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與張愛玲

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夏志清文选

　　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心，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较“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竟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 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 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沪江编了一年半《旁观报》，也为一九四三年的毕业纪念册写了两篇文章，比我低一两班的学生，尤其是主修英文系的同学，应该对我都有些认识的。实情确是如此。柯灵夫人陈国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系毕业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评家李子云来纽约之便，托她带给我一册《沪江大学纪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06—1986》，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毕业生中，在校时即同我有些来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学生，果然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学，后来在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她八十年代即已来美，现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学、师友在她家里同张爱玲见面的则是同届英文系另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当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记不清是否她亲自电话上邀我，还是托熟人到我家里来邀我去参与此会的。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张爱玲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散文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了，只可惜当时我还无缘拜读。早已看过的只是她那篇处女作《天才梦》，因为济安哥既是《西风》的长期撰稿员，赠阅的杂志寄到家里，翻阅是很方便的。大学毕业后，我抱定宗旨不去阅览我国的当代作品，因为自己既在专攻英美文学，兼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要精读的经典著作，须涉猎的现代名家，实在太多，连张爱玲这样特别走红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沪江老同学，除了丁念庄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个文艺集会上，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里，既非迫不及待地要同张爱玲会面，也不能说是专心为了要见她而去的。

　　我那时住在霞飞路（胜利后改称为林森路，一九四九年后再改称为淮海路）八五五弄十号，斜对过即是国泰大戏院，但弄堂里的房子却十分旧式。我们是三房客，只住三楼一层加一个亭子间，实在不敷应用。父母亲睡在三楼卧房内，济安哥在家时住亭子间，女佣阿二（后改称为“寄好婆”）想是搭地铺睡的，玉瑛妹睡在哪里我已记不得了。我自己则睡在客厅兼书房。每晚阿二同母亲或我自己把棕垫搭在两条长凳上，上面再放褥垫、棉被，翌晨我起床后，阿二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倒是很费时间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父亲把我们一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法租界，自己再到大后方去，我就每晚搭床睡觉，几近睡了八年。一九四五年初，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居临近兆丰公园的兆丰别墅，面积大多了。我们虽仍是三房客，我终于有了一张床，放在我的书房里。

　　珍英住在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该路的新名为何，手边无资料可查。住惯了纽约市，一九八三年返沪一看，觉得旧日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区实在不能算大。章小姐住的是新式洋房，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非常宽敞，请了二三十个客人，一点也不觉得挤。我到场时，可能张爱玲还没有来，我为孙贵定教授所吸引，跟着五六个人听他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英文系博士学位的经过。他学成返国才两三年，一直在光华大学当教授，济安哥自己在光华教英文的时候，即同我讲起过他。那天不管他讲古英文、拉丁文如何难学，我倒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家里无钱，留学的事不能去想，只有自己继续努力用功这条路。孙贵定风度极好，但未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后来张心沧、丁念庄都去爱丁堡留学，心沧拿到英文系博士学位后，还写了本以中国观点看大诗人史本塞（Edmund Spenser）的书；念庄研究四川方言有成果，也拿到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这篇悼文里，提到过那天下午的集会，谓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蔡凤仪编，一百三十页)。我在哥大教书期间，知道哪个女生是戴隐形眼镜的，总私下劝她不要为了美容而伤害自己的眼睛，还是戴普通眼镜较安全。现在的隐形镜片比过去的进步多了，有些女子，在我看来天生美目，想不到却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的。早在四十年代，爱玲的近视眼少说也有八九百度，厚玻璃的眼镜把她脸部的美都掩盖起来，后来她改用隐形眼镜是没有错的。但她在五十年代即有眼疾，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出血，我想同她戴隐形眼镜总有些关系的。

　　爱玲那天的谈话，原先只记得她提到了那篇新文艺腔的少作《牛》。五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读张爱玲，看到《流言》里《存稿》那篇散文，才想起那天下午张爱玲也讲起过《理想中的理想村》、《霸王别姬》这些作品的。张子静、唐文标所供应的张爱玲著作表里，都没有提到过《存稿》，想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文原刊何处。作为红作家，张爱玲学了乖，不仅要应付拉稿的编辑们，也得留几篇有趣的文章，当谈话的题材在不同场合口头开讲。《存稿》的发表日期，一定在我那天听讲之后。美国的名学者、名批评家也如此，写了一篇讲稿、论文，不立即拿去发表（高级的文艺季刊、学术期刊都是不给稿费的），假如有时间到各地巡回演讲一趟，就发了个小财。记得名批评家阿伦·泰特（A11en Tate）曾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来耶鲁演讲，题目为“Our Cousin, Mr.Poe”(我们的表兄弟爱伦·坡)，很惹人注意，我当然到场去一睹他的风采。但这篇讲稿正式发表于《党派季刊》（Partisan Review），好像已是两三年后之事了。

　　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谈话前后，我必然同她讲过几句话。但只看了她一篇《天才梦》，除了介绍我自己以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初会，你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但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不会同她这样去叙旧的。但我们长期通信，叙旧的机会倒多得多。凭爱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那封信，表示我已在上一封信上提到了二人一九四四年的初会了。该函及我的按语见《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所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对我来说，爱玲信上提到的那位宁波小姐才是那天下午真正的明星，我一见了就喜爱，而且永远忘不了她，虽然连她的形象也早已模糊了。若同当代明星相比，我想她的笑容、脸型、身材都有些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的主角葛妮丝·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因之从大三开始到离沪赴台的那五六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五)间，虽然从未同任何女子有过单独约会，萦绕我心头的总永远有一两位自己爱慕女子的美丽形象。我从不同她们约会看场电影，原先是穷，后来因为自己缺乏实际恋爱经验，反要表示脱俗而以交识男朋友的方法去交识女友，同她们谈学问、交换书籍看，可说非常愚蠢。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考进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虽然月薪一半都交给母亲去贴补家用，请女友吃饭看戏的钱当然是足够的。但电影、京戏我总是一人去看，晚饭总在家里吃，赴台以前，连自己做东，请朋友在小馆子吃顿饭的经验也没有过。

　　那位宁波小姐是章珍英自己的好友，名叫刘金川，英文名为Nancy，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读的也是英文系。我一向喜欢比较娇小的女子，刘的高度却同我相仿，但她如此和蔼可亲，我在她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紧张，同她谈话非常投机。后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上写道：“What from the very first attracted me irresistibly，was and still is ，your all naturalness，your radiant spontaneity，SO Shakespearian and SO feminine?”莎翁剧本里叫人难忘的女主角实在太多，聪明活泼同她最相像的要算是喜剧《如愿》（As You Like It）里的罗塞琳（Rosalind），但我自己哪里有福气当她的情人奥兰多？刘金川对待我态度上如此潇洒，可能因为她自己的爱情问题早已解决了。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人去皇后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唱全部《王宝钏》，散戏后见到金川同她的男友也从戏院里出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男友（也是她的表兄，丁念庄后来对我说）比她高半个头，人长得很挺，凭其仪表配她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我又发现她手指上戴了钻戒，想一定同男友订了婚了，当然我更是伤心异常。

　　到了那时，刘金川脾气虽好，心肠虽软，实在也有些不耐烦。我在吃午饭的空当，跑到她的办公室（离江海关不远）去同她谈话了。于是她托丁念庄转话过来，我听到了当然伤心，却一点也不怪她。但既不便同她再见面了，总得表明一番心迹，于是在念庄转话的那天下午（六月十日星期天），我在新居书房里写了一封五页英文长信寄到她的家里，但此信看后，金川也把它交给念庄退还给我，这不免让我对她有些失望。但她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帧，这封信对我来说倒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此外，我无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她翻译的一则“简洁”而“深刻”的故事《父亲》(The Father)，原作者系挪威大作家巴乔生 （Bjornstjerne Bjorson）。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船来美，把这篇译作同我的信连信封一起带了出来，所以至今我还知道她当年的住址（上海西摩路六四三弄八号）和同她来往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上文加以简述后，我可能给人一个可笑的形象。重读旧信给我的印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活到了七八十岁，自己写的中文都觉得生硬无味，要把二十四岁时所写的那封真情流露的英文情书，译成同样感人的中文，也殆非易事。但我还想试试，让读者多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真面目。那天散会后，我一人走回家，孙贵定、张爱玲的谈话都不在我心上，因为我已完全给刘金川迷住了。到家天还没有黑，我却叫阿二帮我把床搭起来，要躺在床上无休止地去回想伊人，回想一个我为了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

（本文最早刊于1999年3月21、22日《联合报副刊》）

夏志清：论张爱玲

　　导语：上世纪90年代后的“张爱玲热”，与夏志清不无关系。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新派得一塌糊涂。这是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中对张爱玲的论述和评价。

　　论张爱玲

　　——夏志清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捧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 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Heart 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拼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知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茶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比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十年之后，她丈夫婆婆都死了，七巧的苦也熬到头了(作者描写分家吵嘴一幕，有声有色)。那时她分到了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可是季泽把他名下的一份早就花得差不多了，他现在专诚来拜访他的寡嫂，向她倾诉爱情。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 ——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她一下子觉得心旌摇荡，可是她这几年来，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金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她开始同季泽谈生意经，讨论金钱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在骗她：他的爱是假的。一怒之下，她把手里的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一杯酸梅汤，溅得他一身。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 “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ght hair about the bone。)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 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选自夏志清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1979年7月)

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10则)

（一）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54 页。至于为什幺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幺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22
电话仍是547—1552。祝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按语】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一九六五年六月开始，所有她的信件才改寄我的公寓地址。明片寄自 APt．207，105 6th， S．E，Washington，D．C。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同年正月即已找到的这个公寓。第315C St，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剑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道她于同年十一月才搬出第六街那个公寓而迁入Apt． 22， 1335 13thst， S．E。细察这两个乔迁后的住址，只有公寓号码是一样的。不出两三年，张爱玲竟把华府旧居的街道也记错，实在不易置信。十一月搬家之说想也是误记。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它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份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O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u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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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志清：
    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记得你们俩同飞纽约的话。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Stephen信上也说他百忙中答应译书，不知道是否给他添病，因此耿耿。我这些时也就在忙着译那本书，今天刚寄出。一直想写信给你，也是觉得无话可说，所以迟到今天。你在这一切之间还在替我想办法，待人实在热心。托蒋彝的事，我觉得不必问他了，Norton不会有兴趣的，他只忙着自己也是常惰，在国人尤其是意中事。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你随时替我留神就是了。明年印第安纳开会，原则上我当然愿意去，不过我向来得到人的帮助总是从文字上来，单靠个性从来没有用，这是实话。似乎总应当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和你们讲学的又情形不同。我住在华盛顿完全是accident，不过现在搬了个便宜而很喜欢的房子，所以不想再搬。固定收入是从来没有过。托你的那部小说改写不是为了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因为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有人要，不过总要自己这一关先通过。现在中文本就快写完了，如果出单行本一定第一个寄给你看。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口+丝)(口+丝)的。这封信耽搁得太久，明天尽早寄出──其实这时候写着已经天亮了。高先生近来没看见，麦卡赛也调到南越去了。“文星”的纪念号你手边如果有就寄一本给我，不然我下次到 Library of Congress中文部，他们大概有。祝安好

爱玲六月十六晨(一九六五)

【按语】先兄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加州柏克莱中风不治而亡。朋友吊唁的信我看到很多，爱玲这封寄出已在六月中旬，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 ( 口 + 丝 )( 口 + 丝 ) 的”那一句，极有张味。在济安的遗物里我只找到了爱玲一九五七年初给他的一封邮简和同年年底的一张年卡。邮简上她特别提到了《文学杂志》将刊出的一篇文章：“听说贵刊将载令弟的《张爱玲论》，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过去的工作，自己先觉得惭愧。”先兄也在同年正月号《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她的小说〈五四遗事〉。但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则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星期六那天下午。克毅兄 ( 信里的“高先生” ) 做东，地点在华府 Market Inn 这家小馆子。同场喝香槟酒的还有已故陈世骧教授和我自己。我一直以为吴鲁芹兄也在场，爱玲在一封信上也附和我说，那天打翻一杯香摈的即是鲁芹自己。但克毅兄亲自驾车把陈夏三人开到爱玲寓所，再把我们开到离张寓较近的一家酒馆，当然不会记错。详情请见高文《张爱玲的广播剧》，载《联合文学》一九九五年十月号。

麦卡赛 (Richard McCarthy ，也称 Dick McCarthy) 是位深爱中国文艺、东亚文艺的美国文化官员。受惠者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聂华苓、陈若曦等名作家。台北《文星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 ( 一九六七 ) 为先兄出了个专辑，载有拙文《亡兄济安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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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志清：
    今天收到王敬义的信，才知道《怨女》已在星岛晚报连载，实在头痛万分。那份稿子还是去年十一月空邮寄出到宋家，此后又去信请他们如果尚未交给报馆，就寄回来让我改。二月间收到 Mae Soong 的信，发现稿子没寄到，我一月的两封信也显然是丢了，赶紧问他们稿子收到没有。二月底 Mae 还有信来，也没提这件事，显然并未收到，我实在不懂，即使改寄平邮也寄到了。初夏再写信去请她无论如何来张便条 confirm 一下稿子确是丢了，也没有回音。我终于下结论是丢了，才在动身前托你。前两天刚又写信托你代办连载与出书事，倒像是你在港台休假几个月没事干似的，要你白忙，太岂有此理。以前 Stephen 所说的只限星岛连载，我信上说出单行本想托夏志清，他也始终没说什幺。──除非是在我寄丢的两封信上？──如果你怕再闹双包案的话，就等到香港看见他的时候，确实知道没人出书，再替我进行也好。我过两天再给他们写封信去，但是当然又是白写，实在莫名其妙。一方面我再写信去跟王敬义解释。收到 Prof ． Badgley 的信说他们对你荐我的 warm letter 非常重视，我的感动也无从说起。王敬义建议让征信在台同时连载，我觉得即使现在登也已经比星岛晚了，不如索性再等一个月，刊载改正本，因为我对台湾的读者更重视些。今天深夜两点半刚拆开他的信，赶紧写了这封信给你，马上去寄去，赶明早八点钟一班邮。

爱玲八月卅一日 ( 一九六六 )
【按语】Mae是宋文美的英文名字。prof.Badgley是代表迈阿密大学同张爱玲接洽事宜的那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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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志清：
    附上《皇冠》收条。此地已经大雪。这里的事不会联下去的，因为我太不会跟人周旋，除 Prof．Badgley外也没有别人有真正的接触，他也就要走了。最初上两课是Badgley的学生，他对我很失望。后来好点，但也还没摸着窍门。 Ferd久病，我在华盛顿替他安排的统统被他女儿破坏了，只好去把他接了来，预备在附近城里找个公寓给他住着，另找个人每天来两次照料，但这未找到人，在我这极小的公寓里挤着，实在妨碍工作，与在华府时不同。《怨女》抄到现在还剩两章。你给讲成的出书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这样。平君代接洽摄片事，如果成功固然对书的销路有点帮助，似乎无论如何应当给他与你两份commission。我知道你不用赚外快，但是也可以给令媛买点小东西。好在到时候再说。江青外型太差，虽然演过《西施》，我认为她红不起来的，恐怕影响片子卖座。当然这是他们公司的事，我不会干涉的。汪玲与国联的纠纷我最近读到。其它三凤我没什幺印象，有便或可请他们寄一本有她们照片的电影刊物给我，这是看不到影片无可奈何中的办法。胡适题《旋风》的话我看过，觉得他不怎幺喜欢那本书。我别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欢。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 privacy cult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幺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对济安因为难得看到这样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写他的文宇，成了特别立体的书中人物，所以大感兴趣起来，感想很多。你母亲是不是这次见到你才知道他的噩耗？但“世姐”在我已经觉得是美人，你们兄弟眼界之高实在令人咋舌。你说那次在你们家聚会后向往那位宁波小姐，情调很浓，如在目前。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我想是沿海史前人种学关系。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绍铭他们对我热心，是我受济安之赐。如果自己不努力，他们迟早会对我失望的。

爱玲十一月四日(一九六六)

周翔初因为你与绍铭托他，对我照应得很周到，但并不friendly。

【按语】早在六O年代初期，有一两个暑假周翔初住在哥大附近，我即认识他了。一九八一年我在哥大开了一个暑期研究班，规定只录取非主修中国文学的教授十二名。周翔初那时仍在迈阿密大学教书，也在录取之列。但暑期班结束之后，他不再同我有任何来往，爱玲觉得他“并不friendly”，我想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最近才知道，他跟马逢华原来是大学同学，至今还是好友。

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过。那位宁波刘小姐即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初会张爱玲的那个下午认识的(见《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页一三0)。爱玲看信不太仔细，我家里来一个客人都嫌太挤，哪有可能开派对？派对召集人乃那年刚毕业于沪江英文系的章珍英女士，家住旧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刘小姐同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想必是她的好友。我来美后结识的好友罗郁正教授及其夫人邓瑚烈跟刘同校同系，很可能也是同届毕业生，应该同她很熟，可惜我从未在他们面前谈到过这位宁波小姐。

一九四六一四七那年，我在北大只教一门大一先修班的英文课程。我爱上的那位但小姐却在另一个先修班上，我无福教她，也就失掉了同她多有接触的机会。她的父亲乃名导演但杜宇，贵州人；母亲乃苏州美人殷明珠，当年红星。自思像我这样一位苏州才子兼影迷（虽然不常看国片）去追求他们的女儿，真是配极了，但对方不为我所动，有什幺办法？一九五二年夏天她的妹妹但茉迪(Judy Dan)以“香港小姐”的身分来加州竞选“世界小姐”(Miss Universe)，结果名列第四，美国中文报纸引以为荣，到处都见到她的照片。连我在康州新港也见到了，写封信去问她姊姊的近况。那次给爱玲的信上，我说“世姐”第四名远比不上其姊姊漂亮，这完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与眼界高低无关。我在这里既讲起了两位我所爱慕的女郎，一有空当写两篇散文去好好追忆她们，刘但二妹的芳名也就暂不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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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志清：
    这两天我正在改《十八春》，(题目也不能不换一个)重抄部份需要印个副本，又要耽搁些时候。如果你预备在明年一月内离开台湾，望来张便条或明信片通知我，不然也许寄到了你已经走了。《皇冠》除非已经寄来，请不要跟他们要。另一本我也只看了别人的小说，自己的根本看不下去，随手一翻就看见脱落的字句。也请千万不要跟平君讨还《怨女》稿子。我搬来搬去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不止一份)何况其它。你讲《西厢》的文章我一直想等你回美后请你寄来给我看了再寄还，讲旧小说的书等出版了也借给我。“说唐”等是另一篇？电影剧本不给commission我是实在觉得情理上不对，否则也就不提了。以前宋奇经手的事，我也只有《赤地之恋》电影版权卖给中影那次给了cormmission。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要，目前我本来不想再说了。我还有个更实际的理由，是《十八春》的戏剧性强，拍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姊妹俩正反二角，(当然等你看过后再说)但是你一共才在远东这幺点时候，怎幺能让你百忙中还为这种事奔走？至少这件事上稍微营业化一点，免得我太于心不安。海外的commission向来是 20 ％，所以希望你与平君都拿个 10％，你临走可以托他。这件事不能找宋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后来他离开电懋后，又因为我有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电懋，叫太太找我写剧本(夫妇与陆运\涛同堕机死)，更生了气。──他最近来信建议《十八春》也港台同时连载，可以早点预备起来。我回信说你代接洽的稿费高些，如果香港给得少，台湾会不会不高兴？等我写信去让你跟他商量。你这一向如果没有空写信，等见了面再跟他谈也一样。这件事我别的都不在意，不希望太费事。祝

新禧

爱玲十二月卅夜(一九六六)

【按语】爱玲于小年夜写封长信给我，又不少次提到了commission这个字。我想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用commission这个字比较大方一点。故友宋淇、先兄济安都曾为美国新闻处编译了不少书，但他们觉得，译介美国文学之精品，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不因为担任此项工作而有愧于心。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r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她不时在信上提到要给我些 commission，我当然不会拿她一分钱的，但她翻译《金锁记》所得的酬劳费可能只有四百美金，连五百元都不到，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她。我编译那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自己没有去请钱，只凭了系主任分配给我的暑期研究费，哪里会够用？

爱玲在信上不时提到要看我的作品。讲《西厢记》的那篇是为熊式一旧译所写的〈新序〉，可能赴台前即已写就了。写一篇综论《说唐》等二三十种“战争小说”的文章是我返台那半年的主要工作。(该文英文主要标题为：“The Military Romance”，因此爱玲在有几封信上称之为“军事传奇”。)此二文的中译本皆见《爱情、社会、小说》。那本“讲旧小说的书”即是《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才出版。也在留台期间，我把全书校订竣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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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志清：
     刚收到你廿日的信，想不到害你特到邮局去拿那份稿子，添出这些麻烦，而且刚赶着这两天你家里有事，你太太生hepatitis吓了我一跳，你从前寄给宋奇那张小照片上的她的健康美如在目前。希望快点康复。《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你诧异我译得快，所以我说费了不少时候，并不快。匆匆写这封信来的原因，是请你绝对不要Asian Society贴补稿费。我只希望你随时替我留心发表东西的事──东西在哪里是个问题，以后会随时报告。
    Radcliffe因为Ferd的病，由commute改为住在Cambridge，所以由三千加为五千一年，要到下月初发表。在我看来译这种书是较有前途的事，不像在这里不过是绍铭挑我赚了笔钱。 Merle Godman我去年夏天就等着看她将出版的一本讲了一九五七后中国作家的书。我也知道Benjamin Schwartz非常出名。你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最近的演辞集与“军事传奇”一文我都想看，虽然不想保留，以后希望都寄给我看。“十八春”改写部分一直没空抄，正要动手。王鼎钧没有来信，一方面宋奇说没法港台同时出版，港方他还没有找到地方。我正想给王写信，今天看到你剪的目录，“笑声泪影”一定是“十八春”，头痛到极点。只好托宋去找来看看。或者还可以先在台出版。“秧歌”“赤地”再版要得美新处同意，已写信去问。宋奇出主意叫我写篇忆胡适的文章，现在可以译“海上花”，就又有话说些。也许将来可以转载作“秧歌”序。陈纪(水+莹)听说是台北一霸，一定要去拜望他，幸而我那次只耽搁了一两天，没去。令媛没在台进学校？祝你太太好。

爱玲三月廿四日(一九六七)

【按语】台港报馆、杂志社、出版社每有稿费、版税寄来，必寄挂号信，多一层麻烦。其实此类信件，只要地址没有写错，一定寄到，实在不必挂号的。爱玲寄我一包《金锁记》译稿，想是挂了号的。那天我们夫妻都不在家(卡洛想是进了医院了)，邮差在信箱里放了一张黄色通知单，再把邮包带回邮局，由我自己凭条去领取。我在信上如实告知了爱玲，她回信表示心里有些不安。

在香港那两三天，我们住在弥敦道一家旅馆里，晚饭后在大道上散步，逛逛那些店铺也很有意思。程靖宇兄一定要为我们接风，即在大道横街的一家海鲜馆子用餐，倒也很有情调。但他点了一道菜，由我们自己把蛤蛎等物放在暖锅里烫熟了吃。我吃了没有事，卡洛可能人太累了，多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一两月之后竟在纽约发病了。亏得她患的肝炎不太严重，住院多天，再静养一段时间，也就痊愈了。我至今认为蛤蛎生吃是天下第一美味。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每年至多冒险两三次。

Merle Goldman的第一本书叫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所出版。我自己那本扉页上写的日期乃一九六七年六月，爱玲来信时想尚未出版。哈佛教授史华兹(B．Schwartz)的确“非常出名”，但他汉学训练不够，也很吃亏。普林斯登教授牟复礼(F．W，Mote)汉学根抵深厚，曾为史氏综论中国上古思想的一本大书——The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九八五)──写了一篇严正的长评，读了不由我不叫好。该文载《哈佛亚洲学报》五十卷一期(一九九0)。

《笑声泪影》应作《笑声泪痕》。这本冒用张名在香港出版的小说并非《十八春》。张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笑声泪痕》〉，已收入《续集》。

张爱玲曾节译过陈纪(水+莹)的长篇小说《获村传》，题名为 Foolin the Reeds，一九五九年九月由香港 Rainbow Press初版。爱玲一九六一年秋访台，避不了要和陈先生见面的，但她提前去了香港，也就没有去“拜望他”。关于那次台港之行，可参阅《张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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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志清：
     廿一日的信与“Pigs for Ancestors”都收到，光是几张照片已经看了又看，书留着慢慢的看。“仕女图”也会去找来看。那两篇旧作小说“连环套”、“创世纪”未完，是因为写得太坏写不下去，自动腰斩的，与另一篇“殷宝滟送花楼会”都是在“红白玫瑰”之后，是前一个时期多产的后果。这次给拿去发表，我踌躇了半个月之后没有反对，因为不“出门不认货”，除了“十八春”也从来没用笔名写过东西。这三篇一直不预备收到小说集里，所以没带出大陆，现在也不想收入集子出书，不过隔得年数太久，觉得应当等再看一遍再回掉大地出版社，所以耽搁了几星期，等幼狮寄来“连环套”清样，一看实在太糟，记得其余两篇还更坏，赶紧给姚宜瑛女士去信回绝。没想到她等得着急，四下托人，刚赶着这大考期问让你在百忙中写信来，我实在感到抱歉。她收到我的信，又来信叫我改这几篇小说，但是这不是改的事。── “谈看书”里本来也提起文艺与电影主动被动等，因为太长删掉，后来看到你写的“文学的前途”里面已经有了。我也最讨厌relevancy这字。前些时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需要添改，搁下来让它多marinate些时，先写一个很长的中篇或是短的长篇。请不要让哑弦他们知道，我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不注重拉稿信，写信来的结果反而得罪人。丁玲的书，UCLA也有好些冷门的如“一年” (1936)、“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1939)。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五O年间的杂志他们有，只缺二O、三O年间的书刊。我做这一类的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想等确定了再托你影印。等暑假随便几时有空请到哥大图书馆抄点书名给我，不要延安的。不知道有没有下列：

(一) 二O、三O年间的小说集。(我最想知道除了《丁玲选集》(1952)前五篇──《梦珂》到《一九三O年春上海》──还有没有别的这一类的作品。)
(二) 《韦护》。(我没看过，是长篇？)
(三) 《母亲》单行本。

    在洛杉矶的大学如果能借书，付费当然值得，就是路远，去很费事，有些资料也许中大可以供给，所以还没决定托信正介绍。匆匆先寄出这封信，祝近好，Della自珍都好──

爱玲六月九日(一九七四)

【按语】哥大公寓房子的住客有习惯把要丢弃的书放在门厅或地下室的桌子上，任其它住客选中对胃口的拿回家去。 Pigs for Ancestors(爱玲后来在信上自译为《猪祭祖》)就是这样一本被丢的人类学著作。我拣了看看书里那些图片很有趣，就把它包装后寄给爱玲了。

她在上一封信里大谈亨利.詹姆斯，我在回信里一定提到了他那部最引人入胜的长篇巨著《仕女图》，即 The Portrait of a Lady。这部小说一九九六年由女导演 Jane Campion搬上银幕，拍得极糟，我看后非常生气。

唐文标教授生前曾为搜求张爱玲四十年代作品的原刊本做了一番努力，很有成绩。但他未征求原作者的同意，先把有些尚未在台港重刊的作品，投寄杂志去发表，后来再把此类作品放人他自己独“编”的《张爱玲卷》(一九八二)、主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一九八四)，张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在给朋友信上发发牢骚。另外一种唐着《张爱玲杂碎》(一九七六)则从左派批评家的立场把张的早期小说做了一个总批判。

唐文标治学相当粗心。他明知《连环套》、《创世纪》这两篇未完成的小说皆于一九七四(民国六三年)先后重刊于台北《幼狮文艺》六月号、《文季》季刊第三期(八月十日出版)，在他所编的《张爱玲小说系年》里，二者的重刊日期却都提早了一年。见《杂碎》页一四二——一四三。

台北出版人间，对张爱玲最表示崇拜的要推姚宜瑛女士。她的大地出版社已出了好几种赏析研讨张的书籍，偏偏爱玲自己的文集一本也没有出过。我曾多次致函爱玲为姚宜瑛说项，也没有用。

到了一九七四年六月，爱玲虽因新旧作品推出较多而声誉更隆，她已整整三年没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自不免恐慌，因之她“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赚钱。上一封信上她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就不免兴奋起来，要我为她在哥大图书馆找书，此信也如此。“为了钱”，做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幺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要比研究术语有趣的多。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后来爱玲并未从事此项研究，信里提到的那些丁玲作品也就不必—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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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志清：
    信正的消息虽然意外，想起我好两次说他前进，不禁笑了。物价涨，但是我跟你们情形不同，又等于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习惯拿到点钱就留着过日子，也不怎幺省，就是不会撑场面。勿念。出书的事需要再考虑一下，我本来也确定会有人盗印。我知道王敬义，登在他的杂志上恐怕以后有麻烦，更公然盗印。只好请代回绝，也许就说预备出书，不能再转印。“创世纪”——是写我祖母的妹妹——我没有，“文季”没寄来，我写过一封信给编者王拓，请他在末尾加上个1944，也没有回音。明报月刊我知道你经常看，寄那份来是因为补的两句做了个记号，省得你再看一遍。中国时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寄来了。为了个affair而离婚，结果又没结婚的也很多。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济安日记还没来得及看。Della Natalie都好？顺便拜年！

【按语】有关庄信正的“意外”消息，隔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他在柏克莱那几年，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前进”分子，唐文标即是其中的一位。

由我校注的《夏济安日记》台北言心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秋季初版。此书在台湾已绝版多年，去年十一月却被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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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志清：
    有这幺巧的事──应当说不巧──那天刚写信给你投入楼下的邮筒，就手开信箱，你的信就在里面。我总是尽先看图书馆两星期内要还的书，“爱情、社会、小说” 与“人的文学”都还没细看。等“红楼梦魔”出版了，也请千万不要特为腾出时问来看，我不过要搁一本在你那里。不记得告诉过你没有，前些时在幼狮上看见译的 Daisy Miller，才想起’54USIS有意叫我译，给我看厚厚一册James的小说，竟会忘了。我只喜欢晚年的一篇The　Beast in　the Jungle，虽然文字晦涩，觉得造意好到极点：这人──也许有点自传性──　一直有预感会遇到极大的不幸，但是什幺事都没发生，最后才悟到这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这些年后再看中译 Daisy Miller，还是觉得结局有点软弱 evasive。我对朋友的见解从来不要求一致，or expecti it──不然早已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沈登恩是胡兰成的出版人，曾经写信来要替我出书，说“胡先生可代写序”。我回掉了之后还纠缠不清，只好把送的书都退了回去。又去见宋淇，说现在知道错误了，胡兰成的书也已经都收回了。前一向又听说仍在经售。我根本没信沉的话。请代回绝，“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祝近好──今年夏天累了一点，幸而你 enjoy it。大概教大学教员较有趣。 Dalla自珍都好？荣华倒又有喜了！！

爱玲七月十二日(一九七七)

【按语】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哥大出版所一九七六年初版，刘绍铭主编，选择了陈若曦、王文兴、陈映真等名家凡十一人。我为此集写了篇《前言》，中译本改称《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为我出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九七九)。

三年之内，爱玲倒两次在信上讲起了《丛林野兽》。这篇小说我想真正的张迷也应该有勇气去读它，我在这里不妨先把它的情节、思想和创作背景略加说明。《野兽》的男女主角叫 John Marcher、 May Bartram。二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见面，二十五岁的约翰即把他在等待大灾难的个人秘密告诉了二十岁的梅女士了。十年后二人在一幢媲美博物馆的英国收藏家大宅里相逢，约翰对似曾相识的梅女士，兴趣仍非常之浓。十年之间，他未把心底秘密告诉过其它任何人，但无意中与梅重会，他又禁不住在她面前吐露了一番。这次梅也答应不再离开他，跟着等候“野兽”之来临。

但期待中“最不幸的事”，其实也可能就是改变平凡人生，赐予最大幸福的一个“奇迹”。第二次见面时，梅即问，那个“消灭自我” (annihilating me)，“改换一切”(altering everything)的恐怖经验，可否即是对“坠人情网之期待”(the expectation……of falling in love)？约翰太自我中心，听不出也听不懂女方问句之深义而即加以否定。多少年之后，梅已病入膏盲，约翰倒紧张起来，难道她的逝世即是在他期待中的大灾难、大事情？梅笑道：这不是。它已经来过了，可惜你一直未注意到，现在它要去了。年轻时约翰在意大利见到了梅，假如他有勇气不顾一切自私的考虑，无条件去爱她，二人就进入了一个“消灭自我”、“改换一切”的新天地、新境界。一般人世俗考虑太多而不敢大彻大悟的去大爱。其实大作家也何尝不是如此？亨利.詹姆斯一生致力于写作，冷眼旁观人生而自己反不能热情地投入生活中。进入晚年后，自感生活空虚，才会写出《丛林野兽》这样的小说来的。

詹姆斯有个朋友叫康斯登斯.乌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她也是长居英国、欧陆的美国作家，且是名门之后(大小说家James Fenimore Cooper是她的舅公)。一八八O年四月，她同詹姆斯初会于翡冷翠。乌女士首访名城而竟有心仪已久的文豪当她的向导，其乐何如！但五月底或六月初，詹姆斯终于要回伦敦去了。之后，乌女士对他的友情大半时间只好靠书信来维持。他是个大忙人，不免慢慢的对她表示疏远。往往她写三封长信，他只回她一封短的，女士失望之余(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一八九四年正月终于在威尼斯跳楼丧命，詹姆斯原想去参与丧礼的，但得知她自杀的消息后，也就怕见遗容，打电报托词不去了。《丛林野兽》写成于一九O二年，主要灵感即来自作者同乌尔森女士这段友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1985)。

一九七七年我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请到了一笔钱，在哥大开一个暑期研究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参与者限定十二人，美国大学、学院的文科教授都可申请，只要他们的主修科目并非中国文学。人选者另由政府津贴二千元。那年暑假八星期(六月十三-八月五日)，每星期讨论一本书或一个人，计有；《诗经》、《楚辞》、陶潜、杜甫、李贺、《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所以爱玲觉得我虽“累一点”，一定教得“很有趣”。八个星期教下来，我发现对不懂中文的读者而言，李贺实在不易教。一九八一年我又开了同样的一个暑期班，就把李贺改成元曲《西厢记》，学生受惠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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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志清：
     收到你的圣诞信，信上说我给海上花译本写自序，你写个短foreword，我也觉得是这样好。我的圣诞信上是担心耽误你出文集，以为你可以没看译文先写序，那是因为我没给人写过序，说的外行话。我上次写信给宋淇讲起你来信建议由哥大出版，你写序。此后我忙着看牙齿，没再去信。今天收到他的信，知道他也跟你提起写序的事。事实是我因为一向以为是由代理人推销，作为普通读物，所以也没想到要请学者写序。Dick McCarthy是在一本“中国小说书目”上看到海上花的故事，非常喜欢，所以自动举荐代理人。这两年我译书时候是心理上的一个支柱，所以年前写信去回掉了之后，一直非常低气压。再一想，既然不等着钱用，何必自苦？还是多费点时间让代理人去试试，只要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喜欢，能出书，就比大学印刷所的发行较广。当然我客观的看法也是哥大出版最相宜，不过我对这书像别人对子女一样，即使明知不是这块料，总想 give them every chance。但是三心两意，让你因此为难，实在是不可原宥的。前两天我写了信告诉McCarthy等今年年底有了定稿，寄一份给他看了再说。哥大方面暂缓进行，如果他们失去兴趣，也只好作罢了。等以后卖不掉，我也还是感激你当初替我打算。国语对白的海上花三月起在皇冠连载，大概要登到八九月。我因为冷牛奶吃了作气，多年不吃了，近来改吃热的，脱脂的不吃，没有你的毅力。快过阴历年了，正好给你跟王洞自珍拜年。

爱玲一月廿二(一九八二)

【按语】当年看了本信，我只好叹口气。爱玲考虑很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也就不便再去规劝她了。其实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的出版所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由它们出版比较冷门的外国文艺名著实在是最相宜的。余国藩所译之四巨册《西游记》是芝大出版的，Moss Robert。所译之千页厚册《三国演义》是加大出版的，我人在哥大，知道它所出版的东方各国之古典名著更是多不胜数。爱玲的原有代理人推销《北地胭脂》，没有一家美国书商对它有兴趣。麦卡赛举荐的那一位即使比 Marie Rodell强得多，他又有什幺本领把张译《海上花》卖给 Random House、Knopf等水准较高的美国书局？该书手稿未能在译者生前出版，我想同她的错误决定大有关系。

夏志清：感谢林以亮 寄来张爱玲二书

这是节选，摘自夏志清的《鸡窗夜静思故友》一文。


感谢林以亮 寄来张爱玲二书

《鸡窗集》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1984年九歌出版社台北初版，我那时已六十三岁。在此前后所出的五种集子，皆以谈论文学为主，而少谈到自己。香港7月刚出版的《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倒是本道地的散文集，入选的二十篇中只有〈上海，一九三二年春〉、〈红楼生活志〉、〈外行谈平剧〉这三篇录自《鸡窗集》。

林以亮（宋淇）为我写的长序〈禀赋、毅力、学问〉也算是本书一个特色，因为我的其他文集只备自序，而从不请比我年长的师友写篇序的。宋淇早在抗战期间即是济安哥的光华同学，且常来我家同我谈话。早于1976年我即为《林以亮诗话》写了篇序，但宋淇兄1996年去世后，我因患有心脏病而并未在台港报刊上为他写篇悼文。宋淇同我的另一至交高克毅兄都是香港中大《译丛》（Renditions）的创业编辑（Founding Editors）。《译丛》1973年创刊。继任他们的主编孔慧怡（Eva Hung）博士要于新世纪初出本庆贺该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译丛点滴》（The 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我也在被邀写稿之列，写了篇追念宋淇的短文（"Remembering Stephen Soong"），主要感谢他于1943年秋召集了一个文友聚会，给我机会同钱钟书夫妇相见谈话；再于1950年代初从香港写封推崇张爱玲的信，并把《传奇》、《流言》此二书的盗印本也航邮寄我。我那时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假如未能及时看到此二书，很可能我不会辟一专章去大写张爱玲的。

夏志清：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 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 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 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 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 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 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 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 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 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 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竟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 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 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 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沪江编了一年半《旁观报》，也为一九四三年的毕业纪念册写了两篇文章，比我低一两班的学生，尤其是主修英文系的同学，应该对我都有些认识的。实情确是如此。柯灵夫人陈国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系毕业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评家李子云来纽约之便，托她带给我一册《沪江大学纪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06—1986》，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毕业生中，在校时即同我有些来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学生，果然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学，后来在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她八十年代即已来美，现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学、师友在她家里同张爱玲见面的则是同届英文系另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当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记不清是否她亲自电话上邀我，还是托熟人到我家里来邀我去参与此会的。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张爱玲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散文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了，只可惜当时我还无缘拜读。早已看过的只是她那篇处女作《天才梦》，因为济安哥既是《西风》的长期撰稿员，赠阅的杂志寄到家里，翻阅是很方便的。大学毕业后，我抱定宗旨不去阅览我国的当代作品，因为自己既在专攻英美文学，兼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要精读的经典著作，须涉猎的现代名家，实在太多，连张爱玲这样特别走红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沪江老同学，除了丁念庄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个文艺集会上，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里，既非迫不及待地要同张爱玲会面，也不能说是专心为了要见她而去的。
　
    我那时住在霞飞路(胜利后改称为林森路，一九四九年后再改称为淮海路)八五五弄十号，斜对过即是国泰大戏院，但弄堂里的房子却十分旧式。我们是三房客，只住三楼一层加一个亭子间，实在不敷应用。父母亲睡在三楼卧房内，济安哥在家时住亭子间，女佣阿二(后改称为“寄好婆”)想是搭地铺睡的，玉瑛妹睡在哪里我已记不得了。我自己则睡在客厅兼书房。每晚阿二同母亲或我自己把棕垫搭在两条长凳上，上面再放褥垫、棉被，翌晨我起床后，阿二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倒是很费时间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父亲把我们一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法租界，自己再到大后方去，我就每晚搭床睡觉，几近睡了八年。一九四五年初，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居晦近兆丰公园的兆丰别墅，面积大多了。我们虽仍是三房客，我终于有了一张床，放在我的书房里。
　
    珍英住在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该路的新名为何，手边无资料可查。住惯了纽约市，一九八三年返沪一看，觉得旧目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区实在不能算大。章小姐住的是新式洋房，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非常宽敞，请了二三十个客人，一点也不觉得挤。我到场时，可能张爱玲还没有来，我为孙贵定教授所吸引，跟着五六个人听他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英文系博士学位再的经过。他学成返国才两三年，一直在光华大学当教授，济安哥自己在光华教英文的时候，即同我讲起过他。那天不管他讲古英文、拉丁文如何难学，我倒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家里无钱，留学的事不能去想，只有自己继续努力用功这条路。孙贵定风度极好，但未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后来张心沧、丁念庄都去爱丁堡留学，心沧拿到英文系博士学位后，还写了本以中国观点看大诗人史本塞(Edmund Spenser)的书；念庄研究四川方言有成果，也拿到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这篇悼文里，提到过那天下午的集会，谓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蔡凤仪编，一百三十页)我在哥大教书期间，知道哪个女生是戴隐形眼镜的，总私下劝她不要为了美容而伤害自己的眼睛，还是戴普通眼镜较安全。现在的隐形镜片比过去的进步多了，有些女子，在我看来天生美目，想不到却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的。早在四十年代，爱玲的近视眼少说也有八九百度，厚玻璃的眼镜把她脸部的美都掩盖起来，后来她改用隐形眼镜是没有错的。但她在五十年代即有眼疾，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出血，我想同她戴隐形眼镜总有些关系的。
　
    爱玲那天的谈话，原先只记得她提到了那篇新文艺腔的少作《牛》。五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读张爱玲，看到《流言》里《存稿》那篇散文，才想起那天下午张爱玲也讲起过《理想中的理想村》、《霸王别姬》这些作品的。张子静、唐文标所供应的张爱玲著作表里，都没有提到过《存稿》，想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文原刊何处。作为红作家，张爱玲学了乖，不仅要应付拉稿的编辑们，也得留几篇有趣的文章，当谈话的题材在不同场合口头开讲。《存稿》的发表日期，一定在我那天听讲之后。美国的名学者、名批评家也如此，写了一篇讲稿、沦文，不立即拿去发表(高级的文艺季刊、学术期刊都是不给稿费的)，假如有时间到各地巡回演讲一趟，就发了个小财。记得名批评家阿伦泰特(A11en Tate)曾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来耶鲁演讲，题目为“Our Cousin。Mr．Poe”(我们的表兄弟爱伦•坡)，很惹人注意，我当然到场去一睹他的风采。但这篇讲稿正式发表于《党派季刊》(Partisan Review)，好像已是两三年后之事了。
　
    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谈话前后，我必然同她讲过几句话。但只看了她一篇《天才梦》，除了介绍我自己以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初会，你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但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不会同她这样去叙旧的。但我们长期通信，叙旧的机会倒多得多。凭爱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那封信，表示我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中译初版本。书中对张爱玲的文学作给予高度评价。
　
    上一封信上提到了二人一九四四年的初会了。该函及我的按语见《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所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对我来说，爱玲信上提到的那位宁波小姐才是那天下午真正的明星，我一见了就喜爱，而且永远忘不了她，虽然连她的形象也早已模糊了。若同当代明星相比，我想她的笑容、脸型、身材都有些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的主角葛妮丝•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份，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因之从大三开始到离沪赴台的那五六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五)问，虽然从未同任何女子有过单独约会，萦绕我心头的总永远有一两位自己爱慕女子的美丽形象。我从不同她们约会看场电影，原先是穷，后来因为自己缺乏实际恋爱经验，反要表示脱俗而以交识男朋友的方法去交识女友，同她们谈学问、交换书籍看，可说非常愚蠢。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考进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虽然月薪一半都交给母亲去贴补家用，请女友吃饭看戏的钱当然是足够的。但电影、京戏我总是一人去看，晚饭总在家里吃，赴台以前，连自己做东，请朋友在小馆子吃顿饭的经验也没有过。
　
    那位宁波小姐是章珍英自己的好友，名叫刘金川，英文名为Nancy，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读的也是英文系。我一向喜欢比较娇小的女子，刘的高度却同我相仿，但她如此和蔼可亲，我在她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紧张，同她谈话非常投机。后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上写道：“What from the very first attracted me irresistibly，was and still is ，your all naturalness，your radiant spontaneity，SO Shakespearian and SO feminine•”莎翁剧本里叫人难忘的女主角实在太多，聪明活泼同她最相像的要算是喜剧《如愿》(As You Like Jf)里的罗塞琳(Rosalind)，但我自己哪里有福气当她的情人奥兰多?刘金川对待我态度上如此潇洒，可能因为她自己的爱情问题早已解决了。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入去皇后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唱全部《王宝钏》，散戏后见到金川同她的男友也从戏院里出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男友 (也是她的表兄，丁念庄后来对我说)比她高半个头，人长得很挺，凭其仪表配她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我又发现她手指上戴了钻戒，想一定同男友订了婚了，当然我更是伤心异常。
　
    到了那时，刘金川脾气虽好，心肠虽软，实在也有些不耐烦。我在吃午饭的空档，跑到她的办公室(离江海关不远)去同她谈话了。于是她托丁念庄转话过来，我听到了当然伤心，却一点也不怪她。但既不便同她再见面了，总得表明一番心迹，于是在念庄转话的那天下午(六月十日星期天)，我在新居书房里写了一封五页英文长信寄到她的家里，但此信看后，金川也把它交给念庄退还给我，这不免让我对她有些失望。但她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帧，这封信对我来说倒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此外，我无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她翻译的一则‘‘简洁”而“深刻”的故事《父亲》(劝eFather)，原作者系挪威大作家巴乔生 (Bjornstjerne Bjorson)。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船来美，把这篇译作同我的信连信封一起带了出来，所以至今我还知道她当年的住址(上海西摩路六四三弄八号)和同她来往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上文加以简述后，我可能给人一个可笑的形象。重读旧信给我的印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活到了七千八岁，自己写的中文都觉得生硬无味，要把二十四岁时所写的那封真情流露的英文情书，译成同样感人的中文，也殆非易事。但我还想试试，让读者多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真面目。那天散会后，我一人走回家，孙贵定、张爱玲的谈话都不在我心上，因为我已完全给刘金川迷住了。到家天还没有黑，我却叫阿二帮我把床搭起来，要躺在床上无休止地去回想伊人，回想一个我为了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

　
       (原载1999年7月《万象》第1卷第5期。最早刊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联副》)

《论张爱玲》——夏志清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捧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

《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 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他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 Heart 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土的恶习。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生活相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卜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拼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知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一九三七年)，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妒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厂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邵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张爱玲可以不又左振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一九四四年)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传奇》增订本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 ——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茶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

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比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裤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

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上面一节里，我们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特色，作一个笼统的介绍。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 ——这些特色当然最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决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说她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写小说，因为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作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她的几篇讽刺性的短篇小说里，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环境里忽然来了一点小不如意，他的满怀希望忽然临时变成失望，这样他对于人生的悲剧，多少有了认识。但是张爱玲还认真的写过几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这里面她把悲剧意识充分发挥。这几篇小说我们预备详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顶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小说的主角曹七巧——打个比喻——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她子女快乐。她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性情暴躁；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五年了，丈夫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害骨痨的残疾人。有钱有势的人家决不肯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病人，七巧家的门第差，而且七巧的哥哥希望妹妹高攀了，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七巧勇敢的接受了她不幸的命运。她偶尔接济她哥哥，但是不让他尽情侵占；对于出身比她好的人的势利观念，她只是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她惟一的安慰是，一旦丈夫去世，分到一大笔钱，她便可独立自主了。她陪丈夫抽大烟，她自己也上了瘾；可是她身体还是正常健康，丈夫不能使她满足(虽然他们也生了两个弱小的孩子)，而她需要爱，于是她自以为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那时姜季泽结婚才一个月。这三少爷风流倜傥，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征歌逐色，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可是对七巧，却是严守叔嫂之防。七巧伸手去摸他的腿，他只是捏她一把脚，就打定主意立起身走开了。

十年之后，她丈夫婆婆都死了，七巧的苦也熬到头了(作者描写分家吵嘴一幕，有声有色)。那时她分到了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可是季泽把他名下的一份早就花得差不多了，他现在专诚来拜访他的寡嫂，向她倾诉爱情。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甚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她一下子觉得心旌摇荡，可是她这几年来，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金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她开始同季泽谈生意经，讨论金钱的事情，后来发现他在骗她：他的爱是假的。一怒之下，她把手里的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一杯酸梅汤，溅得他一身。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意。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 “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 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

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她作品里的悲剧性。事实上她怎样成为悲剧作家，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带一点喜剧和讽刺的意味。我们日常生活里总有种种可资笑谑的庸俗的言行；为了要保持我们生活的正常，我们常常不得不牺牲理想，迁就现实。这种矛盾可笑的事情是最能吸引张爱玲的注意的。《金锁记》里七巧的为人，前后一贯，她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另外那些角色，大多得使出他们渺小的力量，在浪漫的梦想和逼人而来的悲剧之间，找寻一条出路。他们虽然是些可笑的人物，但是他们仍旧是悲哀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完全无缺的幸福；你要调整生活，适应环境，你的勇气自然会消失，你的理想也会幻减。在《封锁》这篇小说里，一位会计师和一位大学英文女助教在停止不动的电车里攀谈起来，两人愈谈愈投机——会计师讲起他的太太怎样的没有头脑，他的孩子又多么的多，他又多么的不快乐；女助教本来过了一辈子平凡的生活，现在多少的期待着一点浪漫的刺激了。可是封锁一解除，会计师立刻离她而去，消失于人丛之中。“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没有下去车!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倾城之恋》是篇相当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离过婚的女人，和一个三十二岁的花花公子在战争艰难的环境下，发现两人谁也离不了谁，最后结婚了事。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描写他们恋爱的经过很是细腻，最后他们虽然不能有什么甜蜜的欢乐，却多少有点真正的(即使是平凡的)幸福。与其做难以实现的美梦，不如享受一点夫妻之乐吧。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一般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可是中国近代一些政治兴趣过浓的讽刺作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充分的认识，他们的讽刺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发泄一股怨气而已。张爱玲并不标榜甚么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她的道德观念较那些教条派作家的为弱。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终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在《留情》、《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几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桂花蒸 阿小悲秋》尤其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在上海洋人家里工作的阿妈一天里的故事。阿小是个纯朴拘谨而又爱家的乡下女人，她一生只希望她的小儿子出头；同她对比的是那个无情、放荡、而又吝啬的洋主人。这个女人——她的骄傲，她的贫穷，她的无可奈何的去侍候她所不喜的洋人，这些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印象里。

（选自《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章，1979年7月）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 ~夏志清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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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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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張愛玲四十年代在上海走紅的時候，可能有不少人在報章上捧她、評她。

那些資料我當時沒有注意，現在更無法搜集，但想來沒有人曾以嚴肅的批評態度去分析她的小說，也沒有人把她同五四以來已享盛名的作家相提並論，去肯定她超前的成就。 本書所錄周瘦鵑介紹張愛玲的一段文字，可說是善意批評的代表；而帶些惡意的批評，可能會在文中涉及她的私生活，因為在當年上海，一般人對比較突出的女演員、女作家都還抱著不正常另眼相看的態度。 當時在上海，最有地位，最懂得些文藝理論的批評家要算是李健吾，但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曹禺、巴金以及其他「正統」左派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在禮拜六派雜誌上寫文章的，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逃出大陸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作事。宋淇太太鄺文美女士是她的同事，他們夫婦酷愛文藝，一下子就同張愛玲締了深交，對她的作品也非常激賞。 宋淇知道我那時在寫本中國近代小說史，就把香港盜印的「傳奇」「流言」寄給我。 我當時已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小說家，雖然有幾位頗有成就，但拙劣的居多，讀後心中很煩。 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

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先兄濟安一九五六年創辦「文學雜誌」，向我拉稿。 隔年我把書稿中已成的「張愛玲」那一章寄給他，他親自把它譯成中文，分兩次發表，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

這兩篇文章，絕對肯定了張愛玲的成就，當時可能很受注意。 後來我認識了好幾位旅美小說家，他們都是讀了我的文章後才去找張愛玲的作品來讀的，而且他們自認在創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 一九六一年「近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後，書評大半很好，但也有人抗議，覺得我把張愛玲捧得太高，給她的篇幅太多（四十二頁），而論魯迅的專章僅有二十六頁，評得也較苛刻。

這也不能怪他們：研究魯迅的書籍有數十種，而張愛玲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列名的。

但事隔十年，即在國外，讀張愛玲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 張自譯的「金鎖記」，已被選入我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今年剛出版，當遲早會引起讀者的注意。

加州大學教授白區Cyril Birch編的「中國文學選讀」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冊即將出版，該書選了「怨女」英文本頭二章來代表自由中國的文藝成就。

該書上冊一九六五年出版後，已被美國各大學普遍採用為教本，假如下冊一樣被採用，則以後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

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使我感到當年評介她的工作沒有白做。

水晶到加拿大念書後，才開始同我通信，初次見面在一九六九年初夏。 他是當代最用心寫小說的一位，產量雖然不多，著實寫了幾篇好小說。 他同時也是專研小說的人，中外古今的小說讀得很多，對美國小說的研究更化過些死功夫。 最近一年來他閒居在家，有時我真羨慕他能有時間把「戰爭與和平」、喬治?艾略特“Middlemarch”等的千頁巨著一本本聚精會神的去研讀觀摩。

水晶自稱張迷，可能在中學時代就把「傳奇」「流言」讀了。 多少年來寫小說，更把她的小說同「紅樓夢」一樣的讀得爛熟，以作自己創作的借鏡。 在本書裏，他把自己累積的心得公開，不僅使我們對張愛玲有更精深的瞭解，也使我們將來讀任何值得玩味的小說時，把自己的欣賞程度提高，而體會到小說家寫作時用心的艱苦。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集了三類文章：訪問記，書評與讀後感，論文。 早兩三年寫書評和訪問記的時候，水晶還沒有意思寫本專書。 後來文章積得多了，才接連寫了幾篇評析張愛玲中、短篇（「傾城之戀」「桂花蒸阿小悲秋」「沉香屑第一爐香」「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論文。（「泛論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鏡子意象」，可能是全書中最精采的一篇，我尚未見到。）

論文章結構的完整，批評、分析功夫的細到，當然是這幾篇論文最見勝。

但「夜訪張愛玲」是篇極重要的文獻（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李商隱為他作傳，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但可借二詩人生得太晚，無緣見到李賀，假如其中一人能寫一篇「夜訪李長吉」，該是我國文學史上何等重要的文獻！）

早兩年寫的書評和讀後感對張愛玲後期作品的欣賞，很有幫助。 水晶讀張愛玲讀得太熟了，隨便提出幾點討論，都牽涉到她小說藝術發展的過程。 論文中，我祇想談兩篇：「潛望鏡下一男性」，「爐香裊裊仕女圖」。 為這兩篇，除了把「紅、白玫瑰」「沉香屑」中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好處細細道來，我想水晶是別有用意的。 在「潛望鏡」裏他把張愛玲和五四以來的「新小說」連在一起討論，以證明她的小說藝術，遠勝前一代的作家。 水晶二、二十年代的中國小說讀得很多，他把郁達夫「鞭屍」，實在因為同時期對心理描寫，或者性心理描寫有興趣的小說家，沒有比他更突出的。 但同張愛玲相較之下，郁達夫的小說實在寫得馬虎，同時他的自傳性的男主角是定了型的人物：一方面郁達夫讀了不少西洋、日本小說，心理學方面的參考書也看了不少，隨便寫些變態性心理的情景，即可吸引讀者的注意； 另一方面郁達夫舊文人習氣特重，覺得把自己寫得越窮、越潦倒，越顯得自己的高傲脫俗。

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

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 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鬱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在「爐香裊裊仕女圖」裏，水晶把張愛玲和近代西洋小說巨匠亨利•詹姆斯相比，也同樣證明瞭她的「細緻」「成熟」。 在「流言」裏所提到英美近代作家不外乎蕭伯納、韋爾斯、赫胥黎諸人，而且想來張愛玲並未讀過韋爾斯早期寫實派的小說，吸引她的是他後期泛論科學、人生，未來世界的暢銷書。 讀蕭、韋、赫的書很能滿足年輕人的求知慾，而到今日張愛玲看的英文書，也還是這一類的（有關希臘神話的小說，當今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生活實況的調查）。

她可能在契珂夫的小說劇本裏學到些東西（「流言」裏也提到他，沒有一個現代短篇小說家不是契珂夫的學生），但我相信她真的沒有把西洋小說當學問研究過，像她下功夫精讀「金瓶」「紅樓」一樣。水晶也明知道張愛玲沒有讀過「仕女圖」，但他特別把這部長達八百五十頁的長篇同一篇五十頁的中篇（「沉香屑」）相比，實在要表示張愛玲和詹姆斯一樣，是一位別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藝術家。他們既選定了 相類似的題材，在故事的發展上，人物的刻劃上自然會有些不約而同的地方。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雖然我個人同意李佛斯F.R. Leavis的看法，中期的「仕女圖」才代表他創作的頂峰），這種情形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水晶說得對，張愛玲創作慾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張愛玲在美國過著極孤獨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同塵世隔絕了。

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

現在，自甘淡泊，多少影響她創作的情緒和密度，何況，為了 生活，她還得放很多時間在翻譯、小說考證、中共研究這些工作上。根據水晶的訪問，張愛玲有好幾篇長篇、短篇要寫，有些開了頭，還沒有寫完。

近代大小說家（最顯著的例子是普盧斯德、喬哀思），生活到某一階段，往往就不再在生活裏吸收創作資料，閉門寫作，回憶過去。 我希望張愛玲也能有同樣的毅力，一方面珍攝自己的身體，一方面把自己已定的計劃，一部一部的寫出來。

當然，即使張愛玲今後擱筆不寫，她在中國文學史上已有了極高的地位，雖然她自己對作品留傳的問題，「感到非常的不確定」。 五四時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國以前的小說家，除了曹雪芹外，也還有幾人在藝術成就上可同張愛玲相比？（當然不少古典小說，藝術成就雖不太高，在文學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

可借，中國批評事業不發達，否則張愛玲這樣光輝的成就，早應有好幾本專書討論它了。 本書的出版不僅彌補了這個缺憾，它應該也是奠定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水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批評家，但他絕不賣弄學問，也不寫學院體一般人不耐讀的文章，儘管他討論的是「神話結構」，「意象」「象徵」之類西洋學院批評家最愛討論的題目。

他的文評，同他的散文、書信一樣總是清新可讀，而且引用了不少詩詞名句，說理時也盡可能多用意象，暗喻，給人一個華麗的印象。這種講究文句的文評，當代英美批評家很少有人嘗試，倒使我想起了維多利亞後期的批評家貝特Walter Pater。

近年來，以一個作家為對象的批評專書絕少（我僅能想起周誠真的「李賀論」），水晶的新著可說是本示範的文藝批評，它研究的對象又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二者相得益彰，應該值得每個愛好文藝讀者的注意。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夏志清

（１） 

　　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高张信生教授从南加州来电话报知噩耗，我震惊之余，想想张爱玲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向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于上海的红作家，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欢迎，且为内行叫好。我自己初读张爱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有系统地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且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些判断原见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但先兄济安特把书稿张爱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文译出，先后载于一九五七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上面所引三句皆见「短篇小说」那篇。二文显然引发了有志创作的读者研读张爱玲的兴趣。因之张爱玲虽曾于六十年代初期来过一趟台湾而未受大众注意，她对台湾小说界发展的影响却是既深且远。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读中国文学者，无人不知道张爱玲。她在大陆也重新走红起来，受到了学界、评者的重视。 

　　我至今仍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认定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点也没有错。当时中共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但《赤地之恋》（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大大减少，不免影响到我们对她终生成就的评价。早在一九七三年，我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里继续较量两人之短长： 

　　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欢喜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詹姆斯一生写了多少长短篇小说，而且据一般批评家的看法，越写越好……，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逃出大陆后不久，她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小说。至少《秧歌》已公认是部「经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怨女》、《半生缘》以及其后《张看》、《惘然记》、《余韵》、《续集》四书里所载的小说和散文当然我都细细品赏过，虽然尚未写过评论。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间写的」小说，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２）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MacDowell Colony）写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瑞额（Ferdinand Reyher），两人相爱，同年八月结婚于纽约。瑞额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想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后，我已同爱玲开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时找不到。记得爱玲在信上曾嘲称Ferd（她给丈夫的简称）为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他早在三十年代即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爱玲信上难得一露幽默，表示对其夫颇有感情。爱玲那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为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瑞额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数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见《流言》「存稿」此文）。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亚洲学会在华府开年会之便，高克毅作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槟，我以为不是先兄即是爱玲，因为两人比较紧张。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张爱玲翻阅拙著《鸡窗集》后写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粗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 

　　由我推荐，张爱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地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隔一两年，我去巴斯顿参与亚洲学会的年会，最后一次同爱玲相叙。 

　　赖氏研究所任满之后，张爱玲想必返华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的。此顶研究计画向由陈世骧教授主持。先兄去世后，即由庄信正接任，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九七○年开始，爱玲给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刚刚重温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诉苦的信特别多。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没有倡用什么新的术语、口号，世骧后来看到爱玲那份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骧心脏病猝发不救，爱玲在研究中心更无靠山，一年期满解聘是必然之事。爱玲到了柏克莱后，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地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一九五五年来美后，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奖金，供爱玲写作、翻译、研究之用。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再也不去请一笔奖金，找一份工作。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之需求——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两年前，她能写出这一小本《对照记》，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韵味，真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给我的信上她写道：「我自己是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么会怪人写信不勤，而且实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重读此段好为感动，我自己有了心脏病，比较要慎重措辞的英文信，有时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不像当年，中英文信写个不停，而且不会觉得累。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要搬家，每次遗失、丢掉些东西。那两年在赖氏研究所，爱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译好了。隔几年信上不时讨论到译稿的问题。她想找经纪人把它交大书局审阅。我劝她把书稿当学术性的读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写的导论，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处理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议，后来的信上也就不提这部《海上花》了。有一天庄信正对我言，这部译稿搬家时丢了，我听了好不心痛。除了首两章已发表过外，张爱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全书译稿早该「全录」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体好的时候，爱玲每年给我三四封信。平常每年至少给我一封信，夹在贺卡内。迁居洛杉矶后，有两三年我给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庄信正在电话上、见面时对她互表关怀。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终于收到她一封满满两页的信，告知生活近况：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 

　　去年刘绍铭同葛浩文正在合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读本，由哥大出版。绍铭托我去问爱玲，哥大有位学生已翻译了她的〈封锁〉，可否录用在书内。爱玲回信谓她自己早已译了这篇小说，放在仓库懒得去拿。她是比较欢喜自己的译文的。绍铭等了半年，尚未收到爱玲的译稿，再嘱我去问她一声。爱玲明知我信里会提到此事，虽未加拆阅，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两页来信里告知我，此事以后「再详谈」。信里提到的炎樱，大家都知道是爱玲当年最亲的朋友，《对照记》里载有她多帧照片。来信夹在一张正反面黑色的卡片里，正面图案乃一个华丽的金色镜框，有淡紫色的丝带，五颗垂珠等物作装饰。卡片里面有两行字：「给志清王洞自珍　爱玲」。她给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问好。下面是张爱玲给我最后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这些时想给你写信没写，实在内疚得厉害。还是去年年前看到这张卡片，觉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想至少寄张贺年片给你，顺便解释一 下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都不看。倘是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等看了你的信再详谈。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看医生刚暂告一段落，  正乘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 

　　　　　　　　　　　　　　　　　　　　　　　　　　　　爱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儿爱吃洋芋沙拉，当然记不起来了。我童年爱吃西瓜，典出《鸡窗集》〈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爱玲在信里把我的名字同炎樱并列，要我感到高兴。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脱离尘世，所以连最好朋友寄给她的信札，都怕事不想知道它们的内容。爱玲同我一样是不相信什么上帝天堂的。尸体焚化之后，留传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遗稿、信件、照片。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纽约: 飘逝的最后炉香
---- 与夏 志 清 谈 张 爱 玲
周励 (美)

　　 －纽约随笔： 相约星期天

10月10日 星期日 （ 上 ）

　　我今年夏天回国商务旅行时，从上海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知名台湾知名女编剧王惠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DVD带到纽约，因为担心不懂中文的美籍德裔先生，和儿子及生意上的客户们打扰，干脆将DVD像宝贝一样地藏在身边“逃离城市”，开车到90英哩之外纽约上州Catskill我们的乡下俱乐部住宅中，一口气看完。像王惠玲的〔人间四月天－徐志摩传奇〕一样，这部电视剧令我深深感动。当看到最后一集张爱玲临死前不久念写给夏志清的信时，我决定去找夏志清。

　　10月10日星期天，当哥大退休老教授、当代著名文学史家、83岁的夏志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暗暗吃了一惊，只见一圈黄色眼垢沾在他的左眼上。十分明显，我担心他是否患了结膜炎之类的眼疾。后来听他太太讲，他不仅患有眼疾，心脏也开过刀，现在看书写东西都已经很吃力了。

　　我真高兴夏公能出来。

　　今天早上，阳光灿烂好心情。“找夏志清去，请他出来吃个Lunch！”大好阳光，再加上“ 中国欢” 餐馆的上海点心咸浆佳肴，他一定喜欢。果然，我一打电话给他，他即刻答应。我和夏公10多年前在一次作家聚会上曾见过面，但后来因为没有交往，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已找不到了。幸好上星期在东65街China Institute（ 华美协进社 ）举办了由哈佛、哥大、纽约大学教授们轮流演讲的〔夏志清作品研讨会〕，会上他重新给了我他的住宅电话。12点30分，我开车到他在哥大附近的寓所接他，一起去东64街的China fun“中国欢”饭店共进午餐。夏公一见丰盛的上海故乡味点心及缅因州大龙虾笑得非常开心。他的大衣是10多年前看到的那件旧大衣，他住的约八层的老式公寓看上去很陈旧，没有大堂门卫一类曼哈顿高级公寓通常有的设备。伟大的文人清贫的生活，除林语堂等少数人之外，在海外的中国文人生活历来如此吧。

　　明亮豪华的店堂内大都是美国人在品尝中国美食， 我和夏公坐在阳光射进的落地窗前，一边大块朵颐一边聊天。我讲：“夏公，我最近看了〔她从海上来〕，我算是半个张迷吧。看过张爱玲的 《 顷城之恋 》《封锁》，《 金锁记 》，可能因为我和张爱玲都来自上海，我对她的人生与感情世界实在很有兴趣。”

　　“什么〔她从海上来〕？”他问。

　　“您不知道？” 我很奇怪 ：“ 台湾王惠玲写的张爱玲传奇电视连续剧啊！”

　　夏公说：“我没有听说过。不过，你该感谢我啊，是我把张爱玲从遗忘中挖掘出来的呀！”他讲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比他大一岁。他上上海沪江大学时，张爱玲在圣约翰，正大红大紫地发表 《沉香宵----第一炉香》到《金锁记》一系列小说，用柯灵的话来说，张爱玲的辉煌时期只有两年。 夏公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是大学文友聚会，他只记得张爱玲戴了厚厚的眼镜，穿着自己设计的“ 惊世骇俗“ 的奇异服装，她的清高和与众不同时尚风格，让他印象深刻。作为高材生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夏志清到北大任助教，时值有位海外华商捐献一笔留美奖学金，北大校长胡适决定公平竞争让优者胜出。胡适出了《 出洋留学利与弊 》的英文论文标题，在几十名应征娇娇者中，青年才俊夏克清一举夺冠。

　　“哈哈”，夏公一边吃，一边笑得好开心：“当时十几名竞争者排着队向胡适校长抗议，讲我非燕京清华出身，而是洋学堂的弟子，要求重考。 好在胡适之认为试卷面前人人平等，他亲自为我写了推荐信，让我这个贫寒子弟成了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生！”

　　夏公取得耶鲁博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院任教授，因才华横溢，贯通中西，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的一笔研究资金，让夏志清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这样他在1961年出版了英文版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让美国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 钱钟书、沈从文， 张爱玲的名字。这本书至今仍为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重要精典必修书。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间，夏志清大量阅读博览从明清到现代的文学戏剧小说，突然他发现“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评论引起不少人的异议，认为他“过份偏频”。但是现在我相信此书发表的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正在美国忍受贫困生活煎熬，这句话一定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新的希望。

　　“夏公，您和张爱玲关系如何？”我问。

　　“好朋友呀， 我是她最信赖的人。 我欣赏她能用中，英文写出漂亮小说”。老人笑了， 用令我熟悉的上海话讲：“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线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二个丈夫，真真作孽”。

　　“张爱玲在美国为什么这么穷？她在美国的生活资金来源究竟是什么？”

　　夏公讲：“刚来美国时她到麦克道崴慈善文艺营免费吃住写作， 但期限很快就到，她的 小说《 粉泪 》 也失败了。后来胡适介绍她去哈得福特文艺营，我再介绍她去麻州赖氏女子学院研究所专心翻译清代小说《 海上花 》，时间都不长。 我再后来是推荐 张爱玲到加州伯克莱大学当了短期住校作家。 但是都没有介决她的经济困境。 真正关键的忙倒是在我的英文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 出版之后， 我和台湾的《 皇冠 》出版集团的平金涛，香港的宋淇一起协力陆续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说。皇冠和张爱玲的合同还是由我代张爱玲签的呢！虽然版税有限，但总算可以维持生活， 不需四处颠波了。张爱玲后来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空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夏公唏嘘感叹，他话题一转，讲：“Julia，你们这一代大陆青年真了不得，开奔驰，购买曼哈顿高级地段住宅-----唉！张爱玲的英文、绘画、服装设计倒是样样有功底，如果她不是一头钻进什么文艺营搞创作，而是先到纽约，像你这样先打工，再读书做生意就好了。如果张爱玲搞服装设计，很可能会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等经济富足生活无忧了，再像你这样拿起笔来边经商边写作就好啦！问题是张爱玲绝不肯迂尊降贵放下身架从打工做起，她一来美国就把自己在“ 文学” 中限制死了。”

　　夏公83 岁高令， 谈话却像38岁那么富于推理思辨。

　　我又问：“胡兰成是汉奸，赖雅信仰共产党，您看张爱玲是否有爱无类？”

　　“张爱玲作为文学艺术家，对爱情自然神往。她看重的是胡兰成的才华和赖雅的剧作家及哈佛背景，自然不去计较他们的政治身份了。这二个男人的政治倾向都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胡兰成作为通辑犯耻辱地死在日本，赖雅原来不是个等闲之辈，他的好友辛克莱－刘易斯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这个奖有一天会颁给赖雅，但后来他成了捷克共产党头头的好友， 信仰共产主义，遭到美国文艺主流社会排斥，再加上写作不出成果，一穷到底。依我看除了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那段初恋时间，身无分文的他给张爱玲带来的幸福也实在有限。”

　　“夏公，赖雅死时张爱玲也只有40多岁，依我看她也是可以再找个伴侣的。”

　　“哪里容易！除了赖雅这个老头儿，依我看在美国再没有一个男人追求过张爱玲！赖雅多次中风照成婚姻不顺，后来她得了幻觉症。不过但即使如此，张爱玲清醒时心地仍很清高。”

　　“您举个例子好吗？”

　　夏公讲，张爱玲有一回在纽约逗留数日，他去看望她。张讲胡兰成写什么《今生今世》，《 民国女子 》借自己的名字为他粉饰炫耀。给她写的信也有阿臾谄媚之意。张爱玲对这个当年曾经让她“欲仙欲死“的人早已冷漠郫视，不予理睬。“ 后来张爱玲给我写信说，如果她回信给胡兰成，势必要‘出恶声’的”。夏志清喝了几口青岛啤酒后继续畅谈：“相比之下，赖雅虽然苍老体弱一贫如洗，但毕竟对她怜香惜玉，关注她的写作也护呵她的幸福。赖雅以后，依我看她对男人完全失去了关注与兴趣。”

　　讲到这里，夏公变得忿慨起来：“但是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去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 对照记 》中即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二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望着夏公忿忿不平皱纹细细密布的红润面庞， 我想起不久前在纽约社交活动中看到的徐志摩儿子孙子孙女一大家人，和宋子文女儿女婿外孙一大家人，这两家的后代们个个在美国金融界科技界事业有成，大家相谈甚欢。我同意夏公的看法，女人无法怀孕也罢，怀了孕像张爱玲却因为穷去流产，而且是在美国，被美国老公所要求，的确不可思议。

　　“夏公，恕我直言，张爱玲从60年代到80年代给您写了100多封信，在当今社会就是情人很难写这么多信，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关心备至？”

　　夏公哈哈一笑：“因为才华啊，我喜欢她的才华，也同情她的境遇。张爱玲原来有一个梦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定居市纽约，东山再起。但是她太穷了，又不肯做写作之外的事，怎么可能在纽约生存呢？我有时想，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的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 总是独自埋头写些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东西，虽然她英文好，但美国人是不要看的呀！张爱玲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啊！ ”

　　我又问：“据讲在纽约，最关心，最帮助张爱玲的只有二个人；您和胡适先生，是吗？”

　　“张爱玲50年代刚从香港来到美国时，住在纽约市救世军贫民女宿舍中，胡适作为国民党政府前驻美大使，不惜放下架子去贫民窟看望她，还仔细读完了她的英文小说〔秧歌〕，我知道后很感动。这也促使我后来静静地读了张爱玲的全部作品。她因为胡兰成的关系被打入冷宫，但我发现她的中篇小说是最好的，无人可比。”看，到今天2004年10月，夏公讲到他61年的论断，还这么固执。

　　“胡适在张爱玲经济窘迫时，写信推荐她到哈特福基金会去住了半年，后来年迈的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寓公生活，回台湾去了。我继续尽自己的努力，联络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朋友，推荐她，为她找工作，这样成了张爱玲最信任的朋友。”

　　“那么林语堂、钱钟书、沈从文呢？还有徐志摩？”

　　“徐志摩30年代飞机失事时我只有10岁出头，但我知道胡适一直是非常欣赏他的，他的诗歌确实柔美。林语堂自然是大家，他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轰动一时，第一次把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和哲学理念介绍给美国人，好评如潮。我们那时都为林语堂祝贺。我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是40年代在上海宋淇家，钱的〔围城〕是了不起的幽默小说，沈从文和茅盾的作品我也很欣赏。不过论人论文，我还是最喜欢张爱玲的华丽与凄凉。”

　　我讲：“华丽与凄凉，这句话是你这儿来的呀？”

　　夏公讲：“唉， 张佩伦曾是位封疆大臣啊， 李鸿章爱才把女儿嫁给他， 两人恩爱生了张爱玲的爹，可这风流高贵的张公子却不幸成了吸鸦片的败家子。 李鸿章家财万贯啊，张爱玲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可到了张公子卖掉母亲（ 李鸿章女儿李菊耦）陪嫁的11 幢别墅中最后一幢别墅，还清鸦片债后，他只能在上海小弄堂租一个14平方的小屋，窝居等死了！李鸿章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当年来美国时被美国部长参议员总统助理达官显贵团团围绕，可他的曾孙女却在美国沦落去住救世军贫民窟，穷到去嫁美国穷老头， 穷到去打胎。。。Julia, 张爱玲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呵，这载沉载浮的人世本身就是一本小说。更何况张爱玲她把一生的梦想都献给了文学。壁如梵高，尚若他活著时衣锦华贵，今天不见得有这么高的艺术价值。”

　　83岁的夏公思维清晰敏锐，不愧为耶鲁英美文学博士。

　　我们又叫了甜点，我问：“夏公，那您60年代写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后，为什么就没有再写一本60-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毕竟60-90年代中国两岸文学还是大有文章可写的啊！”

　　夏公的眼睛突然凄凉起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唉，我给毁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我在耶鲁时认识了第一任美国妻子，生了个女儿， 可后来离婚了。如今我的二个外孙也上大学了，他们很棒。后来我又与台大毕业来美的王洞结婚，可惜太太生下个痴呆女儿。”

　　我忙问：“是唐氏综合症吗？”我曾经是内科医生，心中祈盼夏公女儿的病不会太严重。

　　“不，比那更糟糕。她是综合痴呆加自闭，不会讲话，完全不能自理任何事，我和太太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照料她。现在她35岁了，被接去住在新泽西一家痴呆患者慈善机构。我们现在轻松了些，但也放不下心，常常让他们送她回家，今天她就在家。”
　　他突然温和地提出：“你能不能多叫点菜让我带回去给太太女儿吃？”

    我心里很高兴夏公把我当女儿般看待， 于是一口气点了龙虾木须肉芝麻甜豆沙烧饼等几份菜，他非常开心。在我们相约的第二个星期天，夏太太告诉我她女儿很爱吃豆沙烧饼，我很欣慰。

　　这时我理解了为何夏公好像没洗脸。我仿佛看到他和太太正忙着照顾弱智女儿，接到我的电话匆匆出门连脸都来得及好好洗。夏公随而聊起，多年前，有一晚5岁的女儿要父亲背她到楼下大门口去玩，那天正是圣诞夜，有人醉酒吐了一地，夏志清背着女儿不慎滑倒，他一手撑地另一手紧紧保护背上的女儿，回来后胳膊肿疼了好几天，“幸亏骨头没摔断”。 夏公讲自己是被命运安排当了“二十四孝父”， 却生不出一个“ 二十四孝子”。我望着这个幽默、无奈，诚恳善良的老人，心想像这样的文人，在今天的大陆，海外都已不多见，我突然感到他就是张爱玲未曾下笔写的《我的旅美生涯》中的男主角，他热爱生活，可亲可信，同与世隔绝、孤独自僻的女主角形成强烈对比，也许就是靠了这种对比的支撑和友情，张爱玲才能活到75岁高龄的吧！

　　午餐后，我们一起到位于东60街邻公园大道我的家中小酣聊天，到阳光灿烂的阳台上眺望公园大道上绯红色的海棠花坛。我先生麦克看电影去了，刚满14岁，5尺8高的儿子安德鲁向夏公问候，夏公用英文大叫：“小伙子，怎么可以长得这么高？！”我又开车把他送回家，临别时送给他一本我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版请夏公指教。

　　开车到曼哈顿上城西113街他的公寓门口，跳下车为他开门。当他向我挥别时，我再一次看见夏公眼睛里闪动着父爱和善良之光。为了女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否则，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他的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古典小说 史》之外更多的中国文学英文论著了！

　　我坐回车里，静静地望着夏公提着菜走上楼梯台阶的背影，像面对著一部深邃而温馨的历史，充满敬意。

　　张爱玲也曾这样默默目送他的背影吗？

再次相约星期天 （ 下 ）

　　10月17日 星期日
　　这一周忙碌于商务和社交活动中，有朋友讲“在纽约生活， 好比天天过节”。指的是激动人心的事几乎天天发生， 英文即： Exciting.　

