来做。
但台湾著名作家杨照对译文很满意：出版社找了一位认真的译者，翻出了惟妙惟肖的张爱玲口气。译得真好，好到让人担心——怕读者很容易就忘掉了张爱玲这两本书原来是用英文写的。
一般人总认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
《雷峰塔》采用了张爱玲所谓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故事，她试图通过重述创伤来抚平童年创伤；也许，只有在回到她原应回避的创伤里，她才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雷峰塔》中的主人公琵琶出生在显赫的上海贵族家庭里，围绕着她的是丝绒门帘、身穿水钻缎子的宾客、裹小脚的老妈子和一堆关系庞杂的二大爷、姨奶奶、表姐表哥们。但父母的缺席却是常态——沉迷在鸦片与旧时繁华里的父亲难得现身，而坚持要离婚的母亲则与琵琶的姑姑出洋念书去了。
琵琶的脑子里常转着超龄的念头：她幻想能无穷无尽地一次次投胎，变成金发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里；她看到书里压的褐色玫瑰花瓣，就伤感人生苦短；她觉得18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过去。然而，眨眼间当琵琶已跨到彼岸时，迎接她的并不是人生中的美好……《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将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深沉阴暗浓缩在这个大家族里。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琵琶18岁到22岁的遭遇。18岁的琵琶因为惹怒了父亲与后母，逃出豪宅，去投奔母亲与姑姑。原本母亲打算让琵琶去英国留学，却不料战争爆发，只好安排她去香港大学念书。
求学时期的琵琶初尝团体生活的热闹，并结识了风趣的印度女子比比，但烽火很快地威胁到香港，学生们也开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琵琶备感流落异地的恐惧与无助，然而母亲非但没能给她半点依靠，反而更显疏离防备。
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琵琶不得不中断学业，她和比比商量要一起回上海，她相信只有故乡能与自己的希望混融！为了拿到船票，琵琶必须发挥从小累积的世故与智慧，即使那要冒上生命的危险……
(南方都市报) 《雷峰塔》：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张定浩 2011.07.11
译成中文的《雷峰塔》和《易经》共六十万字，加上之前十八万字的《小团圆》，虽不算庞大，也足以颠覆长久以来张爱玲美国时期创作留给人们的枯涩印象。只不过，江郎才尽的猜度虽可消矣，水土不服的议论却连绵不绝，因为三部作品都是遗作，压在箱底，改来改去，从未兑现为现世的成功。
《小团圆》的引爆点依旧是那场众人皆知的情爱官司，《雷峰塔》和《易经》的话题始终在“尴尬”一词上兜圈子，人们对过往名人的浓烈兴趣，不在于其如何成功，而在于其竟然也有失败的时刻，情爱的失败，以及事业的失败。作为一位严肃的、有尊严的小说家，美国时期的张爱玲，至今依旧没有被严肃地、有尊严地对待过。
这里单单先说《雷峰塔》，因为在所谓的三部曲中，它是最早动笔的一本，日后出土时分引发的一切动静语默，源头都在这里。
有人将《雷峰塔》套上风尚喜剧和惊悚小说的帽子，抑或将之视作又一部成长小说，凡此种种，以西方长篇小说的诸多成熟分类和视角，来观照张爱玲美国时期的文学创作，多半难得满足。而不满之后呢，为着安慰大众，至少也为安慰自己，就要横生出许多的解释，这些解释大多是善意的，但唯因为善意，更令人气紧，从何时开始，张爱玲竟然需要善良的人来解释了。
读过《私语》和《童言无忌》的人，对《雷峰塔》的情节应该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写法。然而倘若人们对她的作品真熟悉，一字一句地认真热爱过，并且有力量承受，就会晓得，她的小说观始终不曾变过，就会立刻从《雷峰塔》中听出那个“童言无忌”的声音———“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小说，如果仅仅也只满足于虚构一场戏剧化的生活，那自然也是不健康的。这在张爱玲，是一以贯之的常识。 1976年，张爱玲在台湾发表两篇长文，《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迂回曲折，似晚年周作人般地抄书，其实却是她置身于中西传统大冲突中，对小说这种文体的一次重要表达。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胃简直从来没变过……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纵深不一定深入……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伊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1976年，《雷峰塔》和《易经》都已完成，《小团圆》也初露模样，如今对照来看，《谈看书》里的这些文字几乎完全就是张爱玲对这几部长篇的夫子自道，可以击破如今一切期期艾艾的解释。她谙熟西方文艺，却从来不曾有半点迎合过他们；她最重技术，却一定要接近自然的技术；她看似一直在重复和回忆，其实却致力创造出一种永久的新鲜，并且她懂得，这样的新鲜，是一代代读者与作者合作的产物。
《雷峰塔》里，没有黑白分明的人物，也没有环环相扣的戏剧性故事，叙事在受限视角和客观视角间自如切换，始终不曾有一个坚定的声音来做读者的向导。因为张爱玲早就明白，“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谈看书》)。
通过阅读好的文艺，惊觉普通中有不普通，发现少见中有不少见，从而拓宽自我的经验，由此，好的文艺正是在不断拓宽人类经验的边疆，张爱玲看到的文艺沟通心灵的这两种作用，像极了哈罗德·布鲁姆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在重要短篇小说中，现实变得怪诞，而幻景则变成令人不安的平凡”。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风动一时，正是此种文艺观的具体运用。然而，在评论家布鲁姆乃至大多数读者那里，长篇小说不同于短篇，它有着另一种美学准则，但在小说家张爱玲想来，长篇和短篇完全有力量拥有同一种美学观，因为它们的背后都是同样的生活，唯一的世界。她之所以一再改写前作，并非生活枯竭，对于她这样的小说家，正如同对于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一样，无论身处何地，病床、办公室抑或异乡，都不存在枯竭的生活，只有自我选择和乐意投身的生活。她之所以一再将短篇改成长篇，并且一再执拗地运用相同的技巧来书写这两种文体，在我看来，正是一种要打破文体藩篱的英勇努力。
这样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曾被认可。傅雷盛赞《金锁记》这样的短篇，唯一批评的，是长篇连载的《连环套》。从那时起到现在，仔细数来，张爱玲的长篇从来都是争议不断，饱受诟病。那些秉持某一种美学观的读者和评论家们，有没有想过，也许，张爱玲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在那种看似鸳鸯蝴蝶派的保守趣味中，其实却始终怀藏着最最特立独行的当代姿态。
在1948年，现代音乐的试验者约翰·凯奇写道：“我们可以识别出或许能够称之为对于形式的一种新的当代意识：它是静止性的，不是进行性的。”大约在20年以后，另一个先锋音乐家拉·蒙特·扬强有力地予以应和：“高潮和指示性，就是 13世纪以来的音乐当中最重要的指导因素，而在这以前的音乐里，从歌曲到复调音乐，却把静止用作结构要点，这颇近似于某些东方音乐体系所采取的方式。”
用静止性反拨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主流的进行性和发展式，用古典之古典作为先锋之先锋的资源，这种在现代音乐史上发生过的斗争，是对张爱玲长篇写作的绝好写照，也是一个绝好的安慰。关于音乐，张爱玲其实也正有相似的爱好，她喜欢巴赫，“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也喜欢中国的锣鼓，“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人们熟悉的现代长篇小说模式，一如交响乐的有计划的阴谋，令大多数听众安心，却令小说家张爱玲觉得害怕，因为其中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笨重的、劈头劈脑打下来的生活。
《小团圆》的开头，用倒叙手法写过一场雨，那是三十岁的九莉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我如今读《雷峰塔》，仿佛也听见那里头的雨声潺潺如在窗外，有静止的活跃，有黯淡的生气，溪水汇成海洋的决心，在雨中有一双孩子的眼睛，是那么认真鲜亮、可敬又可怖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李宪瑜:谢谢大家。我讲座的题目是：张爱玲“自传三部曲”与所谓“晚期风格”。所谓的“三部曲”就是这三本：最先出的是《小团圆》，后来出的是《雷峰塔》和《易经》，图书的销售宣传把它们叫做“自传三部曲”，其实我并不特别认可这个说法，只是因为这样把三本书放在一起说起来方便。我刚才稍微问了一下，在座的好像看过这三本书的不是很多，可见现在张爱玲已经不那么热闹了。
今天讨论张爱玲，好像是一件比较落伍的事儿。张爱玲1995年去世，那段时间一度被炒作得非常热闹，这就是她死后的第一轮热潮。然后就是到2007年电影《色戒》公映之后，引起了很多相关的讨论，可以说是第二轮的热潮，这当然也跟当时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的现实语境是有关系的。2009年《小团圆》出版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这是因为许多人觉得很震撼，虽然这是一个小说，但我们无疑是将其当成张爱玲自传来看的，所以在里边看见了很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她跟她母亲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人都想看的胡兰成的那部分。当时图书的宣传也说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话，这都使《小团圆》的出版一度成为非常热闹的事情。
2009年刚好是建国60周年，社科院做了一本书叫做《六十年与六十部》，而2009年入选的就是《小团圆》，可见当时对《小团圆》的重视。但是经过这么多轮热潮之后，到了2010年，也就是《小团圆》出版一年之后，皇冠版《雷峰塔》和《易经》出版，大陆简体字版也于今年(2011年)夏天出版，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反响。我前几天在网上搜到上海书城——应该算是很大的一个书店——的一个销售数据，说是上市一个多月，《雷峰塔》卖掉了约100本，《易经》只有85本，而《小团圆》过了一年多了，倒还可以每月卖出一百多本，可见《雷峰塔》和《易经》是这么的不被看好，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些不多的评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赞美之声，很多人都说她写得不太好。比如像王德威他们虽然有点回护她，但也还是说似乎有点有失水准，所以王德威称其为“很尴尬的英文作品”。
当然，如果说是单纯的“审美疲劳”也不是那么确切，因为人们读张爱玲，首先是有一个期待的。这期待无非是分为两种，一种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文学性”的期待，因为一想到张爱玲是写出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色戒》等“经典”作品的作家——当然这个“经典”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逐步建构的，我们不去详说这个问题——对于那样的一个作家有那样的一个期待是很自然的，所以看了《雷峰塔》和《易经》之后觉得确实不是那么好看。那第二种期待呢，可能是有点“索隐”的期待，是希望能像在《小团圆》中一样找出很多东西来，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出“八卦”、“爆料”之类的东西。但是你读完之后会发现，这两种期待都落空了。里头的内容大部分都可以在《小团圆》，乃至更早的《烬余录》、《私语》、《对照记》这样的作品中读到。而且，就从文字上来讲，它也不是特别好看，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张迷”的话，你读了很多张爱玲的作品，你会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张腔”、“张调”。但《雷峰塔》和《易经》都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又翻回中文，而且不是张爱玲自己译的，我手上这个版本(香港皇冠版)是赵丕惠译的，所以整个的文字风格介乎“张腔”和“别调”之间，读惯了张爱玲的话，当然也会觉得这个文字读起来别扭。各种原因都使得这两本书不是那么的受关注。
