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老人與海〉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陳一白 《談談〈老人與海〉的三種譯本》 2011.01.09
作為第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歷來極受歡迎，在中國大陸也不例外。這位失落一代的標杆人物作品甚多，最廣為人知和最暢銷的，當然是《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例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老人與海》，每年光在卓越和噹噹這兩家網絡書店就能賣出上萬冊。對比絕大多數新書總銷量三四千冊的現狀，這個數字足夠讓某些出版商垂涎欲滴。事實亦是如此：儘管獲得海明威外國版權基金會授權的國內出版社僅有兩家，但如果您去卓越上檢索，會發現有庫存、可銷售的版本多達三十種左右。最近《老人與海》人丁興旺的譯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員，也就是譯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譯本。
說是新出，但據譯序所說，譯文早在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藝出了繁體字版；這次由譯林推出簡體字版，余光中先生大加修正 全書所改，當在一千處以上（第4頁）。 余先生似乎較為謙遜，自稱他最初的譯本能得七十分，至於這個改過一千處以上的譯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沒有提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新譯本知所取捨，讀來就順暢多了。考慮到余先生在海峽兩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詩作《鄉愁》近乎家喻戶曉，兼且著有《余光中談翻譯》，與蔡濯堂（思果）先生遙相唱和，儼然有譯界指路明燈之狀，他這個譯本應該是準確優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談翻譯的書中所期許的，成為英漢文學翻譯的典範。 但可惜的是，就業已付梓的譯文來看，讀者恐怕難免會產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感慨。
這個改過一千處以上的譯本第2頁就出現了明顯的紕漏。在小說的開頭，男孩打算請老人去喝酒，於是說：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頁，以下僅註明頁碼。）余先生給出的譯文是：我請你去平臺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過了，我們再把這些東西拿回去。
書中的Terrace其實是一個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瑪爾灣的La Terraza酒吧。這個地方如今已成為當地名勝，許多熱愛《老人與海》的遊客都喜歡去那裡緬懷海明威。此處余先生似乎將首字母大寫的專有名詞Terrace看成一般名詞terrace，所以譯錯。張愛玲的譯本（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版，以下簡稱張譯）和吳勞的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以下簡稱吳譯）各是露臺酒店和露臺飯店，雖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譯對了。
這個露臺酒吧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具體地點，余先生這個無心的疏忽導致了一系列連鎖的反應，後面就出現了這樣讓人費解的譯文：男孩把這些食品盛在一個雙層的金屬盒子裡，從平臺上帶來。他袋裡裝了兩副刀叉和湯匙，每副都用紙做的餐巾包好。
誰給你的？
馬丁老闆。（第10頁）由於余先生將露臺酒吧誤譯成平臺上，後面這個馬丁老闆顯得特別突兀。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本都將最後一句譯為：馬丁。那老闆。這樣讀者就能知道馬丁是露臺酒吧的老闆，而不會感到摸不著頭腦。
如果說上面這個錯誤是疏忽所致，那麼另外一個錯誤應該歸咎於余先生對加勒比海地區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過啤酒，便把漁具搬回老人住的棚屋，隨後男孩問老人晚飯吃什麼，老人回答說：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頁）余先生將其譯成：一罐糙米拌魚。（第7頁）
Rice誠然有大米的義項，但米拌魚怎能下嚥呢？而且Yellow Rice並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區常見的菜餚，跟東南亞菜的咖哩炒飯或者長三角地區的揚州炒飯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過添加的作料是藏紅花或者胭脂樹籽榨的油，所以是黃色的。為了增加營養和改善口味，當地人往往給黃米飯添加雞肉、魚肉等配料。吳譯作：有鍋魚煮黃米飯。張譯作：一鍋黃米飯，就著魚吃。它們雖然和原文有點出入，但並沒有余光中先生的譯文離譜，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頁的最後一行又出現了一處明顯誤譯。我們先來看看原文是怎麼寫的：I'll be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原著，第17頁）余先生譯為：我弄到了沙丁魚就回來。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來，明早就可以一同吃。（第7頁）
無論是前文還是後面的敘述，海明威都明確地告訴讀者，這些沙丁魚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當魚餌的。原文的share也並無一起吃的含義，余先生曾任台灣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長達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詣，絕對沒有可能看不明白這層意思，他何以會這樣譯，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最後半句吳譯作： 明兒早上就可以分著用了。（第10頁）張譯為：我們早上可以一人一半。（第8頁）他們就都沒有誤將魚餌當作口糧。
在余先生翻譯的這本《老人與海》中，此類錯誤並不少見。比如第18頁有這麼一句話：他划過漁人所謂巨流的洋面，看到水裏'灣草'磷磷閃光；該處海床陡降七百英尋，灣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渦，所以各種魚類都在此匯集。就算撇開洋面這種奇怪的表達方式（漢語常用的說法是海面）和灣草這個奇怪的詞語，讀者也很難理解分號前後的文字到底有什麼聯繫，對用字極其在意的海明威為什麼要寫這個奇怪的句子呢？ 還是先來看看原文吧：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 （原著，第28頁）
為了便於討論，我先把這個句子譯成中文：他看見磷光閃閃，那是水中的馬尾藻，此時他划到的這片海面，被漁夫稱為'大井'，因為這裡突然變得很深，有七百英尋，各種各樣的魚兒因為水流沖擊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渦而聚集在這裡。
余先生將大井誤作巨流，後面那些解釋這個名稱的文字當然顯得很突兀，於是這個由雙重原因狀語從句構成的複合句不再層次分明、環環相扣， 而是變成兩個前後看不出有任何聯繫的分句。相較之下，將Gulf weed錯誤地（抑或應該稱為創造性地？）譯成灣草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余先生的譯本還有不少類似的錯誤，這裡就不一一展開論述了。如果僅有這些疏忽或者誤讀引起的錯誤，或許也可以稱得上瑕不掩瑜，因為譯著要做到完全沒有差錯是很難的。畢竟譯者在工作的過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擾，比如說接一通電話，或者被太太喊到樓下喝茶，都有可能影響對正在翻譯的字句的理解。但這個譯本的問題在於，它對原著文體的再現幾乎完全是失敗的，吳勞和張愛玲的譯本也是如此，儘管他們的這類錯誤相對少一些。這恰恰是翻譯經典文學作品的難處所在：並不是說把原文的每個單詞都看懂了，就能準確地將其翻譯出來。就以剛才提到那個句子為例，吳勞的譯文是：
他划到海裡的某一片水域，看見果囊馬尾藻閃出的磷光，漁夫們管這片水域叫大井，因為那兒水深突然達到七百英尋，海流沖擊在海底深淵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渦，種種魚兒都聚集在那兒。（吳譯，第21頁）