　　前天应邀参加了美国金融地产投资大亨维廉凯利先生在公园大道61街私宅中举办的晚宴。他今年近八十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去年捐献了五千万美元给他祖父的母校， 即今年美国总统两位候选人辩论地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以他金融世家的祖父名字命名的亚利桑那大学“ 凯利商学院” 拨出了部分捐款，用于建立培养中国企业主管人员的EMBA培训项目。

　　晚宴主持人在曼哈顿常见的party欢乐的气氛和伺者穿梭般递上的香槟美食中让大家静一下，W.P Carey公司主管Edward Lapuma 开始宣布晚宴贵宾名单，他在念到中国驻联合国、纽约总领馆的高层官员来宾之后，念出了我的名字。Julia Fochler，这时晚宴厅起一片耀眼的闪光灯。我并不奇怪， 因为来宾有不少读过我的书的热情读者。有一位中国青年用流理的美语英文和我讲， 他是看了我的书后立志到纽约闯天下， 如今他是凯利先生的中国事务首席助理。第二天报刊上登出了晚宴的新闻报道。那天Party上，我还想起夏志清。说实在，不少杯光交错的晚会，和上周末相约夏志清比起，只是淡淡一滴水，但凯利先生和夏志清一样了不起。星期天早上，我从网上收到了我和凯利先生手捧玫瑰花的合影， 他笑的好开心。“纽约的好老头儿真不少。”我想，就拿这个上市公司亿万富翁凯利先生来讲吧，他一捐款就是千万、上亿，自己却住在公园大道的二室一厅公寓，他的钱可以把整幢大楼买下来，可人家就是乐于居住二房一厅，一间睡房一间书房，浅红色的各种书籍从政治经济到小说诗歌堆向天花板雅致的书房中，这就是和夏志清一样的淡薄金钱，达观坦然。

　　不远处61街第五大道上是海明威故居的白色大理石公寓楼，再不远处东64街是四次连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故居。曼哈顿这些一幢幢饱含着历史文化气息的大街啊，现在最让我牵挂的是西北角113街那条最古老的街道，在那里住着旅美60年的夏志清老先生，他曾为贫寒交困的张爱玲点燃温馨的炉香，他是支撑张爱玲活下去的真挚友人，我突然感到如果把他们的故事叫做《 最后的炉香；沉香宵 》对应张爱玲的第一本书《 第一炉香： 沉香宵》倒是即切提，又让人希嘘感叹。

　　张爱玲讲： “ 等这一炉香燃尽成宵， 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可是， 这个故事没有完”，我几天来挥不去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张爱玲生命中如此重要，在台湾文学界又名气很响的夏公，居然不知道风靡两岸的电视连续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呢？， 王惠玲不是研究了三年张爱玲才动笔写的吗？电视剧中大量引用张给夏公的信， 再怎么讲夏公也是应该知道的啊！” 我拎起电话：“夏公，距我们上次见面，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今晚上我想到您家来玩玩，并请您和太太女儿去哥大餐馆吃饭。”

　　“欢迎，欢迎！不过我女儿今天没回来。”

　　“没关系，我傍晚5点准时到您家。”

　　“好！好！”

　　放下电话，我又重新看起DVD〔她从海上来〕，这次是一集一集地快放，我要把那段有关夏志清的旁白挑出来放给夏公听，让他在屏幕中和老友重逢！

　　5点钟左右，带了我的宝贝DVD《 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到了夏公家。上星期天是在陈旧的楼外告别的，这次则是乘了老式电梯到了5楼。一开门夏公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美式拥抱，夏太太也高兴地去沏新茶。客厅不小，铺着浅蓝花卉的陈旧中国地毯，浅绿色的沙发后面是一大排醒目的书架。原来的餐厅间已改做书房，踏进去四面八方都是高大的书架，仿佛走进一间图书馆。夏公中西贯通，英文书籍在右边书架堆到天。中文书籍则在左边书架堆到天，与屋中的零乱不同，书架书籍均次序井然，高雅整洁。夏公看来还是仍然很怀念他耶鲁时代研究的英国文学。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William Black (1841—1898)的选集。一页页地翻开泛黄的书页，珍惜羽毛般地轻轻抚摸着页中的插图：“这都是William Black 自绘的，他曾经梦想成为画家，后来成了文学家，天才呵！------他是莎士比亚之后开浪漫主义先河的重要英国作家。”

　　我仔细看着这些插图，的确精美，且有震人心魄的魅力。 其绘画所占据的空间几乎超过小说文字内容，风格很像菲力普?韦特为但丁的〔神曲〕所绘的插图。随着夏公的手指， 翻页，我被深深吸引， 就如我在梵第岗拉菲尔studio所受到的磁力吸引一样。夏公也谙熟当代英美文字，上星期天，他在我家看到我近日阅读一迭书籍中的一本英文原版《 The Catcher in the Rye 麦田捕手》他大叫是好书，并讲主人公霍尔顿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似，都是“对科举制度造反”。我告诉他这本美国当代经典小说我爱不择手，时而让我捧腹哈哈大笑，时而让我感动落泪。我真想知道张爱玲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她看过，“我发誓”（书中主人公的口气），这本书一定能给她带来几天的快乐。”

　　夏太太比夏公年轻十多岁，六十多了， 她热情开朗，一边端上热茶，一边笑着说“你的书我二天就一口气看完了，写的好。你年轻时在西伯利亚放猪、跳火车，也真苦呀。“

　　我们三人在沙发上坐下品赏新茶。我取出〔她从海上来〕DVD中第10盘碟片，夏太太放进DVD机，电视屏幕上出现张爱玲正坐着公车去看牙医，然后是坐在家中地上杂堆中给夏志清写信。

张爱玲旁白：

　　“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来信。
我这样莫名奇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何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二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帐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和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夏志清说：“刘若英（ 饰张的台湾名演员）可比张爱玲漂亮多了。”

　　我问：“您还记得这封信吗？”夏公讲：“记得记得。唉，张爱玲去看病的医院都是给穷人看病的免费医院，不像我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预约就行。张爱玲要搭车去很远的指定医院，而且还要无穷无尽地等待，白白地耗费了她许多光阴。”

　　“您认识这部电视剧的台湾编剧王惠玲吗？”

　　“不认识。”

　　“那这封信，一定是她从您已经发表的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引录的？”

　　“我想是吧！我要好好看看这个电视剧， 我的眼睛不太好了， 但我要仔细从头看看”

        他平静又急切， 好像要与老友约会。

　　我真不理解，从刘若英、赵文萱分别饰张爱玲、胡兰成的〔她从海上来〕开拍那天即轰动两岸成媒体焦点，到放映时在大陆台湾更风靡一时，可直到04年10月，夏公居然没有听说过这部电视剧，就连研究了三年张爱玲“ 史 ” 写成此剧本的王惠玲，虽然在剧中大段引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却也没有想起通过她的母校台大或纽约文学圈友人找一下夏志清，向夏公问候或感谢一声。我惊讶〔她从海上来〕的台湾编剧，导演、制片，竟然无一人想到要寄一部DVD给每天在纽约哥大附近113街阳光下散步的夏公看看，却在片尾用了一整盘碟片记录拍摄该片的现场情景！

　　夏志清被〔张爱玲传奇〕剧组实实地遗忘了，这才叫作世态炎凉！我好像突然明白张爱玲生前为何“无人问津”了：也许世人对逝者的宣扬鼓吹，并不真是出于对逝者的关爱或对其足迹的深刻思考。而也许仅仅是为了一部有商业价值的电视连续剧，或为了多一个人生盛宴的话题；一段炫耀的文字与银幕标记。而眼前的夏志清，在书架上摸摸索索，对他的古老书籍和逝去足迹，显得多么深挚依恋！

“夏公”，我犹豫了一下说：“仅从63年到82年，张爱玲给您写了100多封信，你能拿出几封给我看看吗？”

　　“好，可以！”

　　看着夏公善良的，布满岁月苍殇密密皱纹的脸，我不由想起张爱玲的名句：“ 因为懂的，所以慈悲”。

　　夏公从客厅跑去书房，一会儿拿出几页张爱玲的信和一个她的信封。张爱玲的黑色钢笔字很清秀，信都是竖式书写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纸。有一封83年12月22日的信，虽然20年过去，但夏公仍将信保存的很完好。我轻轻地抚摸着信上的字迹，仿佛在抚摸卢克索古埃及法老的象形文字，抚摸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女子，她破碎的幻想和凄婉的人生，63岁的张爱玲在圣诞节前，孤坐在陋室的灯下给夏志清写这封信：

　　“志清，
　　年底写圣诞信，也没找出上一封信来再看一遍。忘了你提起Diana Chang的小说，寄出后马上想起来了。前几天匆匆写信，又没来得及说。其它你找人译出来，一定有许多人赞赏。-------宋淇前一时又生了场大病，现在刚好点-----光就我来说，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夏公和我边看边读，夏公讲张爱玲的字写得有女人味，清秀、整洁，不过偶而会“创造”独特的字体。

　　我和夏公夏太太一封封仔细阅读张爱玲的来信，张爱玲在信中经常夹着书写秀丽的英文。每封信的最后总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讲：“张爱玲真懂礼貌，每一封信都要问问我和月珍（痴呆女儿）好。”

　　我问夏太太：“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

　　张爱玲用打字机打出的地址，她即没有用Eileen，也没有用赖雅Fedinand Reyher 的姓氏，而是一个“Chang”

Chang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收信人是
Professor C.T.Hsia （夏志清教授）
　　------纽约地址

　　夏志清带我看了他收藏张爱玲信件的文件柜，一层层文件夹中放着不同年代的信件。“我从来不会弄丢别人的信，所有的信在我看来都是很好的生活或者学术记录。”
　　在夏公的客厅和书房中，时间飞逝，他拿出一本英文著作〔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国古典小说送给我，上面写着：

“To my Dear New friend Julia
C T.Hisa
Cot 17. 2004(印章)
（送给我亲爱的新朋友Julia , 夏志清）

　　出门前，夏公坐在书桌前，用清秀的字体为我写下张爱玲给他信中的一句话：

　　“我是爱着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和张爱玲所喜爱的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
　　“因得其情，哀怜而勿喜”
　　夏志清笔录
　　2004年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纽约

　　夏公又穿上我们上周日见面的那件旧大衣，夏太太带上绒线帽，他们带我在二个睡房和厨房、和藏书壁橱转了一圈：“不小吧！我的房子可比胡适的房子大多了！”夏公说：“我是哥大教授，胡适是退休公务员，拿一点退休金过日子，我比他舒服多了。不过胡适好学问好心肠， 四十年代初张家鼎盛时，他和张爱玲的父母在上海一起打过桥牌呢！”

　　“夏公，我愿意出资金让你去大陆开研讨会。”

　　“不，心脏病，不能去啊！不知哪一天上帝就把我请去啦。”夏公83年去大陆后，再没回国。时光倒流，晃若隔世。我仿佛看到胡适、夏志清、张爱玲一起手牵着手从层层书架后面的时间隧道中走来。胡适张爱玲已作古人，而这位将张爱玲像颗珍珠样重新掘出沙丘的夏志清，自己却被眼看一天比一天更深的沙漠慢慢淹没。

　　我们走出大门，来到113街狭窄安静的小路上，我突然想起上海沦陷时期郑振铎大声呼吁阻止“史流他邦，文归海外”，发动“ 抢救大劫”活动一事，我真想对着纽约的月色夜空大叫一声：“ 郑振铎啊，你在哪里？我的遥远的祖国大陆的同胞啊，快把研究死人的热忱用来关怀活人吧！”

　　我回头望着身后那扇缓缓关上的大门，仿佛看到最后的炉香正在纽约的朦胧之夜飘逝，散发， 再不回来。 我搀着两位老人禹禹而行，向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哥大餐馆走去。我心中暗暗祈祷：当今浮华世界呵，切勿将深遂的历史与精采的华章，默默地切隔遗忘在113街这陈旧公寓冷清沉寂的黑色铁门后面！

--------10月18日初稿 于 纽约曼哈顿
11 月 25日 定稿 于上海 ， 2004

夏志清：文学的偏见是正常的    陈子善    《北京晚报》， 2005年09月07日

一部1961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带给中国文学史界的震荡，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还在国人习惯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排序时，远在美国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以他独特而超然的文学眼光，将几位寂寂无名的作家推到文学的前台。如今，“张爱玲话题”与“沈从文话题”仍然在文学界延宕,而他的文学论断早已得到文学史界的承认。因为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先生成为改变国人文学眼光的人。2005年，夏志清先生的这部名作辗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也让他自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华东师大学者陈子善，因为推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的出版，成为与夏志清先生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编者特约他为本报撰文，同时也披露一些该书出版前后不为人知的史实与细节。———编者题记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繁体字中译本（香港版），我早在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即1980年就已读到了。说实话，读后所受的震撼委实不小，因为它与我当时读过的几种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太不一样了。记得当时想读此书的同仁还真不少，后来写出《郁达夫新论》的许子东兄就向我借阅过，还约定三天之内一定归还，那种神秘兮兮的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

　　1983年夏，夏先生有大陆之行，他是钱钟书先生请来的客人。但直到他返美之后，我才知道他到过上海。为此，我还责怪过接待他的我的同事龚济民、方仁念夫妇。方教授时正研究“新月社”，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一年，对夏先生执弟子之礼。也因此她后来吃过一些苦头，被斥为拜倒在“反共学者”门下。龚、方夫妇的回答使我吃惊不小，他们被告知不能声张夏先生的来访，不能在校院内接待夏先生，夏先生能见谁是受严格控制的，所以就不便通知我了。夏先生有那么可怕吗？现在回想起来，未免可笑。最近贾植芳先生出版了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书中对夏先生当时访问复旦大学种种有趣的情形就有真实生动的记述。

　　待到终于与夏先生见面，已是整整十七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患心脏病后，已遵医嘱不再长途旅行，但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于是由王德威兄“护驾”，欣然破例与会。

　　这是数年通信之后，我首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益。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工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他对大陆文学评论界当年对他的批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也推崇他认为有个人风格有成就的左翼作家，如茅盾、吴祖缃等。特别对张天翼，他评价甚高，可后来人们提到他的“发现”，往往只提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惟独遗漏了张天翼，实在有点不公平。他坦言文学史著作从来就没有纯客观的，他个人有所取，就会有所不取，如果说这就是“偏见”的“主观”立场，不也是正常的吗？

　　夏先生自视甚高，但他并不是不接受批评。他一再表示，《小说史》未能详细探讨萧红、端木洪良、路翎等人的小说，是他的疏漏。虽然当时他在美国无法读到这些作家的主要作品。《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他读了我影印给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冀仿和贾植芳两位“胡风派”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拙著《小说史》里作者、学者姓名都没有弄错，想不到留下‘贾冀仿’这个笑柄，自感不好意思”，要求我代他改正。其实，《小说史》两处提到冀仿，一处误作贾植芳，另一处并没有错。

　　这些年来，我与夏先生鸿雁不断，他这些信谈文说艺，给了我很多启发。将来有机会整理出来，我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应有所裨益。

　　《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几经曲折得以问世，但还不是全本。值得庆幸的是，原书的精华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夏先生已85岁高龄，手头还有一大堆的事。《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文等着他最后校正，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的注释也有待完成，还有《夏志清自选集》的选目也等着他审定。今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将举行夏氏兄弟文学贡献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想夏先生作为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大概终可以一秉他闻名友间的幽默感，开怀畅笑了吧？”

(南方日报)  夏志清、张爱玲，他们的书和人：访陈子善   2005.10.08

－－专访著名学者陈子善(张爱玲研究专家、夏志清的“引进者”)

编者按

上月的今天，恰逢张爱玲去世10周年纪念日。一本最新的、由陈子善主编的张爱玲绝调文字《沉香》出版了。

《沉香》这本书是为纪念张爱玲逝世10周年而编的。这本书主要收录台湾皇冠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张爱玲的散文和剧本。同时，也收录了张爱玲一些遗物的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画作。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先生近日接受了记者特约采访，畅谈张爱玲和她的“倡导者”夏志清。

　

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肯定的三个人: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小说史》出版前从未进文学史

记者:夏志清是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发现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热。今年7月，这部名作在隔绝44年后，简体中文版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里至少肯定了三个人，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当时很多人不服。他们三人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怎样？据说张爱玲当时在正统文学来说，并不入流。

陈子善: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国内跟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前后也出版过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这些文学史都没有提到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好像他们三位在文学史上不存在似的。

当时钱锺书和沈从文已经停笔，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钱锺书在进行古典文学研究，沈从文在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张爱玲远在美国，尝试用英文写作。钱锺书和沈从文停止文学创作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用不着我再多说。

　

他眼中的夏志清:他说话没有顾虑，从不掩饰自负

记者:听说您见过夏志清先生，对他印象如何？

陈子善:夏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见过他两面，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纽约。在纽约见他以后半个月，“9·11”就发生了。夏先生很注意穿着，西装笔挺的，也很喜欢聊天。他讲的比我有趣多了，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

记者:有些文章中说夏志清很风趣，是个性情中人。您跟他见过面，能否谈谈具体细节？

陈子善:所谓性情中人就是说，他说话没有什么顾虑，想什么就说什么，畅所欲言，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往往对一些作家，对一些朋友有很具体的批评。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常常会哈哈大笑，当然具体对某个人的某些评价还不适合说，但是你跟他谈话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真诚。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当面吹捧他，背后又另外做一套。

记者:听说您经常同夏先生通信，其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可以先披露一下？

陈子善:也不是很经常通信，因为夏先生年事已高，手头的事情很多，不方便多打扰他。他作为前辈很关心我这样的后辈，在信中有时候会经常提醒我要多多增加营养，怎么仍然那么瘦，多吃维生素。这是一个长辈对后学的关心。他虽然很自负，但有时也会把一些文章寄给我看，也愿意听听我的看法，这也使我很感动。

记者:夏先生的书出来之后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学者对夏先生学术思想有所商榷，个人所知，刘再复先生大概是去年吧写了一篇长文跟夏先生商榷？陈先生怎么看刘先生的文章？

陈子善:刘再复先生跟夏先生第一次商榷我在场，那是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举行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夏先生和刘先生都参加了。刘先生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在肯定张爱玲成就的同时，也提到了他所认为的张爱玲的不足，并对夏先生对鲁迅的批评提出商榷。后来的长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想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也没有必要非要定出谁胜谁负，谁对谁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些争论可能是长期的，研究者的看法肯定会有不同，甚至会有争议和对立，这都是很正常的。

　

谈张爱玲绝调文字《沉香》:收入张爱玲散佚散文和剧本，遗物照片和画作

记者:您是张爱玲研究专家，曾经发掘、整理过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主编过《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张爱玲》等书，自己还写过一本《说不尽的张爱玲》。您最新发掘整理的张爱玲的绝调文字《沉香》也刚刚出版。9月8日是张爱玲去世10周年纪念日，这本书也是对张爱玲最好的怀念。陈老师，请你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陈子善:《沉香》这本书是为纪念张爱玲逝世10周年而编的。我只是做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可以说，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本书主要收录台湾皇冠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张爱玲的散文和剧本。同时，也收录了张爱玲一些遗物的照片和张爱玲的一些画作。

记者:《沉香》被称为张爱玲的绝调文字。与你主编的其他张爱玲的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书里的文章都是首次收录吗？

陈子善:我想更准确地表述我所讲的，书里的文章都是台湾版《张爱玲典藏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中《不了情》电影剧本是首次披露。不过，北京中华读书报有一个更有趣的发现，张爱玲的一篇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小说《郁金香》出土。我想对广大张爱玲作品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喜讯。

　

谈张爱玲佚文《不了情》的发掘:“瞎猫抓死老鼠——撞上的”

记者:《沉香》里收录了张爱玲的文学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一曲难忘》等，据说其中的《不了情》张爱玲自己曾以为找不到了。那么，你是怎么发掘出来的呢？

陈子善:在40年代的时候，上海对她就有很多评论。如果要说发掘，《不了情》不像《太太万岁》，《太太万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在上海和其它地方放映过。但《不了情》至今没有放映过。

有趣的是，广州的俏佳人影像公司把它制作成了VCD，全国发行，也许你就能够在你附近的音像商店买到，好像是20块左右一盘。

记者:您是否能估计一下，张爱玲大概还有多少佚文未被寻获。她留下的文字后来到哪里去了？

陈子善:只有天知道，也许还能够找到。这次先后找到了《不了情》和《郁金香》，谁敢保证以后不会再找到呢？

记者:《沉香》首次披露了张爱玲的遗物照片，这些遗物照片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留下的，还是留在上海故居里的？

陈子善:这些遗物是她晚年的，全部留在美国。去世以后，先送到了香港的宋淇先生处，然后又归往台湾皇冠保存。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遗物，记得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我去拜访她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他曾指着房子里的一个破箱子跟我说，这是张爱玲留下的。现在张先生也已经去世了。这个箱子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沉香》文章背后的故事:张爱玲不满处女作《忆西风》只得第13名

记者:张爱玲的散文也是一绝，《沉香》里共收入《几句话对读者说》、《太太万岁题记》和《忆西风》等散文，据说“几乎每篇都有一个或简单或复杂的故事，一段或动人或有趣的因缘。”能否给我们简单讲讲背后的故事？

陈子善:就举一个例子，《忆西风》是张爱玲的绝笔，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张爱玲的最后一篇作品。她在文章中回忆了她当年应征参加上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她的应征作品是散文《天才梦》，是很有名的。也是她自己承认的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最后得了名誉奖第三名，在名誉奖前面还有第一名到第十名，也就是说她只得到了第十三名。张爱玲当然很不服气，晚年的这篇文章当中就专门谈这件事，她认为第一名的字数远远超过规定的字数，却拿了第一名，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实际上，第一名并没有超过规定的字数，是张爱玲自己搞错了。这不是很有趣吗？不过，当时的评委也没有瞎眼，至少给了她一个名誉奖。

记者:当时第一至十名中有哪些人？

陈子善:第一名到第十名中，其它九位好像后来都没有什么文名，但有一位鹿桥后来在港台文坛也大名鼎鼎。2001年我去美国曾经拜访过鹿桥先生，谈起张爱玲，他对张爱玲的画还是赞不绝口。他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一次评奖能够产生后来很有影响的两位名作家，已经不容易了。

　

张爱玲半世纪不老的秘密解读:她对日常生活充满关注

记者:张爱玲的作品畅销不衰，从上世纪40年代登上文坛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是个不老的传奇。你认为相比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张爱玲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她对大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画，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现在的上海？

陈子善: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很多，但我想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现代文学其它作家所不具备的。她对人性的发掘也是很特别很深刻的。她对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画我不觉得能够代表现在的上海，只能够代表当时的上海。

记者:您能谈谈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异同吗？许多人把她们放在一起说。提起张爱玲，不仅想起她的作品，还想起她的“身世”。这也是很特别的。

陈子善:我不配谈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异同，因为缺乏研究。

记者:今年纪念张爱玲去世十周年的活动有哪些？

陈子善:张爱玲逝世十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有所纪念，海外我所知道的有她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翻译的《海上花》英译本的出版，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有一个张爱玲遗物展览，北京已经举行过张爱玲的照片展览。北京的中国华侨出版社举行了“张爱玲与本土文化”学术座谈会。海峡两岸几乎是同步出版了《沉香》，华东师大还在筹备“张爱玲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纪念活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小说《郁金香》的发现，为这个纪念活动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相关人物简介

　

陈子善

文学史学者，因对张爱玲的研究而为海内外文学爱好者熟知。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文人事》、《捞针集》、《说不尽的张爱玲》、《生命的记忆》等。

　

夏志清(C.T.Hsia)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 1921年2月生于江苏省吴县。1947年赴美前在北京大学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研读英文，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1952年至1954年在耶鲁从事研究，展开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文教授。夏志清的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特约记者/杜晗）

(南方周末)    夏志清：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2007.01.07

    夏志清對魯迅的評價頗具爭議，後來夏志清作了修正：“我對《狂人日記》確實評價過低，《狂人日記》是魯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諷刺和藝術技巧，是和作者對主題的精心闡明緊密結合的，大半是運用意象派和象徵派的手法。”

    夏志清的寓所在曼哈頓百老匯大街附近一條僻靜的街道上，距離他曾經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赫德遜河一箭之地。

    老式電梯一直通向五樓。這是一套書籍擁塞的公寓，從過道開始，室內的每一個墻面都被放滿了書的書架所佔據，書房裏的兩張書桌上報刊書籍更是堆積如山。桌上的不少出版物是國內寄去的，“我這裏有《書城》，上面有我的文章。”夏志清隨手拿起一本雜志這樣說道。

    客廳的長桌上放滿了藥瓶，裏面有各種維生素。這些大大小小的藥瓶倣佛無聲地說明主人已經是86歲高齡的老人了。

    夏志清1921年生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著作與正統的文學史觀有著較大的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kk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張愛玲的《金鎖記》被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被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有評論稱，《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于一次文學的革命。從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在採訪之前，夏志清有著特別的要求，希望會上海話的記者採訪。交談自然用上海話進行，夏志清間或用普通話夾雜著英語回答。

    夏志清說的是舊式上海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提醒記者：“你又說‘老好’了，你們這樣說不對。我們都說，邪氣好！‘邪氣’這樣的詞多形象！”夏志清加重語氣說的“邪氣好”在上海話中意為“很好”，在年輕一輩的上海人中已經很少聽到了。

    夏志清是性情中人，說到激動處，聲音會突然高昂上去。早就聽說夏志清說話的風格如連珠炮一般。他倣佛永遠充滿了好奇，問題一個接一個：“哎喲！你的個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國人高，現在中國人也這樣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頭發這麼長多久了？現在允許的嗎？”

    1983年，夏志清曾應錢鍾書之邀，回過北京和上海，以後再也沒有回過中國。懷舊的夏志清，記憶中的上海仍然是半個世紀前的上海。問起老上海，如數家珍：“南京大戲院還有嗎？”“國泰、大光明、大華、美琪大戲院還在嗎？”

    1969年，夏志清來到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之後，夏志清專事回憶錄寫作，整理過去發表的文章，準備結集出版。他和張愛玲的通信正在臺灣《聯合文學》連載，還有兩期就連載完了。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繼在國內出版，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英文版問世40年後于2005年終于在中國內地出了中譯簡體字增刪版，此外，尚有《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歲除的哀傷》等多種。

    盡管夏志清是以對現代小說的研究揚名立萬，但是他現在已經很少閱讀現代文學作品，美國的當代小說看得也少，平時只是看看書評。

    採訪結束時，記者詢問可否攝影。夏志清爽快地說：你早就可以拍了。看到記者取出的數碼相機，大為驚奇：這個相機要多少錢？這麼貴！要小心，紐約會有人搶的。當他從顯示屏上看到拍攝效果，問道：不用閃光燈嗎？還可以拍得這麼清楚，真是了不起！連忙招呼夫人來看。

    夏志清特地在書架前手捧其兄夏濟安的著作《夏濟安日記》留影。“夏濟安死了以後，我給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沒有少。不像張愛玲把我的信丟了一大半。他的日記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個月的日記寫的是他如何愛女學生的事情。魯迅、鬱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濟安日記》重版以後，銷路很好。大陸也出過了，你去買兩本。幫我捧捧場。”

    “張愛玲在前三四名”

    記者：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您現在對當年寫的作家評價有改動嗎？

    夏志清：沒有改變。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

    記者：您對張愛玲的評價也沒有變化？

    夏志清：沒有變化。

    記者：張愛玲離開大陸以後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嗎？她晚年的作品質量和她年輕的時候還是一樣嗎？

    夏志清：孤僻了，人變了，不開心。開心的話，你文章寫不完的，故事寫不完的。她不寫了，要寫的話，紐約有中國人，和上海、香港一樣好玩，主要是attitude(態度)。我們是見過面的。我請她吃飯，她不來。

    記者：除了她的境遇和心情不好之外，是不是跟她的創造能力衰退也有關係？

    夏志清：跟attitude(態度)有關係，關鍵是不動，動的話是用不完的。一個人在于人生的興趣，本來一個人看看世界，很舒服的事情。她一方面身體不好，沒有錢，靠稿費，靠版稅，而且她不肯寫，名氣太大了——我的身價不同。普通的人寫一篇小文章沒有關係的嘛，有的人名氣大了以後，會覺得這些文章用不著我寫的。

    她後來到美國，就把她的老東西再弄起來。外國確實陌生的，她其實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閒一點的工作，做設計師她也可以的。這個事情她真的喜歡做的，那時美國還沒有很流行中國人做的衣服，做起來不得了。她沒什麼朋友，她只感激胡適，別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這樣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

    記者：現在給魯迅、茅盾、老舍、張愛玲排一下座次的話，您覺得誰最好？

    夏志清：還是這樣的，張愛玲在前三四名。張愛玲到了後期，身體不好，不行了。魯迅還是很低。魯迅學問並不好，兄弟兩個人，他弟弟的學問比他好。說起來最可憐，他是洋文沒有學好。魯迅開頭懂點德文，因為念醫學。後面忘記了，英文也沒有學好。周作人日文好，兩個人日文都好，周作人比他更好，能夠翻譯古日文。周作人、鬱達夫人日文好，英文也好，還懂一點德文。郭沫若也懂一點德文，郭沫若就是英文不夠好。

    記者：因為您身在海外，對左派作家都比較反感，這是不是一種逆反心理？

    夏志清：沒有，我覺得魯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會講他這麼高嘛。

    記者：您對他們的評價和正統的評價總是有很大的出入。

    夏志清：我是冤枉的。我把張天翼說得好的，他就是共產黨作家，吳祖緗也是好的作家。有兩個人的才還是很高的，我不說失敗，只是失望。一個是茅盾，開頭很好，講茅盾《虹》寫得好，是我第一個講的。他就是早期好，後來就太乖了。《虹》以後，寫到《子夜》，真正不好，因為他完全就是根據Party(黨派)的意思去寫的。老舍這個人是英美派，個人主義。老舍沒有寫過英文信和小說，不像張愛玲寫過英文小說。他的中文很好，尤其是北京土話。《駱駝祥子》講的是個人主義的失敗，同情社會主義。老舍早期好，《四世同堂》(前半部分——編者注)好得不得了，書的後面就不好了，完全是瞎編。後來，他和郭沫若兩個人都發瘋了，瞎寫，寫了20個劇本，怎麼寫出來的？

    Party(黨派)這種最討厭，Party(黨派)還是有的。張愛玲的朋友都是假朋友。傅雷的學問是西洋文學翻譯，他自己不會去碰張愛玲的。但是張愛玲在1943、1944年實在太紅了，左派派人讓他用筆名寫一篇文章來罵她。他歡喜翻譯巴爾扎克，巴爾扎克的作品講女性壞的很多的，他發現《金鎖記》實在是好，和巴爾扎克的作品一樣的。我們寫文章，會這樣說，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鎖記》好。他倒過來，《金鎖記》最好，《傾城之戀》差一點，最後發現《連環套》一塌糊涂。完全是聽從上面的，這種最討厭。

    學問方面講起來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見，要有智商，不要跟著人家走。所以你要學我的話就要這樣。

    記者：學是學不像的，學就是聽別人的。

    夏志清：好壞自己決定。

    罵魯迅？“我沒有”

    記者：您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評價有了一些調整。

    夏志清：調整一些。開始我覺得不好，因為書裏面說是講故事，又沒有故事，完全是一堆空文章。別的我沒有認錯。

    記者：魯迅後期的散文，您仍然不覺得那是文學作品？

    夏志清：他的氣量太小，做了事情，也用不著這樣辯的。魯迅這樣的地位，小家夥來罵你，一點都不理就是了。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serious，(如果你認認真真地做些事)。他晚年只寫散文，別的事情不做，翻譯《死魂靈》，翻得一塌糊涂。魯迅就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只有紹興鄉下的作品那些是好的，《故事新編》並不好，長篇都沒有。有人說我罵人，其實我沒有罵過人。

    《傷逝》寫的是許廣平之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沒有人提過。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講。他們研究了半天，不敢去問他，真是的。沒什麼難為情，他又沒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沒有人提，真是奇怪。開始看《傷逝》，就覺得很有真實性，你感覺到了嗎？他的經驗就是靠自己嘛，《肥皂》裏的老頭就是他自己。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創造能力是沒有的。其實罵魯迅的人和批評他的人很多呀。

    記者：那些罵魯迅的言論您看到過嗎？

    夏志清：國內有很多是吧。我沒有看過。

    “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

    記者：您在平時，包括您以前在讀書的時候，您的英文閱讀主要是讀哪些作品？

    夏志清：英國文學是我的主修課，全部都讀過。當代作家不要講的，近代作家都是很好的，古代都要看的，莎士比亞都要看的。讀博士的時候，古英文，中世紀英文都看過嘛。

    記者：您最喜歡哪些作家的作品？

    夏志清：都喜歡。

    記者：都喜歡？

    夏志清：英國作品比美國作品、中國作品要好。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實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你講散文，英國、美國都有好的，美國好的不知有多少。自己選擇一些好看的，名家很多好看的。

    記者：中國的現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范疇裏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夏志清：這個不太好比較，就看自己怎麼看了。中國的白話詩，中國人都不承認。這個最吃虧了。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中國的戲劇只有曹禺出名，別的人都沒有啊。中國電影大家捧場，給大家一點希望。但是像張藝謀這種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國人的批評不嚴的，所以很難講，美國人講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後講好壞，還是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決定的，自己的良心決定的，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而且文學不好比較，當年除了日本文學以外，世界文學只有英、美、法、意大利、西班牙。現在的世界這樣大，一下子匈牙利、波蘭的小說來了，嚇壞了。還有阿拉伯人用英文寫的小說。現在要講研究世界文學，只講中國就沒有意思。

    記者：一些新的作家，比如說哈金，您看過嗎？

    夏志清：我看過他的《等待》，我覺得有點軟，有一點賣弄，有一點對政府的批評，有一點靠人事關係。要我寫的話，不會這樣寫的———重新團圓，皆大歡喜。他的觀察不錯，文字也不錯，可以去看，可是他的basic　 perspection(基本觀點)，我覺得沒什麼，那還不如張愛玲的作品好。張愛玲這個人敢講真話。哈金名氣很大，書太多。最好像喬伊斯一樣一生只有幾本書，最佔便宜呀。

    “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漢學研究在美國的學術研究裏面佔什麼地位？

    夏志清：沒有弄起來。《西遊記》全翻出來，沒有人看。《紅樓夢》有人看，但是真正喜歡看這種大小說的沒有，還是專家在看。

    記者：有什麼辦法讓西方人把漢學研究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等中國更發達一些才行？

    夏志清：我覺得中國文學本身不夠好。

    記者：有沒有不同語言的原因，因為要翻譯一下才能看到。

    夏志清：我覺得現代文學大家都是一樣。中國古代就不如人家，中國人太乖，唐朝、漢朝都是聽上面的話。中國的文學好的太少。中國文人應酬太多。

    記者：在您眼中，好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夏志清：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阿瑟• 威利、艾茲拉•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大家說：就是好！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看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詩還看得多一點，杜甫的。19世紀俄國文學都是翻譯家弄出來的，大家要看，中國人也要看，但是中國沒有這種文學。人生真問題中國文學不大講的，只有《紅樓夢》稍微講一點點。(王寅)

    說明：沈亦文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華讀書報)    通過夏志清閱讀張愛玲    2007.03.07

    人世間最令人感到哀傷的，莫過于悼亡事。在這部《歲除的哀傷》裏，夏志清的主要文章竟是悼文，作者清點昔日歲月，以及與這歲月息息相關卻已然逝去的人們，只能用哀這個字來形容。

    書裏單列的張愛玲那部分，也沾染了全書哀的基調，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無可名狀的痛惜。都是些舊文，如他悼張愛玲的那篇《超
人才華，絕世淒涼》，還有《〈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等等。夏志清對張愛玲小說不遺余力的推廣，世所共知。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了張愛玲一個人42頁的篇幅，背景是，此前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張愛玲這個名字，她甚至是被主流故意遺忘的角落。所以，夏志清這種逆主流而上的厚此薄彼，招致非議聲四起幾乎是必然的結局。可以這麼說，是他的欣賞與研究，為我們衝破了一道封鎖，那是特殊時代對一位有才華作者的封鎖。

    讀《歲除的哀傷》，總能想起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封鎖》來。許多人能讀到小說裏人性的出逃這一層面，其實，讀她的關鍵詞卻是“瞬間”，而非“出逃”：瞬間的非常態，被非瞬間的常態死死壓抑住了，所以，出逃的結局仍是回歸後的蒼涼。封鎖在那個年代是常有的事，封鎖與這封鎖的被衝破、解開，注定能成就一段難忘的歷史。這是人們常把夏志清和張愛玲的名字放在一起的理由。

    張愛玲雖然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時代的旋渦之中，寫出過《十八春》、《小艾》等有明顯樂觀色調的小說來，但她作為一位作家，對于現實的審慎與打量仍然盡可能地融入了自己的角度。張愛玲對于“時代”、“鬥爭”這樣一些大的題目，有著冷靜的個人式的體察，她更喜歡關注一些時代的背景下活得“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她對于自己創作與主流的格格不入，是足夠清醒的，“我知道我的作品裏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裏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她對于“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的堅持，更能見出她的固執與自信來。但這種固執與自信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會遇到知音的，她與她筆下的人物們的結局是殊途同歸的，“沒有悲壯，只有蒼涼”。

    而在那樣一個時代，是不以蒼涼為美的時代，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現了這不為時代所容的蒼涼之美。夏志清是與去美之後的張愛玲保持聯係的不多的幾個人之一，但從他們斷斷續續的通信生涯，足可以望見張愛玲晚年的困頓與淡漠。夏志清1985年寫給她的信，因為頻繁搬家和疾病之故，竟然在1988年才被拆開來看。她最好的朋友炎櫻寫給她的信，也是同樣的遭遇。一個連朋友和親情都不再眷顧的人，她的內心究竟已經打上了一個怎樣硬實的死結？她固執到要一個人悄悄地在寓所死去。她要把自己的晚年完全閉鎖在世人的視野之外。《封鎖》好似她人生的一個隱喻，她是從平庸世間跳脫出來的一個精靈，努力要映照出人生的蒼涼來。

    閱讀張愛玲，總會因為語言和人物的陌生化而有一種遠痛；而通過夏志清來閱讀張愛玲，會有拿鎖開門的感覺，撲面而來的，除了歲月的積塵，還有一段無名的哀傷。（趙允芳）

(郝譽翔)    在秋日紐約見到夏志清先生    2008.10.07

　剛進入九月的紐約，地鐵從四十二街的時代廣場出發，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當地鐵轟隆隆如閃電穿梭過曼哈頓的地底時，我從背包中拿出《中國現代小說史》，再度攤開來溫習，如果以「朝聖」來形容我此刻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早在學生時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就是文學系必讀的經典，而哥倫比亞大學更是我深嚮往的海外漢學重鎮。如今終於來到這塊夢土，我心中不免充滿了無可言喻的激動與惶恐。

　中午哥大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從繁忙的系務抽身，帶領我穿過校園，他一再向我說明夏先生是個熱情而健談的人，相信訪問一定可以順利圓滿。果然，一踏入餐廳，夏先生就已經等在那兒了，臉上溢滿笑容朝我們迎來。一坐定，還來不及等我開口，夏先生已連珠炮似的說了一大串，說《阿伊達》馬上就要在紐約開演，陣容堅強，他特地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隊伍才買到票，他開心得連說好幾次「這真是太幸運了」。接著他又談起前些日子在中國城看京戲，觀眾鬧哄哄亂成一團，令他心痛得無法再看下去。緊接話鋒一轉，又說到電影以及音樂，小提琴天后慕特到哥大演出時還只是個少女，夏先生邊說邊以雙手做出拉小提琴的動作，眉飛色舞的樣子既鮮活又逗趣。

　不過短短幾分鐘之內，夏先生的談話就幾乎囊括了紐約各式表演藝術。不僅如此，他的國語帶著濃重蘇州腔，不時冒出成串的英文字句，所以一頓飯下來，我的耳朵只忙著追逐那些在空中飛也似叮噹流過的話語，幾乎不容有喘息和思考的空間。不過，這也使得我原本懸吊的緊張心情頓時輕鬆下來，只慚愧自己所知太少。夏先生在表演藝術上驚人的嫻熟與喜好，其實在他散文《雞窗集》第二輯「迷上電影也看戲」中已有詳細描述，他甚至說；「早在中學時代，我最感興趣的一們學問是美國電影」，而且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的主題也是電影。他看電影，不僅對明星有興趣，對導演、製片人、攝影師、編劇都有興趣，而這份對於「人」的興趣，使得他身上自然而然散發出一股親和活力。這時我才發覺，文學恐怕只是夏先生學問中的一小部份罷了，而「人生」這本大書，才真正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這就是夏先生，臉色紅潤，目光炯炯有神，總是帶著笑意，不但對於後輩不吝讚賞，對自己更充滿了無比信心，於是他說；「像我這樣charming的好人實在是不多了呀。」說完他不禁又得意又頑皮的笑起來，飯後我們散步到他的住所，距離哥大不過三五分鐘的路程，位在一條安靜的巷內。紐約是他一生中定居最久也最喜歡的地方，近年來因為心臟病的關係，更不輕易離開，他喟嘆著：「紐約真是好呀，可看的東西一輩子也看不完。」顯然是對自己居住的地方滿意極了。而在他身上，我也彷彿見到了紐約的質素──一股兼容並蓄，飽滿旺盛的生命力。

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夏先生以一個受西洋文學訓練的學者，卻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鳴驚人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權威。其實不論中西，夏先生一貫對自己的文學品味和審美眼光深具信心，當年他大膽而且準確地評論作家優劣，如今回顧起來，仍然禁得起時間考驗，在這一點上夏先生非常自豪，他說：「現在的批評家都不敢論斷作品的好壞，但是文學批評如果不能區分好壞的話，那又有什麼作用呢？這應該才是最基本的功夫。」然而這份品味與美感的養成，正仰賴於生活中不厭涓滴的累積。

　夏先生是一個永遠充滿活力與好奇的文學人。在他那處處擺滿了各式維他命罐的家中，他熱心為我張羅茶和糕點，還不忘提醒我要多吃健康食品，以補充體力。「你必須使自己保持在最佳狀態。」他一邊笑稱自己可以當營養專家了，一邊肯定的說，「你必須把生活發揮到極致，使自己的生命重要並且有用，而不是苟延殘喘，因為我們要成為的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止是動物史而已。」

　當然他也不免感慨生命的短暫渺小，「宇宙之大而人類之小啊，地球在宇宙中不過如一粒塵土。」他搖頭嘆息，但是這卻不曾阻礙他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對他而言，生活就是積極地與時間進行對抗。所以夏先生特別重視有沒有著作可以傳世，對他而言，這才是唯一可以與時間抗衡的方法。唯有使自己具備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而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才能夠獲得永恆的生命，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財富名利都是虛假的。至於對於寫作者，夏先生則給予有力的忠告：「要勇敢而努力的經驗人生，失敗又有什麼關係呢？Just do it.」

　說到這兒，夏先生不免又想起張愛玲，他以為張愛玲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她後來對人失去了興趣，否則以她的才華大可以好好發揮，只可惜張愛玲後來將自己閉鎖起來。所以夏先生對待生命的態度相當開放自由，他以為：「一定要去經驗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做的。經驗對於寫作而言太重要了，不過女性先天上受到許多束縛，比起男人，確實是比較吃虧辛苦。」

　熟識夏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向來特別憐惜女性，恰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樣，女兒是水作的骨肉，要懂得欣賞，更要懂得尊重。對於現代文學史上幾位傑出的女性，沒有獲得相對的重視，他為之叫屈，蘇雪林就是其中之一。「說起蘇雪林，她才真正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先驅。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受到她啟發。而且蘇雪林不但文章好，學問也大，《屈賦論叢》是真正了不起的著作。」至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沒有評論蕭紅，夏先生也懊悔不已，「蕭紅實在是個好作家呀。可惜那時候受限於材料而疏忽了，真的很不應該。」

　至於張愛玲，可能是太多人談她的緣故，而夏先生自己也曾寫過文章記述與張愛玲的書信往來，反倒對張愛玲沒太大的興趣，不過經這麼一說，又不禁勾起他對往事的記憶。他說：「我在上海見過張愛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沒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邊的劉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難忘。」說完，夏先生就迫不及待起身，找出他所寫的〈初見張愛玲，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刊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聯副》）一文給我看。接著又覺不夠，夏先生走到書房，從抽屜裡翻出當年他寫給劉金川的情書，薄薄的紙箋已然泛黃，上面整整寫滿了五頁密麻的蟹行英文。

　「妳看，劉小姐當時已經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戀她而已，可是卻有這樣巨大的熱情，這真是純潔又浪漫的愛情啊，現在有哪一個年輕人能夠比得上？」此時夏先生因為興奮而緋紅的臉龐上，忍不住微笑起來，午後的陽光穿透白紗窗簾，寂靜而溫暖的落在他肩膀上。

　當年夏先生才二十四歲，大學剛畢業兩年，沒有交過女朋友，在一個文藝聚會上對劉金川一見鍾情，無奈這段思慕沒有結果，半年後夏先生寫下這封情書寄給她，劉小姐卻將原信退還，在傷心失望之餘，三年後當夏先生乘船赴美時，便將信連同信封一起帶在身邊，保留至今，已經有五十多年了。信上熱情洋溢的字跡依舊清晰可見，只是年華已逝，佳人老去，而青春卻因這封信而得到了永恆。夏先生的英文典雅華麗，在此我不揣淺陋，權充翻譯一小部份，以見青年時代的夏先生如何浮沉在愛的痛苦與喜悅之中，經歷一次又一次無望的掙扎徘徊：

　「一份愛情，誕生於一場文學聚會，而在信紙上持續滋長，飽受各種情感的反覆煎熬，從戲院相遇的痛苦，到最終的絕望，以及繼之而來的期盼等待，這是一份對我而言永恆不滅的愛情。幾乎一整年的時間我費力幻想，而今我不僅接受妳的靈魂以及軀體，任何一刻妳細微的動作，甚至妳膚上纖小的毛髮，對我而言都深具意義。從你的談話中我知道你對我並無感情，而事實可能是我太過敏感，任何妳給予我的一點點暗示，都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撞擊。某個星期日，我幾乎什麼事也沒有做除了想妳。在妳房外等候妳上鋼琴課，故意忘記你可能將忽視我的存在，而我得到是如此死寂的靈魂，以至於我幾乎無法支撐自己。……

　對於一個局外人而言，熱情總是荒謬的事，但對於一個看不見的靈魂、一個蒙受痛苦的心靈來說，它需要的不是嘲笑，而是憐憫；不是厭惡，而是慈悲的關愛。……

　知道你對我的實際態度，知道你對我多麼仁慈和耐性，我感覺羞辱和孤獨，無疑也有感激。因為妳是如此溫和地避免去傷害我的感情。妳是我遇過最仁慈的女孩，最吸引我的，而且一直如此。妳自然而耀眼的舉止，一部分是自內在生發的優美，一部分是來自攀登心智平衡的頂點，而妳的靈魂如水流動，開放且自由。……

　我勇於想像但怯於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我立即被妳吸引的原因。妳樂天、不拘泥且和諧的天性，都為我所渴望卻缺乏。如果妳降尊紆貴，恩賜給我一點妳的甜美和光明，那麼我將變成一個更加快樂、完整和自然的人。但所有的想法卻都是枉然。……

　我記起了濟慈的句子，表達他生命至高的愛，「我每日每夜渴望死亡能將我帶離這些痛苦，然而我又渴望遠離死亡，因為死亡將破壞那份痛苦，痛苦總比空無好。」我對自己如此說。若沒有經歷痛苦，就不會覺醒到生命與愛。……」

　採訪結束的時候，已經將近六點了，天氣忽然變冷，夏先生忙找了件毛衣讓我添上，並一再開心的拍著我的肩說，以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臨出門前他仍不忘叮囑我一句，要好好把日文和英文學好啊，語言是認識這個世界的管道，實在太重要了。

　沿著逐漸亮起燈光的街道，我穿過倉促人群走進地鐵，身上裹著的毛衣越來越暖和起來。地鐵月台上有個中年黑人正唱起yesterday，昨日，昨日已經如流水般走了呀，一時間，我忽然感到一種溫暖的哀傷，就在這座即將步入冬季、人來人往的熙攘城市中 。

《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

程光炜

　

                                          一、《小说史》的“来龙去脉”

       华裔美籍著名学者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1952年开始写作，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出增订本。其兄长夏济安学生刘绍铭发起，国雄、谭松寿、水晶、董保中、李欧梵和杜国清等十余人参与翻译的中译繁体本，1979年同时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夏志清详细交代过《小说史》的写作背景：“1951年春天，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另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楼的政治系学生告诉他，耶鲁政治系教授饶大卫刚领到政府一笔钱，正想请人帮他，你谋职既然困难，不妨去见见他。“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是很反共的，所以，饶大为才能申请到这笔钱。”他要为美国军官撰写一部《中国手册》。夏志清负责编写《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章。他因从“西洋文学”改治“历史”感到沮丧，同时又为自己的西学功底颇为自得：“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卢斯德、托玛斯曼、乔艾斯、福克纳等——我都已每人读过一些，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写这种《中国手册》虽然使夏志清觉得不快，“最使我头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区的个别报道。实在看不到多少参考资料，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1]但该著作是否接受过海军部项目资助，一直在海内外学术圈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至今都是云遮雾障。

       然而这疑问并未影响到它在海峡两岸的登陆。在1980年代的中国，任何洋人或半洋人的著作都会在读书界引起一番轰动。在这里，该书主要译者刘绍铭评介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夏志清在美国念研究院，在美国找到他第一份博士以后的教职，二十多年来，除了休假期间到外边去走走，一直没有离开美国学院派（不出版就完蛋）的压力。”但他不像同行中的许多朋友，“拿到长俸之日，就是采菊见南山之时。”他刻意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夏志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形象：“一个学者在经济与工作上都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仍孜孜不倦的去做研究与写作，背后无非是受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使。”他认为，作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这本书中是“一览无余的”。不过，刘氏坦率承认：“他的反共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但他辩解道：“偏见人人都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志清的偏见，没有使他闭起眼睛，抹杀左翼作家应该称赞的成就——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艾芜、赵树里、欧阳山、周立波、杨朔、路翎，一一都讨论到了。评价可能与左派史家有异，但最少让他们上了文学史，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把这些人的贡献一笔抹杀。”另外，他还称赞道，对张爱玲、钱钟书文名之传播，夏志清应该居于首功。“而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找不到的。”我们知道，《小说史》出版之前夏志清是名气不大的研究者。其兄夏济安虽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尽力帮他，《小说史》一些章节还陆续刊于港台报刊，但他毕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圈外人”，对他了解的人不多。因此，刘绍铭在港台地区对他的“宣传”，就给人不吝笔墨的深刻印象：“夏书的重要性和功用，不但在最近的将来难有人取代，而且，假使在这三四年内夏志清的精神和体力，不为杂事分散的话，他还会另一本经典之作出现。”另外，他还不忘向欧美汉学界“喊话”道：“此书一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将迈入另一个新阶段，因为夏氏必会发掘出一些欧美左派学人也未必一定听说过的作家，提供一些博士论文的新题目，同时也可以不用一字一墨，替自己的‘偏见’作最有力的解释。”[2]

王德威在组织另一轮“宣传战”。这位曾被夏志清誉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中他排第一位’，评价他‘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夏志清下来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3]的海外汉学新帝，自然会是《小说史》的新一代颂扬者。“王德威文字有奇气、有识见，瑰丽、细腻、幽默之余，还征信昭昭。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者不多，他的文章是个难得的例外。”[4]这样高的评价当然更为他所评论的《小说史》加分不少。但王德威对该书的学术定位，使用的竟是非常冷静的口气：“《小说史》的结构和文脉”，“受到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的理论及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已是老生常谈的事实。夏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夏对新批评观点的浸润，可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得见一斑”。（李维斯，又译 “利维斯”。下面仍延用王德威的译名）在这个意义上夏氏相信，“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正由于把“文学性”放在首要位置，所以“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在《小说史》中不遗余力的批判那些或者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清的作者，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王德威评价说，夏氏对有着生命完整意义的文学的深切理解和拥抱，已然超出了“专业”范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羈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它“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5]至此，我们对《小说史》出版后的“历史”和“今天”也就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二、“西方”视角中的“左翼中国”

夏志清有一个历史心结应当特别留意：他（1921——）原籍江苏省吴县，生于上海浦东。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滞留家中，1946年经哥哥夏济安介绍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教书。一年后考上留美研究生。“1947年11月中旬我离沪驶美，抵旧金山时大概已近月底了。”[6]一年多后，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到台湾孤岛，二百多万军人、家属和各界难民在极度混乱中汹涌而来。夏志清可惜未能亲睹这一历史场面。直到2005年1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杰克· 伯恩斯摄影专集《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中大量鲜为人知的战时照片，读者才得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国民党军不得不大撤退”， “垂头丧气的士兵们聚集在铁路沿线”。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的醒目标题下，这位记者的叙述是：“在一场混乱喧嚣的大逃难中，城市居民纷纷逃到乡村去避难”，“由于担心上海沦为战场，或者会在无政府、无法律管制的状况下被趁火打劫，有门路或有现金的人排着长队争先恐后挤上严重超载的火车、沿海汽船，企图逃往香港或台湾”，“1949年5月24日夜将近半夜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无人抵挡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7]9岁时随家人卷入这一“逃难”大军的学者李欧梵也写道：“1948年我曾随母亲到上海寄居一个月，外祖父当年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中国饭店，我们也暂时借住在那里。”一天被派外出买一袋肉包，“走回旅馆，却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了，耳朵被门碰得奇痛无比”，“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上海都市文明的惨痛经验。”[8]尽管有学者希望在苏美两个世界大国争端的格局中来讨论“中国内战的起源”：“要理解这段关于中国内战与冷战的故事，应采用‘四维分析’模式对苏、美以及中国国、共的关系加以探讨。”[9]但夏志清在论述旅美作家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仍情不自禁地把17年前恍惚的“流离感”泄露了出来：“天磊在台湾才停留了两个月：他的过去不断在追思中出现，即使是最苦痛的经验也变成了梦境般的现实，一种苦中带甜的回忆，但未来更长的岁月，为自己，为国家，如何有利地去支使他们，他自己也不知道。”（同注6，题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

这种背景和彻痛感受，确实有以“西方视角”来评价“左翼中国”之虞，而被装上“冷战”的光环。但我们为什么就不想想，“生离死别”也是治史者的一种“历史感”，当他以“史家”眼光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选择和结论自然就会与“左翼中国” 的文学史家们明显不同。但必须警觉，由于《小说史》作者将“左翼中国”作为“本质概念”投映到左翼作家身上，现代中国小说史的有关章节，竟然被他绘成了 “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第五章）、”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十一章）、“资深作家”（第十四章）和“第二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十八章）的“政治学画卷”：“自《虹》后，可以从《秋收》、《子夜》及其他的作品中，看出茅盾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直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为了符合共党的宣传需要，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除了一本小说，他以后的作品已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了）。”（184、185页）而“抗战期间，茅盾无疑是中共作家中的首席小说家。他得以保持这一地位，主要是因为住在香港和大后方，可以不管延安方面的指令。”（362页）“从丁铃不平凡的一生看来，她早期的文名，或者可以说是艳名，并不出人意外。”（281页）“由于这些小说对性的问题比较开放的缘故，也因此被认为比谢冰心跟凌淑华的较为‘含蓄’的小说优越了”，“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这一点微带虚无主义色彩的坦诚态度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上的滥调。”（284页）而蒋光慈则是，“除了受他自己的朋友的推崇外，蒋光慈（1901—1931）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作家。但是他的确是最早的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276页）……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感”与“西方视角”相结合，决定了“左翼中国”作为一个“本质概念”不仅很容易完成生成过程，而且也自然成为支配《小说史》的最重要的“评价系统”。它直接导致了《小说史》的“非历史化”的“整体历史观”。这就是，以“西方中国”的道德和价值优势来压抑并简化“左翼中国”的复杂历史环境，即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的：“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东方学”一词之所以显得太笼统，正是“因为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10]

但不妨指出，夏志清在强调自己的历史感和文学观的同时，也在屏蔽“社会底层”即“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生存感受（抑或也可以称之为“历史感”？）——而“左翼中国”文学关注的恰恰就是如何揭露他们的生死病痛，还其以“人”的尊严感。而且还有，《小说史》作者所讥笑的革命作家胡也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他的牺牲也是一种人生的信念？）的“未亡人”丁玲——正是在丈夫被害之后，才拿起笔来反抗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说，茅盾的《子夜》用相当多笔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上海后给“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农民造成的剥削和苦痛，不也同样来自他“个人”的历史感受？如果所谓“文学史研究”不应该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它应该是那种把各个方面包括自己不喜欢的方面都吸纳进来的严谨而宽阔的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史》作者只顾及“个人”的“历史感”，而把某些现代作家的“历史感”主观地揉碎在“整体历史化”的想象中呢？这对于希望“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读者来说，可能觉得不能理解。显而易见的是，就在该著作的评述中，“左翼中国”这个“本质概念”所过滤的可能恰恰是包容着各种文学同样也包括“左翼作家”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复杂性。

挪威学者文安立著作《冷战与革命——苏美冷战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的出色描述，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小说史》与二战后冷战之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苏美两国领导人都试图用一种让双方政府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规划，这是雅尔塔会议得以在东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基础。罗斯福希望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并把继续同苏联合作视为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最佳手段。

……

1944年12月，中国的军事局势跌到了谷底。美国武装部队制订了万一蒋介石政权垮台便撤离中国战区的应急措施。……军事上的危机使史汀生设法和中国非政府武装进行合作，同样也使罗斯福愈发感到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以便当战后外来势力对中国进行干预时，可以对之作调解规划。……现在蒋介石政权存亡未卜，他想让各大国在中国应有什么样政府的问题上取得谅解。[11]

这段引文透露出两条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苏美两大国在积极参与二战后中国的“未来规划”。但是，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罗斯福希望像“安排”战后的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和日本一样，根据西方的价值观来“规划”一个他们所能掌控的“西方中国”（类似今天的伊拉克）。二、人们看到，从1949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这种“大国规划”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50至70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实际也深刻规范了《小说史》对“左翼中国”的基本视野和价值系统。

       有意思的是，1921年到1946年夏志清就生活和学习在中国。他对1949年后的“左翼中国”虽缺少直接经验，但他对1949年前现实和文学中的“左翼文化”并不陌生。他恐怕不会不懂得，在他勾画出的那个“国家空间” 中，难道左翼文化史及其当代实践性就能完全从这里面去除？当然有机会时，我们会对他“国家概念”中的复杂纠缠层次做更耐心和细致的辨析。我觉得这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难点。夏志清的父亲是上海银行职员，他本人大约1938年到1942年间在沪江英文系就读。他谈道：“我同钱先生（笔者按：指钱钟书）第一次会面是在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是济安哥离沪去内地才不久。”这证明他当时正在上海。像钱钟书、张爱玲、柯灵、郑振铎、李健吾和许广平等一样，这是他一段“上海孤岛”的生涯。山河破碎，大半国土沦陷敌手，这种亡国之痛不可能对夏志清的思想和生活没有影响。对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牢固形成的国家观和人生观，王德威在解释夏志清不会因社会政治羈绊而放弃对“文学性”和“普遍人性”的坚持的同时，也认为“感时忧国”的历史情怀尽管在语境里可作多解，但仍然是夏氏为人和著述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红线”。他指出：“第二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曾受到广泛的征引及讨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我们不禁要问，夏本人是否也显出了一种‘感时忧国’的心态”？“夏发现，在表面的 ‘感时忧国’之下，这些作家的写作之道错综交会，所以能为彼时盛行的写实主义创造无数可能”，“夏的‘感时忧国’论还可以与詹明信的‘国家寓言’论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夏氏年轻时代从国族沦亡到后来延伸一生的“感时忧国”论之间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断裂”，他对现代中国史的“个人记忆”反而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那就是“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12]

       在上述研究、回忆和评论中，实际始终深含着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从《小说史》评价“左翼中国”的角度看，作者上面的“个人回忆”究竟因何会附丽“大国规划”，并最终将“左翼中国”的历史“非历史化”了呢？这可能就是被“历史规划”的结果。应该知道的事实是，“冷战”是笼罩着1949—1990年间东西方“当代史”的最大的意识形态（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世界才开始转入“后冷战”时代），人们所讨论的欧美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几乎无一不在它的监督、规约之下。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向欧美社会传播的，显然是一个“非历史化”的“左翼中国”。《小说史》的启动，就来自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承接的美国海军部的研究项目。饶大卫“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4800，但我实在不想再干了”。[13]虽然，夏志清后来辗转于耶鲁英文系（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为该校研究员）、德州、纽约州（临时教职）、匹茨堡大学，最后落户哥伦比亚大学，但无须否认，他一直处在冷战年代的美国教育体制中，他的 “美国教育工作者身份”不可能不制约着他对“左翼中国”文学的选择、分析和论说。冷战“历史”对他的“挑选”，在特殊时期恐怕要大于他对“历史”的“挑选”（这也许是夏志清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承认的一个隐蔽层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王德威为他的“辩护”也同样充满着争议性）。但是我们总可以理解，就像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救亡压倒启蒙”的所谓规律一样，“历史规划”同样压倒了夏志清的“个人记忆”。他评论沈从文和巴金的作品说：

我打算拿出来做最后一个例子的是《静》，因为在这短短的十多页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艺术上的各方面的成就 ——他描写情景的印象派手法和他对处于忧患中的人类尊严的关心。……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第227、228页）

《秋》是在1940年出版的。此时，巴金已经写完了他所有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渐演变成一个较为世故和客观的小说家，尽管在抗战期间，他并未写出可以和《秋》相提并论的作品。一直到战后的《寒夜》的推出，巴金才昙花一现地……显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第272页）

这种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纯文学取舍”，在《小说史》中是占据着赫然宏阔的篇幅的，相信读过它的人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它也是最具吸引力和广受争议的地方。《小说史》这种对“社会”、“历史”和“事件”的强烈的排他性，就连同样出自“西方语境”的华裔美籍学者叶维廉也有些看不下去，他质问道：“这些中国作家所关心的时代与个人问题与西方作家所关心的迥然不同，而夏志清实在是要求我们戴上西方作家的滤色镜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凡是熟识这些中国作家的历史发展的人都会发现，在一部作品中出现有关中西方作家美学的汇通，其形成的过程远比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暗示和意见要复杂得多。”[14]

 

                     三、以“新批评”为知识原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前面提到的夏志清《小说史·原作者序》和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都承认，这部著作受到英美“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影响。更确切地说，《小说史》在研究方法上是 “新批评”的，而它的精神内涵则来自李维斯对西方文化“大传统”的阐释。（见其著作《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王德威指出：“《小说史》的结构及文脉”，与作者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有直接的关系。“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但“夏的野心并不仅于‘细读文本‘这类新批评的基本工夫”，他“对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涵的强调，引领我们注意他另一理论传承，即李维斯的批评论述。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于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因此王德威强调说：夏志清是正统英美训练，“对西方道德及美学‘大传统’的菁华，可谓念兹在兹”，“他必定同意阿诺德的说法，认为文学应当诚于形外，传达真理。”[15]

       “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流派之一，它掀起过三次理论的浪潮。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埃·斯宾加恩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首先提出的。斯宾加恩是克罗齐的信徒（朱光潜也曾声称是克罗齐的信徒），他的“新批评”其实就是克罗齐主义。第二次缘起于20年代的英国，10年后在美国形成。第三次是50年代出现于法国的“新批评”，被看做各种文学理论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总称。在这三次浪潮中，只有英美“新批评”最终“修成正果”，成为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代表。英美“新批评”的创始人是英国诗人艾略特和英国语言学家瑞恰慈（后者把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鼎盛期，控制了主要的大学文学系和文学杂志。大批批评家和文学教授纷纷倒戈，投向“新批评”怀抱。此时，在耶鲁大学文学系供职的韦勒克、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成为“后期新批评”核心，人称“耶鲁集团”。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维姆萨特、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获得了广泛声誉，至今仍是欧美国家文学系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重要读本。80年代中国最早介绍“新批评”理论的赵毅衡指出：“所谓新批评派的理论，指的是他们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特性、内容与形式关系，作品的辩证构成等问题的基本理论；所谓方法论，指的是批评的指导方针。”“细读式批评，是新批评派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尽管“这是一种狭窄的形式主义方法，但由于集中精力于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本身，所以有时能道人所未道。”[16]

       我们知道，夏志清就读耶鲁时正值“新批评”的鼎盛期，它成为《小说史》的主要理论资源一点都不叫人奇怪。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点评式”、“眉批式”的清朗文风和西方道德及美学‘大传统’的菁华，这时统统涌进了夏志清“新批评”的话语系统。或者说这种“点评”加“新批评”的文学史批评方式，更使这部著作在西方式的严谨分析中又带上了浓厚的中国人文色彩。如果说夏志清那一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由于文化政治的强迫大多与这种“点评式”、“眉批式”的中国文论传统发生了“断裂”，而在大洋彼岸的夏反而使其在西学历史轨道上绽放异彩。在《小说史》中，“新批评”加“点评”“眉批”式的审美趣味随处可见，它夹叙夹议的批评手法也真叫精彩：他看鲁迅的小说，“《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但他更愿意承认，《阿Q正传》轰动中国文坛，主要是因为中国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中华民族的病态。”（70页）他认为《祝福》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之一（72页）： “《祝福》的故事开端很和缓：村人正忙于准备过年，鲁迅刚回到故乡，祥林嫂此时已沦为乞丐，他和祥林嫂有一次怪异的谈话，谈的是魂灵之有无，这一席谈话反而使祥林嫂更坚定她自杀的意念。鲁迅在事后对于这个女人遭遇感到惋惜和悲伤，使他自己也益感孤独。这一个城镇已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个人的感触，使这一个冷酷的传统社会的悲剧增加了几分感情上的温暖。”（73页）……夏志清虽然认为《小说史》讨论的鲁迅的九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76页），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位伟大作家创作的局限性：“他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这一“发现”，与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认为他只能算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限于各种经验而无法写出长篇小说的观点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志清显然不能认同张天翼的“左翼立场”，但对他的小说创作才华却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这10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231页）。并目光如炬地看到：“在故事喜剧的表层背后，隐藏了一出父亲即将出卖女儿的戏剧。那个愚蠢的少女，也许对此行的任务，的确一无所知。即使她已经知道，也并不表露任何反抗的迹象。她那种不声不响而又不打扰人的存在，特别是在满船喧嚣作乐的氛围中，烘托了她父亲出卖她终身的残忍，以及故事的喜剧意趣。”（见张的小说《砥柱》）（236页）他拿张天翼与沈从文比较道：“只有沈从文一人，质或者量方面来说，差堪同他比拟。但是，沈从文缺乏了张咄咄逼人的力量，以及粗犷的风趣”，（233页）正是在这里他称赞张天翼是“莎士比亚式的创造者”。（231页）（《小说史》中像这样精彩到令人叫绝的评价实在太多太多，因篇幅所限我只能忍痛在这里打住。）值得一提的是，夏还动用他的“新批评”审美系统为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掘出了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在50至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上“消失”的作家，被作者重新安装到经典作家的谱系之中。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认识真是精彩到可以击节叫好的地步了：

       音乐通常都带有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唯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秧歌》的读者可还记得最后一章里农夫在钟声中扭秧歌的惨状。）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扎特的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文明社会里，仪式是高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402页）

《小说史》对作家文本的评论可以处处看到作者这种精细入微的美学用心，也可以看到他对不符合这一美学标准的现象、作品的厌恶、责问和追究，更可以看到他对不论作家是 “左翼”还是“右翼”、“自由派”但只要符合这新批评审美系统的非常包容的“理解和同情”（如对张天翼、茅盾等）。或者前面论者所言，“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事实是在为“8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建立一套“关于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行业标准”，以及一丝不苟的“审美过滤”机制。

       熟知1950、196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6）、孙中田、何善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60）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1961）等著作中，“审美批评”已经沦陷于文学的“社会化批评”之手。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已宣布了与“过去”的告别，但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科带头人”也都是当年的“当事人”。“现代文学”的“研究话语”正在“缓慢置换”，“新观点”和“新姿态”也许是当时很多人都想尽力展现的，但原来的那种批评习惯、眼光和思维是否已完全绝迹也很难料想。因此可以说，正是在“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向“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的这个重要转型期，《小说史》进入了中国大陆众多研究者的视野。《小说史》引人瞩目的“新批评”的“知识原点”，显然与以“社会学”为“知识原点”的“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正好处在不同的历史轨道上。而恰恰在这里，《小说史》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它要把后者重新纳入到世界性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范畴之中。

 

                                   四、普实克、夏志清之争的“世界向度”

       如果我们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80年代”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生成”，就不能回避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普、夏之争”。因为，在两人所代表的各自“知识学”的“世界向度”上（王德威评论夏志清语），我们可以看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 （西方阵营）在认识中国文学时的明显差异。所谓的“世界向度”，我这里指的是当时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知识系统，而“新批评与李维斯的理论”和“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代表着最新的潮流和最高的水平。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国内学者对普、夏二人著作的接受反应，因为从中可以窥见“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多层性特点。后一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谈到。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学者。曾任该国科学院院士、东方研究所所长。他所领导的东方研究所是1950、1960年代欧洲最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心。1961—1963年间，他在《通报》上与夏志清就其《小说史》的论争曾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普实克的这种身份，折射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眼光”，而他据此评价夏志清《小说史》的“历史认识” 时，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对于丁玲这位作家的政治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或许意见不一”，“但对夏志清在谈及丁玲的生活和性格时所用的方法，我们不能不加以抗议。极令人反感的是，他竟然使用了最低级的词语来描写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而且他所叙述的纯系流言蜚语”；同样情况还发生在萧军身上，例如，夏氏认为 “从这部小说（肖军《八月的乡村》）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极不愉快的战时爱国宣传阶段”，并以贬低的词语谈论爱国主义的文学。”因此，他认为，夏氏著作之所以在评价左翼作家的爱国主义问题时表现出的是一种“似乎不严肃的敷衍”，“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原因就在他没有把这些作家放到他们自己的历史之中，并主观地强使其与社会环境相撕裂。结果是，这“不仅说明他没有能力公正地估计一个特定时期文学的作用和使命，并正确地理解和反映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意义。他可能不承认文学具有社会作用，但这种作用确实存在，作家应该对他的生活和创作向他所从属的社会负责。我认为，正是由于未能理解文学的这种社会意义，他论述文学革命的导言没有能够对1918年以来中国文学中所发生的一切做出正确或全面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普实克认为《小说史》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旨在发现客观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偏狭”。[17]我们不愿意否认，普实克在这里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普实克的指责，夏志清写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作出回应。他明确指出：“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因此，“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他认为与这种 “僵硬”地运用“方法论”来评价所有文学的做法恰恰相反的是，《小说史》“最主要的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在我们从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线索并将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和‘技巧’进行研究。”夏志清拒绝接受普实克对他的批评，坚持认为鲁迅虽然是高于同期作家声望的作家，但“他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与此同时，他还对普氏指责他“缅怀胡适和林语堂而信奉自由主义”，“把我与汉奸、叛徒联系在一起（笔者按：指周作人）”，“在《小说史》中花大量篇幅论述日占时期上海作家张爱玲和钱钟书”，以及在描述国统区和解放区时，“缺少任何国家之国民所必须有的思想感情”等等观点做了自我辩解。他声称，自己反对“中国作家（包括国民党的宣传家）都因为怀抱先在的社会改良和政治宣传目的，而损害了他们在探索现实时的复杂性”，并不反对作家去表现“人类的尊严”和命运。他之所以最为欣赏茅盾的《蚀》、巴金的《寒夜》和张爱玲的《秧歌》，正是因为“它们在感情与洞见上都卓有成就，它们所探索的都是广泛触及人类命运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强调，“我反对文学抽象地、理想化地、模式化地表现人，而赞成文学具体地、现实地表现个人。”众所周知，“文学性”和“道德感情”是夏氏文学史研究的两个根本出发点。因此，他不仅反复强调这种“好作品主义”，同时也强调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不过，他认为自己与普氏的主要区别在于：“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这是因为，“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18]

       应该看到，普、夏之争已经大大超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它是东西方知识界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个案所展开的“文学意识形态”论争。“现代文学”所描写的虽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内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因为两位国际性学者的参与而实际已经被“国际化”了。这正像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虽然主要以印尼为讨论对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但是由于他的“作者身份”（爱尔兰），以及拿欧洲的历史境遇与印尼来对照的“比较文化视野”，这部著作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已超越出印尼国界，而成为一种“世界性话题”，其意义具有了相当的普适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普、夏论战的，因为他们背后正好有一个冷战背景，而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较量”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觉得忽视了这个细节，既可能看不清楚“现代文学”的“过去”，也无法看清楚“现代文学”的“未来”，有谁能说，未来几十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重要性”的增强，“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像安德森笔下的印尼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题”呢？因此可以说，当普实克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夏志清以“西方新批评与‘大传统’”（来自李维斯：《伟大的传统》一书）为知识资源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时，他们的著作不仅被告知他们是来自1960年代不同社会集团阵营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实际是一种潜在的“世界性话题”，而且这种在解释文学作品的“社会性”与“审美性”上相对立的主张实际也在影响着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探索。如果从“知识资源学”的角度看，今天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身上仍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中国1950年代、1960年代“文学与革命”的鲜明的特点，是世界性冷战思维与本土民族国家矛盾性的集中反映；与此同时，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著作作为另一种“知识资源”也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更新过程，他们的影响都能从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眼光和表述中搜寻到大量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李欧梵对两位学者知识背景的反思性清理：“普实克对夏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不仅表现出方法论和理解的不同，也表明了他们评价文学的不同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作为一个对西方批评标准有理解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般水准所下的评语反而相当苛刻，而普实克这为欧洲学者对中国作家却更为同情”，也正因为如此，“普实克倾向于把文学的本文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以便求得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解。他们对鲁迅小说所作的不同分析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19]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两个“知识学”的“世界向度”是在1960年代东西方意识形态阵营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产生的。两位学者与其从“个人观点”出发，不如说这种个人观点也明显裹携了大量意识形态信息、视角和方法，因此我们很难将《小说史》做“纯粹”的“学术著作”来阅读，相反，这种阅读、接受和再评价的过程，实际已经变成了把冷战、意识形态对立、文学性主张、文学社会学解释等复杂因素带入到了《小说史》从它写作到传播并一直充满争议的过程当中；可能，双方所互相激烈指责的“对方”的“褊狭”，恰恰正好印证了夏志清在证明自己的“清白”时而反复强调的那种“探索现实时的复杂性”。[20]但正象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左翼中国”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到了4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更为权威的“文学知识学”，（如“生活”、“立场”、“作家感情”等等）可以说是在苏美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已经“被定义”了的，（如延安时期的“马列著作翻译”和1950年代后对它们的不断修改与解释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辞源、思想资源、话语原型包括迄今都未稀释的历史困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最深刻的解释。同样道理，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夏志清和普实克这两位出自东西方阵营的文学史家，正是在这一世界性历史趋势和格局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规划”并“影响”着“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诸多值得重要的“发生学”支点和源头的话，那么，“普实克、夏志清之争”显然是一个最不应该被忽视的“知识性资源”。

 

                                          五、“如何”进入“80年代”

       在前面，我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篇幅和气力介绍《小说史》的写作背景、冷战思维与整体历史观、新批评文学观，以及处在冷战环境中两位学者的论争，目的是为了打开包含误藏在里面的丰富历史信息，借以重新讨论它与“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

       通过众多评家的介绍，我们显然已经知道了：“1979年，在刘绍铭的大力支持下，这本700多页的巨著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80年代初，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交流逐渐恢复，又赶上这本‘离经叛道’的文学史刚被翻译，所以才有机会通过各种非主流方式流入内地。1983年，夏志清应邀回国访问。等他离开以后，媒体上就开始大肆批评这本书，言之凿凿地批评他的文学史观，也连带批评他的文学趣味。而广大读者既无法读到这本‘有害的’文学史，也无从得知夏志清的反驳意见，只记住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这些名字。” 这位作者还认为，“近二十年来先后掀起‘张爱玲’、‘钱钟书热’、‘沈从文热’，即便不能完全归于夏志清头上，也和他的推波助澜分不开。”他还相信，“50年代，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提出了‘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现在回头看这份主流名单与‘张钱沈’这份非主流名单的市场影响，谁胜谁负，一目了然。”[21]吴晓东对此予以了支持：“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志清《小说史》中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22]

       1981至1983年间，唐弢连续写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面向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多篇重要文章，就充满了与夏志清《小说史》“对话”的味道。而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提到夏志清的名字即有10次之多（这还不包括若干次的“他”的称呼）[23]；受到夏志清掀起的“《围城》热”影响，他的2万多字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也竟不自觉地用了8千多字去分析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足见夏著对现代文学界的冲击之大。但与此同时，唐弢也在用他正在探讨和建立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来过滤“夏氏影响”，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其“有益成分”吸收进来：

       国外现在风行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许多大学采为教材或学生参考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生把这本书奉为“经典”。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非读夏志清这本书不可。这个人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实际上他写的是小说史，不是文学史。现在国外许多人以能成为夏志清“门人”自豪。……我这次在大连碰到丁玲，她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国内已经有人在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

但是，什么才是“正面的好的文学史”呢？唐弢认为：第一、“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但有意思的是，他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典型的“文艺运动史”）；第二、虽然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文学史”，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作家和作品，“一个文学史家，发现不了作家，发现不了作品，还算什么文学史家？”“假使把中不溜儿，不上不去的放进去，就有人要议论。……过去对沈从文、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钱钟书、张爱玲提得不够，或予以否定，是不对的。但夏志清《小说史》里，又把张爱玲捧得太高。”他特别强调说，以前对艺术方面“注意得太少”是不应该的，但也“不能忽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4]

    从唐弢对“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规划和思路看，这时世界性的冷战环境虽然正在弱化，但50年代就形成、而80年代并没有根除的“冷战思维”却仍然在支配着他对本学科发展的基本估计和看法。尽管他暗中在吸收夏志清重视“发现作家”的研究成果，也强调了“艺术方面”的重要性，不过，又对其“艺术应当脱离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的倾向保持了警惕。这显然还是过去冷战思维和路线在这位文学史家思想中积淀的结果。就当时的情况看，在对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规划”中，唐弢和王瑶等老一辈文学史家都最终未能跨出这道历史门槛。例如，王瑶为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提出了“当代性”问题：“所谓‘当代性’，即要求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判断当年的历史，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强调“‘文学史’的历史科学性质”，主张“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但又坚持说：“‘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这就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至于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25]他虽相信，必须重视“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因为“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而不能根据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评价。”但他同时也强调：“现代文学史”依然有“主流问题”，这就是，“必须突出进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的主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26]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位稍微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严家炎可能会认为前者所理解和规划的“80年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许并不是“真正”的“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他们之所以会在《小说史》周边再设置一道“意识形态”的“防火墙”，是因为来自他们“50、60年代”的思想观念但又希望再吸收一点点《小说史》等“海外研究成果”这种思维定势所造成的。他们其实是在用“50、60年代”的学术政治语言来讲“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于是，他明确提出了与之不同的“文学现代化”的主张：

    建国以来，曾出版过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著作名为“中国”，却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名为“现代文学”，实际上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也不讲国民党御用文学，即使在新文学中，资产阶级文学讲得也很少；名为“文学史”，实际上偏重讲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文学本身包括体裁的变迁、风格流派的演变等讲得很少，至于“史”的发展脉络，文化上和文学上的种种历史联系，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经验，几乎绝少触及。[27]

尽管严家炎的看法没法得到唐弢的完全认同，[28]然而此刻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巨大工程已全面铺开。中国人在震惊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意识到“冷战/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诸多历史真相的再次被掩盖将会严重阻碍着改革开放更大胆的脚步。因此，一种要求“全面”地了解历史面目、“恢复历史真实”的呼声在1980年代被文学史家严家炎敏锐地捕捉到了：“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识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29]而有人则提出了比严家炎更明确的观点：“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仅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30]在这难得的历史见识中“重建”的80年代“现代文学观”，就明显超越了唐弢、王瑶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80年代“现代文学观”。在这种将“新文学”与“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其它文学置于平等地位的新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很自然就把夏志清《小说史》极力推崇的“沈张钟”等“非主流作家”回收了进来。这种文学史观实际接受了夏志清对这些作家深入细致的审美性的分析和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严家炎“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在排斥50、60年代“极左文艺政治”的同时，也把夏志清的“冷战视角”视为影响“现代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夏志清、司马长风他们口头上只讲艺术，好像对左、中、右各类作家作品都很公平，一视同仁。其实，他们的小说史、文学史里很讲政治标准”，正因为抱着这种观念意识，他赞赏沈从文那些社会内容较淡薄的作品（像《边城》），而对沈从文颂扬革命者的短篇则绝口不提。主张“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31]

 

                    六、“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

    如果说“文学与政治”、“内容”、“主流”是唐弢、王瑶和严家炎们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的话，那么到了下一代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和王晓明这里，这些术语则成为他们“重写文学史”所反思的对象。

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1985年春天在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此后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又是由子平执笔。可熟悉我们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的朋友都知道，躲在幕后的老钱才是这“三人谈”的核心。[32]

陈平原的回忆为我们整理出一条历史线索：“现代文学创新”——以反思“文学与政治”、“内容至上”为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式提出。这种“重写背景”也得到王晓明、陈思和等的认同。在回答杨庆祥的问题时，王晓明答道：

        我们当时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革命或者说现代中国走了一条歧路，背离了五四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抗日战争最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那个时侯的想法，是理解成农村、落后的力量借着现代的形式起来了。然后就是开始搞专制，搞封建专制。再下面就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我觉得这是八十年代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实是有一个对于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正面的看法，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文学也要现代化。[33]

陈思和也写道：

反省历史是为了推动当代学术的发展。“五四”是新文化之源，当代许多学术论争都可以追溯到“五四”得以解释，这反过来也成为研究者思维上的一种束缚：“五四”成了学术研究的最高视界。……国内的学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以后，切肤之痛地感受到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上的现代个人迷信是如何支配了中国走向浩劫，痛感“五四”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沉沦，于是呼吁“五四”传统的发扬光大。[34]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这一代研究者想通过“五四”个性主义来消解上一代学者仍然迷恋的“文学与政治”、“内容”和“主流”等“当代史”重要命题。但是，如何通过“去当代”、“去政治化”和为现代文学“创新”提出一种新的有效的解释模式？就需要对“文学史”中“人性”、“文学性”做偏激性的扩充和强调。在这个意义上，“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终于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上走到了一起。对“左翼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使他们得以从“五四”和“新批评” 的不同路径，携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重新进行规划。

    但是，《小说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观和知识背景毕竟不同，这种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五四观”和“鲁迅重评”的认识的问题上。正因为大陆这代学者普遍有陈思和所说的对“文革”的“切肤之痛”，所以，他们所建构的“五四观”中无疑就具有了某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看来，重提“五四”精神和价值观念，是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文学与政治”、“内容”、“主流”这一困扰着“80年代”现代文学创新的问题的。它们被与“文革”、“封建传统”捆绑在一起，被很多人视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创新的“最大障碍”。黄子平指出：“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第一个辉煌高潮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变革不同，就在于它要“冲破这种封闭体系。”钱理群也指出：如果不是这种“冲破”，就不可能“带来整个民族的觉醒、思想的解放、更谈不上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民族文学的诞生”。也就不可能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出现在黄子平所说的“世界化”、“民族化”这种“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上，并最终落实到陈平原所设想的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并“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方案上。[35]长期身居国外的夏志清当然不会有上述学者的“文革‘危害’意识”，所以陈思和才会不点名地批评夏志清、司马长风的“五四观”：“海外一部分对中国情况并不了然的学者，身处白种人的社会，潜意识中存在着深刻的民族自卑感”，“所以他们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反传统的狂热中看到了‘五四’反传统精神的危害，把‘五四’看作中国文化断裂，导致后来中国社会一系列灾难的根源”，这决定了他们与国内学者“在观点上截然不同”。[36]然而在我看来，陈思和对夏、马的批评，恰恰是由于他不满意夏志清在叙述“五四”历史时所使用的那种客观性的视角。而我们只要稍微读一下《小说史》“第一章  文学革命”，就能知道“重写文学史”论者所强调的不无夸张的“断裂论”，原来被换上了另一番历史图景。“五四”的意义在这里被大打折扣：“事实上，远在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以前，中国已有不少流行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了。像《老残游记》和《官场现形记》这种晚清小说，不但说明了一般人对白话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广，而且作者也越来越依靠白话文来讽刺和暴露当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弱点了。”（39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试图用“辉煌”、“冲破”、“横纵向坐标”、“先驱“等关键词将“五四”设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原点”，而《小说史》却强调“五四阵营”的矛盾，指出它的不足，力图将“历史还原”：“胡适的文学观虽然狭窄，但跟他一起搞‘文学革命’的朋友，言论更为荒谬”（41页）；“虽然胡适和他的朋友，在改良文学这件事上，表面看来合作无间，但在学术的信念上，他和陈独秀等人，分歧得真可说是南辕北辙”（42页）；《小说史》还以周作人为例，说明“这种急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51页）；同时指出，“可惜的是，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流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51页）不过，这部著作仍然对文学革命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另一个差异点，是对鲁迅的“重评”。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鲁迅是始终作为他们的“精神原点”和 “知识资源”而存在的，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终极价值”如“改造国民灵魂”、“悲凉”、“美感”等等，就是从鲁迅在“80年代”的重评”中所得出的权威性结论。在这方面，“重写文学史”另一个重要“同盟者”王富仁把上述观点发挥到了极点：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研究部门。……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但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有限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