因为在座的同学可能不是都读过这几本作品，所以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按照张爱玲给她的朋友宋淇夫妇写的信中所说，张爱玲大概是在1957年左右计划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她说是自传性质，要用英文来写。其实她更早就有一整套的写作计划，估计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出来，这是一套英文写作计划，她说“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然后列出这些书的顺序：1、《秧歌》，这个写出来了；2、《赤地之恋》，这个也是在香港的时候写出来了；3、Pink Tears，也就是“粉泪”，是《怨女》的英文本，《怨女》是《金锁记》另外的一个改写本；4、是“我自己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个自传性质的作品(见《张爱玲私语录》P48)。到了1957年，她开始动笔写，内容是这样的，她说：“……头两章是写港战爆发，第三章起转入童年的回忆，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战，接着自港回沪，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此后写胡兰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为止，最后加上两三章作为结尾。”(见《雷峰塔》、《易经》引言)所以在1957年要写这个书的时候，她其实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每一章要写什么都已经知道。计划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小团圆》基本一致。但最初它不叫“小团圆”，原本的书名我们不太清楚，但我看到止庵有一篇文章说小说原名可能是“描金凤”。《小团圆》中有一个胡兰成翻张爱玲的一个稿子的情节，止庵疑心这个可能就是跟《小团圆》有关的稿子，而且就是那个“描金凤”。
写到1961年的时候，张爱玲就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小说改名字了，叫做The Book of Change(“易经”)。这部书大概在1963年左右完成。因为篇幅较长，又分成了上下两部，上部标题是The Fall of the Pagoda，直译为“塔的倒掉”，现在译为《雷峰塔》，下部沿用了原来的标题，The Book of Change(《易经》)。这两部英文的书稿完成之后，当时就托付给她美国的朋友帮着联系出版，她自己的期望是比较高的，觉得这是她在美国文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结果一直没有卖掉。所以后来张爱玲也心灰意冷了，据说将稿子放在抽屉里放了30年。这个我想恐怕给了张爱玲很大的打击，因为她当时写这部书有个“目标对象”，就是韩素音。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写道，要写一本“自己的故事”，像韩素音那样的，但要比韩素音写得好，因为韩素音只是一个二流作家。韩素音呢，是一个欧亚混血儿，原名周光瑚，她母亲是比利时人，父亲是中国人。当时韩素音在英国出版了英文自传体小说A Many-Splendoured Thing，中文翻译成《瑰宝》。这个小说非常畅销，并且出版之后就被好莱坞看中，拍了一个同名电影，还在1955年获得了两个奥斯卡奖项。韩素音这个“二流作家”如此成功，而自己的书根本就没卖出去，这就给了张爱玲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英文写作水平的问题，因为张爱玲在二十多岁初进文坛的时候就是用英文写作，在《二十世纪》那个杂志上写英文稿子写得很漂亮，而且后来也写了英文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所以这不是英文水平的问题，而是说，张爱玲确实没有被美国的读者所接受。
我们再说《小团圆》。张爱玲写完了《雷峰塔》和《易经》，甚至还有可能是更早一点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动手翻译成中文。她写的这些东西其实有两度的“跨语际实践”。第一次是从中文到英文的，从《私语》到The Book of Change，这个她没问题，她自己也说“我用英文写不嫌腻烦”；但第二次，从英文的The Book of Change再译回中文，她一边翻译，自己就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我觉得这也是表达她自己的一种厌倦。
也就是说《小团圆》是张爱玲自己从英文写作中改出来的中文作品，当然目标读者是中国读者。她本来是想在港台的文学期刊上连载的，后来也是没找到合适的刊物，就搁下来了。但是她好像一直在改写这部作品，最后连名字都换了，不叫《易经》了，改成了《小团圆》，连名字都不要了，似乎是想另起炉灶。在写完《雷峰塔》、《易经》10年之后，我们看到在张爱玲1975年7月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这两个月我一直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应该就是指The Book of Change)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好像写得很高兴。过了一个月，她又写信报告进展说：“《小团圆》越写越长，所以又没有一半了。”再过了一个月，她说：“《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倒已经写完了。当然要多搁些天，预备改，不然又遗患无穷。”之后，张爱玲又“补写”了半年，才算完稿，最后约有18万字。但是这还不算完，之后她还不断跟宋淇夫妇通信讨论如何修改。宋淇甚至给了她一个很大的修改方案，因为当时宋淇夫妇俩看了之后，首先考虑到的是胡兰成的问题，然后考虑到在那样的时间说那样的话是不是合适，包括意识形态的考虑等等，而且张爱玲也表示说要改。但是最后究竟如何改的就不得而知了。按照宋以朗(宋淇之子)的说法，1992年3月，在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她说“《小团圆》要销毁”。因为这个信之后三年，张爱玲去世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张爱玲的一个遗言，对自己书稿的一个安排。所以后来很多人抵制《小团圆》的出版，像台大外文系的张小虹，就狠狠指责宋以朗。但宋以朗的辩解是，在那之后1992年8月到次年10月，张爱玲还在同皇冠的编辑通信，说《小团圆》还在改写，并说尽量早些出版。所以他认为张爱玲并不想真正销毁这小说，相反还准备将其出版。1995年张爱玲去世。作为张爱玲遗稿的所有人，宋淇1996年去世，宋淇的太太邝文美2007年去世，遗稿的所有权就转移到他们的儿子宋以朗手上。2009年，《小团圆》出版了。
随后《雷峰塔》和《易经》的中文版、英文版都出来了。现在书的销售宣传都讲这三部书是张爱玲的“自传三部曲”，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首先这并不构成三部，而其实是两部。《雷峰塔》和《易经》是一部，《小团圆》是一部。但说两部也不合适，其实是一部，因为它们的故事内容基本是一样的。而且，并不如有的宣传所说那样“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的一生”，这完全不准确，因为只是从4岁写到22岁的样子，完全够不上“一生”。这些书再加上早年写的《私语》、《对照记》、《浮花浪蕊》，可能内容还算更多一点，至少《浮花浪蕊》写到了她离开香港。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自传，也不赞成“三部曲”的说法。
我要说的是《小团圆》和《雷峰塔》、《易经》之间很有意思，同一个故事讲了两遍，里边的人名也是不一样的，除了一个人物——张爱玲的好朋友炎樱——在这两部书中都叫比比，其他人名都不一样。《小团圆》里的主人公叫盛九莉，《雷峰塔》、《易经》的主人公叫沈琵琶。不光是人名不一样，叙述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大致来说，《小团圆》虽然是以盛九莉为一个叙述角度，但叙述时间上非常复杂，结构也非常复杂；而《雷峰塔》、《易经》虽然也设置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角度，就是琵琶的视角，但是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对话，有点类似戏剧场景，而且情节的枝蔓也非常之多，但是它的叙事时间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是线性的，非常好掌握。上半部《雷峰塔》是从琵琶4岁写到17岁，从父亲的家逃出去。下半部《易经》接着写，是大约从18岁写到22岁，香港沦陷，她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对这三部书的介绍大致就是这样。
我今天选择这个所谓的张爱玲“自传三部曲”来进行讨论，并不是想做个翻案文章，也不想索隐出更多的隐情，其实是跟我之前的一种张爱玲研究思路有关，就是关于后期张爱玲的写作问题。
首师大本科毕业的学生会知道，除了讲现代文学史时会涉及一点张爱玲，我以前也还开过两轮“张爱玲研究”的选修课，给本科生开的。每次准备的时候，我都想讲个“上下篇”。上篇讲1940年代的张爱玲及其作品，下篇讲1950年代之后的，但最后都半途而废了。一个是时间不够，一个是学生好像也不感兴趣，对后来的作品也不了解——当然由于电视剧、电影的关系，《十八春》或者《半生缘》，还有《色戒》例外。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40年代张爱玲鼎盛期的作品，《传奇》以及《流言》。这样，1950年代以后，或者说去国之后的张爱玲及其写作，就成了我一个小小的“情结”。在我的设想或是判断中，这部分可能至少含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她的后期写作本身，一个是从她的后期写作来讨论她前期的写作。因为很直接的，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阅读感受，我们读她40年代末、50年代的作品，会觉得很不一样，比如说《小艾》，还有更具实验性的《相见欢》、《浮花浪蕊》等。她自己也说她50年代的作品好多都是从40年代起就酝酿了好久，想写而未写成的，后来写出来又不满意又不断地来改。所以我想这些作品对张爱玲来讲是很重要的，对研究者来说当然也应该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比如《五四遗事》，是1958年的作品，有一个副标题是“罗文涛三美团圆”，这个也是张爱玲的写作计划里的，可见这是她放在心里很久的一个小说。我当时读了就觉得跟她前期那些写“女结婚员”的故事很不同，那种反讽的味道也很不一样。为什么？那个“罗文涛”怎么回事？现在我们也许更清楚一点了，这个作品写作时间恰好跟她的自传写作是一致的。所以我再重读《五四遗事》，除了从中读到胡兰成，也能读到《小团圆》里的荀桦(一般都认为是以柯灵为原型的)，《雷峰塔》、《易经》里的“秋鹤”，这些人物看起来好像都跟“三美团圆”的罗文涛有点儿“血缘关系”，很有意思。还有《色戒》，这是1979年的作品，这当然是发表的时间，其实也是写了很久的一个作品，原来也是用英文写的，60年代就已经写出来了。读完之后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一下就会注意她的叙事问题。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实验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个时候的张爱玲，跟1943、1944年时的写短篇小说的张爱玲的状态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不再有杂志社的催稿，不再是“等不及了”那种急切的要表达的心态，相反似乎变得很从容，一个小说题材能在肚子里放上10年20年，想来想去，改来改去，写了中文写英文，除了以往那种写亲戚家的故事的创作心态，还更加上了写自己故事的心态，所以叙事方面更费心思。而且还要等着，没有办法随便发表。到了可以发表的时候，她要面对的又是新的读者，新的文坛——美国，还有新的批评家，所以张爱玲整个的写作都发生了改变。
《小艾》那个时候需要面对的是新的上海，但其实读者还是老读者。但在美国，都变了。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她的生活和写作都寄生在那些“文艺营”或是“作家笔会”里边，后来更是得进入学院，做“驻校作家”，或者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比如研究《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这些境况里商业的、学院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因素，都会进入她的写作。但是张爱玲后期的写作，又不仅仅是一个被动地适应客观环境因而产生改变的产物，我觉得从她自身的文学迁延本身来看，也有很大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又不仅仅是一个类比的问题，比如前期写得好，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写得不好，或者反之，后期比前期更成熟之类，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看出来她的一些文学观念，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多远，为什么这么走而不是那么走等等。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文学的“真实”，她好像始终都强调这个东西，但这个“真实”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她一进入文坛，写《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时候，会像个讲故事的人那样发出自信的声音：“这是真的！”就是“在传奇里寻找人生”。后来在香港写《赤地之恋》，因为大纲和素材都是别人给定的，所以就特别有关于“真实”的焦虑，专门写了一则“自序”，讨论了半天“真人实事”、小说不是“报道文学”、人物视角的“限制”、“真实的生活气息”等诸如此类，已经涉及她关于文学的“真实”的重新思考。