張愛玲的譯文是：
他看見墨西哥灣的海草在水中發出磷光，那時候他正划到海上，漁夫們稱為大井的地方，因為那裡突然深至七百尋，各種魚類都聚集在那裡，因為潮流沖到海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渦。 （張譯，第18頁）
表面上看，兩者的譯文似乎都沒有明顯的錯誤，雖然譯法各有不同，但表達的意思大體上是一致的。 它們能夠被稱為好的翻譯嗎？ 答案是不能。
文學大師和尋常作家的區別在於，前者的謀篇佈局、遣詞造句無不是仔細推敲的結果，譯者往往必須經過殫精竭慮的思考才能徹底理解他或她的寫作意圖。老人出海時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馬尾藻），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為當地久經風浪的漁夫，老人看到磷光，當然知道是馬尾藻發出來的，而馬尾藻的出現，則意味著他把船划到了大井這片海域。 老人知道大井有許多魚，但他卻決意到遠海去抓大魚，這強化了全書的悲劇色彩。簡單來說，phosphorescence、 Gulf weed、 great well（大井）和all sorts of fish（各種各樣的魚兒）這四個關鍵詞的次序是不容更改的，否則就會與書中構建的現實相悖。從這個方面來說，無論是吳勞還是張愛玲的譯文，都是失實的， 哪怕原文的每個單詞他們都沒有誤解。就好比給人畫像，把鼻子畫到了眼睛上面，雖然鼻子和眼睛都畫對了，但這不能稱為好的肖像。
但文學翻譯的艱苦之處在於，哪怕譯者完全明白作者的意圖，也總有些難關是跨不過去的。還是以剛才這個句子為例，是不是把上述四個關鍵詞的次序都處理對了，就可以稱得上完美的譯文呢？ 顯然不可以。
也許細心的讀者早已發現，這個句子很長，明顯不符海明威標誌性的電報體風格。事實上，《老人與海》原著每個句子的平均長度為約十四點七個單詞，而它長達六十個單詞，足足是平均長度的四倍。 原書中典型的句子是這樣的：The old man went out the door and the boy came after him.（原著，第26頁）這個長句所處那一段開頭兩個句子則更短：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But most of the boa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dip of the oars.（原著，第28頁）這種寫作技巧在文體學上被稱為局部變異（internal deviation），它的功能是通過文體的突變來強化作品中的某種氛圍或者人物的情緒。比如說在這裡，海明威雖然沒有描寫老人的心情，但這個複雜的、資訊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陣急促的戰鼓，成功地傳達出大戰在即的緊張氛圍，真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由於語言結構的本體差異，現代漢語缺乏相同的表達形式，譯者很難找到恰當的長句來傳達這種文體上的微妙之處，所以讀者可以看到，無論是余光中、吳勞還是張愛玲，都不得不用若干斷開的短句來轉換原文這個沒有標點的長句，雖然他們是久負盛名的詩人、翻譯家和作家，雖然他們的漢語寫作能力毫無疑問應該處於中上水平。
但話又說回來，正是由於文學翻譯中有這種不可翻譯的層面，譯者才應該更加用心地去解讀原文，力求把那些可翻譯的含義完整地傳達出來。遺憾的是，余光中先生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可以從一個簡單然而並非不重要的例子看出來。在小說的開頭，海明威這樣形容老人的船帆： 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原著，第9頁）緊接著，他又如此描繪老人的雙眼：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原著，第10頁）這兩個句子雖然很簡單，但它們用一對反義詞（defeat和undefeated）奠定了全書的基調：老人儘管一貧如洗，關於他的外表的一切（由船帆象徵），無不表明他是個失敗者，但他的精神（由眼睛象徵）卻是永不言敗、不可戰勝的。實際上，海明威能夠獲得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人與海》；而《老人與海》能夠得到斯德哥爾摩那些評委的青睞，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它一掃二戰後歐美文壇衰糜頹唐的悲觀主義風氣，用雄壯陽剛的音調發出樂觀主義的呼聲：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原著，第103頁，意思是但好漢不是為失敗而生的。好漢可以被毀滅，但不會被打敗。）正如瑞典學院的安德斯·奧斯特靈在當年頒獎典禮的演講中所說：這個故事是一曲頌歌，它提倡哪怕結果一無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奮鬥精神，讚揚失敗之中的道德凱旋。上述兩個反義詞體現的二元對立在書中無處不在，它是海明威在構建這種樂觀主義傾向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最明顯的是老人在海上捕魚時似乎化為兩個分身，他自言自語說出的話和心裡默默的思考完全是相反的。但余光中先生對這兩個句子的翻譯分別是這樣的：
就像是一面長敗之旗。 （第1頁）
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樣顏色，活潑而堅定。 （第1頁）讀者可以看到，原文那種強烈的對比被余先生消解得無影無蹤。 吳勞將後面一句譯成：它們像海水一般藍，顯得喜洋洋而不服輸。（吳譯，第4頁）也再現不了原文的深意。 張愛玲對這句話的翻譯倒是差強人意：眼睛和海一個顏色，很愉快，沒有戰敗過。（張譯，第2頁）不過用沒有戰敗過來形容眼睛，多少顯得有點怪異。
在張愛玲和吳勞的譯本中，讀者隨處可以看到一種初學翻譯的新手容易犯的毛病：時刻不忘將不定冠詞翻譯出來。 比如小說的第一句，原文如下：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原著，第9頁）
以中文寫作在海內外文學愛好者中享有教母般聲望的張愛玲居然譯為：他是一個老頭子，一個人划著一隻小船在墨西哥灣大海流打魚，而他已經有八十四天沒有捕到一條魚了。（張譯，第1頁）
海明威向來惜字如金，對贅詞深惡痛絕，假如他是中國人，很難想像他會這樣寫小說。張愛玲譯文中的一個、一個、一隻和一條完全可以刪掉，其實譯成這樣就可以了：他是個老人，獨自划著小船，在灣流中捕魚，八十四天來，他沒打到魚。至於余光中先生的譯文，則全然看不出譯者的詩人風采，讀者甚至會看到陽光晴好（第3頁）這樣疊床架屋、不知所云的詞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海明威以代詞指稱大魚時，總是用擬人化的人稱代詞he（他）及其變體（包括him和his）。 海明威這麼寫的意圖很明顯，因為書中老人屢次將大魚稱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 但是余光中、吳勞和張愛玲不約而同地將這個人稱代詞譯成了它。這到底出於什麼原因，實在是煞費思量。
總而言之，無論是最新出的譯林版，市面上最暢銷的譯文版，還是絕版多年的今日世界版，都不是《老人與海》的理想譯本。由於海明威在其愛達荷州寓所飲彈自盡的事情發生在1961年，按照伯爾尼國際版權公約，從2011年開始，國內的出版社可以不經海明威外國版權基金會的授權而名正言順地翻譯出版這位二十世紀文學大師的作品，我相信《老人與海》陸續還將有不同的新譯本問世。多一種譯本終歸是好事，因為這意味著讀者多一個選擇。普通讀者唯一的希望也許是， 新譯者能夠認真參考原有的譯本，盡可能避免前人犯過的差錯；又或者新譯者不屑站在前輩的肩膀上，那麼至少責任編輯應該負起這個責任。就拿余光中先生的譯本來說，編輯要是在審稿的時候比照其他譯本，諸如平臺上、糙米拌魚、巨流之類低級的錯誤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倘使這個小小的希望能夠成真，則庶幾是那些將來看到新譯本的讀者之幸。
东方早报(上海) 刘绍铭 人溺己溺翻译事 2011.02.27
张爱玲的《色，戒》，有Julia Lovell的英译：Lust, Caution。译笔流畅，病在中文理解能力不足，每见失误。有些失误倒不是因为译者看不懂原文，而是差了一点考证的工夫。Lovell把霞飞路译为 Hsia-Fei Road（拼音是Xiafei）。租界时代的上海，洋标帜很多。霞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Joseph-Jacques-Cιsaire JOFFRE（1852-1931）的音译。《色，戒》的英译，理应把霞飞路还原为Avenue Joffre。
霞飞路在英文翻译作品中不能音译，如同香港的弥敦道是Nathan Road，不是Midun Road的道理一样。香港的浅水湾酒店在张爱玲传奇《倾城之恋》中扮演了月老的角色。对上了年纪的老香港说来，The Repulse Bay Hotel是一份残存的浪漫记忆。浅水湾酒店因此不可以是Shallow Water Bay Hotel，更万万不可音译为The Qianshuiwan。