    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存在的思想图式；这个思想图式应当接受鲁迅前期思想实际状况的检验，并有利于矫正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37]

将 “鲁迅研究”等同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将前者看作是这个学科的“思想基础”和“示范性样本”，不光是王富仁，实际也是“重写文学史”论者所认可的一个重要共识点。（在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界”仍然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鲁迅研究”可以说正好成为“重写文学史”与《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分歧点。而我们对这一分歧点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将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是我们都知道的，这是他与普实克最严重的分歧之一。一方面，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63页）“鲁迅对于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其严肃的道德意义甚明，表现得极为熟练，这可能得力于作者的博学，更甚于他的讽刺技巧。”（67页）通过分析“从《狂人日记》到《离婚》”这九篇小说，断定它们“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鲁迅的声望高于同期的小说家。”（76页）但与此同时，又把他当作“文学史”中“普通作家”来看待，不仅没有把他等同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思想奠基者”和现代小说的“标准”，而且还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史家笔法指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不足。如说《阿Q正传》“格调上不连贯”，如说他的《药》“尝试建立一个复杂的意义结构”，《肥皂》在技巧上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而《故事新编》则显得“浅薄而零乱”，预示了“一个杰出小说家可悲的没落”，等等。如果说，“重写文学史”论者比较注重鲁迅的“外部研究”（擅长将作家创作与社会历史做联系）的话，那么《小说史》实际是鲁迅的“内部研究”，夏志清更愿意从“文学史”角度而非“社会政治史”角度来认识这位现代小说家。尽管有那么多人都已经认为，鲁迅和他小说的 “更大的意义”是显示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所谓的“忧愤深广”），那么这种观点并不为夏志清所理会。

    “重写文学史”论者刻意渲染鲁迅与社会问题、民族生存、现代国家的深刻联系，是因为鲁迅身上携带着“80年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并不只是在我们这个学科内部“自我循环”的学术话语，它还负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来说最为繁重的“反封建”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变成了“80年代的鲁迅”，他不仅被用来解释80年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还被用来解释“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问题。于是这就把鲁迅小说的主题、题材、人物、手法从作品的完整性中肢解了出来，变成了各类“思想武器”；这就把作家本人的“主观因素”、“潜意识活动”，设想成早就与“封建传统”势不两立的一种先在图谋并加以放大，如“幻灯事件”、“分家风波”、 “兄弟反目”等等；同时还把作家个人创作意义上的“文学资源”如东欧弱小国家文学等等加以“思想化”、“政治化”，借以指出他“反抗意识”、“抵抗哲学”、“硬骨头精神”等先验性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的“鲁迅观”虽然在有意走出王瑶、唐弢和严家炎的“文学社会学”困境，试图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世界文学”的文化视野与内涵，但他们仍然无法走出“鲁迅神话性”的历史陷阱。这种“文学史陷阱”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把无比丰富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划分成“主流”、“非主流”、“进步”、“落后”、“积极”、“消极”等等不同的作家阵营、流派和作品。举例来说，我们注意到在“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中，从未涉及到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创作及其相关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仍然被“重写文学史”看作“80年代”现代文学的“非主流作家”。而张、钱之所以未能被“重写文学史”讨论，在根本上是因为当时“重写文学史”缺少谈论张、钱的话语能力和知识张力所造成的。而这种“文学史叙述”，说到底还是国家意志规划中的“文学史叙述”。“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在国家发展蓝图之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小说史》既显示了新活力，又被看作了诸多同类中的一个异类。因为《小说史》与几十年来的文化规划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结论已从前面各个部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2009·1·13于北京森林大第

                                2009·2·22修改

                                                               2009·2·24再次小改

注释：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2] 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编译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3] 阅读网beta，2007年2月3日。

[4] 腾讯读书，《第24节：王德威如此繁华》。

[5]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夏志清：《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引自《文学的前途》第19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7] （美）杰克•伯恩斯摄影：《内战结束的前夜——美国〈生活〉杂志记者镜头下的中国》，第76、102页，吴呵融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所评述的那样：“今天看来，伯恩斯拍摄的这些反映战乱中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照片绝不普通，它们以静态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折。”

[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文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9] （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序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绪论》，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

[11] （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30、31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14] （美）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15]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3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6]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17]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49（1962），第357—404页。

[18]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1963）。

[19] 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前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

[20]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荷兰莱登《通报》（Toung  Pao）（1963）。

[21]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蓝影火，原载百度“绿绣眼三叶草吧”，2008年1月31日。

[22] 吴晓东：《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

[23]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9卷，第375—3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

[24]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9卷，第375—3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

[25]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第五卷，第142—14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6]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五卷，第13—1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7] 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求真集》，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28] 见唐弢为严家炎《求真集》所作的“序言”。

[29]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真集》，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30]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上册，第2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

[31] 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之二》，《求真集》，26、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32] 陈平原：《十年一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1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33] 杨庆祥整理：《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未刊。

[34] 陈思和：《“五四”与当代》，《笔走龙蛇》，第1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

[35]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31页，第49—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36] 陈思和：《“五四”与当代》，《笔走龙蛇》，第1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

[37]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第116—11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

(南方日報)    夏志清：他把張愛玲重新告訴我們    2009.04.01

上月的今天，恰逢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一本最新的、由陳子善主編的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出版了。《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先生近日接受了記者特約採訪，暢談張愛玲和她的“倡導者”夏志清。

談《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肯定的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小說史》出版前從未進文學史

記者:夏志清是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的發現者，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現代小說史》，或許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熱。今年7月，這部名作在隔絕44年後，簡體中文版終於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這本書裏至少肯定了三個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他對這三個人的評價，在上世紀60年代，是石破天驚的，當時很多人不服。他們三人在當時文壇的處境怎樣？據說張愛玲當時在正統文學來說，並不入流。

陳子善: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國內跟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前後也出版過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但是，這些文學史都沒有提到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好像他們三位在文學史上不存在似的。

當時錢鍾書和沈從文已經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錢鍾書在進行古典文學研究，沈從文在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愛玲遠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錢鍾書和沈從文停止文學創作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楚，用不著我再多說。

他眼中的夏志清:他說話沒有顧慮，從不掩飾自負

記者:聽說您見過夏志清先生，對他印象如何？

陳子善:夏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我見過他兩面，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紐約。在紐約見他以後半個月，“9·11”就發生了。夏先生很注意穿著，西裝筆挺的，也很喜歡聊天。他講的比我有趣多了，而且講起來滔滔不絕。

記者:有些文章中說夏志清很風趣，是個性情中人。您跟他見過面，能否談談具體細節？

陳子善:所謂性情中人就是說，他說話沒有什麼顧慮，想什麼就說什麼，暢所欲言，他也從不掩飾自己的自負。他往往對一些作家，對一些朋友有很具體的批評。說到高興的時候他常常會哈哈大笑，當然具體對某個人的某些評價還不適合說，但是你跟他談話你就會感受到他的真誠。他最不喜歡的就是當面吹捧他，背後又另外做一套。

記者:聽說您經常同夏先生通信，其中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細節可以先披露一下？

陳子善:也不是很經常通信，因為夏先生年事已高，手頭的事情很多，不方便多打擾他。他作為前輩很關心我這樣的後輩，在信中有時候會經常提醒我要多多增加營養，怎麼仍然那麼瘦，多吃維生素。這是一個長輩對後學的關心。他雖然很自負，但有時也會把一些文章寄給我看，也願意聽聽我的看法，這也使我很感動。

記者:夏先生的書出來之後影響很大，也有一些學者對夏先生學術思想有所商榷，個人所知，劉再復先生大概是去年吧寫了一篇長文跟夏先生商榷？陳先生怎麼看劉先生的文章？

陳子善:劉再復先生跟夏先生第一次商榷我在場，那是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夏先生和劉先生都參加了。劉先生在會上有一個發言，在肯定張愛玲成就的同時，也提到了他所認為的張愛玲的不足，並對夏先生對魯迅的批評提出商榷。後來的長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我想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也沒有必要非要定出誰勝誰負，誰對誰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關注這個問題。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些爭論可能是長期的，研究者的看法肯定會有不同，甚至會有爭議和對立，這都是很正常的。

談張愛玲絕調文字《沉香》:收入張愛玲散佚散文和劇本，遺物照片和畫作

記者:您是張愛玲研究專家，曾經發掘、整理過張愛玲的許多作品，主編過《私語張愛玲》、《作別張愛玲》、《張愛玲》等書，自己還寫過一本《說不盡的張愛玲》。您最新發掘整理的張愛玲的絕調文字《沉香》也剛剛出版。9月8日是張愛玲去世10週年紀念日，這本書也是對張愛玲最好的懷念。陳老師，請你先介紹一下這本書吧。

陳子善:《沉香》這本書是為紀念張愛玲逝世10週年而編的。我只是做了一個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可以說，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本書主要收錄台灣皇冠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張愛玲的散文和劇本。同時，也收錄了張愛玲一些遺物的照片和張愛玲的一些畫作。

記者:《沉香》被稱為張愛玲的絕調文字。與你主編的其他張愛玲的著作相比，這本書有什麼特別之處？書裏的文章都是首次收錄嗎？

陳子善:我想更準確地表述我所講的，書裏的文章都是台灣版《張愛玲典藏全集》所沒有收錄的，其中《不了情》電影劇本是首次披露。不過，北京中華讀書報有一個更有趣的發現，張愛玲的一篇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小說《鬱金香》出土。我想對廣大張愛玲作品愛好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大喜訊。

談張愛玲佚文《不了情》的發掘:“瞎貓抓死老鼠——撞上的”

記者:《沉香》裏收錄了張愛玲的文學劇本——《不了情》、《太太萬歲》、《一曲難忘》等，據說其中的《不了情》張愛玲自己曾以為找不到了。那麼，你是怎麼發掘出來的呢？

陳子善:在40年代的時候，上海對她就有很多評論。如果要說發掘，《不了情》不像《太太萬歲》，《太太萬歲》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放映過。但《不了情》至今沒有放映過。

有趣的是，廣州的俏佳人影像公司把它製作成了VCD，全國發行，也許你就能夠在你附近的音像商店買到，好像是20塊左右一盤。

記者:您是否能估計一下，張愛玲大概還有多少佚文未被尋獲。她留下的文字後來到哪去了？

陳子善:只有天知道，也許還能夠找到。這次先後找到了《不了情》和《鬱金香》，誰敢保證以後不會再找到呢？

記者:《沉香》首次披露了張愛玲的遺物照片，這些遺物照片是張愛玲在美國的寓所留下的，還是留在上海故居裏的？

陳子善:這些遺物是她晚年的，全部留在美國。去世以後，先送到了香港的宋淇先生處，然後又歸往台灣皇冠保存。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遺物，記得1995 年張愛玲去世以後，我去拜訪她的弟弟張子靜先生，他曾指著房子裏的一個破箱子跟我說，這是張愛玲留下的。現在張先生也已經去世了。這個箱子去了哪我也不知道。

《沉香》文章背後的故事:張愛玲不滿處女作《憶西風》只得第13名

記者:張愛玲的散文也是一絕，《沉香》裏共收入《幾句話對讀者說》、《太太萬歲題記》和《憶西風》等散文，據說“幾乎每篇都有一個或簡單或複雜的故事，一段或動人或有趣的因緣。”能否給我們簡單講講背後的故事？

陳子善:就舉一個例子，《憶西風》是張愛玲的絕筆，也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張愛玲的最後一篇作品。她在文章中回憶了她當年應徵參加上海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她的應徵作品是散文《天才夢》，是很有名的。也是她自己承認的文學創作的“處女作”。最後得了名譽獎第三名，在名譽獎前面還有第一名到第十名，也就是說她只得到了第十三名。張愛玲當然很不服氣，晚年的這篇文章當中就專門談這件事，她認為第一名的字數遠遠超過規定的字數，卻拿了第一名，顯然是不公正的。但實際上，第一名並沒有超過規定的字數，是張愛玲自己搞錯了。這不是很有趣嗎？不過，當時的評委也沒有瞎眼，至少給了她一個名譽獎。

記者:當時第一至十名中有哪些人？

陳子善:第一名到第十名中，其他九位好像後來都沒有什麼文名，但有一位鹿橋後來在港臺文壇也大名鼎鼎。2001年我去美國曾經拜訪過鹿橋先生，談起張愛玲，他對張愛玲的畫還是讚不絕口。他現在也已經去世了，一次評獎能夠產生後來很有影響的兩位名作家，已經不容易了。

張愛玲半世紀不老的秘密解讀:她對日常生活充滿關注

記者:張愛玲的作品暢銷不衰，從上世紀40年代登上文壇到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依然是個不老的傳奇。你認為相比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作家，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在哪？張愛玲熱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她對大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現在的上海？

陳子善: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很多，但我想她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是現代文學其他作家所不具備的。她對人性的發掘也是很特別很深刻的。她對上海世俗人情的洞穿和刻畫我不覺得能夠代表現在的上海，只能夠代表當時的上海。

記者:您能談談張愛玲與王安憶的異同嗎？許多人把她們放在一起說。提起張愛玲，不僅想起她的作品，還想起她的“身世”。這也是很特別的。

陳子善:我不配談張愛玲和王安憶的異同，因為缺乏研究。

記者:今年紀念張愛玲去世十週年的活動有哪些？

陳子善:張愛玲逝世十週年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應該有所紀念，海外我所知道的有她的散文集《流言》的出版、翻譯的《海上花》英譯本的出版，都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台灣有一個張愛玲遺物展覽，北京已經舉行過張愛玲的照片展覽。北京的中國華僑出版社舉行了“張愛玲與本土文化”學術座談會。海峽兩岸幾乎是同步出版了《沉香》，華東師大還在籌備“張愛玲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紀念活動。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小說《鬱金香》的發現，為這個紀念活動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相關人物簡介

陳子善

文學史學者，因對張愛玲的研究而為海內外文學愛好者熟知。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讀于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英國康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數據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致力於張愛玲、周作人、鬱達夫、梁實秋等現代作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著有《遺落的明珠》、《中國現代文學側影》、《文人事》、《撈針集》、《說不盡的張愛玲》、《生命的記憶》等。

(世界新聞網)    夏志清虎口蒙難記    2009.10.07

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現代中國文學評論大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教授，剛從虎口繞了一圈，幸運地回到我們身邊。

俗話嘗以「虎口」比喻驚險程度危及性命，而夏先生此次走過的，是讓許多人有「羊入虎口」恐懼感的「醫院」，尤其海外華人在大醫院急診室更能體會「我為魚肉」的苦惱且無奈的滋味。

夫人王洞女士，回憶當時情況，驚魂未定地說：「我們夏先生差點回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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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是紐約華文作家協會的元老會員，更是作協的鎮會之寶；筆者忝任會長之職，忽忽六年之久，其間，多蒙夏先生垂愛，早幾年，體力允許的情況下，尚由夫人陪著，遠從曼哈坦上城哥大附近的寓所，相扶相持搭地鐵，轉兩趟車穿過哈德遜河底，到皇后區法拉盛參加作協的活動，他倆總是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踏進活動會場，必也總是引起熱烈歡迎掌聲；2005年，作協特別為他舉辦了一場演講會，這場夏先生自己稱謂的「第一次用中文談『我如何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學』」演說，轟動美東地區文藝界。

此外，他還給紐約作協出版的文學刊物《文薈》提供作品，並親自校對自己的稿子，除了中文字的修正、英文拼音字母的校改，即便是標點符號的使用，他都嚴格要求，其慎重、用心寫作、治學的精神，令人欽敬！

夏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茍，但做人則灑脫有狂狷氣、言談幽默充滿智慧，致有「老頑童」之稱；就在他從醫院回家不久，筆者馳電問候，電話彼端傳來夏先生中氣十足的聲音：「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怎麼可以隨便倒下！」

●

紐約的冬天，並非探訪友人的季節，今年二月上旬，剛過完元宵節，撥電話向夏先生拜晚年，並想約定一個時間，趁早春前往拜訪，孰料，電話裡卻傳來夏先生住院觀察的驚人消息。

「夏先生在醫院呢，剛巧我回來拿些用品，馬上還要趕去，這次夏先生情況恨嚴重！」夏太太的聲音顯得很緊張很無助，幾乎有些哽咽，數十年夫妻，情深彌篤。「正好你打電話來，我真不知該怎辦好。」

「慢慢說，有困難，大家一起想辦法！」夏太太在電話裡將情況做了簡要的敘述。

夏先生農曆年前就有些咳嗽、氣喘，一月廿八日，年初三，咳得更嚴重，二月二日，王洞先與夏先生的家庭醫師通了電話，希望安排醫療住院事宜，對方卻正要全家度假去，無法接受這位病人，建議他們直接前往醫院求診。

二月五日，當他們抵達哥大附近他們熟悉的那家醫院，值班醫師就把夏先生送進急診室，此期間，先生一度呼吸困難，進行搶救。之後又將他送入加護病房。二月七日，院方認為夏先生體力衰弱，隨即在夏先生鼻子裡插入管子，以助飲食，並以氧氣罩幫他呼吸。

第二天，來了一位年輕醫師，看了X光片，認為鼻管插得太低，怕傷及聲帶，於是將管子拔出重新調整，誰知，居然接連插了三次，都無法順利完成；夏太太心疼地抱怨：「夏先生被折騰好一陣子，受罪哪！嚇死我了！」

夏先生無法自己飲食，靠吊點滴補充養分以維持生命力。「夏先生年紀大了，這裡又沒人主治，如果再這樣拖下去，真怕他出不了醫院！」

如此的描述，眼前的畫面十分具象，醫院急診室或加護病房，生命與死亡僅一線之隔的陰森恐懼，不免令人倒抽口冷氣，為夏先生感到難過、焦急。當夏太太問到有什麼辦法救救夏先生？我實在無言以對，只能乾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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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高齡的老先生，雖客居異鄉已數十載，雖是主流著名大學教授、縱然是馳譽歐美的漢學界領軍學者，縱然為自己同胞視為國寶級文壇重鎮，彼時彼刻，昏睡加護病房中，命懸如絲，不由讓人興起「斯人獨憔悴」的感嘆！

美國醫療體系，本就令人高深莫測，外界根本難窺其堂奧；若想透過醫療內體系，形成影響，幫助夏先生獲得更得當的治療，不啻天方夜譚，但若尋找「醫學界華人」，或許還多些機會。

在醫學界具有影響力又具有知名度的華裔，眼前只有一人，何大一；他是世界聞名的醫學科學家，於1996年研發出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式處方」，獲選為《時代》風雲人物，被推崇為創造歷史的人物。

何大一和夏志清是在2007年秋天，歡迎白先勇訪紐約的一場宴會中結識，當天兩人同是貴賓與主客白先生比鄰而座；雖然兩人治學領域不同，但彼此仰慕與敬重，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席間互相敬酒，笑語歡談。筆者當天有幸也在場，此一因緣，促成靈光乍現：找何大一幫忙！

立刻回撥電話，夏太太還未出門，趕緊把此一想法說了，她也認為是唯一的好途徑，「怎麼找何大一呢？」她反問。

「請Ben去找！」毫不遲疑地給她答案。

Ben 是夏志清好友汪班先生，他尊夏先生為老師，是故舊老交情了，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聯合國、紐約大學和華美協進社執教數十年，對中國文學、語言、戲劇和書法都有淵博的造詣，他用英語教授《詩經》、《楚辭》、《紅樓夢》、唐宋詩詞等課程，很受美國學生喜愛。而何大一正是他的學生之一，彼此尊重十分投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汪班得知夏先生的境況，非常焦急，也認為透過何大一應可幫助解決夏先生的住院問題及改善醫療方式。

待汪班傳回消息，知道何大一正在倫敦開會，據何太太說，他隨後要轉往香港參加另一醫學會議，短時間內不會回紐約。

不論香港還是倫敦，距離哥大附近的這家醫院，此時倍感遙遠！

正發愁，汪班電話中傳來希望之音：「我已請何太太在他cell phone裡留言，請他一得空就給我回話，相信大一會幫這忙的，我會告訴他：夏志清是咱們的傳奇，是國寶！」

第二天，得到汪班的好消息，跟何大一說上話了，他答應會盡快了解情況，做最大的努力。夏太太也接到汪班的電話，心中寬慰許多！

過了兩天，夏太太「百忙之中」打來報平安電話，告知，醫院接獲Dr.何的電話，他向院方醫師瞭解了病人C. T.夏的病情及醫療方案，「情況」有了改善；接著，夏先生的主治醫師度假歸營，夏太太總算安了心，她不停地感謝Ben和何大一！

可是，二月十八日，夏先生病情又轉壞，無法正常呼吸，醫師建議在他喉管及胃部各開小洞以助灌食，夏太太一時難做決定，她要等何大一，徵詢他的意見。

廿四日，何大一返回紐約，廿五日旋即到醫院探望夏先生；夏太太可像大海中抓住了浮木，事後，她告訴我：「當時，何大一告訴我，夏先生死不了！」

這句話，無異給她吃了一顆定心丸！

廿六日，夏先生做了手術，完全靠機器和管道來呼吸、飲食。

三月三十日，以肌肉萎縮無法恢復原因，夏先生被送進新布朗士區的療養院，期間發生嚴重感染，經細心醫療、照顧，五星期後恢復正常，不需輔助器可以自己呼吸了，因而拔去插管，被轉送紐約療養院，開始進行復健。

八月五日，夏先生終於出院回到家了，不過仍需接受家庭護理的復健治療。

夏太太總算鬆了口氣，半年來，她奔走於家裡、醫院，忙進忙出，顧前顧後，連頓正經飯都沒好好吃過，以往喜歡散散步、上個小館、喝杯咖啡還有看場電影的逍遙樂趣，已然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求！

六個月的辛勞，她人清瘦許多。

打趣地問：「您這不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嗎？」

「他瘦得更多呢！」夏太太回答得輕描淡寫，簡單話語中沒有激情也沒有矯情，有的只是真情，那是他倆相濡以沫數十年積澱下的關愛和恩義。

●

夏先生以超人的意志克服病痛帶來的困苦與阻撓，勇敢且堅強地從虎口裡走了回來，或許這就是「智者無憂」、「勇者無懼」吧！

不過，這位智者還是有脆弱的一面，據太太爆料，夏先生在病床上曾一度感到很沒尊嚴、了無生趣，吵著要「交代後事」，結果所交代的全無關財產之事，而是告訴她：濟安哥哥的信札放在哪，張愛玲給他寫的信藏在哪，喬治高的又是收在哪！

輾轉病榻，他心裡惦記的還是文學，懷念的依然是故人情義啊！

夏太太特別秀出她電腦記事簿裡一段記載，廿五日，當何大一站在病床前，夏先生不能言語，頭腦也並不很清醒，但他在紙上用中文寫了「名人在此，何日再來？」幾個字。談及此，夏先生樂說：「我真的覺得自己太幽默了！」

儘管鼻子裡、身上插著管子，無法言語，他不失「頑童」本色，用筆談還跟小護士開玩笑，逗得她們笑聲不斷，看來病房裡可是春風鬧人呢！

「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夏先生自豪地說，「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他所謂的練身體，是每隔一天，家庭護理到家中，幫夏先生練習走路、爬樓梯等動作。夏太太很欣慰地說：「夏先生很聽話，恢復得很好，連醫生都誇讚，他的血壓、血糖反而變得很正常！」

●

他倆又開始下樓散步了，夏先生可以推著助行器走一個block；鄰居們最近也常在路邊的咖啡座上，見到這對老夫妻的身影，於初秋午後的斜陽裡相依啜品咖啡；是否，他們正回味著一路走來的甘甘苦苦？

（寄自紐約）

(CDnews)  文訊雜誌第290期--人物春秋 ／縱論文學的史筆-----夏志清其人其文      姚嘉為    2009.12.02


1953年夏志清於耶魯大學任研究員

夏志清對於評論極其慎重，詳讀其人作品，也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則以西方文學的尺度，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強調普世性與人文主義情懷，為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建立了文學性的傳統。

  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
  ──夏志清教授 

  「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在紐約曼哈頓的夏府客廳裡，夏志清說著，自己先嘩然而笑，一語道出了他快人快語的性格。

  2008年春天，我去紐約拜訪夏志清，88歲的他，皮膚白淨光滑，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十分可親。他濃重的江南口音，國字臉型和所屬的時代，讓我忽然聯想起胡適。談話一開始，久聞的夏式談話風格便在眼前跳動起來，迅如機關槍的說話速度，跳躍式的思維，飛揚的神采，我凝神專注傾聽，偶而追趕不及，夏師母王洞便從旁解釋補充。

  直率不鄉愿，敢言人之不敢言，是夏志清為人治學最特出之處。在小說史中替中國作家重排次序，拔擢張愛玲、錢鍾書，貶抑魯迅，甚至引來了與捷克漢學家普斯克（Jaroslav Prusek）的筆戰；其後他與唐德剛、顏元叔的兩場筆戰在台灣報章上喧騰一時等等，都是此一性格的流露。

  夏志清一生酷愛讀書，主要是閱讀經典，很少看閒書。他認為一部好作品要能感動人，啟發人思考，有偉大的精神境界。優秀作家通常很聰明，敏感度高，有好記性。他深信「筆下的力量，來自豐富的知識」。身為評論家，他極其慎重，不但詳讀其人作品，也閱讀同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便參照比較。下筆時，不斷的推敲潤飾，務求精確完美。

  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宿舍的夏府裡，書海氾濫，書房裡三面書牆放不下，書桌四周堆滿了書，夏公置身書海，怡然自得，樂在其中。他最喜深夜讀書到天明，有本散文集即以「雞窗集」名之。他很注意光線的明亮，讀書時總是將書攤開在桌上，正襟危坐地閱讀。

  夏公退休後，由於心臟不好，讀書寫作放慢了腳步。情況好轉後，在王德威及劉紹銘的敦促下，他編校了16篇已發表過的英文學術文章，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一部530頁的專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C.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

　2006年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提名他的王德威在越洋電話中告訴他這個好消息時，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後來記者訪問他，他口出妙語，說自己「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師母說：「夏先生看到朋友總是很高興，他為人熱情，對事對物都充滿了好奇心。」王德威說，夏志清是一個天真、坦白的人，像個「老頑童」，這也是劉紹銘說「夏公總也不老」的原因吧！

　2009年3月，我馳電向夏公夫婦問安，驚聞春節期間，夏公身體違和，入院治療，一度竟需要靠機器呼吸，插管進食。後來住進療養院復健，又發生嚴重感染。夏師母憂心忡忡地說：「當時以為夏先生回不來了！」所幸經過悉心照顧，恢復情況良好。她欣慰地說，雖然一度不能言語，他還以筆談的方式和護士們開玩笑呢！夏公生命力旺盛，吉人天相，已於八月初出院，在家中復健。

　離鄉一甲子

　夏志清出國留學與留在美國發展，可以說是20世紀中葉冷戰時空中，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面臨家國之變，個人命運隨之丕變的縮影。

　1921年生於浦東的夏志清是江蘇吳縣人，父親任職銀行界，家中兄妹三人。從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他於1946年秋天，隨兄夏濟安前往北京大學擔任英文助教。當時胡適剛回國擔任北大校長，紐約華僑李國欽捐贈三份留美獎學金給北大資淺教員。夏志清以一篇論英國詩人布雷克的文章脫穎而出，獲得文科獎學金，於1947年到美國深造，次年轉入耶魯大學英文系，1951年獲得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50年代以還，海外文人作家筆下瀰漫著落花飄零的流離與鄉愁，夏志清卻是個例外。在頂尖的耶魯大學英文系唸研究所，以三年半的勤學苦讀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課業繁忙極了，那有時間傷春悲秋，他自認性格中沒有文人的多愁善感。

　1949年大陸易幟後，他無法也無意返回故鄉，先在耶魯大學擔任研究員，後至密西根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等校執教。因緣際會，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際真教授的賞識，舉薦他為接班人，遂於1962年轉往哥大東亞系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29年間，作育英才無數，當今美國漢學界的狄華斯根、何谷理、耿德華、齊夫斯便是「夏門四大弟子」。

　70年代末期，夏志清開始應台灣報章雜誌之請，發表中文文章，除了文學評論與介紹英美文學外，最見真性情的是憶舊與平生交遊的文字。在他筆下，作家吳魯芹、林以亮（宋淇）、高克毅（喬志高）、學者許芥昱、陳世驤等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栩栩如生。他也寫了專文評介凌叔華、琦君、白先勇、陳若曦、於梨華、李渝、程明錚等作家。1979年及1980年，錢鍾書與曹禺先後到哥大訪問，他夾敘夾議，記下整個過程。近年來整理註解他與夏濟安，張愛玲的來往書信，凡此種種，均透露了他強烈的歷史感。

　從40年代末期離開故國，至今已逾一甲子，時空變遷很大，他回憶1968年以前，教師上課都得打領帶，女孩都穿裙子，老師說什麼，學生照做，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後來卻演變成老師怕學生給的評鑑不好，成績一律都給A。黑人、女人、少數民族紛紛起來爭取權利，美國的改變很大。他在耶魯唸書時，中國人很少，「大學部有幾位，都是大陸來的，50年代後都是台灣來的。」

　小說史與時空的弔詭

　夏志清中英著作等身，以《中國現代小說史》影響最為深遠，是西方漢學界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必讀之經典。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緣起於1951年，當時他替耶魯大學政治系饒大衛教授編寫《中國手冊》，寫到「文學」一章時，讀了許多中國當代小說和文學史著作，很訝異沒有一部夠水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次年，他提出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畫，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補助，在耶魯大學以研究員身分，專心研究撰寫三年。該書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中譯繁體字兩種版本分別於1979年和1991年在香港與台灣出版，2001年香港又出版繁體字增訂本，2005年大陸出版簡體字增刪本。

　小說史最石破天驚之處在於替1917年至1957年的中國作家重新定位，他抬高錢鍾書、張愛玲、沈從文、張天翼，貶低魯迅一代文學宗師的地位。他認為「批評家的工作是發掘與眾不同，能結合藝術與生命的作家。」他的另一獨到見解是，中國小說強烈的感時憂國的特性，很容易流於狹隘的愛國主義，局限了對藝術性的追求，因而整體上不如西方小說，此一論點引起了不少爭議。 然而《中國現代小說史》自1961年問世後，在華文世界的遭遇，卻折射了作品與歷史時空環境間殊堪玩味的弔詭關係。

　小說史繁體版於1979年出版，簡體版直到2005年方問世，26年的差距，意味著此書在大陸所遭受的冷淡待遇，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早在 1983年時，他趁韓國開會之便，經由錢鍾書安排，回大陸探親講學。他訪問幾所大學時，校方均以高度敏感，不聲張的方式接待，夏志清也始終保持低調的態度。《文藝報》原定在他來訪時刊出文章批判此書，稱他為製造精神污染的罪人之一，但礙於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的貴賓，而暫時壓下，等他離開後才刊出。

　隨著90年代大陸的開放，政治氛圍逐漸解凍。2005年簡體版出版時，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刪除了附錄的〈1958年以來中國的大陸文學〉和〈姜貴的兩部小說〉兩篇，節選了〈抗戰時期以及勝利以後的文學〉、〈張愛玲〉和〈第二階段的共產主義小說〉三章，添增了他對東北作家的評論。但簡體版的問世意味著大陸學界已肯定了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夏志清笑道：「當年反共的人，今天在大陸最紅的是我和余英時。」

　經典作品的特質

　夏志清評斷作品的優劣，主要是「看文章好不好，偉不偉大，能不能感動人，從中間有沒有學到東西。我看的是作家夠不夠聰明，是不是敏感。寫小說要 ruthless，不要怕難為情，寫作最重要的是講真話，不在於玩弄技巧。基本上，情境要真，寫出真正想說的。作家要更多的認識人性，從好作品中學習。」

　他認為優秀作家都很聰明，記性很好，能夠記住看過的和經歷過的事。譬如狄更斯、喬埃斯和斯湯達爾，都記得童年的事，拿來再創造，把他們那個時代和人物都寫活了。創意僅憑虛構是不夠的，還要根據經驗，「象徵也是寫實，為了使文章有意義，Symbol is what you make it。」能開創潮流的才是最好的作家，如馬克吐溫、王文興、白先勇，模仿他人是不行的，好作品一定要與眾不同。

　他治學嚴謹，寫小說史時，先把同時代的作品從頭到尾都看過，他深信「文章的力量來自於你的知識。當今的許多評論，學問不夠，都是套用理論。我寫評論，壞的要罵一罵，好的要捧一捧，這樣做人才舒服嘛！」

　談起60年來以英文寫作揚名美國的第一代華人作家，夏志清說，張愛玲是自學的英文，《秧歌》寫得很好。黎錦揚本是嚴肅作家，“Lover 掇 Cove”寫得很好，自從《花鼓歌》成名後，人家要他寫喜劇，加了很多Rodgers & Hammerstein的東西。他的英文好，文章能在《紐約客》刊出，很了不起。現在有不少中國人在《紐約客》上刊出文章，但除了哈金外，都不夠好。

　閱讀經典無數，他想過創作嗎？他說，「創作我不行的，沒那麼有創意，畫蛇添足，沒意思嘛！我水準那麼高，經驗那麼不豐富，女朋友交得那麼少。寫小說是要懂男女關係的，否則寫起來會吃虧，莎士比亞就很懂得男女關係。」

　影響最大的人

　影響夏志清一生最大的人是夏濟安，「因為哥哥，我才會去北大，才會考取獎學金，到美國留學。」他在小說史中評論張愛玲的專章，也因夏濟安的譯介，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台港文壇吹起張愛玲風，新生代作家爭相模仿，數十年不衰，形成了王德威所稱的「張派作家」廣大譜系。張愛玲作品後來更延燒大陸，使她成為兩岸共同的「張派祖師奶奶」。追本溯源，皆因夏志清當年的別具慧眼。

　1965年夏濟安在美國驟逝後，夏志清出版了《夏濟安日記》一書，一時洛陽紙貴。後來他寫了〈亡兄濟安雜憶〉一文，描述兩人童年生活和求學過程，兄弟情深，躍然紙上。

　夏氏兄弟勤於寫信，來往信札中談生活，學問，交遊，感情，順手寫來，洋洋灑灑，文人筆墨，饒富趣味，尤見真性情。夏志清還保存了張愛玲寫給夏濟安的信，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當年創辦「現代文學」時，寫給老師夏濟安的信，都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夏志清正在整理註解，準備出版。

　平生三大得意事

　談起平生三大得意事，夏志清脫口而出：「發掘張愛玲和錢鍾書，找到王德威為接班人，還有我自己的成功。」說罷，拊掌大笑。他是張、錢、王三人的伯樂，他們對夏的感戴敬重，也傳為當代文人相重的佳話。

　一、錢鍾書與夏志清

　1943年秋，22歲的夏志清在上海宋淇家中初見錢鍾書、楊絳夫婦，他眼中的錢鍾書「風流倜儻，雄姿英發，好似周公瑾」，充滿孺慕之情。他早聽宋淇盛讚錢驚人的學問，立即趨前請益。第二次見面是36年後，錢鍾書1979年訪問哥大時。當時美、德、港、澳已有論文研究錢鍾書的小說，但錢遲至 1978年去義大利開會時方知是因為夏志清的小說史中有專章推介他。他在北大圖書館找到此書，閱後讚揚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1979年錢鍾書在哥大的訪問，夏志清夾敘夾議，記下全部過程，包括正式演講，專題討論，二人在辦公室的談話內容。他對錢氏的英語造詣，中西學問的淵博，記憶力的驚人，推崇備至，並讚揚《談藝錄》為其最重要的學術著作，肯定他以30年心血完成的「管錐篇」，痛惜錢鍾書30年不能從事小說創作的境遇，對於他未完成的「百合心」小說稿之遺失，深感遺憾。

　對於夏志清的知遇之恩，錢鍾書也湧泉以報。1983年夏志清有意回鄉探親，錢鍾書出面安排他到大陸學術機構交流，1979年錢鍾書訪哥大時，在繁忙行程中，特別留出一晚，單獨宴請夏志清晚餐，並專程至夏府拜訪。

　二、張愛玲與夏志清

　夏志清初見張愛玲，是在1944年上海滬江大學的同學會中，當時她應邀來演講。23歲的他對張愛玲的印象是「臉色紅潤，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和照片上看到的不同。當時他只看過她的《天才夢》，真正有系統地閱讀張愛玲作品是50年代，宋淇寄來香港盜印的《傳奇》和《流言》。

　他一讀之下，驚為天人。「我一開始就相信她會紅，她的metaphor（隱喻）太好了，像莎士比亞那樣俏皮，比我看過的很多女作家的小說要好得多。」他在小說史中闢專章，以42頁的篇幅，推崇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是不朽之作，《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傑出的中篇小說」。

　第二次見到張愛玲是1964年亞洲學會在華府開會，由高克毅作東，請夏氏兄弟，吳魯芹與張愛玲餐敘，夏志清的印象是「她很害羞」。後來他介紹張愛玲到波士頓Radcliffe女子學院翻譯《海上花列傳》，她來紐約短期居住時，夏志清去看過她。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巴斯頓亞洲學會年會，之後張愛玲離開美東，到加大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工作。

　張愛玲曾試圖以英文創作《秧歌》、《赤地之戀》、《怨女》打入英美文壇，卻沒受到重視。夏志清說「《秧歌》很紅，文字乾淨，內容感人，《紐約時報》有書評，可是賣得不好。《赤地之戀》美國不讓它出版，結果在香港出版。她的《金鎖記》最好，和她家族有關，基本上是寫她所知道的中國。」

　張愛玲性情內向，深居簡出，鮮與人來往，但她對夏志清十分敬重，每年都會寫二至三封信問候，談生活近況。1995年張愛玲在洛杉磯去世，夏志清寫「超人才華，絕世淒涼」一文悼念，不勝哀慟之情。目前他正在整理他們間的一百多封來往書信，準備出版。

　三、王德威與夏志清

　1986年在德國的一項學術會議中，夏志清初次讀到王德威的論文。王德威是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劉紹銘教授的弟子，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現代小說的諷刺喜劇傳統，夏志清覺得非常精采。後來又看了幾篇王德威的論文，欣賞之餘，數次向哥大系主任安德勒力薦，說王德威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更預言數年後，王會被各校爭聘，哈佛也會給他終身職，哥大到時悔之晚矣。安德勒細讀王德威的書稿後，與夏志清同心，聘請王德威到哥大任教。

　夏志清盛讚王德威中英文俱佳，文章寫得好，看小說有與眾不同的見解，把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主要作家作品都仔細讀過，因此評論有力量有見地，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

　1991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當時已至哥大任教的王德威，與夏門弟子狄華思根籌備了一場榮退慶祝會，邀請學術界人士和夏志清的弟子們參加。2005年10月王德威在哥大主辦「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70多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舉行座談，肯定夏氏兄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在《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論文中，王德威詳析此書的內容、結構、影響、方法學，與當今文學批評理論參照比較，推崇此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在出版40年後，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很少人能另起爐灶，不參照，辯難和反思夏著的觀點。」

　2006年經由王德威提名，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院院士，傳為文人相重的佳話。以前夏志清曾被提名兩次，在越洋電話中他問王德威：「這次沒問題了吧？」顯然很看重這項殊榮。王德威在第一時間打電話致賀，當時是紐約的凌晨三、四點，電話剛響，師母立刻接聽，話筒中傳來了陣陣笑聲，夏志清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桃李滿天下

　張愛玲研究成為顯學，皆因夏志清當年獨具的慧眼和膽識。已退休的哈佛大學知名漢學教授韓南（Patrick Hanan）說夏志清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小說評論家。」

　劉紹銘說，夏志清最難得的是「為了堅持己見而甘冒不韙的勇氣。他的英文著作，大筆如椽，黑白分明，少見『無不是之處』這類含混過關的滑頭語。他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這是為什麼他兩本論中國新舊小說的著作成為經典的原因。

　在美國一流學府執教數十年，作育英才無數，也是夏志清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他熱心提拔後進，常為學生，同事，朋友寫推薦信，幫忙他們得到獎學金，研究費，換到更理想的教職。

　1991年5月4日在哥大舉辦的榮退慶祝會中，三類夏門桃李齊聚一堂，向夏志清致敬，包括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李歐梵、劉紹銘，他自己指導過的許多學生，和以師禮相待的私淑弟子們，大多數是自費遠道而來，帶給他「做人一世最大的快樂」。

　後記

　2009年10月7日世界副刊上刊出〈夏志清虎口蒙難記〉一文，詳述夏公從年初住院到8月5日痊癒出院的經過。作者趙俊邁為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會長，他前往夏府探望，夏公對他說：「我不怕死！因為我開朗、不吊兒郎當，絕不要說年紀老了就無所謂了！凡事還是要認真的。我六個月裡住了三家醫院，現在比以前還健康，照常看書、讀雜誌、講笑話，只是太久沒走動，散步有點困難，但我每天練身體。」 療養期間，開朗的他也曾有過低潮，一再跟夏師母交代張愛玲、夏濟安和喬志高寫給他的書信放在哪裡。這些都是他正在整理，準備出版，心中最記掛的重要文獻啊！

(時代周報)    誰憑著一本書捧紅了張愛玲和沈從文？    2010.12.22

2010年10月23日，學界在美國紐約舉辦了夏志清九十華誕酒會。夏志清的好友、學生紛紛出席祝賀，馬英九致贈「績學雅範」的賀軸、「台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親手為夏志清佩上院士胸章。夏志清以85歲高齡當選2006年第26屆「台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譽為遲到三十年的榮耀。

歐美漢學界第一人

為慶祝夏志清九十華誕，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一書趕在此前出版，此書副題為「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書撰寫者匯聚了劉紹銘、李歐梵、莊信正等名家，其中有夏志清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志清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

王德威被視為夏志清的接班人，他認為：「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劉再復作為夏志清的老朋友，專門寫信熱情讚頌夏氏兄弟為文學研究界的「兄弟雙子星座」。劉再復的女兒劉劍梅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導師是王德威，可謂夏志清的再傳弟子。劉再復說：「我喜歡夏志清先生的性格，他是很率直的人。夏先生最大的功勞是讓歷史活埋的幾個作家重見天光，特別是張愛玲。但是不能說張愛玲什麼都好，我認為她是一個夭折的天才。她在早年寫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是天才之作。」

夏志清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父親讀的是吳淞商船學校，卻一生從商。夏志清1942年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時，自稱「當代中國小說，簡直不看，一直在研讀西洋文學」。夏志清的長兄夏濟安也是著名學者，去世時四十九歲。

1946年9月，夏志清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擔任助教，寫了一篇研究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Blake）的論文，脫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當時胡適從美國返回北大任校長，夏志清恰因留學之事有了和胡適面談的機會。關於那次面談的印象，夏志清說：「胡適看不起教會學校，一聽我是滬江大學的畢業生，就大失所望。他對英美文壇的行情不熟悉，他說美國大學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討厭艾略特（T.S.Eliot）、龐德（EzraPound），這是二十年前的老話，早已站不住了。那時候艾略特已經公認是英美的首席詩人、批評家。」但夏志清晚年自認對胡適越來越佩服。

對《阿Q正傳》的評價

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當年夏志清隻身從中國赴美國留學，要乘車往耶魯大學所在的紐黑文（NewHaven）時，著名學者蘭蓀教授親自開車送他到火車站。夏志清後來說：「我乘船來美，帶了一鐵皮箱書。抵達舊金山後，又買了一架打字機，沒有人接送，簡直難以行動。留居美國已五十三年，還沒有第二個長者詩人學問家為我這樣服務過，至今每想到蘭蓀，還是不知如何報答他。」

1952年，夏志清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後，獲得洛氏基金會三年贊助，從此「過了三年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耶魯大學出版。

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夏志清說：「我開始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從做學問開始，當年真是沒有時間去研讀中國文學的。我是拿到博士後，才去仔細審讀中國現代文學，就不容易像當年中學生一樣被感動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寫一部現代文學史的，發現早期白話新詩寫得這樣壞，簡直無法作評，倒是小說比較耐看，就認真去寫一部小說史吧。」

當年耶魯大學所藏中國現代小說很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開發得早，這類藏書比耶魯大學多，夏志清便每個月到哥倫比亞大學一次。夏志清不怕書看不完，對名家的作品，一本一本仔細看下去，當發現一個新作家時，極為開心。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這樣講，你也這樣講。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學的根底好，看的書也多，寫出來的評論，較有份量。《中國現代小說史》有個好處，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是有個人觀點的第一本。」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茅盾、老捨、沈從文、張天翼、巴金、吳組緗、張愛玲、錢鍾書、師陀等作家有專章論述，成一家之言。夏志清到晚年見解依然清晰，對一些名家的看法獨出心裁，他說：「我批評魯迅的話，別人不懂的，魯迅的小說不錯，《阿Q正傳》不太好，滑稽太多了。」「老捨的《四世同堂》抗戰以後為評者大捧，惟我獨表異議。」「茅盾開頭很好，我很歡喜他。後來就不大好，一個人根據一條路線寫小說，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來。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不能因為小資產階級就要罵一通，這是不通的。」

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夏志清在圖書館沒有看到蕭紅的書，故沒有為蕭紅寫專論。後來他看了蕭紅的書後，「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蕭紅真是偉大，茅盾曾為《呼蘭河傳》寫序，其實茅盾哪裡能寫出像《呼蘭河傳》這樣讀後回味無窮的作品。」日後夏志清想補這個遺憾，碰巧那時葛浩文正在寫蕭紅的博士論文，夏志清覺得假如自己先有文章刊出，葛浩文的博士論文就更難寫了。因此，夏志清改評端木蕻良，讓葛浩文有充分的時間把論文寫完。

唯一沒捧紅的是張天翼

《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經典，夏志清頗為得意的是捧了四個人：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現代文學史對這四個人重視不夠。

張愛玲讀者萬千，要感謝夏志清的發掘之功，《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後來夏志清指出：「張愛玲從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國，要寫的東西實在是寫不完的呀。可惜她雖長期住在美國，她想寫的資料，還停留在當年上海那段歲月，所以很吃了些虧。」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1976年1月3日，夏志清寫了一篇《追念錢鍾書先生》，事緣宋淇寫信告訴他「錢鍾書先生去世了」。後來知道是誤會，夏志清和錢鍾書在哥倫比亞大學見面後，便寫了《重會錢鍾書紀實》。等到錢鍾書逝世，夏志清又寫了《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悼念他。夏志清說：「錢鍾書對我很好，很感激我，他是在意大利看見我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看到，就大為感動。本來內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學，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擊他，他的小說就沒人看了。後來大捧他是我的書發行以後。錢鍾書就是寫信太捧人了，客氣得一塌糊塗。錢鍾書待人過分客氣，但對我真是當知心朋友看待的。」錢鍾書給夏志清的信中稱道：「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倫，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

《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大讚張天翼的才華，但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都紅了，唯獨張天翼未紅。夏志清指出：「張天翼腦子裡資料豐富，諷刺天才！沈從文和張天翼兩個人才太高了。可張天翼就是不紅。真奇怪，多少人捧沈從文。張天翼一個都沒有，左派朋友一個都沒有為他講話，沒有人響應的。很可能，他奉命改寫兒童文學，對整個文壇就沒有影響力了。」

夏志清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正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他揚名海內外的兩部英文專著是《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訂）和《中國古典小說》（1968年），後來又出版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T.HsiaonChinese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2004年）。夏志清說：「我改治中國文學之後，並未忘本，西洋文學仍是我治學關注的一部分。當今有特別好的歐美文學作品、文學批評著作，我是盡可能要去閱讀的。我仍在繼續研究中國古今小說，我的新著《夏志清論中國文學》寫了不少篇明清小說的論文，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裡那六大名著。我評論《鏡花緣》、《老殘遊記》、《玉梨魂》等近代小說的文章，皆見《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我的研究主題早已不是張愛玲、沈從文這些現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專著裡尚未討論到的中國古代、近代、現代的小說名著。」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翻譯成中文，不得不提到主持者劉紹銘之功。對這位比自己低半輩的老朋友，夏志清說：「劉紹銘可靠，編了好多中國文學讀本，他對我很好。」而在夏志清九十華誕之際，劉紹銘也專門寫文章祝賀：「夏公在《小說史》以最大的篇幅給張愛玲定位，推許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不但是離經叛道，更是駭人聽聞。其實夏先生看魯迅、張愛玲，用的是類同的標準，著眼的是作品的文學本質，the intrinsic literary value。錢鍾書、沈從文、張天翼、吳組緗，這幾位在大陸主流評論中頗受冷落的小說家，因受到夏公的品題，贏得『後八股』時代的讀者對他們另眼相看。」

(蘋果日報)     堅持真我:夏志清    2011.01.16


親友早前為夏志清預祝 90歲大壽，台灣總統派人送上賀軸。右為夏妻王洞。

深居紐約曼哈頓多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夏志清，下月便滿 90歲。滿清皇朝都被推翻一百年了，新文化運動以後成長的著名學者，在一陣風就可以熄滅的人生光景裏，依然堅持最耀眼的文學原則：小說家要獨立、說真感受。　記者：冼麗婷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指出，夏志清著述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1961年），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他是英語世界中創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立方法和理論的第一人，此前，沒有西方學者很認真的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夏志清曾任教約 30年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胡適念哲學的地方， 1917年胡適在哥大當研究生時，於《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倡議用白話文寫作。而祖籍江蘇的夏志清， 1921年上海出生，後來到台灣工作，並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1961年發表了具影響力的英語學術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上世紀劃時代的文學巨匠早已一一辭世，活到 21世紀，老文學批評家前年 2月 5日肺炎入院，醫生御准一杯乳酪，他嗆進肺裏，停止呼吸，經搶救後要用呼吸機及插胃喉進食維生。外人看他不行了，他卻輕柔地以樂觀幽默跟死神無聲對弈。後來他又在喉嚨裏開了個洞插管，老人家耐不住了，對妻子王洞說：「太痛苦啊，這一關我是過不了。」他鄭重交代身後事，都與錢財無關，第一件事關於已故兄長夏濟安，第二件事關於張愛玲，第三件事關於著名繙譯家高克毅，說的都是三人信件的收藏處。足足半年，近 90歲人在死亡線前掙扎，最終奇蹟痊癒，去年 8月 5日回到哥大教授宿舍寓所休養。

近日他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精神很不錯，「我現在身體很好」。挨着死亡線走過，一條老命與大半生文學史觀點與原則，他通通不放棄。半世紀前所寫所說的文學批評，絕無一筆勾消。「我老了，不可能變回 25歲，人會變，就如女人的頭髮經常變，所以頭髮裏頭是沒有真理的。文學隨時間變，道德會變，世界會變，當評論家們都認同某一種改變，新時代就要降臨。但我是成功地不會變的人，我依然相信自己多年前所寫的東西」。


大病一場奇蹟康復，夏志清在其 90大壽酒宴會上笑容滿面，精神煥發。

文學與政治分不開，夏志清相信一個簡單的原則：小說家要真，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50年前夏志清高捧錢鍾書及張愛玲，「張愛玲與錢鍾書我都愛看，張愛玲是很真的，錢鍾書也講自己的看法。作家要忠於自己而不是政府或任何人。對於我來說，忠於自己是寶貴的，跟從既定路向就會失去價值」。他喜歡魯迅早期的作品，後來覺得魯迅不真，「因為他跟着大家走，左派攻擊他，他怕了，改了，毛澤東也把他捧得很高，後期作品就不好了」。

小說史家以往被評為反共，他不諱言不喜歡左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共產黨，寫的東西就要真，但很多左派作家都是跟口號，跟隨群眾，寫的東西都一樣」。他把張愛玲的《金鎖記》及錢鍾書的《圍城》評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中篇與長篇小說之一，提升了兩人正統文學地位。但張愛玲的《秧歌》被評為反共、毒草，她也為美國新聞處工作；錢鍾書則替毛澤東繙譯《毛選》，小說家真可以非政治化、不當政治工具嗎？「沒有一個人是非政治的，張愛玲是按自己的想法寫小說，《秧歌》寫簡單的一家人，寫鄉下人就是鄉下人的說話與想法；錢鍾書繙譯《毛選》不同寫小說，那是一個任務。我也可以繙譯，但當我寫中國問題，就按自己意思寫」。

夏志清說多年以來，共產黨恨他，他也恨共產黨恨得要死，除了 1983年應錢鍾書邀請回北京、上海一趟，實在不能在中國留多過三個月。如今中國緊隨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國情改變，他會不會有新看法？「我個人是不變的。」他說知道中國比以往好多了，感覺上，作家與學生說話能相對地自由，但像劉曉波，仍然被抓起來，「他想做死士，想政府軟化讓他說真話，共產黨就是怕他講真話，動搖政權，所以剝奪他的政治權」。

離開中國多年，甘願長作紐約人，夏志清今年 2月足 90歲了。去年大病初癒，體重下降至 109磅，出入要坐輪椅由夏太太推行。近日他體重增至 130多磅，陪伴他 40年的妻子只管吃力推，有時推不動，夏志清就自己走幾步。老教授現時沒有看完一本書的精力，但頭腦清晰。訪問尾聲，他耐不住幽默好玩的性格說：「要寫張愛玲，我會是重要配角，因為我當年敏銳察覺她的才華，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她。」

夏志清簡歷

重要著作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及《歲除的哀傷》。
1921年　上海出生
1942年　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1945年　到台灣當公務員
1952年　取得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
1962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副教授
1969年　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
1991年　退休，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名譽教授
2006年　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現時　居於紐約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宿舍

(蘋果日報 )    中國矛盾的感時憂國意識    2011.01.16


夏志清與女兒 Joyce（右）及 Natalie（左）。

文學與政治及國情不能分開，夏志清當年所寫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提及現代中國文學隱含對民主和科學的嚮往，但面對上世紀初中國勢弱，外憂內患，政府無能，中國作家眼光從不踰越中國範疇，是出於狹窄的愛國主義。


夏志清去年病癒不久，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親往拜訪。

現在中國崛起，夏志清好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認為這種感時憂國的意識，只殘留在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政府裏，很多中國作家早已超越這種局限心態。

王德威說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及張天翼是當時少數能超越這種局限的作家，「魯迅則是個反面教材」。時至今日，中國作家大都具世界觀，「不會只以中國為唯一焦慮對象、關注對象、厭惡對象，但是中國政治機器本身是很沒有自信心的」。他說中國目前的國力是 100年來最好的，但中國的感時憂國情意結卻複雜矛盾，「這是我的困惑，我覺得中國人很奇怪，一方面看去很有信心的樣子，一方很沒信心，不是麼？高行健、劉曉波得諾貝爾獎有甚麼好怕？我覺得這是個問題，但我不願意給答案。中國已經夠強大，為甚麼還是好像畏首畏尾？動不動怕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民族主義有甚麼影響」。他提醒，民族主義也可變成一種政治工具。

(南方人物周刊)    夏志清：90岁的顽童    2011.03.21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认为鲁迅被拔高，钱锺书的《围城》无出其右。有“快人”之称的夏志清在学术上也爱憎分明，但无人否认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厚重价值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纽约 图 卫毅

去年冬日的一个上午，火车行驶在纽黑文通往纽约的铁道上，窗外掠过树林、雪地、房屋和停靠在港湾里的船只。

纽黑文-纽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约60年前，195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夏志清在这条路线上往返奔波。那时他正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日后让他声誉鹊起的学术著作，苦于耶鲁大学中文书籍匮乏，于是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现在的东亚语文系）图书馆的常客。他通常是上午从耶鲁出发，下午在哥大饱览群书，然后再借上一箱子资料，返回纽黑文。

离耶鲁并不遥远的哈佛大学当年的中文藏书虽然并不丰富，但也有一些哥大所没有的书籍。夏志清没去哈佛借过书，除了生性不爱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钱。他曾为此而遗憾，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占有的资料再多都不为过。

“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从1951年7月开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3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经费。”当时已经从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夏志清仍然住学生宿舍，吃食堂。

夏志清如今住在纽约113街的一幢公寓，紧邻晨边高地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通往他家楼层的电梯有着木质外壳，楼龄超过百年。

在夏志清家里，有墙壁处皆是书。他自己的著作都集中在一个书架上。我从大陆带来的几本署名“夏志清”的简体字书，却不在此列。

“大陆出版他的书，几乎从来不给稿费，很多时候连书都不寄过来，真是很过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女士翻着我带来的书说道。

夏志清则拿着我带去的“桂系军阀”做封面的《南方人物周刊》说：“这是白崇禧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儿子白先勇很熟。”白先勇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过的学生。白先勇认为夏济安对那一届台大外文系学生有过非常好的指导。那批学生中，日后成名的除了白先勇，还有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人。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刘再复的评价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兄弟双子星座。

上海来的年轻人

夏志清在2011年阴历正月十一度过了自己 90岁生日，为了避开美国东北部多雪的冬天，生日的聚会提前到2010年秋天。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东。浦东当时只是落后的郊区，黄浦江对岸才是繁华的十里洋场。夏志清的家境并不好。“年轻时的夏志清多少有一些自卑感，这对他之后的人生会有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

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的一幅生日贺匾： 绩学雅范。“这个出典我不晓得。”夏志清指着这幅字说，“这些字都有出典的，他们不敢乱写，中国人胆子小，你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伟大的……’，大家会笑的，所以中国人总是要用古人的话。”

这幅字上还写着：“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在200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当选院士中最年长者。

胡适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可能没料到，自己不太器重的夏志清几十年后会当选院士。1946年，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夏志清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时，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时还不知道胡校长偏见如此之深，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

1947年，纽约华侨富商李国钦决定给北大的年轻教员3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刚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过关斩将，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额。发榜后，十几位教员一起到校长胡适那里表示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胡适虽然不喜欢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夏志清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1947年对夏志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德裔美国电影导演刘别谦（Ernst Lubitsch）在洛杉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对刘别谦的导演手法特别佩服，他的好多电影我都看过3遍。”他认为作为电影导演的刘别谦相当于诗人中的蒲伯、剧作家中的莫里哀。

夏志清是个超级影迷，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新闻报》上发表《好莱坞大导演阵容》。“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研究比文学更好。我大学还没毕业，电影全都懂了”，“刘别谦的电影好得一塌糊涂”，“现在的电影是退步得一塌糊涂”。他所喜欢的大抵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书房里，挂着伊丽莎白·泰勒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

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夏志清学术生涯的事，那就是，钱锺书在这一年出版了小说《围城》。多年以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从西到中

夏志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话，正如他的朋友所言，他的语速飞快且毫无束缚，对情绪的表达总是淋漓尽致。“XXX是好人。”“XXX是坏人。”这些极端的话语还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夏志清喜欢说别人笨，说自己聪明，如果别人这样说，容易让人产生反感，但在他的语境里，倒显出几分可爱来。“到我这里时，在耶鲁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只有3个。”夏志清说。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的英文博士学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的考试。夏志清之前，华人当中只有柳无忌、陈嘉两位拿到过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那已经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

1951年，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优等生的夏志清，进入博士生研读的最后一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发起愁来。他希望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这在当时对一位东方人来说，并非易事。

此时，同住一幢宿舍楼的政治系同学告诉他，耶鲁大学政治系的饶大卫（David N.Rowe）教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正在找人帮他做事。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需要了解中国。饶大卫主持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ca Manual），供美国军官做参考之用。

夏志清既了解中国又精通英文，他找到饶大卫，顺利加入了这个编写团队，年薪是4000美元。夏志清是这个团队的主力，他一个人就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还有《礼节》、《幽默》两小章，《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的编写。

《中国：地区导览》试印本编写出来后，先由美国军政官员审阅。这本册子最终未被正式采用，只印了350册。

在纽约的这个早上，夏志清扒开一叠叠资料，从家中靠近窗户的书架上找出一册《中国：地区导览》。王洞女士为夏志清能找出这本册子而大为惊讶。“你是第一个看这本册子的记者，我都没看过。”王洞女士说。

1950年代，《时代》周刊做过一期以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中国报道。夏志清在看这期《时代》周刊时，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他在《中国：地区导览》里的文字来写，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字都没改。“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在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原本一心研读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编写《文学》这一章的时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1952年春，虽然饶大卫将夏志清的年薪加至4800，但他已对继续编写册子失去了兴趣。夏志清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将计划书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获得两年的研究补助金，每年4000美元。

此后，夏志清辗转美国各地授课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是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得以出版。

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洛埃（David Roy）写的长篇评论。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王际真正在耶鲁大学短期授课，他已经临近退休，想寻找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在饶大卫的推荐下，王际真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激赏不已。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后辈，表达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在信中赞扬40岁的夏志清的英文造诣高过了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媲美”。

王际真的赏识让夏志清在1962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1968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再次引起学界震动，这两本书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殿堂级的地位。

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夏志清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他一再指出，他并不是以左或右来挑选作家进入他的小说史。“我不是恨左派，东西的好坏也不是用左派或右派来判断，你是个高级的人我就佩服嘛。中国的作家中好的我就喜欢，我推崇张天翼，他就是左派嘛。”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张爱玲，夏志清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评价，“《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话从来没人说过，这在当时需要锐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张爱玲）的东西就觉得她厉害，我是自己看她的书看出来的，我没有什么老师指导的。我把很多大作家打了下来，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家捧得一塌糊涂，我在书里讲他不行。”

这些文字对于抱持左翼文学史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的争论可想而知。最有名的是夏志清和捷克左翼汉学家普实克在1962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是左翼批评者攻击的重要靶子。

“如果从人文主义的关怀出发，里面有很多东西，无论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会同意。说夏志清是右派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右派有很多种啊，有可爱的右派，有不可爱的右派，有疯狂的右派，有不疯狂的右派。夏先生可以说是超左的右派，他是右派里的左派，右派看了他也不痛快的。”这是王德威教授的说法。

“国民党也不喜欢他。台湾有很多奖，他一个奖也没有拿到，他在那边没有朋友嘛，他也不说国民党爱听的话。”王洞女士说。

左派对于夏志清的批评，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夏志清是美国政府请来的“打手”。

“夏志清写的东西是有意识形态在里面，但没有人逼着他这么讲，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批评者。左派的批评者高估了夏志清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你能相信美国政府会用夏志清这样个性的人来做‘打手’吗？太不能相信了，他讲话讲三句之后就不靠谱了，完全是一个疯狂的老顽童嘛。”王德威笑着说。

好玩的人

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发生在夏志清和他要好的朋友身上。在张爱玲和鲁迅谁更伟大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和刘再复持有不同的意见。夏志清也曾在会场上为此而生气，不过，就如同他老顽童的性格，他用开玩笑的方式与刘再复言好。

直到今天，夏志清还是不喜欢鲁迅。“鲁迅学问不灵，不如他弟弟，周作人比他好多了。鲁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鲁迅有一点最不好，他不喜欢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让她离开，又不跟她生孩子，这对女性很残忍啊，这是什么意思！”夏志清说到这的时候，嗓门很大，就好像刚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的反应。“对鲁迅，你要讲一讲这件事情，你就说是我讲的。”说完，他又用英文加了一句：It's very cruel.

他还是喜欢张爱玲。对1960年代之后的电影已经没有太多兴趣的夏志清，2007年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色·戒》上映之前，李安的团队想听听文学专家的意见，找到王德威。王德威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张爱玲专家。他推荐的是夏志清。

“李安当时感到不安的地方是，电影里的上海有没有拍得很像？对于张爱玲小说里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特别约了夏先生去看。他觉得很好啊，右派通常是保守派，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在看电影的时候，在不可怕的地方，他‘哎呀’一声，把我们全场的气氛都打坏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写部分，他突然跑去跟夏师母说，这个好像是真的。他太好玩了。”

说到政治，夏志清不喜欢毛泽东，但他承认毛泽东打仗很厉害。“老毛很厉害，我是不厉害，我连太太都打不过。”

说到宗教信仰，他甚至调侃起教皇。 “教皇懂这么多种语言，他学问比我好，但他信不信上帝，我就不晓得了，他这么聪明的人，会信上帝吗？”

“您怎么看生死的问题？”

“没法子看。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梦。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哥哥，没有梦到过我爸爸妈妈。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什么都不信最好，没有寄托。”

90岁的夏志清来美国已经六十多年了，在纽约住了50年。他喜欢纽约生活的快捷方便，比如公共交通。所以，夏志清至今还未学会开车，连脚踏车都不会。到这个时候，一直说自己聪明的夏志清才会说一句 “我很笨”。他会感叹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多研究几国文学。“现在的人都去弄computer（电脑）去了。”

当全世界都在谈论电影《社交网络》时，当年轻人都在羡慕扎克伯格时，夏志清仍在为不能重看刘别谦的电影《驸马艳史》而感到遗憾。

“节奏太快了，我们这些老派人士已经跟不上了。”

(东方早报)  文脉的赓续与呼应    余夏云    2011.03.31

　　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一个甲子的时间流逝，筚路蓝缕的工程，经由几代人胼手胝足的“劳作”，无论在思路、方法、取材、定位上，都已俨然小具规模。影响所及，更是成为时人热捧的“主义”和典范。六十年的时间，著述量产，名家辈出，其间变化不可谓不大。可真正说到开风气之先，且是众望所归者，恐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人称夏公的夏志清先生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先生1921年出生，原籍苏州，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渡海赴美，在新批评的重镇耶鲁大学取得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以来，凭借一人之才胆识力完成大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屡经再版、修订、翻译，泽被既广，反响也大，是学术史上不可移易的经典。王德威说：“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此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

　　2010年恰好是夏先生九十大寿，门生友人不仅在纽约为其举办“夏志清九十华诞酒会”，而且专门奉上了由台北联经刊行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一书，向这位中国文学评论巨擘致敬。该书囊集名家凡二十七位，均系夏志清及其胞兄夏济安教授的学生、友人、私淑弟子或再传门人。他们中的多数都与夏志清执教二十九年之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存有学术因缘，不是曾求学于斯，就是曾执教于此，以亲历者的身份写来夏志清的启蒙与启悟，在在见证一脉学术传统的薪火相延。

　　这些文章或就事论事，评说夏氏兄弟的才华、贡献，乃至立场、风骨；也或对其人其作有所发挥、对话，做学术上的研讨和学理上的拓展。前者重在追忆、定位，有历史的形象和氛围，后者则更关切文学研究的旧貌新颜，激出的乃是文脉的赓续与呼应。王德威就此将全书分为两辑，一辑“史”，一辑“学”，借由两者之间不断的回旋衍生、辩证协商，写来一种与他当年论说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相似的“再生缘”，点明夏公的学问，评断乃如“落地的麦子不死”。　　

　　第一辑的六篇文字，专写夏氏兄弟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对夏济安，李欧梵、庄信正都是登堂入室的弟子，曾亲领教会。李欧梵自白受惠于《黑暗的闸门》一书多矣，从随堂的作业，到后来蜚声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以及《铁屋中的呐喊》，均无例外。不过，夏氏的功绩似乎远不止如此。他有关“百花齐放”、“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术语研究，虽然才华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但时至今日，却乏人问津，端的令人痛惜。而其当年在台大创办的《文学杂志》，更是流风余韵，述之不尽，梅家玲称其开启了一代文学之面貌。

　　至于夏志清，尽管其“真诚与实在”（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学识与涵养往往令后学晚辈心生“感念和颤栗” （love and trembling），不过其所论所述，最终还是要“历史性”地看待。王德威以“理解之同情”，还《中国现代小说史》以“里程碑”之作的客观评价。不过，以此法来检验小说史写作本身，可能我们又不难发现，夏公对“五四”一段史实的评价太过苛严，少有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招来“以政治立场取舍文本”的非议，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有鉴于此，陈平原提醒说，我们总要放大眼光，不仅要纵观，也要横看各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倡议海内外研究当 “彼此沟通思路”，走向成熟。

　　第二辑对夏氏的观点、内容及评断，或作补充，或作对话，或作发挥，或作疑问，各有精彩之处。其中，最为评者津津乐道者莫过于“感时忧国”的执念。该观点直陈中国现代作家政治负累过重，只专一国之事物，而无法将之放于四海。韩嵩文（Michael Hill）、白睿文（Michael Berry）、吴文思（John B. Weinstein）三位再接再厉，分别写来“感时忧国”的前史、后话和另类情势。此举不仅拓宽了“忧国”之思的论面，搬出了性别、时间的维度，更是反转了爱国之情必托于血泪的定见，从喜剧之中源源引来笑声的价值。但是，究其极，似乎也未能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即此种“爱国”症候，果然成立？其后果竟只是一种文学写作上的限制？回归动荡的时代当场，应该肯定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迷恋，不惟是寓言式的操作或曰情感上的限制，而应有其深厚的伦理维度和现实意义，是普世皆然的。退一步讲，是否专于国事，就注定要遗忘世界？对中国“天下”观念胥有心得的研究者，可能要扬言，这实在是谬见。近代中国岂是在将“天下”缩变为“国家”，明明是使“天下”平稳地向“世界”过渡。

　　在夏志清的观念中，“情迷家国”实乃中国抒情传统的末焉下流。在情的传承上，谴责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反不如哀哀怨怨的俗文学，尤其是鸳鸯蝴蝶文学，来得有作为。他曾写《徐枕亚的〈玉梨魂〉》一文标明心意。徐钢在彻读之后，也深以为然，指出该作在语言和心理分析上的特色，使其足堪现代，且弗失传统。就着一个“情”字，论者当然还可以有更大的发挥。比如，宋伟杰就此深挖俗文学的价值，在张恨水的小说或曰罗曼史中探勘中国心灵；刘剑梅、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两位，则从白薇、蒋光慈、茅盾作品之中辨析政治与情感的无尽纠缠与回旋。然而，在此之外，我也要提醒，周蕾当年尖锐的批评仍言犹在耳。对通俗文学，作“社会学”式的解读，实在是贻误了其丰富的内蕴；而像夏志清一样做“文学式的阐读”，其所要挽回的并不是那部受到欢迎的作品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文学传统。因执著于传统的完备和接续，而非其突破与转折，所以夏志清对现代文学时有恶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贡献，当然在于它力排众议、洞若观火的人物发掘。当年经夏志清提拔的几位都已俨然气候小成：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沈从文、钱锺书日渐抢眼，张天翼也似乎指日可待。本书中，除张天翼外，上述三位都有专论。刘绍铭考察张爱玲的中英互译；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关注钱锺书的早期创作；王晓珏则倾心沈从文的后期转折，这些方面都是历来评者不为所重的方面，三文的意义当然就此昭明。不过，这也就同时泄露了夏著在写作模式上的缺弊，即其人物考察总是阶段性的，可其结论却常常指向作家的一生。例如，他对鲁迅的低评，主要是基于对其1917到1928年间创作的分析。在夏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太受时代的摆布，然而事实上，这种批判随时变迁，却能每有新意。从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到后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在显示省思国民性，有其深意存焉。舒允中在书中所提出的异议，正可以从此角度来领会。

　　行文至此，我们也自不能忘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大特色，是其对人物的弹赞每有世界的参照系统。一方面，这显示了夏深厚的文学功力，也说明现代文学有着不容否认的广泛外援；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免显露夏著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借着“以亚洲为方法”的观念来反思，我们可以发觉，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认知，未免过分沉溺于欧美经验而不能自拔。这不仅窄化了分析视野，割除了欧美之外多元的历史经验，更几乎是把欧美的知识方式变成了唯一的典范。如果现代中国是以日本、印度或其他亚洲国家为参照，那么，中国的现代小说史面目会有怎样的不同？这是需要我们思量再三的问题。

　　全书最后还收录了季进与夏公的访谈文字，借着言说的现场感，还原了一个立体的夏志清。文题《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判》，一语中的，点明夏著的核心要义所在。而这也是本书作者群所主要遵循的批评准则之一，但是，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早不是对夏著的亦步亦趋。当年夏志清所要“细读”的作品，主要落实在“文字”的实践上，而现今的批评家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操作”，书写、出版、宣传、阅读，浑然一体。陈思和提出“五四”文学的先锋与常态，正是部分取纳了这个角度。

　　全书本以时间线索排列，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细腻关照。不过，其唯独不谈的是二三十年代风行上海的“新感觉派”，同时，对“晚清民初”一段也着墨不多，这些都是夏著付之阙如的，或者这一点可以视为遗憾。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绩就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不是过于前卫，而是过于保守，但是这种后见之明，无非再次证明：没有“史”的眼光，任何“文”的论说都必将是“明日黄花”，我们仅需记取那首古老的诗词曾经这样吟唱：“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中國時報)    藝往事－張愛玲、宋淇與夏志清    符立中    2011.07.12

    　要說肯定張愛玲，那麼夏志清雖不是最早的一個，卻絕對是被想起的第一個──很可能也是獲益最大的一個！最起碼，若無張愛玲的光環，他那本反共色彩濃厚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無法進入大陸的。

    　夏志清和張愛玲結緣，始於宋淇。1957年《文學雜誌》刊登夏志清的〈張愛玲論〉，由夏濟安翻譯。夏濟安是台大外文系教授，和宋淇為上海光華大學同學；夏志清係夏濟安之弟，當時還是研究生，並無文名。夏志清進修英美文學，發憤練習英文，遇上燕京名校出來、受業錢鍾書的宋淇，自云：「吸收到不少知識」，並且從宋淇那裡「知道英國批評界的近況」，向宋淇借閱霍思曼的《原詩》、李維斯的《英詩重估價》和墨瑞的《濟慈與莎士比亞》。夏志清自云在耶魯時：「東方人，拿到博士學位，回祖國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後因跟隨政治系的反共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進行中國問題研究，開始接觸左翼作家作品，就此從英美文學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尋思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申請洛克斐勒補助金。這時經宋淇贈閱《傳奇》、《流言》，得識張愛玲的精妙，寫成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章。1959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經饒大衛推薦、耶魯首肯出書；1961年出版後登上紐約時報星期書評，得以於62年接替待退王際真，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中國文學副教授。

    　張愛玲的著作被有系統地出版之後，有夏志清的理論背書、再加上兩大報文學獎開辦、一幫有志寫作青年的觀摹學習，「張派」終於在台灣開枝散葉。

QQ  夏志清：张爱玲的《金锁记》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     采访人石剑锋，文载2011年10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61年3月，到美国已经十多年的夏志清终于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也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著作。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出版再次引起学术界震动，这两本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也奠定了夏志清的学术地位。

在学术地位之外，夏志清颇像一位预言者。在张爱玲几乎被遗忘的1960年代，他把张爱玲推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高度，但他从来不看这几年整理出来的张爱玲晚期作品，认为“写的都是老东西，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他欣赏的沈从文、钱锺书，他们的作品依然在被人阅读，“如果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与此同时，夏志清把许多作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当时两岸各自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曾推崇的作家，许多人的确只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词条。

在纽约曼哈顿，夏志清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在他老旧的公寓里，他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尽管很多人认为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是出于偏见，但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张天翼和萧红就是左翼作家。

上海书评：您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里，还有谁被低估或者忽略了？

夏志清：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讲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前面三个人的书，大家现在都还在看，可是对张天翼大家都忽略了，这是大家的损失啊，怎么能不关注呢？鲁迅妒忌张天翼，因为张天翼的讽刺能力比鲁迅还厉害。鲁迅是一直在变的，有些方面懂的不多。可能是张天翼的左翼作家身份让大家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他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的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喜剧。

上海书评：2010年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台湾都很热闹地去纪念她。

夏志清：我讲的很多人，说他们的书好或者不好，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中国从来有没有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看了《金锁记》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是为了写《 中国现代小说史 》才开始看张爱玲的，因为以前不读中文书，到了美国读书和工作，为了写书才看中文小说，之前只看一点点周作人、沈从文，一些鲁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说张爱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还在看。在我看来，《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但是人家不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和张爱玲联系最多的人。她这人你们都知道的，不大理别人。我这里留着不少她的信。其实我很早就见过张爱玲，那还是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没有注意她，因为我不读中国文学嘛。

上海书评：这几年挖掘出了那么多张爱玲晚期作品，您看过吗？

夏志清：我都没有看过。我只听说，写的都是老东西，都是以前她小说里写过的内容，而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伟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爱玲是什么汉奸作家，台湾那边认为她是1949年之后才过去的“大陆作家”，但我就发现了她。有的人，没有勇气、魄力，所以看不出来张爱玲的好，就算觉得好，也讲不出道理来。你看，现在普通读者还去读的现代小说，还都是我书里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几位，大家现在都不觉得他们落伍，这是我厉害的地方。《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现在还受到推崇，也说明我对了。

上海书评：2011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上个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盛大的纪念仪式。我们都知道您对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评价一直是有所保留的。

夏志清：有一个观点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始终还是觉得，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这可能跟毛泽东有关。我个人认为，鲁迅还是胆子不够大，他当时名气那么大，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对于他个人，我也是有保留的，他爱钱，对原配夫人也不够好。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年轻时候关系那么好，翻译上的事情鲁迅一直找周作人，两人配合得很好，可是后来两人闹翻了，我觉得是互相妒忌。周作人出了书做了教授，鲁迅还是写杂文，当然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不怎么样，引用原文然后在后面写几句话，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哪有时间看那么多中国古代小说，他看的也都是短篇而已，更不用说读外国小说了。

鲁迅他们那代留学生里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是好的，他们外语都很好。郭沫若后来的东西没办法看，我到中国大陆去一次，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这个人很规矩，老舍这个人又自杀。 鲁迅并不聪明，书念的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周作人就是人太好，做人太客气，后来被“冤枉”当作汉奸。哥哥太好了，作为弟弟的周作人真是吃亏。

上海书评：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没有提到萧红，最近几年萧红开始在大陆又红了，今年还是萧红诞辰一百周年。

夏志清：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是我朋友。其实我一开始要写萧红，但没有写好，就写了端木。开始写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萧红，你就发现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后来我决定要去写萧红的时候，我找了柳无忌，因为她妹妹柳无垢跟萧红是好朋友，所以我通过柳无忌找他妹妹，了解萧红的情况。这个时候，柳无忌告诉我，他的学生葛浩文也在将萧红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写。我想要是我把萧红写了，他就没得写了。所以，我最后没有写萧红，之后我还写了书评捧葛浩文的这本关于萧红的书。结果大家都以为我没有写。但我挺欣赏葛浩文的，因为他英文、中文都好，对中国也很有感情。所以在他写萧红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我本来也要写的。葛浩文后来对萧红研究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但我可以说，在我之前，真没有人写过文章说萧红的好，这就跟我之前写张爱玲的好一样。萧红和张爱玲，都是我看文章看出来的， 钱锺书也是我第一个看出来的，以前人家说他是学问家不是小说家。

除了萧红，我在书里李劼人也没有讲，这也很遗憾。主要是，我那个时候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非常有限，都是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些是凭着以前的记忆。由于我在耶鲁大学受到完整的英语文学研究的教育，所以再回头来看中国现代小说，肯定不一样。

上海书评：您对老舍后来评价不高，这让我们很意外的，因为老舍在大陆地位始终是很高的，当然他的自杀有一定原因。

夏志清：老舍是很好的，最初他是英美派，开头他是很有骨气的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运动中自己改造自己。另外，我对《四世同堂》是批评的，这么厚的一本书，其实内容很空。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

上海书评：您骂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名著，批评左翼文学，但又对左翼作家代表张天翼非常推崇，那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夏志清：当然还是文学标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原因。所以一度我被看作“反共”学者，我自己都很奇怪，你看我推崇张天翼、萧红吧。所以，还是剔除政治立场之后的文学价值，所以我又会说，普通散文家里，像朱自清、冰心的书，都用不着太认真读。

上海书评：您和余英时先生好像有一些共通点——都喜欢骂。

夏志清：我和余英时确实都喜欢骂，但他比我凶。其实我跟余英时没有联系的，我的作风跟他很不一样。他讲中国思想的好处，我觉得中国没什么思想。他是不会说中国和中国思想坏的，我是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坏的。我骂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大陆不喜欢、台湾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我说中国文学一无是处，跟西方文学不好比。但有人就会把《红楼梦》搬出来，我看得都腻死了，一天到晚讲《红楼梦》，我的朋友都写《红楼梦》，一本本书出来。《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都是没什么好写的。

上海书评：您哥哥的《夏济安日记》前几天又重版了。

夏志清：我哥哥的日记，也就是《夏济安日记》当年很流行，很讨女孩子喜欢。我哥哥可怜，女孩子不爱他。真可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名气。哥哥去世之后，我发现了日记，然后帮助出版的。他同情共产党作家。他很有才，可惜死得早。

采访手记

纽约曼哈顿西113街，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夏志清在这栋有百多年历史的公寓里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夏先生的太太王洞说，平时每天最多让先生见一次客人。夏志清毕竟已经九十岁了，仅比他最推崇的张爱玲小一岁。

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餐桌被挤到了房间过道上一角，放一副碗筷都有些困难。年初，夏志清过了九十岁大寿，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四个字： 绩学雅范。不过夏先生自己开玩笑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字上写着的是：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直到2006年才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目前“中研院”中最年长的一位。有人说，夏志清早该是“中研院”院士了，一直没有评上，是因为他经常说国民党和台湾坏话。

胡适曾在公寓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念博士，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当北大校长时，夏志清也正好在沪江大学毕业后去北大任职，但胡适并不待见夏志清。尽管如此，夏志清会不时说，胡适是个好人。在夏志清的评价标准里，只有好人与坏人，好小说与坏小说等等这样清晰的判断。正如此，他以“敢说”闻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没有什么。也正因此，一直以来，大陆和台湾很长时间都不喜欢夏志清。他并没有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大体上反对上世纪的左翼文学，可是又对左翼文学旗手之一的张天翼非常推崇，放在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一个级别。同样的，他对鲁迅的偏见也是自始至终的，无论是对鲁迅的文和人，相反，对鲁迅弟弟周作人却推崇之至。