1976年，张爱玲发表了一篇长文《谈看书》，看起来是一篇特别拉杂的文章，大半篇幅写的都是人种学什么的，还有电影《叛舰喋血记》及其“知识考古学”式的相关文本考证。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她借此讨论了“记录体”文艺的“真实”问题，她说：“……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但这种“韵味”却往往是意外的、复杂的、矛盾的、不合逻辑的，“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也恰恰是她集中改写《小团圆》的时间。我们知道，《小团圆》的结尾写了一个很温馨的梦，因而引来聚讼纷纭，有说写得好的，有说不好的，人们据此猜测张爱玲到底对胡兰成是不是非常留恋。
张爱玲自己说她要写爱情在万转千回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在”。这一点，如果我们结合《谈看书》来看的话，可能会知道这是她所说的“人生味”，不是说是否“真的”留恋胡兰成。如果读者认为这个结尾表现了张爱玲对胡兰成“刻骨铭心的爱”的话，那未免把它“三底门答尔”化了。所以我觉得从她的“真实”的概念来考察她历来的作品就会很有意思。再譬如“参差对照”这样的所谓创作手法，她自己提出来的时候说“葱绿配桃红”之类，用来解释的文本也包括《金锁记》这样的作品，但其实《金锁记》是很“犯冲”的，并不符合所谓“葱绿配桃红”的原则，但是她说这也是参差对照。后来还讲参差对照，但似乎又不一样了。比如《相见欢》里恨不得把两个太太故意写混在一起，两个女主人公，互相称对方为表姐，所有的对话都是“她对她说”、“她对她说”，有的时候真的弄不清楚是谁对谁说，似乎故意要她们面目模糊，那种参差对照在哪里呢？再往后看，《小团圆》里写那些香港的女学生，批评家说写得像“点名册子”，说了很多名字，读者完全记不住，而且这些人后来也没什么故事发生，这些，怎样“参差对照”？但你放在这个框架里似乎也能解释。
当然，这个“后期张爱玲研究”的思路，后来我也不了了之。但是我知道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好像社科院有人做了一个博士论文是关于后期张爱玲的，我没有找来看，但听说是做后期文本分析的；我们这里前两年毕业的一个学生，打算申请香港那边的研究生，她也很愿意研究相关问题，而且也很有才气，我看了她的申请报告，就是谈她的研究设想的，大部分都涉及后期张爱玲的问题，也很不错。但是，这些还都是《小团圆》出版之前的事情。《小团圆》，以及《雷峰塔》、《易经》、《张爱玲私语录》的出版，我想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应该还是有影响的，也许不是非常之大，但我觉得有一个角度一下子打开了。这就是我想谈的张爱玲的“晚期风格”问题。我看到《小团圆》出版之后，有人采访止庵，他也谈到张爱玲的确存在一个晚期写作，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儿说的“晚期风格”是萨义德的一个概念。
萨义德2003年去世之后，他的一本遗作出版，就是《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在书中他写道：“人们会随着年龄变得更聪明吗？艺术家们在其事业的晚期阶段会获得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吗？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如果说，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拿来印证我们阅读张爱玲后期不少作品的感受，比如刚刚说到的实验性等等。那么萨义德随后的论断却又似乎使我们失去了这种感受，他接着写道：“……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①我觉得“这种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并没有找到。萨义德问道：“我们每个人确实都能提供有关晚期作品使一生的美学努力得以圆满的证据。……但是，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吗？倘若年龄和不健康没有产生出‘成熟老练就是一切’的安详，又该怎么办？”②他并且以易卜生为例，说明了这种极大的可能性：“易卜生的晚期剧作远远没有做出解答，却使人想到了一个愤怒的和心烦意乱的艺术家”。也就是说，萨义德认为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有可能是那种“和谐”、“圆满”的所谓“成熟之作”，就是我们也会提到的一些作家晚年作品有种“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炉火纯青”之感，非常有老年人的智慧感，非常美满。但萨义德认为并不是所有晚期作品都这样，还有另外一种，“愤怒的”、“心烦意乱的”、不和谐的，萨义德正是对这种不能达至和谐的晚期风格感到莫大的兴趣，所以他这本书讨论的不是泛泛的晚期作品的风格，而是这种特定的“晚期风格”，这是一种风格，甚至可以是跟艺术家的“晚年”、“晚期”这种时间上的界定没有直接关系的风格，他说“我想要探讨对这种晚期风格的体验，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③
我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在这里我借用了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这一概念(萨义德的这一概念又是从阿多诺那里来的，尤其是阿多诺对贝多芬的研究评论)，但当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借用。事实上，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仅从写作时间上说，称之为“晚期作品”是不够确切的，我刚刚一直用的是“后期作品”这个词，是跟她40年代写作相对而言的。她50年代写作的时候也不过人到中年甚至可以说是盛年，离她的晚年好像还早。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比她二十几岁的作品，当然也算够“晚”的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直到她真正的晚年，都还在她的修改计划或者思考之中。我认为，从她的“中年写作”，直到“晚年写作”，可以整体上视为一种“风格”的复杂呈现，就是“晚期风格”。我在此借用萨义德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带给我一个切入张爱玲后期作品的角度，主要源于他表达的那种“不妥协性”，“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这是我想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想以“自传三部曲”为中心文本，主要从以下具体的三个方面来讨论张爱玲后期作品和“晚期风格”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从我的阅读而来的，大家如果没有读过这几本书可能会不太方便，所以我会给大家读一点引文。
一 “孔教中国”
与《小团圆》相比，在《雷峰塔》、《易经》中，很明显的是里面多出一个关于“孔教中国”的叙述。我来举例说明。
(一)关于老人被活埋
《雷峰塔》里有一个女佣人叫何干，何干的母亲被何干的儿子活埋了。在《小团圆》里，佣人的名字被改成韩妈，是这么写的：
“韩妈乡下有人来，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九林又闲闲的报道。“他外婆八九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她怎么还不死。这一天气起来，硬把她装在棺材里。说是她手扳着棺材沿不放，他硬把手指头一个个扳开来往里塞。”
九莉又骇然，简直不吸收，恍惚根本没听见。“韩妈怎么说？”
“韩妈当然说是没有的事，说她母亲实在年纪大了，没听见说有病，就死了，所以有人造谣言。”这是关于乡村中国耸人听闻的一件事，外孙把外婆活埋了。而在前文，就是九林报告活埋外婆这件事之前，《小团圆》里还借“秋虎子”的传说，也提到了民间的弃老风俗：
她(韩妈)讲“古”，乡下有一种老秋虎子，白头发，红眼睛，住在树上，吃霞子(注：小孩子)们。讲到老秋虎子她总是于嗤笑中带点羞意，大概联想到自己的白头发。也有时候说：“老喽！变老秋虎子了。”似乎老秋虎子是老太婆变的。九莉后来在书上看到日本远古与爱斯基摩人弃老的风俗，总疑心老秋虎子是被家人遗弃的老妇——男人大都死得早些——有的也许真在树上栖身，成了似人非人的怪物，吃小孩充饥，因为比别的猎物容易捕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把老外婆活埋的事情，在九莉的逻辑转换里边就是弃老的风俗，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兴趣。这里我们能看出来确实是张爱玲自己的兴趣，很像她的文化逻辑。但是《雷峰塔》里写得不一样，写得更简单一些：
“说是富臣(名字改了)老问他外婆怎么还不死，这一天气起来，硬把她装进了棺材里。”二千五百年来的孔夫子教诲，我们竟然做出这种事？琵琶心里想。尽管是第一次听见，也像是年代久远的事，记忆失准。
这里突然加了一句“二千五百年来的孔夫子教诲，我们竟然做出这种事”，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吃人的历史”。下面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二)关于继母与其母亲的关系
也可以直接看成是张爱玲的继母的故事。这个继母嫁过来的时候把她自己的母亲也带过来了，这个老太太是个姨太太，也就是说这个继母是庶出的。《雷峰塔》里是这样写的：
她(老太太)很怕女儿。刚来的时候荣珠(就是继母)对她客气，演戏给新家的外人看，她还张皇失措。没多久荣珠就老说她：“妈就是这样！”重重的鼻音带着小儿撒娇的口吻。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老姨太太嘟嘟囔囔地走出去了。
圣人有言：“嫡庶之别不可逾越。”大太太和她的子女是嫡，姨太太和子女是庶。三千年前就立下了这套规矩，保障王位及平民百姓的继承顺序。照理说一个人的子女都是太太的，却还是分等。荣珠就巴结嫡母，对亲生母亲却严词厉色，呼来叱去。这是孔教的宗法。这里又加了这样的一段议论，说是“孔教的宗法”。可见这个继母跟她母亲的关系并不是那么融洽。但其实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文学里头经常看到，《红楼梦》里的探春并不尊重赵姨娘，她更尊敬王夫人。在中国这个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在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东西。但在张爱玲的《雷峰塔》里她就要把这个问题特意挑出来说，并且说得好像这事是很不“人道”、缺乏“人性”的。同样的老姨太太的形象在《小团圆》里也有，但是写得很简单：
老姨太太来了，孩子们都管她叫好婆……好婆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女儿，冬瓜脸，矮胖，穿着件月白印度绸旗袍，挺着个大肚子。翠华(名字又改了)也常说她：“妈就是这样！”瓮声瓮气带着点撒娇的口吻，说得她不好意思，嘟嘟囔囔地走出了起坐间。
这就把老太太写完了。没有那些相关的议论，嫡庶之别，“圣人有言”之类都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雷峰塔》、《易经》跟《小团圆》比起来，会格外多出许多议论。我这只是举了其中两个例子，其实这样的细节很多。比如战争来了，就写“孔夫子早就教导我们”，女孩子在战争时候应该脸上抹上灰，穿缝起来的裤子，保持她的贞操等等。甚至包括书名，都更加有传统中国的味道在里边。
(三)书名
先说“雷峰塔”。英文原名叫做The Fall of the Pagoda，直译为“塔的倒掉”，就是指雷峰塔的倒掉，是在1924年9月25日。我们都知道鲁迅那篇很著名的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那就是1924年写的。小说叙述的时间基本从这儿开始，小说的开始就是写佣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塔倒掉了”，那个时候琵琶4岁(这跟张爱玲自己的年龄是完全吻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带有一种礼教中国、传统中国的一种成分，我想这个书名的意思是：琵琶从孩童到少女时代，虽然杭州的雷峰塔倒掉了，但她自己的“塔”并没有完全倒掉，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塔”里，直到逃出。而且小说的最后一段写的是战火，她看到苏州河对岸起着大火，在火里边有一些塔的影子倒掉了。小说是首尾照应的，以塔的倒掉开始，又以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塔的倒掉结束，然后沈琵琶就逃出去了，中间十几年的生活都在“塔”中度过。所以我想“塔的倒掉”是寓意旧秩序、孔教中国的束缚的崩溃。
再说“易经”。“易经”这个名字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易经》快要结束的时候。香港沦陷，琵琶兼任了护士，发现一堆丢弃的书，她想在其中找《易经》：