陈一白在2011年1月9日《上海书评》写的《谈谈〈老人与海〉的三种译本》，立论中肯，极有见地。难得的是行家文笔平易近人，少以行话或夹杠 （jargon）炫人。陈先生选的三个译本依出版的时序是：余光中、张爱玲和吴劳。陈先生用了最大的篇幅讨论余光中教授的译文。据单德兴《翻译与脉络》所引资料，余教授翻译《老人与海》时，还在念大学，1952至1953年间在台湾的《大华晚报》连载刊出。陈一白引用的是2010年10月译林出版社印行的简体字本。余光中在此书的译序上说新版本曾大加修正，改动的地方达一千处以上。
修订本显然还有不少疏漏之处。陈一白在第二页就找出问题。老人没有什么朋友。偶然跟他聊聊天、照顾他一下的是个男孩。这一天孩子要请老头喝啤酒：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余光中的译文：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小写terrace是平台、阳台。T字大写的Terrace就成了名词。陈一白说，书中用了大写的平台，其实是La Terraza酒吧，今天已成观光热点，许多游客都到那里缅怀海明威。余光中在这地方看走了眼，引起了故事中一系列连锁反应。把大写的Terrace看成 小楷，这种失误，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犯。为了配合陈先生的文章，《上海书评》特意把《老人与海》中露台酒吧的原型照片印制出来。海明威当年如果让孩子说请老人到La Terraza喝啤酒，一来这两个字的第一字母是大写，二来terraza是西班牙文，不管译者怎么不小心，也不会译为平台。但海明威写的是小说，不是旅游指南，在处理人物的身份和地点的名称上，没有必要实事求是。
陈一白在余光中译文找出的纰漏，我们只能选些有标示性的来讨论。原文：Ill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余译：我弄到了沙丁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
陈先生说余光中显然没有斟酌上下文，才会把share解作同吃的。在这句子中，沙丁鱼是用来作鱼饵的。
Critic文评家、剧评家、译评家，他们的本分是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这些专爱在人家泡制出来的食品中找碴子的人，究竟会不会下厨？厨艺如何？陈一白先生大概想到，自己说了余光中半天不是，如果不作些示范，实在说不过去。先看原文：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
对海明威文体有研究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用四个clauses构成的长句，非海明威本色。他破例写了这个没有标点的长句，一定别有用心。先看余光中的译文：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
拿原文跟余译比对，马上察觉到的是句子的次序经过调整了。原文叙述一气呵成，译文用了一个分号（semi-colon）。用陈一白的话说：于是这可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
余光中把Gulf weed译为湾草，其实应是马尾藻，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有载。Great well译为巨流，其实是大井。海明威行文布局，处处顾虑周详。陈一白这样解读说：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
陈先生因此肯定地说，phosphorescence, Gulf weed, great well和all sorts of fish是四个关键词，次序不容更改，否则会与书中的构建现实相悖。依陈先生看，海明威这个长句子有特定作用：通过文体的变化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气氛或人物的情绪。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但这个复杂的、信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急促的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该让陈先生给我们示范了。他的译文是：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到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
果然，陈先生的译文顺应了四个关键词的出现次序：磷光、马尾藻、大井和各种鱼儿。如果我们继续对余光中的译文挑眼，那么可以说他把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er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译为洋面有点怪异。Ocean通常译为海面。但在我看来，最值得讨论的是所谓的说法。我们细看原文，the fisherman是单数，因此这个渔人就是老头子本人。所谓是so-called，表示对所称存疑，或有保留。这片海面被老头称为大井，对他而言，这就是大井，没有什么所谓不所谓的。
陈一白先生的译文，调配有度，堪称范本。难得的是，他译文保持了原文的syntactic sequence（句法组合的次序）：phosphorescene，Gulf weed，great well all sorts of fish。前面说过，海明威这个信息密集、急如战鼓的长句，是用四个clauses构成的，全句没有一个标点。中文如要在格式上亦步亦趋，只有用意识流的句法。这句子虽然结构复杂，内容却不是老人的独白或思绪。用意识流的文体翻译，那就像俗语说的牛头对马嘴那样不相称了。因为中文和英文在结构上存在本体的差异，现代汉语没有相同的表达形式，所以陈先生不得不用断开的短句来传递原文长句子的讯息。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文，也无法突破这种语文结构的限制。
陈一白的长文重点讨论的是余光中的译本。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可能是为了篇幅关系，落墨不多。陈先生指出余光中对share沙丁鱼的误解后，这么说：余先生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解，译者一时大意，没有细看上下文来决定share在这context上的意义。
译文的水平，与译者的江湖地位并无关系。译坛名宿Arthur Waley把赤脚大仙看成redfooted immortal，可能是匆匆取了赤字在辞典上的第一义。这种失误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翻译工作，没有谁可以君临天下，这也是说谁都可能犯错。本文以人溺己溺翻译事标题，听来有点不伦不类，但我是想到自己翻译的几本小说，行家若拿到手术台上解剖，准会找到好些大可商榷的地方。人溺己溺不外是要跟大家share翻译工作之风险，认识到自己的译作，随时有失手之可能。
说到翻译的风险，陈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现成的例子。《老人与海》的第一句：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陈先生说这句话，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
陈先生认为这是一般初学翻译新手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译出来。海明威惜字如金，对赘词深恶痛绝。依陈先生的意思，此句中译，大可把一个、一只和一条删掉，简化为：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陈先生的话有理，中文的习惯的确如是。我想张小姐若不是在看原文时把一个、一只和一条盯得这么紧，她不会写出这么啰嗦的中文。翻译工作一不小心就自损其身，此是一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风险的一种。张小姐当年若不为稻粱谋而下海翻译，就不会写出这些半洋化的句子。不过话说回来，就目前老人的境况来说，我倒觉得如果说成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一条鱼加上一条，效果更能托出老渔人可怜的处境。这家伙连一条鱼都抓不到！真的，一条鱼都抓不到。
(扬子晚报) 张爱玲海明威在书里相遇 张看《老人与海》受热捧 2012.04.10
近日，由张爱玲生前翻译的海明威经典名著《老人与海》简体版上市，这本被誉为第一中译本的经典作品，刚一出版就引起读者的好奇和热捧。两位不同美学风格的作家，在《老人与海》里相遇，当苍凉遇到硬汉，张爱玲有何机缘翻译此书？又成就了怎样的译笔？对此，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和止庵先生。