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夏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 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

1986 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发生红楼风波。唐《海外读红楼》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遂引起两人笔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

2009 年的一场中风，让老先生卧床许久。直到今年，听一位纽约朋友说，在一个影展上看到了夏先生，才得知老先生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不过身边的太太王洞则说，因为影展上电影看得太多，看得太累，导致后来小病一场，以后说什么也不会让他那么累了。夏先生在上海时就是影迷，不过他喜欢的都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提起之前在影展上看的电影，夏先生说，周润发的《孔子》不好。

夏志清已经九十岁了，他当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推崇的几位作家依然流行，如张爱玲、沈从文等，说到这，夏先生总会显的很得意，他的口头禅就是，“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一旁的太太王洞则不断提醒，别这么说，不好意思的。

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夏先生的精神开始差起来，太太王洞要夏先生吸点氧气，“夏先生今天算精神好的，平常说半个多小时就没力气了。”

【張愛玲寫給夏志清的信專輯│張愛玲書信隨想】「張學」研究的一件大事    2013.02.04

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當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時，我就意識到這是張愛玲史料一次極具意義的發掘，是「張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他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各類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發現，都有可能支援、改變乃至顛覆原來對該位作家的評價。而書信和日記，是應該把它們包括在廣義的手稿範疇之中來理解的，因為它們是特別意義上的一種創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魯迅的一段話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注1）

具體到張愛玲，迄今所知她沒有日記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絕大部分早已散失，那麼她後期寫給包括夏先生在內的友人們的大量信札，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憶，張愛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本以後，就開始與之通信。儘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來，但張愛玲自 1963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一年間致夏先生的總共118通信札，這次能夠得以完整地成書問世，確是極為難得的。單就數量而言，也已居現存張愛玲後期信札的第二位，僅次於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札。

張愛玲致夏先生這麼一大批信札，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廣，內容如此之豐富，夏先生的「按語」又如此之詳細，因而，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從發表《怨女》到改寫《十八春》，從自譯《金鎖記》到「改譯」《浪淘沙》，從翻譯《海上花》到「考證」《紅樓夢》，從創作《小團圓》到「擱開」《同學少年都不賤》，還有自評〈創世紀〉、〈浮花浪蕊〉等作品，張愛玲在信中不斷向夏先生通報，與夏先生切磋，甚至反覆再三，甚至具體到字、詞、句的探討。這些信札對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無不都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對《小團圓》這部張愛玲身後才公開的長篇小說，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 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寫作進度和寫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值得注意。除了與宋淇夫婦討論《小團圓》，張愛玲當時只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陳自己對於《小團圓》的想法。

對張愛玲後期真實的生活狀況，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張愛玲致夏先生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體生動的反映。張愛玲1969年7月到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後來與主其事的陳世驤產生齷齪，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長信中對此作了說明，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張愛玲針對此事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難怪夏先生在「按語」中要特別強調：「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儘管張愛玲致夏先生的這批信札是友朋間的交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親切隨意，但仍時有神來之筆。張愛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話就很有意思，她說：「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讚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確實，無論前期還是後期，無論私下還是公開，張愛玲始終對張恨水保持好感。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談會上，她談到自己讀什麼書時就公開表示：「讀S. Maugham，A. 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注2）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對宋鄺文美說：「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注3）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態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語」中說：「真正喜歡張恨水的讀者，要數她自己，先兄濟安和毛澤東三人，這句話想是實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為，「張學」研究這些年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處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這批信札的整理、注釋和出版，正是為充實「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注：

1.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六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頁。

2.〈女作家聚談會〉，上海：《雜誌》，1944年4月第13捲第1期。

3.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作者簡介

陳子善

上海市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有《文人事》、《發現的愉悅》、《說不盡的張愛玲》、《素描》、《沉香譚屑：張愛玲生平和創作考釋》等，編訂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張愛玲等作家作品集和研究資料集多種。

職達外語: 編輯室報告／真相從一筆一劃寫出的信中浮現    2013.02.10

【撰文／王聰威】

這幾個月公司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本書預計於三月初出版，這一期雜誌即以其為主題做全面性導讀。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內容最早在1997年四月號的《聯合文學》刊出，陸續刊載至2002年七月號為止，共刊出一百零三封張愛玲的信件、卡片以及夏老師的按語等等，倘若您是張愛玲迷，我想您早已在裡頭反覆追索有關張愛玲的生命細節，如此十年時光荒煙蔓草地過去了，其中的缺憾不由分說：「那些未發表的信件何時能夠讀見？」從夏老師現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後一封信為止，三十一年之間，夏張兩人魚雁往返的信件，自然有所佚失，但佚失便佚失了，人生若無缺憾，反而不足以警惕我們珍惜片刻地活下去，所以或許可以請您更加珍惜，這期雜誌與《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將首次公布十五封未曾曝光的張愛玲信件。

張愛玲寫過的信不少，也早有結集出書者，但論通信時間之長與信件之多，大概以夏張之間的來往最令人矚目，這當然是因為張愛玲之所以能一躍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文化象徵，更影響眾多華人作家的創作風格，必須歸功於夏志清老師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精確洞察。

因此對世事駑鈍如我，怎麼想也認為兩人情誼既然如此深厚，相知歲月如此之長，又是大文學家與大作家的身分，必定曾多次相會，何況 1967年夏天，張愛玲自己一個人到紐約住了兩個月，不正好是可以彼此請益的時候嗎？我想要知道，身在當時文學現場核心的夏志清老師，他眼中的張愛玲是什麼樣的人？

正如同羅蘭．巴特在《明室》一書中寫的：「我無意間看到拿破崙的幼弟傑霍姆的一張相片（1852年攝）。我當時懷著從此未曾稍減過的訝異感，心想：『我看到的這雙眼睛曾親見過拿破崙皇帝！』」那樣的心情，於是我請了和夏老師私交甚篤的郭強生老師為我們採訪，他連續兩天在半夜打越洋電話給夏老師與師母，長長地說話。

「你們夏老師對張愛玲那真是盡心盡力。結果她到了紐約，你們夏老師要請她吃飯，她不來噯！」夏師母說。事實上，夏張兩人數十年間只見過兩三次面，夏老師對張愛玲的口音與打扮皆已毫無印象。

「那老師決定將這些書信出版，是基於甚麼考量呢？」強生老師問。

「To tell the truth。」夏老師說，「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無論是這次專輯或這本書，意義正在於此，透過夏志清老師的眼光，真正而長久地注視張愛玲謎樣的人生，讓痛苦與喜悅所包覆的真相，從一筆一劃寫出來的信件中浮現。

為了這書與雜誌，這幾個月來我們一直麻煩著高齡92歲的夏老師和師母，讓他們擔心。夏老師地位崇高，他寫給我的信，卻總是親切又慎重地以「親愛的聰威吾弟」開頭，然後耐心地寫長長的文章。師母寫來的信則是用「Dear聰威」，很可愛，接著還對我抱歉，說是害我們手忙腳亂……對身為編輯的我來說，這是無可取代的珍貴經驗──從他們那裡我學到了真正令人尊敬的態度與風範。

非常感謝。

◎本文作者簡介
王聰威
小說家、現任聯合文學總編輯。1972年生，台大哲學系、台大藝術史研究所。曾任台灣明報周刊副總編輯、marie claire執行副總編輯、FHM副總編輯。曾獲巫永福文學獎、中時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決選、金鼎獎入圍、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入圍、宗教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打狗文學獎、棒球小說獎等。著有《師身》、《戀人曾經飛過》、《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二月號34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郭強生的夜行部落  張愛玲與夏志清

       張愛玲去世後，她生前曾與臺灣文學界有過的書信往來，許多都已被公諸於世。這其中固然哀悼之意有之，但也都不免透露著通信者對張愛玲隻字片語的珍惜，在她長期神秘隱居的後半生，深感有幸能與這位世紀才女有過接觸。但若從對張愛玲生平研究的角度來說，真正具有價值的恐怕只有張與莊信正先生，宋淇夫婦與夏志清教授的通信，因為張愛玲與這三位的「交情」特殊。

　

張搬抵洛杉磯後，莊極盡照料協助重任，就連莊本人舉家遷往紐約前，都相當謹慎地將此一重任交託另一位文學圈外人，也就是最後擔任張愛玲遺囑執行人的林式同先生。而莊信正先生與張愛玲的信件已經整理出版，實為張迷們不可或缺之資料。而宋淇夫婦與張愛玲亦交情匪淺，早在張的香港時期，宋淇（林以亮）先生便為張愛玲開拓了電影編劇的另一事業，日後張愛玲的作品重新在臺灣交由「皇冠」出版，宋淇夫婦也伴演了近乎經紀人兼秘書的腳色，為張處理了大大小小雜事。宋淇夫婦長年多病，對張愛玲的事情卻從未怠忽。張愛玲逝世後，她的作品版權繼續交由宋先生之子處理。雖然近幾年，在版權執行人宋以朗的奔走下，我們又看到張生前未曾發表過的作品出土問世，但他的父母與張愛玲的通信至今尚未聽說將披露發表的訊息。

　

夏志清與張愛玲的通信，無疑是當前研究張愛玲不可缺少的一塊拼圖。如果莊信正與宋淇，一個曾是張生活中的親信之人，一個便是張中文寫作上長期的諮詢。張愛玲赴美後企圖闖盪英語文壇卻美國夢碎，工作顛簸崎嶇以致經濟困窘的這一段期間，一直在盡力為張寫推薦信覓職、打聽出版社、並將對張的作品評論以大篇幅寫進他英文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正是夏志清教授。而他與張愛玲的通信件數多，時間長，而也是最早於《聯合文學》開始分批連續發表的。但是當我於2012年感恩節後致電，問候夏教授與師母與聊起這批書信時，夏教授卻告訴我他與張愛玲這一生只見過兩三面，問起張愛玲本人說話口音與打扮時，夏教授已毫無印象。

　

那老師決定將這些書信出版，是基於甚麼考量呢？我問道。

　

To tell the truth。夏老師以英語這麼回答：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但是她不跟您見面？

　

不見面。

　

我和夏教授與師母在電話上又繼續聊了很多，但是在我的心裡一直揮之不去的聲音，卻是夏教授在每封信後整理出的按語，那樣熱情慷慨的語調，對張愛玲始終樂於相助的愛才之情。

　

您會不會因為張愛玲在來美國之後，並未寫出更多好作品而感到失望過呢？我又問。

　

答案是不假思索的一句：從沒有失望，也沒有後悔。但還是要補上一句，她實在是很可憐。

　

在我們通電話時，夏教授才剛把張愛玲的最後幾封信找出來，仍在做最後的整理。幾天後師母將一九九四年張愛玲寫給夏志清教授的最後一封，掃描成了電子檔，寄給我做紀念。我讀到「想多少寄張賀年片給你，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都不看」這一段時，我不免感覺有些「齒冷」（套句張愛玲的用語）。她這裡提到的女作家熱，指的就是譚恩美《喜福會》大賣後的那一波，沒想到張愛玲至此還未放棄能在美出版，想要「振作一下」。或者說，她眼中一直還望著叫好又叫座的那些女作家當成指標。夏志清教授對此也曾為她找到理由：「她是窮怕了，一直在擔心沒錢。」

         張愛玲與夏至清的書信往返，多數都透露出她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壓力，來自寫作的、健康的、經濟的這些辛苦，讓她在信中不時出現充滿焦慮恐慌、甚至狼狽的精神狀況。一般的張迷，大概很難體會張愛玲被美國極度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搞得不知所措的景況。這批書信中，張愛玲少與夏志清談及私事，內容總不外乎打聽著任何可能的敲門磚，拜託夏志清幫她與美國出版社拉線，為她介紹工作。如果拿她給夏寫信的語氣，對照著與莊信正寫信的口吻，應當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那就是與前者的書信中，張總是非常直來直往，所謂的business-like，生意交涉的口吻；反之，與莊寫信的語氣要相對平和親切與客氣。這不免提醒了讀者們，雖然大家興趣的重點是在張愛玲，但是若不了解張寫信的對象是何許人也，恐怕很難對張愛玲有更近一步的認識。

也許有人會認為張愛玲對於賞識她的夏志清有點不近人情，我在讀完整批信件後發覺，也並不盡然如此。張愛玲初來到美國，何嘗不想融入當地成為道地美國人？因為夏志清教授在當年的華人圈中，已算是打進美國社會的佼佼者，英文著作頗得好評，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美國諸多文化基金會的審議委員，所以在張愛玲心中，她是以她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在與另一位「美國教授」打交道。這位「美國教授」視她為大作家，而她的英文小說《秧歌》也甫出版評價不錯，所以她一開始把自己定位成美國作家，與夏志清平起平坐。但在與莊信正認識時，後者是才拿到博士學位的後輩，而她在美國多年一無發展，已沒有當年自詡美國作家的姿態，而她在生活上有勞莊信正處甚多，所以她更像是以一位前輩中國作家的身份，建立起與莊信正生活上的聯繫，自然兩者間有所不同。張於1966/7/1之信中甚至特別「提示」夏志清:「另有一項『私人還是職業上關係』，我想好在我們見面次數少，不如就寫職業上，作為批評家與作者關係。」 張愛玲似乎非常在意這個份際拿捏，連夫婿賴雅過世的消息，也只是一句話交代過去，未對夏志清表露任何情緒。

也正因為如此，透過與夏志清的書信，我們才難得一窺張愛玲性格中既愛強烈主導，卻又信心脆弱之間的矛盾。她在中國/臺灣讀者眼中，有一種孤傲淡然，在美國的她卻顯現出另一種積極現實。我們發現她其實也懂得善用各種關係，尤其表現在她積極尋求出版機會上，她幾乎每一封信中都對夏志清有所請託與要求，夏也盡心透過許多管道協助她，包括拜託更多重要批評家與學者讀她的作品，自己貼錢付她翻譯費，寫各類推薦信等等等。她不是不懂得把握機會，如雷德克里芙女子學院的院長路過芝加哥，她從俄亥俄州趕往伊利諾州，在機場與對方匆匆一晤。但是若當對方待她並無想像中熱烈，她便急速退縮，最後徹底把自己封閉了起來，甚至得罪了不少人。

聰明過人的她，自有她對美國的一番想法。然而，從她與夏志清早年的通信中，我們或許會發現張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大概就是從電影中得到的在商言商，就事論事的態度。如果她真正廣泛接觸美國社會形形色色，就會發現她的美式印象有點一廂情願。美國人一樣愛搞小圈圈，一樣貪小便宜，一樣愛聽好話與勢利眼。她與幾位跟自己接觸過的美國名人，如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小說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等，自是有心進一步結交，但都無寂而終，到頭來在美國願意幫助她的人，還是限於敬重她中文小說成就的幾位華人了。即便如此，能如夏志清一般包容她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也要覺得對方可以同她平起平坐的人——畢竟不多。

她被陳世驤教授解雇後所寫的那一封，信中委屈的自我辯護，對許多張迷來說，可能是極難想像的一種窘境。夏志清教授並未向我提到是否陳世驤另有說辭，只說張愛玲不懂得討主管的歡心，只在夜裡上班跟陳世驤幾乎不碰面，而陳是喜歡有人逢迎的，而且他並沒把張愛玲當成甚麼作家，雇用她就是來做研究工作。張愛玲獲得這份工作是夏志清的推薦，這樣的結局多少也讓夏有點吃驚，更瞭解了張的脾性，之後也難再為她推薦工作了。張愛玲自己勾勒出的美國夢，從這時開始便出現越來越多的綻裂。她似乎一直沒法適應，在美國凡事都要以生產利益為考量，沒有生產價值的天才是註定的悲劇。出版界要看的是這本書能不能有市場，擔任研究員或駐校作家要有最後的結案成果。張愛玲抱著《海上花》申請到幾次英譯計劃補助，終也無法完成，這條路也因此不得不中斷。

張的來信中出現越來越多關於她的病痛與反覆就診的敘述。在美國，全民健保一直到2012年才在歐巴馬的任內通過，像張愛玲這樣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只好長途跋涉找到類似公立衛生所那樣的地方就醫，每看一次病就是一整天的折騰。之後，有關在美國出版的話題在兩人通信中也漸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她讀台灣副刊的零星感想以及偶爾與台灣文壇的互動。獨居生活本就艱難，卻又堅持離群遁世，結果如不斷的惡性循環最終一步步摧毀了她。「張愛玲的晚年，身體與精神都不是健康的。」夏志清做了這樣的註腳。

研究張愛玲的學者及讀者，多數還是著迷於她上海時期以及香港時期的作品，對於她到了美國後所發表的作品，以及她的遭遇，顯得比較冷漠。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包括〈色‧戒〉、〈少年同學都不賤〉在內的那幾篇都不若先前作品精彩，而她的英文創作也不是中文學者所能置喙。但是張愛玲人生中的美國這段，對「張愛玲研究」來說究竟重不重要？

我看著最後一封來信的掃描檔，張愛玲那獨特的、拘謹瘦小的字跡，心中湧起一陣悲涼。美國（或西方）眼光對中國（或東方）相關題材的偏頗，要與政治、性或暴力掛鉤才會獲得西方青睞，她應早就看穿。卻在看見《尹縣長》英譯出版後獲好評時，她事後也自知不妥地發了一頓不平之鳴。花了那麼大力氣一再改寫〈金鎖記〉，先是寫成英文《粉淚》、再改成英文《北地胭脂》、再翻譯成中文《怨女》，難道她沒有發覺她的生活封閉，已無題材可寫了嗎？直到今日，西方學界與讀者對我們中文世界這位風靡不衰的才女仍不熟悉，除了上述提到的西方的眼光偏頗外，還有其它的解釋嗎？這就牽涉到長時間以來，中文作家還是會在意西方評價的一種心理，否則諾貝爾文學獎不會年年被關注。在二十一世紀讓西方重新評價、或真正認識客逝美國的張愛玲仍然重要嗎？

從一開始略帶強勢的姿態，談版稅談合約，談與美國出版社的接觸，一路我們讀到張愛玲的改變，也讀到夏志清一路走來對她始終如一的熱情與關心。我永遠記得初識夏志清教授時，有次聊天時他幽幽說道：「我失去過一個孩子，離過一次婚，又有一個孩子常年需照顧，但是我想老天爺是公平的，我的英文學術著作獲得肯定就是我的補償。」在1950年代，一個東方面孔要在美國打出一番局面，本就是異常艱困的。夏志清教授的話現在想起來格外有意義。因為他的豁達，他的熱情，他的堅強，正是張愛玲所缺乏的。

記得電話上我還向夏教授詢問了張愛玲1967年夏天一個人來紐約住了兩個月的情形。分機上的夏師母這時插話了：「你們夏老師對張愛玲那真是盡心盡力。結果她到了紐約，你們夏老師要請她吃飯，她不來噯！」

        夏教授沒出聲，我只好話鋒一轉，跟夏教授問了一個我藏在心裡很久的問題。「老師，當初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有覺得漏掉甚麼作家嗎？」

        答案是蕭紅。「因為當時手邊有關蕭紅的資料不夠，所以先寫了張愛玲。本想之後再專門來寫蕭紅，這個題目卻被別人先寫了。」夏志清教授如是說。

半個世紀前中國現代文學曾經的風起雲湧，夏志清藉著一封封書信後的按語憶舊，引領我們重返現場，並讓我們驚見，慣於隱身缺席的張愛玲，這一回現身於一片孤野的荒原之中。

聯合文學    張愛玲的身心症與文學夢    吳佳璇    2013.02.11

以《傳奇》奠定文壇地位的張愛玲，生平（1920-1995）也是傳奇。張愛玲留下的信札、甚至片紙隻字，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院中人，抑或仰慕「祖師奶奶」的廣大讀者，因別具價值陸續發表，成為近年「張學」、甚或華文界一方風景。

不同於多數張迷的早慧，筆者是在醫學院畢業、精神科住院醫師受訓期間，年近三十才偶然拾起皇冠版《傾城之戀》與《第一爐香》，卻同胡蘭成般坐直身體，讚歎、折服年僅二十三歲，未受任何心理分析訓練的張愛玲，能成熟精妙地駕馭文字，展現其洞悉人心世情的說故事天才，從而加入「看張」行列。

拜「張學」進入「一台弦外之音齊鳴的演出，沒有前後台之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的時代，筆者或因專業驅使，總覺得不進「後台」無法理解「張看」；於是「職業病」大犯，開始運用人類學和精神醫學裡一門名為「病誌學」（pathography）的方法，將各時期與不同對象書信往來，海內外親友憶往，乃至於（生前）未發表文稿交叉比對、推敲，以貼近其生活與創作史。

不論是默默無聞港大女學生的〈天才夢〉，還是淪陷區文壇超新星的〈私語〉，張愛玲不時「自爆」待人接物驚人的愚笨與作淑女的困窘。然而，「孤僻」、「難相處」、甚至「（搞）怪」等傳言卻自始甚囂文壇。要到身後各種資料陸續披露，方知那是「最不會撐場面」、拙於人際的她為求生存顯現的表象。

也因此，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之生活與創作歷程狀似迷離，實情倒也相對單純，只要能掌握她有限的人際互動仔細爬梳，生活樣貌、乃至於心理狀態將不難逐一浮現。而這竅門早在張愛玲晚年，便為同樣來自上海，筆名司馬新的鄭緒雷所洞悉。鄭自1978年因博士論文開始同張愛玲通信，儘管畢業後棄文從商，除保持通信至1992，更多方蒐集資料，張逝世隔年便發表了《張愛玲與賴雅》。該書迄今仍是了解張愛玲中晚年生活重要資料。

以《張愛玲與賴雅》為基礎，筆者以為，除甫德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與張愛玲有十一年婚姻生活，屈指可數的重要關係人，無不透過書信（和偶一為之電話）與張保持聯繫。其中，1952年於香江結識的宋淇、鄺文美夫婦，是張愛玲船才離港就含淚提筆，四十年書信不輟，收到最多封信的密友。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譽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的夏志清，約莫自該書出版後開始同張通信至1994年。宋氏夫婦及夏教授，除全力協助張愛玲經營赴美後的寫作事業，更是她重要的情感依附（attached）對象。

莊信正保有八十四封張愛玲來信，兩人因1966年一場由印地安那大學舉辦的研討會結識。若非莊始終執弟子之禮，對1969年後隻身移居西岸的張愛玲生活起居多所關照；更在1983年底張愛玲「蟲患」初起，當機立斷託付友人林式同就近照顧，張的晚年恐更不堪。

於是，賴雅、宋淇、鄺文美、夏志清、莊信正及林式同等六人所保留張愛玲的信件，為她所寫的文字，保留的檔案，當是重組張愛玲赴美生活的核心素材。更多擁有張愛玲信件者，「整理魚往雁返之來龍去脈，加以言情敘事，則不僅是史料，更是文學創作了」（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

筆者曾運用上述核心資料，佐以實地走訪張愛玲於洛杉磯各處住所（含地址可查之汽車旅館），大膽論斷張愛玲的「蟲患」為精神疾病。或緣於知覺（perception）障礙發生之「體幻覺」（somatic delusion），或因錯覺（illusion）將皮膚搔癢不適認定為跳蚤侵襲，從而衍生隨她遷移的跳蚤因最善適應環境，一次又一次縮小至肉眼不可見，接近細菌大小的「次發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六十四歲的張愛玲為擺脫「蟲患」，被迫展開近四年（1984-8）的流亡生活，嚴重折損健康與創作生命。即便1988年起暫停逐汽車旅館而居重返「公寓生活」，病實未痊癒，且去世前三個月又大幅惡化。（參見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依照動力精神醫學（dynamic psychiatry）

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張愛玲創作不時援引的佛洛伊德學說，欲治療身心症（psychosomatics），解除精神症狀，必須挖掘、疏通其深層心理成因。只在表面兜圈兒，非但徒勞無功，甚至治絲益棼。換句俗話，正是「心病還需心藥醫」。
張愛玲顯非不諳其理。早在1971年5月7日，她給莊信正的信說自己「一冬天老是感冒，到春假又連發兩星期，起因當然也是psychosomatics」。

彼時，已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兩年的張愛玲，正遭逢赴美十六年最大打擊。直屬主管陳世驤教授，因其研究表現不佳，將予以解僱。其實，張愛玲自1969年下半就職後，不只一次在信中告訴夏志清，牙痛接著不斷感冒，臥病和就醫占掉時間，好的時候要趕工作……只是心力交瘁不但換來丟工作的下場，還讓當初一手促成的夏、莊兩位為難，「很慚愧」。

這也是張愛玲此生最後一個工作。總計張赴美後有過四段短暫工作，都因人事留下不太愉快的經驗；連1961年底至62年初應宋淇之邀赴港為電影公司寫劇本，與宋關係亦一度緊張。然為稻粱謀好續完《海上花》譯本，對鄉村生活素無好感的張愛玲1968年初還告訴夏志清：「想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找不到就再說。」

早在1957年致鄺文美、宋淇二人信中，張愛玲已是邊傷風邊趕寫Pink Tears。看來，力圖在英美文壇掙一席之地的壓力，也是張愛玲身心症發病的溫床。張愛玲不認同當年英文書市青睞刻意賣弄東方風情的華人作家，如韓素英（Han Suyin）的成名作《生死戀》（A Many-Splendoured Thing）（1965/12/31，致夏志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張1955年在美出版了《秧歌》雖有佳評，接著推出的《粉淚》卻乏人問津。繼續改寫成The Rouge of the North（或譯《北地胭脂》），1967年英國出版後甚有惡評。所幸張愛玲據此書親力翻譯、改寫的《怨女》，港台連載大為轟動，奠下平鑫濤的皇冠出版社日後出版張愛玲作品全集契機。扶病寫作經年，張愛玲失之東隅，但不知重回華文市場，算不算得上「收之桑榆」？

再往前追溯，張愛玲天冷感冒就患的「怪病」，「在上海就有，不過不常發」（1972/7/13，致夏志清）。為了健康，也為了忘卻被加大解僱的大挫敗，張愛玲幾經考慮，南下搬入莊信正代為租下，離好萊塢不遠的studio（1825 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 Hollywood, CA 90027）。靠著紅樓夢考證、整理《海上花》譯稿、興之所至研讀人種學、英國軍艦喋血案等史料，偶給台灣兩大報寫稿──夏先生稱之為「無事忙」狀態，身心才稍恢復；然「三年不飛、三年不鳴」的心結，「不用人提醒」，持續憂煎張的健康（1974/5/13，致莊信正），終至十年後嚴重「蟲患」。

身心症可是不治之症？

心疼祖師奶奶的張迷，恐會如此質疑。
回復精神科醫師身分。當我坐在診間，除適度處方藥物，還會盡忠職守地嘗試用各種話語，向求助的身心症患者傳達：「保持健康生活形態。減少不必要的壓力。如果可能，轉念放過自己……」話總因知易行難越說越心虛。
細讀書信，年歲漸長的病號張愛玲不是不明白，亦非不以為意。

五十三歲那年，為了「戒睡藥，每天花在睡不著的時間太多，所以剩下的時候永遠忙忙碌碌」（1973/8/16，致莊信正）；只是數年後，依舊「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1980/9/27，同上）。接著還要忌「高蛋白質膽固醇太高，影響心臟。現在也改吃脫脂奶粉了……一天兩條魚，深綠菜葉，無鹽花生醬，水果不好就吃黑棗……我老是病病哼哼的，不怪人總以為我不善攝生。前一向接連感冒兩個月，一直這些年醫藥無靈……」（1988/9/21，同上）。1989年，張愛玲告訴鄭緒雷，「感冒現在發現是過敏症」。依舊是psychosomatics！

至於各種人際負累，「最不會撐場面」的張愛玲更早早棄絕。年輕時無話不說的Fatima（炎櫻），「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1955/12/18，致鄺文美）；「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覺得太對不起人，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也還是覺得值得」
（1966/7/1，致夏志清）。因此，重返華語文壇（1966），「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1973/8/16，致莊信正），當不意外。最後，除了怕與人來往、怕接電話，因信越寫越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連收信也怕；收到信也只拆看帳單，心懸停頓已久的工作……
然而，「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多數人「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張愛玲不例外，同每個人一樣孤獨。雖然了悟「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她始終「希望還有點值得一看的東西寫出來，能與讀者保持聯繫」。

透過文字，張愛玲將和沒趕上看見她的讀者，建立「僅只是屬於彼此的關係，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讀者最需要的。猜想祖師奶奶當也樂意，靜靜躺在一代又一代張迷的血液裡。
就算早有終身受困身心症的覺悟，張愛玲不可能放棄她的文學夢。

參考資料：

1.夏志清編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
2.張愛玲、莊信正《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簡體版）。
3.吳佳璇〈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收錄於《張愛玲學校》，台北：聯合文學，2011。
4.蘇偉貞《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台北：印刻，2011。
5.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2010。
6.高全之《張愛玲學》第二版，台北：麥田，2008。
7.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台北：允晨文化，2007。
8.周芬伶編寫、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出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期，2004年7月，頁59-68。
9.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
10.張愛玲《對照記》，台北：皇冠，1992。
11.張愛玲《餘韻》，台北：皇冠，1987。
12.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68。

◎作者簡介

吳佳璇

精神醫學界的浪人醫師。著有《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戰鬥終了已黃昏》、《浪人醫生日記》、《罹癌母親給的七堂課》、《從北京到台北──精神藥理學家張文和的追尋》、《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等。

中國時報  投稿屢被拒、逃蟲難、看牙疾… 張愛玲旅美成謎 夏志清公開信件    林欣誼    2013.02.20

  旅美學者夏志清（左圖）是最早為張愛玲奠定文名的評論家。右圖為張愛玲寫給他的書信。（聯合文學出版社提供）

   　永遠的傳奇作家張愛玲，筆下華麗蒼涼，後半生在美的隱居生活如謎。從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逝世，這些年間她如何面對貧病與丈夫賴雅的離世、她如何為求生計，努力以英文小說叩開美國出版大門，又如何在晚年因房屋蟲患而不斷搬家、為牙疾奔走，累到甚至長達三年「只收不拆」朋友的來信？

    　九十二歲的旅美學者夏志清曾與張愛玲通信卅多年，近日他整理文件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間，一一八封張愛玲的來信以及十七封他的回信。書中的信末附上夏志清的「按語」，說明當時背景，讓人窺見張愛玲在美真實生活的一隅。

    　張愛玲一九五五年離港赴美，六○年代初開始與夏志清通信，一直到她逝世前一年半。在早期信件中，張愛玲不時拜託夏志清為她介紹英美出版社。六○年代她將《金鎖記》改寫為英文小說《北地胭脂》，投稿屢被拒，還引述Knopf出版社的退稿信：「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共產黨都成了救星。」

    　她忍不住抱怨：「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夏志清回憶，當時張愛玲的丈夫賴雅中風身體差，每月只領到社會福利金五十二元，連付房租都不夠。「張愛玲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歡的事，教書，做研究非其所長。她不與人接觸，只能寫她熟悉的事，她改寫《怨女》，《半生緣》說的都是老上海，揭露中國人的醜陋，不合美國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睞。」

    　信中還記錄她出版、找工作的不順，甚至被解雇，還有她翻譯《海上花》成英文的雄心大志。有一回，她對夏志清為台灣女作家蔣曉雲寫序，在序中提到她的《傾城之戀》與《秧歌》，發了牢騷：「我不免也覺得是女性作家就要拿我去比…作品裡有些近似的地方，也許也是因為台灣禁印大部份五四以來的文藝，以致於這些年來有些青年受我寫的東西的影響。」

    　八○年代她來信少，生活艱辛，自述：「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她曾三年沒回信，之後才寫信解釋為了搬家、看牙齒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她對大病小病描述不斷，丈夫賴雅過世時她僅一句帶過，但對夏志清一家總體貼問候。最後一封來信中，她還惦記超市中看到的西瓜、洋芋沙拉，是夏志清和他女兒分別愛吃的，夏志清感嘆：「不能不說她是個有心人。」

中國時報    出書道真相…只見焦慮、狼狽    林欣誼    2013.02.20

    　夏志清編撰《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外，近年張愛玲的自傳小說、書信不斷出土。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出版《張愛玲私語錄》收錄他的父母宋淇、鄺文美筆記中抄寫下的張愛玲語錄，以及三人書信選錄。在美任教的學者莊信正出版《張愛玲來信箋註》，記錄張愛玲與他在美卅多年的通信。

    　張愛玲與鄺文美是姊妹情誼，莊信正對張愛玲的生活給予照料，夏志清則是她找出版與工作機會仰賴的人。

    　然而夏志清與張愛玲通信卅餘年，兩人只見過兩、三次面。根據《聯合文學》二月號刊載學者郭強生對夏志清的採訪，一九六七年張愛玲到紐約小住兩個月，夏志清請她來吃飯，她都拒絕了。夏志清現在已對張愛玲的說話口音、打扮毫無印象，出版這批書信的考量是「提供真相」（Tell the truth）。憶起張愛玲，他頻頻道：「她真可憐，身體這樣壞，總是來信要求我的幫忙。」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照年代排列，依張愛玲發信時的居住地包括華盛頓、俄亥俄州牛津、曼哈頓、麻州康橋、加州柏克萊、洛杉磯等分篇。信中兩人討論文學，也赤裸呈現張愛玲在美生活的焦慮與狼狽。

    　夏志清曾任教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書。他與張愛玲的關係在於對她的「知遇之恩」，因她文名的奠定，就始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張愛玲書信隨想／「張學」研究的一件大事  

【撰文／陳子善】

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當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開始在《聯合文學》上連載時，我就意識到這是張愛玲史料一次極具意義的發掘，是「張學」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他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他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各類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發現，都有可能支持、改變乃至顛覆原來對該位作家的評價。而書信和日記，是應該把它們包括在廣義的手稿範疇之中來理解的，因為它們是特別意義上的一種創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魯迅的一段話所指出的：「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注1）具體到張愛玲，迄今所知她沒有日記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絕大部分早已散失，那麼她後期寫給包括夏先生在內的友人們的大量信札，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憶，張愛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本以後，就開始與之通信。儘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來，但張愛玲自1963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一年間致夏先生的總共118通信札，這次能夠得以完整地成書問世，確是極為難得的。單就數量而言，也已居現存張愛玲後期信札的第二位，僅次於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札。

張愛玲致夏先生這麼一大批信札，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廣，內容如此之豐富，夏先生的「按語」又如此之詳細，因而，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

從發表《怨女》到改寫《十八春》，從自譯《金鎖記》到「改譯」《浪淘沙》，從翻譯《海上花》到「考證」《紅樓夢》，從創作《小團圓》到「擱開」《同學少年都不賤》，還有自評〈創世紀〉、〈浮花浪蕊〉等作品，張愛玲在信中不斷向夏先生通報，與夏先生切磋，甚至反覆再三，甚至具體到字、詞、句的探討。這些信札對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無不都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對《小團圓》這部張愛玲身後才公開的長篇小說，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寫作進度和寫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尤其值得注意。除了與宋淇夫婦討論《小團圓》， 張愛玲當時只有在給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陳自己對於《小團圓》的想法。

對張愛玲後期真實的生活狀況，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張愛玲致夏先生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體生動的反映。張愛玲1969年7月到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後來與主其事的陳世驤產生齷齪，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長信中對此作了說明，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張愛玲針對此事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難怪夏先生在「按語」中要特別強調：「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儘管張愛玲致夏先生的這批信札是友朋間的交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親切隨意，但仍時有神來之筆。張愛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話就很有意思，她說：「我一直喜歡張恨水，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讚他的細節觀察認真，如船，籃子。」確實，無論前期還是後期，無論私下還是公開，張愛玲始終對張恨水保持好感。

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談會上，她談到自己讀什麼書時就公開表示：「讀S. Maugham，A. Huxley的小說，近代的西洋戲劇，唐詩，小報，張恨水。」（注2）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對宋鄺文美說：「喜歡看張恨水的書，因為不高不低。」（注3）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態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語」中說：「真正喜歡張恨水的讀者，要數她自己，先兄濟安和毛澤東三人，這句話想是實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為，「張學」研究這些年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處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張愛玲致夏志清先生這批信札的整理、注釋和出版，正是為充實「張學」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注：
1.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429頁。
2.〈女作家聚談會〉，上海：《雜誌》，1944年4月第13卷第1期。
3.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頁。

◎本文作者簡介
陳子善
上海市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有《文人事》、《發現的愉悅》、《說不盡的張愛玲》、《素描》、《沉香譚屑：張愛玲生平和創作考釋》等，編訂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張愛玲等作家作品集和研究資料集多種。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二月號340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聯合文學 2013/02/25     張愛玲書信分析／不在場的愛──書信中的張愛玲和胡蘭成

【撰文／莊宜文】

張愛玲書信拼圖

張愛玲作品慣以犀利精準的文詞表現超然俯瞰的姿態，她的書信卻以瑣碎絮語呈現清苦淒哀的處境，赴美後文學事業曾一再受挫，留下顛躓的身影，晚年的信件勾勒出遷徙奔逃的路線，自陷於困局，狼狽無告。

從書信往返看來，張愛玲後半生較常聯繫的幾位友人，均經嚴密篩選、各司其職：熱心盡責的宋淇是鞠躬盡瘁的台港代言人，推崇張愛玲的大學者夏志清主司美國出版的參謀；耿直的山東漢子莊信正若其倚重的大司務，與文學距離最遠的林式同直似義務的房屋仲介人。張愛玲需要幫助，但不能探私，這些男性友人對張愛玲一貫是尊敬其文學成就又憐惜其生活狀態，而宋淇夫人鄺文美則是體己談心的姊妹淘。

微妙的是將這些書信攤開來比對，美好的情誼背後仍隱藏惘惘的威脅。

六○年代滯港寫劇本時，向賴雅抱怨：「宋家冷冷的態度令人生氣，尤其他認為我的劇本因為趕時間寫得很粗糙，欺騙了他們」，搬到宋家暫住，「對我和宋家而言，都是一場災難。」十餘年後致宋淇信中云：「換了另一對才識相等的夫婦，我並不想跟他們接近，有時候正是為了要保持他們的好感。──志清就曾經為了這一點不高興我。」和夏志清提及寫作計畫時叮囑：「請不要讓亞弦他們知道。我投稿都是為了實際的打算，不注重拉稿信，寫信來的結果反而得罪人」，同時與報刊編輯客氣應對。張愛玲對人一律客氣，然親疏分明，八○年代中期後曾數年未拆閱夏志清、莊信正，甚至姑姑的來信，唯和宋淇夫婦頻繁書信往來，但後者卻不知張愛玲晚年住所電話。

陸續出版的信件如拼圖，不僅拼湊出人際幽微和生活真相，更披露出創作隱衷和出版內情，一個愈趨完整的張愛玲。而與胡蘭成糾葛數十年的私情公案，也在現實與文學的魚雁往返中，如浮水印般輪廓顯影。

《今生今世》的戀人絮語

張胡戀是文字搭起的鵲橋，《今生今世》塑造了張迷們耳熟能詳的傳奇愛情。起始即是胡寫信向蘇青打聽張愛玲，拜訪不成留下字條，其後戀情迅即熾烈，妾身未明之際，張愛玲去信：「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新婚未久小周和范秀美一一出場，張愛玲尋去溫州談判未果，分別後致信：「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其後經過了一年半長時間考慮，終致訣別信：「……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

然這些張迷熟知且為之心折的淒哀文句，實則留有疑義。張致信宋淇道：「我的信是我全拿了回來，不然早出土了。」縱然胡記憶過人，書中所述種種僅屬於個人的片面回憶。民國女子和流亡才子的情書往返，想來是最稀珍的文本，然應已歸於塵土。

五○年代中居港時，張愛玲猶親口對鄺文美說：「雖然當時我很痛苦，可是我一點不懊悔……只要我喜歡一個人，我永遠覺得他是好的。」如此看來張對胡態度轉折最重要的關鍵，無疑是1958年胡蘭成寄《今生今世》一書。其時張愛玲與賴雅新婚未久，寫信向胡借其著作，胡回信預告《今生今世》上冊付梓後即贈張，又云：「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歲月》與《赤地之戀》來比並著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遲了。」

張收到書後覆信貌似平和：「……我不想寫信，請你原諒。我因為實在無法找到你的舊著作參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誤會，我是真的覺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時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請寄一本給我。我在這裡預先道謝，不另寫信了。」胡書中未提自己屢次寫信沒獲回覆，在此信中留下線索。胡卻向夫人佘愛珍炫耀回信內容：「我說她可比九天玄女娘娘，我是從她得了無字天書，就自己會得用兵佈陣，寫文章好過她了。我這樣撩她。」《今生今世》下冊記載的這幾封書信為當下所寫，應是真確無誤，這樣調弄撩撥的態度著實惹惱了張愛玲。

胡蘭成洋洋將私情公諸於世，上冊〈民國女子〉猶刻劃張清靈美好的形象，下冊所述的分手情境，將側身群芳譜的張描繪得痴情幽怨，而胡不僅自我合理化且感覺良好。然對彼此情感的追憶，顯然偏離張愛玲的認知，張致夏志清信中明顯動氣：「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 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 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姑姑語錄既是子虛烏有，民國女子之言自不能盡信。胡蘭成自述分手後本無意寫信，然仍致信炎櫻代為求和，理由卻是「為敷衍世情，不欲自異於眾。」果真清越灑脫、不沾不滯，何以還需「敷衍世情」？《今生今世》且不諱言利用范秀美，其後化名張嘉儀假借張愛玲家世謀得職務，胡蘭成不僅在有意無意間藉張愛玲謀取現實生存，更從九天玄女處取得為文之精妙。只能說張在意的是情感之對應，胡更在乎的卻是文章之比試。

1960年胡蘭成致初識的黎華標信中云：「與張愛玲亦有一年不通信了，今晨好天氣，纔寫得一封與她，不過寥寥幾筆，已經筋疲力竭」，「最喜歡我的書《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的有三個人，一是張愛玲……」何以筋疲力竭？是滿腔傾訴或仍如鬥智比文？又何以認定張愛玲喜歡《今生今世》？是過於天真或以此炫示？著實令人費解，焉知張下定決心再不回信了。

在不愛的狀態下寫愛現實中張愛玲阻隔了和胡蘭成的往來，過往情感的餘韻汩汩流向了小說創作的源頭。1961年致宋淇夫婦信中：「我想你們看《十八春》一定覺得離我很遠，我卻覺得距離很近。」1966年底至1967年底賴雅病重之際，致夏志清信中十餘次提及修改《十八春》為《半生緣》，夏感受到：「愛玲謙稱《十八春》為potboiler（為餬口而寫的），其實我們在信上看得出，她對這部作品極為心愛。」

從《小團圓》透露的線索，發表於張、胡訣絕之後的《十八春》，應開筆於兩人戀情從熾熱走向毀傷之際，且透過之雍陳述，九莉與此長篇小說女主角性格相仿。實則《十八春》╱《半生緣》、《小團圓》、《今生今世》中，上海和南京兩地多封情書往返，從地緣到心境皆有相對應之處，為兩地相思的體驗留痕。《十八春》／《半生緣》中最動人的一段書信，即為曼楨對世鈞所言：「世鈞，我要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著你的，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麼個人。」呼應了《今生今世》中張對胡的深情：「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或叫張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在《半生緣》末尾，卻添加了一句：「我們回不去了」，已是無限惘然。

距《今生今世》出版十五年之後，噩夢重臨。1974年張愛玲反覆修改〈色，戒〉未果，同年胡蘭成來台駐華岡任教，年底朱西甯致信張「強作調人」欲促兩人「小團圓」。這一廂情願的糊塗好意，對張愛玲而言卻是不堪其擾。1975年致宋淇和夏志清書信中輪番提及胡蘭成，措詞強烈，顯見焦慮不已。西洋情人節當天致夏志清信中提及，忘了過去自譯炎櫻舊文中，有炎櫻寫給胡蘭成的一封信，將出單行本，發現後「趕緊打電報去，恐怕已經發排了再抽出，頭痛萬分。」

年中張愛玲動筆趕寫《小團圓》，致宋淇夫婦信中明言：「動機之一是朱西甯來信說他根據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裡面對胡蘭成的憎笑也沒像後來那樣。」未幾又對夏志清言：「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報復，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翌年《小團圓》經宋淇勸阻終未發表；胡蘭成搬進朱家隔壁，半年後離台；隔一年〈色，戒〉成稿刊出。

彼時張愛玲在致友人信中對胡蘭成「出惡聲」，然而內中情緒卻是複雜幽微的。在致夏志清書信中對胡冷淡厭煩的語句，看似不經意地夾雜在其他瑣事之中；而對較知內情的宋淇夫婦，藉共同磋商寫作內容的過程，猶如在修復又被掀起的情感創傷。她在寫中宣洩情緒和重審舊情，在不愛（非無愛）的狀態下寫愛。

致夏志清書信中，或因對方殷殷探詢，張愛玲至少提了七次《小團圓》，「《小團圓》擱下了，先寫短篇小說，有一篇登在十二月份皇冠上。」其後亦告知莊信正此一消息，該篇即為〈色，戒〉。這擱下與轉寫之間透露什麼訊息？我曾指出「倘若不是亟欲透過《小團圓》反擊〈民國女子〉的浪漫傳奇，又臨時擱置，或許張愛玲未能再回過頭來勉力完成〈色，戒〉。」

換言之，張愛玲將不得出口的反制能量轉向〈色，戒〉。據朱天文〈花憶前身〉裡記載的書信，胡蘭成讀〈色，戒〉後認為「逼肖丁本人」，透露男主角原型取自丁默村，《今生今世》多次提及丁某，張愛玲應曾聽胡述及其人其事；宋淇則強調小說取材其對張口述燕京大學同學往事；然將〈色，戒〉與《小團圓》相對照，可見易先生和邵之雍部分形象的疊合，讓女主角迷亂的都是對方的側影神情，文句形容極其近似。據此推論〈色，戒〉揉合混雜了多種素材來源，應無疑義。

《半生緣》和《小團圓》有如日和月，映照出感情的純摯美好和陰暗撕裂，曼楨執著堅毅的態度、易先生沾沾自喜的心理，或有跡可尋，是在《小團圓》裡張、胡才真正同台演出。致宋淇信中提到「《小團圓》是寫過去的事」，「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不諱言真實性，宋淇好意為之解套。《小團圓》寫的未見得是真實事件，甚至是變形的故事（如弟弟九林之早逝），卻多是真實的心理感受。《小團圓》和《今生今世》分屬性／靈之書，讀了胡著再讀張作，簡直像少年Pi的第一個夢幻版本，進入第二個殘酷的現實版本，至於第三個永難推斷的真相版本呢，永埋藏在作者心中（或者無所謂「真相」，只是各自不同的體會）。

整部《小團圓》一直處於分裂割離的敘述狀態，描述的既是舊時情境，亦不時冒出當時即隔著距離俯瞰的自己，更夾雜多年後回望舊情的觀感。九莉曾向之雍索回書信：「我寫給你的信要是方便的話，都拿來給我。我要寫我們的事。」不只是「我們」，小康（小周）和巧玉（范秀美）也在兩人的書信往返中川流不息，然而「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或許張愛玲面對此情並非打定主意噤聲不言，只是醞釀了三十年之久，被舊情人的張揚激發了。

壁爐前的玩具熊和溪邊顧盼的小鹿影響張愛玲最深的愛是這樣慘澹的收場，讓我們將眼光移向書信中的賴雅身影吧！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悲劇。1956年結成異國婚姻，張愛玲在致鄺文美信中，介紹賴雅身無分文且年紀又大，「似乎比我更沒有前途」，然也引述自己對炎櫻所說：「這婚姻說不上明智，卻充滿熱情」，「總之我很快樂和滿意」。1962年旅港期間寫信給賴雅傾訴思念：「我可以看到你坐在喬家壁爐前的地上，像隻巨大的玩具熊。」

對比於《今生今世》中張比擬胡：「你像一個小鹿在溪裡喫水」，或《小團圓》中九莉眼裡的之雍：「他講幾句話又心不在焉的別過頭來吻她一下，像隻小獸在溪邊顧盼著，時而低下頭去啜口水」，塑造出靈巧思動的舊情人形象，賴雅仿若是憨厚可靠的對象。然而《小團圓》中墮胎一段，刻劃的卻是個懦弱且無動於衷的丈夫。鄺文美書信中說：「我相信沒有別一個讀者會像我那樣徹底瞭解你為什麼寫這本書。Stephen（按：宋淇）沒聽見過你在紐約打胎的事，你那次告訴我，一切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對照張愛玲的書信和小說，賴雅形象如此兩樣，真讓人「寒絲絲」的。

「生命可以無限制地發展下去，變得更壞，更壞」，賴雅中風多次終致癱瘓在床經年，讀者自難忘散文〈燼餘錄〉記述在港大遇太平洋戰爭，自承是「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在美為生計奔忙、寫作傷神的張愛玲，如何身兼看護工作？六○年代後期致夏志清書信中，張愛玲寥寥幾筆帶出對賴雅女兒的抱怨、獨自照料的艱辛，交代了賴雅突然逝世的消息，及喪葬安排遭致的難堪。十餘年後鄺文美高齡母親病情拖沓，1980年張愛玲去信談起，賴雅雙親先後半身不遂，賴雅一人伺候幾個月至終，「覺得總算對得起他們了。那還只有幾個月，像這樣長年拖下去，怎麼不把人拖得脾氣都變了？病人也性情乖張起來，像小孩一樣想要更多 attention（照顧）。」這是經驗之談嗎？簡直不堪想像。

故事還沒完。1981年9月張愛玲致宋淇信道：「《大城》與平鑫濤兩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時得到七千多美元（內中兩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稅）與胡蘭成的死訊，難免覺得是生日禮物」，恨厭一個人竟至到樂聞其死。翌年朱天文寄胡蘭成著作，「隨手一翻，就看見許多引《紅樓夢魘》與我別的書。我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氣」。傷慟的女弟子原藉贈書同追懷，萬難料想前師母如見夾帶了跳蚤霉蟲的紙張速速扔除。

五年前寫《小團圓》時，張愛玲曾向宋淇表示：「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還有點什麼，就像是書末尾描述松林木屋甜蜜家庭的夢──雖然仍是做噩夢時多。否定曾愛過的人，不代表否定自己付出的愛，和對愛曾有的幻想，雖然所託非人更是殘酷諷刺的。張愛玲的情感看似些許矛盾反覆，卻是真實而層次豐富的。

時間快轉，來到張愛玲逝世前一年，致莊信正信中：「我正在寫的《小團圓》，內容同《對照記》，不過較深入。」前兩年致信宋淇夫婦表明要銷毀的，顯然是七○ 年代現已出版的舊稿。五○年代前期張愛玲曾對鄺文美說：「藉寫作來宣洩──於是其他人就會分擔我的記憶，讓他們記住，我就可以忘卻。戀愛上的永不（never）與永遠（forever）同樣的短促嗎？但我的永不是永不，我的永遠是永遠，我的愛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長。」終其一生她卻無法忘卻，《小團圓》改了又改，終究只能是未盡之書。

她仍在寫，她仍想遷徙，搬到新加坡或拉斯維加斯，直到大限降臨。巧合的是和胡蘭成同享壽75歲，皆因心臟衰竭離世，中隔14年──《半生緣》的時間密碼。

怎麼透過書信看待張愛玲呢？就如《今生今世》記載張愛玲最初寫給胡蘭成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在虛實映照、真假難辨的人生中，我相信至少這一句是真的。

引用書目：

朱天文《花憶前身》，台北：麥田，1996年。

宋以朗講述，林幸謙主持與整理〈書信文稿中的張愛玲〉，《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8期，2009年4月，頁122-145。

周芬伶編寫，謝毓祥譯〈張愛玲夢魘──她的六封家書〉，周芬伶《孔雀藍調──張愛玲評傳》，台北：麥田，2005年。

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書坊，1990年。

夏志清編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年。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著，宋以朗主編《張愛玲私語錄》，台北：皇冠，2010年。

張愛玲《小團圓》，台北：皇冠，2009年。

張愛玲《半生緣》，台北：皇冠，1991年。

張愛玲《流言》，台北：皇冠，1991年。

莊信正《張愛玲來信箋註》，台北：印刻，2008年。

黎華標編錄，朱天文主編《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2011年。

蘇偉貞主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台北：允晨文化，2007年。

◎本文作者簡介

莊宜文

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大學時期開始發表張愛玲研究論文。曾發表第一篇「三三文學集團」專論（1998）。博士論文《張愛玲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說研究》（2001），為臺灣第一部張學博士論文。撰述〈日月並明，仙緣如花──朱西甯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文字留白，影像召喚──論關錦鵬《紅玫瑰．白玫瑰》、李安《色．戒》和張愛玲原文本的多重互涉〉、〈距離的調節與情愛的回歸──《半生緣》影劇改編的修訂與超越〉等。近年研究文學改編電影，發表多篇張愛玲、海派、張派小說改編電影論文，近期關注華語電影中的1949年以及文革敘事。

东方早报    103封张爱玲私人信件出版：为了说出真相    2013.03.01

之前，张爱玲与苏伟贞、庄信正的通信集已经出版，但最有分量的张爱玲通信集就是这本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因为收信人是已经92岁的夏志清。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


夏志清


此为书封题字

■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

　　这几年，张爱玲轶文不断“出土”、出版，不断曝光的还有张爱玲与友人们的通信集。之前，张爱玲与苏伟贞、庄信正的通信集已经出版，但最有分量的张爱玲通信集就是这本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因为收信人是已经92岁的夏志清。

　　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大热的作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该书的编辑、作家王聪威说，“从夏老师现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后一封信为止，三十一年之间，夏张两人鱼雁往还的信件，自然有所佚失，但佚失便佚失了，人生若无缺憾，反而不足以警惕我们珍惜片刻活下去，所以或许可以请您更加珍惜。”

　　为何决定出版这些私人信件，夏志清的回答是：“To tell the truth（为了说出真相）。”“她真可怜，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要求我的帮忙。”王聪威认为：“通过夏志清老师的眼光，真正而长久地注视张爱玲谜样的人生，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认为，“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张爱玲的信件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 54 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 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 22 电话仍是547-1552。

　　祝

　　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夏志清为书信写的按语

　　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

　　……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成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n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蘋果日報    蔡登山：張愛玲夢魘紅樓 - 20130310

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信即將於二月底在台灣出版，雖然這批信早在一九九七年四月號的《聯合文學》第一百五十期開始披露，陸陸續續直至二○○二年七月號的第二百一十三期，還尚未登完。這批書信的特殊性是夏老對它都加上按語，使原本不甚明晰的人物、事件，更能溯本清源，一目了然；也同時看到夏、張兩人對話（雖然不是直接的）的可能性，這對讀者而言，無疑地是多了一重的解讀。周作人曾認為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為它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是的，日記和書信對一位作家或學者而言，已道盡了平生生活的點點滴滴，它比其他作品來得更真實、更生動、更本色地見出其一生的風雨滄桑。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及《吳宓日記》，還有《胡適秘藏書信選》等等，都是探究作家或學者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張愛玲沒有寫日記，但卻寫了不少的書信，其中最多的是給宋淇的六百多封共四十萬字，其次是給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依次還有給莊信正的八十四封。

張愛玲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的信說：「我本來不過是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因為興趣關係，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只好光只寫它。」寫着寫着，張愛玲終於寫出一部《紅樓夢魘》來。張愛玲說：「宋淇戲稱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魘），有時候隔些時就在信上問起『你的紅樓夢魘做得怎樣了？』我覺得這題目非常好，而且也確是這情形——一種瘋狂。」張愛玲八歲開始讀《紅樓夢》，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從不中斷。她對《紅樓夢》已經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難怪張愛玲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信說：「他（宋淇）承認我的《紅樓夢》比誰都熟。」這話有她的自傲與自得。

張愛玲小時候自然沒有能力去辨別續書的真偽，等到看了胡適的一篇《紅樓夢》考證，方知有個「舊時真本」，寫湘雲為丐，寶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結為夫婦，「看了真是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永遠不能忘記。」於是開始她「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的辛苦歷程，其實豈只是十年，應該是三十年！在書中她對《紅樓夢》情節改寫的動機、時間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後，都做了翔實精細的考訂。我們知道張愛玲雖對胡適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卻不贊同胡適的「自傳說」。張愛玲以她自己創作小說的經驗認為，《紅樓夢》基本上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其中雖有「細節套用實事」的地方，但仍要回到文學的層面來研究它，而非去研究「曹學」，那將偏離主題。因此她不厭其詳地寫了〈四詳紅樓夢〉、〈五詳紅樓夢〉就是直接地就「改寫」和「舊時真本」，反覆對照比勘，她慧眼獨具地看到曹雪芹在不同的版本中如何將寶、黛的愛情故事，不斷地增刪改寫的過程，並看出曹雪芹如何在小說中偷渡自己的靈魂，但最終仍然分得清創作和真實究竟是不同的兩碼事。張愛玲認為曹雪芹「從改寫的過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長，有時候我覺得是天才的橫剖面」。而這話又何嘗不是張愛玲自身的寫照，王德威教授曾談到，張愛玲不少重要小說都有一個修改或改寫的過程，如她的成名作之一的〈金鎖記〉，在後來的二十四年內，她先後改寫為《Pink Tears》（粉淚）、《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及《怨女》，以中、英兩種語言，先後將同樣的故事改寫了四次。我們亦可從她不斷地改寫的過程中看出她寫作技法的越趨嫻熟和她在故事原型外的「靈魂偷渡」。

張愛玲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說：「我上次信上說到《紅樓夢》前八十回改寫經過，是先證明吳世昌的〈棠村小序〉不對」。紅學家吳世昌著有《紅樓夢探源》，在紅學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張愛玲認為他處處將新舊稿對立，那是過份簡單的看法。因為新舊稿之間應該是血脈相連的，而在這無數次的增刪中，能夠看出其中的端倪，才算得上是獨具慧眼的。而在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方才逝世的紅學專家周汝昌，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以《紅樓夢新證》一書成名，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中卻直言他的有些理論非常「可笑」。而周汝昌說他很早就接觸到《紅樓夢魘》，但由於「夢魘」二字引起他的反感，竟沒去讀它。直到耄耋之年，眼睛都看不見了，才由他的女兒讀給他聽。這一聽之下，他為張愛玲之才華稟賦而驚嘆，認為她才是「真正懂得」《紅樓夢》之人。二○○五年周汝昌出版了《定是紅樓夢裏人──張愛玲與紅樓夢》，只可惜張愛玲已去世十年了，當然無法與他「疑義相與析」了。

其實不管胡適也罷，吳世昌、周汝昌等所有研究紅樓夢的專家也罷，幾乎都是學者，沒有一個是有實際寫過小說的經驗與心得，他們完全不知道作者嘔心瀝血，不斷增刪改寫的意義。「改寫十年，增刪五次」，是普遍對《紅樓夢》的一個說法，其實何止如此，它可說曹雪芹窮其一生，「淚盡而逝」的未完之作，難怪張愛玲有「三恨紅樓夢未完」之嘆。張愛玲對《紅樓夢》一針見血的精闢論調，無可諱言的是來自她多年創作小說的經驗與改寫作品的心得。

於是我們看到張愛玲追蹤曹雪芹二十年間在悼紅軒的「批閱」與「增刪」，是那樣地逸興遄飛，那樣地激動喜悅！《紅樓夢魘》是讓張愛玲了卻她一往情深的有關《紅樓夢》的另一件「創作」！她是曹雪芹的知己，他們同樣都是小說的創作者，其間的百轉千迴、酸甜苦辣，也只有他們能會通，旁人無從說三道四。「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用之曹雪芹適宜，用之張愛玲又何嘗不宜呢？

凤凰网读书  开卷八分钟：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马家辉    2013.03.19

凤凰卫视3月18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马家辉：我今天穿的西装，因为我要介绍一本书，跟我一个最爱的女人有关系的，那个女人姓张，可是不是我老婆张家瑜，那是另外一个姓张的，我老婆还在，这个女人已经不在了，她就叫张爱玲。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她写的，也可以说不是她写的，因为这本书真正写作的人叫夏志清，其实他又写又编，因为夏教授、老教授90多岁了，他就把张爱玲在过去几十年来跟他的通信，他们互相来往书信，收成一本书，然后还加了很多注解说明，当然还有图片，里面有张爱玲的手稿，有他们的通信，比方说圣诞卡上面的字，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面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教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还有反映出来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我看这个书我就想什么叫做经典，我们说经典作家或者经典的书、经典的作品，其实可以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家是不是不断有新书出来，当然他可能死掉了，经典大师曹雪芹、卡尔·维诺。新书就是说可能把他旧的书重新来出版，弄成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印刷、不同的封面，不断地有人去读，甚至把他的遗稿，找到他的手稿什么的藏在抽屉，藏在情妇家中的一些信，一些手稿出来，不断有新的著作、新的出版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不断有人谈他，谈这一位作家，不断有人写书来谈他，所以假如符合这两个定义，这一个是经典，当然张爱玲这是经典。

在中国当代的出版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叫张爱玲产业，整个所有的经济活动、出版活动都围绕着张爱玲来谈、来出版，所以这一本也等于是说张爱玲的新书，这个书里面搜录了好久好久的信，30年，大概从1963年把张爱玲在美国开始跟夏志清来通信，她的信通信到了1994年，30年期间的信，可是就它的数量来说也没有很多，张爱玲写了110多封信，夏志清回了有10 多封信，这么加起来，里面还有王德威的序。

那我们知道王德威教授就是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接班人，现在王教授已经去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夏志清来教中国文学，他出的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小说史》，当时没有人谈张爱玲的，谈张爱玲也不过把她看成鸳鸯蝴蝶派，那是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只有夏志清在标本书里面说，张爱玲的小说可能是中国当时候最好的小说作品，所以从此张爱玲就成为被肯定、被研究的对象。那张爱玲在美国跟夏志清通信。坦白讲夏公，我们叫做夏公，帮她很多忙的，帮她写推荐信，拿什么研究奖学金，介绍她去工作，介绍她发表文章等等，大家往来很密切，那我们看到他们尽管好像没有见面好多，好像见过两次还是三次，可是感情非常深厚，是建立在文坛里面的人互相的爱护，从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到张爱玲那30年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其实也蛮惨的。坦白讲在写作出版上面非常不顺利，还有特别在晚年我们都知道张爱玲整天觉得自己有虫，觉得整天要搬家避开那些虫，像其中一封信她就这样说，我们听一下她说什么，你放心不是我读，我们有一版漂亮的声音来读的。

张爱玲的信：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马家辉：所以我们看到张爱玲晚年，坦白讲我们觉得非常不堪的，心里当然很痛、很难过。其实这本书我们看到张爱玲整个生活状态，心情状态、健康，特别是精神健康状态，我们也配合另外一本书张爱玲跟庄信正的通信集，里面也谈到好惨。比方说张爱玲有写了的手稿一大叠，在搬家的时候她把手稿，为了把那个纸弄的好好的，她把手稿塞在一些其他的棉被里面，结果她说棉被被搬家工人，那些美国人、黑人什么，不晓得什么人把它偷走了，一大叠手稿没有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坐巴士在那边睡着了，结果随身带着最后的几百块美金不见了，被一个黑人过来也是偷，也是抢的把它拿走了。

我经常想说假如有人要拍张爱玲，把她拍成电影，其实可以从这两个片段来拍起，我们拍巴士里面的张爱玲，老年的张爱玲钱丢了，她整个人醒来之后，眼睛就流眼泪了，然后张爱玲看着车窗外面回想她以前跟胡兰成在上海、在香港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倒过来拍张爱玲的整个生命的传奇一定非常好看的，假如有人拍片了，像我的朋友徐克，他整天说要把张爱玲拍成电影，我觉得建议他可以从这个片段来开始倒过来说。当然找谁演胡兰成，不要找我，我太老了，我也想不到，我看没有人敢演胡兰成，因为这是汉奸的角色，演了之后，我怕他以后的演艺生涯大受影响，所以我们还是慢慢想，到底谁来演张爱玲，到底谁来演胡兰成。

凤凰卫视  2013-03-18开卷八分钟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大热的作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南方都市报    [南都专访]夏志清：我对张爱玲的评价没有改变    2013.03.29


1972年张爱玲从洛杉矶寄给夏志清的圣诞卡。

　　夏志清与张爱玲二人逾三十年(自1963年至1994年)鱼雁往还的书信终于公开。其中张致夏信118封，夏致张信18封(其中32封为首次面世)，三月，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下文简称《信件》)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苏伟贞的《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后，张迷能读到的第三本关于“祖师奶奶”的书信集。

　　1961年初，时年40岁的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藉着夏志清的“慧眼”，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张爱玲的“神话”因着她的“清贞决绝”，因着“张学”和“张派”作家的推波助澜，不断被强化，早已超出了文学的疆域。

　　通过《信件》，我们不仅窥探到张爱玲创作的初衷与辗转，也看到她赴美后生活颠簸和被病折磨的困境。

　　值《信件》出版之际，夏志清夫妇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92岁高龄的夏老说起话来仍旧铿锵，沪式的普通话里不时夹着几句英文，话语中时常透出孩童般的顽皮，看见记者的录音笔，惊叹道：“说的话都记下来了？这样厉害！这样小！哈哈！”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告诉南都记者，在经历过 2009年那场大病后，夏志清的记忆和思维已大不如前。采访中，对于张爱玲的印象和对细节的回忆，多半是由王洞来讲述。

　　因为生病，夏志清一直没精力读《小团圆》，他对这本与他有关系的书念念不忘，说这是他未来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书的缘起2009年大病后要“交待后事”

　　南都：据说2009年你因病入院后，特别提到张爱玲写给你的信。

　　夏志清：没有这个事情。

　　王洞：有有！你跟我交代过后事。那个时候你得肺炎，大病一场，住院住了半年。有一天你告诉我：“济安的信放在哪，张爱玲的信在哪里，乔治高的又在哪。”这个是真的。反倒是没有想到告诉我说钱放在哪里，结婚证书放在哪里(笑)。

　　南都：你在与张爱玲通信时，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会将这些信结集出书？

　　夏志清：当时没有想到出书。B ut I knew how great she was(但我知道她有多伟大)。我说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She's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ist(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当时没有人这样讲过，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讲张爱玲重要，I am重要too(笑)。

　　南都：张爱玲给你的信最初是在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连载，为什么连载到第103封信就停了？也请顺便回顾一下这些年整理信件的过程。

　　王洞：夏先生之所以发表这些信，也是因为张爱玲去世后，《联合文学》的总编初安民先生要出一期纪念张爱玲专号，约夏先生发表张爱玲的书信。但夏先生只有张爱玲写给他的信，他给张爱玲的信没有了。所以他委托宋淇的太太邝文美在张爱玲的遗物里找，最终找到了夏先生的旧信16封。因为张爱玲只写月日，不写年份，很多信的信封夏先生又没有保存，所以在编排信件考据年代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书信从1997年4月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夏先生每写好几封信的按语，杂志就发表几封信。直到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的时候，他有别的事要做，就没再继续。其实信都还在，只是没再发表。《联文》的编辑老来催他，到2002年7月，他才又发表了第101、102、103，三封信之后又停了，加上《联文》的主编工作变动，没人催他了，就不了了之了。

　　南都：这一停就是十年。怎么今年突然想到结集出书呢？

　　王洞：我想，这可能与夏先生2009年大病有关。说来奇怪，2011年他突然给《联文》发行人张宝琴女士写了封信，说“我想要出张爱玲给我的书信集，将来我和我哥哥(夏济安)的信也交给你们出。”《联合文学》的总编王聪威写了封信给他，表达了出版意向，签了合同。去年T hanks-giving(感恩节，11月22日)的时候，纽约天气变得很坏。我跟他到外面吃了一顿饭，晚上回来等了很久才叫到出租车，第二天他就因为伤风住院了。所以104封后的信是我帮他做的，这些按语，都经过他认可。

　　南都：所以没有王洞老师，这本书也不会那么早出版。

　　王洞：我白天要照顾他还要忙家务。只有晚上有时间写按语、校订。有时为了做完一个段落，要到早上六七点才睡觉。

　　与张爱玲交往“我尊敬她的作品，不用她回报”

　　南都：你与张爱玲总共见过几面？

　　夏志清：一共就见过五次。第一次是在上海，同学章珍英开派对，我听她演讲；然后是华盛顿开会和我哥哥一起见过她一次；张爱玲在纽约住了两个月，其间我们见过两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

　　南都：1967年张爱玲来纽约看病，按语里提到你和於梨华一起去Alamac旅馆拜访爱玲，相谈甚欢。那次见面张爱玲给你什么印象？

　　夏志清：於梨华要我拉她去，帮她忙。

　　王洞：於梨华很会利用他的，於梨华那时候跟他谈恋爱，她一定要夏先生介绍她认识张爱玲。那次夏先生请张爱玲吃饭，张爱玲先答应了说去，后来又打电话说不去。那时我在哥大(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事，我没有上过夏先生的课，但我有个好朋友杨庆仪是他的学生，她说夏老师在班上讲他请张爱玲吃饭，张爱玲不来。

　　夏志清：我的面子不够大(笑)。

　　南都：你与张爱玲用什么关系形容比较贴切？作者与批评家，还是朋友？

　　王洞：张爱玲给他在信里都是business like(公事公办)，作者与批评家嘛。但是夏先生对张爱玲要超过这层关系。

　　夏志清：当然是朋友与朋友嘛。We were friends(我们是朋友)。她也是写回信的嘛，就是不大见面。

　　南都：张爱玲对外不怎么提你和宋淇，只感激胡适。你会觉得失望吗？

　　夏志清：没有关系，我请她吃饭都请不到。有的人一定要张爱玲回报，我不用，她用不着回报，I love her w ork。I respect her w ork(我喜爱她的作品，我尊敬她的作品)。对于伟大的人，捧都来不及，像Shakespeare(莎士比亚)，用不着回报嘛。

　　王洞：夏先生对张爱玲真是一句闲话都没有。他也不觉得张爱玲对他冷淡对他不感恩，这是我的感觉。其实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adcliff(雷德克里夫，肯塔基州)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 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原本是夏济安做的，后来是庄先生、张爱玲。张爱玲什么都没给过夏先生，她要请Hanan(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屈克·韩南)帮忙，她会请Hanan吃饭，也会送Hanan礼物。她要请陈世骧帮忙，托庄信正给陈世骧送弹词。可陈先生是北方人，而夏先生是苏州人。夏先生不在乎人家送他礼物，你给了他东西，他也不记得，他也不还礼。

　　南都：你怎么看你同苏伟贞、庄信正、宋淇夫妇与张爱玲通信的差异？

　　夏志清：庄信正是我哥哥的学生，后来同宋淇一样，我们都是朋友。

　　王洞：这些人的信夏先生都没有看。我看了，我可以比较。张爱玲跟宋淇的太太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比较有感情。宋淇夫妇送她上船啊，张爱玲感动得想哭。与宋淇夫妇相比，张写给庄信正和夏先生的信都没有什么感情。她跟夏先生是平辈，所以她求夏先生帮很多忙。庄先生是她 晚 辈 ，他 们 见 面 见 得 比 较 多 ，在B erkeley，庄先生那时候没有结婚，到洛杉矶后常常回B erkeley看她。她到洛杉矶后，又照顾她生活。所以她对庄先生好一点。庄先生也经常寄点书啊报啊给她看。张爱玲保存庄先生的信比较多。

　　南都：你怎么看待写信这种方式？

　　夏志清：当然写信好。当年不流行电话。

　　王洞：那个时候电话费很贵，不是情人不是家人，不打电话。

　　南都：你特别提到张爱玲的大部分信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多少年后仍旧洁白。你觉得她当初想过这些信的保存、留传后世的问题吗？

　　夏志清：不一定。因为好朋友嘛，洋葱纸并不算太贵。

　　王洞：大家那个时候都习惯用洋葱纸写。洋葱纸轻，都写航空信。

　　南都：读信始终能感觉出张爱玲有意在保持一种距离感。你怎么理解？

　　夏志清：大概有一点，可能。I don"t know。I"m very loyal to her(我不知道，我对她非常诚恳)。

　　王洞：她跟什么人都有距离。这就是她的个性。我认为，可能张爱玲也不喜欢夏先生的个性。因为张爱玲是上海typical(典型的)大家闺秀风范。夏先生对人很热情，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能张爱玲不一定欣赏夏先生的personality(性格)，这是我的猜想。

　　张爱玲的“美国梦”“想在美国出名，可惜没有成功”

　　南都：在你眼中，张爱玲的“美国梦”是什么？

　　夏志清：想在美国出名嘛，可惜没有成功。

　　王洞：当年她出了《秧歌》(1954年在港出版)销路不算好，但口碑好，所以她抱负很大，不然她干嘛要离开香港，跑到美国来。你看她每一封信都是求夏先生帮忙。一个人哪里愿意一天到晚求人，虽然她给夏先生的信不亲切，可是常常感激得不得了。虽然不送他礼物，但她感激得不得了。

　　南都：在信6里，张爱玲提到“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你说这也正是您在哥大教书所努力的，想尽可能多拆穿传统中国的东洋镜。现在情况如何？

　　夏志清：现在不一样，时代变了，那时候东方是“东方”的样子啊。

　　王洞：林语堂就没有拆穿东洋镜，他英文很好，介绍中国，幽默，他没有expose(暴露)中国人人性的弱点。张爱玲的小说里常常暴露中国人的弱点。

　　南都：今天重看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张爱玲的评价，你觉得还有效吗？

　　夏志清：没有改变。

　　王洞：张爱玲他还是认为很好。她当年这么有才华，到美国写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你评价一个作者，当然看她整个一生嘛。

　　南都：在信中我们看到你一直在用自己的人脉设法帮助张爱玲。你怎么看当时华人在美国学术圈所处的地位？

　　夏志清：I can"t do anything. I"m not a boss。(我做不了什么事。我不是头儿。)

　　王洞：夏先生在哥大没有pow er(势力)，夏先生很帮她忙，就是说，在他的field(领域)里，因为夏先生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大家公认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他在这个field的地位是很高的。他能帮张爱玲的忙也就是写信推荐她。

　　那时候东方人的确是受歧视，譬如说，你是东方的教授，好房子你根本分不到，薪水是很低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所以也不升你。我们有一个日本朋友，也是耶鲁 PhD (博士)，研究佛教，他就觉得自己受歧视。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叫他的儿子到东京再念一个M A (硕士)，不要呆在美国了。夏先生是随遇而安的人，他也不觉得受歧视，他觉得我就是我。

　　夏志清：I dont care(我不在意)。我靠我自己，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学问。

　　南都：张爱玲1971年6月给你的信中，详细说了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的心路历程。你在按语里说这是她在美国奋斗十六年来，遭受的一个最大打击；你还说张爱玲是个最shy(羞涩)、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所以你觉得张爱玲在美国的不顺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夏志清：I don't know。她在上海很好的。

　　王洞：她在上海也不是不会做人，也不是不见人。可到美国之后整个人都变了。

　　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的关系就淡了。而且该上班的时候她睡觉，下午人家都走了，她才来工作。她也是生不逢时，当年像她这样好的作家，英文又不错，遇上现在中国热，她就红起来了嘛。

　　南都：1976年4月4日张爱玲给宋淇夫妇信里写道：“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现又去信说euphoria(兴致高涨)过去后，发现许多妨碍，需要加工，活用事实，请他soft-pedal(不要声张)根据事实这一点。”你怎么看《小团圆》？

　　王洞：《小团圆》是夏先生的idea(主意)，因为夏先生看完《张看》以后，觉得她应该把家里的人写出来。结果《小团圆》写成一个自传性的小说。但是因为牵涉到很多活的人，她的《小团圆》很多人可以对号入座的，宋淇劝她不要发表，她就没有发表。

　　夏志清：《小团圆》我还没有看，一定要看的。

　　南都：能否谈谈你与宋淇的交往？

　　王洞：宋淇跟他的太太人真好啊！宋淇身体不好，张爱玲一天到晚叫他们做事。张爱玲台湾的钱(版税)都寄给宋淇，让宋淇保管。可是她钱不够用就要宋淇寄来，宋淇生病都得替她寄钱。

　　夏志清：伟大啊伟大！宋淇是哥哥(夏济安)的好朋友。他念大学时我在念高中，那时候又没有电话，他到我们家里来，有时候夏济安不在，宋淇看我这样用功，很称赞我。

南方都市报  张爱玲越老越逼近文字的“黑洞”   2013.03.29

　　受夏志清之约，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写作了代跋《“信”的伦理学》。在文章中，王德威将张爱玲晚年对疾病细腻入微地描写，放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从“病”中提炼出身体艺术的意味。除对张爱玲及张派作家作品有深入研究外，他也是张爱玲英译《海上花》出版背后的推手。王德威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讲述张爱玲晚期风格。

　　重复的叙事学

　　对张爱玲而言，她的晚期风格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自觉和自我反省她所擅长的家族记忆、家族史的写法，她所倾心的《红楼梦》、《海上花》，她好像有一个大盘整，就是“重新再来一次”的计划。她跟信任的几个朋友之间的通信、联络之间，不断地讲这些计划，这是她执着的地方。这样的计划从纯文学创作的观点看，会觉得是了无新意，因为都写过嘛，但是创作这个东西也不见得就是以推陈出新作为唯一的指标，重复地去雕琢或者衍伸出来不同的思维方式、书写风格也是一种创作。我认为张爱玲晚期变成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执行者。

　　我们从张夏通信里可以看到，她从1963年《金锁记》准备英译，到PinkT ears(《粉泪》)写作、出版不顺，辗转改为《北地胭脂》(《怨女》)等等，这种做法从心理学的机制讲也许是种压抑的回返。她有一个好像创伤的东西，不断地要去重新回溯，不断去改、去想去思考。或者如我所说，这是创作格局的另外一种开启。不见得是自己对自己炒冷饭，退缩的做法。创作对她来讲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待“中国式的戏台”

　　张爱玲在给夏先生的信中谈到“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也显示出她在创作上的一个自觉的位置。她的确不只是替西方人想象的东方情调再加上更多的色彩，而是去拆穿整个中国式的戏台。其实她不只是在与西方人对话时才开始这么做，她一直在不断地拆穿“五四”以来光明的、革命的东西。她这种自觉自省、不由自主的颓废的创作美学，其实在现代中国文学语境里，40 年代已经有了。

　　但她也不是一清二白的，也有“为稻粱谋”的成分在。不只是《小团圆》，她最早的英文写作里其实有很多东方情调在里面。

　　疾病的现代隐喻

　　在信中，张爱玲描写这些年她成了病的奴隶。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残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芥川龙之介最后自杀，他写《地狱篇》，逼近在地狱的边缘，在他自己堕落的那一刻里，去做一种耽美式的赏析或者批判。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的。比如伍尔夫，最后自杀了；萨缪尔·贝克特，他那种绝对孤寂的写作状态，和他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本身空无和虚无的感觉。你有时候觉得生命跟创作不见得一定要分那么清楚。

　　当然我们常常用新批评的方法说，不能把作家本人的生命历程或是他的意图套用在作品的解读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讲一种写作的状态，用张爱玲的话来讲“清贞决绝的”。她不是唯一的，在现代主义的风潮之下，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作家，像三岛由纪夫，他当然很华丽，自杀式的表演；普鲁斯特，关在屋子里，梦想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所以“病”到最后，它的征兆可能就是她的文字。

　　具体到张爱玲在现代主义的创作美学和身体语境里的特殊性，生命的最后，她几乎是在完全荒谬的逃逸的状态里面。或许她真的写不出来了，她逃离一个现场，逃向另外一个写作的状态。写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创伤的内核，就是她的那个家族的童年记忆，或者是她的爱情的挫败，太深刻了，她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怎么写都写不进内核，到边缘上就逃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论是放弃，还是另起炉灶。这个当然是我的猜测，但是最后她写了《小团圆》，她又把家族故事写了一遍，她总算写出来了吗？写出来不发表，那又是另外一种逃避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她的逃难跟20世纪下半段，中国人在国族分裂的状态里的“离散” 又不太一样。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没有什么国家主义的信仰，但她也在逃难，她在逃什么难我们很奇怪。当然前面是逃共产党，逃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好莱坞的旁边，诡异得不得了。你也可以讲她的逃难，已经内化成一种自我的疏离。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代主义式的东西也许真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尤其在中国的语境里更特别。我们的文学语境强调革命、启蒙或者所谓的“大团圆”，张爱玲用“小团圆”本身就是绝对的讽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谦卑地不用强作解人。

　　信的伦理学

　　在西方的文学研究里，书信集一向是很重要的依据。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用e- m ail用tw itter用blog等等，书信也就谈不上了。书信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字记录，从文学本身的审美意义上，可以看出张爱玲的风格。当然也有一种窥秘的心情，看到她跟某个人的私人信件。张爱玲式的，有矜持的一面，看不出她的底线在哪里。但是仍然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比如她对文学的看法等等。

　　为什么要写信？夏先生写得很勤，张爱玲在某一个意义上，也就是送了很多像电码一样的东西，还是跟夏先生或者跟庄信正、宋淇夫妇保持了一些联络。所以还是一种人间关系的若断似绝的联系。你看了这些信还是很感动，我用一个很张腔的话来讲，就像《封锁》里面那个“铃铃铃”的声音，渗出讯号，让她的生命好像又有了某种氛围。这个张爱玲有相当世俗的一面，相当人间人情味的一面，哪怕这个人情味是多么的不圆满。

　　从《海上花》到《小团圆》

　　我觉得《小团圆》的后半部像要给张迷做见证、对号入座似的我们总算得其所愿地看到了我们想看的东西，她没让我们失望。后半部分，用胡兰成的话讲，是有 “刀兵之气”的。任何喜欢“华丽”和“苍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失望，因为杀气出来了。我自己喜欢《小团圆》的前半部写家族的故事，很多人觉得琐碎、冗长，看不明白这四大家族怎么回事。但是她的笔法，任何看过《海上花》的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张爱玲是用了《海上花》的穿插法。从1890年韩邦庆的《海上花》一直写到1976年，在这层意义上，她在为上海做一种家族史的作注的风格。细心看的话蛮有趣的，她在跟韩邦庆对话。