她想找《易经》，据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所作，当时他囚于羑里，已是垂垂老矣，自信不久便会遭纣王毒手。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与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她还没读过。
重要的是下文还有大段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会突然讨论起传统文化来，跟写论文一样。按我们的理解，可能《易经》是更接近于道教方面的，但张爱玲仍然是集中于“孔教”进行讨论。
孔子让她想不通的地方在对礼的讲究，这么一个中庸的人真是怪异。但她渐渐明白礼对生活与统治的重要，宰治着人们，无论是家庭、部族、王国或民族。她想：只要美，我倒不介意压迫。你习惯的美有一种恰如其分，许多人看成德行。我们受压迫惯了，无论是在盛世或是乱世，而那只压迫的手总是落在女人的身上重些。这样的憧憬就是美的一部分，不就是自压迫来的？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受到一种“礼”的压迫，压迫久了就变成了一种美。在乱世危城、生死之际，考虑的是阴阳盛衰、压迫与美的“易”，这当然有反讽的语气在里边。对了，《色戒》里的易先生，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易”？
举了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大约可以来分析里面的“孔教中国”了。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会这样地在小说中讨论孔教，读小说的时候对于这些文字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有一点突兀，插在文中好像有一点生硬感。所以我在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不惜生硬而把这样一些关于“孔教中国”的议论插进去呢，感觉有点像“五四”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答案：这是给外国人看的，更准确地说，是给美国读者看的。她要写一个在窒息的没落贵族家庭畸形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女孩的故事，所以要解释那个畸形家庭背后的文化或者文明是怎样的。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普通的美国读者眼中，这个小说是什么？一个小女孩，始终受到礼教的压迫，而终于得到了外部世界文明的影响，逃离家庭，长大成人。外来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的代表有可能是小说中的母亲和姑姑——“五四”的女儿，解放的新女性。所以我们仔细对比一下《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会发现里面的母亲很不一样。《易经》中对母亲(杨露)的描述比《小团圆》要克制得多，甚至会写到母亲的守贞，这个母亲既中且西，还是比较“正面”的，所以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写得“太理想化，欠真实”(《雷峰塔》、《易经》引言)。而《小团圆》里的母亲(蕊秋)更让人震惊，似乎过于“解放”，跟许多男人发生关系，拿女儿万分珍视的“奖学金”去赌钱，给九莉造成很大的压迫感，完全谈不上母爱的感觉，形象是比较让人厌憎的。
但是，这样一个“写给美国人看的中国故事”的解释显然太不够，太无力了。且不说《易经》里并不存在一个中/西文明对立的“五四”式的女性解放的模式，单说这两部英文小说在美国背景下的写作就很有意味。或者换句话说，按照那个美国读者的脉络，我们接着问一句：当时的美国读者要看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前面提到，张爱玲当时有一个她略有不屑的目标人物，就是韩素音。无疑，韩素音的小说可以说是当时美国读者要看的中国故事(可能类似的还有凌叔华的《古韵》，也是英文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53年，受到了西方读者的欢迎)。同样是“自传性小说”，差不多是同一代中国女性(韩比张大3岁)，同样是中国旧式大家庭出身而接受了西式教育，不同的是韩素音是欧亚混血儿，她的父亲出身于四川的名门望族，她的母亲是比利时人，跟着丈夫到四川之后，生活一直非常压抑，在中国生活得很不幸福。但更有意思的是，韩素音恰恰是更加认同中国文化，至少在她的自传小说里是这样的。《瑰宝》中的素音是一个寡妇，在战时从香港回到故乡成都，跟她的妹妹素尘很不一样。素尘更倾向于西方文化，觉得在中国非常窒息，想要逃离；素音则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更成熟、自信、有魅力，虽然她是一个混血儿，但她从来都说自己是中国人。她跟她的中国传统士绅代表的三叔关系非常融洽，我们也丝毫看不到那种家族的压抑感，对女孩子的压抑感。甚至，当素音告诉三叔一家，自己要嫁给一个外国人，三叔非常理解，并且相信她的选择，非常开通。可事实是外国记者马克·艾略特是有妻室的人，还不知道能不能离婚。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寡妇和一个外国男子的婚外恋情？按理说在40年代的中国内地这是大逆不道的，但小说里边三叔和素音都很坦然。他们甚至说：要是更早一些就好办了，素音可以给马克做妾，就不用去办离婚，也不会使现在的马克太太受到羞辱。作为一个现代读者，我们会看到这个“孔教中国”对于女性不仅没有压迫，反而给了一个很好的保护，恰恰是因为时代进步了，娶妾不允许了，他们才遇到了麻烦。这里对待孔教中国的态度，似乎更接近一种林语堂式的赞美(书中会写他们讨论苏东坡、纳兰性德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来看《瑰宝》中的“爱国主义”。《瑰宝》并不是反共小说，它叙述的时间是1949年到1950年，共产党来了，上海的富豪们都撤离到香港，然后打算再转道外国。但是素音一直说她要回到内地，她的爱人马克也想跟她一起，两个人都想回到中国内地参加建设，对共产党并无恶意。但这里对中国的热爱，一部分出于对传统文化，对“我的根子”，或者甚至说是对于孔教中国的眷恋。因为只有内地像成都那样的地方才会保留一个传统中国的样子，香港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外国离这个文化就更远了。另一部分，则是对一个西方化的“新中国”的未来想象。所以小说中借马克与共产党代表孙先生的交谈，写道：
马克和我相互凝视了一会儿，心里希望这个世界无论如何不要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分裂到不可愈合的程度。中间道路肯定是有的；宽容、均衡是可以做到的。必定如此。
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已然开始而英美对新中国态度尚有微妙的时期，恐怕是英美读者乐意接受的。事实上，韩素音后来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与中共的关系也相对友好，她还写有周恩来的传记作品。
但张爱玲的做法与韩素音不同，其实与她自己的其他中文小说也不同。我们在她的其他小说里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小团圆》里也是没有的。但恰恰是在《易经》、《雷峰塔》这种给外国人看的英文小说里，出现了对孔教中国的刻意指出以及明显的批判。如果说前边的论述肯定的是美国读者想看韩素音那样的、凌叔华那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绵远的肯定和怀念的哀愁，那么恰恰证明张爱玲这种写作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合时宜的。也就是说，与其说张爱玲的这种做法是迎合美国读者，倒不如说是一种反抗，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刻意生硬的方式，带有一种萨义德所说“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构成了一种张爱玲的“晚期风格”。这个说法不完全是我臆想出来的，它有一个效果方面的佐证。这个书稿拿出去给美国编辑看，结果“美国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编辑来信说：如果旧中国如此糟糕，那么共产党岂不成了救主？”(《雷峰塔》、《易经》引言)——显然，这跟韩素音的书达成的效果完全不同，完全不是美国读者、美国社会乐意接受的中国想象。但是，我也不认为这是张爱玲自己有意追求的效果。我想强调的是张爱玲小说的不合时宜，她自己的小说追求、她对新情势下的“想象中国”写作的判断，共同构成了她的不合时宜，而这种东西恰好构成了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
二“现实中国”
跟上文所说“孔教中国”的贸然加入比较类似，在张爱玲的后期小说中也有关于近现代中国史的贸然出现。张爱玲写的不是历史小说，她作品中嵌入的历史，基本属于她的“当代史”，比如晚清史、民国史的片段。当然作家写历史很自然，但问题在怎么写。我前面用的词是“嵌入”，就是因为她写得有些生硬、有些贸然，让人感觉与她整体的小说叙述存在一种脱节。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真实”有关。她想要借对历史的描述，展示一幅事实上的中国。这里涉及“历史”和“真实”的关系。张爱玲用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写历史的方法来呈现真实性，她写历史有时候像演义。有时候像历史教科书，有时候像新闻报纸，这似乎都不是很好的写小说的方法。张爱玲恰恰是用这样一种生硬的方式加入历史，呈现真实。我们也来举几个例子说明。
《易经》的第二章里，作者就把《孽海花》复述了一遍。借一本“历史小说”将沈玉枋、即祖父的故事转述出来，其实是讲了一段中国近代史；讲“罗侯爷”(即李鸿章)及其后人的故事，也更像是借此讲了一段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所以小说中会有这样的文字：
她父亲的一些亲戚就耐不住寂寞。在北方沈六爷入了一名军阀的内阁。沈八爷也起而效之。不过同样的旗号只能打一次。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们逃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财是有了，政治名节却毁了。南方的罗侯爷加入了南京政府。革命后二十年，他的名号依然响亮。当然这一场革命委实是多礼得很，小心翼翼保住满洲人的皇宫。退位的皇上仍旧在他的小朝廷里当他的皇上，吃的是民国供给的年金。报纸上提到前朝用的说法是逊清。如此的宽厚与混乱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划下了休止符。孙逸仙的革命有了真正的传人。……⑤
也有更为当下的历史。《易经》里有个西北内地来港的女生“莲叶”，并借琵琶与她的隔阂，“顺带”谈及中国当时的情形。其实她要写的是地域之间的隔阂，上海是一个中国，西北是另外一个中国，那个中国“我”没有去过，但它存在，也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琵琶是全然陌生，也不明白怎会有记者说它神秘，委婉表示那片共产党占领的土地是国中之国。她倒是见过报上提起共产党在江西与福建的据点，报上只以“红疹，微恙”形容。她并不知道国民党的围剿逼使共产党长征，退向西北，而剿匪仍在持续当中。大学里也没人提起延安。……
现在日本人占了山西，共产党在乡野地区很活跃，行踪飘忽，征税收粮，搅得莲叶的父亲这个地主不得安宁。⑥
这个“莲叶”，就是《小团圆》里的剑妮，但《小团圆》里这些相关的笔墨没有了。
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大约同样可以中外读者的不同需要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也很方便。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对现实中国的书写，就是《雷峰塔》中关于上海战火的描写。在《雷峰塔》里作者写到，琵琶刚参加完英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却被父亲和继母打骂并幽禁在苏州河边的家中。这个内容我们在《私语》里边就已经知道了，但在《雷峰塔》里又写了一遍，并且加进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观火”：有一天跟家里的佣人们一起观看苏州河对岸闸北的大火。
这场大火，如果我们按照时间推算，秋天，应该是1937年“八·一三”抗战的后期，差不多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那个时间，是1937年上海抗战最惨烈最英勇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张爱玲虽然经历了两次沪战(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抗战)，但她作品中直接写沪战场景的，非常少。倒是《倾城之恋》写香港的战争算是浓墨重彩。看《雷峰塔》这段描述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之前同样写这段囚禁生活的《私语》。《私语》里很简单地交代说，“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因为我们家临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后跟继母起了争执，于是被父亲打，被囚禁。“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然后就是生病，快死了。最后逃出来。一点没提战火。