张氏译作是在香港完成
据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介绍，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红遍西半球之际，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迫于生计，张氏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参与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老人与海》就在此之列。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中译本1955年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同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至此，张爱玲生前翻译的《老人与海》成为了最早的中译本。记者了解到，这部经典著作至今有海观、吴劳、黄源深、余光中等多个中译本。与其后的译本相比，张氏译本提供了一种更特别的张看《老人与海》的方式。
与海明威文风默契暗合
学者止庵告诉记者，从译文风格来看，张氏简洁干净的文风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的语言，有着一种默契的暗合。在序言中张爱玲说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传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止庵认为，张爱玲的译文颇多精彩之处，如形容老人的眼睛，吴劳译作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余光中则翻译为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张氏则译为他的一切全是老的，除了眼睛。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优劣姑且不问，张译显然更有精神代入的痕迹，也更确切捕捉到老人的刚毅的一面。(蔡 震)
(华西都市报) 张爱玲版《老人与海》被公认为第一中译本 2012.04.10
昨日，记者从出版方新经典获悉，由张爱玲生前翻译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简体中文版，已经于近日出版上市。据出版方营销编辑张小姐介绍，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该书第一中译本，此次是半个多世纪后首次在内地以简体字出版。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昨日对华西都市报记者介绍，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当时她需要钱，为了赚得稿费，张爱玲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签订合作合同，参与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其中《老人与海》就在此之列。
宋以朗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张爱玲的这部译著，此前从来没有出版过简体字版在内地发行。在香港，自1972年至今年初，几十年间也没有再版，在市场上也难以见到。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新京报) 张爱玲译本《老人与海》面市 2012.04.10
新京报讯 （记者姜妍）张爱玲热还在延续，只是这一次不是她的小说而是她的译作。在繁体版的张爱玲译作《老人与海》推出2个月后，其简体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海明威、《老人与海》是读者早已熟悉的两个名词，如今又加上了张爱玲。但当年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张爱玲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主动去翻译的，她是迫于生计。
据陈子善介绍，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红遍西半球之际，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迫于生计，她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参与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老人与海》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译本曾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过，是《老人与海》最早的中译本。
对于本书的翻译特色，止庵认为，从译文风格来看，张氏简洁干净的文风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的语言，有着一种默契的暗合。止庵说，张爱玲翻译形容老人的眼睛时，更有精神代入的痕迹，也捕捉到老人的刚毅一面。
据悉，本书除了《老人与海》外，还附带收入张爱玲翻译的玛乔丽·劳林斯《鹿苑长春》及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故事》。
(青年报) 张爱玲版《老人与海》称第一被指宣传夸张 2012.04.11
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简体中文版这几天已经上市。然而，书商宣传时使用所谓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中文译本的宣传语，还将其他《老人与海》译本与之对比，以自抬身价的做法，引起了其他译本译者的不满。现在不少图书宣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事实上已对读者构成了误导，这引发了业界和读者的普遍忧虑。
本报记者 郦亮
现象
第一中译本打击一大片
这几天，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简体中文版已经上架。毫无疑问，张爱玲的加入，让读者对书市中的《老人与海》众多中译本又多了一个选择。然而这回书商对张爱玲的包装，却引发了不满。在对外造势宣传中，书商力求将张译本树立为众多《老人与海》译本中的第一中译本，甚至还从其他几个版本中挑出句子来，与张译本进行一番比较，以说明张爱玲译得更为精彩。
说"第一中译本"这就是炒作，这些《老人与海》的译本我都作过比较，张爱玲的译本绝对称不了"第一"。昨天资深翻译家吴劳对本报记者说。吴劳也是《老人与海》的一位译者，他的译本在张译本上市前影响一直很大，销量也很惊人。对于书商如此包装张译本，并自封第一，吴劳老先生有点不平。张爱玲最先翻译了《老人与海》，但这并不代表其翻译水准就是最高。首先一点，《老人与海》里有大量西班牙语，张爱玲就未必把握得好。作家来翻译，有时容易浮在面上，而且他们对一些硬伤和所谓小节有时也会觉得无所谓。
据本报记者了解，现在市面上的《老人与海》中译本，除了张爱玲和吴劳的两个译本，还有黄源深、海观和余光中的几个译本。这些版本中绝大部分目前在书店都能找到。张爱玲译《老人与海》说自己是"第一中译本，这确实有点夸大了，也是为了吸引眼球吧。博库书城企划经理朱兵昨对本报说，他们不会因为书商自封第一，在图书推销上就会轻视其他版本，"张迷"会买张爱玲的书，而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据悉，尽管自抬了身价，但张译《老人与海》在博库上市一个多星期，销售48册，成绩只能算中上。
反思
图书为何遍地老子天下第一
近年图书宣传中的浮夸肉麻之语屡见不鲜，雷到了一大片读者。比如去年《问学余秋雨》一书，腰封上就赫然印着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子《问学》余秋雨，将余秋雨与孔子相提并论。又如一本小说《古董商人》自称这是一本比《达·芬奇密码》更优秀的历史悬疑小说，毫不客气地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但据记者了解，这些雷人之语有很多非作者的本意，而是书商营销的需要。作家阎连科曾经对本报记者透露，他在出《风雅颂》时，出版社为包装，想封他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他不同意，可在他去了一趟英国回来后，他已经是中国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了。