　　《海上花》是她晚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寄托，从1960年的初期到逝世，整个就围绕着《海上花》。她在哈佛两年的时间在翻译《海上花》。这个书的出版很传奇，原本在张爱玲搬家时弄丢了，后来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告诉夏志清先生说，《海上花》的翻译找回来了。

　　“凶险”的面向

　　但是她够狠的。前两天电影导演李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张爱玲贼，贼得不得了，她其实知道她在干什么，就是写《色，戒》什么的。张爱玲的东西如果只是用 “华丽”跟“苍凉”这种泛泛指词，就很轻，尤其是当它变成一种俗话、套话。李安对《色，戒》有种特别的感受。我倒不会用“李安式”的形容词，我觉得是“凶险”情色跟政治，你死我活，暗杀，同流合污，这里面有很刺激的部分。王佳芝不是单纯的猎人与猎物，说不定最后一刻，她的牺牲成全了情色之欲的高潮也不一定。我们以前谈张爱玲，但从来没有像《色，戒》拍出来的这么不忍逼视的感觉，包括中间很暴露的性场面，如果说只是为了色情而色情，那大概小看了李安。我想张爱玲想讲的是比这个还凶险的，不管你是不是汉奸，在人生那样一种决绝的情况里，你对政治的奉献、牺牲、妥协，和你在真正的欲望黑洞前的诱惑、妥协、考验。

　　鲁迅也有这一面。鲁迅在《野草》里讲过“无物之阵”，就是生命理性之外的一种黑暗，你没有办法去逼视。那种东西你可以用“革命” 做代名词，革命好像是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但是革命之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鲁迅的尖锐在于总是要告诉你，你以为你得到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无物之阵”。

　　张爱玲晚期的东西是要去碰触那个“黑洞”。所以这些伟大的作家都写出了文字所不能及的一种晦涩的、隐晦的不可逼视的状态。晚期的张爱玲写出来了，而且越老越逼近它，那种有点恐怖的凶险。

　　张爱玲与他人的信件，目前只剩下最重要的宋淇夫妇与张爱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通信还未发表。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告诉南都记者，这批信件总共六百多封，“张写四百多，宋邝两百多，大概五十万字。目前仍在整理。”

　　宋以朗说，就他目前整理的信件看，涉及到张爱玲在加大离职的理由，“陈少聪、夏志清、庄信正等有些说法，但她对宋淇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此外，有关《秧歌》、《赤地之恋》的来由，尽管麦卡锡、宋淇、水晶、柯灵等已有说法，但张对宋淇后来说出了更详细的来由。

　　采写：南都记者邵聪 实习生 纪红妍 杨子莺

　　(感谢纽约大学吴谦先生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上海青年报     张爱玲信件出版晚年窘迫隐私曝光 张迷:留点面子     2013.04.03


晚年张爱玲（资料图）

　　最近，张爱玲正在遭遇一些“曝丑”运动。她身前保持通信的朋友——那些她信任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开始不断地将张爱玲写给他们的信结集出版，毫无保留。

　　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且，她的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也被人一一整理出来出版。“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有张迷苦苦哀求。张爱玲被“曝丑”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讨论。

　　张迷痛心：拿信出书影响张爱玲形象

　　不久前，夏志清推出了一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新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

　　现年92岁的夏志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身为文学评论家的这位老先生与张爱玲关系甚为密切，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给予了张爱玲前所未有的至高评价。张爱玲很信任夏志清，所以晚年在信件中写了自己很多的不幸。

　　“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不知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信张爱玲这样写道。夏志清老先生自己也说，“她真可怜，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求我帮忙。”

　　张爱玲这些困窘中的求助，当然也随这本书的出版而公之于众。

　　往日何等优雅的张爱玲，一大把年纪在异乡还要“逃虫难”，还要广为求助，这实在令人震惊。就连推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评论家马家辉看了这些信也忍不住感叹“女作家如丧家犬，遗世独立却独立得非常狼狈，闻者不忍”。

　　去年，曾向张爱玲约稿而与她保持10年通信的《联合报》编辑苏伟贞，在中国内地出版了《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了张爱玲的10余封书信，里面也涉及了一些隐私。苏伟贞自己也说，通过之前披露的信件，和张爱玲写给她的信，可以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她会像一般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

　　本报记者注意到，几乎收到过晚年张爱玲信件的重要人物，都已经或准备出版这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披露出的张爱玲境遇，一些报章甚至以“生活拮据”、“生活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形容之。

　　也因此，出版张爱玲信件的出版社让一些张迷分外痛心，“手下留情，给张爱玲留点颜面吧！”“张爱玲爱面子，你们这样做是爱张爱玲的方式吗？”有读者质问道。一时间争议四起。

　　专家叫好：作家未公开书信极具史料价值

　　最近又传来消息，张爱玲译稿中的最后一部未出版之作《少帅》在经受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整理”，准备出版。问题是，因为整个写作过程张学良都拒绝采访，张爱玲生前对这部作品显然并不满意。但就如她生前想销毁《小团圆》手稿，但身后又被强行出版那样，《少帅》的出版看来已不可避免。

　　张爱玲是一个对作品要求很高的人，即便是晚年生活困窘，不满意的作品她还是会坚持不出版。而这几年她不断有遗作被发掘出版，这些作品质量差强人意，让一些张迷颇为失望。这等于是对张爱玲另一种形式的“曝丑”。

　　“觉得《小团圆》已是底线了，现在披露成风，只想如何取悦世人，不想日后天上相见，这个情形是不是她愿意见的？”张迷“gersugar”在网上留言说。

　　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张迷痛心，一方面却是专家叫好。夏志清对出版张爱玲信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说出真相”。宋以朗也力挺夏老：“看见有人对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痛心疾首，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等。张爱玲会满意吗？”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张学”研究学者陈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她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并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书信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律师解释：于理无疑问、于情欠妥当

　　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一些法律界人士。他们告诉记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信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因此作为收信者，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而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张爱玲这些书信出版前都征得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同意，所以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宋以朗将张爱玲遗作一部部拿出来出版，那更不存在法律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遗产执行人，在法律层面，他想把张爱玲作品怎么样处理都可以。

　　但现在的问题是，并非法律可以代表一切。

　　“如果专家为了研究，不顾读者的感受，将张爱玲的隐私公之于众，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值得讨论的。毕竟张爱玲不只为几个研究专家或者遗产继承人所独有，她更属于许多喜爱她的读者。专家如果要研究，完全可以将一些敏感的张爱玲信件作为‘内部资料’在圈子内传阅，而不必公开出版。这股以研究之名，而引发的窥私热潮，可以适可而止了。”评论家金哲对记者说。（记者郦亮）

时代周报  张爱玲与夏志清135封通信争议中出版，夏志清、王洞夫妇独家讲述张爱玲的后半生：破碎的美国梦    2013.04.11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张爱玲18岁在散文《天才梦》里写：“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当时她没有想到，晚年的自己真的要被“虱子”折磨。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有新闻报道说，在她家里看到雅顿的防皱胶囊、露得清的护肤品。是真是假无从判断，只是让生活在现代的大陆读者一愣：1995年，至少她确实有可能用得上雅顿和露得清。这可能性总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她像是只活在旧上海的公寓楼里，鸟笼子似的电梯，路上有电车叮铃铃。

“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是人们已经太过熟悉的旧上海，后半生是美国。在美国的这部分是陌生的，《小团圆》出土的时候人们猜测她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回忆和自恋。幸而这段生活有白纸黑字的铁证可循，那就是信件。张爱玲避不见人，信件成为和外界联络的重要方式，最主要的通信对象是宋淇夫妇和夏志清。而夏志清作为“登高一呼”给予张爱玲文坛重要地位的人，和张爱玲的通信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今年3月，92岁高龄的夏志清在台湾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心急的大陆读者都在想办法托人购得一本先睹为快。张爱玲在美国的境况，因此有了清晰一些的面貌。

不是给看笑话的人看的

2008年庄信正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84封信。2012年苏伟贞出版《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十余封信。这次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公布张爱玲给夏的信件118封，夏致张氏信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比前两者都要轰动得多。

张爱玲到美国之后，和夏志清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通信。1963年以前的信已经遗失不见，夏志清猜测可能因为搬家而被丢弃。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要做一个专辑，希望夏志清将张爱玲的信发表。夏志清整理后，从1997年4月起在《联合文学》连载信件，每封信后都有夏志清的按语，说明信中内容和当时的情况。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的时候，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暂停了连载。到2002年7月，夏志清又发表了第101、102、103三封信之后，《联合文学》主编工作变动，不了了之。

最终的集结成册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场大病有关。“当时，他就说，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张爱玲的信放在哪，好像在跟我交代后事。”夏志清夫人王洞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来夏志清身体康复，此事再度搁置。2011年，夏志清忽然给联合文学出版社的张宝琴写封信，说自己要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社大喜，让总编来接洽此事。“其实，我想就是他年纪大了，应该出这么一本书。”王洞说。

夏志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最新披露的32封信无法亲自编写按语，都由王洞代为完成，夏志清再检查，认可按语发表。王洞自称“我这个人对文学没有兴趣”，但还是花了很大精力完成按语的编撰：“我想，你答应了《联合文学》，不能耽误人家，所以我来做吧。”她参考了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写这些按语我就看了庄先生的那本书，跟他学。”

“你可以从中看到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奋斗，这些个生活最后是怎样影响她的创作，怎么样改这些文章。”这是王洞眼中张爱玲信件的意义。“我们发表这些东西不是给看笑话的人来看的。”

谋生的刀子悬在她头上

1955年，孤身一人的张爱玲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由香港到美国，抵达纽约时近午夜。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在经历了历史的分岔口之后越走越远，香港聚集了好多上海人，夏志清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

人们后来知道，张爱玲到美国先住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1956年3月，她申请到文艺营住半年。文艺营由一位作曲家的遗孀创立，给艺术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创作。36岁的张爱玲在此认识了66岁的赖雅，半年之后，在纽约结婚。婚后张爱玲打掉了孩子。

夏志清和张爱玲的通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无法完整见证张爱玲的美国生活，但也覆盖了其中的大部分。1967年4月，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要离开俄亥俄州去纽约暂住两个月，夏志清当然邀请张爱玲在纽约相聚。1967年5月14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眼睛出血看医生，“天天从下午忙到天亮，虽然想听唱片，也想到府上见你太太，只好都搁下来。自己朋友，想你不会生气的。”

夏志清看了很难过，总觉的她是为了赶稿，伤了眼睛。不该嫁给又老又穷的赖雅。为了生活，去翻译，去教书，去做研究。浪费了她的才华。

张爱玲是在上海滩“成名要趁早”的热门作家，非要到美国受罪，张迷们看着心痛，旁观者也确实不解。有媒体曾经报道夏志清说过张爱玲有“美国梦”。王洞却对夏志清是否说过这句话表示怀疑：“我不记得了，上回媒体访问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学生来这儿录音的，‘美国梦’可能不是夏先生讲出来的，讲话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谁讲出来的，写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但王洞认为张爱玲确有在美国成名的野心。她也经历过华人都向往美国的那个时代：“我相信那个时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非常地向往美国，那是美国最好的时候。到台湾、香港，都觉得不如到美国来得安全。张爱玲到美国来，她当然希望在美国出名吧。”

张爱玲到美国的前一年，《秧歌》在《今日世界》连载，后出单行本，销量没有口碑出色，但各种较好的书评给了她信心。到了美国，写作上的打击随之而来。张爱玲在1964年10月16日给夏志清的信里提到过1957年遭遇过的一次退稿。有一封退稿信对《粉泪》（Pink Tears，即《怨女》）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1964年11月21日的另一封信中，张爱玲谈到东方文化：“我有一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句话引发夏志清的极大共鸣。他在按语里说，自己也持同样态度：“其实我在大学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

当时美国人喜欢的华人作家是韩素英（韩素音），写中国女子与白人的爱情，张爱玲在1965年12月31日的信件对她也有评价：“韩素英除亲共外，也sentimental（编者注：夏志清认为sentimental这个词在英文里含义丰富无法用一个汉语词汇代替，故本报在此不翻译），写与白种人恋爱，也使读者能identify（认出）自己，又引些古诗等，不但慕风雅的suburbanites（乡下人）喜欢，就连像高先生，并不亲共，也熟悉中国，照样喜欢而且佩服。各人口味不同，我自己也爱看些并没有什么好的书。”

张爱玲英文优秀，拦在她和美国读者之间的是文化上的不认同。她拒绝异域风情式的写作，无法在美国用笔谋生，谋生的刀子却悬在头上。

工作屡屡受挫

张爱玲没有大学文凭，众所周知的是她在香港大学读了一年多以后战事爆发就回上海了。写作无法维持生计，张爱玲就开始编写电影剧本、翻译作品，也被派去做些指定题目的中国研究。张爱玲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但是不善交际也不善做研究，都以离职收场。夏志清猜张爱玲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是“厌恶”：“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c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编号25封信按语）

赖雅生病花光了二人积蓄后，张爱玲为糊口进入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因为夏志清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市在赖氏女子学院设立的研究所工作，赖雅8月抵达，10月即离世。张爱玲开始独居生活直到终老。在赖氏学院张爱玲的工作是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虽为生计，也是兴趣所在，到底心情好些。张爱玲数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围同事并不融洽，1969年1月3日在信中告诉自己在赖氏学院的状况：“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 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1年和陈世骧有矛盾而丢掉工作，被夏志清称为“在美国奋斗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击”。张爱玲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和陈世骧的对话，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笑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从这句话开始生气，此后沟通无果，坚持解雇张爱玲。夏志清在按语中补充说明，陈世骧和自己兄长夏济安、张爱玲好友庄信正关系都很好，最初对张爱玲也无敌意。有解雇之结果，一是张爱玲平时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议”，二是张爱玲在研究任务上和陈世骧沟通不善。这件事给张爱玲带来打击，不仅在丢失工作，更在影响的她心情，夏志清曰：“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1971年秋张爱玲搬到洛杉矶，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固定收入，幸而旧作大量发表而有稿酬。1974年6月9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描述自己是“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即要赚稿费。《殷宝滟送花楼会》、《连环套》等作她都觉得不好，犹豫之后仍同意发表。这段时间香港大学要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研究，张爱玲也在这封信里托夏找相关书籍。夏志清给这封信写的按语几乎称得上“痛心疾首”：“作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么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都要比研究中共术语有趣得多（注：张爱玲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任务是中共术语）。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

生命尾声的虱子

张爱玲（上世纪）70年代起在洛杉矶居住，度过一段平静日子，虽然信里经常提到感冒好不了。1974年5月17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这种‘无事忙’实在使人无法相信。”夏志清在按语对此宽慰：“最让张爱玲高兴的，我想是她又进入了‘无事忙’的状态。既无公事要办，又不必从事于无聊的研究。”

1984年11月5日，张爱玲第一次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虫子”：“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匆匆写张便条寄地址来。” 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称自己一年都没有固定地址：“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

之后三年张爱玲都没有给夏志清写信。夏志清隔一段时间去信问候，都没有回音。网上有说法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多达180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180次搬家”确有其事，但张爱玲在这段时间内因她认为的虫难频繁搬家是可以从信中看出来的。

1988年夏志清再度接到张爱玲来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张爱玲根本收到了没有时间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这封信里提到自己去看了医生，查出“皮肤过度敏感”，用药立刻好了。据此可猜测，“虫难”也许只是皮肤敏感的瘙痒，她当时还准备写篇文章回顾这场“人虫大战”。

按说“虫难”已告一段落。1991年11月1日的信中张爱玲再度提到“虫子”：“先些时我又因为逃虫患搬家，本来新房子没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内泛滥，杀虫人全都无效。最近又发现租信箱处有蚂蚁……接连闹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人虫大战”不过是张爱玲的心病。夏志清夫人王洞不想轻易下判断：“我们不在洛杉矶，不晓得她到底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肤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关系，这就很难讲了。”

学者陈子善则将其归纳为作家敏感天性：“说有心理问题要有论证。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难成为大作家。”王德威则干脆把张爱玲的疾病缠身上升到“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残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

有《小团圆》对号入座大八卦的先例，很多人都等着张爱玲在信里谈论胡兰成。夏志清公布的信件中，这部分内容并不多，两处而已。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1975年12月10日中还有一段：“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张爱玲和夏志清是作家和批评家而产生的朋友关系，张爱玲一直保持距离。张氏和宋淇夫妇的通信尚在整理中还未公布，但她和宋淇夫人邝文美是好友的关系，应该会有多一些感情内容。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友谊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张爱玲刚到美国时经常在信里托夏志清帮忙，最多的是求推荐。张爱玲也矜持，信里最常见的是“请不要特地回信”“请不要特地写信为我……”。夏志清不善求人却硬着头皮都去帮张爱玲做了。张爱玲数度提出要给夏志清算介绍出版的commission（佣金），夏志清猜测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当然自己是“不会拿她一分钱的”。

张爱玲越到晚年越孤僻，来信经常嘱咐“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虫难”不断的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电话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外泄，自己不爱接听陌生人电话。1988年4月6日信中张爱玲汇报皮肤瘙痒问题已解决，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夏志清没有很快打电话，在回信中谨慎友好地提出可否讲讲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号码），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还有兴致），请把新号码给我。”显然是想通话以开解、宽慰张爱玲。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执）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个人）气息很浓。”如此婉拒了讲电话的要求。

夏志清旁敲侧击在信件中宽慰张爱玲，介绍自己吃的维他命种类，劝张爱玲多做运动，推荐书目。听说张爱玲家里闹蟑螂，他就分享了自家灭蟑螂心得。张爱玲抱怨牙齿不好，他详细地讲自己怎么保护牙齿，饭后一定刷牙，要有牙医指导，甚至推荐了自己用的电动牙刷：“现在新出一种电动牙刷叫Interplak instrument，我已用了两年，remove plague（清除牙菌斑）很有效。你有兴趣，不妨也买一个，大的drug stores（药房）皆销售。”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关心程度，由此可见。

时代周报  独家专访夏志清、王洞夫妇：“可惜张爱玲没赶上这个时代”    2013.04.11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实习生 尹靖霏 发自北京

夏志清十年前整理完第103封张爱玲来信之后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大病才想起来交代信件问题。夏志清大病后身体需要调养，连自己“定做”来的《小团圆》都至今未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最终的出版整理都由夏夫人王洞完成。时代周报记者连线纽约访问夏志清、王洞夫妇，请他们讲述自己印象里的张爱玲美国生活。

夏志清有些事情已经记不太清，大多数问题由王洞女士回答。提到关键问题时，夏志清会积极地在电话那头出声：“我来讲！”回忆模糊的时候，真正能在他脑中浮现的内容才令人唏嘘不已。夏志清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离经叛道”给张爱玲地位时的果断，记得自己年轻时饱读诗书的自信，记得张爱玲是“a great writer”（伟大的作家），苏州腔调里夹着英文，还是一派旧时江南才子气度。

张爱玲是很有距离的

时代周报：我们在信里能看出张爱玲“保持距离”的那种姿态，但也很惊讶她和夏先生通了那么多封信，他们之间感情的维系是在哪里？或者说她和夏先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王洞：大家都觉得，夏先生对她这么热情这么帮忙，她对夏先生这么冷淡。他们是完全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夏先生他喜欢开玩笑，见了人说些个没有分寸的话。可是他跟张爱玲见面不多，所以也不知道张爱玲对他有没有这种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爱玲跟夏先生年纪差不多，比夏先生大半岁，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可能觉得男女之间不可以太……（亲近），要保持距离。其实张爱玲和他通信不大讲隐私的，跟宋淇当然不同，因为她和宋太太是好朋友。不管是跟庄（信正）先生的信也好，夏先生的信也好，张爱玲根本不讲自己的感情隐私，都是很有距离的。

但夏先生欣赏张爱玲才华，其实连不像张爱玲这么有才的，夏先生都愿意帮忙，张爱玲他当然愿意帮忙。当张爱玲在美国出版界打不开路子的时候，只好什么都委托夏先生，换句话说，她对夏先生很信任，皇冠的合同是夏先生帮她订的。其实夏先生是很不会做事的一个人，居然给她搞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尊重，一个信任。

我觉得夏先生对待张爱玲，真的是无话可讲。

时代周报：通信里他们有对文艺作品看法的交流，他们在文学上的品位很相似吗？

王洞：夏先生和她的品位差不多。夏先生说的话，她都同意，她说的话，夏先生也都同意，但从信里看得出来，她读的西方名著并不多。虽然她的英文很好，因为她母亲很重视她的教育，希望她到英国去留学。

夏志清：她看的（外国文学）不算多。

王洞：她喜欢看一些人类学，喜欢《叛舰喋血记》，这种故事看了好多，好像经典的作家她看的不多。

时代周报：夏先生现在怎么看当初对张爱玲的评价？

王洞：当年张爱玲在上海也挺红的，可是没有很多人把她当做一个很serious（严肃）的作家。夏先生当时也当然考虑很多，很大胆地把张爱玲的地位提高了。

夏志清：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 （我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她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写了以后，大家都相信了。

我是学英国文学的，看过很多西方名著。我的看法与人家不同。我有confidence（自信心）， 对自己的自信心很高。人家都听鲁迅讲什么话，胡适讲什么话，我根本用不着。

王洞：夏先生在中国是学英国文学的，他在中国的时候，不大看中国的小说，所以他就不受成见影响。别人都是，一定是鲁迅好呀，一定是老舍好呀，他自己完全是凭他的感觉。夏先生胆子很大啦，把张爱玲提得很高，我想张爱玲的确是好，就像夏先生把王德威捧得这么高，的确是这么好啦，人家就是站起来了嘛。不要说得他好像那么自大，别人比不过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成见的影响。

她希望做畅销作家

时代周报：很多大陆读者都很惊讶，原来张爱玲在美国过得有点落魄。

王洞：张爱玲在上海的时候挺不错。后来你看她的小说，看她的文章，她一辈子都缺钱花。到了美国，自己结婚也结得不好，嫁的老头子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又穷，她一直为了谋生很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又很苦，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知道张爱玲这样苦”。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她在美国的英文写作努力？

王洞：张爱玲到美国来，刚刚出了《秧歌》，虽然不畅销，可是书评是很好的，她对自己大概也有一些的期许吧，想要用英文写东西。结果你英文写好的东西，第一要有出版商啊，出版商对你没有兴趣就没办法。她没有好的经纪人，出版弄不出嘛。后来，夏先生虽然把她捧得很高，但夏先生只是一个学者呀，但你看张爱玲，希望能够做畅销作者，能够多卖钱。

现在哈金那么出名，因为在美国有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叫奥普拉·温弗瑞，在节目上建议大家读他的书，那本书就畅销，又得奖，哈金就出名了。但张爱玲可惜没有这么一个人去捧她。

时代周报：夏先生其实为了她进入主流做了很多尝试。

王洞：是。可是夏先生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只能在学术上帮助她。但她希望出名，所以她让夏先生拿给这个人看，拿给那个人看。夏先生没有为他自己或者为我求过任何人，但为了她，他硬着头皮叫教授看她的东西。一般美国人看东方小说都想看些exotic（奇异）的东西，但张爱玲的作品不对他们的胃口。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不受认可，主要是什么原因？

王洞：我想，一方面是媒体，一方面是时间不对吧。现在中国开放了，中国强了，所以大家都去学中文，中国人哪个方面都扬眉吐气了，现在这么多人去学中文。张爱玲太早了一点，没赶上这个时代。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华裔作家进入美国主流出版界，有没有一些观察呢？在张爱玲的时代，韩素英好像比较受欢迎，现在是哈金。

夏志清：哈金还可以了，韩素英不算，看她干什么？

王洞：夏先生觉得，一个作家懂英文，外国的书读得多，看法就会不一样。

说到认可，我觉得这是世界的通病，大家会觉得你在美国出了名就重视你。莫言本来也是不错的作家，拿了诺贝尔奖，在国内（内地）、香港、台湾就红起来了。张艺谋、李安，拿奖都红起来了。这跟自卑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个国际问题。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莫言有评价吗？

王洞：他没看。夏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不怎么好，看书不多。他喜欢看英美经典作家。莫言得奖了，他就说：“我要看看莫言。”王德威就送他些书看，但他后来也没看。我太忙了，就看了一本《檀香刑》，我觉得挺好的呀。

无法评价她的后期写作

时代周报：《小团圆》是在夏先生的建议下写的？

王洞：是，她自己说是为夏先生“定做”的。当初夏先生看她写《张看》，觉得她应该把家里的祖父祖母都写了，结果发展成了一个自传体小说，超过了夏先生给她的建议。写出来之后，很容易对号入座，那个时候胡兰成刚好在台湾，张爱玲又怕胡兰成乱说什么话，宋淇建议她不要发表，夏先生就没看过她的原稿。等到书出来的时候已经2009年了，夏先生在医院里，到现在还没看这本书。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张爱玲后半生在美国的写作有什么评价？

王洞：夏先生没什么评价了，也不能说她不努力，她在努力修改自己的东西，她到美国的后半生，都在反反复复地修改。但你看她写给夏先生的信，她根本是在为生活奔走、奔波。她是一个作家，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根本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人，不是一个会写论文的人。这些工作就是要她教书、做研究啊，像夏济安、庄信正可以做的事，但她没这些训练做不了，虽然她比他们更有才。这些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苦差，都是为了钱，所以真的讲起来，是非常不幸的。

时代周报：有人说信件披露出来损害她的形象。

王洞：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看了，当然都觉得她很可怜，我想对她的形象不该有什么损害。因为夏先生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是怎么样的奋斗，是生不逢时。但她当然是一个不朽的作家。我朋友看了信以后说“我以后不要做张爱玲”。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一直在修改作品是心理问题吗？好像有点强迫症了。

王洞：我想王德威的文章中好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不一定是这样。要写东西，就要写身边最熟悉的东西，她最熟悉的就是她从前写的东西，而且她的文章常常被盗版，被别人翻译她都不喜欢，要改。她求好心切啦，一直在改来改去。我没见过她，我相信她自己也知道她这些作品将来会留下来，她希望写得好。

时代周报：王德威还说她生病是某种身体艺术。

王洞：夏先生对这些身体艺术不欣赏，他是老一派的人，王德威这样看的话，夏先生不一定同意。

我看张爱玲写的《张看》、《对照记》，她的母亲、姑姑、祖母，都有点孤僻，也许这种孤僻是有家里影响，那种环境，还有这种遗传。她可能有一点孤僻吧，到后来变为逃避。


王洞执笔按语，澄清夏志清情史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夏志清两段关于自己情史的按语也引来不少读者的“八卦心”。编号23的信件按语中写：“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约会）过。”

编号44的信件按语里则披露自己和陈若曦、於梨华的恋情：“卡洛（夏志清前妻）也是耶鲁大学的硕士……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我到哥大以后，找我的女孩子太多，使我动情的第一个女孩子便是陈若曦（名秀美，英文叫Lucy）。她似乎对我也有意，我便对卡洛说，‘我爱Lucy，我们离婚吧。’卡洛大哭一场，Lucy也无真心嫁我，之后嫁给段世尧便回大陆‘报效祖国去了’。直至於梨华搬来纽约，我又出轨，卡洛便交了一个男友，决定离婚。并非如陈若曦在其《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所说‘原配早不满丈夫喜欢中国女生，发现他和王洞谈恋爱了，和人私奔并铁了心离婚’。陈若曦……希望我写序并帮忙她来美，我们旧情复燃，又谈起恋爱来了，她在书里对跟我的两段情，只字未提，却借我与某编辑的一段情，对我的前妻及王洞加以人身攻击，也丑化我。”

时代周报：夏先生在信里也披露很多八卦，好多读者都把焦点集中在这里。

王洞：张爱玲把夏先生写的信都丢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夏先生给张爱玲写了些什么。但是你看出来，夏先生跟她讲过，年轻的时候想追女朋友，根本没有追到。所以书里只有夏先生的八卦，并没有张爱玲的八卦。她在信里连她的丈夫都很少提。

有人爱看八卦，另一些人就好像故意写一点八卦的东西，把它渲染一下，让大家来买书买报。譬如说有人访问陈若曦，在有限的篇幅里，提到夏先生与某编辑的恋爱，经陈若曦的劝阻，才没跟我离婚，好像她是个大好人。夏先生虽然讲了他结婚以前追的女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关于他自己离婚时候的情况，反而没有讲多少。陈若曦、於梨华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

时代周报：所以后面包括离婚，还有陈若曦、於梨华那部分，是你加的，你想澄清一下？

王洞：陈若曦写了一本书，造我谣嘛。夏老师喜欢女孩子，比如你来，他也会很喜欢你。你知道女孩子自重的话，夏先生也不会怎样。夏先生对他的女学生也很规矩，多漂亮的女孩子他都没去追。但有的人是作家，就利用夏先生给她们写序，和他谈情说爱起来。我作为一个太太，知道了当然很生气。

你不讲夏先生和你谈的恋爱，把别人和夏先生谈的恋爱说出来，而且造谣。像我和夏先生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办离婚，我跟他的婚姻破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她前妻不能忍受丈夫两次出轨，就找了个男朋友，等她男朋友离了婚，他们才结婚，并没有与人私奔。

夏先生太天真，我跟他吃第一顿饭，他和什么人谈过恋爱，为什么要离婚，就都告诉我了。他是教授，我在哥大做事，也不敢得罪他，后来若即若离的，我就到别的地方教书了。他离了婚，我们才在一起的。他觉得和这些女作家谈恋爱，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这些个女作家觉得他很有用，不肯放弃他，一定要和他做朋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等到夏先生老了，她们来欺负夏先生，毁谤我，连累他前妻，实在卑鄙可恨！

夏先生看了陈若曦的书很生气，才把当年陈若曦怎样引诱他，描绘出来，他要写出来。可是他老了，那有精神写？我伺候他，没时间替他写，就在书里澄清一下。将来我会写自传的，这个事情不可以造谣的，夏先生保留了所有朋友的信，包括情书在内。

城市快报    为了研究还是为了窥私？    2013.04.13

　　说到张爱玲，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此，在张爱玲的研究者和不少书迷的眼里，她的只字片语都让人万分珍惜，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于是，一直以来，有关张爱玲的作品层出不穷。连张爱玲遗嘱中交代“要销毁”的长篇小说《小团圆》，都被后人整理出版，遑论她的亲笔书信。

　　就在不久前，现年92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出了一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本集子中收纳了其与张爱玲通信的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对于这本书，不少张爱玲的研究者认为，它为我们更深地了解张爱玲打开了一扇窗；而一些书迷则认为，这样毫无保留地透露张爱玲的隐私，让人很难接受。

　　支持者

　　私信让人们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包含相当广泛，有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的文字，不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也非常广。对于为何决定出版这些私人信件，夏志清的回答是：“To tell the truth（为了说出真相）。”所以，每封信的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进行批注和说明，这将更有助于人们解读张爱玲。

　　晚年的张爱玲身在美国，很信任夏志清，在信件中不仅对他诉说了自己生活的现状，更是将经历过的不幸也全盘托出。“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不知从何说起……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

　　总的来说，通过夏志清先生对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张爱玲，尤其是晚年的她“隐居”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或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有张爱玲研究学者认为：“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质疑者

　　能给张爱玲一点尊重吗？

　　在夏志清出版这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之前，曾向张爱玲约稿并与她保持10年通信的《联合报》编辑苏伟贞，也出版过一本《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了张爱玲的10余封书信。里面涉及了张爱玲生前的一些隐私，比如“她会像一般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这就像夏志清的书中提到张爱玲生活居无定所、四处奔波一样，在读者看来，往日孤傲优雅的张爱玲，形象被完全颠覆一大把年纪在异乡孤独地过着类似逃难的生活，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除了夏志清和苏伟贞，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公寓去世，遗物则交由学者宋淇及其妻子宋邝文美保管。后来，宋淇和宋邝文美出过一本与张爱玲往来书信的《张爱玲私语录》，书中也提及张爱玲的一些“小秘密”，比如张爱玲的“三围”。1956年11月，张爱玲在美国写信给宋邝文美，要她帮自己做旗袍，张爱玲不仅对颜色、花型、滚边、盘扣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中还标注了三围，尺寸是英寸，让人看出虽是晚年，张爱玲的身材仍算是很窈窕了。

　　“给张爱玲留点颜面吧。”“张爱玲如果知道了，她会满意吗？”在夏志清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之后，许多书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样将名人的隐私曝光，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吗？

　　的确，虽然对于张爱玲生活深入的探究让专家叫好，但私人信件的公开发表让不少书迷感到痛心。在一些论坛上，记者看到这样的话：“你看张爱玲孤独，也许她就要这样的生活……你们能给没有伤害到谁的一个弱女子一点点尊重吗？”他们觉得，虽说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外，其他与之有关的资料，包括书信也是我们了解她的最直接的资料，甚至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然而，一旦这股“研究之风”掺入了“窥私热潮”，那么，还不如适可而止为好。

　　评论

　　多些尊重，才能更好地了解事实

　　隐私遭遇曝光，在文坛，张爱玲不是第一人，但就“惨重级别”来说，也算是“登峰造极”了。纵观以往，隐私被曝光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2004年，一本名为《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书信集出版，内容是王小波与李银河20年间的情书，而书一上市，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怀念爱情，为什么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何况王小波已经不在人世。死人不能说话，他是否同意公开，这对他公平吗？于是，情书的出版终于令一些读者爆发出积蓄已久的怀疑与愤怒，甚至有人质问李银河，曾经和王小波相恋多年，她又怎能忍心让其“身后衣不蔽体”？《爱你就像爱生命》公之于众，是否意味着她背叛了王小波？或者干脆有人直接问：“她是不是缺钱花？”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何必公之于众？虽然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出版之后，便有人大声疾呼：“请不要惊醒沉睡的死者。”但同时，也有人承认，读过这本书信集之后，感到王小波确实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东西对美与智慧的渴望，对自由思考的寻求，令人别有一番对生命的领悟。而李银河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许多年里，极少长篇大论地评价他，只是默默地整理出版他的东西，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王小波这个人，即使这本《爱你就像爱生命》有揭秘二人爱情隐私之嫌，但给读者带来的精神享受确实值得肯定。

　　除了王小波之外，鲁迅的书信中揭示出的其生活隐私也是许多人关注的对象。很多年来，关于鲁迅，除了其诸多作品之外，他的书信集以及日记也是鲁迅爱好者争相购买的书籍。根据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人们能了解到他生前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给予他们很多帮助；了解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迷，在上海生活9年，观影141场；了解到他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恶化的……这些，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集里都能找到影子。虽然有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失和一事涉及鲁迅的隐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个人的断交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与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所以，周氏兄弟的失和，既是他们家庭的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

　　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分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专家学者在研究名人书信的时候，如果遇到类似特别有价值的、一定要说之事，不妨多点道德自律，而非单纯揭秘隐私，读者也不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勉，在尊重已故名人的同时又对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又何尝不可呢？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蘋果日報    張的信   邁克   20130416

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當然是看張的重要資料，不但以前許多關於她作品想不透的問題豁然開朗，也提供了不少生活和為人的寫照。筆下數十年如一日的平淡，比和宋淇伉儷的通訊更甚，迷戀她上海時期百媚千嬌的讀者難免媽媽叉叉，嫌文字濃度密度遠不及黃金代表作，但我覺得能夠在大風大浪中保持清寡如水，未嘗不是一項成就。何況，再珠光寶氣的艷婦也有落裝的時候，要是每一行字都填滿蝴蝶標本的精妙比喻，停不了表演《第一爐香》的切冷牛舌頭，蚊子血和硃砂痣此起彼落，才教人受不了哩。

夏先生的按語珍貴得很，有種解鈴還須繫鈴人況味，否則猜測信中誰是誰就夠頭痛。偶爾的糊塗也充滿趣味，譬如第三十二封，指張一九六七年在紐約小住兩個月目的是人工流產，並且言之鑿鑿「根據鄺文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就令我啞然失笑。《小團圓》前言宋以朗裁剪宋太太舊箋，引了一句「Stephen沒聽見過你在紐約打胎的事」，可並沒有註明何年何月呀，夏先生明明看過司馬新的《張愛玲與賴雅》，還親切地稱它為《張賴》，怎會不記得書裏第六章寫才女一九五六年三月在麥道偉文藝營邂逅未來第二任丈夫，在同年八月共諧連理之前，曾經徇經手人要求拿掉腹中塊肉？我印象特別深刻，因為讀到的時候大受刺激，雖然司馬先生引的是賴雅日記，資料百分百可靠，感情上卻選擇半信半疑，直到後來自傳體小說《小團圓》面世，突如其來的一幕血淋淋墮胎寫得比3D更身歷其境，這才肯告訴自己「原來真有其事」。

蘋果日報  此子何來   邁克   20130417

張愛玲一九六七年墮胎的機會之所以極微，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一年，七十六歲的賴雅已經癱瘓在床兩年，大小便失禁，照計沒有什麼能力令妻子懷孕，張如果真的忽然有喜，一個人風急火急跑到紐約找醫生打掉倒完全情有可原。夏志清在按語加上那麼一句，我一看不但馬上記起五十年代有部粵語片叫《此子何來問句妻》，也想起《金鎖記》裏介紹女主角出場的一幕。由北京搬到上海的大戶人家不習慣地方淺窄，早上起來等着向老太太請安的妯娌你一言我一語，剛過門的三奶奶一句「家裏人實在多，擠是擠了點」語音未落，唯恐天下不亂的七巧插嘴取笑：「三妹妹原來也嫌人太多了。連我們都嫌人太多，像你們沒滿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接着抱怨殘廢的丈夫難伺候，「你倒跟我換一換試試，只怕你一晚上也過不慣」，大奶奶不知厲害，噗嗤一笑反問：「怎麼你孩子也有了兩個？」你猜猜我們口沒遮攔的二奶奶怎麼答？「真的，連我也不知道這孩子是怎麼生出來的！越想越不明白！」

另外，這封引起墮胎疑雲的信，張提到「星期一、二都約好去看醫生，以後還要去許多次」，一點都不像做人工流產的程序，除非之前手術出了問題，逼於無奈只好頻頻覆診。我雖然沒這方面的經驗，也覺得可能性不高，那時墮胎屬於非法行為，鋌而走險的醫生神秘一如打游擊，哪會提供這麼妥善的跟進服務？《小團圓》的九莉接受「藥線」手術，擔心「打不下來，不上不下卡在那裏」，上門的醫生「給了個電話號碼，事後有什麼問題可以跟一個瑪霞通電話，她在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做事」，其閃縮可想而知。

蘋果日報    排斥到意識外   邁克   20130418

《張愛玲與賴雅》一九九六年出版，序原來由夏志清執筆，而且還有「張於婚前即已懷了孕了，賴雅堅決要她墮胎」之句，怎麼編寫書信按語的時候會忘得一乾二淨，將事件移後了十一年，私自急凍尚未簽署婚約就執行的手術，直到男主角臨終前幾個月才解封？要是弗洛伊德先生把脈，很可能將錯誤歸納為某種心靈走光，引用張譴責自己執筆忘字的說法，「想必是因為feeling guilty，排斥到意識外了」。

當然，更貼切的是把「犯罪感」改成「feeling embarrassed」，夏先生序中理直氣壯惋惜愛將的抉擇，「張愛玲瘦瘦的體型我們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會把她同生男育女聯想在一起的。但懷了孩子，身體裏的荷爾蒙起了變化，胃口好，體重也跟着增加，身體從此轉強也說不定」，在我看來關懷雖然誠懇，邏輯則接近一廂情願的師奶，既不科學化也欠清醒，比較像企圖以苦口婆心掩飾不肯承認的尷尬和不安。且不說以張和賴當時自顧不暇的經濟狀況，多養一個嬰兒多麼百上加斤，硬要從來不喜歡小孩的女人做媽媽，簡直是世間最殘酷的慢性懲罰，九莉在《小團圓》揚言「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說得再清楚也沒有。張愛玲聰明一生，可是作過許多莫名其妙的決定，挑選丈夫一環尤其驚心動魄，上海那個又花又奸，美國那個又老又殘，她都欣然下嫁，教人頓生「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嗎」的疑問，然而拒絕讓新生命進駐子宮，卻非常明智。至於序中指她「因墮胎而在紐約病得很重，引起麥道偉營友的關心」，不知有何依據，起碼《張賴》中文版正文沒提。

蘋果日報    重寫不會費事   邁克   20130419

書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編的當然以張的魚雁為主，收件人的回覆寥寥無幾，因為夏志清本人當年沒有存底，事後托宋淇太太鄺文美在張的遺物中勾沉，仿似大海撈針。這當然十分可惜，一來一往的交流變成單程路，沒有前文後理互相參照，許多時候令讀者一頭霧水。按語雖然解開了不少疑團，仍然有很多需要勞煩福爾摩斯出馬的場口，不過放大鏡再明察秋毫，遺失在光陰隧道的確鑿物證灰飛煙滅，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譬如六六年底六七年初一再提起台灣有人想買小說電影版權，榮獲垂青的是哪一部卻守口如瓶，地氈式搜索完全不得要領，只能胡思亂想。我猜多半是《怨女》，首次冒出這話題的第二十二封信，說「《怨女》以前的劇本我沒有，劇情也大有出入，但是重寫不會費事，條件也好，就請你托平君進行。」平君是《皇冠》的平鑫濤，根據曾經自編為劇本的《金鎖記》改寫的《怨女》，該年四月開始在他的雜誌連載，出版人如果建議搬上銀幕造勢一點也不出奇，由自己的公司製作，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手上那張天字第一號皇牌瓊瑤，就飽嚐「文而優則影」的甜頭。

回心一想，不對。如果沒有記錯，早年瓊瑤小說電影都是其他公司拍攝的，自組火鳥公司第一部出品，應該是六八年的《月滿西樓》，沒理由手指拗出不拗入，有着數不益親密伙伴，把福利奉獻給東山再起的張女士。那麼可能是平先生穿針引線，薦給當時欣欣向榮的國聯公司，不過沒有成事，三個月後的第二十六封信，女皇已經發出「拍電影的事他如不提也再說了，國聯想也在風雨飄搖中」的密令。

(广州日报)  作家隐私该不该公开出版？  记者 李晓璐 陈庆辉   2013.04.24


张爱玲亲手绘制的旗袍草图


张爱玲的书信

近日，一本名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书再次将已过世近18年的张爱玲推向了社会舆论的中心。据悉，这本书由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推出，收录了张爱玲103封信件，“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这些信件涉及了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对此，有许多张迷公开表示不满，认为“张爱玲是个爱面子的人，应该尊重她的隐私，而不是过度消费”，更斥责这种行为“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然而，一些专家、学者却认为公开出版作家的书信等资料，可以帮助读者和研究者更全面、更彻底地了解这个作家的创作背景、精神世界等，还原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那么，作家的隐私究竟该不该公开出版？

复旦大学教授、文化学者 陈思和

涉及作家隐私的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公布更妥当

关于作家书信、日记等文献是否应该出版，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情况必须针对具体事件而言。如果作家生前就曾把自己的书信、日记公开了，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愿，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当作家去世后，在作家的遗产继承者没有特意授权的情况下，凡是属于个人隐私的资料，都不宜公开出版；如果作家的合法继承者愿意公开出版，另当别论。

事实上，鉴于作家与其他具有明星效应的人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和巨大的商业效益，所以出版商总是愿意多出版这些文献来制造轰动效应。这虽然对于人们研究作家传记、全面了解作家以及更好地读解其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尊重作家的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方面而言，存在很多道德上的欠缺。我的态度是倾向于这些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但是可以陈列于专业的资料馆，过了著作权规定年限以后，可以供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参考。比如作家身后五十年，作家包括其亲密关系的人们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不存在会对这些作家及其家属造成直接的伤害，作为参考而公布，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觉得这些被公开出版的作家身前的书信、日记等隐私文献并不能绝对地体现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因为书信、日记是隐私的文献，作家本人并不是为了公布而写的，所以感情表达通常比较随意。比如作家对某人的一件具体事情感到不满意，可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较克制，也不会影响他在生活中对某人的态度。这个作家或许会选择在书信、日记里随意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当时在书信中被发泄后其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信息被以后的人们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背景的状况下获悉后，就会轻易地得出他对某人的两面态度、不正常关系等错误理解。在某些特殊时期，书信、日记甚至曾被用来轻易定夺他人的罪证的证据，也正是这些本以为铁证如山的资料，最后反倒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事实上，在我过去年轻的时候也认为作家的所有材料（包括隐私文献）都应该公布，甚至公开出版，以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更全面地认识作家或真实、或复杂、或不为人知的形象，但现在随着年龄渐增与人生经验的增多，我却越来越觉得这样轻率地公布作家身后隐私资料是不应该的，也没有这个必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子善

好心办好事，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陈子善发表多条微博，力挺出版张爱玲书信：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书信、日记（如果有的话）整理发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外皆然。鲁迅、胡适、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张爱玲反而不可以？对《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以及其他张爱玲书信集持如此批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

“出版《小团圆》、出版《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都是好心办好事，因为这大有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张爱玲，是张爱玲作品（包含书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张爱玲何来‘丑’？更谈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谈自己‘隐私’？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满意（有哪几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完全满意的？），不管如何评价，都应加以研究。不独张爱玲，几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没‘面子’，还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书信在内的所有文字。”

“张爱玲选择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纸只字，都将成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作家书简应否出版，这个问题很无聊……再重复一遍，张爱玲作为作家，用文字作品与读者交流。谁都无法否认书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种，那么，她当年写的信只与收信人一个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两个人(如宋淇先生夫妇）交流，而今通过出版与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张爱玲书迷 徐巍

给张爱玲留点“面子”吧

我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到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觉得张爱玲的文字有时婉约优美，萦绕着淡淡的忧愁；有时又犀利无比，无情的揭露了生活残忍和真实的一面。但现在再看张爱玲，我觉得她虽然生活在旧时代，却是完全是个新女性，在她这一辈的女作家中，她不是最大胆、最前卫，也不算最聪明、最世故的，但她故我。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喜爱、欣赏她的作品。

但我喜爱她，不代表我想要把她的所有人生经历和情感生活通通扒开来看清楚。我觉得，张爱玲生前给人的感觉比较孤独、高傲，追求完美，是一个活得非常骄傲的女子。而她晚年也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我想，她之所以选择独居，或许正是源于她本身并不喜欢把一些很隐私的生活经历公布于世吧。

无论如何，书信也算是隐私，尤其是当书信中涉及了作家的一些不堪、悲凉的生活经历，或者他们的感情生活时，这表明了这个作家对与之通信的人的信任。但这些被信任的人在作家过世后，将作家的书信不加保留地全部出版，这似乎有违道义。从理智上，我能理解有些人公开这些隐私是出于希望想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个作者的心理，但从情感上，我个人无法苟同。如果出版这些资料是单纯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更应该被谴责。

张爱玲一直是个骄傲的、爱面子的女子，她生前那么在意的“面子”，却在过世后被一次次扒开，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我心里才觉得难受。

作家 淳子

八卦的心理、商业的目的要不得

其实，作家的信件被公开出版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一名作家的信件在若干年后，依然有出版社愿意收集并出版，有学者愿意研究讨论，有读者愿意购买阅读，我倒觉得这是对这位作家在文坛地位的一种肯定。但这有前提的，就是这些书信、日记等等资料是未曾注明须在将来的日子里烧毁或者不能公开出版的。否则，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违背他人意愿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在无视他人的痛楚，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像是对作家的背叛。又或者，作家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出版会伤害他人的情感或利益，那这种资料也不要公开出版为好。

事实上，作家也是公众人物，或多或少会与其书迷保持一定距离，由此形成一个比较美好的形象。但如同硬币是有两面性的，作家首先作为一个人，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如果他在道德品质上没有重大失误，那么对于自己隐私被公开出版，他的真实形象被世人所熟知，应该不会怀有恐惧感。

如果是我，我会觉得，那些我已无从知晓的将来的事情、那些因为我的隐私引发的小小涟漪，我不会有太大的所谓。同时，如果我的这些资料依然能够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者发展提供一份帮助，我个人是很乐意的，这也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价值体现。

但如同我之前提到的，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必须是在尊重这位作家的前提下，谨慎地、严谨地，本着学术研讨的态度，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让更多读者和学者得以了解而进行。我觉得，夏志清、庄信正、宋以朗等人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出版了有关张爱玲书信的作品，他们并没有在张爱玲逝世的当口就急急忙忙地出版，而是时隔多年后，甚至是等书信中涉及的人过世后，不会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了以后，再出版。反之，如果是抱着一种窥探地、八卦的心理，或者甚至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出版这些资料，那我是极为反对的。

我觉得，张爱玲的书信被出版会引发外界的一个争议，倒也不单是因为她生前是个非常骄傲的女性，更是因为她透过作品向世人展示的思想依然具有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息息相关。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郑理

出版社未必都对作家书信感兴趣

我觉得书信、日记等肯定算个人的隐私。我个人感觉，若是违背了作者本人的意愿而出版某些作品，那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对出版此类作品非常感兴趣，比如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基本不出版此类作品。而我们几年前曾经出版的《赵清阁书信集》，也是在有资助的情况下才出版的。

不过，张爱玲的情况比较特殊，至今她依然获得众人的瞩目和关注，而她也没有后代和家属，所以版权也在别人的手上。出版她与别人往来的信件或者她未曾发表的作品，可能对后人研究她的文学价值、创作背景等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是，我觉得，如果张爱玲尚在人世的话，应该不会愿意这些书信等被公开发表，毕竟这仍属于个人隐私。

(深圳商报)   图书营销的短板：缺文化味  杨 青  2013.04.25

我一向不喜腰封的，也许因为腰封上噱头十足的广告词。看到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品的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的腰封，却愣了一下，腰封的背面同样是广告词：“收藏张爱玲，赠文房四宝”，提醒读书寄回书中的回函卡，即有机会抽中精品文具。这明明是一个广告回邮，但感觉切实又不失文气，商家文风犹存。

让我吃惊的是腰封接下来列出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系列讲座，从3月2日到4月7日，一共有六场讲座，一头一尾两场在信义，其余的四场均在诚品台大店。从《夏、张书信的文学》、《玫瑰、金锁、沉香屑一谈“收藏”张爱玲》，到《在悲壮与苍凉的背后——谈张爱玲好发议论的一面》和《那些张爱玲教我的事》。以这本书信的文学为开端，引伸开谈，到切入一点，最后落地到张爱玲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可谓由表及里，步步生发开去。而首尾两场同题讲座《读·看张爱玲》以读张爱玲的信，看张爱玲的背影为题，由书里谈及书外。

尽管知道张爱玲在台湾拥趸甚众，也知道夏志清作为文学评论家在台湾的影响力，但是二人联袂于这本书的出版，居然有这样六场讲座轮番密集地排开，不由得羡慕台湾出版界推销图书的用心和着力，捎带也羡慕在台湾作为读者福气不小。

六场讲座的嘉宾，除了在内地出过书的蔡登山相对熟悉以外，其他相对陌生，百度了一下，发现符立中是台湾著名专栏作家、乐评人，陈芳明是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小虹是台大外文系教授，郭强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杨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出生的杨佳娴是台湾作家、诗人、散文家、青年评论家。而汤舒雯还是就读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的在读生。

一本书六场讲座，只诚品台大店就有四场，每周四晚八点围绕一本书，演讲嘉宾则包括了来自大学的教授和正在就读的学生，请来了乐评家、剧作家和青年评论家，从年龄、身份、职业到学历上都有落差，涵盖的是不同的读者面。这样的嘉宾阵容是为话题而备的，相信能为喜爱张爱玲的读者打开不同的“看张”思路。

回到内地来，反观我们的图书营销，倒也花样百出，前一段甚至出现《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上海、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打巨幅户外广告，开创文学书首打户外广告的先河。但这样的营销方式把图书等同于其他的商品，没有突出图书营销的特色，重吆喝重声势，对拉近图书和读者的关系起不到太大的功用。

内地图书营销最大的误区就在于把图书营销与商业营销直接画上等号，有的出版人甚至放言：“如果谈书的销售意义的话，就两字，跟商业一样，忽悠。”在这样的营销方式指引下，内地的图书营销商业味太浓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讲座营销，在内地也很常见，但大多只一场，一般是打一枪换一地，嘉宾重名声，常见的总是几张熟面孔。若请在校的研究生作推广嘉宾，这样的营销文案不会出台，就算出台也会胎死腹中。原因很简单，谁会听一个在校生的“忽悠”？反差最大的内地营销案例是王蒙的新书销售，请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郭敬明助阵，很多人觉得抬举了郭敬明，但看郭敬明身后的粉丝数和人家杂志的营销量，你就会明白王蒙不能算屈就，只能算高攀。但效果呢？热闹一场，媒体用大些的版面，夺人眼球，对图书的销售没有切实的推进作用。

我们的读书氛围不浓厚，出版动机太功利，再加上营销策划求动静大过求实效，导致图书营销往往沦为三板斧的套路：媒体书评或电视吆喝，嘉宾座谈，再加上作者签售，这就很难打动读者，更不用说发掘潜在的读者群了。在与台湾图书营销的比照之下，更容易显出内地营销独缺文化味的短板来！

(北京青年报)  谁是张爱玲的知己   2013.04.6

　　◎李舒

　　因为不懂得，所以不慈悲

　　对于“张迷”们来说，在这个春天里，最重磅的消息，莫过于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新书公布了张爱玲给夏志清的118封信（还有夏给张的信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是首次公开。从数量上来讲，这本书已经超越了之前2008年庄信正出版的《张爱玲来信笺注》（84封）和2012年苏伟贞出版的《长镜头下的张爱玲》，甫一上市，便被媒体冠以“张爱玲书信集大成者”的称号，一时引起不小轰动。张爱玲给夏志清的来信并不是第一次被公开，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做纪念张爱玲专题特辑，这些信件经夏整理后被连载，自1997年4月开始，至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时，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暂停了连载。2002年7月，夏志清又发表了第101、102、 103三封信，之后《联合文学》主编工作变动，不了了之。

　　作为近二十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华语作家之一，张爱玲仿佛已经成了一个被消费的文化符号，评论者们拿着近些年不断挖掘出版的张爱玲文字大做文章，连微博上的营销账号们都爱好常常在一通不知所云的语录之后加上“张爱玲”的名字，仿佛女作家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当代陆琪。而当年和张爱玲有过只言片语鸿雁往来的人们，当然更加按捺不住，连那位曾经因为捡张爱玲的垃圾而如过街老鼠一般被打过的女作家，都再次出版了她作为“张爱玲邻居”的故事。夏志清先生作为早期将张爱玲挖掘出来的“伯乐”，其在“张学研究界”的地位不言自明，在这个时候出版张爱玲和自己的通信，究竟为了什么呢？夏志清夫人王洞认为，最终的集结成册，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场大病有关：“当时，他就说，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儿，张爱玲的信放在哪儿，好像在跟我交代后事……其实，我想就是他年纪大了，应该出这么一本书。”而夏志清在接受《南都周刊》的访谈时，则说：“当时没有想到出书。But I knew how great she was（但我知道她有多伟大）。我说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She’s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ist（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当时没有人这样讲过，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讲张爱玲重要，I am重要too。”

　　不过，翻开这些故纸堆，你所能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疏感。张爱玲对夏志清，当然比不上对于宋淇夫妇的亲热真诚，令人吃惊的是，甚至比不上庄信正和张爱玲的友谊。公开披露的118封来信中，1972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自1963年5月（之前的信件缺失）至1973年12月，短短十年时间，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59封信；1973年12月至1994年5月的最后一封信，21年间也只有59封信。这也许是因为之前的十年，张爱玲在工作上和夏志清的往来更多，王洞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张爱玲要求夏志清帮忙找工作：“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adcliff(当年的哈佛女校)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

　　虽然夏志清一再强调张爱玲“每信必问候王洞、自珍”，也记得“我爱吃西瓜，王洞爱吃洋芋沙拉”，但这不过是张爱玲惯用的客套话，她给苏伟贞、庄信正以及其他任何人的信件结尾都会硬邦邦地问候家人或者祝福身体健康，这似乎像她的“此致敬礼”。最令人尴尬的莫过于自1984年10月26日以来，张爱玲因为所谓的“虫患”一直搬家，三年没有给夏志清写一封信，他写给她的数封信，也没有被拆开，尽管夏对于张“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为”这一解释表示“心酸”，但还是耿耿于怀地批注道：“这三年她倒每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当然，这也许是代为批注的王洞的感想。）所以，王洞在看了庄信正和张爱玲的通信之后，虽然强调“与宋淇夫妇相比，张写给庄信正和夏先生的信都没有什么感情”，但也不得不承认，“庄先生是她晚辈，他们见面见得比较多……她到洛杉矶后，又照顾她生活。所以她对庄先生好一点。庄先生也经常寄点书啊报啊给她看。”

　　的确，张爱玲在写给庄信正的84封信中，有一大半都是琐事求助和工作往来，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被1973年8月16日信中的那句话所打动：“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张爱玲和庄信正之间，并不是夏志清夫妇认为的、仅仅“见面比较多”的关系，庄信正当年追到后来的夫人杨荣华，张爱玲“功不可没”，因为庄信正曾经请张爱玲签名送给杨荣华两本书，这份别致的礼物打动了“文艺女青年”的芳心，两人终成秦晋之好。除此以外，庄信正似乎更为懂得张爱玲的心思，在许多小事上，他处理得非常谨慎，比如受妻子之托向张爱玲要照片的时候会妥帖地补一句“但您手边未必有”（最终张爱玲还是送了照片）；比如从来不泄露张爱玲的地址和电话，庄信正介绍的朋友林式同也是一样，张爱玲在信中特地表扬“不愧是你的好朋友”，虽然她用错了“一丘之貉”这个成语。在地址保密这件事上，夏志清似乎不大做得到，以至于张爱玲有时会故意向夏隐瞒自己的地址，或者索性托庄信正代为转交东西。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夏先生豪爽而直率的性格，在这本《通信》的批注中，还泄露了许多和自己有关的八卦，有名有姓有细节，不知道那些被牵累到的女主角们，在看到此书时，会不会有“躺着也中枪”的感想。而掩卷后的最终一叹，还是觉得，崇拜者、伯乐和知己，终究还是不同，宋淇夫妇在与张爱玲交往的四十年间，只写过三篇记述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还包括为张爱玲文集做宣传的《私语张爱玲》，更多的时候，宋淇以“林以亮”为笔名写作，为的是免得与张爱玲牵扯关系，“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也许真的只有知己才能做到。

(中國評論新聞)    張愛玲晚年信件：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   2013.05.02

　    中評社香港5月2日電／張愛玲的人生，在舊上海的前半生是人們熟悉的，在美國的後半生是人們陌生的。2013年3月，92歲的夏志清先生在台灣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讓張愛玲在美國的境況，有了清晰一些的面貌。

　　2008年莊信正出版《張愛玲來信箋注》公布84封信，2012年蘇偉貞出版《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公布十餘封信，《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收錄135封信，其中32封首次面世。

　　張愛玲到美國後，從上世紀60年代起和夏志清通信。從1997年4月至2002年7月，台灣《聯合文學》曾斷斷續續刊載過這些信件，每封信後都有夏志清的按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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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生的刀子懸在頭上

　　作為“登高一呼”，給予張愛玲文壇重要地位的夏志清，他和張愛玲的通信，意義也非同尋常。

　　這些信件最終結集，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場大病有關。“當時，他就說，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張愛玲的信放在哪，好像在跟我交代後事。”夏志清夫人王洞對記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其實，我想就是他年紀大了，應該出這麼一本書。”

　　夏志清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最新披露的32封信無法親自編寫按語，都由王洞代為完成，夏志清審核認可後發表。王洞雖稱“我這個人對文學沒有興趣”，但還是花了很大精力完成按語的編撰。

　　1955年，張愛玲從香港孤身一人，以難民身份搭乘“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到美國，抵達紐約時近午夜。這一年，香港聚集了好多上海人，夏志清正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

　　人們後來知道，張愛玲抵美後先住在叫“救世軍”的女子宿舍。1956年3月，她申請到由一位作曲家的遺孀創立、給藝術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創作的文藝營。36歲的張愛玲在此認識了66歲的賴雅，半年後，在紐約結婚。婚後張愛玲打掉了孩子。

　　1967年4月，張愛玲給夏志清去信說要離開俄亥俄州去紐約住兩個月，夏志清邀請張愛玲在紐約相聚。1967年5月14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去信說眼睛出血看醫生，“天天從下午忙到天亮，雖然想聽唱片，也想到府上見你太太，只好都擱下來。”

　　夏志清看了很難過，總覺得她是為了趕稿，傷了眼睛。不該嫁給又老又窮的賴雅。為了生活，去翻譯，去教書，去做研究。浪費了她的才華。

　　張愛玲是在上海灘“成名要趁早”的熱門作家，非要到美國受罪，“張迷”們看著心痛不解。1964年10月16日，她給夏志清的信裡提到過1957年遭遇過的一次退稿。

        有封退稿信對《粉淚》(Pink Tears，即《怨女》)的評價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肮臟)。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張愛玲英文優秀，攔在她和美國讀者之間的是文化上的不認同。她拒絕異域風情式的寫作，無法在美國用筆謀生，謀生的刀子卻懸在頭上。

　　2

　　工作上屢屢受挫 

　　張愛玲沒有大學文憑，寫作無法維持生計時，她就開始編寫電影劇本、翻譯作品，也被派去做些指定題目的中國研究。她先後在幾所大學任職，不善交際也不善做研究，都以離職收場。

　　夏志清在編號為“25”的信按語裡說：“我想張愛玲真的因為並無固定收入才去編寫電影劇本，也去翻譯、節譯才華遠不如她的中美當代作家。因之對此項hack work有時感到十分厭惡。”

　　賴雅生病花光了二人的積蓄後，張愛玲為糊口進入邁阿密大學當駐校作家。因為夏志清推薦，張愛玲1967年9月抵達麻州劍橋市在賴氏女子學院設立的研究所工作。賴雅10月即離世，張愛玲開始獨居生活直到終老。

　　在賴氏女子學院，張愛玲的工作是翻譯《海上花列傳》、研究《紅樓夢》。這也是興趣所在，到底心情好些。但張愛玲數次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圍同事並不融洽，“我又不太會做人，接觸雖少， 已經是非很多”。

　　1969年，張愛玲進入加州伯克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71年和陳世驤有矛盾而丟掉工作，這被夏志清稱為“在美國奮鬥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擊”。

　　張愛玲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詳細記錄了自己和陳世驤的對話，陳世驤認為她的研究文章經修改後仍看不懂。張愛玲笑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陳世驤從這句話開始生氣，此後溝通無果，堅持解雇張愛玲。

　　夏志清在按語中說，一是張愛玲平時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議”，二是張愛玲在研究任務上和陳世驤溝通不善。夏志清說：“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普通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1971年秋，張愛玲搬到洛杉磯，之後整整三年都沒有固定收入，幸而舊作大量發表而有稿酬。1974年6月9日，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說自己“投稿都是為了實際的打算”，即要賺稿費。

　　那時，香港大學找她寫篇關於丁玲小說的文章，她在信裡托夏找相關書籍。夏志清給這封信寫的按語，幾乎稱得上“痛心疾首”：“張、丁二人的才華、成就實有天壤之別，以愛玲這樣的大天才去花時間研究丁玲，實在是說不通的。”

　　3

　　生命尾聲裡的虱子

　　1984年11月5日，張愛玲第一次在信中跟夏志清提到“蟲子”：“我因為老房子蟲患被迫倉皇搬家，匆匆寫張便條寄地址來。” 1984年12月22日，她在信中稱：“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

　　之後三年，她沒有給夏志清寫信。夏志清隔一段時間去信問候，也沒回音。網上說：“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算下來搬家次數多達180次。”沒證據證明她“180次搬家”，但因“蟲患”頻繁搬家，信中可以看出。

　　1988年，夏志清接到張愛玲來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張愛玲收到後根本沒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班公交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這封信裡提到她去看了醫生，查出“皮膚過度敏感”，用藥立刻好了。看來，“蟲患”也許只是皮膚瘙癢，她當時還準備寫篇文章回顧這場“人蟲大戰”。

　　但1991年11月1日的信中，張愛玲再度提到“蟲患”：“先些時我又因為逃蟲患搬家，本來新房子沒蟑螂，已有了就在三年內泛濫，殺蟲人全都無效。最近又發現租信箱處有螞蟻……接連鬧跳蚤蟑螂螞蟻，又不是住在非洲，實在可笑。”

　　很多人都認為這“人蟲大戰”不過是張愛玲的心病。王洞不想輕易下判斷：“我們不在洛杉磯，不曉得她到底住在什麼樣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膚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關係，這就很難講了。”

　　在學者中，陳子善則將之歸納為作家敏感天性：“說有心理問題要有論證。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難成為大作家。”王德威則幹脆把張愛玲的疾病纏身上升到“現代主義美學觀點的身體呈現”：“你看西方或東方重要的幾個現代主義大師，他們在身體的灼傷，或者病或者是在自殘的傾向裡面所顯現的一種堅持。”

　　4

　　夏志清對她的關心

　　有《小團圓》對號入座大八卦的先例，很多人都等著張愛玲在信裡談論胡蘭成。但信件中，這部分內容只有兩處。

　　1966年11月4日，她在信中說：“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1975年12月10日的信中還有一段：“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報復，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

　　張愛玲和夏志清是作家和批評家的朋友關係，張愛玲一直保持距離。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友誼，不顯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張愛玲剛到美國時，經常托夏志清幫忙，最多的是求推薦。她矜持，信裡最常見的是“請不要特地回信”、“請不要特地寫信為我……”。

　　夏志清不善求人，卻硬著頭皮都去幫張愛玲做了。張愛玲數次提出要給夏志清算介紹出版的commission(傭金)。夏志清猜測她是“不習慣用中文談金錢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當然自己是“不會拿她一分錢的”。

　　張愛玲越到晚年越孤僻，來信經常囑咐“不要把地址告訴其他人”，尤其是“蟲患”不斷的搬家期間，更新地址時都要強調一句。有了電話之後更惶恐，囑咐不要把電話外洩，自己不愛接聽陌生人電話。

　　1988年4月6日信中，張愛玲說皮膚瘙癢問題已解決，把電話號碼給了夏志清。夏志清沒有很快打電話，在回信中謹慎地提出：“上次你給了我你的電話 number(號碼)，我還是沒有動用。真有些後悔。電話上講幾句話，也蠻有意思的，比讀朋友來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還有興致)，請把新號碼給我。”

　　但張愛玲回覆說：“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執)程度，根據電話號碼也可以查得出來，只好號碼誰都不告訴。也沒心腸打電話談天，看你的‘評論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個人)氣息很濃。”

　　夏志清在信中介紹自己吃的維他命種類，勸她多做運動，推薦書目。聽說她家裡鬧蟑螂，就分享了自家滅蟑螂心得。她抱怨牙不好，他則詳細地講自己怎麼保護牙齒，甚至推薦了自己用的電動牙刷。夏志清對張愛玲的關心，由此可見。

　　5

　　張愛玲是很有距離的

　　記者連線紐約訪問夏志清、王洞夫婦，請他們講述自己印象裡的張愛玲美國生活。夏志清有些事情已經記不太清，大多數問題由王洞回答。關鍵問題，夏志清會在電話那頭出聲：“我來講！”回憶模糊的時候，真正能在他腦中浮現的內容才令人唏噓不已。

　　夏志清能清晰地記得自己評價張愛玲地位時的果斷，記得自己年輕時飽讀詩書的自信，記得張愛玲是“a great writer”(偉大的作家)，蘇州腔調裡夾著英文，還是一派舊時江南才子氣度。

　　記者：我們在信裡能看出張愛玲“保持距離”的那種姿態，但也很驚訝她和夏先生通了那麼多封信，他們之間感情的維繫是在哪裡？或者說她和夏先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

　　王洞：大家都覺得，夏先生對她這麼熱情這麼幫忙，她對夏先生這麼冷淡。他們是完全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夏先生他喜歡開玩笑，見了人說些個沒有分寸的話。可是他跟張愛玲見面不多，所以也不知道張愛玲對他有沒有這種印象。

還有一個原因是，張愛玲跟夏先生年紀差不多，比夏先生大半歲，她是一個大家閨秀，可能覺得男女之間不可以太……(親近)，要保持距離。其實張愛玲和他通信不大講隱私的，跟宋淇當然不同，因為她和宋太太是好朋友。

　　不管是跟莊(信正)先生的信也好，夏先生的信也好，張愛玲根本不講自己的感情隱私，都是很有距離的。但夏先生欣賞張愛玲才華，其實連不像張愛玲這麼有才的，夏先生都願意幫忙，張愛玲他當然願意幫忙。

　　當張愛玲在美國出版界打不開路子的時候，只好什麼都委托夏先生，換句話說，她對夏先生很信任，皇冠的合同是夏先生幫她訂的。其實夏先生是很不會做事的一個人，居然給她搞了這麼好的條件。他們之間就是，一個尊重，一個信任。

　　我覺得夏先生對待張愛玲，真的是無話可講。

　　記者：夏先生現在怎麼看當初對張愛玲的評價？

　　王洞：當年張愛玲在上海也挺紅的，可是沒有很多人把她當做一個很serious(嚴肅)的作家。夏先生當時也當然考慮很多，很大膽地把張愛玲的地位提高了。

　　夏志清：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 (我使她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而她也確實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寫了以後，大家都相信了。

　　我是學英國文學的，看過很多西方名著。我的看法與人家不同。我有confidence(自信心)， 對自己的自信心很高。人家都聽魯迅講什麼話，胡適講什麼話，我根本用不著。

　　記者：張愛玲在美國不受認可，主要是什麼原因？

　　王洞：我想，一方面是媒體，一方面是時間不對吧。現在中國開放了，中國強了，所以大家都去學中文，中國人哪個方面都揚眉吐氣了，現在這麼多人去學中文。張愛玲太早了一點，沒趕上這個時代。

　　6

　　王洞澄清夏志清的情史

　　夏志清兩段關於自己情史的按語，也引來不少讀者的八卦:“我同愛玲無話不談，大學畢業後我在上海、北京愛上了兩個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給她聽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為從未單獨date(約會)過。”按語也披露他和陳若曦、於梨華的戀情：

　“卡洛(夏志清前妻)也是耶魯大學的碩士……我們的感情很好，但我到哥大以後，找我的女孩子太多，使我動情的第一個女孩子便是陳若曦(名秀美，英文叫 Lucy)。她似乎對我也有意，我便對卡洛說，‘我愛Lucy，我們離婚吧。’卡洛大哭一場，Lucy也無真心嫁我，之後嫁給段世堯便回大陸‘報效祖國去了’。直至於梨華搬來紐約，我又出軌，卡洛便交了一個男友，決定離婚。

　　並非如陳若曦在其《堅持、無悔——七十自述》中所說‘原配早不滿丈夫喜歡中國女生，發現他和王洞談戀愛了，和人私奔並鐵了心離婚’。陳若曦……希望我寫序並幫忙她來美，我們舊情複燃，又談起戀愛來了，她在書裡對跟我的兩段情，只字未提，卻借我與某編輯的一段情，對我的前妻及王洞加以人身攻擊，也醜化我。”

　　記者：夏先生在信裡也披露很多八卦，好多讀者都把焦點集中在這裡。

　　王洞：張愛玲把夏先生寫的信都丟掉了，我們也不知道夏先生給張愛玲寫了些什麼。但是你看出來，夏先生跟她講過，年輕的時候想追女朋友，根本沒有追到。所以書裡只有夏先生的八卦，並沒有張愛玲的八卦。她在信裡連她的丈夫都很少提。

　　有人愛看八卦，另一些人就好像故意寫一點八卦的東西。譬如說有人採訪陳若曦，在有限的篇幅裡，提到夏先生與某編輯的戀愛，經陳若曦的勸阻，才沒跟我離婚，好像她是個大好人。陳若曦、於梨華寫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覺得應該澄清一下。

　　記者：所以後面包括離婚，還有陳若曦、於梨華那部分，是你加的，你想澄清一下？

　　王洞：陳若曦寫了一本書，造我謠嘛。夏老師喜歡女孩子，比如你來，他也會很喜歡你。你知道女孩子自重的話，夏先生也不會怎樣。夏先生對他的女學生也很規矩，多漂亮的女孩子他都沒去追。但有的人是作家，就利用夏先生給她們寫序，和他談情說愛起來。我作為一個太太，知道了當然很生氣。

　　你不講夏先生和你談的戀愛，把別人和夏先生談的戀愛說出來，而且造謠。像我和夏先生認識的時候，他正在辦離婚，我跟他的婚姻破裂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他前妻不能忍受丈夫兩次出軌，就找了個男朋友，等她男朋友離了婚，他們才結婚，並沒有與人私奔。

　　夏先生太天真，我跟他吃第一頓飯，他和什麼人談過戀愛，為什麼要離婚，就都告訴我了。他是教授，我在哥大做事，也不敢得罪他，後來若即若離的，我就到別的地方教書了。他離了婚，我們才在一起的。

　　他覺得和這些女作家談戀愛，是一件美麗的事情，這些個女作家覺得他很有用，不肯放棄他，一定要和他做朋友。但我真的沒有想到，等到夏先生老了，她們來欺負夏先生，毀謗我，連累他前妻，實在卑鄙可恨！

　　夏先生看了陳若曦的書很生氣，才把當年陳若曦怎樣引誘他，描繪出來，他要寫出來。可是他老了，哪有精神寫？我伺候他，沒時間替他寫，就在書裡澄清一下。將來我會寫自傳的，這個事情不可以造謠的，夏先生保留了所有朋友的信，包括情書在內。

　　(來源：羊城晚報；本文由《時代周報》供稿，有删節） 

(中国网)    杨绛不满钱钟书信被拍 法律人士：她反对就没法拍    2013.05.23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日前表示，她认为拍卖钱钟书写给友人的私信一事“非常不妥”。要求这些信件的保管者给她一个说法。有史以来有关钱钟书的书信手稿的最大一场拍卖，发生变数。

　　杨绛先生所指的钱钟书信件持有者是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钱钟书与李国强熟识，1980年代钱钟书曾与李国强有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最近李国强手上的包括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等流入拍场，下月就要开拍。杨绛先生闻讯大为震惊，她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并直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李国强只是向杨绛先生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是他朋友做的。他承诺会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拍卖一事就此陡然生变。但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仍然表示，拍卖将如期进行。

　　最近，本报持续关注名人私信在去世后被持信人肆意处置的事件。比如最近大量张爱玲私信公布发表，一个晚年生活窘迫的张爱玲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之内。这场对张爱玲的“曝丑”行动，也引发了张迷发出“给张爱玲留点面子”的请求。此次杨绛先生反对拍卖钱钟书的私信，也是担心私信公开对钱钟书的声誉造成损害。

　　对于名人私信的处置，法律界人士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信件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因此作为收信者，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钱钟书已经去世，钱钟书的女儿钱瑗也已去世，钱钟书的遗产执行人正是杨绛先生。现在既然杨绛先生表示反对拍卖，那这些信件将不太可能出现在拍卖场。记者郦亮

(海南日报)    下月拍卖钱钟书私信 夫人杨绛反对    2013.05.24

    5月21日，久未露面的102岁的杨绛先生有些怒了。让她不高兴的原因是，有消息称，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6月拍卖一批藏品，其中包括66 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他们的女儿钱瑗书信等，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表示，她认为筹备中的中贸圣佳春拍计划拍卖钱钟书写给友人的私信一事“非常不妥”，她要求这些信件的保管者给她一个说法。有史以来有关钱钟书的书信手稿的最大一场拍卖，由此发生变数。

    据了解，钱钟书与李国强熟识，1980年代钱钟书曾与李国强有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最近，李国强手上的包括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等流入拍场，下月就要开拍。杨绛先生闻讯大为震惊，她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并直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李国强只是向杨绛先生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是他朋友做的。他承诺会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拍卖一事，就此陡然生变。但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仍然表示，拍卖将如期进行。

    最近，名人私信在去世后被持信人肆意处置的事件时有曝光。比如，最近大量张爱玲私信公布发表，一个晚年生活窘迫的张爱玲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之内。这场对张爱玲的“曝丑”行动，也引发了张迷发出“给张爱玲留点面子”的请求。此次杨绛先生反对拍卖钱钟书的私信，也是担心私信公开对钱钟书的声誉造成损害。

    这批书信在没有得到杨绛先生同意的情况下能不能拍卖呢？记者咨询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主任吕洁，她告诉记者，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所有权属于收信一方，“拍卖属于所有权转让的情形，如果书信内容不涉及钱钟书和杨绛的个人隐私，李国强是可以将其拍卖的。”但吕洁同时强调，未征得著作权人同意，所有权人无权将书信的内容公开或发表。　（郦亮）

(宁波晚报)    杨绛不满 钱钟书书信上拍卖场    2013.05.24

       

        近日数家媒体报道了“钱钟书杨绛手稿、书信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一事，102岁高龄的杨绛在北京家中得知此事后，表示“这件事情非常不妥，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认为不应该把这些私人信件进行公开。杨绛已经致电信件持有人李国强，希望得到一个答复。

　　杨绛：私人信件为什么要公开？

　　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将于6月22日亮相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

　　本次拍卖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杨绛先生于5月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回应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有记者随后向67岁的李国强求证，他表示对拍卖信札一事无可奉告，随即挂断电话。

　　有知情人透露，李国强1979年接任《广角镜》总编后开始与钱钟书联系。“钱先生的性格是对年轻人能帮则帮，所以有信必复，而且相当客气，李国强当时是个小伙子，但是钱先生对他都称先生。如果钱先生知道这些东西被拍卖，会有多伤心。”该知情人表示，“杨先生已经102岁了，我们平时都顺着她，这件事不知道会使她多伤心。”

　　有消息称，这批手稿将于6月1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6月8日将在现代文学馆推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否认此事，“他们没有联系过我，我也问过我们馆里的其他人，有人说他们来看过场地，但从来没有确定说要在哪一天举办什么活动。”

　　记者致电杨绛先生家，照顾她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杨绛先生现在耳朵不好，不便接受采访，她对于此次拍卖钱钟书先生的书信的确表示不满。问及杨绛是选择起诉，还是选择通过私下沟通叫停拍卖时，这位阿姨表示，杨绛是个很安静的人，不愿将此事过多炒作，希望此事到此为止。“该说的都说了，就不便再多说了，所有的事情都已委托别人去办理。”此外，这位阿姨还透露，现年102岁的杨绛身体状况很好，但由于年事已高，因此不愿意受到外界更多干扰。

　　拍卖公司：对于杨绛的反应未料到

　　对于是否与杨绛沟通的问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兰杰表示，这是高层处理的范畴，她并不知情。对于是否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她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

　　胡兰杰表示，杨绛先生的反应他们没有料到，“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毕竟这么大规模的钱氏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均未曾公布过。”

　　委托拍卖的真是李国强的朋友？“我们前后花了3至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批作品，因《拍卖法》对委托人有保密规定，所以暂不方便透露委托人身份。” 胡兰杰说，“很多拍卖行为都曾受到争议，此次拍卖不会受影响。由于场地原因，拍卖时间比原先预定的提前了一天，定于6月21日，《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暂定于6月1日，具体场地还未确定。”

　　律师：书信拍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今年嘉德春拍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虽遭到梁启超家人反对，但最后仍拍出6709万元。

　　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因为可能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以往也有公开出版的先例，如台湾作家苏伟贞便出版过其与张爱玲的通信。但被用作拍卖，前述知情人称，“我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编辑拿作者通信拍卖”这样的事情，除了事主的情感层面难以接受，或者对行业伦理有所挑战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律师游云庭表示，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关于钱钟书在信中发表了一些不欲公开的对其他人的看法，游云庭分析，关键在于有无侵犯第三方权益，如果有不宜公开的内容，杨绛可以遗孀的身份起诉，阻止这些侵犯第三方权益的内容公开。但拍卖这个环节并没有问题，拍卖公司就此事做宣传也没有问题，只要内容真实。

钱锺书的信，谁说了算    2013.05.25

晨报记者 徐 颖

近日，102岁高龄的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动怒了。生气的原因，是得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在下月拍卖一批藏品，包括66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先生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等，主体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杨绛先生认为此事不妥，“通信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何要公开？ ”名人信件拥有者，究竟有没有权利拿出来拍卖？

杨绛：这件事情非常不妥

据了解，此次拍卖的手稿中，有不少写信者认为“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据《文汇报》报道，杨绛先生于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先生一封书面答复。

记者昨日就“拍卖是否将如期举行”一事致电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胡女士时，她表示自己目前不愿意就此事多说什么，她只告诉记者，等消息吧。

律师：物权、著作权有冲突

尽管目前还无法得知，李国强会如何书面答复杨绛先生，也不知他会否因着杨绛先生的动怒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但在这场纷争中，很多读者渴望知道的是，李国强作为这批书信的拥有者，他是否有权将它们拿去拍卖？

对此，记者采访了沪上律师杨永涛。他告诉记者，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而所有权为物件持有的一方。如果写信人不愿意信件内容公开或者被拍卖，那么可以在信中注明或公开发表声明，比如“是否允许公开”或“多少年后才可公开”。但如果没有在信里特别标注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附加条款的话，那么，物件持有者可以将它们进行拍卖。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但杨律师指出，无论这些信件将会落在谁的手上，他都无权将这些信件进行公开展览、出版、放映。按照著作权法规定，这些都是属于著作权人的权益，如果有涉及这些方面的行为，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中国文著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如果公开展示书信内容就涉及到发表权，发表权为著作权人所拥有，所以杨绛先生有权公开质疑，但信件拥有者也拥有物权，它与杨绛先生拥有的著作权之间有冲突，但优先考虑哪个权利，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业界：名人书信纠纷增多