我们再来看后来写的《小团圆》，跟《私语》的叙述差不多，但是提到了大世界被炸，看到了运尸体的车子。被囚禁那部分写得很简单，然后想办法逃了出来。而当九莉在香港遭遇战争时，她承认在“上海租界里是看不见什么”的，“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小团圆》P54)——所以，上海的战争似乎是轻描淡写的。
但《雷峰塔》很不同。除了之前写到大世界遭轰炸，琵琶在电车上看到运送尸体的车子经过之外，更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闸北的战火，而且是象征主义的，我读一小段给大家听：
窗外一片墨黑。远处立着一排金色的骨架，犬牙交错，烈焰冲天，倒映在底下漆黑的河面。上下一模一样，倒像是中国建筑内部的对称结构，使这一幕更加显出中国的情味。护城河里倒映的是宫殿、宝塔、亭台楼阁的骨架。元宵节一盏灯笼着了火，焚毁了上林苑。处处都有轻薄的橙光笼罩住一幢屋子，一团团粉红烟雾滚动，又像一朵朵的花云被吹散。漆黑的地上只剩了燃烧的骨架。金灿灿的火舌细小了，痴狂地吞噬脆弱，耗损了精力，到末了认输陷了下去。剩下了一个骨架子，后面旋又露出一个熊熊的火架子，仍是俯对着自己的倒影。前景总不变，总是直通通的黄金结构，上下是大团的漆黑空间。⑦
已经是写得很渲染。但还不够，小说居然又安排琵琶吩咐何干取来她的画笔、颜料、纸张，要把这场大火画下来。这个场景很怪异。其他人在慨叹着观火，而17岁的琵琶却在冷静地画火。终于在这个过程中她感觉到跟其他人的隔阂，“渐渐觉到了佟干与潘妈不喜欢”(因为这两个仆人要在旁边伺候她画画)：“她们厌倦了她，厌倦了她老是画图读书，仿佛她聪明得不得了，其实是既傻又穷途末路……带累得大家也都没有好日子过。这会子她又大模大样作起画来，跟个没事人一样。人人都往外看，只想欣赏，她却非要人欣赏她。”作者会写到这个女孩在画火，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此时此刻的画火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多么的奇怪多么的让人讨厌。写人的隔阂。同时写人与战火的关系也非常奇怪。琵琶看到的火是身外之物，她看到的是历史的坍塌，是火中“塔的倒掉”。
这段描写就小说来说是挺精彩的，很有张爱玲的文字的才华。这个“塔的倒掉”，跟开头佣人们传闻雷峰塔的倒掉是照应的。而且通过琵琶画火，来把战火充分地对象化，使之成为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就是“文明的坍塌”。但我还是愿意结合上面谈的“现实中国”来解读。这一段当然也是要写一个真实的中国，上海的抗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与上面举例的晚清史、共产党的土改，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面那种写“现实中国”，强调那种真实的历史，恰恰是不真实的，主人公并不在场，她是通过历史小说，或是辗转从报上听来的新闻来写的，个人与现实中国，终究是隔膜的；但这里的战火，在小说中是主人公亲眼目睹的，个人终于被嵌入了现实中国。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这场大火，历史上虽然极有可能真实存在，但我们从对《私语》和《小团圆》的描述来分析，张爱玲本人应该没有这个“隔岸观火”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她这一次的现实中国的逼真描写，恰恰是小说的虚构。而这场“真实”的战火，是极具象征性的。
我觉得这个跟所谓“晚期风格”也有关系。作为一个战争时期成名的张爱玲，不谈她的作品与战争的关系，恐怕是说不通的。当然，她1940年代的时候，不写沪战，这是有情可原的，毕竟在沦陷区讨生活嘛，但这不等于她回避战争。于是她写港战，其实等于迂回地写沪战。至于如何写上海，就像我们已经熟知的那样，她写“日常生活”。这个判断没错，但强调得多了，可能会造成一种效果：张爱玲的意义，就在于写市民、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这才是文学表现的真谛，这个比写“轰轰烈烈的战争”要更“深刻”。而这个效果是我觉得不应该作为一个定论存在的。我们仍然要来讨论作家与战争的关系。
我是这么看，抗战期间她不写沪战，而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她反而要写沪战，并且甚至不惜在真实的幌子下，来“虚构”一种“纪实”(沪战大火)，把一个幽禁少女的个人际遇放到了抗战中的上海这一大背景之中，把一个少女的成长，与对礼教中国的反抗，以及民族国家的进程，并置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就此把张爱玲的私人叙事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问题整合在一起。但同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她借这场大火写出的琵琶与中国人真实生存相纠葛的复杂一面：琵琶和佟干其实都是战火的看客，而她们看到的不同，她们也互不相容。这是张爱玲要写到的真实的中国面对战争的处境。这也让我想到《小团圆》里有很醒目的一段谈到所谓“国家主义”，是九莉在香港遭遇了战争，但她的心思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大考、自己的学业、自己的生死，而不关心战争。小说这样写道：
她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就是上班下班路上中弹片。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
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
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这种疙疙瘩瘩的“没想通”，但又被逼去审视战争与个人、与国家的个中玄机，是否有答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张爱玲到老顿悟了没有？我们没找到确凿的答案，也许这也是晚期风格的表现，用阿多诺的更形象一些的表述就是，“晚期作品的成熟，并不像人们在果实中发现的那种成熟。它们……不是丰满的，而是起皱的，甚至是被蹂躏过的。”张爱玲对历史、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以及她如何把自己嵌入到战争中去、到现实中国中去的那种复杂感受，我觉得是符合阿多诺所说的那种“起皱的”、“被蹂躏过的”特征的。
三 结构问题与小说学：逸出的故事
《小团圆》和《雷峰塔》、《易经》里都会有一些我所谓“逸出”的故事。就是偏离了主干，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些零碎的故事，仿佛不经意间就掺进了小说的叙事中，尽管在叙事上来说甚至是不合理的。早期的张爱玲小说里也有，但那些故事在叙事上实则是很合理的，是一种结构上的有意识的安排。比如《第一炉香》里主角是葛薇龙，但会写一个混血儿周吉婕，本来是很敌视的却突然间掏心掏肺地向葛薇龙说了很多话，其实作者是这样来写她们的处境，周吉婕是薇龙生活的另外一个补充，在叙事上是非常合理的，是一种很精心的结构上的安排，类似的还有《第二炉香》里的克荔门婷，《倾城之恋》中的萨黑荑妮。在后来的写作中，有时候这种“逸出”由于作者的熟悉或者偏爱，有时可能造成喧宾夺主的效果，最明显的如《小艾》，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故事不是小艾的故事，而是五太太的故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五太太的故事。
这个故事对张爱玲来说是如此的不忍割舍，虽然没有单独写出一篇小说来，可是我们在“自传三部曲”里一遍一遍地遇到她，就是“表大妈”、“雪渔太太”(她们都是《小艾》里边那个五太太形象)，作者太喜欢这个故事，不断地来写，不惜让它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出现。后期小说中这些逸出的故事不这样喧宾夺主，但又甚至会出现叙事上的漏洞和不合理。比如上面提到的“继母的故事”。《雷峰塔》里这个荣珠的故事的处理方式，是用了珊瑚(即姑姑)与秋鹤的大段对话来进行介绍的，很有戏剧味道，可中间还是夹杂了珊瑚的心理感受。那么这段对话琵琶又是如何得知的？不清楚。《小团圆》里同样有“耿十一小姐”(即继母翠华)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有点怪了。因为小说中写：“楚娣(即姑姑)当然没告诉她耿十一小姐曾经与一个表哥恋爱……”那么这个故事从哪来的？不知道，小说中没有交代，但是又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所以我觉得，张爱玲后来是不太顾及这些“逸出的故事”的合理性，我们想不明白小说里边安排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故事是出于什么的考虑，跟故事的主干好像没什么关系。
“自传三部曲”里还有一个故事是最有意思的，在叙事上也不合理，但显然是张爱玲钟爱的故事，就是英国湖区的华人杀妻案。是说母亲和姑姑在英国旅行，遇到一对华人夫妇，男的是留学生，很英俊，而妻子很丑但很有钱，丈夫把妻子谋杀了。《雷峰塔》里这个故事比较简单，通过母亲和姑姑的对话交待出来，小说里形容妻子是个“拘泥又邋遢”的丑小姐。这个故事到了《小团圆》就写得很细致，先是九莉听母亲蕊秋和姑姑楚娣谈到这个故事，但语焉不详，所以后面又特意加了一段：“很久以后她(九莉)看到一本苏格兰场文斯雷探长的回忆录”，结果就“夹叙夹议”地讲述了这个探长回忆出的故事，把这个故事补充得非常圆满详细，而且这里的丑妻子被改成了非常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可以看出张爱玲是特别中意这段故事，甚至不惜用一个显得蹩脚的方式——很久以后看到这么一本探案集—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但是，如此费尽心机讲的这个故事与整篇小说可以说完全无关。或者我们一定要说有关的话，那就是母亲表达的意思：在国外的中国人很窘。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逸出的故事？其实早在1944年，傅雷那篇著名的文章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对《连环套》的严厉批评。“《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后来张爱玲虽然写了《自己的文章》加以辩护，但《连环套》倒真的没再写下去，被“腰斩”了。在傅雷这篇文章30年后，在1976年写的《〈张看〉自序》里，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连环套》是“非常恶劣”，“通篇胡扯”，这样的作品是“破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认可了傅雷的批判，虽然当年她曾经自我辩护。
然而，如果我们就傅雷所批评的“杂凑”、“穿插”而言，那么“自传三部曲”可以说当之无愧，逸出的故事没完没了，“中心思想”也不是那么的清晰。更重要的是，张爱玲自己很清楚这种状态，所以她写的时候就一再担心，是否有美国读者愿意读一个中国小女孩事无巨细的啰嗦？是啊，这些啰嗦似乎是无意义的，但又不是“意识流”那种有意义的无意义。这些啰嗦简直没有节制，关于小女孩自己的，关于家人的，关于亲戚的，关于亲戚的亲戚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的，不惜沦为“点名册子”，这些难道不正是傅雷所批评的那些毛病吗？那么这时候为什么张爱玲一方面承认傅雷批评得对，另一方面又还是把小说写成这个样子呢？
这样的写作，首先有个很好的解读，就是与张爱玲研究并实践她所心仪的中国传统小说有关，最主要的就是《红楼梦》、《金瓶梅》和《海上花列传》，尤其是《海上花》。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海上花》确实是着力甚多，她把《海上花》翻译了两遍，先是从方言翻译成国语本，后来又翻译成英文。她评论《海上花》，说“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能使人嘴里谈出鸟来”，“《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1983)，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自传三部曲”的写作是有意识地向《海上花》靠拢，以期造成一种更传统，因而也更新颖的中国式的长篇小说，一种跟西方长篇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体式。这是我们现在对张爱玲把小说写得这么散漫的一个解释。很多人都认同这个解释而且也解释得很好。