人家都是什么"第一"、"巅峰"、"伟大"，我们不弄一个"鼻祖"出来可能就会吃亏。读者就会认为，人家都到"巅峰"了，你再出书也是徒劳。一位出版人曾对本报记者说。也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刚刚将某网络写手封为中国恐怖小说鼻祖。据记者观察，为了捕捉眼球，夸张宣传俨然成为现在已经很多书商所必须掌握的营销手段。什么都得往大里说，千万别谦虚，一谦虚就得死，这也成了图书营销普遍的共识。在这个领域，中国人谦和、礼让、严谨和诚信的传统价值都荡然无存，只剩下夸夸其谈。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图书市场遍地老子天下第一，但语不惊人死不休却并没有给图书销售带来多少好处。读者孙渊告诉记者：如果每部作品都是"巅峰之作"，那我就会想究竟哪一作品算得上"巅峰"，千万别相信书商的话，得自己看。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是，这一股夸张宣传之风，正在使书商的最后一点信誉消耗殆尽。对读者而言，遍地大师和鼻祖的出版界恐有再不值得信任之忧。
应对《广告法》也得管图书夸大广告
在《广告法》的制约之下，现在医疗广告中的夸张宣传已经得到遏制，而在上海知名律师吴冬眼里，《广告法》管得了医疗，也管得了图书。我国《广告法》禁止广告中的虚假内容，禁止使用最高级的词汇来形容产品。照此来说，图书宣传中使用"巅峰""第一"等词汇，都违反《广告法》的。另外法律还规定，在广告中如果要使用数据和引用语，都必须标明出处。这样，图书如果要说"大师"和"鼻祖"，那都必须注明是谁给了这些称号。
吴冬认为，现在一些图书的夸张广告，存在明显误导读者的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读者完全可以申请退一赔一。 (来源：青年报)
(半岛都市报) 张爱玲和海明威 相遇在老人与海 2012.04.13
近日，由张爱玲生前翻译的海明威经典名著《老人与海》简体版上市，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得读者热烈追捧。两位不同美学风格的作家，在《老人与海》里相遇，当苍凉遇到硬汉，张爱玲有何机缘翻译此书？又成就了怎样的译笔？
作品介绍 张爱玲在香港完成翻译
《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也是全球广为流传的经典名作。该小说上世纪50年代问世，小说讲述了一位老渔夫在大海上捕鱼的冒险，以及和一位孩子的友情，隐喻人生的勇气与毅力。
《老人与海》1952年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杂志在48小时之内竟售出了530万册！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与赞誉，海明威也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经典著作至今有海观、吴劳、黄源深、余光中等多人翻译，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问世又给这部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阅读体验和参考价值。
据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介绍，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红遍西半球之际，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迫于生计，张爱玲在美国驻中国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参与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老人与海》就在此之列。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中译本1955年由中国香港一出版社出版，同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至此，张爱玲生前翻译的《老人与海》成为了最早的中译本。记者了解到，这部经典著作至今有海观、吴劳、黄源深、余光中等多个中译本。与其后的译本相比，张爱玲译本提供了一种更特别的张看《老人与海》的方式。
学者止庵告诉记者，从译文风格来看，张爱玲简洁干净的文风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的语言，有着一种默契的暗合。在序言中张爱玲说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止庵认为，张爱玲的译文颇多精彩之处，如形容老人的眼睛，吴劳译作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余光中则翻译为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张爱玲则译为他的一切全是老的，除了眼睛。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优劣姑且不问，张爱玲的翻译显然更有精神代入的痕迹，也更确切捕捉到老人的刚毅的一面。 青典
张爱玲译著序 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
我对于海毫无好感。在航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世界上的水实在太多。我最赞成荷兰人的填海。
捕鲸、猎狮，各种危险性的运动，我对于这一切也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
海明威自上世纪20年代起，以他独创一格的作风影响到近三十年来世界文坛的风气。《老人与海》里面的老渔人自认为他以前的成就都不算，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证明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说他自己。尤其因为他在写《老人与海》之前，正因《过河入林》一书受到批评家的抨击。
《老人与海》在1952年发表，得到普利策奖金，舆论一致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现在海明威又得到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世界写作者最高的荣誉。虽然诺贝尔奖金通常都是以一个作家的毕生事业为衡定的标准，但是这次在海明威著作中特别提出《老人与海》这本书，加以赞美。
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题是毅力。他给毅力下的定义是：在紧张状态下的从容。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 ，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都看看这本书，看了可以对我们这时代增加一点信心，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张爱玲写于1954年
(京华时报) 张爱玲风格明显丢了海明威韵律 2012.04.27
这本书收入张爱玲所译三篇美国小说名篇，译文简练而流畅，基本处于达的阶段，词语选择略带民国风范，成一家之风格。但由于受时代影响，有些语句显得有些生硬直白，或是稍欠准确。就《老人与海》来说，对照原文，有些地方的翻译是词语的简单直译，没有将意思补充完整，让人读来摸不着头脑，不如吴劳的译本好。但此版作为《老人与海》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值得一看。（徐畅冬）
张爱玲和海明威，是两个文字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家。一个怀有女性独有的缠绵幽深，一个则是以硬汉简约有力闻名。以柔绵之笔翻译刚劲有力之作，会出现怎样的效果？这是本书的看点。对照译林出版社的黄源深译本，张译本缺点明显，海明威间约有力的语言风格被破坏了，她的中长句破坏了原著的风格。黄源深译本凝练的短句，更接近于原著，更接近海明威的风格，也较张译本更胜一筹。张译本并非改变作者原意，而是将文字的韵律丢失了。我给张译本打7分，可读，但没有惊喜。（郑晓波）
《老人与海》《鹿苑长春》与《睡谷传奇》三部小说，作者不同，题材与风格迥异，却因张爱玲的翻译汇集在一本书里，读起来给人一种超值的享受。虽然张爱玲在后记中说谈到近人的作品，说不朽总仿佛还太早，但是显然，张爱玲确信她翻译的这三部作品终将不朽。喜欢她的译笔，没有华丽的辞藻，无一丝生硬和晦涩，朴实沉静中自然透露出大家风范。作者杰出的创造和译者忠实的诠释，在这本书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王铁军）
(雅虎读书) 张爱玲原来是《老人与海》中译第一人 2012.05.09