作家信件被公开的事件已发生过多次。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此事曾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近年来，随着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行情看涨，随之而来的各种纠纷也越来越多。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也遭到了梁启超家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拍卖违背梁启超意愿，梁启超后人联手发表了一份《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尽管如此，拍卖仍然照常进行，最后拍出了6709万元的高价。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也遇到过类似事件，早年一些个人书信未经本人允许就被公开，感到十分讶异。赵丽宏认为，社会应该对此类事件有所规范，他表示，如果信件内容所指的对象或家属依然在世的情况下，未经这些人允许，将书信内容公开十分不妥当，也是对书信作者的不尊重。拍卖行在执行拍卖之前，应该综合考虑影响。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叶辛则表示，判定此事是否妥当，牵涉到当事人最初如何授意。他认为，就书信而言，任何一方想要公开，都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当某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否则从道德层面而言，并不妥当。

(北京晚報)    錢鐘書夫人楊絳“被逼”維權    2013.05.27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這是錢鐘書先生的夫人楊絳十分鐘愛的英國詩人藍德的一句詩。然而，這位102歲的老人，最近卻被逼得非要“爭上一爭”。

　　事情緣起於一家拍賣公司近日宣布，6月22日將在北京舉辦一場“《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集中拍賣錢鐘書的66封書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楊絳的書信和《干校六記》手稿以及6封女兒錢瑗的書信。由於書信內容涉及個人隱私，楊絳對此強烈反對，並發出三點聲明，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年過百歲的高齡老人心痛寫道：“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

　　據悉，這些信件主要是錢鐘書上世紀80年代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錢鐘書的書信中涉及不少對歷史和學人的批判，有不少錢鐘書認為“不能公開說的話”。但如今這些“不能公開說的話”，卻因拍賣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宣傳資料被公之於眾。5月20日，楊絳曾電話質問李國強，認為此事非常不妥，要求對方給予答復。李國強隻回應表示：“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面對楊絳的強烈反對，拍賣公司有關負責人自稱“本意是懷著對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尊重”。但盡管楊絳“叫停拍賣”的態度如此堅決，甚至不惜以百歲高齡公堂相見，該負責人仍表示“前后花了3－5年的時間才征集到這些作品，拍賣仍然會如期舉行。”

　　為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三所高校的民法、知識產權法和憲法領域的權威法律專家，對私人信件拍賣引發的諸多法律問題進行了專題研討。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嚴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隱私權和著作權，違反公序良俗，應依法禁止。

    楊絳公開聲明

　　近來傳出某公司很快要拍賣錢鐘書、我以及錢瑗私人書信一事，媒體和朋友很關心我，紛紛詢問，我以為有必要表明態度，現鄭重聲明如下：

　　一、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

　　二、對於我們私人書信被拍賣一事，在此明確表態，我堅決反對！希望有關人士和拍賣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權利，立即停止侵權，不得舉行有關研討會和拍賣。否則我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權利。

　　三、現代社會大講法治，但法治不是口號，我希望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責，維護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一基本人權。我作為普通公民，對公民良心、社會正義和國家法治，充滿期待。

　　楊絳

　　文學家翻譯家，錢鐘書夫人，本名楊季康，1911年生。1935——1938年留學英法，回國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1949年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記》，譯著有《堂吉珂德》等，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

    私人往來書信怎樣擺上了拍賣台

　　私人信件作為公民個人之間基於相互信任進行的聯絡方式，涉及作者和他人隱私。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保護公民個人隱私，依據《憲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國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而且書信的著作權，包括發表權、復制權、發行權等，都屬於書信作者，不因信件所有權轉移而轉移。若有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導致信件中的私人信息向第三方甚至社會公眾公開，勢必泄露公民隱私，損害憲法保護的通訊秘密權和《侵權責任法》所涉及到的信件作者隱私權。

　　即便不從法律角度出發，從社會道德和公共秩序角度來講，未經許可公開拍賣私人信件，會傷害到發信人對收信人的信賴，這也是有違公序良俗的。

　　這讓人不禁想到幾年前張愛玲遺作《小團圓》出版所引發的巨大爭議。因為張愛玲生前曾經寫信給宋淇夫婦，明確表示過要把該書手稿銷毀。但后來宋淇夫婦之子、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表示，張愛玲后來曾經跟出版社探討過《小團圓》這本書修改的進度，因此認為出版該書不屬於違背張愛玲遺願﹔而且該書面世，對研究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個人生平都有極重要的意義。結果，這本雪藏了33年的書“到底該不該不出版”所引起的爭論，以及被視為張愛玲自傳的《小團圓》一書中所引起的人們對張愛玲私生活的種種猜想，使得該書大賣特賣，成為近年來最暢銷的小說之一。但一些研究張愛玲的專家、學者和“張迷”們，則氣憤地提出 “三不”——不買、不看、不評。

　　究竟張愛玲自己對出版該書持何態度，由於她早已離開人世，所以隻能成為一宗疑案。但性格一向孤傲低調、尤其晚年自甘寂寞的她，應該並不喜聞自己百年之后仍被世人把她的小說當“花邊新聞”看而妄加評論吧。

　　卡夫卡生前也曾囑托好友馬克斯·布洛德把有關他的東西全部燒掉。然而，布洛德違背了卡夫卡的遺言，先后出版了卡夫卡的大量著作。雖然卡夫卡的文學造詣得以張揚與傳播，但布洛德也因此背負了道義的包袱。

　　相比之下，拍賣公司在書信作者仍然在世、並且強烈反對的情況下，為了商業利益仍然一意孤行的做法，就更令世人不齒。若拍賣如期進行，不僅讓百歲的楊絳老人心寒，讓作古的鐘書先生九泉之下難安，也會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法制建設有著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反對任何不尊重法律、不尊重他人權利的侵權行為，支持楊絳老人維權。希望相關個人和公司懸崖勒馬，別讓老人傷心，更別對不起自己的良心。（記者 王潤）

(长江日报)    钱钟书私人信札拍卖起争议    2013.05.27

　　据媒体报道，5月20日，102岁高龄的杨绛在得知他们一家三口的百余件私人信札行将被拍卖后，第一时间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原总编辑李国强打电话： “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作为这批信件的唯一收件人，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20日，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布拍卖启事称，一批钱钟书及其家眷杨绛、钱瑗的书信及手稿，将于下月中旬在北京拍卖。

　　据称，这些信札、手稿共110件。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件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瑷钢笔书信。

　　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周毅告诉记者，杨绛先生身体状况很好，由于年事已高，不愿受到外界打扰，希望媒体不要打扰杨绛先生本人。

　　2 专家：具有学术价值

　　此前，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就收到了由拍卖公司寄来的信件影印件。“当年钱钟书先生和海外的交往以及对具体人和事的评价，在这批信件中都有体现。由于是私人性信件，这些观点可能更加可信。”季进说，作为研究者来讲，他当然乐于见到这批书信成为学术公器，为更多学者所用，“由于属于聊天性质，信中有一些点到即止的话，对研究者会很有用”。

　　至于这批信件公开后，是否会影响到钱钟书和杨绛等人的声誉，季进连称“不会”。“不少人都熟悉他的风格，臧否人物非常坦率，看问题也非常尖锐，不会因为这批信件有所改变。”“倒是他这种半文半白的写作习惯以及全部用毛笔写成，让这些信件成为非常好的书法作品。”

　　中贸圣佳执行董事殷华杰感叹，钱先生治学的严谨，即便是私人信件，也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语病。

　　3 律师：隐私权受侵害

　　23日，中贸圣佳市场部经理胡兰杰在介绍事情的进展时称，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这次钱氏信件和书稿拍卖活动，也将提前至6月21日举行。胡兰杰的解释是：“因为举行拍卖活动的酒店档期有了新调整。”

　　究竟这一批信件能不能进行拍卖？

　　律师邢万兵注意到，在已经曝光的信件中，钱钟书已经声明，不想对外界表露自己对他人的看法。对此，他分析说，此次上拍的信件不仅仅是作为载体的信纸，也包括上面承载的信息，公开这些信息不应侵犯写信人的隐私权，要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

　　至于这批信件是否能够公开，邢万兵认为，关键在于有无侵犯到对方的隐私权，“如果对人身尊严造成伤害，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还有人认为，钱钟书的作品尚在版权保护的期限范围内，此次拍卖有侵犯其著作权的嫌疑。对此，律师曹玉芳的看法是，由于拍卖只是物权的转移，并不牵涉版权变更，因此不会违犯著作权法。不过，她也指出，由于收件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因此拿私人信件拍卖只能认定是对情感、伦理构成挑战，这种做法“可做但不妥”。

　　(本报综合)

　　信札部分内容

　　■谈外界对他的热捧

　　“海外对我的过奖已起一些反作用。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兄知我而亦爱我，必能鉴原。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物极必反，誉过招毁， ‘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我四十年文学生涯于此深有体验。”

　　■谈学界风气

　　“上周中文大学一学者来过，言现代文学会上国内去者发言，舍柯灵兄一个外，皆空洞浮浅。香港大有人在，走江湖者轻心大胆，欲以狗皮膏药充虎骨膏药，不知冷眼旁观者之齿冷也。不足为外人道耳。”

　　■谈鲁迅

　　“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正思写信，尊函适至，知果惹恼招怒，然此亦早在意中。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3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人所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注：《广角镜》刊登秦德君一篇文章《一段情》，披露了作者与茅盾的一段感情纠葛。这引起了钱杨夫妇的注意，也顺带提到了鲁迅。此前，钱杨夫妇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鲁迅。)

　　相关链接

　　近年藏家追捧过的名人信札

　　近年来，名人信札(包括书信、手稿及便条、题签、随记、抄录等)价格逆市猛涨：

　　2005年秋拍，郁达夫的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钱钟书致吴祖光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春拍，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同年，陈寅恪的112件手稿，成交价是285.6万元。李叔同的77页手稿，拍出了257.6万元。

　　2009年秋拍，一页5行的张爱玲书信，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秋拍，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备受关注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共计146个标的全数成交，总成交额高达6709万元。其中，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以713万元成交。

　　2013年春拍，曾国藩手书家训成交价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在中国嘉德2013春季邮品钱币拍卖会上，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拍出了304.7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超过估价50余倍。

(深圳特区报)    给名人书信留一点隐私空间    2013.05.27

　　北京某拍卖公司近日发布消息，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将于6月22日拍卖，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夫人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瑗钢笔书信。杨绛表示，私人信件要公开很不妥，已经致电信件持有人李国强，希望得到一个答复。(5月 23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文学著作，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及行文特点，这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因此，名人信札包括手稿、便条、题签、随记、抄录等，近年来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新宠，大有拍场“无此不成席”之势，拍卖价格也一路飙升，据说每年上涨幅度为30%。这就不难理解，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持有人，为何要公开并拍卖这批信札和手稿了——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笔者看来，如此追求经济利益是极不妥当的。可能对他人隐私权造成侵犯。据报道，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在钱钟书及其家眷的这批信札中，杨绛认为也有“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杨宪益和戴乃迭可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未经商量，就将这个原本具有私密性的评价公开，至少是对书信作者的极大不尊重。

　　尤需注意的是，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基本上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在50年的著作权法保护期之内。正如专家所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写信人拥有对信件的著作权，信件持有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信件被公开拍卖。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也有权阻止私人书信被拍卖。而信件持有人未经授意即公开拍卖，恐怕是对写信人著作权的侵犯。

　　从名人书信或被公开、或被拍卖的事件已发生多起来看，有关部门应对此类现象有所规范，使这类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以防止某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曝光名人隐私以一部分人的窥私欲，或进行商业炒作牟取不当得利。比如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又比如让拍卖行承担审查著作权的义务，不能只需要对拍卖委托人负责，还要为著作权人负责。

　　信札往来的名人双方，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约定“是否可以公开”以及“多少年后才可公开”，以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纠纷。

(中国文化传媒网)  钱钟书手稿拍卖遭质疑 赵丽宏、叶辛谈看法    2013.05.27

东方网记者周晏珵5月23日报道：日前，包括钱钟书66封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等手稿将被集体拍卖的事件引起波澜。

据早前媒体报道，即将由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这批藏品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东方网记者采访多位作家学者，均表示未经其亲属同意即公开拍卖的做法并不妥当。

“非公开”的内容被“公开”

据了解，在此次拍卖的手稿中，有不少书信者认为“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 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对此，早前有媒体报道称，钱钟书遗孀杨绛先生表示“非常吃惊”，甚至致电书信收藏者李国强，请对方给自己一个解释。

业界：不商量就公开有失妥当

作家信件被公开的事件已发生过多次。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此时曾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类似事件，早年一些个人书信未经本人允许就被公开，感到十分讶异。赵丽宏认为，社会应该对此类事件有所规范，他表示，如果信件内容所指的对象或家属依然在世的情况下，未经这些人允许，将书信内容公开十分不妥当，也是对书信作者的不尊重。拍卖行在执行拍卖之前，应该综合考虑影响。

据此前报道称，杨绛当初将书稿赠予李国强，只是留作纪念。对此，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叶辛表示，判定此事是否妥当，牵涉到当事人最初如何授意。

叶辛告诉记者，国外不乏这种“赠与”情况，但当事人家属往往十分谨慎，会授意“是否允许公开”或“多少年后才可公开”，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内容中可能牵涉到的矛盾。

叶辛认为，就书信而言，任何一方想要公开，都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当某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否则从道德层面而言，并不妥当。

杨绛:钱钟书百余信札是私人的事情 拍卖非常不妥  

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物件将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贸圣佳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的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据了解，这些信件的写作时间始于1979年12月4日，跨度约有四五年。

10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日前在北京家中得知“钱钟书百余信札6月上拍”一事后，表示“这件事情非常不妥，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对此，拍卖公司回应，“本意是出于对钱钟书和杨绛的尊重，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研讨会和拍卖时间将提前”。

杨绛：所有事已委托别人办理

记者自知情人士处获悉，李国强1979年接任《广角镜》总编后开始与钱钟书联系。“钱先生的性格是对年轻人能帮则帮，所以有信必复，而且相当客气，李国强当时是个小伙子，但是钱先生对他都称先生。如果钱先生知道这些东西被拍卖，会有多伤心。”上述知情人表示，“杨先生已经102岁了，我们平时都顺着她，这件事不知道会使她多伤心。”

记者昨日联系67岁的李国强，其表示对拍卖信札一事无可奉告。

据《文汇报》22日报道，杨绛先生于5月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他承诺要给杨绛一封书面答复。

记者往杨绛先生北京家中致电，杨先生请保姆转达说，“很抱歉，岁数大了也听不见，不再接受媒体采访。”“该说的都说了，就不便再多说了，所有的事情都已委托别人去办理。”

拍卖公司：对于杨绛的反应未料到

对于是否与杨绛沟通的问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兰杰表示，这是高层处理的范畴，她并不知情。对于是否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她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是否会对这些拍品采取出版等形式以达到更大规模的传播，她表示目前并无计划。

胡兰杰表示，杨绛先生的反应他们没有料到，“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毕竟这么大规模的钱氏书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均未曾公布过。”

委托拍卖的真是李国强的朋友？“我们前后花了3至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批作品，因《拍卖法》对委托人有保密规定，所以暂不方便透露委托人身份。”胡兰杰说，“很多拍卖行为都曾受到争议，此次拍卖不会受影响。由于场地原因，拍卖时间比原先预定的提前了一天，定于6月21日，‘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研讨会暂定于6月1日，具体场地还未确定。”

律师：著作权和所有权可分开

名人手稿、信件渐成拍卖市场新宠，今年嘉德春拍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去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档案，虽遭到梁启超家人反对，但最后仍拍出6709万元。

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因为可能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以往也有公开出版的先例，如台湾作家苏伟贞便出版过其与张爱玲的通信。但被用作拍卖，前述知情人称，“我真是闻所未闻，现在的世界真是搞不懂。”

“编辑拿作者通信拍卖”这样的事情，除了事主的情感层面难以接受，或者对行业伦理有所挑战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昨天律师游云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拍卖并不转移版权，因此并不违反著作权。

关于钱钟书在信中发表了一些不欲公开的对其他人的看法，游云庭分析，关键在于有无侵犯第三方权益的，不宜公开的内容，如果有，杨绛可以遗孀的身份起诉，阻止这些侵犯第三方权益的内容公开。但拍卖这个环节并没有问题，拍卖公司就此事做宣传也没有问题，只要内容真实。

律师刘洋也表示，书信的著作权属于写信一方，拍卖行一般不需要对著作权方负责，“没有这个义务。按照《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方要保证物品没有权利瑕疵，所谓权利瑕疵一般是指违法交易的所有权问题。”

“著作权和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一位画家，他的画所有权转移后，作为著作权方他对模仿和篡改作品可以提出著作权保护，但是对于所有权的转移，他已经无权干涉。”刘洋说。

(北京晚报)  杨绛应尽早诉诸公权    2013.05.28

　“钱钟书杨绛书信及手稿将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在京拍卖”，近日，一条拍卖公告引发轩然大波。

　　据悉，这些信件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批判，有钱钟书认为“不能公开说的话”，如今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宣传资料而被公之于众。前日，102岁高龄的杨绛发表声明，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私人书信被拍卖，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将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而拍卖方则表示拍卖会将如期进行。

　　在艺术品市场整体趋冷的情况下，名人信札手稿逆市上扬，成了各大拍卖公司竞相追逐的热点。当私人信件与利益碰撞，有网友感叹，“名利莫绝友情义，金钱别伤大师心。”

　　争论

　　就在杨绛发表声明的当天，来自清华、人大、北大三所高校的权威法律专家，对私人信件拍卖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而多位拍卖界、法律界、收藏界的业内人士，也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各不相同的观点。

　　法律界说

　　1

　　私人书信上承载着哪些“权”？

　　程啸（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讨会与会者之一）：

　　一封信件，涉及到多种权利。信件的纸张归收件人所有，但信件本身也是作品，上面承载着的著作权、隐私权，是归作者所有的。作者去世后，相应权利便自动归作者的继承人所有，进行继承与保护。

　　张思星（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拍卖师）：

　　与书画、文物不同，信件不属于公开艺术品的范畴。受赠人虽拥有信函的所有权，但不意味着其拥有信函的完全处置权。这还要看信函主要内容是什么，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意愿。

　　从常理而言，两人之间的信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书信往来双方的隐私。因此杨绛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终止这场拍卖。当然，若相关权利人双方均对拍卖没有异议，拍卖也是可以继续的。

　　拍卖界说

　　王凤海（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

　　著作权人通过买卖、赠与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作品转让给他人的，作品的物权和著作权就发生了分离。拥有者取得作品的物权，作者则依法保留了著作权。

　　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应享有作品的展览权。

　　2

　　私人书信没有作者允许是否可以拍卖？

　　程啸：即便参加拍卖的人声称“我只想拍得信件收藏，不会公开内容”，也是侵权。就像我写给你的信被第三人看到、获取，即便第三人并没有将它公之于众，也只是没有侵犯发表权，但还是侵犯了隐私权。

　　此外，依据《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未经许可，拍卖私人信件势必侵犯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权。

　　张思星：作为知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杨绛所作书信，未来是否能够拍卖，还将存在新的争议。

　　例如目前拍卖市场上也有一些名人的书信，这已经从一个普通收藏品的层面，上升到文物层次。尤其是书信中涉及的人已经去世后，其隐私是否还应该继续受到保护？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规定。相关书信是否有一个“解禁”期限？目前也没有明确说法。

　　王凤海：委托人作为原件所有人，应对拍卖标的享有物权和展览权。拍卖人接受委托，对信件进行拍卖是符合《物权法》、《拍卖法》和《著作权法》规定的。

　　根据物权法精神，动产的占有人即所有人（除非有证据显示为非法占有）、物品所有权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自己的物品。非法律禁止流动物品的所有权（处分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处分物品。拍卖人接受委托的，应当按拍卖法规定程序进行拍卖，而标的展示是法定程序之一，应得到法律保护。

　　3

　　拍卖公司是否应承担审核职责？

　　刘双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中，拍卖公司承认书信及手稿“均未曾公开过”。因此我认为，第一，拍品是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应是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第二，拍卖公司此前付出工作的艰辛程度和成本高低也不应成为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能否继续进行应取决于一点，即委托人是否对拍品拥有法律上的处分权。

　　拍卖公司对标的负有审核义务。像尚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这样的标的，如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拍卖行应让委托人提供其享有处分权（含发表权）的证明。

　　委托人拍卖其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标的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王凤海：按照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要查验委托人的资质，但仅是查验，并非核实。也就是说，我要看你拍卖合法的证明，但我没有义务去检查你这个证明的真伪。无论最后委托人是否有权利拍卖这批信件，拍卖公司本身的作为并没有过错。

　　4

　　杨绛先生目前该如何应对？

　　程啸：若拍卖公司执意拍卖，又发生在法院裁决之前，那么拍卖行为本身是有效的。

　　所以对杨绛先生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事前阻止对隐私权的侵害。否则一旦发生了拍卖行为，就覆水难收了，只能采用“亡羊补牢”的事后救济方式，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经济补偿等等。

　　拍卖公司已经印制了很多宣传册，也出了一些光盘，杨绛先生应该尽快以侵犯知识产权的名义提起诉讼，取得法院的诉前禁令，申请扣押拍卖信件。法院如果扣押了，就表示对拍卖行为持否定态度。接下来再马上以侵犯隐私权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拍卖公司马上停止侵权行为，即停止拍卖。

　　王凤海：我建议杨绛先生尽快找公安机关和拍卖监管机关，时间上完全来得及，目前没有必要反复纠结于此事是否合法。

　　而即将拍卖的信件是否侵犯当事人隐私，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鉴别，而非由个人去说如何如何。如果个人认为信件中有侵犯隐私的问题，应该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

　　目前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情感方面，是对于杨绛先生的一种同情，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法律层面入手。

　　一说

　　“杨绛先生激烈反对，

　　刚好验证书信是真品”

　　刘林（本人要求匿名，收藏界人士）：

　　在杨绛先生在世且反对之时，进行公开拍卖确实挺混蛋的，但这并不违法。拍卖行趁此机会，也是炒作了一把杨绛先生激烈反对，刚好验证了书信是真品。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接受常人没有的骚扰。比如偷拍明星海滩光屁股晒太阳没事，要偷拍普通人，估计要吃官司。

　　我觉得收藏大师的手稿书信，是为了尊崇大师，可人家都反对了，还要买，那收藏者的品位就大打折扣了。不过，就算现在不卖，经过吵架确定为真迹，以后再卖还更贵了。

　　西方人很重视手稿书信，而中国人重视艺术品，也就是名人字画，对书信不太重视。但这几年开始热了，收藏圈是轮番炒作，每个类型都要炒作到最高点，然后换一个类型继续炒。书信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独特的一手资料文史价值。不过书信的收藏很难，不好找。我有一份书信，不算名人，但字很好，我也买了。

　　补白

　　名人书信

　　备受藏家追捧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5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新亚书店第二届古旧图书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3年春，曾国藩手书家训首次现身拍场成交价竟达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主笔：魏婧 张棻

　　吴楠

(鳳凰網)    李大超：拍賣錢鐘書私人信札不妥    2013.05.28

如若錢先生知道自己以及家人的書信將來會送去拍賣，會作何想？自錢鐘書過世之後，至今仍獨自一人整理編輯他遺稿的楊絳女士，心情又當如何？“私人信件怎可公開拍賣？”楊絳的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日前，北京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宣佈拍賣錢鐘書私人信札的消息引起軒然大波。在即將舉辦的名為“《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上，錢鐘書的66封書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楊絳的書信和《幹校六記》手稿、6封女兒錢瑗的書信將集中拍賣。消息傳出，年逾百歲的錢鐘書夫人楊絳立刻發出三點聲明，堅決反對拍賣，“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怎麼可以公開拍賣？”並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權利。而拍賣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則表示：“他們前後花了3－5年的時間才徵集到這些作品，拍賣仍然會如期舉行。”

拍賣行為是否觸犯法律，或許尚存爭議，但它無疑是樁醜行。楊絳女士在聲明中說：“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麼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一向沉潛書海，極少公開發聲的文化老人，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據了解，這些書信的持有人李國強，在1979年接任《廣角鏡》總編後，以問學的形式開始與錢鐘書聯繫。錢先生對年輕人能幫則幫，有信必復，而且相當客氣。李國強當時是個小夥子，但是錢鐘書在書信往來中對他都稱先生，直抒胸臆，坦誠以待。如若錢先生知道這些書信將來會送去拍賣，會作何想？自錢鐘書過世之後，至今仍獨自一人整理編輯他的遺稿的楊絳女士，心情又當如何？

這些書信中涉及一些對歷史和學人的批評，有不少錢鐘書認為“不能公開說的話”。雖然據看過原稿的人表示，這些絲毫無損於錢先生的聲譽，但問題絕不在於個人的隱私，而是違背朋友間應有的基本默契和承諾。而以過去的禮俗來看，寫信者去世後，書信應由收信人把書信還給寫信者的，比如錢先生的後人或者是他們家屬；如若自己保管不當尚且不妥，更何況是作為商品來拍賣，楊絳先生的激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拍賣公司在回應楊絳女士的聲明時說：“本意是懷著對錢鐘書和楊絳先生的尊重。委託人覺得這批東西的面世對錢鐘書研究及現代文學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畢竟這麼大規模的錢氏書信及手稿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文學研究價值，而且均未曾公開過。”其實，錢先生信中明明寫著不足於外人道，而楊絳女士至今尚在整理編輯錢先生的遺稿，持有人、委託人抑或拍賣公司有何尊重可言？

(北京青年報)    錢鐘書書信買賣惹爭議 該保護歷史還是該保護隱私?    2013.05.28

一場即將舉辦的“《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稿專場”拍賣會掀起軒然大波。昨天，記者拜訪了楊絳先生北京住宅，照顧她的阿姨禮貌地拒絕了採訪要求。楊先生的住宅依然安靜，但住宅外的爭論愈演愈烈：是“個人隱私，豈容買賣”還是“手稿和書信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是有目共睹的”？該保護歷史還是該保護隱私？

近日，“錢鐘書楊絳信件及手稿將首次大規模面世並將於6月22日拍賣”的消息引楊絳不滿事件正在升級。前天，楊絳先生發出三點聲明，堅決反對拍賣，並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很多法律專家認為，未經作者同意，拍賣私人信件嚴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隱私權和著作權，違反公序良俗，應依法禁止。對於廣大收藏愛好者而言，疑惑的是，如果拍賣是違法的，應該如何處置此類書信收藏品，如果私下流轉，是否也侵犯隱私權呢？對此，專家看法不一。

現場追蹤

鄰居集體寫信支持楊絳維權

昨天，記者拜訪了楊絳先生北京住宅，在樓下，正好碰到一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見到記者，她非常激動，“今天我看到報紙上楊絳先生的聲明了，我們鄰居都支持她。”說著她拿出一封信，由十幾位鄰居共同撰寫，信上寫道，“今天在報上看到你的聲明，我們也感到氣憤，認為社會上不能出現這樣的事，說明公司的領導學習要加強，希望你也不要為此事挂心，會有好結果的。——你的鄰居等十多人，5月27日。”

老太太說平時和楊絳先生也並不熟，但是聽說拍賣的事情很氣憤，她在樓下按了一會兒門鈴，沒有人聽，便把信件投入樓下的信箱。據小區保安介紹，這幾天想找楊先生的媒體特別多，有的人就在樓下死等，但是楊先生幾乎閉門謝客，不接受任何採訪。當記者表明來意，照顧她的阿姨果然禮貌地拒絕了採訪要求，“請大家理解，楊先生已經102歲高齡了，不勝其擾，有進一步的消息會通知大家的。”

最新進展

拍賣公司保持沉默

消息一出，很多網友也表示支持楊絳先生維權，“支持楊絳先生！這種行為太可恥！熱愛文學的人是不會為了區區盈利而傷害別人的隱私。”“如何處理私人的信件、日記乃至原稿，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不可莽撞，更不可唯利是圖。”“那是錢鐘書和楊絳先生及女兒家人的感情，你們也敢拿來拍賣。”截止到記者昨天發稿，拍賣公司依舊對此保持沉默，之前公司相關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拍賣將會如期舉行。

書信難題

這個案子涉及多種權利以及權利的沖突

但是也有很多收藏愛好者有所疑惑，如果拍賣書信是違法的，那收藏愛好者應該如何處置手中的名人書信呢？昨天浩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馬曉剛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個案子中涉及很多種權利和權利的沖突。首先，信件持有人擁有書信的所有權，他擁有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但是書信的特殊性在於，其中又涉及內容，這就是有關著作權。在這個事件中，主要涉及其中的發表權和展覽權。

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發表權應該由著作權人或者繼承人行使，繼承人如果不在了，才輪到原件的持有人。至於展覽權，這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法律隻明確規定了美術作品的原件持有人具有展覽的權利，至於其他法律沒有規定。另外，最重要的還涉及隱私權，隱私權屬於人身權利，不能繼承，但是法律規定繼承人有權利去保護去世人的隱私權。

流轉爭議

還原歷史真相還是保護隱私？

錢鐘書信件的持有人要拍賣，必然會涉及預展、制作圖錄、向媒體披露信息，涉及內容的公開必須征得著作權人的同意。記者了解到，其實名人書信並不是第一次公開，此前文學研究者夏志清公開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讓一些“張迷”也很痛心，但是夏志清解釋說出版張愛玲信件，是“為了說出真相”。他的出版也得到了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的支持，“看見有人對夏志清的痛心疾首，認為是不道德行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來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電視劇《她從海上來》等等，張愛玲會滿意嗎？”著名“張學”研究學者陳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經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須面對她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應關注她出於各種原因未及問世的手稿。”並稱張愛玲書信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稱這些書信並不涉及隱私，手稿和書信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是有目共睹的。手稿作為一個原生態的文本，既可還原印本之缺，又能為研究者提供豐富的信息，探尋作者的心路歷程，因此很樂意看到這些資料能夠作為史料進行研究。

馬曉剛認為，從法律的規定來說，是不是涉及隱私權，是要由權利人自己來決定的。如果拍賣的過程一直保持內容的保密，不舉行預展、不制作圖錄，只是簡單的信息，那麼從物權的流轉角度，是允許的，“如果是一對一的，我認為問題不大。”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個人隱私，豈容買賣”。依據《憲法》第40條的規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國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受法律的嚴格保護。一對一的買賣就不會侵害寫信人的隱私權？馬曉剛律師認為“這要看范圍是否可控”。

專家建議應建立名人書信公開或拍賣征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開或拍賣，需要征得寫信人同意，當寫信方離世，至少也該征得其家屬同意﹔又比如讓拍賣行承擔審查著作權的義務，不能隻需要對拍賣委托人負責，還要為著作權人負責。

文/本報記者 羅皓菱

(南京日报)    给名人书信留下隐私空间    2013.05.28

　　北京一拍卖公司近日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钟书书信手稿”，包括60余封钱钟书书信、13封杨绛书信和6封钱杨独女钱瑗的书信，及钱钟书《也是集》手稿和杨绛《干校六记》手稿。其中钱钟书的书信大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收信人是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26日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5月27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文学著作，私人书信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及行文特点，这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因此，名人信札近年来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新宠，拍卖价格也一路飙升。这就不难理解，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持有人，为何要公开并拍卖这批信札和手稿了——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笔者看来，如此追求经济利益是极不妥当的。私人信件本质上是个人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进行的私密通讯，涉及作者和他人的隐私，擅自拍卖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据报道，此前，张爱玲生前好友夏志清曾推出张爱玲百余封信件出版，信件涉及张爱玲的大量隐私，包括其晚年在美国的窘迫生活，引发大量“张迷”不满，认为其“践踏了张爱玲交付的情谊”。

　　在钱钟书及其家眷的这批信札中，杨绛认为也有“不便公开”的内容，如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杨宪益和戴乃迭可是上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啊，未经商量，就将这个原本具有私密性的评价公开，至少是对书信作者的极大不尊重。

　　尤需注意的是，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基本上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还在50年的著作权法保护期之内。正如专家所言，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写信人拥有对信件的著作权，信件持有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著作权人有权阻止信件被公开拍卖。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也有权阻止私人书信被拍卖。而信件持有人未经授意即公开拍卖，恐怕是对写信人著作权的侵犯。

　　从多起名人书信或被公开、或被拍卖的事件来看，有关部门应对此类现象有所规范，使这类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以防止某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曝光名人隐私以满足一部分人的窥私欲，或进行商业炒作牟取不当得利。

(长江商报)  拍卖方：拍卖会将如期举行    2013.05.28

近日，“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将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的消息在社会各界中引起轩然大波。钱家三口目前唯一在世的102岁的杨绛先生非常愤怒，前日发出公开声明，坚决反对拍卖，并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本报记者 卢欢

杨绛

隐私、信赖，都可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拍卖钱杨信件”中“被公开”的钱钟书信件，不仅包含钱钟书、杨绛先生及收信方李国强的个人信息，还涉及不少钱钟书先生对历史和学者的臧否。杨绛先生于20日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在一封写于1981年的信中，钱钟书先生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编者注：杨宪益与戴乃迭)，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然而，他这番“不能公开说”的话，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而在诸媒体和网站上“被公开”了。

在杨绛先生的公开信中，她称此事让自己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亦明确表态，坚决反对这场拍卖，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拍卖方

拍卖的本意是对钱、杨的尊重 

面对杨绛先生的叫停，拍卖公司将如何应对？记者昨日登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官方网站，这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会仍作为近期的重头活动被推介。记者打探到，《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展览和研讨会也将在6月照常进行，地点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此说法得到馆方工作人员证实，但此前则遭副馆长否认）。

记者多次致电负责此次拍卖事宜的市场部经理胡兰杰，其手机一直处于转来电提醒状态。此前有报道称，尽管获悉杨绛先生“叫停拍卖”的声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仍表示，没料到杨绛先生有此反应，“本意是怀着对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委托人觉得这批东西的面世对钱钟书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均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他们前后花了3—5年时间才征集到这些作品，拍卖仍然会如期举行。”

收信人

不是我做的，我也不认识拍卖公司

委托人身份至今没被披露。而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曾任香港《广角镜》杂志主编的李国强也是信件向外流出的源头，连日来受到了外界的质疑。李国强在回应杨绛质问时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身在香港的李国强昨日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当被记者问到是否知道杨绛先生的公开信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表示自己跟杨绛先生已沟通，但沟通的结果，他不愿透露，只是强调一点，“不是我把那些信件授权给北京那家拍卖公司的。我当初把这批信件转给了一个朋友，是不是这个朋友拿给拍卖公司，或者转来转去转到拍卖公司，我也不清楚。”记者追问，他是否跟拍卖方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交涉，叫停这场拍卖？他表示：“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也不认识那家拍卖公司。”

法律专家

观点一：信件所有权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著作权的转移

观点二：应该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李新天昨日对记者表示自己听说此事后很惊讶，“书信关乎通讯自由问题和个人隐私问题。一般来说，别人的信件不能随便外传，未经允许，更不能公开、传播，这也是受宪法保护的。”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日召开的“名人信件拍卖的有关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法律学者们明确提出，“‘拍卖钱杨信件’侵权无疑议，侵害的是作者的隐私权、著作权等多种合法权益。”

他们认为，信件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即便收信方被认为拥有信件所有权，其对信件的处理也要受到严格限制，一是信件的转让不能利用和违背写信方和收信方相互间的信赖；二是信里所披露的个人私密信息不能被公开；三是信中内容可能涉及第三人，信件的处置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另外，信件所有权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著作权的转移，信件的发表、复制、出版权利仍归写信人及相关继承人所有。

在很多专家看来，在隐私权的保护上，我国从宪法到民法都非常清楚，但薄弱的是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而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昨日则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作品的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所以拍卖人对信件进行展示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链接

夏志清：他骂人太多，这怎么能发表呢？”

辽宁大连出版社出版的《记钱钟书先生》一书中擅自刊出钱钟书书信108封和杨绛书信1封。1997年5月，钱钟书、杨绛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该书对其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国家版权局裁定：停止发行该书、封存并销毁该书的库存、对出版社罚款1万元。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家中也藏有其父与钱钟书先生来往的不少书信。他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要出版，也不可能单方面出版我爸爸这一边的，而怎样处理钱钟书的来信要征求杨绛先生的意见。”

而不久前因为曝光张爱玲书信引发争议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也保留了与钱钟书的通信，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到是否有计划出书，夏老曾说：钱钟书的书信是不能发表的，他骂人太多，凡是不喜欢的他都骂，这怎么能发表呢？

(华夏经纬网 )    杨绛反对钱钟书书信上拍 私人书信隐私谁保护    2013.05.28

记者 师文静

　　日前，一家拍卖公司宣称将集中拍卖已故作家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的几十封书信。为此102岁的杨绛先生发声明强烈反对这些信件拍卖，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此事的焦点是拍卖信件涉及钱钟书和杨绛的个人隐私，而围绕这一事件，收藏界和法律界也对私人往来信件的物权、著作权、隐私权等展开讨论。对于仍在身后50年著作权保护期内以及有继承人的名家往来书信，到底该由谁来处理，一时成为热点话题。

　　钱钟书书信被拍卖，杨绛亲自维权

　　日前，有媒体称，某拍卖公司将举办一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集中拍卖钱钟书的66封书信、《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以及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此消息一出，就引起了102岁杨绛先生的关注。由于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杨绛在随后的采访中表示，对此强烈反对，并于26日发出三点声明，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

　　据了解，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杨绛在公开信中表示，“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其实，个人往来书信被公开叫卖和拍卖并不只杨绛一人。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去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 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今年春天曾国藩手书家训首次现身拍场成交价竟达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但是以上这些信件已经是公开拍卖的藏品，已超过身后50年著作权保护期，并没有引起争议。而杨绛书信拍卖惹争议，焦点在于此事涉及当事人各项权利。

　　即便拥有名人信件也不能随意处置

　　杨绛维权一事，引来知识产权专家的关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舟称，书信是特殊的作品，不仅涉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还涉及隐私问题。如果杨先生不同意，拍卖活动应当终止。“公民的作品发表权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发表权指决定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

　　到底这些具备研究和收藏价值的书信，能不能未经杨绛同意而流向市场呢？刘双舟称，拍品是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应是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公司此前付出工作的艰辛程度和成本高低也不应成为支持继续拍卖的理由。拍卖能否继续进行应取决于一点，即委托人是否对拍品拥有法律上的处分权。

　　“拍卖公司对标的负有审核义务。像尚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这样的标的，如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拍卖行应让委托人提供其享有处分权(含发表权)的证明。拍卖中，委托人的身份可能是保密的。如果找不到委托人，杨绛先生可直接向拍卖行表明态度。委托人拍卖其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刘双舟称。

　　个人隐私泄露，作者有权制止

　　从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些拍卖的信件中多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去信，大多是与李国强商谈《也是集》、《干校六记》两本作品的出版事宜，而女儿钱瑗的信件，则是拜托对方帮其购买书籍资料。1980年之后，李国强与钱家一直维系着亲近关系，至钱瑗病逝、钱钟书病重，杨绛也始终与其保持密切往来。在一些信件中，钱钟书曾罕见地对同时期文学家的人品做出点评，其中包括茅盾、鲁迅、沈从文等。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信件确实涉及钱家不少隐私以及钱钟书一些不宜公开的对他人的评价。

　　而拍卖受到杨绛的反对也与涉及隐私有关。《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有律师解读，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势必泄露公民的隐私，书信作者有权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也称，信件涉及的私人事务如果未对第三方公开的，也涉及隐私权，如果信件涉及写信者对第三方评价的，还涉及写信者和第三方的名誉权。 “因此写信方可以信件公开拍卖前的展示将侵害写信者或第三方的权利为由阻止拍卖，但如果拍卖方在拍卖前不公开展示信件内容而只展示信件的信封，或者只公开小部分不涉及隐私权、名誉权，并已经在媒体上被公开的内容，就可能达到既展示拍品又避免法律风险的目的。”

来源：齐鲁晚报

(北京日报)    拍卖书信应遵最小伤害原则    2013.05.29


这批手稿主要为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其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透露出钱钟书真实的思想心态。


中国政法大学 朱巍

近日，“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将于6月22日拍卖”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杨绛先生发出三点声明，坚决反对拍卖，并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杨绛先生认为这些信件内容涉及到很多隐私和钱先生生前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私密看法，所以“不宜公开”。

　　书信作者和持有者均有所有权

　　收藏热已经扩展到名人私人信件方面，这方面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历史名人的私人信件内容和手稿被公开的事件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曾国藩的系列家书。张爱玲、梁启超的家书也曾有过被拍卖的记录，虽然当时遭到包括家人和“粉丝”们的强烈反对，但这仍未能阻止拍卖行为。

　　从法律角度说，对私人信件的拍卖主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一是书信所有权人是否有权拍卖，二是如何协调私人信件中的隐私保护问题。

　　书信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书信作为动产，所有权的归属方面特殊之处在于书信的所有权人有两个：一是书信的执笔人，即作者，他享有的是版权；二是书信持有者，即直接所有人，他享有的是物权。

　　简单的一封书信，从内容上看版权人就是作者本人，他享有发表权、修改权、出版权等知识产权。但从法律属性上看，书信持有者是所有权人，他享有对书信本身的处分权。所以，作者和持有者对书信有着双重所有权，前者保留版权，后者保留物权。举个简单的例子，书信持有者既可以将收到的来信保留，也可以将信件烧毁，但不能将信件内容公布于众或进行添加、修改和补充，这是出于对版权人权利的考虑。

　　持有人发表权受到双重限制

　　书信与其它艺术作品不同，后者一经赠送或者出卖，只要没有事先另有约定，持有者都可以将作品进行展览或者发表。书信因其内容具有私密性，只要没有事先约定，持有者就不能将之发表或展览。因为，持有人发表权既受到版权人的限制，又受到作者隐私权的限制，在这种双重限制下，本来属于持有人的展览权就要“缩水”，擅自发表的行为将导致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的后果。

　　杨绛先生作为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依法继承了这些书信的版权，同时，她也成为钱先生隐私权保护的权利人。从法律角度说，杨绛先生有权利阻止书信内容的对外发布和书信对外展览，但是，她却无权阻止书信的拍卖，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在没有特殊约定的前提下，书信持有人拥有对书信的所有权，即物权。在法律上，所有权是一种很“强势”的权利，任何人都是这种权利的义务主体。书信持有者依据自己的所有权，可以行使包括毁损、处分、出借和拍卖的权利，即便是作者，在书信转手之后也没有权利阻止书信拍卖的进行。这也是当年在拍卖梁启超、张爱玲私人信件时，在其家人和舆论的严重抗议中，拍卖仍可以照常进行的主要原因。

　　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谁是书信的所有权人呢？书信在物权法中属于动产，一般来说，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标志不同，动产以“交付”和“持有”为公示标准，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标准。书信合法所有权人的标志很简单，就是看书信的直接持有者是谁，谁就是所有权人。如果有人偷盗名人书信后到拍卖公司拍卖，只要拍卖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持有者是盗窃所得到的信件，就可以将持有人认定为书信所有权人。当然，像这种历史名人的信件一般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为了保障书信交易安全，可以进行“动产登记”，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得到发展，不过实践中还是可以通过公证书、授权书等形式进行的。

　　拍卖书信应尊重作者隐私

　　在这个事件中，杨绛先生最为关注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拍卖本身，而是书信内容所涉及的隐私问题。名人书信的隐私问题较为复杂，一方面，书信作者的隐私权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隐私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就拍卖行为本身来说，势必会涉及到信件内容的“泄露”问题，会产生侵害作者私密信息的可能。比如，在拍卖之前对信件笔迹的鉴定工作、拍卖时对信件内容的展示等都会涉及到此。隐私权与物权都是一种绝对权，不过，相比之下对隐私权的限制因素比较大，在二者相冲突的时候，法律会选择一种更为折中的处理方式。

　　首先，隐私权对拍卖活动要有一定限制。拍卖展示信件的时候，不得将书信的隐私部分展现出来，如有必要，需要将涉及到的敏感信息予以遮蔽。参与拍卖者不得对信件摄像、拍照或其它记录，不得对外宣扬书信内容。

　　其次，隐私权对所有权人要有一定限制。拍卖中最后的拍得者取得书信所有权，但不得将书信内容发表，或以任何方式公开，在权利人授权前，不得对书信及其复制品进行展出和展览。当然，书信所有权人也不得对书信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出版。

　　最后，拍卖书信的整个过程需要遵循“最小伤害”原则，尽量避免对钱钟书先生及其家人隐私权的侵害，媒体也应避免对书信内容进行过多报道。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都是我国近现代的著名传奇人物，他们在法律上属于公众人物。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众知情权方面的考虑，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按照公众人物主张隐私权受限的理论，这些书信内容可以公开，或者可以适当公开吗？

　　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在钱钟书先生的这些信件中涉及的不仅是他本人的隐私，而且还包括其他人的隐私，后者的隐私在法律上被称为“与有隐私”。被涉及隐私的相关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所以，即便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本身因是公众人物的原因被限制主张隐私权利，这些信件也因为具有众多的“与有隐私”而不得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前提是与公共利益相关，钱钟书先生的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内容可能与公共利益并无关系，所以在这个事件中，公众人物不能成为对抗隐私权豁免的理由。

(半岛都市报 )   2000年以来在拍卖市场上一路走高藏家追捧或为财或为学术研究    2013.05.29

102岁的杨绛出面反对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让名人信件、手稿拍卖涉及到的道德、法律之争引发关注。记者采访专注于名人信件收藏的学者荣宏君等人了解到，从2000年开始，名人的信件、书稿等手书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不断升温，周作人、徐悲鸿、胡适、郁达夫等人的书信在国内外拍卖中，一封信就动辄拍出上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高价，追捧者或为了坐等收藏升值、或为了出书、进行学术研究。相关纠纷也开始不断增多，对于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是否侵犯了著作权、隐私权，律师们也有不同说法。

　　书信升温：张学良一封信85万美元

　　对这起因将于下月在北京举行的“《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引发的纠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名人书信收藏的学者荣宏君认为是书信拍卖市场繁荣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必然结果，将来这样的纠纷还将不断出现。

　　他告诉记者，名人书信原本只是小众收藏，但从2000年开始，名人书信也越来越热，以前拍卖公司多将名人书信归入到古籍类，而最近保利拍卖将专门成立部门用以征集信札、名人手稿等。书信拍卖的升温，首先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近年来不断繁荣有关，再者，通过书信进行学术研究、尤其是民国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潮流。

　　与名人书法相比，名人信件尤显珍贵。今年3月20日，一件有毛泽东署名的致张学良秘密信函在纽约以45.8万美元拍出。张学良1937年1月所写的“告别信”，以85万美元成交，张学良在信中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受辱”。

　　书信在国内拍卖市场也屡创高价，2009年嘉德春拍有一批从胡适后人那里得到的陈独秀书札，国家文物局首次按照成交价554.4万元行使了文物“国家优先购买权”，荣宏君告诉记者，这成为彰显名人书信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价格更是高涨，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堪比他的一件小幅画作。2013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价值何在：为财为学或者为猎奇

　　名人书信的收藏群体不断扩大，其中有些藏家是出于投资目的，还有一些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荣宏君近年来就以自己收藏的书信为依托，出版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等多部书籍。

　　近年来很多名人书信集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反响，王小波、李银河的通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日前再版，其中不仅有两人的真挚爱情，还能让读者感受到王小波为这个世界留下的那些宝贵财富。《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不仅反映了其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步步恶化，还是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争议与失和的缩影。

　　还有一些藏家并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只是出于爱好进行收藏，比如著名演员张铁林就酷爱收藏名人手札，他开始收藏时这类市场还是冷门，他曾创下一个人包圆，买下整场拍卖会上的全部手札藏品的纪录。2002年他曾以250万元的价格拍得赵之谦的《论学丛札》。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名人书信感兴趣，是出于猎奇心理。日前，现年92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推出了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书中涉及其晚年美国生活的诸多隐私，包括其遭遇的困境和不堪。

　　争议频现：周作人后人曾提起诉讼

　　随着名人书信的价值日益彰显，名人书信引发的纠纷、争议也不断增多，《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就引发了涉及名人隐私的私人信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出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带着窥私欲和猎奇心理的商业操作，有人则认为书信集让真相从信件中浮现，可以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

　　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在去年5月进行拍卖前，周作人的13位后人曾多次要求停拍并返还手稿。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等称，1966年8月，包括上述手稿在内的财物因被抄家而脱离周作人及其家属。但嘉德公司在去年5月12日，不仅以184万元价格拍卖了该手稿，还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手稿委托人信息。此后，周作人后人将拍卖公司诉至北京东城法院，要求确认拍卖行为无效，并返还手稿。但今年1月，该案经法院裁定未予受理。

　　荣宏君认为，由于市场的活跃，由名人书信拍卖、发表引发的各种纠纷今后还将不断出现。

　　藏家观点：不能用道德绑架法律

　　就杨绛反对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一事，荣宏君说：“从感情上，肯定是站在老人这边，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不能用感情和道德绑架法律。”他认为书信拍卖转让的只是书信的所有权，而这批书信在所有权上已并不属于杨绛和钱锺书。书信所有人是保存、丢弃、捐赠还是让其流向市场，有其自由，“我收藏了一封钱锺书、杨绛在上世纪80年代共同写给一位编辑的信，这位编辑病了，信中提到如若需要买药或其他东西，钱锺书夫妇可以让香港的亲戚往回带，这封信是我从废品回收站买回来的。”

　　荣宏君认为，从目前钱锺书这批书信中流露出来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涉及到鲁迅还是《红楼梦》的翻译问题，都只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作为史料可以丰富钱锺书这个人，而不会对其形象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律师说法：是否侵犯著作权存疑

　　就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引发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法律之争，记者采访了青岛元鼎律师事务所的单正国和青岛紫易律师事务所的杨建斌两位律师。

　　单正国认为，隐私权和名誉权作为民事权利，在钱锺书去世后就已经不成立了。家属能不能继续主张这些权利在法律上存疑，有将民事权利过于扩大化之嫌，“对民事权利不能推而广之、无限保护。”对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其身后50年，单正国认为拍卖方并未将书信公开正规出版以盈利，是否侵犯了著作权在法律上也是存在争议的。

　　杨建斌则告诉记者，私人信件是否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畴，在法律上也一直存在争议，对方将书信的内容打印成word文档纯粹展示内容，与对方将书信以图片形式发表、重在展示书信本身，都是要做不同量定的。

　　杨建斌认为，在此案中存在太多模糊地带，除了是否涉及侵犯著作权，目前涉及名誉权、隐私权的相关法规也非常不完善，对于何种情况是侵权没有明确界定，往往要根据是否造成侵害后果、侵害后果的大小具体分析，每个案子的裁定完全不同。具体到钱锺书一案，由于拍卖书信中有12封是杨绛的，杨绛可以主张隐私权，但是否侵犯、侵犯后果大小都是模棱两可、很难界定的，“如果要起诉，杨绛作为原告的法律主体都很难确定，是以钱锺书作品的继承权人身份还是自己就作为受害者本身提起诉讼呢？”

华西都市报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 手持钱钟书60多封亲笔信     2013.05.30

　　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 手持钱钟书60多封亲笔信

　　钱钟书作为大学者，交友广泛，收到其信件墨宝的文化界人士，并不罕见。张爱玲生前挚友宋淇之子、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曾于2011年7月，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在香港书展上作了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公开演讲，首度公开他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据宋以朗介绍，他现在手头上拥有宋淇与钱钟书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共138封通信。其中，钱钟书写给宋淇的书信约60多封。

　　近日，华西都市报致电宋以朗，问及他是否像此前授权出版张爱玲的遗作那样，将钱钟书写给宋淇的信件出版，宋以朗说：“如果要出版钱钟书的信札，肯定要征得杨绛先生的同意。”

　　对于信件如何妥善处置，宋以朗则说，“将来很可能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某个公益性的相关研究机构，妥善保管。”（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羊城晚报    2013.06.02

未经许可能否拍卖？

　　独家专访

　　编者按

　　5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微博上称，包括其画作在内的20多件赠送给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的作品，已被拍卖。这条微博在一天内被转发超过1600次，引发文艺界诸多人士热议。近日，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遭到杨绛的批评，更是引起广泛关注。更早之前张爱玲的《小团圆》手稿是遵其遗愿销毁或整理出版也曾引起争议。从涉及这些名人书信、日记、手稿、作品的争议来看，类似著作权、所有权、隐私权的纠纷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这三权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

物权先于著作权

　　律师观点

　　受访者：王凤海[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采访者：何晶[羊城晚报记者]

　　目前公众对拍卖钱锺书杨绛书信这个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情感方面，也是对杨绛先生的理解和同情，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法律层面入手。其实这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民事行为，但因为有名人效应，才导致闹得沸沸扬扬。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要不是法律禁止流通的物品，物品的所有权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处分自己的物品。根据物权法规定精神，动产的占有人即所有人，物品的所有权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自己的物品，可收藏，可赠与，可买卖，而拍卖是买卖的一种方式。著作权人通过买卖、赠与或其他合法方式，将作品转让给他人的，作品的物权和著作权就发生了分离。拥有者取得作品的物权，作者则依法保留了著作权。也就是说，钱锺书杨绛书信已经赠予了李国强，那么李国强就具有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转让这一物品的权利，而钱锺书夫妇对书信仍然保留著作权。

　　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应享有作品的展览权。也就是说，钱锺书杨绛夫妇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将书信送给了李国强，李国强得到了这批书信的物权，而杨绛对这批书信享有知识产权。换句话说，如果李国强将这批书信出版盈利，那应该分一部分版税给杨绛，因为著作人享有这一权利。

　　如果说认为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可由当事人告诉公权力机关，由公权力机关作出是否能够公开或转让的判断，而不是由当事人个人出面要求终止或中止拍卖。我建议杨绛先生尽快找公安机关和拍卖监管机关，时间上完全来得及，目前没有必要反复纠结于此事是否合法。而即将拍卖的信件是否侵犯当事人隐私，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鉴别，而非由个人去说应该怎样。如果个人认为信件中有侵犯隐私的问题，应该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

　　至于王璜生所说的他的画作被受赠单位岭南美术出版社拍卖一事，和书信内容不太一样，但也有些牵连。

　　事实上，受赠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不管是国有单位还是民营单位，所有的受捐赠人都具有物品的所有权。只要不是法律禁止流通的受捐赠物品，受捐赠人都具有物品的处分权，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物品进行处分。

　　当然，从道德上来讨论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道德的归道德，情感的归情感，法律的归法律，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两种拍卖都是合法的。

中外案例

卡夫卡好友

　　违反焚稿遗嘱出版小说

　　1924年6月3日，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去世，他生前将自己已刊和未刊发的作品都留给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并留下遗嘱：“……凡是我遗物中的一切稿件（即书箱里的、衣柜里的、写字台里的、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以及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的，只要你发现到的），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我自己的信件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事实上，卡夫卡自己生前开始焚烧大部分作品，而马克斯·布洛德并没有执行卡夫卡的遗嘱，他在1925年和1927年间相继出版了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1935年，他出版了卡夫卡作品集，但从那时起他把剩下的大部分作品收起来放到手提箱里。

　　其后，布洛德把手稿遗赠给他的秘书埃丝特·霍费，埃丝特把那些箱子留下来，放到地下室，但在1988年，她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审判》的手稿。

　　张爱玲销毁《小团圆》

　　遗嘱未被履行

　　2009年，在张爱玲过世14年后，《小团圆》在台湾出版。张在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去世后所有财产赠予宋淇夫妇并嘱托《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小团圆》在台北首发时，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倡议张迷抵制，“不买，不读，不评”，台湾作家林清玄也表示：“作家说了不要发表最好还是不要发了吧，这对作家是一种不尊重。”但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小团圆》对张爱玲的生平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年3月，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将夏志清与张爱玲两人逾三十年的往返书信公开。不少张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张爱玲是个爱面子的人，应该尊重她的隐私。但同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公开出版作家的书信等资料，有助于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还原更真实的作家形象。（何晶、李欣蔚）    

未经许可是侵权

权威发布

　　5月29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回应称，深切理解并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和反应，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我会深切理解并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和反应。鉴于由此给杨绛先生带来的困扰，一方面我会协调相关人士，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同时，建议并督促当时拍卖企业积极融通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秉持杨绛先生一贯遵守的‘对文化的信仰’和‘对人生的信赖’精神，使问题尽早妥善解决。”

　　同在29日，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钱锺书私人书信将被拍卖的行为可能涉及物权、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多项权利，“国家版权局支持著作权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并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称，就著作权而言，书信作为文字作品，著作权属于作者，即写信人。拍卖活动的相关行为方在对信件进行处分时，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对书信做著作权意义上的任何利用，否则涉嫌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比如将书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公之于众，就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

　　于慈珂说，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何晶）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

　　学者说法

　　事实上，鉴于作家与其他具有明星效应的人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众人物，所以公开出版作家的隐私往往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和巨大的商业效益，所以出版商总是愿意多出版这些文献来制造轰动效应。这虽然对于人们研究作家传记、全面了解作家以及更好地读解其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尊重作家的隐私权、名誉权，甚至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方面而言，存在很多道德上的欠缺。我的态度是倾向于这些涉及隐私的文献不应该出版，但是可以陈列于专业的资料馆，过了著作权规定年限以后，可以供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参考。比如作家身后五十年，作家包括其亲密关系的人们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不存在会对这些作家及其家属造成直接的伤害，作为参考而公布，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觉得这些被公开出版的作家身前的书信、日记等隐私文献并不能绝对地体现一个真实的作家形象。因为书信、日记是隐私的文献，作家本人并不是为了公布而写的，所以感情表达通常比较随意。比如作家对某人的一件具体事情感到不满意，可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较克制，也不会影响他在生活中对某人的态度。这个作家或许会选择在书信、日记里随意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当时在书信中被发泄后其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信息被以后的人们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背景的状况下获悉后，就会轻易地得出他对某人的两面态度、不正常关系等错误理解。在某些特殊时期，书信、日记甚至曾被用来轻易定夺他人的罪证的证据，也正是这些本以为铁证如山的资料，最后反倒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出版作家书信不存在道德问题

　　出版《小团圆》、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都是好心办好事，因为这大有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张爱玲，是张爱玲作品（包含书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张爱玲作为作家，用文字作品与读者交流。谁都无法否认书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种，那么，她当年写的信只与收信人一个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二个人（如宋淇先生夫妇）交流，而今通过出版与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张爱玲何来“丑”？更谈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谈自己“隐私”？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满意（有哪几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完全满意的？），不管如何评价，都应加以研究。不独张爱玲，几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没“面子”，还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书信在内的所有文字。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书信、日记（如果有的话）整理发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外皆然。鲁迅、胡适、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张爱玲反而不可以？对《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其他张爱玲书信集持如此批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

　　张爱玲选择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纸只字，都将成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对研究者而言，“不窥”是不对的，“偷窥”是不好的。什么时候可以“窥”，大可斟酌；“窥”些什么，也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何晶 李欣蔚）

“历史见证”不能说卖就卖

受访者：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采访者：吴小攀[羊城晚报记者]

　　因为我在微博上说了几句，很多人问我下一步是否准备维权，其实这并不是维不维权的事，是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我不吐不快。

　　这就像有人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他们一件礼物，并且题写了祝某某新婚快乐之类祝福的话，结果他们竟然把这件礼物拿出来卖了。这是一种什么做法？

　　尤其是关良、杨之光等人送给出版社的作品，可以说是文献了，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怎么能说卖就卖呢？早年我在这家出版社待过三年，也算是有一段因缘，有感情，所以在出版社周年纪念的时候给了他们几件作品作为贺礼。结果被他们拿出来拍卖了，你说我会是什么感受？这是什么品质？太没有说法了。出版是美术界的一个分支，这家出版社这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几年类似这样的事发生过不少，这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风气？

在尊重隐私与公开真相之间找到平衡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专访

隐瞒真相是不道德的

　　羊城晚报：对于名家书信手稿的处理，其实历来都有争议，包括之前张爱玲的书信、手稿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也这样。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李公明：我个人认为这没有一个必然判定的标准，是对还是错，应该根据当事人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括情感判断、价值判断，这是最关键的。

　　比方说私人的信件被公开，如果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就不可能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但对这些信件，其实是很难进行价值判断的。有很多没有征得当事人在世时同意公开的书信，待其去世后被公开，可能信里边涉及其家人、朋友、同学等人的说法。如果这些说法都是正面的，那可能问题不大，人家可能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好的一面没被发现；相反，如果书信中透露的某些隐私是不太好的事情，让他原来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于是就认为不应该公开。这样一来，就变成非常实用主义。其实，有意隐瞒某种真相，这种标准和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个人不太愿意抽象地或从原则上来判定这个事对或错，但我更愿意尊重、同情、理解当事人出于某种考虑的做法。

　　公开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

　　羊城晚报：您刚刚说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呢？

　　李公明：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公开信件、日记、手稿等确实对学术研究具有促进作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从这个角度讲，既然他们承受了公众人物的地位，享受作为公众人物的利益，所以公众希望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公开也是合理的。

　　羊城晚报：就好比之前夏志清推出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里边因为涉及张爱玲大量隐私，包括她在美国的窘迫生活，不少张迷对此不满，认为这是对她的不尊重。但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就说这没什么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书信对学界研究张爱玲的学界非常重要。

　　李公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这点我也同意，但态度可以缓和一点，应该理解当事人不太愿意公开的心情，并不能把公开信件说成是理所应当合理的。目前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希望其家属最好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你既然成为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有所承担。从这种角度来缓解激动的情绪。同情之理解是我的看法。

　　道德之外的情感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王璜生怒斥出版社拍卖受赠画作这件事？

　　李公明：这可能涉及更复杂一点的问题。岭南美术出版社属于国家的一个机构，再怎么企业化也还是国企，不是私企，艺术家捐艺术品给它其实是意味着捐给国家。这里面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法律问题，我没有做过研究，暂且不论。现在问题出在，起初艺术家为什么要捐赠画作？也许他认为这种捐赠，对公共艺术、公共文化是会产生作用的。

　　比方说我们捐赠给美术馆，是希望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美术馆看到我的作品，捐赠给美术出版社也有同样的意愿。尽管美术出版社不担负展览的任务，但他们有各种渠道让公众去了解。我们可以假定捐赠人有这样一种意愿，那么拍卖是违背这种意愿的。追溯到最初捐赠的时候，如果受赠双方有签订法律协议，那就可以避免后面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说，签订协议约定多少年或是永远不能以各种方式拍卖，那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

　　既然没有这样的事前约定，出版社把受赠画作进行拍卖的行为，就又归结到道德层面。假定拍卖艺术家捐赠的作品得来的钱完全合法，用于出版社运作解决实际困难，这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存在情感和道德问题。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一本著作签了名赠送给朋友，对方当时也表示很喜欢，但过两天你发现他拿到地摊上去卖了，那你在情感上肯定就觉得对方很不珍惜、很不尊重你。总之，作为赠送者会很难接受。而旁人看起来，包括买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对当事者产生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实在找不到一个让社会同情他们的理由，也没有理由证明他们这么做是必需的，在情感上，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觉得难以接受。

新商报  个人隐私，怎可当商品去交易？   2013.06.03

　　闭门谢客、独享清闲，一直以清高孤傲著称的杨绛先生最近遇上了麻烦事儿，让先生动怒的是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6月21日举行的一场名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

　　5月26日，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称此事让她颇受伤害，她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杨绛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法律、拍卖、出版、文学等各界都卷入了争论，但大部分人多认为应该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在接受新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尊重杨绛先生，也尊重杨绛先生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他更希望各方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A

　　“私人书信，怎可公开拍卖”

　　在即将举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中，被拍卖的是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

　　据介绍，此次手稿的拍卖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当年，钱钟书和杨绛因《也是集》《干校六记》在香港的出版而与李国强相识，双方因工作关系往来频繁，后来日渐成为朋友。

　　当得知这些书信要被拍卖后，杨绛先生先是致电李国强，认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李国强答复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

　　在此情况下，5月26日，杨绛先生发表公开声明：

　　一、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二、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B

　　钱钟书对鲁迅茅盾感情有微词

　　钱钟书与李国强的通信里究竟涉及了什么内容？记者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官网上看到了这些书信的内容介绍。这些信件中不仅有钱钟书杨绛二人对稿件的探讨，也有钱钟书对事对人的一些看法，这大概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个人隐私”。

　　比如，面对1980年《围城》在国内引发的轰动，钱钟书保持警醒态度，他认为：“物极必反，誉过招毁，"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在给李国强的信中，他写道：“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

　　对茅盾和鲁迅的感情之事，钱钟书也颇有微词。在看过李国强所在刊物发表的秦德君所写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后，钱钟书在给李国强的信中写道：“国强先生文几：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钱钟书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

　　C

　　研究者希望各方找到平衡点

　　在杨绛发公开信反对拍卖钱钟书私人信件后，中国拍卖协会、国家版权局，还有一些法学专家都纷纷站出来声援杨绛先生。

　　作家铁凝日前也表示，“拍卖事让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在安宁和清静中被打搅，她的情感、精神受伤害。让这样一位老人决意亲自上法庭一定是许多喜爱钱锺书、杨绛作品的读者不希望看到的，一定也是善良的国人不乐意看到的。人心的秩序，人际关系中信任、坦诚这些美好的词汇万不可变得如此脆弱和卑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接受新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尊重杨先生，尊重杨先生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复杂，拍卖、法律、文学研究等各界都卷入其中，包括法律界内部也各自持不同观点，涉及如何看待书信、隐私、拍卖、研究以及如何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等种种复杂问题。陈子善非常希望各方能够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作为研究者，陈子善也感慨，“对研究者而言，"不窥"是不对的，"偷窥"是不好的。什么时候可以"窥"，大可斟酌；"窥"些什么，也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

　　名人信札

　　行情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5年，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以2.3万元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一页五行的张爱玲书信在香港新亚书店第二届古旧图书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近6万港元拍走。

　　2010年，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2年，轰动一时的梁启超“南长街54号重要档案”146个标的全部成交，总成交价高达6709万元；

　　2013年春拍，一页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沉》手稿拍出690万元。（宗和）

新民周刊  名人书信拍卖：满足大众私生活的欲望窥探瘾    2012.06.03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自然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需要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书信集就这样出炉了。


名人书信拍卖：满足大众私生活的欲望窥探瘾

书信被拍卖，杨绛很受伤。

　　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日前宣布，6月22日将在北京举办一场名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拍卖的，是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

　　此消息一出，102岁老人杨绛先生深为震惊，立即致电这批书信的所有人——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李辩称，此事为其朋友所为，但却以“为委托人保密是行规”为由对此朋友为何人守口如瓶。这样一种理由，显然颇有猫腻，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么多数量的书信和手稿，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为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岂会视如无睹，轻易转赠他人？这究竟是拍卖书信还是拍卖社交伦理？杨绛先生不满意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杨绛维权，有法可依

　　李国强与钱钟书相识于1979年，并开始书信往来。当时，李国强向钱钟书提出在香港出版集子的想法，在1980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钱钟书婉拒了李国强的邀约。

　　拒绝两次之后，经不住李国强的盛情，钱钟书最终同意，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文论集，题名：“也是集”。此书分两部分，上部为1979年以后钱钟书发表的三篇谈诗歌和小说的重要文论，包括：《诗可以怨》、 《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下部则是钱钟书从《谈艺录》补订本中摘选出来的文论笔记。虽然篇幅不是很大，却可管中窥豹，钱先生在其中旁征博引宋以来的诗话和西方论著几百种，条分缕析，纵横开阖，一代学术大家风范尽显。

　　两人往来书信时，一开始，钱钟书称呼李国强：“国强先生”，后来称呼：“国强吾兄”，可见关系亲密了不少，在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去世后，李国强仍与杨绛有书信往来。

　　香港《广角镜》杂志社，隶属于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2年创刊，大十六开月刊，是香港一本重要的时政新闻类杂志。其出版社曾经在 1981年出版过梅绍武先生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的总编辑，擅自将书信拍卖，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他是想要造福钱学研究者有更多研究的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在没有得到杨绛先生的同意之前，擅自将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书信拍卖，于情于理显然都不太妥当，杨绛先生有意见也很正常。不过，如果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当然希望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全面、立体地了解你的研究对象，避免平面、片面的危险。文人之间，总有一些臧否人物的习惯，即使真的被公开，这也无损于钱先生的声誉，其实不必太过担心。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家属当然希望维护家人的正面形象，但这就会给研究者造成深入其内心世界的困难，当然，这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谈研究的问题。”

　　那么，法律界人士对此怎么看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上海理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詹锐认为李国强只有在合法拥有书信和书稿的所有权，且拍卖不会侵害作者合法权益，如作品发表权、作者隐私权、名誉权的前提下才有权拍卖有关书信和书稿，目前来看，上述条件可能不具备：“虽然书信物品的所有权属于收信人，即收到信后，收件人合法拥有信件物品的所有权，但不拥有信件内容的著作权，如果写信人和收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书稿情况有些不同，书稿物品的所有权属于作者，即将书稿转交出版社或编辑，除非有明确转让约定，一般书稿的所有权仍还属于作者。若李国强承认这批书信、书稿的所有权原归杨绛先生，是杨绛先生赠与其留念的，且约定不得公开、转让，则李国强通过附条件的赠与获得了书信和书稿的所有权。但是，李国强拍卖关书信和书稿属于违反赠与合同约定不得有公开、转让的违约行为。此外，公开拍卖书信和书稿，由于公开拍卖会公开展示拍卖物品，故可能会侵犯书信、书稿作者的发表权、作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

　　那么既然杨绛先生不同意李国强方面拍卖，她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呢？詹锐律师说：“首先，杨绛先生可以主张受赠人李国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不公开、不转让义务，从而要求撤销赠与，要求李国强返还书信、书稿。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其次，杨绛先生可以依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起诉并申请保全，请求法院禁止拍卖活动，以制止侵权行为。”

　　张爱玲：苍凉的告别

　　无独有偶，之前，张爱玲书信集的出版，也引起许多张迷的不满。

　　2007年，苏伟贞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谈他和张爱玲书简往来的往事，2008年庄信正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他和张爱玲往来的84封信，今年3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118封，夏致张信17封，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

　　张爱玲生前，与其通信最频繁的，就是她生前的两位挚友，一是宋淇，一位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志清先生，后者，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信。1997年4月，即在张爱玲去世还不满两年之时，夏志清就在台湾《联合文学》上连载他整理的张爱玲信件，至1998年8月为止，共100封，后因夏志清有事在身，暂停了连载(2002年夏志清又在该刊上发表了第101、102、103封信)。

　　一部分骨灰级张迷觉得，“祖师奶奶”的隐私就是隐私，何必公之于众？总有些不堪回首，总有些难言之隐在书信中流露，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看客的快乐吗？

　　但毫无疑问，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哪会有张爱玲的今天？所以他们二人的书信，自然弥足珍贵，张爱玲去世之后，每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任何新的只言片语，都会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更何况是和夏志清的上百封信件？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如，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两年后因和该校教授陈世骧产生矛盾而被陈解聘，这次打击对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影响很大。此事细节，旁人不得而知，而张氏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她和陈产生嫌隙的来龙去脉：陈世骧表示他看不懂张爱玲写的学术报告，张爱玲闻言发怒，冷言反讽：“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两人因而结怨。夏志清按语点评，张爱玲与陈沟通不善，最后导致两人决裂，张被解聘，丢掉工作，生活堪忧，此消息传遍美国，更让人觉得大作家连学术报告都写不了，甚至影响她的声誉。

　　熟悉张爱玲的都知道，她晚年长期为皮肤瘙痒病所困扰，总是幻想房子里到处是虱子，因为“虫难”而到处搬家。他18岁时写下的名句：“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似乎是一语成谶，在她晚年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虫子”，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她更写：“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漂泊和精神虫子的噬咬中走完一生，这实在是一种苍凉的告别。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自然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需要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书信集就这样出炉了。倪文尖认为张爱玲的情况和李国强事件又有所不同：“张爱玲去世后，她没有直系亲属，她的遗产继承人是宋淇、宋以朗先生，那么只要宋以朗先生不反对就没有问题。”陈子善先生虽然觉得李国强事件他不便发表看法，但也觉得张爱玲的书信出版无可厚非：“张爱玲的事和钱钟书的书信拍卖不一样啊，杨绛先生还健在，没有她同意就拍卖很明显说不过去，但是张爱玲早就去世了。”

现代金报  杨绛：你为什么要将它们公开？   2013.06.03

　　昨日18时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官网发出撤拍声明。

　　声明说：“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征集过程中，确有三件涉及到关于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并准备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中上拍。在拍卖前期准备及图录印刷完成后得知杨绛先生维权事件，我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决定将这三件相关拍品撤拍，并计划在相关专场拍卖现场公示撤拍信息。为进一步表示对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尊重，特此在拍卖之前发表此公开声明。”□记者 耿晶

　　吵 私人信件被拍卖到底合不合法？

　　文学巨匠钱钟书素性孤僻，向来清高，他对于人、对于物的看法，见解独到，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有些刻薄。他的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大家熟悉的《洗澡》、《干校六记》就出自她之手,在她96岁那年还成书了《走到人生边上》。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杨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与朋友(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将之称为“朋友”的话)之间的通信，自然就珍贵无比。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即将过103岁生日的杨绛先生既生气又不解还有几分无奈。

　　事情的起因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6月21日将要拍卖一批珍贵的文稿，这批文稿一共有110件，其中包括66封钱钟书先生的亲笔书信、12封杨绛先生的书信、6封为他们的女儿钱瑗的书信，以及涉及到沈从文、柯灵等人的信件。除此之外，还有《也是集》的书稿、《干校六记》的手稿。据说，这是钱钟书私人信件首次最大规模曝光。

　　此事让杨绛先生不出意料地愤怒。这个我们先不提，只说各方面的观点，就已经吵成一团，有人从法律角度分析这件事的合法性，称其涉及到了隐私权、著作权和物权；也有人认为这件事不是法理的问题，而是感情的问题。

　　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杨绛、钱钟书与“朋友”间的私人通信属于文字作品，著作权无可厚非当然属于作者，“我提到的著作权不止是信件本身作品的著作权，还有信件上的书法作品的著作权。”

　　其次是隐私权。在已经曝光的信件中钱钟书明确写明“不足为外人道耳”，“如此看来这些信件被公开都已经违反了写信人的意愿，更何况是被公开拍卖？”杨绛也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反对私人信件被拍卖。

　　但是也有其他法律界人士认为，“你写信给我，著作权是你的，但是信到了我的手上，所有权就是我的了。”而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则直接导致此类行为是否涉及到版权问题，“拍卖只是所有权的转移，并不牵涉版权的变更，所以并不违法。”

　　与法理上的意见多元化不同，在情理上，此事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杨绛。铁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私人通信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公开和出售别人隐私，有悖于社会公德与人的文化良知。”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倘若拍卖得逞，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在中国可以随意侵害别人的私人信件以及隐私，这也将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甚至有网友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拷问着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炒 杨绛的反对和声明恰恰助人炒作？

　　杨绛先生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由此可以看出，杨绛先生有着她特有的傲骨和淡然。

　　而这一次，惹怒这位百岁老人的是她的朋友——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杨绛直指李国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从部分曝光的信件内容来看，钱钟书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始终都是相互支持与帮助。钱钟书最初称呼李国强为“国强先生”，后来变成了“国强我兄”，可见两人关系递进已然从认识到了至亲密友。在信中，除了商议工作外，还涉及到代购西书、帮忙照顾远在海外的钱瑗等事宜。

　　可是，这位钱钟书先生生前的密友在面对杨绛的指责时，只是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但是，这些物件是怎么到他朋友手中、以及这个朋友是谁，李先生便只字不提了。

　　除了在公开信中说，“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甚至表示，如果拍卖如期进行，自己将以百岁高龄亲自上法庭维权。

　　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的手稿，12封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的手稿，这对于本次拍卖本身来说，就是足以上头条的新闻，更何况杨绛先生的严正抗议。所以一位网友诙谐地一语道破天机，“杨绛这么一诉诸法律，反而更验证了信件的真实性。还不如一开始就怒斥说拍卖公司造假，钱钟书根本就没写过这些信，说他们行径卑劣，伪造假冒，反而让他们瞎菜呢！”

　　更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估计杨绛先生被人利用了。”“老人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她一动气正中别有用心者下怀。她态度越坚决，事情就炒得越大，而拍卖的价格当然也会越高。”

　　钞 名人信札成收藏界新宠

　　在就事论事前，记者想先把视角放大到名人信札，包括书信、手稿、便条、题签、随记和抄录等等近年在拍卖市场的价格上，来看看它们到底有多值钱，值不值得拍卖。

　　2005年秋拍，郁达夫8封情书成交价为34万元；而钱钟书写给吴祖光便笺虽然不到10行字，却拍得了2.3万元。

　　2009年春拍，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人写给胡适的一批书信，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09年秋拍，张爱玲一页5行的书信，以近6万港元拍出。

　　2010年秋拍，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601988）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

　　2012年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75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3年春拍，曾国藩手书家训成交价230万元，超过起拍价20倍。

　　与此次事件相似的是，2012年，梁启超旧藏“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在拍卖时，同样遭到其家属严正抗议，但拍卖如期进行，总成交价高达6709万元。

　　与文学著作相比，名人的信札更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因此这类藏品成了收藏界新宠，拍卖价格每年涨幅估计可达30%。这也就不难理解，钱钟书一家人的私人信件持有人将这些宝贝送去拍卖行的原因——终究绕不过一个“钞”字。

　　记者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

　　就在记者成稿时，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昨日发表声明，称涉及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已撤拍。这个消息，应该会让杨绛先生松口气了吧。

　　■延伸阅读

　　钱钟书私人信件

　　部分内容

　　谈外界对他的热捧

　　“海外对我的过奖已起一些反作用。我素性孤寂，不好吹擂(故访问、录音以至比利时国家电视台记者拍电视，都婉言谢绝)。兄知我而亦爱我，必能鉴原。国内对《围城》再版，引起热浪，许多大学中文系教师都要写文章称道，凡上门或来信找到我的，我一概不鼓励、不帮助，并劝他们不要动笔。物极必反，誉过招毁，‘到地狱的道路是好意铺筑成的’，我四十年文学生涯于此深有体验。”

　　谈学界风气

　　“上周中文大学一学者来过，言现代文学会上国内去者发言，舍柯灵兄一个外，皆空洞浮浅。香港大有人在，走江湖者轻心大胆，欲以狗皮膏药充虎骨膏药，不知冷眼旁观者之齿冷也。不足为外人道耳。”

　　谈鲁迅

　　“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正思写信，尊函适至，知果惹恼招怒，然此亦早在意中。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3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人所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

国际先驱导报   名人书信风波：身后的热闹   2013.06.03


爱因斯坦写给他母亲的明信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一千多年前杜甫写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一定没有想到这句诗会在今天有了现实意义：仿佛名人一死，他的书信便活了过来，隔几年曝光一批“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某某某”，又几年结集出书回锅热炒一回，纵使死了几百年，也不妨突然有一天拍卖行爆个新闻头条“某某某书信拍出天价”。这些生前以为永远不会公开的隐私信件，就这样热闹了身后百年。

　　今天，钱钟书书信被拍卖杨绛致信喝停，无疑又是一出这样的热闹。

　　“幸亏杨先生没被算计了”

　　这是由一场尚未举办的“《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掀起的轩然大波：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日前宣称，将于6月21日在京拍卖钱钟书、杨绛信件及手稿，据称这些作品属首次最大规模曝光。消息传来，立刻遭到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强烈反对。“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在公开声明中，杨绛这样写道。

　　“亏得老太太脑子没糊涂，要不又被这帮资本家给算计了。”有网友感叹。

　　在中国，名人书信公开并拍卖早已有之，但像当事人还在世就忙不迭公开搞拍卖的，却尚属首例。据称，这批将被公开拍卖的信札、手稿作品，包括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13封杨绛钢笔书信以及6封钱瑗钢笔书信。这些书信的收信人，是当年的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

　　目前，杨绛声称若拍卖就告上法庭，李国强声言自己没有权利叫停，而拍卖公司则暂未有撤拍迹象。事情是进一步闹大，还是尚有转机，让人完全猜不透。

　　也许，我们应该将钱钟书、郭沫若乃至张爱玲书信风波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近年来书札收藏屡创高价，国画大师黄宾虹致陈柱信札十八通曾在中国嘉德春拍会上以55万元高价成交；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上，记录了徐悲鸿与王少陵一段友谊的信札，最终以56.1万元成交。

　　公开报道显示，许多的书信并不是当事人拿出来交易的，至于如何流通到市场上，则各有渠道。当前这桩拍卖公案之前，钱钟书先生的信札就曾被保姆当成垃圾丢出来，某师范学院将一批旧档案卖给了一个收废纸的老头，其中有吴宓等当年西南联大一批教授的书信往来和简历等。

　　死后的麻烦

　　从珍贵信件当废品被卖到当事人出面叫停拍卖，钱钟书书信的多舛命运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书信收藏和拍卖的不成熟之处。而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不仅信札行情高于国内，名人书信收藏也走得更远一些。但利字当头，就算国外收藏行业再成熟，也难免闹出一些风波和争议。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并不孤独，美国作家海明威和塞林格，都有过类似烦恼。

　　1979年5月，玛丽·海明威和她的律师终于决定出版海明威书信选集。这一书信集的出版可谓波折重重，之所以拖延那么久，是因为1958年某日某时海明威打了一个便条给他的身后执行遗嘱的人。“我希望，”他写道：“平生所写任何信件不被发表。我因此要求并指示你们不得发表任何信件，而且不准许别人发表此类东西。”

　　在他去世后，遗产继承人玛丽·海明威很努力地恪守了这一原则。2004年，关于海明威一篇未发表的小说和一封他的亲笔信件是否可以公开出版的问题上，玛丽·海明威就取得了胜利，但也因此遭受了广泛的批评，“这是文学史的一个片段，一个奇妙的发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马休·J·布鲁考利说，“让人不快的是这个文学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篇章很明显地被阻止出版。”在来自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重重压力下，海明威的意愿也一再被违背，甚至他生前明确决定不会出版的遗作《伊甸园》也得以出版。

　　海明威生前酷爱写信，甚至有写信强迫症。在活着的50年里，他大约写了六七千封信。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曾劝诫他，一个人“写信要总想着身后”。海明威却说，“这话给我的印象如此之坏，以致我烧了房里所有的信，包括马多克斯的信。你把只有0.5卡的豆壳攒着等身后？这破玩意儿？那就留着吧。它们可不是为身后写的，豆壳也不是为身后当燃料的，只为此日此时；身后的事情会自己照料自己。”