但再接下去分析也还很有意思。就是张爱玲实际上并不认为《海上花》的路子能行得通，她说这是小说的没落，恰恰是因为《海上花》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会“被弃”。我们上文所引的评论，其实不是张爱玲对《海上花》的赞美，而是她对《海上花》之所以湮灭的解释。她说《海上花》已经两次死掉了，第一次是19世纪末。因为《红楼梦》的巨大影响，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阅读趣味，“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所以《海上花》这种“谈出鸟来”的作品必然被弃。第二次是“五四”时期，因为与西方小说太不同，所以也很落伍，再次被弃。那么她自己翻译了《海上花》，已经预备好了，“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并不抱希望，并不试图挽狂澜于既颓。如果我们承认“自传三部曲”与《海上花》的密切关系，那也就是要承认，这仍然是不合时宜的作品。我也承认她确实是用《海上花》的方法在写她的“自传三部曲”，但这种写法本身值得商榷，真的如评论家所说张爱玲要用这种写法来建立一种新的小说写作吗？我觉得她不是要建立一种小说写作，不是要发扬光大，而是像她曾写的跟她的祖宗的关系一样：“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觉得《海上花》对她的意义也是这样的，“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等我写的时候再一次被人摒弃。张爱玲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小说写法，但同时这也是她此时坚持的小说学。而我讨论“逸出的故事”，正是想通过对这种小说写法、小说结构的讨论，来关注构成她晚期风格的她自己的小说学。
阿多诺讨论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时注意到：在贝多芬那里存在着过多的“控制不住的素材”，“他接着评述说，例如，按晚期奏鸣曲的惯例，它们‘碎裂了’，脱离了作品的主干，‘背离了，没有受到约束’。”对于这个现象，阿多诺将其指认为“主观性”：
正是主观性，片刻间强行把各种极端汇集起来，以其各种张力充塞了密集的复调音乐，使之脱离了合唱，使它本身脱离了，留下了毫无掩饰的音调；这把单纯的乐句确立为一种已经存在之物的纪念碑，使一种主观性转变为一座碑石。
我们都知道“复调”，这种所谓的“主观性”，似乎比复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从其上下文可以看出，它指的是一种“悖论性的”“否定性”。萨义德说，“正如在阿多诺那里始终如一的那样，症结在于力图表明是什么把各种作品汇集在一起、使它们成为整体、使它们不仅仅成为碎片的汇集的问题。在这里，他处在了自己最大LUNwen.1kejian.com 第一论文 网的悖论之中：除非求助于‘人们共同创造的形象’，否则就不可能说出把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是什么。”——这个话可能有些费解，我想大致是说，那些碎裂的、背离的“碎片”，是对一个整体的反抗性，要的就是不和谐；但这些“碎片”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样态，我们又只能从原本的整体性与和谐中去揣摩。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这个其实还是阿多诺或者萨义德一再强调的“晚期风格”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种“主观性的力量”、“乖戾的姿态”，“不和谐、不安宁的张力”、“反对性的创造性”，“起皱的，甚至是被蹂躏过的”。落实到张爱玲这里，落实到她后期作品譬如“自传三部曲”里，我们把她那些“逸出的故事”，“控制不住的素材”，放到她的对抗性小说学这一整体层面来反观，来理解，就是她的无望的《海上花》式的努力，她的“自取灭亡”式的写作。
以上就是我从几个具体方面，借助萨义德的“晚期风格”理论，试图来讨论张爱玲的“自传三部曲”等晚期创作甚至早期创作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想法并不是特别成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张桃洲：大家可以跟李老师交流。我先说几句吧，因为我对这个“晚期风格”也挺感兴趣的，因为前几年当代学界，主要是诗歌界讨论过“文学的晚年”、“诗歌的晚年”，比如叶芝、艾略特等等，我觉得很有意思。刚刚李老师用“晚期风格”这样一个视域来讨论张爱玲晚期的几个作品，非常细致，并且也有很好的概括、总结、归纳。我觉得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最后得出的结论来说，都是非常精彩的。这个研究方法尤其对我们有启发，因为既有细读、有很好的文本分析，同时也有像“晚期风格”这样的理论的引入，不让人觉得生硬，而且能让人更好地理解张爱玲创作的丰富性。我们所了解的可能大都是张爱玲早期的成名作以及相应的那些特点，但对她相对来说更为丰富的那些层面可能了解得并不多也并不深入。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今天的这个讲座非常到位，非常深透地让我们了解到张爱玲写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在您的讲座过程中，说到“孔教中国”和“现实中国”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在这三个小说中，是拿《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这两个主题下进行了一些比较，那是不是说在这三本书里头，《雷峰塔》和《易经》比《小团圆》更具您所说的晚期风格？
李宪瑜：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感觉，我确实用这两个文本进行比较，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部作品一定是谁比谁更怎么样，我想说的是这三个文本被叫做“自传三部曲”，它表面上看是一个故事，写一个少女的成长，但是其实写得很不一样。我更关注这三个文本的并置，以及并置中存在的“对话”或“调整”，这些调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晚期风格”的呈现。比如你所提出的“孔教中国”这个问题，可能是《雷峰塔》、《易经》表现得比《小团圆》要明显，但是这种“明显”并不是它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而是在这两个文本的对比里边显得比较明显，它的意义就在于所构成的是一个对应关系，只有这样讨论“晚期风格”才有意义，分别来谈这两个文本各自的“晚期风格”的意义不大，恰恰是把这两个文本对照起来谈，它的“晚期风格”才能呈现出来。
问：老师您提到张爱玲有一个写作计划，说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然后又提了一个“晚期风格”的概念。我就想她的“晚期风格”是不是她在寻找“每一本都不同”，如果张爱玲能再活几十年的话，她的“晚期风格”是不是也会和现在的形态不太一样。是不是她在找自己的风格，她没办法，所以写出来显得拖拉、杂乱、无中心，自己无法控制，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是吗？
李：你是说她没有能力来控制了吧，确实有这样的看法，说是写出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这样的作品，正充分地表明了张爱玲是如何的江郎才尽；但是也有人认为她的这种写作恰恰是要对早年的小说进行突破，要写得不一样，向《海上花》致敬。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我想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各的道理吧。我并不想对这两种说法本身来做出一个判断，我是想我们借“晚期风格”这样一个概念来讨论里边有可能存在的背后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不断地变化，呈现出它自己里边的变异的多样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而且刚才说到“晚期风格”，萨义德也认为“晚期风格”并不一定直接跟时间有关，它只是一种风格，只不过是这种风格的形成有可能会在一些艺术家的晚期的作品里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这么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甚至也有可能表现出“晚期风格”。比如不合时宜这一点，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写东西也有不合时宜的，所以这些后来就会构成她的“晚期风格”。我还是觉得以“晚期风格”作为一个讨论问题的角度，来看她晚期的作品甚至看她早期的作品，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
问：请问老师，萨义德所说的这个“晚期风格”，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跟我们所说的“中年写作”意思是相反的或者说是相对的？
李：确实有一点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晚期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类似我们所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样的东西，另一种是特别别扭的。所以萨义德的书的副标题叫做“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就是说这种“晚期风格”它是反本质的，他是这么来讨论问题的。我们说的“中年写作”、“老人的智慧”等等，其实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假说上，这个假说就是：人的智慧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人越老越成熟，能够参透各种“玄机”，文学因此具备这种生命的本质的特征。但是萨义德的论述并不认可这一假说。
注释：
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②[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第5页。
③[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第5页。
1995年9月8日是张爱玲女士逝世的日子，时隔16年，今天我终于有幸读到了她的遗作《雷峰塔》、《易经》的简体中文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虽然经过翻译后的作品少了一种味道，但对于喜爱张爱玲作品的人来说，仍是一次难得的精神大餐。
《雷峰塔》和《易经》本属于同一部作品，但由于篇幅过长，被迫一分为二，不过，在情节上仍然是相互衔接的。这两本书完成于60年代，是用英文写就的，那是张爱玲寄居美国时，想以新人的姿态叩开美英文坛的大门。可遗憾的是，这两本书没能引起美英文坛的关注，也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于是，一气之下，张爱玲将手稿锁进了抽屉里，这一锁就是四十多年。直到2010年，在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奔走之下，《雷峰塔》和《易经》的英文版才正式与读者见面。
《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主要描述了张爱玲（沈琵琶）从4岁到18岁在封建旧家庭中所经历的种种人事与变迁。透过一双童眼，我们看到了母亲(杨露)的决绝离去，看到了父亲(沈榆溪)迎娶后母，看到了后母的冷酷无情，看到了手足间的纷争，看到了大宅院里缭绕的烟雾，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败落……而《易经》则续接了《雷峰塔》的故事，描写了主人公沈琵琶从18岁至22岁的生活。《雷峰塔》和《易经》，加上之前出版的《小团圆》，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的一生，堪称张爱玲自传体三部曲的“大团圆”。
少女时代本应该是一个女孩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张爱玲的童年和少年却充满了痛苦与无奈。尽管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纶是晚清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母亲是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后人，后母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可是张爱玲并不快乐，她就像被囚禁在雷峰塔里的人儿，小小年纪就品尝到了人世的艰辛，亲人的离弃，战争的侵害。她的身上总有一把无形的枷锁，想要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就注定了她悲苦的人生。
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伤害张爱玲最深的是她的父亲和胡兰成，而读了《雷峰塔》和《易经》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其实伤她最深的不是父亲和胡兰成，而是她的母亲。《雷峰塔》一开始就写到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装出国时的场景，在她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母亲却无情地离开了她；在她最孤苦无依的时候，母亲却怀疑她。母亲既是她的爱，也是她的痛，所以后来她逃到了美国，想要忘记从前的一切。
读完《雷峰塔》和《易经》，我的心里隐隐有些疼痛，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四岁的孩童，正睁着一双无助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审视着周遭的世界。