张爱玲与海明威，从读者角度看，二者似乎很难交集。但事实上，这样的关公战秦琼在60年前就发生了。尽管张译的文学价值褒贬不一，但作为《老人与海》的中译第一人，张爱玲连跨界都依然传奇。
张译《老人与海》好与不好见仁见智，但海明威的简洁准确明显影响了张后来的写作。
日前，张爱玲译著《老人与海》首次出版了中文简体版，加上同册出版的《鹿苑长春》和《睡谷故事》，她的全部外国小说译作在内地读者面前首次亮相。如果没有翻译家张爱玲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读者那里的张爱玲也是不完整的。《张爱玲全集》的主编、藏书家止庵如是说。
这本《老人与海》正是《张爱玲全集》中的译文集部分。这本张译不仅如之前张爱玲的每一部遗作一样，是世人瞩目的焦点，且充满了陈年案头清供可寻味。
为什么又是张爱玲？还有个范思平
近年来，随着张爱玲的遗作纷纷重见天日，内地读者也越发熟悉宋以朗这个名字那是张的遗产继承人。但宋以朗的父亲宋淇之所以会成为张爱玲后半生的挚友，缘起就是因这本《老人与海》。
60 年前，宋淇在美国驻港新闻处译书部任部长。他在旧信中曾写道： 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 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时任美新处主任麦卡锡）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
1952年9月，海明威的原著刚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出，12月，《老人与海》的中译本初版便面世了。但据出版方原香港中一出版社的档案显示，此版作者的大名却赫然写着范思平。这似乎不太符合张爱玲早就标榜过的出名要趁早，但完全合情合理。张爱玲研究权威、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解释说。
张爱玲当时境遇不佳，正如她在自传里提到那样，我本来对翻译这些小说毫无兴趣，但需要稿费十分迫切，否则以她在华语文坛的地位，也不会看报纸广告应征了。二来她初来乍到，不知道香港文坛的水有多深，又遭遇过别人的冒名伪作，因为爱惜羽毛，她在美新处也用过爱珍的笔名。
可惜初版及二版均已散佚，这次的内地版也以同一家出版社1955年三版的版本为准。我们看到的版本还有再版译序：我对于海毫无好感，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 现在海明威又得到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世界写作者最高的荣誉。虽然诺贝尔奖金通常都是以一个作家的毕生事业为衡定的标准，但是这次在海明威著作中特别提出《老人与海》这本书，加以赞美。
大作家提译笔，信达雅难称第一？
对于张爱玲来说，翻译原本只是生计所迫的副业，但这都能被第一人的馅饼砸到头上，不能不说她的确是出名要趁早。读过译林社引进的台版余光中译本《老人与海》的，都记得余老的译序里写到，他自己在台北《大华晚报》上的连载是最早的中译本。有意思的是，余老的夺冠庆祝被历史证明是乌龙了。余先生的连载到1953年1月23日刊完，张爱玲版是1952年12月首发的，就算是31日，余先生也晚了23天，只能屈居亚军了。陈子善介绍说。
在序中张爱玲说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止庵认为，张爱玲的翻译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式的语言，有着一种默契的暗合。止庵以最为经典的那段对老人眼睛的描写为例作比较，吴劳译：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余光中译：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张译：他的一切全是老的，除了眼睛。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张译是典型的直译。在我看来，直译的好处是不以所谓汉语的美（其实常常是不美，如滥用成语之类）以取消原文的美。
对此，作为目前《老人与海》在内地发行最早、群众基础最深的版本的译者，资深翻译家吴劳颇感不平。所有的译本我都作过比较，张爱玲只能说是第一个翻译的，但她的译本绝对称不了第一。首先，《老人与海》里有大量西班牙语，张爱玲就未必把握得好。作家来翻译，有时容易浮在面上，而且他们对一些硬伤和所谓小节有时也会觉得无所谓。
吴老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如果说把不说废话原教旨主义者海明威的原著被张翻厚了一倍，还能称是电报式直译，可归结为中英语境之别，但张译的硬伤的确是个问题。以老人遇鲨鱼那段为例，张译去吧，加朗诺，溜下去一英里深令人莫名其妙。其实，galano是拉美西语里对鲨鱼的俗称；再如老人和孩子聊棒球比赛，我研究研究出自没上过一天学的渔童之口，也的确有点雷人。
但老话曰：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更何况那时的张爱玲只是个刚过而立的年轻女性，又是生计所迫才吃了翻译这碗饭。海明威（1952年）九月原著出版，张爱玲十二月就去了日本，也就是说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陈子善看来，急就章的白璧微瑕是在所难免的。但忠实地呈现这些，正是为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又添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YNET.com) 张爱玲 难懂海明威 2012.05.30
一句话点评：张爱玲的翻译小心翼翼，谨慎过度。
有两本大名鼎鼎的书，总是让人觉得不过如此。一本是《小王子》，另一本则是《老人与海》。小王子情节散乱，作者在天空上飞行惯了，思维发散得很，以至于读过之后，收获的不过是一些零七碎八的片段。可怜一些人牵强附会，硬是挤出一些所谓的自由、人性之类的字眼出来。
《老人与海》也是那样，故事很简单，篇幅也不长，但叙事波澜不惊，其中多是一些随意的环境描写，再加上主人公圣地亚哥的断断续续的心理刻画，让人昏昏欲睡，完全提不起精神来。
但是，人家《老人与海》可是经典名著呢，海明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半是这本书的功劳。岂能不好看？哪能不思想深刻，意蕴丰厚？你看着不起劲，是你功力不够，不懂得欣赏罢了。
真的读书人，是不惮于诺贝尔奖的，说白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那十几个瑞典人对世界文学的一种看法，有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不跟他们玩，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些仰视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要给《老人与海》弄出点意义出来，于是紧紧抓住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倒这句话不放，无限地衍伸、扩展，上升到人性顽强、精神永胜的高度。乖乖，动不动就形而上地升华，是不是真的要如此？反正海明威自己说这小说没有那么多的象征，渔夫就是渔夫，鲨鱼就是鲨鱼。
海明威是以失败的悲观色彩来写小说的，八十多天了，圣地亚哥终于逮到一条鱼，还被鲨鱼吃个干净，难道说人的拼搏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固然，这里面有人与自然搏斗的无畏和坚持，但海明威明白到头来终究没有结果，硬汉终有软弱的时候，于是自己在六十出头的时候开枪了断了。反倒是圣地亚哥的原型，那个渔人从来不想所谓的意义是什么，结果一下子活了一百多岁。顺其自然绝不是一句空话，不过海明威到死才明白。那些认为海明威在书中表达的是人类面对自然不认输的思想，并没有真正了解作者的心。
现在翻译满大街都是，但是好的翻译却不多。之前就难为余光中翻译了，错误的地方不少，现在看到的是经张爱玲之手的文字，也可以说有些勉为其难。《老人与海》的原句是相对简洁的，到了张爱玲的手中，一经化妆，就啰唆起来。开篇她介绍圣地亚哥，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连用这么多一，只能说她不懂海明威。海明威文字，向来讲究干净利落，张爱玲却这样拉拉扯扯，多做无谓的装饰，距离原作的风味就远了。通篇《老人与海》，张爱玲的翻译小心翼翼，谨慎过头，太纠缠琐碎的句词，结束显得平淡无味。倒是书中最后的另一篇小说的译文，笔调轻松幽默，值得一看。
文化星期五_中國網 張愛玲譯《老人與海》 陳子善
1952年，海明威發表中篇小説《老人與海》，刊登這篇小説的美國《生活》雜誌在48小時之內竟售出了530萬冊！也就在這一年的7月，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達香港。她先在香港大學文學院註冊，準備繼續未完的學業，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後來，張愛玲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新聞處找到一份翻譯工作，參與大規模的美國文學作品中譯計劃以維持生活。