　　但海明威去世后的信件遭遇证明，福特的忠告是正确的，因为身后的事情并不会自己照料自己，尤其是书信越来越值钱的情况下：2000年，海明威写给他的传记作者A·E·哈其那的信失窃，也正是这起失窃事件直接导致了他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的那批作品一直未见流传。

　　因书信而引来无数麻烦的不只大作家，许多外国政要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几年前，一家出版社未经授权曾想出版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信件，亏得其夫人到法院申请禁止令，得到法律支持，才制止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行为。

(凤凰卫视)    窦文涛：部分人太有钱炒热价格 拿坡仑的信拿到中国拍    2013.06.06

凤凰卫视6月5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咱们北大中文系的主任。

陈平原：不是，前主任，你怎么又老说主任，弄得我将来跟人家不断的就道歉。

窦文涛：中国现在部分收藏家钱多的没处花

窦文涛：咱们中国人一日主任终身主任，咱们这个平原君，还是叫平原君，平原君对这个文人的书信情有独钟，而且咱们已经谈了一集，但是余兴不减，因为主要现在这东西太值钱了，我可以给你念一组，就说这还是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进入新千年之后，各大拍卖场每年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书稿信札成交，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有两个事件，2002年乾京堂明代名人尺牍，这都是明朝的有名的那个人，好像有几百个之多，最终以多少成交呢？990万成交，打破当时古今善本拍卖记录，2009年还是在中国嘉德春拍当中，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给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现在听说有些外国人的这个信都拿到中国来卖，觉得中国市场好。

许子东：最近更大的一笔是老舍收藏的一些画，齐白石，老舍当初他也是买来的一些画，拍的非常高的价钱，上亿。

陈平原：不是，画拍的高在情理之中，现在那个问题是书札，因为画以前本来就是艺术品的，它等于是以前艺术品的拍卖收藏这个我们都知道怎么办，现在的问题是说书札本来无意成为艺术品的，今天被作为收藏品出来以后，你说的已经不算是特别的高的，现在越来越往这方面发展，昨天我看的报纸是说拿坡仑的信也拿到中国来拍卖等等，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些收藏的关注有几种可能性，除了我说的博物馆等等，还有个人的那种爱好，把玩的爱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研究有兴趣，又兼把玩的，上海的孙逊老师告诉我说，他专门收藏清代的诗人作家的书札，然后一个孔尚任，我找孔尚任，就这个样子，因为自己的研究有兴趣，然后以前书札的价格不贵，所以我们能收藏得起，现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就不见得了。

窦文涛：那你说现在中国这个市场，中国人是太有钱了，我接触的这些拍卖场上的这个人，有这么几类人，一类是真心喜欢的，那么他去收藏，一类是传统的人家本身就是藏家一路走来，但是现在这些年尤其多了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有钱没处花，我强烈的能够感觉到就说他这个钱我得花出去，可是当然他的钱也是精打细算挣来的，但是他没有眼光，甚至他没有爱好，他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所以拍卖场也出了最多的骗子，因为这些人都需要国师，需要这些个帮闲。

许子东：我听到一个解释说为什么李可染他们的画可以比明代甚至宋代的画还要值钱，就是因为现在你要去统计，他们统计一下那些非常贵的这个买收藏的那个钱的来源是一些公司，而这些公司不是私人的，他其实是一些大的国家机构下面办的文化公司，这样你是一个大的电视台或者一个主办集团什么什么，那你的老总你是国家工作人员，你不能多钱，但是他可以把这个钱挪过来让你去就是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买卖，亏的问题不大，赚了就都是他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你搞那种什么明代、清代的这个太麻烦，太容易造假，搞不清楚，那李可染什么这个齐白石、张大千这个名字咱们谁都知道，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而且容易辨伪，就容易看得出真假，这些话。

陈平原：流传有序，他说的流传有序不会造假，但是拍卖的像他说的那个问题水很深，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刺激到一大堆经济的那个运作还有，不说了，这方面确实是可以赚很多，不是普通人能够弄明白的，我们只是说我希望限制在我们说比如说书札、手稿这个范围内的话，他可以帮助我们学术界来做研究，我说的一个，其实我的触摸历史的进度是利用了好多这一类的东西，现在是藏家也行，博物馆也行，只要能够出来让我们使用，对于整个的，比如对于20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的论述会有好的帮助。

窦文涛：你比如说呢？你在信里发现了什么秘密？

陈平原：我看到好多，比如说我用过一个藏家收藏的早年的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的讲稿，然后他后来写了一个东西出来，可是他的手稿留下来跟那个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还用这个东西来做研究，包括那个像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鲁迅周作人给胡适的《尝试集》写的信，那个东西对我们读书那一代人的交往，还有那一代人对诗歌的看法，还有循环运动不同的层面，这些都很有意义，其实我的研究中我们学术界好多人的研究中都有用到了从今天的图书馆也好，私人藏家也好，或者市场里面出来的一些资料，尤其是将来讨论，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教育思想文化，我们今天出来的很多从出版社出来的，从私人藏家出来的，早年认为没什么用的那些检讨书，那个书札，私人书札，还有手稿，这些东西以前我们认为它不是艺术品，可是现在会有意义。

许子东：最近这个杨奎松的书就用了潘光旦的很多检讨书，太精彩了，所以所有这些。

窦文涛：年代写的检查。

许子东：对，而且他几次检查，每一次不通的层次，每一次根据这个史实，毛他们怎么批字，怎么来让他怎么过关，一个一个张东荪，这个是一个珍贵的史料，我其实我自己我那个时候路子跟平原有点不太一样，我其实不大注意资料的，但是我最近发现有时候你真是想象不到，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小团圆》差点被烧掉的大家知道，因为宋以朗决定现在给它出版，宋以朗就是宋琦的儿子，他现在垄断着一大批的给宋家的信息，他其中他说《小团圆》稿子过来以后，他说他修改过两页，就说整个几百页的稿子，张爱玲就只修改了两页传过来，那两页是什么内容我就好奇了？她在微博说其中有一页就是《小团圆》里面讲的第二段口交的这段文字，这是最厉害的。

窦文涛：张爱玲最后去注意重点要改的是这个。

陈平原：名人住所门口都有人等着收“垃圾”

许子东：重点改的就是这两个，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材料，几百页的东西，那个宋琦给他提了很多意见叫她怎么改怎么改，把男主人公怎么怎么，张爱玲就改两页，最后就说烧掉吧，就说不要了吧，她就专门改两页，这个材料宋以朗现在也没有，他也不全部出，他现在出一本张爱玲私语录，他说他在慢慢整理中，急死人吧，这个材料是他微博拿出来的。

窦文涛：所以有时候做学问就是占有资料的问题。

许子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窦文涛：我也听陈老师说现在好像听说要是什么老先生过世，很多人等在门口翻垃圾是吗？

陈平原：对，因为以前都认为是有形的家具什么值钱，其实现在都明白了这一点，以前的人写信一般来说著名的人士的信都会保留下来的，到了后代不见得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许子东：不认识。

(新浪)    张爱玲70年代书信讲在美国被炒鱿鱼经历    2013.06.08

         收藏讯 名人信札和手稿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受到热捧，而且涉及的都是人们家喻户晓的近现代名人，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6月4日和5日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就和两位嘉宾陈平原，许子东谈起了名人信札拍卖的话题。在他们的交谈中，引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

　　钱钟书的书信是怎么来的

　　因为名人手稿值钱，多年前就有不少人专门守着名人的垃圾，专门去捡那些被撕碎的文字纸张，陈平原在节目中就谈到了钱钟书的书信手札的一些来历：“他们有一个做收藏的告诉我，他们是从钱钟书他们撕掉到信里面再捡回来的垃圾，再拼，一封一封在拼…”

　　张爱玲的一百多封重要书信

　　嘉宾许子东谈到了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夏至清，“夏至清现在最值钱的就是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一百多封信最近全出版，手稿在他手里，所以我跟他说，现在他最大的财产就那一百多封信…其中有几封信是有巨大研究价值的，比方说他讲1972年张爱玲在伯克利被人炒鱿鱼的那封信，通过那封信我们才知道张爱玲还研究过文革，人家给她的任务是花两年时间去弄个词汇表，最后她写的报告美国人说看不懂，看不懂中国那个时候很多概念是什么，最后(张爱玲)被炒鱿鱼，从此决定了她的人生道路的转变，这些都是重要的信，现在夏至清就给个影印本，信发表，然后他只是做注解，影印本、原件都在他手里，这变成最大的财富。”

　　名人手稿有了市价

　　以前单纯的文人笔墨交往变成难事

　　在节目中，窦文涛说到：现在有了这个拍卖，不敢随便请人写字了。陈平原接口说：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不能随便请，著名的学者你也不好意思随便请。像你和许子东整天在电视台上晃来晃去的有很多粉丝，你们写的，不管写的好不好都有人要，所以你要尽可能练，过去咱真是想不到写的信可以这么样的值钱…80 年代请人家写一幅字，是一个很风雅的行为，可是现写的人心里面都已经有了这个市场价值…这里面不好的地方就是文人交往之间已经没有那种纯粹的友情在里面，所以有点我不太喜欢。

　　信札的人际交往方式已经成为历史

　　窦文涛和陈平原在节目最后说的一段，让这个话题的结尾意味深长，窦文涛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像苏东坡他们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已经知道他们的价值了，皇帝是不是老盼着这大臣写奏章，写一个收一个，写一个收一个，都收在皇宫里，本身就是能传世的东西，但是您说这种交往的方式，像这种信札是不是它注定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的人际交往的方式？” 陈平原说：写信的人越来越少，都用电子邮件，都用电话，即使要写，也都用钢笔，用圆珠笔，不见得用毛笔，不见得认认真真的用很好的纸流传下来，而且也不见得你的字好看…”

蘋果日報    劉紹銘︰張愛玲現象 - 20130609

夏志清編註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九九七年四月起在《聯合文學》連載，中間斷了好一段時間，後來陸續刊登，至二○一三年二月停止，隨後即出了單行本。我手頭的版本是二○一三年三月印刷，三月十日經已是「初版五刷」。我們不知道一個月內的「初版五刷」的銷售量究竟是多少，但無論如何，一本不以八卦作招徠的作家書信集一上市就出現如此氣勢，大可視為英文所說的phenomenon，一種特殊現象。如果一般以作者生平為敍事文本的著作難有市場，那麼《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應是個「異數」。三十年來，「祖師奶奶」給夏先生長的信件和短的明信片共有一百一十八封。志清先生寫信和覆信一向勤快，若不是張愛玲因多次搬家差不多全部失去（她有名言：「三搬當一燒」），夏先生自己或其他人經他授權也可整理出一本《夏志清給張愛玲的信件》。雖然在銷路上難以望愛玲書簡項背。但這些書信將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對「友情」的意義最動人心弦的詮釋。

幸好宋淇夫人鄺文美在張愛玲遺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先生給愛玲的信。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的那封其中有這麼的一段：「今天明報月刊正月號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轟動，同時聯副、世副曾連載過，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張迷都在年初看了這篇你的舊作。『聯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費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問一聲。月前有機會同張健波通信，因此連帶問一聲，〈小艾〉稿費已寄張愛玲否。回信他說沒有你的通訊處，稿費至今存於會計處。我因之回信建議，他同我各寫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費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張君通信也好，希望你獲得到你應得的income。」

張健波那時是《明報月刊》總編輯。張愛玲初來美時，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進歐美市場，像林語堂一樣過風光生活，可惜她小說的題材和人物不合洋人的口味。她晚年在美國的生活，全靠稿費和版稅的收入。一九六六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識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他寫信告訴張愛玲，得到了她十月三日的回信。夏先生在「按語」上說：「我們可以說，我同平鑫濤的初次會談，解決了張愛玲下半生的生活問題。愛玲只要我『全權代辦』有關《怨女》的『連載與出版單行本事』，但那次會談，我顯然向鑫濤兄建議為張愛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贊同，且答應在稿費和版稅這兩方面予以特別優待。」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張愛玲寫信告訴夏先生：「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總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張愛玲離群索居，一直視住址和電話號碼為私隱。她有過三年沒覆志清先生信件的紀錄。原來那些年她忙着生病、忙搬家、忙看牙醫，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

替人辦事，急人之急是古風。夏先生看到她小說在《明報月刊》刊出，就關心到她的稿費問題。他去信問張健波先生給張愛玲寄了稿費沒有，在禮貌上說來，這有點「越份」。這還不說，他還提議兩人各寫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張小姐的回音。套用俗話說，這正是活脫脫的「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現代版。

從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件和他附加的「按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她的照應可說無微不至。他跟她認交三十多年，但只見過兩三次面，而且都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敍會中匆匆的一面。夏先生跟「祖師奶奶」的情誼，完全是一種筆墨之交。張小姐身體不好，一年到晚都感冒，他就建議她服用高單位的維他命C和E。她牙齒常出毛病，他就告訴她自己護齒的「秘方」，告訴她現在有一種電動牙刷叫Interplak，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藥房有售，不妨買一支試用。

夏志清自跟張愛玲訂為筆墨之交以來，前前後後也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嫁了老年多病的「過氣」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生活極為拮据。賴雅家無恆產，逝世時拿的社會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連房租都不夠。張愛玲在丈夫生前死後的生活開支，靠的都是自己。開始時為香港好友宋淇服務的電影公司編寫劇本。六十年代中她得志清先生穿針引線，拿到基金會的津貼繙譯《海上花》。兩年後約滿又得靠夏先生「跑腿」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教書不合格，只能碰機會。」這是一九六八年的事。

如果在上世紀民國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張愛玲要找些「小事做」，就憑《傳奇》帶來的名氣，要掛名「混」個閒職，「閒話一句」而已。但在花旗國家，張小姐只是十一個字母串出來的「外國人」。要在大學謀教職，沒有學術著作和博士學位，一般過不了銓敍儀式的第一關。逝世多年、曾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劉若愚（James J. Y. Liu）也沒有博士學位，但劉教授著作等身，名重士林，張愛玲在這方面跟他不能相提並論。

張愛玲也知道自己謀生條件之不足。她「自報家門」的跟志清先生說：「我並不光是為了沒有學位而心虛，不幸教書的不僅是書的事，還有對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幾個博士銜也沒用。」

六十年代初張小姐在香港編劇時，那時電影界的「天皇巨星」李麗華慕其名，通過宋淇先生安排一個讓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機會。宋先生不負所託。張愛玲如約赴會，讓李麗華見過自己的面貌後，也沒有留下來寒暄，點心也沒有吃，轉身就告辭了。她孤絕冷漠的脾氣，仿似《世說新語．任誕篇》跑出來的人物。「我最不會交際，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當作業務去報到，」她這麼跟志清先生解釋說。她衝着老朋友宋淇的面子把李麗華看作「業務」才去「報到」。

《秧歌》的英文版，一九五五年由極有地位的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僅此一次，再沒接受她其他作品。她把脫胎於《金鎖記》的Pink Tears（粉淚）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Knopf。Knopf的退稿信寫得極不客氣：「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

《北地胭脂》經多家公司退稿後，張愛玲請夏先生代她找幾位「批評家與編輯看看」，特別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學教授Donald Keene。六十年代初夏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tenured professor，時有新學術著作問世，在美國的「漢學界」聲譽日隆，大可過着「人到無求」的清靜日子。可是受了愛玲所託，不得不替她「跑腿」，跟本無任何業務關係的日本文學教授應酬。Keene是美國學者當中推介日本文學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關係密切。張愛玲特別點名請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沒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頭皮」照辦。Keene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還寫了評語，可惜「反應並不太好」。

張愛玲的名聲，是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打造出來的。他既然是她作品的「代言人」，為她「跑腿」、寫介紹信、寫序言，辛苦是夠辛苦的，但也實在責無旁貸。這且不說，我想夏先生最感吃力的莫如怎樣向一個「想像的僱主」推薦一個在履歷表上除了年齡、籍貫和著作書目外不見「專上學位」和實際「工作經驗」的Ms Eileen Chang的工作能力。愛玲說過「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不知道她心目中的「小事」是那一行業。她拒人於千里，不合在辦公室當秘書。她體格如「臨水照花」，沒氣力到麥當勞賣漢堡。

通過夏先生的「穿針引線」，到了一九六九年張愛玲終於找到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絕對是她可以勝任的工作：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職務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她的頂頭上司是老前輩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夏先生在張愛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給他的信的「按語」上說：「這封長信是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以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張愛玲的「粉絲」，初聞「祖師奶奶」被陳教授「炒魷」，說不定會喊出"How dare he!"這種話來。陳教授是夏氏昆仲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又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五十年代底，濟安老師來美作「交換學人」，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國，他是Tsi-an Hsia（T. A Hsia）。像Eileen Chang一樣，沒有博士學位的T. A. Hsia也曾歷盡「人離鄉賤」的辛酸。

最後陳世驤在加州大學的「中心」給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夏老師英國文學出身，到了加大的「中心」，當然不能再彈老調了。「中心」要他研究的工作，就是拿出現在大陸報刊（或參考資料）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作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老師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的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代表作有：Mataphor, Myth, 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和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濟安先生一九六五年二月三十三日在柏克萊中風逝世後，我的老同學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信正離開後就是愛玲了。

讀了張小姐給夏先生的長信，可見她在「中心」工作，一開始就不順利。人際關係，處處碰壁。她負責找新名詞，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沒有新名詞讓她借題發揮，張愛玲只好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說給了「中心」專代改英文的Jack Service和一個女經濟學家看，此外還有英文教授Nathan。他們看了，都說看不懂。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以下張陳一段對話，不好轉述，只合直引原文。引文內的「我」是張愛玲。
我笑着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囉？」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像你不懂。」

他這才笑着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他沉默了一會，彷彿以為我是講他沒寫過關於中共的東西，立刻草草結束了談話，其實我根本沒想到，是逼急了口不擇言。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堅持只要那兩頁名詞，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隨即解僱。

志清先生在「按語」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陳世驤寫了一封祝賀他新婚的毛筆信，其中有一句說「張愛玲女士已到此月餘，頗覺相得。」由此可見陳教授對張小姐並無「宿怨」，並無先天「敵意」。看來張愛玲跟上司關係搞得這麼糟，完全因為她缺乏跟別人面對面溝通的耐心和興趣。即使是書信往來，也是三言兩語，從不浪費筆墨。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給上司「解僱」、又怕陳教授跟夏先生「抱怨」，她也不會給夏先生寫千多兩千字的長信。

莊信正在「中心」上班後，也按照老師夏濟安的舊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寫了一篇專門詞語的研究（A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 Terminological Study）。名目雖說是「專論」，文末也附有十二頁中英詞語的glossary。陳世驤有鑑於此，可能在跟張愛玲討論第一個研究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有個 glossary。志清先生猜想，陳教授不會不讓她選擇一個敍述專題而強迫她另編一本中共術語辭典的──「除非一開頭二人關係即已僵化。」

夏志清的「按語」接着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徵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只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甚麼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只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為之怪癖，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面，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只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只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僱』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面前表示過。」

「按語」的開頭還有這幾句關鍵性的話：「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她們的注意。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僱，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有緣在印第安那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跟Eileen Chang見過一次面。跟我一起到她旅館去看她的，還有我兩位學兄：胡耀恆和莊信正。Eileen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三個「小朋友」代她謀小差事。此事我曾在舊文〈落難才女張愛玲〉作了交代，這裏不妨簡單舊話重提。我穿針引線把Eileen介紹給我在Miami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九月二十日她給我的信上說：「病倒了，但精神還可支撐赴校長為我而設的晚宴。我無法推辭，去了，結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開罪人。要是面對的是一大夥人，那更糟。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為我在這建立的友誼一筆勾銷。」

後來我在Miami的舊同事來信說，校長的晚宴，張小姐overslept，睡過了頭。「駐校作家」本有office hours給學生的，她也難得見人。總之，關係搞得不好，一年過後沒有續約。

張愛玲一生的三個男人，都可看作是一種「孽緣」。一是對她諸般折磨虐待的鴉片煙鬼父親。其次是把她看作「小妾」的小漢奸胡蘭成。最後是「又窮又老」晚年「失禁」的賴雅。可幸的是，她性格雖然孤絕，不近人情，卻得到幾乎跟她無親無故的男人傾心傾力的照顧。套用舊小說的語言，夏志清先生是她的「恩公」。替她奔走書稿合同、版稅的事宜，次數多了，她不好意思，要給夏先生commission。夏先生雖然從未富裕過，也沒要過她一文錢佣金。她晚年時有書信往來的是莊信正兄。他替她跑腿找房子，搬家時動手動腳給她拉行李，都是無償的，不求回報的。對於這些「古道熱腸」的朋友的幫忙，私底下張小姐是怎樣看待他們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她給夏先生的信說：「千萬不要買筆給我，你已經給了我這麼多，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對你就不提了，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

張小姐雖然「命苦」，但我們這些算不上她「知己」的「張迷」在這「寒噝噝」的世界中也算對她不薄。

“爱玲小馆”

《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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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小馆”

《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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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玲小馆》是香港岭南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绍铭先生评说张爱玲及相关文字的新结集。

刘绍铭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自1990年代交往至今，我一直受到刘先生的关照和指教。小事就不说了，且举其荦荦大端：他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他作为总其成者，和作者夏志清先生一起授权我安排《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2005年简体字增删版的出版；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收集张爱玲手迹以作研究张爱玲之纪念时，又慨然相赠张爱玲1993年1月6日讨论英译《封锁》事的亲笔书札原件，使我如获至宝……与同时代的几位学界名家一样，刘先生的治学领域甚为宽广。他是夏济安先生的高足，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等，均有所涉猎，均颇多建树。他探讨“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他是海外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人，他翻译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也必须提到，他主编的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是美国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的常备教材。他在小说、散文和杂文创作上也是独树一帜，享誉台港文坛。但是，刘先生近年来特别对“张学”感兴趣，也是不争的事实。大概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先生长长短短的读张文字，一篇接一篇，一篇比一篇精彩。刘先生读张，亦庄亦谐，妙见迭出，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局面。

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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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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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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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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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张派”，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了。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 “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当时上海另一位作家东方蝃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而东方蝃蝀也认为张爱玲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在同年12月指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同样暗含1940年代海上文坛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张派”之意。到了1967年6月，台湾作家，同时也是张爱玲研究先行者之一的水晶又说：张爱玲女士“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对于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笔墨可以状其万一。如果有人指出，我的文章是‘张派 ’，我会毫不忸怩地加以颔首承认。”然而，更直接了当、更确切、更生动形象地指出张爱玲之于“张派”是“祖师奶奶”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祖师奶奶”是尊重的，佩服的，认为“她的作品和身世尽是传奇”，她的笔下尽是“兀自燃烧的句子”，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因为我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此生因此没有白活）”，虽语带调侃，却是出于真诚。但刘先生研究“祖师奶奶”力求客观公正，注重文本细读。他熟悉张爱玲研究史，一再提醒我们：“数张爱玲论者风流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傅雷和夏志清两位老前辈”。同时自己又独辟蹊径，无论对她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对她的中英文互译还是她与她的同时代人，刘先生都能慧眼独具，自成一说。尤其对颇有争议的张爱玲的晚期作品，刘先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试图给出自己的新的诠释。

海峡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了刘先生论说“祖师奶奶”的集子，香港有《文学的再生》，台湾有《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中国大陆则有《到底是张爱玲》，许多“张学”研究者都从刘先生这些书中受到启发。

因此，这本《爱玲小馆》所选录的文字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到底是张爱玲》未收的；二，他近二、三年来的新作，包括讨论与“祖师奶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些篇章。其中对张爱玲晚期中英文书札的解读，对“张爱玲‘原罪 ’说”的剖析，等等，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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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应叫停过度消费文化名人    刘巽达    2013.06.14

        日前，随着杨绛先生两次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拍卖其家人及自己的书信，保利公司在其官网上公开声明，宣布将3件相关拍品撤拍。不过，计划拍卖钱钟书《也是集》手稿的中贸圣佳公司还尚未确定是否撤拍。

　　拍卖名人书信，这只是“消费名人”场景中的寻常一幕。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不顾张爱玲生前的体面要求，高调出版张爱玲不愿曝光的手稿；不顾莫言一再发出的“不要到我老家去”的呼吁，拥趸蜂拥奔向莫言老家“朝拜”，拔萝卜挖砖头抠墙皮……

　　表面上看，商家都很崇尚文化，可是扒开外表看里子，就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对文化名人没有历史感与敬畏感，只知道盲目提取“文化符号”为其所用。

　　文化名人不同于一般的公众人物，他们除了“物质价值”，更有“精神价值”。倘若商家不慎或故意将这笔民族文化资产处理成不伦不类的“地摊货”，这不但是对具体名人的不敬，也是对民族文化的糟蹋。虽然我们承认，在一个消费化的时代，作为备受瞩目的文化名人无可避免地要被消费，但是必须提醒的是，并不是名人的一切包括隐私都可以开发，对于可以开发的部分，也不能只注重经济价值而忽视人文价值，当功利侵蚀文化，我们要有“叫停”的机制。

深圳商报    窃听张爱玲私语   2013.06.19

安迪（上海）·东写西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鲁迅在为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写的序言中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半个世纪后，施蛰存在为孔另境长女孔海珠编《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写的序言中说：“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

有鲁迅、施蛰存的话撑腰，我才敢开卷翻阅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版，二○一三年三月）。不料一翻就读到张爱玲对钱锺书的一段议论。这两位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挖掘”出来的作家，当年同在沦陷期的上海，却从来没有交往。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无论是公开场合的还是私底下的议论，都已有所闻，但张爱玲对钱锺书怎么看，却不曾听说，而我们“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这回让我们“窃听”到了。张爱玲读了夏志清写的《重晤钱锺书》，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给夏的信中说：“他（指钱）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午睡后的乡音，‘文革’中看马列的书看到马克思的私生活，都有情趣。他大概是非常会做人，个性又有吸引力，人缘好，所以这些年没出事。”夏志清加注说，他的那篇文章（《重会钱锺书纪实》）“所载有关钱的生活报道，事后才知道不是完全可靠的，他在‘文革’那几年并非‘没出事’”。张爱玲根据“不完全可靠”的报道所做出的推测，大概也不完全可靠，但她从照片上看出钱锺书“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光敏锐独到。

中山日报    只记花开不记年    2013.06.23

    张爱玲性格孤僻，不爱与人来往，兼非常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当年纳凉晚会，有汪伪的高官问她的个人问题，她毫不给面子直接呛回去。去美国之后，她为了躲记者，搬家成为寻常事。以这样的性格，许多关键资料会缺乏，许多他人的一面之词也难足取信，因为一本非常令人信服的《张爱玲传》，就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了。

    国内研究张爱玲最有的学者陈子善，他关于张爱玲研究的文集与编著前前后后有十几种，但他也不肯轻易出手作传。另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张爱玲的学者止庵说：“与朋友谈到鲁迅传的写法：第一步，把后人想象、虚构、传讹的内容去掉；第二步，把前人回忆文章中失实、误记、捏造的内容去掉，还要甄别鲁迅自己的回忆中的虚实；第三步，剩下多少真实的材料，就用多少材料，但是，可以留意此前相关传记忽略或轻视，实际上并非不重要的内容。张爱玲传同样如此。”而且，他特别指出现在谁写《张爱玲传》材料都不够。止庵的意思是，一定要用证据让传主自己说话，作者其实不用多说。他的风格由他的《周作人传》可窥全豹。

    偏偏国内各式各样的 《张爱玲传》有一二十种之多，大多粗制滥造，或是并无创见的文抄公。在这些传中，余皆不足取，仅有两种值得提一下，一是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的《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引用资料较全面，文字也简单客观。另一种是南京中文大学的余斌老师写的《张爱玲传》，这本应该是最有影响最有知名度的张传，前前后后出了好几个版，1994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一次出版，2000 年广西师大再版，2007 年南京大学又版，最近人民文学重新出版。余斌的这本，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评传，因为内容余的评论占绝大多数，近乎甜腻，而且资料贡献不大，基本都是二手的。

    止庵与余斌研究范畴重叠，两人都出了 《周作人传》，止庵也说过，此生最想写的书之一就是《张爱玲传》。但他们两位倒是没有互相攻讦，让读者无法见缘得见高手过招。止庵先生倒是公开表述了对余的《张爱玲传》不满意，但也并未做其他评述，只说材料不足，也得重写。有读者撩事，问两人谁的《周》传更好，他也只说自己分辨。

    余斌先生的《张传》，我手头有南京大学与人民大学版的，发现两个错字，两个出版社，事隔六年，竟然奇迹般地一模一样，就在第一章，胡兰成的化名都写成了“张鼎仪”，但最后几章却又是“张嘉仪”无误。

环球华报    李明皓：走入张爱玲的英文世界    萧元恺    2013.06.29


李明皓

【环球华报记者 萧元恺】长期以来，张爱玲一直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尽管其争议的角度有所不同。有争议对一位作家其实是好事，说明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张爱玲文如其人，充满了跳跃性和浮游感。所以不能只从她的某一篇作品或某一个阶段来做全面评价，而应该尽可能地加以全面审视。张爱玲的人生，在旧上海的前半生是人们熟悉的，在美国的后半生是人们陌生的。就其创作而言，当然以中文为主，但是她的英文创作同样不能忽视。只有将她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完整地看，只有将她的中文与英文作品结合起来看，才有助于窥其全貌。通过对卑诗大学李明皓先生的访谈，深深感觉到应该做这种努力。

列市讲座独辟蹊径

前不久在列治文图书馆，先后举行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学的系列讲座，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一项安排，是有关著名作家张爱玲的英文作品研究，可谓别开生面，其探讨的角度颇为新颖，受到不少文学爱好者们的关注。

上述有关张爱玲英文作品的研究者和介绍者，乃是卑诗大学英语文学系的学者李明皓（Christopher Lee ），现在他同时担任该校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副院长。从学生时代开始，李明皓就十分关注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精神世界，他把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独辟蹊径，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张爱玲的英文写作之中，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有些冷僻的领域。也正惟其此，这种研究才弥足珍贵。

李明皓在列治文图书馆的讲座获得一致好评，但那只是他的普及性讲说，只能蜻蜓点水般地了解一下概貌而已。为了更进一步探究他对张爱玲英文作品的系统研究，笔者特意到卑诗大学对他进行了一趟专程访谈。

从英美文学到中国文学

李明皓没有子承父业，他父亲在台湾大学读海洋工程。小时候父母上班，照看他的奶奶只会说广东话，于是就用与文言古音接近的粤语，来给这个孙子念唐诗。如今李明皓说，奶奶应该算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

在卑诗大学英文系，一半学语言，一半学文学。本科毕业后，1999年李明皓到美国布朗大学读英美文学研究生。

2003年， 李明皓申请到一个访学北京的机会，到清华大学文学院进修，却遭遇到非典流行，结果哪里都不敢去，只好整日价躲在屋子里吃方便面。或者到麦当劳订餐，隔着门递过来。

2005年李明皓博士毕业，又到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后，他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美国文学中的亚美文学。而在亚美文学中，他慧眼识珠地选择了张爱玲。当时他读到了夏志清用英文撰写的张爱玲研究文章，就属于亚美文学范畴，使他萌生了探究张爱玲英文作品的兴趣。

2007年，李明皓重返母校卑诗大学，在该校英文系执教。他在大一英文概念课上，给学生读张爱玲非常有名的作品，如《金锁记》等，来讲解不同的文化关系。他说《金锁记》是自己亲自翻译的，选词择句都是推敲过的。

亚美文学一支奇葩

李明皓介绍说，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人权运动之后，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兴起寻根问祖的热潮，关注本族裔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亚美文学遂开始受到注意。他也从移民者殖民主义，以及冷战时期文学理论的跨太平洋流通等角度切入，检验並探討了“亚洲性”(Asianess)的形构。

在美国生活写作的亚裔作家群中，张爱玲是突出的一个。在她的一生中，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其实最长，而且一直没有间断写作。特别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晚年曾在那里工作。为了研究课题，李明皓曾经到该研究所，查阅相关卷宗。

后来李明皓还到南加州大学，那里也存有若干关于张爱玲的档案，那里有《海上花》的英文译本、双语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秧歌》和《赤地之恋》是50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创作的反共小说，前者写的是土改，后者写的是韩战。这些都成了李明皓的研究素材。

对于《秧歌》，评论界争议很大。李明皓说里面用了不少二手材料，而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就是原始材料，里面有一种政治心态。

李明皓的博士生导师是女教授周雷，她本人也写过一些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

李明皓自己用英文撰写的一部书《从亚美角度来研究张爱玲》，也即将在台湾由中研院翻译出版。

去年李明皓还去了一趟中国，专门到江苏镇江参加赛珍珠研讨会。据李明皓介绍说，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离开中国，赛珍珠就再也没有回到出生地镇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曾提出过要故地重游，中国政府告知“不合时宜”。不过现在镇江市政府已经对赛珍珠的故居进行修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张爱玲一样，都曾以中国土改为其题材，写出过文学名著。

志在当双语作家

张爱玲用英文进行创作，并非自美国始，年轻时在国内就已经开始了。她出生成长在上海，而上海当时就已有国际化的大环境了。当年她曾就读于圣玛丽学校，这个教会学校用英语教学，学生接受西方教育。

通过李明皓了解到，张爱玲的名字甚至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小时候她母亲给她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实际上是它的译音。

这样一来，张爱玲十几岁就能用英文写作。1942年，《20世纪杂志》发表过张爱玲的英文文章，这是一本德国人办的刊物。在上海的时候，张爱玲往往先用英文写成散文，自己再译成中文，有时两个文本几乎同时发表。

1955年张爱玲抵达美国，当时她确实很努力打入英文市场，况且当一个英文作家是她从小的一个梦想。1961年张爱玲去过一趟港台，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过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除了《海上花》之外，张爱玲的英文写作就大体停止了，因为在美国不怎么受欢迎。《雷峰塔》和《易经》是张爱玲两部重要的英文长篇小说，已经成为经典。这是用她自己的生活背景，演绎而成的文学作品，当时却找不到在美国出版的机会。张爱玲也曾经给好莱坞写过英文电影剧本，但是没有一部拍过。

文学往往就是从生活最痛苦的地方产生出来，作品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张爱玲的《小团圆》就涉及到与胡兰成的经历。李明皓说，台湾早一批作家受张爱玲影响较大，也因为当时不能看左翼作家的作品。

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出发，李明皓感觉张爱玲个性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中国人的宗教》是张爱玲1943年用英文写的，李明皓认为这篇东西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是粗线条的。不过今天看来，对海外华人也有意义。

正是通过对张爱玲英文作品的分析，李明皓认为她对冷战的印象非常敏感，对政治很有兴趣，特别是“五四”之后的政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看法改变了以往对张爱玲超然物外的定见。

李明皓还从艺术角度说，张爱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风格，总能用一两句话表达非常到位，善于进行不同文化的对比。不过对张爱玲很难用纯文学进行评价，如张爱玲称自己是一个“外面的人”。张爱玲碰到过很多误解，包括林语堂和她自己的代理人等。

另外今年3月，92岁的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共135封信，其中32封首次面世，也可以由此管窥到张爱玲在美国时的一些境况。
　

蘋果日報    不識做人   2013.06.16

常有人把會不會做人掛在嘴邊，有人口說不會做人，其實心中頗自得自己表現了性格，有人面面俱圓卻仍謙稱不會做人。其實只是虛偽客套引人稱讚。所謂做人標準何在？如何評定？客氣過份與率直過份，太甜太酷都不可取，直道而行就可以了，化複雜為簡單，以無招破有招，不失為應變之道。

劉紹銘的文章講落難才女張愛玲，令人唏噓，人際關係搞不好，卻無損於老教授如夏志清為她而奔波操心跑腿，張愛玲廣為人知盛名不衰夏公功不可沒，在她生前死後都力挺到底。

劉教授筆下娓娓道來夏公為才女謀事搭綫推稿的經過，連稿費都代催，可謂仁至義盡，然而才女冷冷冰冰求求其其的，也不能說她是不會做人，只能說她習慣了像胡蘭成那種口蜜腹劍的無恥文人，面對夏公一腔熱忱正直又惜才愛才的人反而不知所措，才華出眾的人總有些怪癖，張愛玲尤其如是，她的成長過程及她那一段段的情史帶來的挫敗，感情的花已凋萎卻依然要在人世討生活，又不懂如何與工作環境中的人建立起友誼，還缺乏一種溝通互動，與工作有關的會面討論更是帶給對方一種「倔」的印象，相信沒有一位上司能容忍無法與自己溝通的下屬吧，何必搬一塊石頭來砸自己的腳？炒她魷魚亦不足為怪。像夏公這樣飽學之士又愛才如命的畢竟少數又少數。

人在江湖，即使真的不識做人，合乎常理常情的去待人接物總是錯不了，張愛玲文名是有了，人世的經營卻錯過了，萬事從來有命，半點怨不得人。

蘋果日報    鄭培凱： 錢鍾書的信 |  | 副刊 | 蘋果樹下 | 2013.12.08

大約半年前，上海的陸灝告訴我，有一批錢鍾書的信札及手稿要在北京拍賣，其中有兩封信提到我的名字。他問說，你可不可以寫篇文章，就這兩封信的內容，講講你跟錢先生的交往？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不禁大為錯愕。現在想起來，那感覺像後來出現的斯諾登事件，公開了美國國家安全秘密檔案，居然出現了我的名字，要我寫一個交代，說清楚為甚麼會名列其中。到底是何時何地，經過何人引薦，參加了錢先生組織的地下工作網絡，進行了甚麼驚天動地的秘密工作？

我和錢先生的交往不多，主要是兩次會面，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到北京專程探訪，請教關於文學理論及中國古典文學的一些疑惑。承他不棄，跟我談了一個下午，從我繙譯的Terry Eagleton《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建議，一直說到莎士比亞無韻體與湯顯祖曲文韻律的差別，使我受益匪淺。另一次則是，一九七九年春天，他隨中國社會科學訪問團赴美，訪問耶魯大學的時候，我參加了接待。在學校舉辦的酒會之後，余英時先生親自駕車，帶錢先生與費孝通回家晚宴，我則隨扈在旁，一路上聽前輩的咳唾珠玉，瀟灑風神，迄今仍感到餘音裊裊，歷歷在目。其後與錢先生有一些書信往來，接獲他寫在八行箋上龍飛鳳舞的書簡，都屬於前輩獎掖後進的勗勉。還有一幅他為我書寫的七律舊作，敍述了他歸國定居、潛心著述的心境。當時我都妥為保存，還把他的詩作墨寶裱了鏡框。只是十幾年前從美國搬到香港，書籍雜物與個人私檔裝箱打包，有些迄今還未整理，也不知道錢先生筆走龍蛇的書迹是否還躺在哪個箱子裏，繼續陳摶高卧。這次突然聽說有兩封錢先生寫給別人的信中，出現了我的名字，還要拿去拍賣，不僅是受寵若驚，還有點心存惴惴，不知他老先生說了甚麼，是否有所褒貶。錢先生言辭精準犀利，武藝高深莫測，不經意間就能飛花傷人，凡是讀過《圍城》的人都該知道的。

於是，就問陸灝，看到那兩封信了嗎？答曰，拍賣公司已經公佈了，可以找到，找到以後寄來，就得寫篇文章。之後，就出了楊絳先生反對拍賣私人書信的事，成了文化界的軒然大波，我也才弄清楚了這批信札出籠的前因後果。原來這批信札手稿，主要是錢鍾書在八十年代寄給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其中包括了六十六封錢先生的書信和《也是集》手稿，十二封楊絳書信和《幹校六記》手稿，六封錢瑗書信等，將由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公開拍賣。楊先生認為，這些書信本來是朋友間私下的言語，涉及私隱，不適宜公開發表，更不應當作為商品來拍賣。假如拍賣公司堅持要拍賣，她老人家不惜親自出馬，維護自己與家人的合法權利，告上法庭。這一下鬧大了，文化界、學術界、法律界也都站出來，支持楊先生的維權舉動，要求拍賣行撤銷拍賣活動。

不但是文化輿論界譴責拍賣，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司長也就此事件涉及的著作權問題，發表了意見，指出，錢鍾書信札的拍賣行為，可能涉及物權、著作權、隱私權、名譽權等多項權利。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也發表談話說：「公開和出售別人的隱私，有悖於社會公德與人的文化良知。」最後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不得實施侵害錢鍾書、楊絳、錢瑗寫給李國強的涉案書信手稿著作權的行為。拍賣公司這才迫於壓力，發佈聲明，宣告停止拍賣錢鍾書一家的信札與手稿。

一場鬧劇總算結束了，我卻始終沒收到那兩封信的資料，無從得知錢先生的「私隱」，不知道錢先生到底說了我甚麼。不久前和一位朋友談起，他說巧了，他剛好有這批資料，是當時拍賣行提供給他，希望他參與競拍的。想知道其中兩封信的內容，沒問題，他回去找找，寄給我。過了一個星期，寄來了錢先生這兩封信的複印件，清清楚楚，總算解決了我的心頭疑惑。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說：「近得美國鄭培凱君來信，云為文評《幹校六記》，將刊《抖擻》一月號中。」第二封是兩個星期之後，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寫的：「鄭君四年前返國求見，弟赴美時亦再晤面，十餘日前來信云撰文評《六記》。渠治明史，馬力兄似與相識。」原來兩封信提到我，都跟當時我撰文評論楊絳《幹校六記》有關，倒是埋藏在我記憶底層，已經忘卻的往事。我當時參與《抖擻》編務，先是擔任書評編輯，後來負責文史部份的編務，一向鼓勵大家撰寫書評，沒人肯寫的時候，只好自己動手。錢先生在信中說我「治明史」，是很準確的觀察，因為我那時正在鑽研明代經濟社會變化如何影響了晚明的思想文化動向，還不曾涉足茶文化、崑曲、與陶瓷下西洋的研究領域。錢先生在第一封信中，似乎對有點張揚的馬力頗有微詞，同時卻注意到馬力辦事能力很強。我跟後來成為民建聯主席的馬力並不太熟，記憶中只在一九七八年經過香港時見過一面，印象倒是深刻，覺得他英氣逼人，典型的青年才俊。他當時剛從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對古典小說戲曲頗有興趣，似乎在《抖擻》擔任經理之類的職務，我記不清楚了。錢先生說，馬力跟我「似與相識」，慧眼如炬，講得也準確，因為我們的確相識，不過也就是「似與相識」。
終於看到了錢先生兩封信的內容，解了我心中的疑惑。

南方人物周刊    夏志清：90岁的“顽童”  卫毅   2013.12.31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他最早发现了张爱玲的价值，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认为鲁迅被拔高，钱锺书的《围城》无出其右。有“快人”之称的夏志清在学术上也爱憎分明，但无人否认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厚重价值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纽约 图 卫毅

去年冬日的一个上午，火车行驶在纽黑文通往纽约的铁道上，窗外掠过树林、雪地、房屋和停靠在港湾里的船只。

纽黑文—纽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约60年前，195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夏志清在这条路线上往返奔波。那时他正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部日后让他声誉鹊起的学术著作，苦于耶鲁大学中文书籍匮乏，于是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现在的东亚语文系)图书馆的常客。他通常是上午从耶鲁出发，下午在哥大饱览群书，然后再借上一箱子资料，返回纽黑文。

离耶鲁并不遥远的哈佛大学当年的中文藏书虽然并不丰富，但也有一些哥大所没有的书籍。夏志清没去哈佛借过书，除了生性不爱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钱。他曾为此而遗憾，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占有的资料再多都不为过。

“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从1951年7月开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3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经费。”当时已经从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夏志清仍然住学生宿舍，吃食堂。

夏志清如今住在纽约113街的一幢公寓，紧邻晨边高地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通往他家楼层的电梯有着木质外壳，楼龄超过百年。

在夏志清家里，有墙壁处皆是书。他自己的著作都集中在一个书架上。我从大陆带来的几本署名“夏志清”的简体字书，却不在此列。

“大陆出版他的书，几乎从来不给稿费，很多时候连书都不寄过来，真是很过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女士翻着我带来的书说道。

夏志清则拿着我带去的“桂系军阀”做封面的《南方人物周刊》说：“这是白崇禧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儿子白先勇很熟。”白先勇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过的学生。白先勇认为夏济安对那一届台大外文系学生有过非常好的指导。那批学生中，日后成名的除了白先勇，还有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人。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刘再复的评价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兄弟双子星座。

上海来的年轻人

夏志清在2011年阴历正月十一度过了自己90岁生日，为了避开美国东北部多雪的冬天，生日的聚会提前到2010年秋天。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东。浦东当时只是落后的郊区，黄浦江对岸才是繁华的十里洋场。夏志清的家境并不好。“年轻时的夏志清多少有一些自卑感，这对他之后的人生会有影响。”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

客厅里挂着马英九送来的一幅生日贺匾：绩学雅范。“这个出典我不晓得。”夏志清指着这幅字说，“这些字都有出典的，他们不敢乱写，中国人胆子小，你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伟大的……’，大家会笑的，所以中国人总是要用古人的话。”

这幅字上还写着：“志清院士九秩嵩庆”。夏志清在200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当选院士中最年长者。

胡适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可能没料到，自己不太器重的夏志清几十年后会当选院士。1946年，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夏志清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时，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时还不知道胡校长偏见如此之深，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

1947年，纽约华侨富商李国钦决定给北大的年轻教员3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刚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过关斩将，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额。发榜后，十几位教员一起到校长胡适那里表示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胡适虽然不喜欢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夏志清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1947年对夏志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德裔美国电影导演刘别谦(ErnstLubits ch)在洛杉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对刘别谦的导演手法特别佩服，他的好多电影我都看过3遍。”他认为作为电影导演的刘别谦相当于诗人中的蒲伯、剧作家中的莫里哀。

夏志清是个超级影迷，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新闻报》上发表《好莱坞大导演阵容》。“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研究比文学更好。我大学还没毕业，电影全都懂了”，“刘别谦的电影好得一塌糊涂”，“现在的电影是退步得一塌糊涂”。他所喜欢的大抵是1960年代以前的电影，书房里，挂着伊丽莎白·泰勒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

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夏志清学术生涯的事，那就是，钱锺书在这一年出版了小说《围城》。多年以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道：“《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从西到中

夏志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话，正如他的朋友所言，他的语速飞快且毫无束缚，对情绪的表达总是淋漓尽致。“XX X是好人。”“XXX是坏人。”这些极端的话语还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夏志清喜欢说别人笨，说自己聪明，如果别人这样说，容易让人产生反感，但在他的语境里，倒显出几分可爱来。“到我这里时，在耶鲁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只有3个。”夏志清说。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的英文博士学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的考试。夏志清之前，华人当中只有柳无忌、陈嘉两位拿到过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那已经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

1951年，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优等生的夏志清，进入博士生研读的最后一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发起愁来。他希望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这在当时对一位东方人来说，并非易事。

此时，同住一幢宿舍楼的政治系同学告诉他，耶鲁大学政治系的饶大卫(DavidN.Rowe)教授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正在找人帮他做事。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需要了解中国。饶大卫主持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ArcaManual)，供美国军官做参考之用。

夏志清既了解中国又精通英文，他找到饶大卫，顺利加入了这个编写团队，年薪是4000美元。夏志清是这个团队的主力，他一个人就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还有《礼节》、《幽默》两小章，《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的编写。

《中国：地区导览》试印本编写出来后，先由美国军政官员审阅。这本册子最终未被正式采用，只印了350册。

在纽约的这个早上，夏志清扒开一叠叠资料，从家中靠近窗户的书架上找出一册《中国：地区导览》。王洞女士为夏志清能找出这本册子而大为惊讶。“你是第一个看这本册子的记者，我都没看过。”王洞女士说。

1950年代，《时代》周刊做过一期以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中国报道。夏志清在看这期《时代》周刊时，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据他在《中国：地区导览》里的文字来写，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字都没改。“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在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原本一心研读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编写《文学》这一章的时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1952年春，虽然饶大卫将夏志清的年薪加至4800，但他已对继续编写册子失去了兴趣。夏志清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将计划书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获得两年的研究补助金，每年4000美元。

此后，夏志清辗转美国各地授课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是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得以出版。

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洛埃(DavidRoy)写的长篇评论。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王际真正在耶鲁大学短期授课，他已经临近退休，想寻找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在饶大卫的推荐下，王际真看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激赏不已。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后辈，表达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在信中赞扬40岁的夏志清的英文造诣高过了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媲美”。

王际真的赏识让夏志清在1962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1968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再次引起学界震动，这两本书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殿堂级的地位。

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夏志清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他一再指出，他并不是以左或右来挑选作家进入他的小说史。“我不是恨左派，东西的好坏也不是用左派或右派来判断，你是个高级的人我就佩服嘛。中国的作家中好的我就喜欢，我推崇张天翼，他就是左派嘛。”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张爱玲，夏志清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评价，“《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样的话从来没人说过，这在当时需要锐利的眼光。“我一看她 (张爱玲)的东西就觉得她厉害，我是自己看她的书看出来的，我没有什么老师指导的。我把很多大作家打了下来，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家捧得一塌糊涂，我在书里讲他不行。”

这些文字对于抱持左翼文学史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的争论可想而知。最有名的是夏志清和捷克左翼汉学家普实克在1962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是左翼批评者攻击的重要靶子。

“如果从人文主义的关怀出发，里面有很多东西，无论你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会同意。说夏志清是右派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右派有很多种啊，有可爱的右派，有不可爱的右派，有疯狂的右派，有不疯狂的右派。夏先生可以说是超左的右派，他是右派里的左派，右派看了他也不痛快的。”这是王德威教授的说法。

“国民党也不喜欢他。台湾有很多奖，他一个奖也没有拿到，他在那边没有朋友嘛，他也不说国民党爱听的话。”王洞女士说。

左派对于夏志清的批评，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夏志清是美国政府请来的“打手”。

“夏志清写的东西是有意识形态在里面，但没有人逼着他这么讲，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批评者。左派的批评者高估了夏志清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你能相信美国政府会用夏志清这样个性的人来做‘打手’吗？太不能相信了，他讲话讲三句之后就不靠谱了，完全是一个疯狂的老顽童嘛。”王德威笑着说。

好玩的人

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发生在夏志清和他要好的朋友身上。在张爱玲和鲁迅谁更伟大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和刘再复持有不同的意见。夏志清也曾在会场上为此而生气，不过，就如同他老顽童的性格，他用开玩笑的方式与刘再复言好。

直到今天，夏志清还是不喜欢鲁迅。“鲁迅学问不灵，不如他弟弟，周作人比他好多了。鲁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鲁迅有一点最不好，他不喜欢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让她离开，又不跟她生孩子，这对女性很残忍啊，这是什么意思！”夏志清说到这的时候，嗓门很大，就好像刚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的反应。“对鲁迅，你要讲一讲这件事情，你就说是我讲的。”说完，他又用英文加了一句：It'sverycruel.

他还是喜欢张爱玲。对1960年代之后的电影已经没有太多兴趣的夏志清，2007年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色·戒》上映之前，李安的团队想听听文学专家的意见，找到王德威。王德威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张爱玲专家。他推荐的是夏志清。

“李安当时感到不安的地方是，电影里的上海有没有拍得很像？对于张爱玲小说里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特别约了夏先生去看。他觉得很好啊，右派通常是保守派，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在看电影的时候，在不可怕的地方，他‘哎呀’一声，把我们全场的气氛都打坏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写部分，他突然跑去跟夏师母说，这个好像是真的。他太好玩了。”

说到政治，夏志清不喜欢毛泽东，但他承认毛泽东打仗很厉害。“老毛很厉害，我是不厉害，我连太太都打不过。”

说到宗教信仰，他甚至调侃起教皇。 “教皇懂这么多种语言，他学问比我好，但他信不信上帝，我就不晓得了，他这么聪明的人，会信上帝吗？”

“您怎么看生死的问题？”

“没法子看。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梦。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哥哥，没有梦到过我爸爸妈妈。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什么都不信最好，没有寄托。”

90岁的夏志清来美国已经六十多年了，在纽约住了50年。他喜欢纽约生活的快捷方便，比如公共交通。所以，夏志清至今还未学会开车，连脚踏车都不会。到这个时候，一直说自己聪明的夏志清才会说一句“我很笨”。他会感叹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多研究几国文学。“现在的人都去弄 computer(电脑)去了。”

当全世界都在谈论电影《社交网络》时，当年轻人都在羡慕扎克伯格时，夏志清仍在为不能重看刘别谦的电影《驸马艳史》而感到遗憾。

“节奏太快了，我们这些老派人士已经跟不上了。”

凤凰网文化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 曾发掘钱钟书张爱玲文学史地位    2013.12.30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于2013年12月29日（北美时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好友、著名学者陈子善亦在微博中透露，已经从纽约、台北和其他渠道证实，夏志清先生29日下午在纽约逝世。

夏志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内地80年代 “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极力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夏志清与张爱玲：不得多得的真正知音

夏志清先生则是张爱玲不可多得的真正知音，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既体现在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文学评述上，体现在他对张氏著作的出版关切上，也体现在他对张爱玲去美之后的工作安排、生活关照以及很多方面的鼓励和友情上。

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地位最重要的断语有三：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这些断语下于1957年、1961年。振聋发聩的见解，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作家构成，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方向。

二人通信始于1961年3月张氏收到夏志清寄给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本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认为，“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志清评钱钟书：《围城》是中国最有趣的小说

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文化昆仑钱钟书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钱氏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品评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再度审视，果真精彩绝伦，获得认同；加之改编成电视剧一播，钱钟书变得家喻户晓。

正因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方才闹出一则笑话，让健在的钱钟书看到了挚友夏志清撰写的悼文——1975年，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风从西方来，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亦正因夏志清把钱钟书奉为至尊，当钱真的离世时，他的“悼文”不再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聚焦《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他不信钱钟书所言在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

其实，钱、夏之间没有什么私交，毕生只面晤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时夏刚由沪江大学毕业不久，钱此时亦尚伏草莽;二是1979年钱访“哥大”；三是1983年夏的寻根之旅。他们的互敬，纯是“义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

夏志清还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夏氏文学研究：濯去旧见 以来新意 中西合璧

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正处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冷战时代，资料取得有限，无法作到全面性的观照，因此历史感略嫌不足，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却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并且从中发掘了钱钟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夏也相当欣赏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论》一文中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他推崇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无庸置疑的。

夏氏是西洋文学专家，但以中国文学扬名，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撰述的用功精神，“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并且挖掘许多现代极有潜力的作家，对于当代作家如余光中、陈世骧、卢飞白、於梨华、陈若曦等人都有极独到且公正的见解。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英文著作外，另有英文专书《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以及《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鸡窗集》、《印象的组合》等文学评论集。

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著作有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夏志清生平：从耶鲁博士到哥大教授

夏志清，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是其亲兄，遗作有《夏济安日记》。夫人为王洞，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113街。

夏之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

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称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2006年7 月，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该院成立以来当选时最高龄的院士，夏志清表示“好像在作新娘子”。

众议夏志清：不特名世 亦必传世

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中国社会科学院 钱钟书

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它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李欧梵

南早中文网    张爱玲的伯乐 著名评论家夏志清逝世    2013.12.31

著名文学评论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周日（12月29日）于纽约病逝，终年92岁。夏志清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同时也被外界视为是发掘张爱玲的伯乐。

公开资料显示，夏志清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等著作。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长年旅居纽约的夏志清，近年来因为年事已高，已经很少出席公开场合。但他仍对台湾文学发展十分关注，2011年纽约台湾书院揭幕时，尽管坐着轮椅，他仍在夫人王洞陪同下，亲自到纽约经文处参加开幕式。

夏志清夫人王洞在接受内地媒体《东方早报》访问时表示，目前还没有计划操办夏志清的后事。

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巨作，具有开创性地位。他在著作里对张爱玲的《金锁记》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让张爱玲一夕成名，也让夏志清被外界视为是发掘张爱玲的伯乐。

内地媒体凤凰网援引夏志清生前好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陈子善表示，向英语世界介绍汉语文学，夏志清功不可没。“在60年代，他第一次全面的介绍了白话小说的样貌。总是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其实夏先生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则曾表示：“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它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

而夏志清最为外人道的是他和另一位文学家唐德刚在1986年间的著名的“红楼笔战”，更是艺文界津津乐道的文学笔战。

北京晚报     夏志清睡梦中“告别”2013 曾发掘推广张爱玲和钱钟书    2013.12.31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梦溪）12月30日晚10点半，有网友爆料称，刚刚得知夏志清在美国去世。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授陈子善今天凌晨微博更新：“已经从纽约、台北和其他渠道证实了，夏志清先生29日下午（当地时间）在纽约逝世。”随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微博称已从张宗子处证实，夏志清是于睡梦中去世的，享年 92岁。

　　久久读书人编辑@彭伦空间在微博中表达惋惜：“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我们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前两年加印过一次。可惜他自己没能看到该书在中国大陆完整出版。”

　　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在电话里告诉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夏先生是昨天（29日）在纽约当地的疗养院因为心脏问题过世的，能够安慰的是，先生的离世没有痛苦。现在还是假期，原来想着等新年过了再公布这个消息。”

　　王洞说，近些年，夏志清的心脏一直不好，去年心脏又出了大问题，此后出院。“出院后，他应该好好休息，可是他是爱热闹的人，对国内外的拜访都不会拒绝。而且又有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出版，他变得更忙。其实，每次只能接待客人半小时的他，常常会跟大家聊2个小时，他太累了。年纪大了，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当年钱钟书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赞曰：“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作家五月说自己带了一本从单向街淘到的古吴轩《夏志清序跋》回纽约，还没来得及请夏先生签名，就听到了12月29日夏先生在午睡时去世的消息。“上一次去见夏先生是代商务印书馆向他约稿，跟夏先生用苏州方言聊天极愉快，他说话很孩子气，表达感情非常直接，比如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红，就是因为你的笔名起错了’。”

　　评论家符立中透露，夏志清自今年10月以来进了两次医院。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的推广，居功甚广，一直到逝世前仍在鼓励后进。本人因有幸得到夏公鼓励，致赠签名本，并赞誉拙作。谢谢夏公，一路走好。

　　深夜，资深出版人林道群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之前写过的长篇文章《夏志清传奇》，其中回忆了夏志清老人的点点滴滴，他认为夏志清“步履虽不如从前稳健，思路却敏锐如昔，不论什么场合，只要有夏公在，这种能量就会围绕四周，令人精神抖擞。他说的话总出人意表，因此绝无冷场。”J226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父亲一生从商。1942年从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夏志清对当代中国小说基本不看。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写了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的论文，脱颖而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中文名誉教授。

　　夏志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作者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极力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亞太日報    張愛玲伯樂 文評家夏志清逝世    2013.12.31

據香港南華早報網報導，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於當地時間2013年12月29日在美國紐約病逝，享年92歲。夏志清被認為是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權威，同時也被外界視為是發掘張愛玲的伯樂。 

夏志清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今年2月還在台灣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當時已要用輪椅代步。 

 公開資料顯示，夏志清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原籍江蘇吳縣，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著作。

 夏志清生於上海，其兄夏濟安亦是文學家。夏志清於1942年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6年9月到北京大學擔任助教，後至耶魯大學進修。夏志清在中國和西方的古典文學的研究上均有造詣，1961年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當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開創了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先河。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長年旅居紐約的夏志清，近年來因為年事已高，已經很少出席公開場合。但他仍對臺灣文學發展十分關注，2011年紐約臺灣書院揭幕時，儘管坐著輪椅，他仍在夫人王洞陪同下，親自到紐約經文處參加開幕式。

 夏志清夫人王洞在接受內地媒體《東方早報》訪問時表示，目前還沒有計劃操辦夏志清的後事。

 夏志清的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被視為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巨作，具有開創性地位。他在著作裡對張愛玲的《金鎖記》評價甚高，認為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讓張愛玲一夕成名，也讓夏志清被外界視為是發掘張愛玲的伯樂。

中時電子報    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病逝紐約 享年92歲    林宜靜   2013年12月31日

2013歲末，又一文壇巨人辭世。有「西方漢學重鎮的掌舵人」之稱的著名文學評論家、中研院院士夏志清已於29日病逝紐約，享壽92歲。

被譽為中國文評第一人的著名中國文學評論家的夏志清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任教於教於北京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匹茲堡大學等著名學府。

夏志清被譽為一代漢學大師，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具分量，且影響深遠。中文著作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等學術名作，文學評論集《文學的前途》等。

夏志清同時也是許多文壇作家的重要推手，他對張愛玲的「金鎖記」評價甚高，認為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讓張愛玲一夕成名，也讓夏志清被外界視為是發掘張愛玲的伯樂。此外，他推崇白先勇兼採中國傳統與西方小說技巧的優點，並讚揚推崇大陸作家沈從文、錢鍾書等人。

夏志清於200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所有院士皆認為，夏志清榮耀遲到30年。這份榮譽是實至名歸的，早該給夏志清的肯定。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都來自夏志清的著作。

長年旅居紐約的夏志清，近年來因為年事已高，加上2009年罹患中風，已很少出席公開場合，但他仍對台灣文學發展十分關注，也曾鼓勵龍應台應該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不要隨波逐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2013歲末年終，夏志清因心臟病發以92歲的高齡病逝於紐約當地療養院。據悉，大師走時沒有痛苦。而體貼的夏夫人原不想公開這個消息，希望等年後在宣布，讓喜愛他的讀者過個好年。

夏志清曾說，在他的評價標準裡，只有好人與壞人、好小說與壞小說等，沒有意識形態、政治立場。92年的人生，為中國文學寫下不朽的篇章。謹祝福大師在天之靈，一切安好。

东方早报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     石剑峰   2013.12.31

　　纽约时间12月29日，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享年93岁。

　　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先生昨天在电话里证实了先生故去的消息，“现在还是假期，原来想着等新年过了再公布这个消息，”王洞说，“夏先生是昨天（29日）在纽约当地的疗养院因为心脏问题过世的，能够安慰的是，先生的离世没有痛苦。”

　　“他年纪大了，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据王洞介绍，近些年，夏志清先生的心脏一直不好，去年心脏又出了大问题，此后出院。“出院后，他应该好好休息，可是他是爱热闹的人，对国内外的拜访都不会拒绝。而且又有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出版，他变得更忙。其实，每次只能接待客人半小时的他，常常会跟大家聊2个小时，他太累了。”

　　至于夏先生的后事，王洞先生昨天对早报记者说，现在还是假期，认识的朋友和学生们都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办这些事情，但我想着要好好办。这些年王德威（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对我们很照顾，但是他在台北，我会等他回来操办后面的事情。”

　　2011年10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西113街的夏志清寓所，早报记者曾拜访过夏志清王洞夫妇。这所公寓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夏志清在这栋有百多年历史的公寓里居住近半个世纪。胡适曾在公寓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夏志清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出任北大校长时，夏志清正好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赴北大任职。

　　这所百年公寓里，每个房间堆满了书，餐桌被挤到了房间过道上的一角，放一副碗筷都有些困难。当时，公寓客厅的墙上挂着马英九赠送的字幅，上书四个大字： 绩学雅范。不过，夏先生开玩笑说，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行小字：志清院士九秩嵩庆。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生于上海浦东，1942年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撰写了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论文，并脱颖而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 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直到2006年，夏志清才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中研院”成立以来当选时最年长的一位。

　　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革命。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夏志清当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推崇的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至今依然流行。对于自己的慧眼识珠，夏志清先生曾对早报记者说：“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这也是自信的夏志清的口头禅。

　　夏志清以“敢说”出名，在他的评价标准里，只有好人与坏人、好小说与坏小说等清晰判断。用他的话说，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大陆和台湾很长时间都不喜欢夏志清。他大体上对上世纪左翼文学评价不高，可是又非常推崇左翼文学旗手之一的张天翼，与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同视之。另外，他对鲁迅的偏见从始至终，无论是对其文学还是为人。而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夏志清却推崇之至。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没有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方面的原因。

　　《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评论了四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前面三个人的书，大家现在都还在看，可是对张天翼大家都忽略了，这是大家的损失啊，怎么能不关注呢？鲁迅妒忌张天翼，因为张天翼的讽刺能力比鲁迅还厉害。鲁迅是一直在变的，有些方面懂的不多。可能是张天翼的左翼作家身份让大家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他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得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喜剧。”夏志清当时曾如此告诉早报记者。

　　对于张爱玲，夏志清评价是：“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看了《金锁记》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是为了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开始看张爱玲的，因为以前不读中文书，到了美国读书和工作，为了写书才看中文小说，之前只看一点点周作人、沈从文，一些鲁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说张爱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还在看。在我看来，《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但是人家不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2009年，夏志清经历一场中风后卧床许久。直到2011年，夏志清身体才慢慢恢复，甚至到一些影展观看电影，因电影看得太多又小病一场。

　　在2011年10月与早报记者一个多小时的会面中，夏先生需要吸氧休息。临走前，夏先生说：“要寄圣诞卡片来！记得要写书！”

新浪     “拣出”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夏志清     张昌华    2013.12.31

        是他拣出了钱钟书、张爱玲这两只“鸡蛋”

　　钱钟书刚“出土”的时候，孺慕者都想一睹其风采。钱先生一一谢绝并幽了大家一默:知道那个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见那只下蛋的老母鸡。他是洞悉国人的根性好看希奇，好凑热闹，好刨根就底。恕我不恭，如把当代走红的几位前辈作家如钱钟书、张爱玲比作那好吃的鸡蛋的话，那么，“发现”或曰率先拣出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个窝中珠埋着的这几枚鸡蛋的是谁？

　　夏志清先生也。

　　夏志清秉笔书史，以“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为旨，圈点古今中国小说，钩沉稽古、臧否文事爆出绝响时，友人戏谑他是“夏判官”，他默认了。但他也曾说：“……把古今作品乱批一通，笔尖上不带一点感情。我为人平易随和，有时重读我自己‘严肃’的评论，真觉得不像我写的。”他的文章植根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在做人方面亦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文化昆仑钱钟书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钱氏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品评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再度审视，果真精彩绝伦，获得认同；加之改编成电视剧一播，钱钟书变得家喻户晓。

　　在他们那一辈文人中，钱、夏的友谊是深厚的。笔者揣想，在钱看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于夏而言，“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星月互映。

　　正因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方才闹出一则笑话，让健在的钱钟书看到了挚友夏志清撰写的悼文——1975年，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风从西方来，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亦正因夏志清把钱钟书奉为至尊，当钱真的离世时，他的“悼文”不再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聚焦《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他不信钱钟书所言在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的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并吁请“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其实，钱、夏之间没有什么私交，毕生只面晤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时夏刚由沪江大学毕业不久，钱此时亦尚伏草莽;二是1979年钱访“哥大”；三是1983年夏的寻根之旅。他们的互敬，纯是“义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

　　夏志清还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钱、沈两位在夏志清评点前已享誉文坛了。如果说他俩是被半埋的珠贝的话，那么张爱玲则是“全埋”，“埋”到其人其作品几乎无人提及的程度。夏志清另具慧眼，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浓墨重彩，竟给张爱玲42页篇幅，足见关注和推崇。经夏志清椽笔“点石成金”，这个现代小说史中类如《红楼梦》中的无名丫头的张爱玲，一下子被提升到林妹妹的地位。后经柯灵先生的一纸《遥寄张爱玲》，复把张推到了极致，刻下她的各类作品集、“张看”“看张”之类的相关读物大小书店一片琳琅，连胡兰成的作品也随之“俏”了起来。事实证明，夏志清的观点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张爱玲晚年处境堪怜，特别是赖雅去世后，身心的孤独和经济的困窘，几乎把她逼到绝境。夏志清一方面评说、推介她的作品，音问不断。同时帮她找工作，帮她同皇冠出版社签订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其实平鑫涛对张一直优待)，并在生活和精神上尽力予以援手和慰藉。

　　夏志清也很关注陈西滢(通伯)，他在为吴鲁芹《英美十六家》所作的序言里说，“鲁芹的老师陈通伯先生，在伦敦住得最久，当时的英国文豪——萧伯纳、威尔斯、哈代、罗素等——他都认识，最有资格写《英国八大家》，可惜他惜墨如金。”最近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还说：“我一向佩服陈西滢，他因受鲁迅的打击而不再写文，是当年文坛的最大损失。”

　　在夏志清的人际关系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与胡适先生。

　　夏志清在北大教书时校长是胡适先生。夏那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抗战胜利后，美国华侨李国钦先生捐助给北大文、法、理各一个留美名额。历经战火劫掠的教师都很在意这一留学的机会，无奈僧多粥少。北大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事关系又盘根错节。因此，学校决定公开公平竞争，资浅的教员亦可报名考试。作文考题是《出洋留学两回事》，很有八股味，并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另外还需有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近作。夏志清凭他的真才实学，过五关斩六将，以88分夺魁。他没有任何背景，榜示后有人不服，纷传文科的名额被“洋场恶少”窃据，舆论沸沸扬扬。事情闹到胡适那儿，尽管胡适对夏志清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背景很不满意，但他还是主持公道，力排众议，把名额给了夏志清。当夏志清请胡适为他写推荐信时，胡适写是写了，但不大热心。缘于“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夏志清《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台湾《传记文学》1987年8月号)这件往事夏志清一直耿耿于怀。但他在评价早期文学革命时，对胡适的贡献仍作了肯切的评价，并没有因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学术公论。夏志清也有凡人平常心的一面，当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起轰动，他本人已成为大学者大名人时，他仍未能释怀“推荐信”那个疙瘩，没有把自己的书送给老校长。尽管乃兄夏济安先生一再提醒，他仍然不为所动。夏志清在评论胡适的建树时称他是神，而不是人；在面对胡适这个人时，他是人，不再是神，说他偏执、小气或小孩子气皆无不可。从这一角度审视，夏志清倒也有一份可爱的常人心。

世界日報    記者曾慧燕／紐約專訪   2013.12.31

世界日報推出傑出華人系列專訪，被譽為「中國文學評論巨擘」的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志清，也是系列專訪的人選之一。有鑑於高齡93歲的夏志清因心律不整，近年多次進出醫院，世界日報的專訪計畫幾經周折，最後敲定在10月30日進行。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

當天專訪進行了兩小時，夏志清戴著氧氣接受訪問，雖然他非常健談，此前看過本報提交的採訪大綱，也表示「很欣賞」，但就當天訪談來看，他的思維已不大清晰，答問未能連貫。有賴他的老伴王洞在旁協助，訪問才得以完成。但夏志清仍顯露一貫的自信，充分肯定自己在挖掘作家方面的「慧眼」，認為自己非常「了不起」。

當天專訪問答摘要原本要再請夏志清夫婦過目。沒想到兩天後(11月1日)他因流鼻血不止送醫，之後數度進出醫院和安老院之間，直至29日安詳辭世。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文學評論的歷史定位，外界早有定論。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芃當年旅美期間，遍訪美國各界華人傑出菁英，1971年出版的「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 —當代名人訪問錄」，夏志清與他所力薦的小說家張愛玲、外交家顧維鈞，名建築師貝聿銘等留美19名人同時受訪，現代文學批評論點廣受外界矚目。事隔42 年，一代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再度接受世報「傑出華人系列專訪」，傳承歷史，意味深長。以下是訪談摘要：

問：王德威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史與學」一書中，提到重讀《金鎖記》、《秧歌》和《赤地之戀》，新讀《小團圓》、《易經》和《雷鋒塔》，「我們看見中國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的慧眼」，他推崇您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最重量級的學者之一，並認為任何有志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學生，「夏志清的小說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他號召大家要向您致敬，您對此有什麼想法？

答：我覺得自己的確很了不起！當時我推介的幾位作家，都是由於我的小說史出來後，才引起大家注意的，尤其對於那個時代來說，都是我自己的研究發現。我真是聰明、偉大(這也是自信的夏志清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問：王德威先生推崇，在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廣博，影響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是第一人」。您覺得在您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上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答：王德威說我開創了西方學院內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礎，並說我的思想學說、研究方法、問題討論，影響了東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方法，事實的確如此，這點我認為我是當之無愧的，他(王德威)不愧了解我。

問：2006年7月，您以85歲高齡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所有院士中年齡最高者，而所有院士都認為：這是您遲到30年的榮耀。您也如此認為嗎？當時您說有「做新娘子的感覺」，為什麼這樣說？

答：我認為這份榮譽是實至名歸。有誰可以在1960年年代，就獨具慧眼提出那樣的文學觀點和看法。我不在乎他們是否給我院士，但也的確是「遲來的榮耀」。

問：您評斷作家作品的好壞是否根據其文學價值，有沒有也根據政治來定性。

答：我對作品只看好壞，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他們都把我列入右傾分子。我的判斷標準一向是文學標準，沒有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方面的原因。在我的評價標準裡，只有好人與壞人、好小說與壞小說。我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沒有什麼大不了啦。我知道我兩邊不討好，大陸和台灣都不喜歡我夏志清。

問：您的「小說史」一出，整個改寫了對現代文學史的認識，被譽為「夏氏範式」。現在回過頭來看，您對小說史有什麼評價？

答：我覺得我的偉大在於，整個改寫了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認識，當初有誰敢做這件事啊。

問：您說作為文學史家，要讓活埋歷史的作家重見天日，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永遠是您的首要工作。您現在是否仍堅持這一點？

答：當然啦！我一輩子都在做這件事。

問：您是張愛玲的「伯樂」，是您把她寫入文學史的，但有人認為張愛玲對您的賞識不近人情？您對此有何看法？您為什麼認為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您對張愛玲的文學寫作肯定有加，有人認為您她過分溢美甚至吹捧，對此您如何看？

答：我看了《金鎖記》，感動得一塌糊涂。在我看來，《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小說，但是人家不敢講這樣的話。中國人就是喜歡客氣，好就是好，還要講什麼之一。我是為了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開始看張愛玲的，因為以前不讀中文書，到了美國讀書和工作，為了寫書才看中文小說，之前只看一點點。我說張愛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現在都還認同我的講法了。

問：張愛玲經常在信里託您幫忙，最多的是求推薦。大家都知道您不善求人，卻硬著頭皮都幫她做了？您是基於什麼原因願意這樣幫助她？是否喜歡過她？

答：我覺得她文章寫得好，但不善人際關係，總的來說覺得她很可憐。我喜歡過別人，如Lucy(作家陳若曦)，但對張愛玲主要是基於同情。

問：您最近出版了張愛玲給您的信, 其中提到了您年輕時心儀的女子，也提到您的婚外情，是不是有些八卦？

答：我喜歡過的女人，從來沒有否認，我傷害過我的太太，但我現在真的愛我的太太(他摟著王洞，當著記者的面，用英文連說了三個「我愛你」，真的是少年夫妻老來伴)。

世界日報    夏志清登高一呼 張愛玲成經典    曾慧燕    2013.12.31

夏志清教授，江蘇吳縣人，1921年2月18日生於上海浦東，2013年12月29日病逝紐約。

他是西洋文學專家，但以研究評論中國文學揚名，對中國文學研究具有開拓性貢獻，為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權威。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所言：「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來自於夏志清。…。今天重讀中國現代小說，不能忘記夏志清先生！」兩句話足以概括夏志清對中國文學的輝煌貢獻。

夏志清1942年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1946年9月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擔任助教，醉心西歐古典文學，因研究威廉•布萊克檔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論文脫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博士。

夏志清先後執教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匹玆堡大學等校。1962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1991年榮休後，任該校中文名譽教授。專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中文論文集有「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夏志清序跋」等，極具學術影響力。

1952年在耶魯大學時，獲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稱洛氏基金會)贊助，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此書是一本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後，立即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門書，也是歐美不少大學的教科書，因此文學界形容此書「不亞於一次文學革命」。從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得以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由於當時正處於西方與中國大陸的冷戰時代，資料取得有限，無法作到全面性觀照，雖然此書歷史感略嫌不足，但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領域，卻具開創性地位。一如文學界公認，如果沒有他的評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能少了沈從文、姜貴、張天翼、張愛玲、錢鍾書的名字。

其中「現代中國小說」，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成就，並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數「五四」作家之上。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台灣，然後在中國大陸成為大熱作家。

夏志清認為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而錢鍾書的「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夏志清是作為「登高一呼」給予張愛玲文壇重要地位的文學評論家。2013年3月，夏志清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是研究張愛玲的後半生的重要文獻。

世界日報    夏志清 同獲左右兩翼作家尊敬    游婉琪    2013.12.31

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29日在紐約逝世，生前代表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被文學界評為中國文學三大經典著作之一。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鍾宗憲說，台灣早期受到政治環境影響，後人常以有色眼光看待當時的作家，認為小說被淪為政治操弄工具。夏志清扮演「讓文學回歸文學」推手角色，站在公正客觀客場評論小說的貢獻，罕見的同時獲得左翼與右翼兩派作家尊敬。

鍾宗憲表示，中國文學從古典小說、台灣文學與現代小說三面相分類，夏志清代表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可以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導論」並稱三大經典著作。

鍾宗憲早年任職於報社副刊時，曾短暫與旅居美國的夏志清有書信往返接觸。鍾宗憲說，夏志清一向給人耿直的印象，很有知識分子的風骨，談起學問來「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幾乎不曾聽聞與夏志清有關的負面消息。

鍾宗憲說，中國小說一直到晚清以後，才逐漸被文學界所重視。然而台灣早期受到政治環境影響，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時常被具有特殊意識型態或反共立場的人，以有色的眼光來來批判。

他認為，夏志清最大的貢獻在於他主張「讓文學回歸文學」，認為小說是表達人情人性的藝術創作，超越各種政治意識型態，不應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更不應被當成政治操作的工具。

夏志清生前曾與張愛玲通信30多年，今年他整理相關文件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書中收錄1963年至1994年間張愛玲給他的信件及他的回信，讓人得以窺見張愛玲在美真實生活的一面，引發不少讀者和文化界人士討論。

鍾宗憲說，夏志清的著作中，特別肯定張愛玲小說的價值，這對後來文學界形成張愛玲旋風有很大影響。近來文學界在重新反省現代文學史時，經常把夏志清當成重要的起點與動力，他更是當時少見讓左翼右翼文人都尊敬的學者。

夏志清生前曾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任教，專長中國文學與英美文學，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退休。2006年他當選26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研院歷來當選時最高齡的院士。

世界日報    「我要走了」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安詳辭世    曾慧燕    2013.12.31

「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來自於夏志清。…。今天重讀中國現代小說，不能忘記夏志清先生！」

中國現代文學權威、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志清12月29日傍晚在紐約曼哈坦Jewish Home Lifecare安老院安詳辭世，享年93歲。兩岸三地文學界人士，對夏志清的逝世同表哀悼。他生前最器重的文學大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目前人在亞洲訪問，得知噩耗也深感悲痛。

夏志清作為文學史家，最重要的貢獻是「要讓活埋歷史的作家重見天日」，他並以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為一生的首要工作。在他的推動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美國成為顯學，他的草創之功，不可磨滅。

夏志清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面世後立即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門書，也是歐美不少大學的教科書，文學界形容此書「不亞於一次文學革命」，從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得以進入西方高等院校。由於當時正處於西方與中國大陸的冷戰時代，資料取得有限，無法作到全面性觀照，雖然此書歷史感略嫌不足，但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領域，卻具開創性地位，從中發掘錢鍾書與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

文學界公認，如果沒有夏志清出版《現代中國小說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能少了沈從文、姜貴、張天翼、張愛玲、錢鍾書的名字。正是由於他的極力推崇，這些作家從此登上世界文學舞台。

夏志清作為「登高一呼」給予張愛玲文壇重要地位的文學評論家，小說史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成就，並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數「五四」作家之上。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台灣，然後在中國大陸成為大熱作家。

夏志清太太王洞30日對本報記者表示，丈夫走了，雖然她很難過失落，唯一安慰是，夏志清應該是在睡夢中去世的，沒有任何痛苦。

她說，當天下午3時，她去看望夏志清時，還給他餵食，他疲弱地對她說：「我很累，我要走了。」當時王洞不以為意，表示晚上再來看他。沒想到這是他臨終前最後一句話。

當晚6時30分，王洞再去安老院看夏志清，叫他不醒，才發現他心臟已停止跳動，手心還有微溫，其時院方還渾然不覺，醫護人員本欲施行心肺復甦術，但由於醫生表示夏志清器官已衰竭老死，王洞不忍丈夫再受苦，簽字同意放棄搶救。

王洞估計夏志清去世的時間，大約是在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之間，男看護告訴她，4時30分左右，他還看到夏志清睜開眼睛看了看他。

夏志清是於11日1日流鼻血不止，王洞把他送入哥倫比亞醫學院附屬醫院St. Luke's-Roosevelt Hospital Center治療，之後，他數度進入醫院和安老院之間。12月20日，他出院後，再被直接送往安老院到29日安祥辭世 。

2013年3月，夏志清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再度引起文壇矚目。

夏志清的後事，將待王德威1月中旬返美後再作最後決定，哥倫比亞大學也表示將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思會。

凤凰网文化    陈子善：向英语世界介绍汉语文学夏志清功不可没   

夏先生口无遮拦 关心晚辈

凤凰网文化：陈老师您好，想听听您对夏先生的了解。

陈子善：我是昨天晚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和夏先生见过两次，一次在香港。一次在纽约。他很率真的。说话也幽默。口无遮拦。他经常说--你看我聪明吧！你看我伟大吧！哈哈哈。。。一般人是不这么说的对吧。

但是他做人很周到的。经常写信跟我说：子善啊，你要多吃维生素片。其实他比我大，哪儿有长辈关心晚辈的道理。

夏先生推动了张爱玲的确认 也有过自我反省

凤凰网文化：具体聊聊他的研究方法这块儿？

陈子善：他还是受了非常规范的学院派的训练方法。耶鲁博士。英文又特别好。不光在中国，他在美国学界的声望也是特别高的。而且不是因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大家尊重他。他年轻时候是非常刻苦的。阅读量非常大。可以说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了欧美的新批评方法。当时也刚刚兴起。你看他对张爱玲等等人的评价里，其实很少涉及生平经历，都是从文本本身。他这本书是60年代的。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新看，依然是精华。他当时和“左翼”文学评论环境非常不同，实践证明，他对人和作品的评论里面是有很多洞见的。