来源：平潭时报
《爱玲小馆》收录了作者的十八篇散文，内容涉及了张爱玲的生平、写作和翻译等方面。刘绍铭文章中的张爱玲给读者的印象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有着喜怒哀乐、爱与恨的作家。
爱玲五恨
人生恨事知多少？张爱玲就说过，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骨。三恨曹雪芹《红楼梦》未定。四恨高鹗妄改———死有余辜。人生恨事何只这四条？在近日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看到，原来张小姐“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我们还可以在 《私语》中看到她“妒忌”林语堂的理由：“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张爱玲跟宋淇、邝文美夫妇认交四十余年，互通书信达六百多封。有一次，爱玲跟他们说：“有些人从来不使我妒忌，如苏青、徐訏的书比我的书销路都好，我不把他们看做对手。还有韩素音。听见凌叔华用英文写书，也不觉得是威胁。看过她写的中文，知道同我完全两路。”
《私语》发表于一九四四年，爱玲二十四岁。林语堂的成名作My Countrv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一九三五年在美国出版，极受好评。第二年出了英国版，也成为畅销书。林语堂名成利就，羡煞了爱玲小姐。如果她是拿林语堂在《论语》或《人间世》发表的文字来衡量他的中文，再以此为根据论证他的中文比英文好，那真不知从何说起。林语堂的英文畅顺如流水行云，开承转合随心所欲，到家极了。
张爱玲“妒忌”林语堂、觉得他“不配”，或可视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无香鲥鱼多骨外，张爱玲终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语堂那样靠英文著作在外国领风骚。她从小就立志当双语作家。十八岁那年她被父亲grounded，不准离开家门。病患伤寒也不得出外就医，如果不是女佣使计帮她脱险，可能早丢了性命。康复后，爱玲把坐“家牢”的经过写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编辑给她代拟的题目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四年后爱玲重写这段经历，用的是中文。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私语》。
张爱玲在上海念教会学校，在香港大学英文系修读了两年。移民美国后，除了日常的“语境”是英文外，嫁的丈夫也是美国人。这些条件当然对她学习英语大有帮助，但如果我们知道她英文版的 《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是一九五五年出版，而她也是在这一年离港赴美的，应可从此推断她的英文造诣全靠天分加上自修苦学得来。
张爱玲一九五二年重临香港，生活靠翻译和写剧本维持，同时也接受美国新闻处的资助写小说。英文本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就是这时期的产品。二○○一年高全之以电话和电邮方式访问了当时美新处处长Richard M．McCarthy，谈到他初读《秧歌》的印象，说：“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忌妒她的文采。”
出版《秧歌》的美国出版社是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出版界相当有地位。从高全之所引的资料看，《秧歌》的书评相当正面。其中《纽约前锋论坛报》 的话对作者更有鼓舞作用。以下是高全之的译文：“这本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笔精炼，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歆羡。更重要的是，本书展示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诚挚与技巧。”
《时代》杂志这么说：“如以通俗剧视之，则属讽刺型。可能是目前最近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长篇小说。”
我手上的《吾国与吾民》是英国Heinemann公司一九六二年的版本。初版一九三六年，同年四刷，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出了增订本。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各出二刷。跟着的一九四三和一九五六年都有印刷。三四十年代是林语堂的黄金岁月，畅销书一本接一本地面世，在英美两地都可以拿版税，不管他“配不配”，单此一点也够爱玲“妒忌”的了。像林语堂这类作家，真的可以单靠版税就可以“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爱玲也向往这种生活，但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后，她追求的东西，衣服和旅游还是次要，每天面对的却是房租、衣食和医药费的现实问题。她的中文作品虽然继续有版税可拿，但数目零星，多少不定。要生活得到保障，只能希望英文著作能为英文读者接受。这个希望落空了。《秧歌》的书评热潮，只是昙花一观。一九五六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赤地之恋》，版权页内注明“不得在英国、加拿大或美国发售”，张爱玲显然没有放弃总有一天在欧美国家出版商中找到伯乐的希望。
英美出版商对 《赤地之恋》不感兴趣，或可解说因为政治色彩太浓，不是“一般读者”想看的小说。但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经》这两本作品，说的是一个破落封建家庭树倒猢狲散的故事，却依样乏人问津。李黎在《雷峰塔对照记》（《中国时报》）开门见山说：
收到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Fall of the prgoda……出于好奇立刻开始读，可是看不到两三章就索然无味地放下了，过些天又再勉强自己拾起来，如是者数回———做梦都没有料到阅读张爱玲竟会这么兴趣缺缺。原因无他：对于我，张门绝学的文字魅力仅限于中文；至于这本英文小说的故事，一是实在并不引人入胜，二是早已知之甚详毋须探究了。
同样的一个故事，用两种语文来讲述，效果会不会相同？李黎说英文版本的张爱玲因为没有她注册商标的那些“兀自燃烧的句子”，读起来竟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个灵魂却换了个身体，那个灵魂用陌生的面孔与我说英文。”
李黎举了些实例。我耐着性子苦读，也随手录了不少。触类旁通，因此只取一两条示范。
“Just like him.”Prosper Wong murmured.“A tiger's head and asnake's tail.Big thunder,small rain drop”“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这几句话的原意，受过几年“你好吗？”普通话训练的中文非母语读者也不一定猜得出来。
“A scholar knows w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without going out of his door”“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是李黎贴出来的例子。其实，在电脑手机普及的今天，这句话不论是中文原文也好，译成英文也好，已全无意义可言。英文书写忌用成语俗话，因为成语本身就是一种陈腔滥调。成语如果经常出现，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渐失去主导能力，开始断断续续地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峰塔》和《易经》随处可见这种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if l were you,Mrs Chin,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What for,at this age,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再坏，也有诱人读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异乡记》有些散句，不需context，也可兀自燃烧：“头上的天阴阴的合下来，天色是鸭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来了，毛毛雨，有一下没有一下的舔着这世界。”张爱玲英文出色，但只有使用母语中文时才露本色，才真真正正地到家。她用英文写作，处理口语时，时见力不从心。我在二○○五年发表的长文《张爱玲的中英互译》特别谈到的是这个问题。《雷峰塔》不是翻译，但里面人物的对话，即使没有成语夹杂，听来还是怪怪的。第二十四章开头母亲对女儿说话：“Lose your passport when you're abroad and you can only die,”Dew said.“Without a passport you can't leave the country and can't stay either,what else is there but to die.”
王德威是行内的好好先生，tolerant，indulgent and forgiving。他在为《易经》写的序言内也不禁轻轻叹道：However，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of Change may not read as Compellingly as “From the Ashes”。《易经》的故事和情节，不少是从《烬余录》衍生出来，但王德戚认为英文《易经》不如中文的《烬余录》那么“扣人心弦” (compelling)。其实论文字之到家，《烬余录》哪里及得上《封锁》、《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那么教人刻骨铭心。但结尾那百余字，虽然炽热不足，亦可兀自焚烧，是不折不扣“到家”的张爱玲苍凉文体：“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雷峰塔》和《易经》这两本英文创作未能在欧美出版人中找到“伯乐”，最简单的说法是语言障碍。中英文兼通的读者，一样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 的是爱玲。Dew是她妈妈。Elm Brook是爸爸。这也罢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较次要的角色，如女仆Dry Ho。Dry Ho?“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wet nurse．”“奶妈”是 wet nurse。有一位叫Aim Far Chu的。初看以为Aim Far是名字拼音，后来才知是“向远”之意，Chu是姓。
第一回快结尾时我们听到Dry Chin 说：“Keep asking.Break the pot toget to the bottom.”“继续问吧。打破沙锅问到底吧。”李黎看了两三章才觉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汉的洋读者，打开书才三两页，就给Dry Ho和Prosper这些人物搞昏了头，决不肯break the pot的。我们都因为张爱玲早期写出了这么多的传世之作而怀念她、偏爱她，甚至纵容她。只要是出于她的手笔的中文作品，我们一宜“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峰塔》和《易经》后，我们难免觉得心痛：如果她生活无忧，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书写上，多好！
爱玲小馆
到市上一家以卖洋书为主的书店走动，一进门就看见张爱玲的《小团圆》高高堆在架子上。英国散文家兰姆用依利亚笔名替London Magazine写了五年散文，名噪一时，粉丝辈出，各种活动应运而生，互相繁殖，竟然拓展成为一种文化“工 业”———史 称 the Elia industry。
张爱玲今天名牌效应十足，看来在华文地区 the Eileen Chang industry已露端倪。
因祖师奶奶之名抢先开业的应该是“爱玲小馆”。菜式的搭配可拿她《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作参考。菜单上“大厨精选”一栏别忘把“鸭舌小萝葡汤”这一项列出来，因为爱玲是从这道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似的。如果“爱玲小馆”店东能向皇冠出版社拿到版权，千万要把爱玲描写自己“吃相”这段文字录出来。接下来的一段话也怪趣得很：“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餐牌上印了爱玲原文，食客大饱口福之余，还可享受精神食粮，不亦乐乎。
“爱玲工业”这构想有魅力，新兴事业会应运而生。新旧粉丝辈当然看过《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民国女子”对穿着多讲究？一九五五年她离港赴美前摄的那帧穿短袄的半身照，看来真是风华绝代，怪不得老被媒体拿来做奶奶的“商标”。爱玲不爱随波逐流，现成衣服不合心意时，自己动手设计款式，这应该是一种商机，创意粉丝何不开一家Eileen Boutique?