兩年之後，張愛玲翻譯了《老人與海》。張愛玲當時還為美新處翻譯了《愛默森選集》（馬克范道倫編）、《無頭騎士》（華盛頓歐文著）、《小鹿》（瑪喬麗勞林斯著）等。據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中回憶，張愛玲其實對她翻譯的這些美國文學作品都不喜歡，無可奈何地硬著頭皮譯，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老人與海》。
確實，張愛玲對中外文學作品有著獨特的不易為常人理解的欣賞品位，《老人與海》能入張愛玲的法眼，使翻譯工作愉快勝任，可以張愛玲在1954年11月為《老人與海》中譯本所作的序為證。這篇序是張愛玲的佚文，迄今為止海內外各種版本的張愛玲選集、文集、全集乃至典藏全集均未收入，現全文照錄如下：
我對於海毫無好感。在航海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這世界上的水實在太多。我最贊成荷蘭人的填海。
捕鯨、獵獅，各種危險性的運動，我對於這一切也完全不感興趣。所以我自己也覺得詫異，我會這樣喜歡《老人與海》。這是我所看到的國外書籍裏最摯愛的一本。
海明威自一九二幾年起，以他獨創一格的作風影響到近三十年來世界文壇的風氣。《老人與海》裏面的老漁人自己認為他以前的成就都不算，他必須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證明他的能力，我覺得這兩句話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説他自己。尤其因為他在寫《老人與海》之前，正因《過河入林》一書受到批評家的抨擊。《老人與海》在一九五二年發表，得到普利澤獎金，輿論一致認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現在海明威又得到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金世界寫作者最高的榮譽。雖然諾貝爾獎金通常都是以一個作家的畢生事業為衡定的標準，但是這次在海明威著作中特別提出《老人與海》這本書，加以讚美。
老漁人在他與海洋的搏鬥中表現了可驚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類應有的一種風度，一種氣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題是毅力。他給毅力下的定義是：在緊張狀態下的從容。書中有許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滿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們是否能夠體會到。這也是因為我太喜歡它了，所以有這些顧慮，同時也擔憂我的譯筆不能達出原著的淡遠的幽默與悲哀，與文字的迷人的韻節。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大家都看看這本書，看了可以對我們這時代增加一點信心，因為我們也産生了這樣偉大的作品，與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代表作比較，都毫無愧色。
張愛玲在序中認為《老人與海》不愧偉大的作品，表達了一切人類應有的一種風度，一種氣概，是她所看到的國外書籍裏最摯愛的一本，可見喜歡之深，評價之高。而她的中文譯筆，雖然她在序中謙稱不能達出原著的淡遠的幽默與悲哀，與文字的迷人的韻節，但據當時擔任香港美新處主任的理查德麥卡錫晚年回憶，中譯本出版之後立即被稱許為經典。
張愛玲的《老人與海》中譯本于1955年由香港中一齣版社出版，同年秋天，張愛玲就漂洋過海移居美國了。
到了1972年1月，張愛玲翻譯的《老人與海》中譯本改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今日世界社版《老人與海》刪去了張愛玲的譯序，由美國學者Carlos Baker所作《老人與海》英文版序取而代之，序的中譯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
今日世界社版《老人與海》與中一齣版社初版本比較，還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即增添了香港著名畫家蔡浩泉（1939－2000）所作的八幅插圖，筆力遒勁，栩栩如生，頗收圖文並茂之效。這些精彩的插圖，海明威本人當然是看不到了，不知張愛玲是否見過，是否認可。
儘管今日世界社版《老人與海》後來數次重印，但奇怪的是，張愛玲翻譯的這部《老人與海》及她的初版本譯序一直未能進入張愛玲研究者的視野。直到今年3月，才由美國學者高全之在他的大著《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中有所提及。這對張愛玲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損失。
海明威1954年因創作《老人與海》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大概也是張愛玲當年應香港美新處之約及時翻譯《老人與海》的緣由。《老人與海》問世至今，已出版了多種中譯本，各有韆鞦。由於張愛玲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所翻譯的《老人與海》及初版本譯序理應受到特別的關注，何況，這還是《老人與海》最早的中譯本！
《文匯報》
亞洲週刊 張愛玲、林語堂、錢鍾書、余光中與英文的愛恨關係 林沛理 2016/07/23
林語堂、錢鍾書、張愛玲和余光中都是精通英文的傑出中文作家。他們愛中文也愛英文，但從未想到中、英文可以像中國人和外國人在上海租界那樣華洋雜處。
對一整代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來說，英文是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它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賽先生（科學Science）和費小姐（自由 Freedom）這些勝利者的語言，代表文明和進步、時尚與好生活。「民國女子」張愛玲在上海租界長大，她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是《我的天才夢》的英文版，當時她只有十七歲。成名後她將《金鎖記》改寫成英文小說"The Rouge of the North"，更將全本《海上花》譯成英文。到了晚年，在美國生活的張愛玲索性放棄中文寫作。她野心最大的兩部自傳小說《雷峰塔》和《易經》都是用英文寫的。她畢生的遺憾，是她的英文寫作沒有像林語堂那樣，在西方受到讀者歡迎和學術界重視。
英文造詣頗高、對美國文化常有真知灼見的張愛玲用中文寫作時不隨便加插英文，但幾乎每次皆能曲盡其妙。她在《談看書》提到「the ring of truth」，形容它是事實發出的「金石聲」，讓人聽上去「內臟感到對」（internally right），因為「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裏面有深度闊度」。這不是翻譯，而是利用外國語言的新奇和陌生去作思想的跳躍。在《憶胡適先生》一文，她將「feet of clay」譯成「黏土腳」，說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腳，不可信」，不動聲色就顛覆了「feet of clay」解性格缺陷的原意。
令張愛玲既羨又妒的林語堂也許是「中國以英文寫作的第一人」，但說他的英文好，是考慮到他的母語不是英文。即使對這位幽默大師敬之如神，也很難說他的文筆比得上艾略特(T. S. Eliot)、奧維爾(George Orwell)或者羅倫斯(D.H. Lawrence) 這些英美的殿堂級作家。同樣用英文作為第二語言寫作，以探討孌童癖的《洛麗塔》("Lolita")震撼文壇的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堪稱散文大師(prose stylist)，但林語堂頂多是個散文家(prose writer)而已。他的暢銷書"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著名的《生活的藝術》是中文版）有以下多達五十一字的長句子：
Anyone who is wise and has lived long enough to witn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fashion and morals and politics thr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ree generations should be perfectly satisfied to rise from his seat and go away saying "It was a good show," when the curtain falls.