The Eileen industry有利各式各样的衍生。台湾最近出了一本《胡兰成传》，尚未看到，论级数，胡某在汉奸的“阵营”中比起汪精卫来，只是个小头目。如果不是他 “搭”上张爱玲，不一定会有人看他看得上眼。好了，现在《小团圆》出炉了，胡某这个在女人圈子的“惹火尤物”，他哪里来的三头六臂，都可在这本自传体的小说“索隐”一番。胡某的“知名度”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
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吹起“张爱玲热”。有戴文采女士受一报馆之托到美国访问奶奶。不得其门而入，心生一计，租住奶奶公寓隔壁一房间，方便窥其私隐。她每次看到奶奶出来倒垃圾，等她一离开后就倒出她盛在袋子里的东西细细端详一番。经戴文采报道后，现在我们知道奶奶爱用什么牌子的肥皂：Ivory和 Coast。
张小虹曾用两个非常“学院派”的名词来分析张爱玲生前和死后出现的“文化现象”。一是“嗜粪”。一是“恋尸”。这两种执迷远离文学研究本义，可说是一种偏差。阅读张爱玲“八卦化”后，大家不必看文本，单凭耳食之言，就可加入“百家争鸣”的行列。这正是“张爱玲现象”一个景观。从垃圾堆里发掘文本以外的隐蔽世界，无疑是一种exercise in trivialization，就说是吹鸡毛求蒜皮的运作吧。
张爱玲在现在中国文学的声誉，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烘托出来的。夏先生识张爱玲于微时，因他当年在美国只能凭图书馆尘封的印刷品中去认识这个“小女子”。她那张“风华绝代”的照片是成名后才刊出的，因此夏先生没福气看到。他对Eileen的赏识，是她纸上的才气。要追本溯源，傅雷该是张爱玲第一个伯乐。他在一九四四年用迅雨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毫无保留地推许 《金锁记》为“我们文坛最美收获之一”。在意识形态当道的时代，傅雷独具只眼，肯定张爱玲在小说艺术上独特的成就。他说得对，《金锁记》的人物“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数张爱玲论者的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
張愛玲有話要說 2013-09-03 02:32 中國時報 【高全之】
小說方法裡時而攜帶與該作品有關，引人入勝的特殊意義。張愛玲英文小說《雷峰塔》與《易經》即為佳例。
我們大多同意這兩部小說具自傳性質，故事跟隨女主角琵琶的年齡增長而進行，而且小說敘事有固定模式，盡量用琵琶的觀想視野鋪陳情節。然而那只是初瞥的印象而已。稍予留意，即可發現所謂的固定模式也有幾種變化，甚至還存在個例外。
張愛玲回顧自我成長過程的評估之一顯然是「年幼無知」。《雷峰塔》第十五章描述琵琶狹隘理解魯迅文學，因而仇恨中國。 敘事者指出琵琶只有類似「外行人」的文學閱讀能力。張愛玲沒有交代琵琶是否或何時開始理解魯迅。
敘事者並不停滯於單一時刻的琵琶的理知能量，幾次急切交代她的多種生命體驗。《易經》第二章琵琶回想幼年聽家教講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死的歷史故事，她當時立即痛哭不停。現在琵琶近十八歲，才明白抵抗世界潮流就注定會孤單，那個因果關係曾經深深感動了她。《易經》第十八章琵琶回憶幼年背誦論語孟子而不解其意。現在她經常引用經文來審析文化，社會，和政治等等問題。也是識見的成熟。這兩部小說擁抱俗世智慧，但拒寫領悟瞬間的激動。小說語調始終老成持重。
也許不太側重頓悟的興奮，或需要故事結束後，琵琶更大的年齡來承擔心智的突破，有些進境的確切時刻就不明確。《雷峰塔》第六章記載琵琶幼年在二大爺家有種特殊感受。二大爺家父子搭配完美，得以維護傳統官員身份，保存顏面，並滿足了艱困生計的需要。
她在這裡感覺到，以後才知道別處沒有的，來自真正儒家生活方式的一種溫厚，或至少非常近似了的。
這裡有琵琶的兩個生命階段。首先是她幼年所在的時刻（「在這裡感覺到」），接著是她年歲增長而新添生命智慧的剎那（「以後才知道」）。敘事者故意避免指認「以後」的時刻為何。張愛玲稱頌世故圓融，但是沒有絲毫流露「昨非今是」的雀躍，因為昔日的暗昧不明是種自然的矇矓純真，無可言錯。同樣重要的是，她沒有為失去童年純真而感到哀憾。是種恬然「活在當下」的態度。
最有意思的是，這兩個自傳性質濃烈的故事裡居然出現「瞞著」女主角而編製的情節，擾亂了敘事方式的一致性。《易經》第四章姑侄私談，同意中止兩人之間的戀情。張愛玲直描姑姑的心境，並合理化姑侄畸戀。就保守的衛道者看來，可能是離經叛道的謬論：
兩人似乎漫長一生在別人庭院裡像孤兒那樣沒人理睞，終於發現彼此，用自身肉體滋養對方; 並且相互助長了對方的自由，自然，和自私。
這裡「自私」意指為自己著想。基於以下兩種理由，我們不視這個沒讓琵琶知悉的段落為敗筆。
其一，它突出了姑姑在張愛玲生命裡的特殊性。姑侄相戀的誹聞是否屬實完全不重要。海明威說過：「最優秀的作家都是騙子」。用琵琶的立場發言是間接表態。這裡張愛玲有卸除偽妝，直接出聲的衝動。張愛玲藉這個違逆道德倫常的說詞去表明深切同情姑姑獨身的寂寞：姑姑有愛的需要，也有愛的能力。《易經》第一章母親私下怨責姑姑，琵琶的反應是內心一片空白，不予是非裁判 (with a suspension of judgment)。《易經》結尾，琵琶回上海，她的家即姑姑住的公寓。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個名句：「家是當你必須去，它就接納你的地方」。姑姑曾為琵琶的避風港。這點和實生活相去不遠。張愛玲真的敬愛姑姑。
其二，它強調了與「少年不識愁滋味」並存的生命勒性。琵琶意識到自己容貌和身材可能不足以吸引異性(《易經》第十四，十八章)，然而她矇矓無知於未來愛情生活的兩條險路(姑姑的落單與母親的離婚)，在醫院廚房被印度男孩調情，回到辦公室，私心狂喜(《易經》第二十章)。大學裡男女關係的閒言閒語始終是熱門話題。年輕少女琵琶嚮往異性愛情，乃生命的自然。蜀道難。退路肯定沒有。勇敢向前走，有時需些天真。
張愛玲有話要說。
扬子晚报 张爱玲的止步之作 2014.01.07
灯下漫笔
刘丽明
在《易经》和《雷峰塔》里，有不少被张爱玲写过的情节和细节，读的时候像老朋友见面，并没有影响阅读的快感，可是那种不再惊艳的感觉弥漫了整个阅读过程—连一些新鲜的细节（比如琵琶与佣人何干之间很有意味的心理关系）也被染上了这种懒懒的调子变得平常了。以至于读完之后，一时无语，心情有些悲凉，我所热爱的张爱玲啊，我体会她写这两本书是为了一种完整性，文学盛宴到了尾声，该上的主食与汤水还是要上，凭读者的胃口各取所需。看她书看到了这一步，张迷的情结是真的松下来了，看《小团圆》时还有不满，对她高要求，意犹未尽，抓着她不放。现在呢，则接受了该走的要走这个事实，客客气气无话可说，只是恭送一声：就这样吧。
在我读这两本书以前，就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张爱玲为什么要重复写她的童年和港战这两段经历？这两段我们在《私语》、《对照记》和《小团圆》里都看过了，张爱玲自己也怕中文读者看着厌烦，好在她是用英文写的，不嫌腻烦。还有人问，如果她缺少创作素材的话，她与赖雅的婚姻，她晚年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大段地留着白的，这些东西写出来读者肯定感兴趣，她为什么不写呢？
不写晚年生活，是因为张爱玲对什么样的素材可以成为文学素材，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当她的生活成为名作家张爱玲的主动选择以后，这种生活就失去了创造语言的功能了，它不再具有气化状态或液化状态的不确定性，它是已经固化的物质，不需要白纸黑字这种固化的物质去承载它的灵魂，所以，张爱玲也不会有什么动力要写。当然，也有的人到了这个地步，需要文字去承载他无处安放的膨胀感或失落感，也是可以大写特写的。
张爱玲重复写童年与港战，因为那是她语言的滥觞期，那里的一切细节都像培养液一样养着她的语言，使她的语言多少年以后还不失活性。因为写的是最亲近的人和事，早期写肯定是多有顾忌，无法到位，这就成为她一辈子的未尽事宜了。所以，当她还有写作的需求时，她选择把这两段经历在一个彻底的标准上交代清楚。可是最尖端的感觉都被她早年写掉了，这真是一个遗憾，冰山的顶端是那么耀眼，给我们留下的对冰山底座的想象空间又是那么的大，如今总算看到完整的冰山了，这种完整与流畅相对于她以前的省略与跳跃，倒是让读者放松很多。
总的感觉就是平顺了，虽然这冰山底座的营造很实在，揭露了人物关系中那么多阴暗的秘密，似乎是可以补偿因重复阅读的厌倦所造成的损失了，可这种人事关系的惊世骇俗还是比不上她早年写的尖端感觉那么提溜人心。
张爱玲把隐私横刀劈成两半，不得罪人的部分先写，得罪人的部分原来可能是不打算写了，后来终于舍不得，等到当事人过世或距离遥远不相干的时候再写，换一种语言写，这种不得已的分割成为一种写作的实践，让我们比较出其中的区别：似乎最有文学价值的还是不得罪人的那部分，那是最有味道的部分，得罪人的部分是素材的肉身，是通俗的部分。假如两者合一，该是多么有力，读起来将会是多么过瘾—当然这种设想是无意义的。其实很多作家都有重复写作某些素材的经历，只要语言在成长，读者就没有重复感。张爱玲语言早熟，她后来的写作不是为了语言的成长，而是为了素材的完整，这样的重复让她很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