以長句子顛倒眾生的英國作家吳爾芙 (Virginia Woolf)認為，句子可長但不可囉嗦，更不可炫耀自己的長度(A sentence can be long but not long-winded and should never call attention to its length.)。林語堂這句子的問題是聰明太外露和經營太刻意，因而顯得匠氣十足；而這正是寫長句子的大忌。首先，"who is wise"是敗筆，流露出作者認為自己比讀者聰明很多的優越感。其次，接連使用"the rise and fall"不但造作而且牽強。三代的升沉起落當然說得通，但用來形容「時裝、道德和政治」卻有點彆扭，倒不如乾脆用"changing"（更迭）。
林語堂對自己的英文非常自負，這可以從他說邱吉爾的英文只是「不錯」可見。在《談邱吉爾的英文》，他提到邱吉爾病危，有人問他對死亡的感想，他答道：「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林語堂譯成「酒店關門時，我就走」。「pub」在英國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譯作酒館或酒吧；與酒店的含義和引發的想像大大不同。「leave」用作死的委婉詞(euphemism)，譯作「離開」似乎比「走」合適。原文是一句短小精悍的句子，乾淨俐落；譯成中文卻變得拖拖拉拉，想不通為何不可以是「我會在酒吧關門時離開」。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英文再好的中國人玩英文雜耍，有時也難免失手，在抖盤時跌破一兩隻碟子。錢鍾書是貨真價實的大才子，據說英文造詣之高，可以把英文玩弄於股掌之間。不過，「據說」往往是事實的敵人，這次也不例外。錢鍾書夫人楊絳頗以夫君的英文智商(English quotient)為榮，在《聽楊絳談往事》一書，她提到錢鍾書在文革時奉命參與《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其中一句「吃一塹，長一智」幾乎難倒所有人。大家問錢鍾書該怎麼譯才算「信達雅」，他想也不用想就答道："A fall into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以「pit」和「wit」來押句尾韻固然巧妙，但用「fall」和「gain」來做對比卻嫌想得不夠透徹。「rise」既是「fall」的天敵也是摯友，為什麼不用它來代替同樣解作增長的「gain」？錢鍾書是何許人，怎會不知道"A fall into a pit, a rise in your wit"比"A fall into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好？他不假思索地用「gain」而沒有想到要用「rise」，相信是受成語"no pain no gain"的影響。這也難怪，此話在英語世界固然家喻戶曉，在華人社會也廣泛流傳；且意思跟「吃一塹，長一智」完全一致，都是提醒世人不勞則無獲。
余光中比張愛玲小八歲。他一生與英文有緣，為學好英文，想必流過不少血汗和淚水。可是，在南京而不是華洋雜處的上海出生的余光中跟張愛玲不同，他從來沒有以英語寫作留名的志向和抱負。他的英語寫作能力遠遜張愛玲和林語堂，但對優秀的英語寫作有極高的領悟和鑑賞能力，因而選擇以翻譯而非創作與英文建立「親密關係」。
借英文彰顯中文美而有力
余光中不是不會在寫作中夾雜英文，但用起英文來總是有板有眼，不卑不亢。有時就像旅人離開是為了回來，余光中用英文，是借它來彰顯中文的美而有力。英文在他的中文寫作中不管多麼靈巧俏麗，也只是善解人意的婢女，頂多是千嬌百媚的愛妾。只要中文這個知書達禮、儀態萬千的大家閨秀正室出場，馬上得靠邊站當第二把手。多年前，他為梁錫華的散文集《揮袖話愛情》作序，說作者寫自己「每到緊要關頭，卻又左右而顧，吞吐而言，或者索性戛然而止」。他用英文「tantalizing」形容此一誘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散文風格，卻不忘在「tantalizing」之前加上「探透耐性」四個字。「探透耐性」之於「tantalizing」，當然是音意俱佳、妙到毫顛的翻譯。在余光中的心目中，可能更是確鑿的證據，向世人宣示「任何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做得更好」（Anything English can do Chinese can do better）。
林語堂、錢鍾書、張愛玲和余光中都是精通英文的傑出中文作家。他們愛中文，也愛英文，但從未想到中文和英文可以像中國人和外國人在上海租界那樣「華洋雜處」。對他們來說，英文仍是「他者」的語言。使用這套語言，需要充分的理由（例如談邱吉爾的英文），更牽涉到誰駕馭誰、誰比誰優勝的權力問題（「任何英文可以做的事情，中文定可做得更好」）。
我對英文沒有鄉下人對大城市的好奇和著迷，所以不會認為「只要是英文，就值得引用」（quotable as long as they are English）。我想做到的，其實是引出引語的新意 （I quote to give new meanings to the quotes）。例如在一篇討論手提電話改變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文章，將「需要乃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改寫為「科技發明需要」（Technology is the invention of necessity）。
一對讓我任意飛翔的翅膀
也許更重要的是，在中文寫作之中，不受限制、無拘無束地使用英文，令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寫作時要待在一個地方如同坐牢，英文和中文卻是一對讓我可以任意飛翔的翅膀。《哈姆雷特》(Hamlet) 的名句：「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即使捆在果殼之中，我仍然當自己是無限宇宙之王）。這就是英文給我的自由，有需要的話，也是我的答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