凤凰网文化：但也不能绝对的说，没有夏先生就没有张爱玲。

陈子善：张爱玲肯定是会被确认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以及很多人确实被排斥在大陆文学史之外。但是夏先生往前推动了，这种事情，推动哪怕早一天，意义也是不同寻常的。夏先生信奉一句话--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把优美的作家作品发掘出来。他用了发掘这个词。总之他对这一系列人做了比较充分的评价，至少将他们纳入到文学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可以说他最大的功劳就是领先。

凤凰网文化：会不会陷入另外一种局限？

陈子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人面面俱到。很多人议论他，过于避免意识形态，可能忽略一些人。这种争论他后来自己也做过解释，比如他其实对张天翼的评价就不低，张也是左翼。包括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我没有很好的研究萧红。是有自我反省的。不过这个主要原因在于，他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接触到萧红的作品。当然，他对鲁迅的评价一直不高，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向英语世界介绍汉语文学他是功不可没的

凤凰网文化：国外怎么理解夏先生？

陈子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国内就绝不可能读到夏先生的作品，我们也是90年代。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唯一”之外的广阔的文学世界。但是对国外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在60年代，他第一次全面的介绍了白话小说的样貌。总是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其实夏先生是第一次这么做的。所以说，向英语世界介绍汉语文学他是功不可没的。

凤凰网文化：现在普遍运用夏先生的文学研究方法，是否还有一些争议的方面？

陈子善：他的可取之处以及不可取之处肯定还是有的。当然这些都很具体，不是方向性的，比如具体到哪一部作品的解读。仅此而已。其实你可以采采李欧梵。

凤凰网文化：他的学生。

陈子善：不单纯是他的学生，两个人的研究方法有继承有发展，李更引入了一种文化的角度。评论就是这样，一代人一代人。比如李对鲁迅的理解那就和夏先生又不一样了。

凤凰网文化：对现在国内的文学评论怎么看？

陈子善：我时间精力视野都有限。对于普遍认为的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觉得是在改善过程中。总之互相要努力创造条件。

陈子善，作家，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文学分会副会长、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推爱玲 举从文 来了文学摘星手 恨冬寒 悲星落 走了评论拓荒人    罗皓菱     2014.01.01

　　夏志清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拓荒者”—他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在国内，这本书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是好，有什么之一。”

　　痛别： 葬礼初定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昨天，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先生证实了先生故去的消息，“现在还是假期，原来想着等新年过了再公布这个消息。”王洞说，“夏先生是29日在纽约当地的疗养院因为心脏问题过世的。能够安慰的是，先生的离世没有痛苦。”

　　2009年，夏志清经历一场中风后卧床许久，直到2011年才慢慢恢复，但有时到一些影展观看电影，电影看多了又会小病一场。“他年纪大了，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据王洞介绍，近些年，夏志清先生的心脏一直不好，去年心脏又出了大问题。“出院后，他应该好好休息，可他是个爱热闹的人，对国内外的拜访都不会拒绝。又有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出版，他变得更忙。其实，每次只能接待客人半小时的他，常常会跟大家聊两个小时。他太累了。”

　　至于夏先生的后事，王洞说，现在还是假期，认识的朋友和学生们都不在。目前她正在寻找殡仪馆，但是葬礼和后事要等王德威回来商量，“这些年王德威（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对我们很照顾，但是他在台北，我会等他回来操办后面的事情。”昨天，哥伦比亚大学方面透露，夏志清先生葬礼初定1月19日在纽约举行，三四月间举行学术追悼会。

　　推星：高度评价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生于上海浦东，1942年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撰写了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的论文，并脱颖而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校。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2006年，夏志清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

　　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革命。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拓荒：“诚实，对自己诚实，对现实诚实”

　　夏志清以“敢说”出名，用他的话说，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没有什么。

　　夏志清的“敢说”也和性格有关。他身前好友陈子善回忆他的为人时表示，“说话也幽默，口无遮拦。他经常说—你看我聪明吧！你看我伟大吧！一般人是不这么说的对吧。”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风格也不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几位，大家现在都不觉得他们落伍，这是我厉害的地方。《中国现代小说史》到现在还受到推崇，也说明我对了。”

　　有人说，夏志清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拓荒者”，陈子善认为这个评价是合适的，“他开创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在国外，可以说在上世纪60年代，他第一次全面介绍了白话小说的样貌，“总是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其实夏先生是最早这么做的。他向英语世界介绍汉语文学功不可没。”陈子善也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先生一个人的文学史，你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是不可否认他的研究打破了当时的研究格局，具有很强的洞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人面面俱到。他在很多场合说过，没有很好地研究萧红，是有自我反省的。”

　　另外，夏志清还有许多著作，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岁除的哀伤》、《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

　　概括自己这一生，他曾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说：“诚实，对自己诚实，对现实诚实，不掩饰事情本来的样子。”

金羊网    在哥大拜见夏志清先生   朱崇科    2014.01.01

　　2013年12月29日，美籍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先生离世。他曾经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出一度被主流文学史忽略的张爱玲等作家而闻名。2007年12月，我与李凤亮教授去美国采访他，亲聆教诲，闻此哀讯，倍感伤痛。谨发此文，以资纪念。

　　很快，我们到达了夏先生的住处。房子就在哥大里面，相当老式，斑驳的历史痕迹隐隐可寻。而电梯的门其实就是一扇普通的木门，到了楼层，推开即可，要自己动手，这个古老的简单令人惊讶。

　　夏先生和夫人王洞女士相当和蔼，很快王女士帮我们沏好了香浓的绿茶，而且，显而易见，二人配合非常默契。尤其是，在先生发言听起来有歧义或是“过激” 时，在旁聆听的王女士经常会帮助补救，有些时候她的表情也说明了她的不尽同意。已经86岁的夏老先生精神矍铄，在我们去之前曾染小恙，但很快康复。

　　当天下午，夏先生非常健谈，而且头脑清楚、情绪愉快。如前所述，未见过夏先生的人一定很不喜欢他的“狂妄”或立场，但其实他是一个过于坦率的人，“童” 言无忌。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口无遮拦。但说完后，担心会伤害他人，往往会说，这段不要告诉其他人。他的很多“狂妄”其实源于他自己的风格、坦率、机智，有些类似口头禅。而且，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比如：那人不行，太笨，“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他对鲁迅评价不高，无论是学问，还是作品。作为晚辈，我没有当面反驳他。担心因此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导致身体不好。其实他的一些判断偶尔可以看出时代对他的负面影响，虽然他常常说：“I'm very fair，is it？”（我很公正的，不是吗？）我沉默。他在滔滔不绝批评完后，突然对我笑笑，脱口而出：“I'm sorry.”（对不起）

　　很多时候，我的情绪随着他的激情澎湃起起伏伏，可谓是大开眼界。有些时候，却也哭笑不得。因为，无论批评或者表扬，他都是心直口快，毫无保留，有些令人难为情的话到了他那里，变得义正词严，反倒很具反讽效果。

　　夏先生极其健谈。他经常会牵着拜访者的思路走，所以，如果是访谈，切忌要注意把他纷繁的思路拉回来。尽管非常坦率和过于自信，但夏先生却相当佩服胡适和钱锺书先生。前者在他当年出国留学时作为北大领导力排众议支持他出国，才有今天；而后者的博学，无论学识，还是语言能力都令夏钦佩不已。当然，他仍然可以发现钱的问题：他研究现代学问太少，或者是不敢讲真话。

　　在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去哥大附近的中国餐厅吃饭，夏先生依旧谈笑风生。对于当今恶俗的指斥，绝对的精英主义立场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是在我们出门时，碰到几个年轻的亚裔女子吃饭，夏先生很幽默地说，“多么年轻漂亮啊，可惜你们都结婚了。”

　　反思夏志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的确值得揣摩——

　　1、阅读精品，强调品位。在谈到一些现象时，夏坚持高昂的精英主义立场，他会指责美国1930年代以来的音乐每况愈下，品味“下流”。读书也是。他坚持不读金庸等人的书，认为会降低个人水准。

　　2、文学作品回归本位。夏先生非常反对人云亦云，尤其反对毫无文学品位和鉴赏力的人，认为多数研究者缺乏起码的优劣判断力和勇气，所以文学史书写错得一塌糊涂。同样，他也反对理论先行。因为，如果理论不适合，实际上就是在绑架文学文本。

　　3、强调打通。一个没有广泛阅读中西方文学经典的人，无法很好地做学问。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比较，否则，就很难真正确立作品的位次。在他看来，这些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只是今天的分科过于细密误人子弟，虽然某些研究者可以研究得更深入。

　　从饭店出来，目送夏先生夫妇返回居处，颇有感慨。古人云，“见贤思齐”，见不贤思改之。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夏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一辈人日渐凋零，也许有些见解也会过时，但有一点尤其令人佩服，他不仅是一个造诣深厚的汉学家，更是一个有个性和“洞见”的人，能言，敢言，而这在文学（文化）批评已堕落成文学（文化）表扬修辞学的今天尤其珍贵。

經濟通 ET Net    《歲除的哀傷》懷念夏志清教授 - 馬靄媛    2014.01.01

    有時候，互聯網真可怕。深夜，在臉書中得悉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教授於北美時間12月29日下午在紐約逝世，享年92歲。乍現的噩耗，令人在寒冬更感悲涼，又一顆巨星殞落。

    於是，深夜裏找出夏教授四年前送贈的著作－《歲除的哀傷》，看著書名令人有揪心的痛，一直把書擱著，有點遺憾，辜負了作者的美意。

    有些事情，沒有追悔的餘地，夏教授的死訊，令2013年末蒙上淡淡的哀思。

　《歲除的哀傷》既是書名也是其中一章的題旨，大部份是悼念或追思文章的結集，也有作者「自傳的片段」。書中收入了他對亡兄夏濟安、好友陳世驤、詩友盧飛白等的悼念文章，另外幾章「張愛玲世界」、「錢鐘書天地」和「師友•花木•故鄉月」等，都是寫他對故人的懷念和追憶。

　　夏志清是張愛玲和錢鐘書的伯樂，他1961年編著的巨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除了奠定他在西方漢學評論的地位，也肯定了兩人的文學地位。他悼念六十歲離世的陳世驤和他的治學成就一文，以外國文豪的見解引申至陳的博學：「紐門(Cardinal Newman)說過，君子不想帶給人任何痛苦，為了這一點，我們也得活得長一點。」他有感陳世驤和亡兄夏濟安一樣，有「千古文章未盡才」的慨嘆。

　　夏志清的悼文真誠，總結故人治學成就外，也見他學貫中西的才華。他紀念張愛玲的五篇文章，包括張離世後的悼文－《超人才華，絕世蒼涼－悼張愛玲》。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夏志清，張愛玲的命運可能改寫。他比張少半歲，兩人既是君子之交，夏又對朋友照顧有加，張去美國後都是夏志清替她寫推薦信，或通過人脈關係替她介紹、張羅工作。

　　夏志清「愛才」，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也寫了錢鐘書的專章，肯定了他是不世之才，引起世界各地年青學子對研究錢鐘書大感興趣，開了研究之風。他寫悼文作悼念外，也是想年青學子認識到「二十世紀中國出了錢鐘書這樣一位不凡小說家，兼通古今中西大學者、詩論家」。《歲除的哀傷》內「錢鐘書天地」一章，收入兩篇他對錢的悼文，一篇於1975年因誤傳死訊而寫的《追念錢鐘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另一篇寫於1998年－《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在何方？》前者雖是「擺烏龍」，但文學部份的內容仍深具價值。

　　今年三月，在太太王洞大力支持和協助下，夏志清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總算完成了一樁心事。十月下旬，我到美國一行，順道去紐約探訪夏志清夫婦，夏教授氣色不俗，儘管腦筋不太靈，間中卻會說點笑話逗人樂，王洞說他愛熱鬧，喜歡有人探望他。說起他對張愛玲的「恩」，夏教授一臉得意的直認他是張的伯樂。

　　記得四年前冒昧初訪，碰巧他抱恙，卻仍殷切的找出《歲除的哀傷》送我，簽名時寫上「在病中，不便招待」，語意真誠。太太王洞十分照顧他，和她聊天間，她說希望夏教授身體健康，「多活幾年」。兩夫婦十分恩愛。

　　夏教授退休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畢生努力做學問，不斷扶助後進。他在悼念張愛玲的文章中，說他和張都不信上帝天堂，屍體火化後，張愛玲超人的才華文章，會流芳百世。事實上，夏志清教授的曠世才華和無私精神，何嘗不是也會傳頌後世，奉為榜樣？

聯合報    夏志清登高一呼 開啟了張愛玲神話    陳宛茜    2014.01.01

一九六一年，夏志清在巨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曼殊菲爾之流相比，某些地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把當時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作家的張愛玲捧上了天。

中研院院士王德威形容：「夏志清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從此有了精彩開始。」

夏志清曾說，當年他在上海讀的都是中國古典文學，不曾看過張愛玲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後來攻讀西洋文學，拿到耶魯英美文學博士後，才開始看張愛玲、郭沫若、錢鍾書等人的作品。他對張愛玲作品「驚為天人」，認為她的文字「實在太好了」、象徵的運用相當圓熟。

夏志清不只將「通俗作家」張愛玲一把推進學術殿堂，更在張愛玲先生賴雅過世後，努力評介張愛玲的作品，協助她找工作、簽出書合同。去年二月，他整理兩人自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四年往返的一百卅四封信，出版成書「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見證兩人近卅年的友誼。

王德威說，這些信件見證了夏志清的真性情。他對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比方建議張多做運動；也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愛玲的羸弱體質來自童年的不幸。這些信件可以看到夏志清對生命的樂觀執著、每一天都認真生活，也默默地影響了張愛玲。

光明网    刘川鄂：夏志清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格局    2014.01.02

（记者 王锦宝）在“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陆学者刘川鄂与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者刘绍铭先生有过一段对话，刘川鄂说：“我代表大陆学术界对你翻译的这本书表示崇高的敬意。” 刘绍铭哈哈一笑：大陆又出了新版本，不过有的东西删除了，我希望大陆再出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要出完整版，不要出删节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冲击了大陆学术界的价值观念

　　旅美学者夏志清先生病逝的消息在大陆学界迅速地传开，文学评论家刘川鄂教授高度评价了夏志清辉煌的一生，“他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是有他的价值的，有他永远的贡献的，相信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念他，因为都受到过他的启迪和影响。”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出版于1961年，此书的问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也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刘川鄂认为：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他发现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师陀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并引发了大陆历久弥新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冲击了大陆学术界的价值观念。”

　　夏志清一开始从事欧美文学研究，对西方文学经典非常熟悉，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得他在审视中国文学的时候，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他能站在世界优秀文学的高度上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得失成败，他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是一种中性的价值观，而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左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所以才会贬低徐志摩、贬低沈从文，忽略张爱玲。刘川鄂认为，“他是有着世界优秀文化作为参照的研究者，以中外优秀的文学作为宏观的参照系，注重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站在现代世界文化的起点上进行审视。”

　　张爱玲小说在俗的外表下表现了一种雅的精髓

　　夏志清与张爱玲亦师亦友，张爱玲不仅得到夏志清生活上的关照，还发掘出张爱玲的文学价值，为其在文学史上正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金锁记》表现金钱与欲望的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主题，但是她有自己的创造，就是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变态的压抑，塑造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戕害人性的罪恶。在这一点上，她比巴尔扎克、司汤达、中国的“三言二拍”等很多作品，描绘得还要精细，还要深入。所以，《金锁记》可以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刘川鄂如是评价。

　　有人认为张爱玲是通俗小说作家只是看到了皮毛，没看到她的本质。刘川鄂分析：张爱玲是运用了很多通俗小说的技巧，比如市井题材、爱情故事、章回体的改写、有头有尾的故事结构、全知的叙事方式，等等，这些都很像中国传统小说。但是她对人性的展现，对心理分析技巧的运用，这些方面来看，都是世界的严肃文学、高雅文学所共同体现的一种追求。她是在俗的外表下表现了一种雅的精髓，是雅俗结合的非常好的现代作家。

　　《围城》几乎概括了现代男女的全部关系

　　夏志清品评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刘川鄂觉得，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最有趣的小说，这个是没有争议的；说它也许是最伟大的小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的层面来看，认为《围城》是一部表现抗战后方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作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它表现了现代存在主义的人生困境，在这一点上提升了作品的内容含量。

　　《围城》塑造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典型，方鸿渐在人生和爱情的历程中处处流浪，处处碰壁，是现代中国良心未泯但又自身带着很多缺点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概括。刘川鄂总结出：“方鸿渐跟四位女性的爱情纠葛也表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四种形态，那就是肉体之欢、智慧较量、纯情之恋和婚姻圈套。这四种形态几乎概括了现代男女的全部关系，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也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光明网     专家谈夏志清:还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以本来面目    2014.01.0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近日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海内外学者共同缅怀夏志清先生的研究成就，话题尤其集中于他的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他与中国作家的友谊。这本出版于1961年、不断再版的英文著作特别推崇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3位作家的艺术成就。其后数十年，国内主流文学史著作陆续肯定上述3位作家的文学成就，不能不说与它的影响有关。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对本报记者所述：“《中国现代小说史》总体来说对现代文学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很好的参照系。将夏志清的文学史和主流文学史结合起来看，会对中国文学了解得更加全面。”

　　与沈从文的“神交”

　　“夏志清先生的文学史很好的一点是谈具体作品，特别是碰到比较符合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标准的作家，评价是比较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说。

　　张新颖以沈从文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八章里专门讨论沈从文。其中说到，沈从文作品中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他将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中的利娜·格洛夫相比较，认为 “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

　　张新颖认为：“夏志清将沈从文和华兹华斯、叶芝、福克纳和海明威这样的西方重要英语大作家的作品并列比较，表明沈从文在夏志清心中的地位很高，更是无意中揭示了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某种‘野心’：他要使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不逊色的程度——晚年沈从文曾在与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表露过这种心愿。虽然夏志清写作这本书时与沈从文还没有交往，却传神地把握住了这点。”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近20年后，沈从文才与夏志清会面。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应邀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校园内贴出的海报尊称沈从文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这场演讲中，夏志清亲自担任主持人。1983年，沈从文已小中风，夏志清去北京时专门前往他家探望。

　　“文学史的多元是历史的进步”

　　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重新发现”了哪位作家，更在于他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从审美的、艺术的标准，“以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作为首要工作”(夏志清教授生前接受访问时语)。

　　陈思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大学毕业不久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一阅之下，感到“轰溃”。在此之前，陈思和阅读了大量国内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的作者虽然不一样，但对作家的评判和选择标准却差不多，缺少个性。”陈思和说，“夏志清的文学史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印记，但他的主要标准还是艺术性和文学性，是对作品的审美。”正是受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刺激”，陈思和才去读了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

　　不过，陈思和并不认同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夏志清一手捧红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说法，“夏志清不是捧，而是还这些作家以本来面貌。因为这些作家的艺术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只是过去因为历史原因被遮蔽了”。

　　2005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与国内读者见面。陈思和说：“现在，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已经比较多元了，这是历史的进步。”本报首席记者吴越

深圳商报    他们记忆中的夏志清    钟诗婷    2013.01.03

2013年12月29日下午，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他在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曾与夏志清见面倾谈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及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夏志清。

“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1983年夏，夏志清曾作为钱锺书请来的客人到访大陆。但直到他返美之后，陈子善才知道他到过上海。待到陈子善终于与夏志清见面，已是整整17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90年代初患心脏病以后，已不再长途旅行，但因为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便在王德威的陪同下欣然破例参加会议。陈子善回忆：“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地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大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大工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

陈子善说夏志清是非常周到的长辈，经常写信给他说：子善啊，你要多吃维生素片。2001年夏，陈子善到哈佛燕京访学。离美前夕，他专诚到纽约拜访夏志清。夏志清很高兴，还把与张爱玲有过不少交往的《尤利西斯》研究专家庄信正请来一同畅叙。当天陈子善在夏志清家中消磨了大半天，观赏了夏志清保存的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珍藏的周作人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后者是师陀先生转让给他的，陈子善说“真是大饱了眼福”。

朱崇科曾陪同李凤亮去采访过夏志清，他说：“夏先生和夫人王洞女士相当和蔼，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在夏先生发言听起来有歧义或是过激时，在旁聆听的王女士经常会帮助补救，有些时候她的表情也说明了她的不尽同意。当时已经86岁的夏先生精神矍铄，是一个坦率机智的人，‘童’言无忌。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口无遮拦。但说完后，担心会伤害他人，往往会说，这段不要告诉其他人。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他经常重复的话是‘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放言无忌，为学谨慎

李凤亮回忆夏志清是“放言无忌，但为学谨慎”。陈子善说自己为夏志清编印的几本书，如《人的文学》、《文学的前途》、《新文学的传统》，他收到样书之后一定会仔细翻读，也会寄来勘误表，要去再版时更正，“学者的严谨在这些细微处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夏志清读了陈子善的《早春三年日记》中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两位“胡风派”的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来信诚恳地作自我批评，并要求代为改正。李凤亮说，对夏志清的访谈稿，夏志清对自身言语作了多处修改，希望“避免给读者一个恶劣的印象”。

朱崇科说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不高。夏志清在与李凤亮的访谈中曾提到：“鲁迅一丁点学问都没有，他一开始是懂点日文，读医科必须读德文，后来又忘记了，而英文只懂得一点点Good morning之类的。鲁迅到教育部之后，要到北京大学教书，才写成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没有这本书他连书都教不成。他的好几个短篇小说，我在《小说史》里评得很公正；此外他那部散文诗《野草》非常精彩，可惜在《小说史》里不能评价。”

此外，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钱锺书“好处就在于看得多”，爱憎分明的个性凸显无遗。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1960年代曾写了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夏志清告诉李凤亮“普实克是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而且与丁玲、茅盾都是朋友。但他是外行，讲来讲去，三分之一是讲鲁迅，茅盾、老舍懂一点，别的基本上不懂，或尚未看过。他主要研究短篇小说多一点。”

敢发“偏见”，傲然独立

陈子善说，夏志清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翔认为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真读、比较着读、读出经典作家的差异或不足、读出冷遇作家的不凡或异秉”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是什么成就了夏志清？我想，除了学术的整体环境之外，更是夏志清自外喧嚣，不趋时尚，敢发‘偏见’，傲然独立的学术个性使然。”

著名比较文学及文学评论学者王德威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夏志清选择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他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我以为《小说史》的写成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一系列更广义的文学及历史问题。这本书代表了50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 ‘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

夏志清 （1921.2.18－2013.12.29）

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并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

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著作有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夏先生葬礼将于1月19日在纽约举行。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接受本报专访

他给文学批评史留下一段绝唱

深圳商报记者 钟诗婷

2007年12月9日，当时还是暨南大学年轻教授的李凤亮（现任深圳大学副校长）在美国访学，他曾专程前往纽约夏志清寓所，对这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两人就夏志清的学术经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租界文学、晚清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那篇长达两万字的访谈，后来被李凤亮收录进《彼岸的现代性》一书中。李凤亮说，在那之前，曾多次读到关于夏先生为人率真、放言无忌的描述，亲眼所见，更添一份体会。如今，夏先生以92岁的耄耋之龄辞世，李凤亮感叹“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文学批评的夏志清时代似乎正在隐退。”

笑谈自己“爱说大话”

《文化广场》：在访谈中，夏志清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李凤亮：他是一位观点鲜明、爱憎分明、有个性有立场的学者，他浓烈的吴音夹杂流利的英文，还有不时爆发的尖锐语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美国访问了九位知名华人学者，跟夏公这次访谈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因为我要不时花点心思，把夏公从快乐的言谈中拽回来，免得跑题太远，但他经常有一些闪光的观点，甚至孩子气的引人发笑的表达。夏公后来在寄回访谈校阅稿的来信中说：“我写中英文文章，都很谨慎，唯独被访问时，爱说大话、吹牛，骂人太凶。”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判断力至关重要。他的判断，除了有欧洲古典主义、英美形式主义的评价尺度，还有敢于裁断、挑战流俗的批评勇气和言之成理、落笔审慎的批评态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对我们文学史的写作，特别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写作构成了很大的补充。

他为“文学边缘人”正名

《文化广场》：访谈里的哪些内容令您印象深刻？

李凤亮：首先是他对文学史的评价。他说他的评价标准是“致力于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认为一部作品是不是好作品，作家与文学研究者要有自己的判断。他比较偏向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作品的审美研究，偏重于作品的美的发现。无法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我们的社会、历史、政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在侧重于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文学史中，张爱玲、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等都是边缘人，而夏志清爱憎分明地提出对这些人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审美的维度。

此外，他有着深刻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深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电影、戏剧的审美趣味都是古典主义的。例如，他看到美国黑人流行音乐，就很不满意，觉得歌剧比这些音乐好。他看到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研究上海的月份牌，认为这不是经典的文学研究。对当时正热映的李安的《色戒》，也不怎么感冒。他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的京剧，认为戏曲的假声音像是阉割过一样。他有着爱憎分明的个性及对文学史独特的裁断，《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夏公对历史的重新发现，毋宁讲是他在里面高张了一种批评家的个性和研究者的立场。

夏志清会成为重要地标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点？

李凤亮：文学可以做多层面的解读。对夏志清及一批海外学者，我们要辩证看待他们的历史贡献，既要避免陷入盲目崇洋的“汉学心态”，也要肯定他们对文学史写作的贡献。这个贡献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对我们过去所忽视的领域的重视和发掘，例如张爱玲、沈从文、晚清文学等，这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边缘人”经他们的推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其次是他观点的新锐，比如“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再解读”以及对革命与情爱关系的辩证分析……处处闪光，不一而足；第三是他们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新方法，我们过去注重社会历史批评，而他们注重于形式分析、文本细读，把思想史、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分析等综合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海外汉学的学科意识没有我们这么强，边界并不泾渭分明，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强烈，值得我们借鉴。要通过有效对话共同推进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构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夏志清不仅以自身的成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他特立独行的批评个性、学术表达的方式都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界。要写一部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便应包括他们的存在。我提出来重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地图”，夏志清先生等海外学者会成为重要的地标。

在美国汉学界影响很大

《文化广场》：《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外评价如何？

李凤亮：按夏公的说法，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本来是写给洋人看的，所以里面充满了与海明威等外国作家的比较。《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西方学术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奠基之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小说的概况和重点作家，给西方学术界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里是热门学科，但中国文学研究是边缘学科，他第一次打开了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认识。

其次，他的研究为西方带来了一种研究中国文学的思想观点、研究模式和学术立场，在美国汉学界影响比较大，可以说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鼻祖”级的人物。他的研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在美国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很多学者，很多人在起步阶段都是以他这本书的思路、方法或立场在做相关研究。同时，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也为国内的文学研究打开了另一个视界，直接启发了大陆学术界的“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重要的文学讨论活动。

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文化广场》：如何认识和评价夏志清在文学批评界的地位？

李凤亮：夏志清先生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在异域开创了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学科，提供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观点，引领了全球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对话与互动。夏志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或象征，这个象征就是一个跨越区域的宏大的中国文学研究时代的到来。夏志清的离去，留下文学批评史上一段绝唱。我想，正是因为他激越不羁的批评个性，形成了他批评的独到发现与巨大冲击力。今天文学批评界所缺的，不是裹脚布式的长篇大论，恰是那种批评的真诚甚至偏见。夏志清走了，他在美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业已蔚为大观，后继有人，且成为与中国学界最有力的“互动者”，共同推进着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说夏志清先生在构建这种全球性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景观中起到了开创性、奠基性作用，我想并不为过。

英美文学研究少为人知

《文化广场》：除了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以外，他还有哪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成果？

李凤亮：在夏公的研究中，英文著作有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前两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他学术成就的代表作，已译成多个版本。他还在大陆和港台出版了文学评论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鸡窗集》、《谈文艺，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岁除的哀伤》等，并有多种编著行世。在那次访谈中，夏公告诉我，他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美国名校拿英文博士学位的人（此前在耶鲁拿英文博士学位的只有柳无忌和陈嘉），而他的文学研究业绩，除了大陆学界熟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批研究英美文学的论文，他在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及评论在海外学界也是被广泛引用的。

深圳商报    忆夏志清    李凤亮（深圳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01.03

夏志清走了，在2013年的岁尾。虽然他是以92岁的耄耋之龄辞世，自199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荣休的次年得了心脏病，这二十年来整天与各种药瓶相伴，学术界关心他的人对其离去也大多有心理准备，但听到他驾鹤西游的消息，我仍怔了一下。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文学批评的夏志清时代似乎正在隐退。

在2007年12月9日于其纽约寓所的学术访谈中，夏志清先生告诉我，他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美国名校拿英文博士学位的人，而他的文学研究业绩，除了大陆学界熟知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批研究英美文学的论文。言下之意，他是通才。而他最受大陆关注甚至引起争议的，却还是那本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按夏公的说法，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本来是写给洋人看的，所以里面充满了与海明威等外国作家的比较。但自其出版以来，就引起不断争议。先是遭到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1960年代的驳诘，接着在2000年的香港与刘再复发生论战，而自21世纪初该书以简体字版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其对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边缘人”的褒掖，更引起一拨又一拨的争论。尤其是对张爱玲的研究，论述篇幅是鲁迅的两倍，这一做法更令大陆学界侧目。

今天，再去争论夏志清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一标准是否合适，已不再重要。因为随着“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左翼文学“再解读” 等文学批评运动的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已深刻改观。我们惊奇的是，这么多年来，夏志清在文学观、批评观上的坚守与执著。不少人因其贬抑鲁迅丁玲、高抬张爱玲沈从文，便为他贴上“反共”的标签。夏志清的反驳是：作为左翼文学代表的张天翼，他同样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文学的判断力至关重要。而他的判断，笔者觉得除了欧洲古典主义、英美形式主义的评价尺度，还有敢于裁断、挑战流俗的批评勇气和言之成理、落笔审慎的批评态度。2007年底，笔者曾在夏志清纽约寓所与其作了数小时学术访谈，事后整理成两万字长稿，从洛杉矶寄给他。一个月后接到他的修改稿，还有手书一封。夏公告诉我，他这个人脾气大，放言无忌，但治学谨慎，所以对访谈中一些过头话作了修改。

夏志清的离去，留下文学批评史上一段绝唱。我想，正是因为他激越不羁的批评个性，形成了他批评的独到发现与巨大冲击力。今天文学批评界所缺的，不是裹脚布式的长篇大论，恰是那种批评的真诚甚至偏见。夏志清走了，他在美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业已蔚为大观，后继有人，且成为与中国学界最有力的“互动者”，共同推进着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形成。说夏志清先生在构建这种全球性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景观中起到了开创性、奠基性作用，我想并不为过。

腾讯 · 大家    闫红 ： 只有夏志清理解张爱玲的凉薄    2013.01.03

虽说文人相轻，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却有着一份令人感动至深的友谊。从他们的通信看，宋淇夫妇为张爱玲做了太多的事，张爱玲几乎每一封信里都在说她的感动。然而，天长日久，亦有误会滋生，有一次，张爱玲给宋淇的回信里说：Stephen（宋淇英文名）不要说“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显得见外。

可以推想，之前一定是宋淇数落她“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也就是吾乡说的“用得着人可前，用不着人可后”，形容人势利现实。

这话有点重，当时我就看得一惊。但再想想，这话落张爱玲头上，倒也不算奇怪。

今年4月份，南都对夏志清、王洞夫妇做了一个访谈，里面说起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也提到张爱玲与陈世骧的一桩公案。

快言快语的王洞这样说：夏先生对张爱玲真是一句闲话都没有。他也不觉得张爱玲对他冷淡对他不感恩，这是我的感觉。其实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adcliffe（雷德克里夫，肯塔基州）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 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张爱玲什么都没给过夏先生，她要请H anan帮忙，她会请H anan吃饭，也会送H anan礼物。她要请陈世骧帮忙，托庄信正给陈世骧送弹词。

末一句信息量很大，且按照时间顺序来说。

1967年，张爱玲寄了部木板函装的《梦影缘》到庄信正办公室，托他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后来还送了一部线装的《歇浦潮》。当时陈世骧负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项目，张爱玲申请基金什么的，会请他做自己的推荐人。

张爱玲认识陈世骧已有数年，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彼此印象倒还好，1969年，当庄信正离职要去私立南加州大学任教时，夏志清建议他推荐张爱玲接替自己的职位，陈世骧和张爱玲都欣然接受。

那个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研究中国的文革情况，搜集新名词，形成报告。按说，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两年之后，她竟然因为不称职被陈世骧解雇。

张爱玲事后写信给夏志清，口气如《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她说陈世骧让她搜集文革中的新名词，不幸这两年没有出什么新名词，她只好写了篇文章，讲“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敷衍般的附了两页名词。

陈世骧说他看不懂，张爱玲建议他给Johnson看，“因为中心就这一个专家”。这句话让陈世骧大为不悦，说，我就是专家。俩人又有一些语言上的误会，最后不欢而散。

在张爱玲看来，之所以有这么个结果，是交给她的工作没法完成外加两人沟通不良。但对两人皆有了解的夏志清却认为，一切并不这么简单。陈世骧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她去他那儿走动少了的缘故。

他不认为陈世骧当真让张爱玲搜集新名词。张爱玲是个作家，让她仅仅搜集新名词太大材小用。只是张爱玲的前任庄信正曾经附了十二页的词语解释，非常的新颖有趣，陈世骧因此在最初强调了一下新名词，但也就那么一说，张爱玲不必当成圣旨的。就算她当了真，后来发现弄不出来时，也可以去找陈世骧沟通，看有无别的思路，但张爱玲竟没有。

夏志清替张爱玲解释说：“爱玲偏偏是个最shy，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

张爱玲真的不会和颜悦色讨好人吗？前面说了，张爱玲也曾送过陈世骧小礼物的嘛。夏志清的夫人王洞说得爽快：“ 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的关系就淡了。”

夏志清说了，陈世骧是个热心人，热心人却也最容易心冷，他“晚年似较寂寞，喜欢朋友、学生到他的‘六松山庄’去坐坐，听他的高论。”张爱玲当初送他礼物时，他一定当她很懂事，见了面也一度“甚为相得”，他对她有所期望就在所难免。现在，她谋到职位后，立即变得冷淡，让他很难不觉得张爱玲过于势利凉薄。

张爱玲肯定不是个不谙世故的人。当年在上海，周瘦鹃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她特意请他到家里喝茶，虽然在《小团圆》里，她说是姑姑力主，但她拒绝得也不坚定；她到美国后主动结交胡适，资深粉丝的热切之外，亦有期待提携之意，可惜那时胡适自己亦晚景萧索，纵然对她激赏，说到提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洞也说，她还请其他能帮助到她的人吃饭，也许是硬着头皮顶上去的，但也说明，她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是可以对人热络的。陈世骧不能释然是因为这个，宋淇的不能释然也因为这个。

但也有特别看得开放得下的人，那就是夏志清。

按照江湖说法，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大恩。张爱玲在六十年代的再度走红，很大程度上与他《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其推崇有加有关。在这部英文版的汉学著作中，他将这位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家，排到鲁迅之前，甚至大胆断言：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

有人说，若是没有他，也许我们还要再晚很多年才能认识张爱玲。

他起码算是她最重要的义务推手。那年他带女朋友陈若曦跟她见面，请她吃饭却被她拒绝，全然不管夏志清会在女友面前失了面子。

后来他帮她找工作，帮她在皇冠出版公司之间牵线搭桥，使她后半生生计有所着落，甚至，把她的小说拿给并不熟悉的同事看求推荐。张爱玲从未像对陈世骧那样，精心地送他什么，最多不过是让他在自己的报酬中扣一部分，给孩子买点东西，而夏志清，无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有天张爱玲高兴给了他电话号码，他没敢打过去，等他想再跟她要她的新号码时，她表示不愿意再给他了，似乎防止他找上门来；后来张爱玲很少拆看他的信，看了也随手丢失，她的小说在某刊物上发表，他帮她讨要稿费，还要那总编一道写信给她，寄希望于其中有一封能幸运地被她拆开。

他解释陈世骧为何不能理解张爱玲：“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换言之，他一直理解包涵张爱玲的原因，是他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哪怕她再无礼他也不会介意。

没办法，天才常常就是无礼和凉薄的，因为温厚这东西，需要很多的敷衍功夫，若是把精力用在这上面，不但耗费时间，更是磨损心性。以张爱玲为例，若是她花很多工夫去凑趣帮闲，她就无法再保持她天才的清明、敏锐、独立……和神经质。那凉薄，也是对她的天才的保护。

所以，他体谅了她的一切无礼。这是真正的相知。夏志清知道张爱玲是个天才，张爱玲也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在共同呵护张爱玲的天才这方面，他们目标一致；而张爱玲对于夏志清的冷淡，亦是真正的尊重，假以辞色，逢迎敷衍固然令人愉快，其实也说明，在对方心中，你是一个可以用谀辞来控制的人，对方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也看不起你，倒不如这种真心实意的疏离。

不由想起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与鲍叔牙一道做生意，赚了钱，管仲总是自己拿大头，分给鲍叔牙一小部分，外人对此很不以为然，鲍叔牙说，管仲家中困苦，他比我更需要钱。人们又去找管仲，管仲也很坦然，说，我家里比鲍叔牙穷，我很需要钱。

表面上看，鲍叔牙过于仁义而管仲太不够意思，然而这才叫相知。所谓相知不只是理解你所有的好，还是对你所有不那么好的地方不怀疑。这一点，比写42页文章褒奖一个人还难，这一点，没有人比夏志清做得更好。

看张爱玲的一生，来往较多者，大多弄得恩怨交集，与夏志清，却是有恩无怨，这是因了夏志清的赤诚，也因了他难得的坦然天真。

（图注：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上图为本书出版时夏志清夫妇接受采访时的照片，下图为张爱玲手迹。图片来源：南都文化）

【注】

本文原标题为《夏志清：他能理解天才的凉薄》。

夏志清，1921年生人，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2013年12月29日（当地时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夏志清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等多种。其中，《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本书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

缘来缘去 云卷云舒    夏志清与张爱玲    2014.01.04

今天从网上得知，夏志清先生于12月29日逝世，享年92岁。

我与这位哥伦比亚文学系退休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2008年，于丹到哥伦比亚大学讲伦语，我慕名前往。 演讲要开始了，一位颇为儒雅的老者被学生搀扶着进来，坐在第一排留出的贵宾位子。 其实老者精神矍铄，步履自如，学生只是用手像征性地扶着他手臂，带着一份尊敬的意味。＂夏志清！＂旁边有人惊呼一声。 从未读过夏的任何著作，文科岀生的我，有点汗颜。 只知道他用英文写给洋人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后，如旋风般吹到东方，拂尽一批稀世珍宝上积压的历史灰尘，让之重见天日，煜煜生辉。 那是文学的瑰宝 -- 那是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 . .。

尤其是张爱玲，夏说她＂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倾情倾力推崇。 原先，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地位最重要的断语有三：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 这些振聋发聩的见解，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如果没有夏志清，我们恐怕还无缘认识这位＂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所以，夏志清是张爱玲名声远扬的伯乐，实不言过。

2011年夏天，我到了上海。 每周三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一辆流动图书馆会停在吴江路休闲街，就在我们租住的公寓楼下面。 这是一辆可爱的面包车，经过改装，侧门朝上打开，几排书架就露出来。 书不多，但停在餐馆林立的商业闹市，𨚫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深得我的青睐。 后来知道，上海每个区都有一辆这样的流动图书车。 只要人没出远门，每周三我一定要去光顾，或者去试着在有限的书籍中挑出我的所爱，或者去归还在上海图书馆借阅的书籍。 夏志清散文集＜岁除的哀伤＞, 就是在那辆面包车书架中被我＂慧眼拾珠＂的。

这本书，收集了夏志清追忆怀念一些作家的散文，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几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夏志清回忆了他和张爱玲交往的一些细节，披露了他俩之间的不少通信。暴光了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尤其在赖雅逝世后的独居生活。 作为俗人，我觉得张爱玲的中老年生活苦不堪言，了无生趣，这种日子纯属磨难，选择这种日子的人生理与心理都有问题； 但作为张迷，我眼里的她生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天才，怪才，一朵奇葩，如此倔傲、怪癖、孤独地终老，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要是她后半生变了个活法 -- 迎合大众写字赚钱，利用名气四处钻营，抛头露面晒足太阳，不缺钙不骨折，结婚生子，健康快乐地过起丰盈的世俗生活 -- 那才怪了，虽然完全是有这个条件的。 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性格决定命运。 阅读过程中，我游离在张迷与俗人之间，一方面深深理解她的选择，相信这是她的命运； 一方面又难免生出幽幽怜悯，伴着岁除般淡淡哀伤，正如书名。 当时，我边读边抄，摘录了文章中的许多段落。

二人通信始于1961年3月张爱玲收到夏志清寄给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 刚开始时，信件一来一往很正常。 后来，尤其在张爱玲生命最后几年，张回信拖延，不回信，去了无数封信后等一两年才收到一封回信。 夏志清非常理解她，原谅她，继如一往地给她写信。 他把张爱玲的每一封来信都妥善保存。 而张爱玲去世后，在她的遗物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封夏志清来信留存下来。 夏志清不见怪，＂我写每封信主要让爱玲得到些帮助、鼓励和友情的温暖，这些目的当年拆阅时可能即已达到了，信件之弃存就无关宏旨了＂。

1988年4月6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 --- 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

"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 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 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帐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这封信1995年5月2日写的。 同年9月8日，张爱玲去世。

有谁会收到私人信件不拆封？ 有谁会记得拆封两三年前的旧信？ 长期生病导致虚弱只是一个借口。 张爱玲的这种状况其实是严重忧郁症症状 --- 连拆阅好友信件的劲都提不起来，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兴趣。

如果说胡兰成，可以算作张爱玲的＂半个知音＂（刘锋杰先生语）； 那么夏志清则是张爱玲不可多得的真正知己。这既体现在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文学评述上，体现在他对张氏著作的出版关切上，也体现在他对张爱玲去美之后的工作安排、生活关照以及很多方面的鼓励和友情上。

夏说：＂一九五五年来美后，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奖金，供爱玲写作、翻译、研究之用。 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再也不去请一笔奖金，找一份工作。 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之需求 -- 买菜、付帐、看医生、打电话 --- 就把她累坏了。＂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 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 最可怕的，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 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要搬家，每次遗失、丢掉些东西。 ＂

夏说： ＂由我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 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 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 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 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酷饼干红酒。 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 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 ＂之后，张赴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 此项研究计划当时由陈世骧教授主持。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见过比张爱玲更孤僻的人吗？见过比张爱玲更孤僻的文学家吗？ 后来读董桥的一篇散文＜和杨老板聊天＞，里面提到张爱玲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杨老板说那次全仗友人带去见张爱玲谈出书的事，谈不成，隐约记得她很痩，飘来飘去不怎么说话，如此而已。我在上海报上当然也读过她的文章，年少不记得了。 横竖张小姐冷冷的过了一辈子，跟人家打个招呼也许她都嫌烦！＂ 余也鲁先生的＜夜记香港百天＞写张爱玲也写了这样的印象，说张爱玲＂那时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 脂粉，走路轻如燕，几乎一点响声也没有便已走到你身旁。那是她在女青年会写＜秧歌＞的年月。 接着是司徒拔道蜗居的日子，几个月不听电话不见人； 然后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边，一堆稿纸，散乱，边多磨折，脸上露出带着无奈的浅笑； 嘴角撅起，千载难见的那种比蒙娜莉莎还蒙娜莉莎的浅笑，随即隐没，被一种冷漠掩𨚫，把你的话、你的笑、你的热全撇开，一扭转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爱玲天性孤独。 老来因为无爱，更是变本加厉，遗世孤独。

夏志清1921年出生，比1920年9月30日出生的张爱玲小半岁。 晚年有人问夏志清： 你喜欢过张爱玲吗？ 他说： 我没有，我是可怜她。 张的性格实在很难招人喜欢，即使崇拜她的男人。 胡兰成是个例外。 但是，也许夏志清遇见她太晚了。 那时，她的心已经冰凉，无法再点燃任何一朵火苗。 夏志清给张爱玲悲凉的世界不断送去力所能及的温暖。 张爱玲不习惯与人套近乎，也就对夏志清的友谊漫不经心，但心中对夏的＂知遇之恩＂是怀着感动之情的。 张爱玲在1967年5月14日写给夏的信中说：＂千万不要买笔给我，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扼腕叹息。 司马新在《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认为赖雅对张爱玲的幸福也很关怀。夏志清不同意，他质问道：＂他有无把已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知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

夏说：＂张于婚前即已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 张爱玲瘦瘦的体型我们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会把她同生男育女联想在一起的。 但怀了孩子，身体里的荷尔蒙起了变化，胃口好，体重也跟着增加，身体从此转强也说不定。＂ ＂爱玲童年时是胖嘟嘟的，十八岁父亲把她关起来，虽不能说在她患痢疾后，心硬得坐死不救，但爱玲从此身体虚弱，甚至晚年那些病症都可溯源到那次灾难。 她的第一任丈夫伤了她的心。 第二任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而且因堕胎而＂在纽约病得很重＂，引起麦克道威尔营友的关心。 张爱玲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

张爱玲也许多年来一直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她知道人性的弱点，知道命运和生活不会因埋怨甚至倾诉而改变，所以，张爱玲终其一生，对这三位男性都没有一句恶言。 你可以说张＂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认为是她性格中的自卑、敏感与逆来顺受。 很赞同夏的观点： ＂36岁的才女，想在美国找个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的对象不能算是个奢望。但在爱情方面，张自己从来不主动，人家找上门来，她就被感动了。她可说是个旧式女子，跟定了一个男人，也就不想变更主意＂。

1944年，胡兰成看到了张爱玲的文章<封锁>，觉得精采，大为惊叹，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过她，透过关系问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很突然地去拜访，但张爱玲是不见客的，因为害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无论胡兰成怎么按电铃她就是不开门，于是胡兰成在门缝下塞进了自己的名片，张爱玲看到名片捡起来 ~ 是胡兰成啊. . . 读完＜岁除的哀伤＞, 产生一个奇怪的设想： 假如1944年，读到张爱玲＜封锁＞的，是夏志清；走进静安区常德公寓，乘了那狭窄的老式电梯上到6楼，去敲那时还是张小姐的门的是夏志清，张爱玲的一生可否改写？ 人生没有假如。

1944年，命运安排夏志清以另一种形式与张爱玲初会。 是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聚会地址是同届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家。与会者除张爱玲外，尚有孙贵定教授、张心沧、丁念庄、刘金川女士（夏氏第一位意中人）等二三十人。那是一个下午，据夏描述，＂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者西服，站着说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种缺乏自信的感觉。＂夏志清为刘女士所迷，兼尚未读张氏小说，故虽也与张爱玲有过几句交谈，也有较深刻的印象，但未及文艺。张爱玲以当红作家，对一心读书做学问的书生夏志清，恐怕也无甚印象。

二人再见，已是二十年之后。 ＂1964年3月乘亚洲学会在华府开年会之便，高克毅作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 1967年底到1970年，在纽约，相见3次。其中，第一次，夏志清是与於梨花同去，＂三人谈得甚欢＂。 一两年后，波士顿亚洲学会年会上，＂最后一次同爱玲相叙＂。

张与夏二人文学因缘之多，恐他人无与能比。 虽然君子之交，略于形迹。 然一生之中，二人仅晤面六次，实在令人唏嘘。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跟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都是不幸运的。 幸运的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但是，永远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文学会缺乏题材，电影会缺乏故事，这个世界会缺乏色彩。

我无法想像夏老先生到了那边，跟张爱玲的见面情景。 但是不担心，据说他从来不怯场的。 那就祝愿他们俩位老友有个顺利而愉快的再会吧。

2013年，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其中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 记在我的买书单上了。 十分期待。

成都商报    夏志清 世界上最懂张爱玲的人   2014.01.05

美国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的影响力相比。在他之前，确切地说是在他的著作被引进之前，我们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学还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天下。在官方所撰文学史的推广下，塑造着大多数国人的文学观。

但是，夏志清告诉我们，鲁迅没那么伟大，张爱玲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沈从文和钱钟书，也很伟大。彼时，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在默默研究中国服饰史，钱钟书研究比较文学，张爱玲则孤独地住在美国的公寓里。他们都还活着，作为作家，人生最亮之处，却不为人所知。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让夏志清的著作能够为人所知。如果没有夏志清，他们是否也会最终被人发现？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毕竟只能猜测。在我们对夏志清表达哀思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表达的，还是感谢。 文/浦顿

被胡适“歧视”过的高材生

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东。父亲是银行职员，一家人不算富裕，但生活也还安康。夏志清和他的哥哥夏济安自小成绩优秀，他就读的沪江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我当时是那儿的尖子生。人们都恨我，因为我拿光了所有的奖项。我很聪明，真的。”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夏志清还不无得意地回忆。

然而，1946年，当夏志清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听说他是沪江大学毕业生，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时还不知道胡校长偏见如此之深，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

头一回被“歧视”，让夏志清耿耿于怀，因为他还曾在另外一次采访中回忆，胡适之所以不喜欢自己，也许是因为有一次胡适迎面看到他和两个女生在一起，以为他作风有问题。

1947年，纽约有华侨富商决定给北大的年轻教员3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刚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过关斩将，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额。发榜后，十几位教员一起到校长胡适那里表示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但在这个问题上，胡适表现出了大家风范：完全尊重评选委员会的决定，支持夏志清赴美留学。

夏志清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英文博士是全美要求最严的，要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语、德语、拉丁语言3门语言的考试！夏志清休学一年拼命补习，如愿成为第三个获得耶鲁英语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也成了他始终引以自豪的经历，“现在的人都太蠢了，当时我什么都自己学。”

1951年，夏志清进入博士生研读的最后一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发起愁来。他希望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此后，夏志清辗转美国各地授课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是断断续续。直到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得以出版—700多页的巨著，全是用英文撰写的。

因为被批评 从而被发现

1979年，在刘绍铭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交流逐渐恢复，又赶上这本“离经叛道”的文学史刚被翻译，所以得到机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

1983年，夏志清应钱钟书之邀回国访问，到了北京和上海，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等他离开以后，媒体上就开始大肆批评这本书，言之凿凿地批评他的文学史观，也连带批评他的文学趣味。

这种批评起到了反作用。对广大读者而言，既无法读到这本“有害的”文学史，也无从得知夏志清的反驳意见，只记住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这些名字。好奇心一旦被勾起，失踪者就被发现，此后，先后掀起“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沈从文热”，即便不能完全归于夏志清头上，也和他的推波助澜分不开。夏志清写下那些直率的评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他本人其实是不大看得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是写给美国读者的，此后，他就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发现者，估计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等到有内地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来自家乡的名校为他出书，夏志清想必也很满意。

终生看低鲁迅 不懂他的温柔

夏志清到晚年也没有改变对鲁迅的评价。他认为，鲁迅小说写得不好，远远比不上张爱玲；鲁迅的小说，只有一篇《阿Q正传》算是完整的；鲁迅的学问也不好（要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公认为现代人写小说史的代表作），远远比不上他的弟弟周作人。鲁迅的外语夏志清也看不起：开始学点德语，后来学医，德语就丢了；学英语，也没学好。鲁迅的日语当然不错，但周作人的日语更好……

夏志清到底为何看低鲁迅？有人认为是政治立场问题，其实不然，夏志清对同属左翼、以讽刺见长的张天翼评价也很高（这是他喜欢的作家里，后来没有走红的）。夏志清说：“鲁迅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这种）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

这是很奇怪的地方。和鲁迅相比，他喜欢的张天翼，在讽刺上毫无温情可言，但历史证明，张的露骨，却正是他失去生命力的地方，如今他的作品我实在难以卒读。而鲁迅的温情，却恰恰是他超越时代局限的地方。也许夏志清不喜欢的，不过是鲁迅作为文化偶像的地位。

世界上最懂张爱玲的人

毫无疑问，夏志清最喜欢的作家是张爱玲。“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是《金锁记》”“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张爱玲所占的篇幅是鲁迅的两倍，而在中国内地各种权威的文学史和小说史中，鲁迅所占的篇幅都是张爱玲的很多倍。

夏志清能发现张爱玲，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张爱玲独特的命运。张爱玲本来就和左翼文学不沾一点边，1949年后，和沈从文、钱钟书不同，张爱玲先是到香港，后又到美国，孤独终老。1980年代的内地文学研究者，和张爱玲已经隔了30年以上，错过，在所难免。

尽管对张爱玲欣赏备至，两人也保持了多年的友谊，但不知为何张爱玲对夏志清总保持一份距离感。夏曾在采访中谈到张爱玲的晚年：“孤僻了，人变了，不开心……我们是见过面的。我请她吃饭，她不来。外国确实陌生的，她其实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闲一点的工作，做设计师她也可以的。她没什么朋友，她只感激胡适，别的人她不提的。我这样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看看，又是胡适。

其实张爱玲心里深深感激夏志清。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张爱玲在 1967年5月14日写给夏的信中说：“千万不要买笔给我，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

李安拍《色·戒》时，去找夏志清的学生王德威把关，王德威就带他去找夏志清。夏看得津津有味，没说有什么不妥，对李安也是很大的鼓励。

惺惺相惜 误报钱钟书死讯 1947年，作为北大助教的夏志清赴美读书，而这一年，钱钟书的《围城》出版。夏志清十分推崇钱钟书的讽刺艺术。他评价《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还曾闹出一个笑话。1975年因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在台北的《中国时报》发表，引起很大影响，而钱钟书先生当时健在。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拱手谢罪。

夏“伯乐”

点评他的4匹“千里马”

沈从文

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既有价值的批评。这种冷静明智的看法，不但用于浑朴的农村社会适当，用于懒散的、懦弱的、追求着虚假价值的、与土地人情断绝了关系的现代人，也很适当。

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当然不单止建筑在他的批评文字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纯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他对现代中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批评，固然非常中肯，非常有见地。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确定，固然切中时害—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还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

钱钟书

钱钟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

他很像是英国十八世纪早期蒲伯这一派的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为反浮夸、疾虚妄的理智与精确明晰的风格，作以身作则的辩护。

现代中国文学的讽刺作品，通常是对社会罪恶的一种抗议方式；钱钟书看法独特，把作家本身看做社会文化堕落的一个重要成分。但钱钟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

张爱玲

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简·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

张天翼

张天翼是一个卓越的短篇小说家。……他用最经济的描述和铺陈，以戏剧性和敏捷的风格，张天翼捕捉到他的角色在动作中的每一特征。他摒弃了华丽辞藻，也不用冗长的段落结构，又用喜剧或者戏剧性的精确，来模拟每一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张天翼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

东方今报    他走了 “人的文学”却长久因他而回归    毛韶华    2014.01.04

　　几天前，一位92岁的老人在美国去世了，他叫夏志清。这个名字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或许是陌生的，可是如果你读过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话，你真的应该了解一下他，就是他，最早发现了他们的价值所在。

　　1951年，即将在耶鲁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夏志清，找了份工作：编写《中国：地区导览》，在编写这套书的过程中，原本一心研读英美文学的夏志清对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在编写《文学》这一章的时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他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就是这份诧异，驱使他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1961年3月，《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大卫·洛埃写的长篇评论。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那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原来，在这本书里，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张爱玲！夏志清是现今公之于世与张爱玲通信最多的人之一。他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评价，“《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而钱钟书的《围城》，他评价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这样的话从来没人说过，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判断不仅需要锐利的眼光，更需要赤子般的勇气。

　　彼时，更惊世骇俗的是，夏志清从文学角度并不完全赞成鲁迅。但夏志清算得上是鲁迅的知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章中，他对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分析非常到位，“这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

　　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文艺评论吗？有推崇有批判，并不急于给每个人定性，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文学成长过程中，客观精练，一针见血。 就是这样，提倡写人性、人道、人情、人伦的夏志清，以他独特的学术见地带领中国文学回归了“人的文学”。

　　夏志清作品推荐

　　《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7）

　　作者： 夏志清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还的治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影响深远。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2013.3）

　　作者： 夏志清（编注）

　　出版社： 联合文学

　　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人的文学》（2010.1）

　　作者： 夏志清

　　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夏志清先生极为著名的文学评论集。全书共收集了十二篇文学论评，归类成三辑。第一辑里的三篇讨论对象是明清小说和小说理论。第二辑里的六篇评介了当代人的作品，其中四篇是“书序”。除了《人的文学》外，第三辑收集了《追念钱钟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这两篇文章。

New York Times  Q. & A.: David Der-wei Wang on C.T. Hsia,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Didi Kirsten Tatlow    January 3, 2014


C.T. Hsia, right, with his wife, Della Hsia, and David Der-wei Wang at a restaurant in 2013.


C.T. Hsia, left, with the Chinese writer Qian Zhongshu.

C.T. Hsia,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who died in New York on Dec. 29, aged 92, had a “legendary career” as “a true cosmopolitan, shrewd, critical and brilliant,” says David Der-wei Wang, the Edward C. Henderso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an interview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his mentor and friend.

Born in Shanghai in 1921, C.T. Hsia, also known as Hsia Chih-tsing,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7, later becoming a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ough he adored Western literature, he is best known for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amid the information vacuum about China that characterized the Cold War, and establishing a literary canon that lasts to this day, Mr. Wang said.

Importantly, Mr. Hsia drew attention to several Chinese writers neglected amid the ideological battles of the day, such as Qian Zhongshu, Shen Congwen and Eileen Chang, whose works included “Lust, Caution” (made into a film by the director Ang Lee) and “Love in a Fallen City.”

Mr. Hsia corresponded with Ms. Chang and, in her obituary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95, called her “the most gifted Chinese writer to emerge in the ’40s.” He compared her favorably to writers such as Katherine Mansfield, Flannery O’Connor and Franz Kafka.

Mr. Hsia wrote three major work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 and “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 His final book, an edited anthology of Yuan dynasty drama, will be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spring.

In an obituary Mr. Wang wrote, he examines a central idea of Mr. Hsia’s — that Chinese writers have suffered from a kind of “obsession with China.” He elaborates on this in the interview. Edited excerpts follow:

Q. What was C.T. Hsia’s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literature?

A. He went to the U.S. at a very tumultuous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He went in 1947 [two years before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the civil war]. He wanted to pursue a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as caught in the so-called Cold War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1950s. This was a young man with great expectations. He love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He grew up in cosmopolitan Shanghai, then the civil war happened in China and he got stranded and couldn’t go back. And couldn’t find a good position in the U.S. at a college.

Q. What did he do?

A.  In 1951, David Rowe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Yale University] hired him to compile a manual for the Korean War: “China: An Area Manual.” He got bored and left, but along the way he gathered a real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mething he didn’t have before that. Eventually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1950s, there was no field call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 the publication of his book in 1961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at was a big thing. That was a book that made him famous in the West. As a result, a discipline was established.

Q. In your obituary you write: “One cannot start any new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without first consulting, challenging, or at least reflecting his opinions” and, “For years Hsia has been faulted for his Euro-centric, anticommunist stance as well as his New Critical criteria.” He was controversial as well as respected, wasn’t he?

A. Today we can look back and laugh at his mistakes, or his prejudices or whatever. But he was someone who set up the paradigm. That’s where the controversy and debate comes from. In China [where his books became available in the 1990s] lots of people love him, because they think he’s a spokesman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aesthetic values. But our leftist, our neo-leftist friends, they call him a rightist. And C.T. Hsia really enjoyed that kind of tension. He was quite a character. I’ve never seen anyone like him in the field. Never a cynic. But opinionated.

Q. What of his personal life, his identity?

A. C. T. Hsia’s story is really the story of the diaspora, of the intellectual who traveled from East to West. His passing represents a whole generation. He went to the U.S. on a grant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he was of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who were literally stranded in the U.S. unless they really loved China and wanted to go back. But his first love was English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That’s why there is controversy, because things got more and more tense wh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went to the U.S. from China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Some Chinese felt, how could he be so non-nationalist? He truly embraced New York culture, U.S. culture. And he was a jester. He was funny.

Q. In the obituary you also write, “Of all his critical undertakings, Hsia’s comment on the ‘obsession with China’ has exerted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As he notes, ‘There has been no modern Chinese writer consumed with the passion of Dostoevsky or Tolstoy, of Conrad or Mann, to probe the illn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every important Chinese writer is obsessed with China and spares no pains to depict its squalor and corruption.’ ”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of self-obsession?

A. The phrase was coined by Hsia in an article called “Obsession With China,” in an appendix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1971. In that article h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ction to the end of the 1960s and how people were obsessed with the malaise in their own nation. They didn’t have the energy or the mind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anywhere outside China. And they saw China as a center of malaise and injustice. He felt it was a self-defeating attitude that cut two ways. In one way it could produce a true sense of urgency in an old empire, an old civilization. But he found all that an almost sadistic culture, and he used the term to critique Chinese modernity.

He argued, we need to look beyond China to really engage with the world,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even if was sick too. Kafka, Joyce and Proust would never have ghettoized the problems of their own civilization. He argued, if only Chinese writers could have the magnanimity to look beyond their own culture. Parochialism is the word he liked to use. He felt that Chinese writers were morbidly obsessive. He didn’t like Lu Xun and you can see why. And Chinese people argue he is the conscience of China. But he denigrated Lu Xun as narrow-minded, as a talent who abused his own talent. If China had a problem, that problem had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universal context of humanity, of the degeneration of humanity, he felt.

Q. How does Chinese culture fit into this universal perspective? Didn’t Joyce, Kafka and Proust also write about their own cultures?

A. Some people say Hsia argued this at the cost of the specific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everything was universal to him. I would argue that he may be suffering from an “obsession with China” too. When he attack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suffering from an obsession with China, was he too suffering from one even by seeing this?

He would say, “Be that as it may, we still need to open up.” China still needs to open up to the world, to humanity. Cosmopolitanism was the bottom line of his argument. For good and for ill. Never say, “China is the worst” or “China is the best.”

Q. Does this theory still apply to China today, with so much changing and the country growing in wealth and influence?

A. Quite a few Chinese say “China is rising.” And Hsia’s point about self-obsession, made in 1971, has some relevancy today. Then it was self-defeating, but today it’s self-aggrandizing. I am a more cautious person.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magisterial confidence about others’ obsession with China. But I feel this theory is a really critical interface for us to engage with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One may disagree with Hsia, but one cannot overlook the arguments he made all those years ago.

明報  世紀．Memorial﹕遇見夏志清的那些日子 專訪陳子善、宋以朗 2014年1月4日 (六)

【 明 報 專 訊 】 編 按 ： 著 名 文 學 評 論 巨 擘 夏 志 清 先 生 ， 2013 年 12 月 29 日 於 在 紐 約 辭 世 ， 享 年 92歲 。 夏 志 清 著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 為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如 張 愛 玲 、 沈 從 文 、 錢 鍾 書 和 張 天 翼 等 作 家 作 品 奠 定 文 學 地 位 ， 引 發 研 讀 張 愛 玲 的 風 潮 ， 甚 至 有 人 提 出 「 張 學 」 ，
影 響 當 代 作 家 寫 作 手 法 。 連 日 來 ， 多 名 學 者 、 教 授 撰 文 悼 念 ， 本 版 記 者 訪 問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陳 子 善 、 張 愛 玲 作 品 版 權 持 有 人 宋 以 朗 ， 談 談 與 夏 志 清 相 處 、 交 流 的 一 些 細 節 。

著 名 文 論 家 夏 志 清 去 世 ， 華 語 文 壇 在 哀 悼 惋 惜 、 回 顧 其 成 就 貢 獻 之 餘 ， 也 紛 紛 追 憶 他 的 音 容 笑 貌 。 夏 志 清 生 前 好 友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陳 子 善 ， 為 夏 志 清 在 內 地 編 訂 出 版 多 部 著 作 。
陳 子 善 認 為 ， 夏 志 清 做 學 問 認 真 ， 生 活 中 饒 富 情 趣 ， 其 著 作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 是 研 究 當 代 文 學 繞 不 過 去 的 經 典 。 不 過 也 有 學 者 指 出 ， 該 書 的 簡 體 字 版 本 經 過 刪 節 ， 是 一 大 遺 憾 。

熱 情 好 客 注 重 禮 節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1961 年 由 哈 佛 大 學 出 版 ， 一 時 洛 陽 紙 貴 。 夏 志 清 發 掘 了 現 代 中 國 裏 的 張 愛 玲 、 沈 從 文 、 錢 鍾 書 和 張 天 翼 等 作 家 ， 此 書 奠 定 了 他 們 的 文 學 地 位 。
作 為 晚 輩 的 陳 子 善 說 ， 當 他 於 改 革 開 放 後 得 知 夏 志 清 的 大 名 時 ， 他 已 經 名 滿 天 下 。

1980 年 代 ， 夏 志 清 應 錢 鍾 書 的 邀 請 ， 到 上 海 ─ ─ 闊 別 數 十 年 的 故 鄉 訪 問 ， 去 了 陳 子 善 所 在 的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 陳 子 善 說 ， 可 惜 當 時 夏 志 清 無 論 參 觀 哪 裏 、 跟 什 麼 人 見 面 ， 行 程 已 被 安 排 ， 也 不 能 發 表 公 開 演 說 ， 所 以 ， 他 是 事 後 才 知 道 夏 志 清 曾 經 到 訪 。

後 來 ， 陳 子 善 因 從 事 文 學 研 究 ， 尤 其 是 張 愛 玲 的 研 究 ， 開 始 和 夏 志 清 先 生 通 信 ， 向 夏 志 清 請 教 過 不 少 問 題 ， 都 一 一 收 到 回 信 。 1990 年 代 ， 嶺 南 大 學 舉 辦 關 於 張 愛 玲 的 學 術 研 討 會 ， 陳 子 善 才 得 以 首 次 和 夏 志 清 見 面 。 再 後 來 ， 陳 子 善 到 紐 約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去 拜 訪 夏 志 清 ， 受 到 夏 志 清 的 熱 情 款 待 。

陳 子 善 說 ： 「 我 們 在 交 往 時 ， 有 個 很 好 的 先 決 條 件 ， 因 為 他 是 上 海 人 ， 我 們 講 上 海 話 ， 可 以 談 得 很 盡 興 ， 沒 有 任 何 障 礙 。 」 夏 志 清 是 出 了 名 的 好 客 ， 人 家 去 拜 訪 他 ， 只 要 他 願 意 見 的 ， 都 熱 情 招 待 。
陳 子 善 在 夏 志 清 家 中 ， 喝 茶 、 聊 天 ， 夏 志 清 請 他 吃 飯 。 飯 後 ， 夏 志 清 說 ： 「 你 難 得 來 ， 我 家 附 近 有 個 很 漂 亮 的 教 堂 ， 我 帶 你 去 參 觀 。 」 陳 子 善 說 到 此 處 ， 仍 覺 記 憶 猶 新 ， 語 氣 間 彷 彿 教 堂 即 在 眼 前 。

陳 子 善 說 ， 夏 志 清 非 常 注 重 禮 節 ， 近 年 因 為 身 體 不 好 ， 之 前 每 年 都 有 給 陳 子 善 寄 聖 誕 賀 卡 。 陳 子 善 作 為 晚 輩 ， 收 到 長 輩 的 賀 卡 ， 非 常 感 動 。
夏 志 清 給 陳 子 善 寫 信 時 ， 還 會 提 醒 ： 「 好 像 你 最 近 比 較 忙 ， 又 開 會 又 出 差 ， 那 你 要 多 吃 點 營 養 品 ， 補 補 身 體 ， 我 是 經 常 吃 的 ， 我 勸 你 也 要 吃 。 」
另 外 ， 陳 子 善 說 夏 志 清 非 常 喜 歡 看 電 影 ， 荷 李 活 老 片 新 片 他 都 看 ， 也 寫 過 影 評 ， 有 些 電 影 看 了 以 後 可 能 不 以 為 然 ， 但 還 是 忍 不 住 要 看 。 總 之 ， 陳 子 善 認 為 夏 志 清 非 常 有 生 活 情 趣 。

夏 志 清 的 著 作 ， 以 下 筆 犀 利 著 稱 。 在 他 眼 裏 ， 只 有 好 作 品 和 壞 作 品 ， 不 好 的 就 寫 出 來 、 說 出 來 。 他 說 不 想 做 老 好 人 ， 不 怕 得 罪 人 。 夏 志 清 不 喜 歡 魯 迅 ， 卻 推 崇 周 作 人 。
他 大 體 上 不 喜 歡 上 世 紀 的 左 翼 文 學 ， 但 是 又 厚 愛 左 翼 文 學 旗 手 張 天 翼 。 可 見 ， 他 是 以 作 品 作 為 作 家 的 唯 一 評 判 標 準 ， 而 不 是 以 意 識 形 態 。

陳 子 善 ： 夏 志 清 沒 有 批 評 張 愛 玲 ？

陳 子 善 提 醒 說 ， 可 別 以 為 夏 志 清 僅 僅 是 下 筆 犀 利 ， 他 說 話 也 一 樣 犀 利 。 夏 志 清 有 兩 句 口 頭 禪 ： 「 我 真 是 聰 明 ！ 」 、 「 我 真 是 偉 大 ！ 」
他 對 自 己 那 麼 早 就 預 言 張 愛 玲 的 文 學 地 位 ， 非 常 得 意 。 陳 子 善 說 ： 「 他 有 什 麼 想 法 ， 是 直 言 不 諱 的 。
中 國 人 一 般 是 比 較 謙 虛 的 ， 但 他 會 說 ： 我 這 個 說 法 了 不 起 吧 ？ 偉 大 吧 ？ 包 括 他 很 推 崇 張 愛 玲 ， 但 是 你 仔 細 看 他 的 文 章 ， 你 看 他 對 張 愛 玲 也 不 是 沒 有 批 評 ， 也 有 惋 惜 。
他 很 得 意 的 一 點 是 給 張 愛 玲 的 文 學 地 位 一 個 定 位 ， 時 間 證 明 是 對 的 。 」

20 世 紀 末 ， 陳 子 善 開 始 為 夏 志 清 在 內 地 編 了 多 部 著 作 ， 和 夏 志 清 的 交 往 也 頻 密 起 來 。
夏 志 清 的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 《 人 的 文 學 》 、 《 雞 窗 集 》 、 《 夏 志 清 序 跋 》 等 著 作 的 簡 體 字 版 ， 都 是 陳 子 善 編 的 。
在 為 夏 志 清 編 書 的 過 程 中 ， 陳 子 善 發 現 他 是 非 常 認 真 的 一 個 人 。 當 年 編 《 人 的 文 學 》 的 時 候 ， 夏 志 清 聞 知 陳 子 善 有 此 意 非 常 高 興 ， 特 意 花 時 間 寄 了 一 份 校 訂 版 過 去 。
夏 志 清 從 頭 到 尾 校 訂 了 一 遍 ， 把 台 灣 版 的 錯 別 字 全 都 改 過 來 ， 有 些 地 方 也 做 了 修 改 。 當 時 夏 志 清 已 經 80 多 歲 ， 仍 舊 如 此 認 真 ， 令 陳 子 善 也 十 分 敬 佩 。 每 次 書 出 版 了 ， 陳 子 善 寄 給 夏 志 清 ， 他 都 會 認 真 看 一 遍 ， 然 後 告 訴 陳 子 善 哪 個 字 排 錯 了 ， 哪 裏 有 問 題 。
陳 子 善 說 ， 夏 志 清 一 直 抱 有 這 樣 的 理 念 ： 「 有 事 情 ， 要 麼 不 做 ， 要 做 就 要 做 好 。 」

陳 子 善 指 出 ， 夏 志 清 的 書 在 內 地 出 版 ， 研 究 現 當 代 文 學 的 人 都 會 找 來 看 。 因 為 意 識 形 態 的 原 因 ， 陳 子 善 為 夏 志 清 在 內 地 編 的 書 有 刪 節 ， 但 也 有 增 加 ， 收 錄 夏 志 清 其 後 的 一 些 論 文 。
夏 志 清 對 中 國 現 當 代 文 學 的 研 究 ， 觀 點 早 已 成 了 代 表 ， 是 任 何 研 究 者 都 繞 不 過 去 的 ， 研 究 夏 志 清 的 博 士 論 文 也 不 少 。

宋 以 朗 ： 巧 遇 夏 志 清

夏 志 清 研 究 張 愛 玲 著 稱 ， 現 居 香 港 的 張 愛 玲 小 說 版 權 擁 有 者 宋 以 朗 ， 卻 和 他 沒 有 交 往 。 宋 以 朗 說 ， 自 己 是 晚 輩 。
聽 其 父 文 學 批 評 家 宋 淇 說 ， 早 年 在 上 海 的 時 候 ， 夏 志 清 的 哥 哥 夏 濟 安 和 宋 淇 多 有 交 往 ， 當 時 夏 志 清 年 紀 還 小 ， 常 常 在 旁 邊 聽 兩 位 兄 長 聊 天 。 或 許 在 耳 濡 目 染 中 ， 也 培 養 了 夏 志 清 的 文 學 修 養 。

然 而 ， 世 間 事 說 來 也 巧 的 。 一 生 都 沒 有 和 夏 志 清 交 往 的 宋 以 朗 ， 兩 年 前 在 美 國 看 牙 醫 時 ， 竟 然 邂 逅 夏 志 清 — — 原 來 他 們 看 的 是 同 一 個 牙 醫 。 宋 以 朗 說 ， 當 時 二 人 只 是 簡 單 打 了 個 招 呼 ， 沒 有 深 入 交 談 。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在 內 地 出 版 時 ， 也 曾 經 引 起 一 股 小 轟 動 ， 業 內 行 家 推 崇 備 至 。 該 書 在 內 地 文 學 界 ， 早 已 有 名 ， 不 少 專 業 研 究 者 都 已 看 過 。
但 是 ， 簡 體 版 正 式 推 出 後 ， 卻 未 有 引 起 普 羅 大 眾 足 夠 的 關 注 。 歷 史 學 者 傅 國 湧 認 為 ， 這 多 少 與 簡 體 字 版 有 刪 節 有 關 。
當 一 些 意 識 形 態 的 東 西 被 刪 除 後 ， 對 內 地 讀 者 而 言 ， 該 書 的 顛 覆 性 大 打 折 扣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說 ， 該 書 實 在 很 有 必 要 儘 快 在 內 地 出 版 足 本 。

夏 志 清 已 經 離 開 人 世 ， 而 他 的 事 業 則 是 萬 古 長 青 的 。 文 學 即 是 人 學 ， 只 要 一 日 有 人 ， 文 學 的 事 業 便 不 會 停 頓 。
或 許 可 以 說 ， 夏 志 清 先 生 並 沒 有 真 的 離 開 我 們 ， 只 要 我 們 繼 承 了 前 輩 的 衣 缽 ， 繼 續 前 行 。

[ 文 ． 許 驥 編 輯 ﹕ 袁 兆 昌 mpcentury@mingpao.com]

蘋果日報 | 副刊 | 蘋果樹下 | 劉紹銘： 一介布衣 | 20140105

夏志清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美國紐約市辭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滿中外，著作等身，要紀念他，就他的著作議論固然適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聞逸事可多。若要側寫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絕不會有不知從何說起的困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負責籌劃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譯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書信往還，也多次拿過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邊」新聞做過文章。如今先生「大去」，應就我個人所知對他的文學見解作一補充。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一九六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如果不是通過中譯本先後接觸到「兩岸三地」的華人學界，張愛玲今天那有如此風光？說起來沈從文和錢鍾書的「下半生」能再熱鬧起來，也因得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

張愛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總背上「鴛鴦蝴蝶」之名，只合消閒遣興。那年頭唯一有眼光賞識到張愛玲才華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筆名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斬釘截鐵的肯定〈金鎖記〉為「我們文壇最美收穫之一」。他說得對：〈金鎖記〉的人物「每句說話都是動作，每個動作都是說話，即在沒有動作沒有言語的場合，情緒的波動也不曾減弱分毫。」

傅雷文評，全以作品的藝術成就定論，沒有夾雜「意識形態」的考慮。夏先生是上海人，張愛玲在「敵偽」時期的上海當上了胡蘭成夫人這回事，他理應知道。張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說史》中隻字不提，只集中討論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開頭就用F. R. 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一書所用的無可置疑的語氣宣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這種近乎「武斷」的看法，當然「備受爭議」，而且這種爭議，可能會無休無止的延續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說法，也不過是「一家之言」，我們自己各有取捨。《小說史》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七九年，夏先生特為此寫了一個長序，特別點出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職業」是中國文學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卻是西洋文學。他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當過助教，後來得到留美獎學金到耶魯大學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那年頭的美國研究院，念文科的總得通過兩三種外語考試。記得夏先生所選的外語，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資質過人，在大學時勤奮自學，一早打好了語言和文學史的根柢，不可能在三年半內取得耶魯的博士學位。

不難想像，像夏先生這樣一個有高深西洋文學修養的人，為了職業上的需要再回頭看自己國家的「文學遺產」時，一定會處處感覺「若有所失」。一九五二年他開始重讀中國現代小說，發覺：
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柢說來，實由於對其「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先生讀唐詩宋詞，不時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他讀中國詩賦詞曲古文，認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喫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甚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甚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來。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裏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夏先生「明裏」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暗地」卻私戀西洋文學。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沒有置喙餘地──只要他不要在學報上把中國文學種種的「不足」公佈出來。但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幹的別人認為是他「吃裏爬外」的「勾當」。身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學生前來請益，夏老師理應給他諸多勉勵才是，但我們的夏老師卻歪想到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傳統，居然說"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說會毫不猶豫的勸告任何大學生主修希臘文。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名家輩出，力度振聾發聵。為此原因，夏老師也會毫不猶豫勸告來看他的學生主修俄國文學。難怪「國粹派」的學者把他的言論目為「異端」。

夏先生第二本專著《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九六八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書分六章，各別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本說部，一點也不奇怪，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紅樓夢》。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這裏只能簡單的說，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當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安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影響。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像力之「柔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調，唱多了，別無新意。寶玉出家，不是甚麼知性的抉擇，步前人後塵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馬佐夫兄弟》跟《紅樓夢》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深入靈魂深處」。這麼說來，夏先生為了堅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愛國」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論，激奮起來時，有時比魯迅還魯迅。我們記得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曾向魯迅請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讀書」給讀者參考。魯迅一本正經的回答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甚麼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說的話，世間若還有「衞道之士」，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繙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人家說：「就是好！繙譯得多了，就沒甚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繙譯一點點，人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覺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甚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精讀《紅樓夢》的唐先生受不了，認為老友「以夷變夏」，寫了〈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一文，發表於台灣的《中國時報》，內有十八個小標題，其中有「瘋氣要改改」、「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態」這三條。

這場唐、夏二公就《紅樓夢》價值之爭議，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以英文寫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自然是史學範圍。他閒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但對他來說這只是「餘興」，這跟志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作業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看德剛先生的年紀，諒是抱着《紅樓夢》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既是平生至愛，那能讓夏某人「貶」其所愛？

本文以〈一介布衣〉為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隨後幾次拜訪，他也是在「家」接見我的，只是「家」的面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想來再沒有甚麼發財能力。說他是「一介布衣」，應該沒有錯。

蘋果日報 | 副刊 | 夏志清教授 | 名采 | 陶傑 | 20140105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逝世，享壽九十二。夏志清是上一代的學問家，民國時代的上海知識份子，因為頭腦清醒，智商正常，所以及時逃了出來，輾轉去美國深造。除了英國文學，還研究中國現代小說，並用英文寫了一冊專論，成為美國學術界漢學的教科書。

夏志清的學問根基紮實，通曉多國語文，所以有一股傲氣。當年考進美國長春藤大學讀博士，不是容易的事。夏志清還讀過冰島文，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由於級數相等的學者不是太多，所以覺得沒有敵手。

一九七六年，香港評論家、浸會大學講師司馬長風出版了一冊「中國新文學史」，被夏志清抨擊了一通，指司馬長風論證不確。司馬先生不服氣，據理反駁，這一場隔洋的學術筆戰，雙方都很有水準，今日不可復見。

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也在美國讀英國文學博士，在台灣發表論英國文學的論文，也被「夏公」隔洋修理一通。夏志清藉荀子的「勸學篇」名，直斥其無學，指顏元叔基本的英文不行，連Leicester也直譯為「萊色斯特」，而不知道中間的音節沒有發音。顏教授不知有沒有答覆，只是從一個聞美國與台灣斷交而大罵「共匪」的學術憤青，接受統戰之後，變成「肯定中國成就」，回頭大罵台灣的牆頭草人士。夏志清的一輪搶白，雖帶有侮辱性，後來再看，不算偏激。

夏志清逝世，其論述今日有幾人仔細讀過？華文傳媒都說夏志清是「發現」張愛玲「文學成就」，並「肯定」錢鍾書的小說高於魯迅的人。

張愛玲的小說貢獻，其實不必夏志清來「發現」，只是華文世界的讀者懶惰而沒有眼光，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萊佛士「發現」新加坡、義律「發現」香港，在左翼眼中，是帝國主義思想，那麼張愛玲不也「淪為」夏志清的「殖民地」才有價值？蕭邦和托爾斯泰又是誰「發現」而「肯定」的？如果我是張愛玲，我會明白，這等中國人社會的定性，英文叫做Patronizing，是很含蓄的「霸權主義」，但是在狹小的「文壇」，就是那麼好笑。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夏志清與錢鍾書 | 陶傑 | 20140106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夏志清說喜歡荷馬的「伊利阿德」，但不喜歡另一部「奧德賽」。錢鍾書說：喜歡「伊利阿德」的人，趣味是古典型；偏愛「奧德賽」者，屬於浪漫型，這一夜，二人歡談甚興，隨後一起乘電車，錢鍾書住在法租界，夏志清住霞飛路，剛好順路，在車上又談了一程，夏志清下車時，錢鍾書叫夏志清多來看他。

以錢之高傲，初見能邀請一個後學來寓所，夏志清很會繞個圈來自我肯定。但見面僅此一次。民國三十八年，夏志清懂得辨別航向，離開大陸，跟哥哥夏濟安一起去台灣，錢鍾書卻留了下來，此後，夏志清在美國的大學任教，造福文明世界，錢鍾書卻要為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的「文選」英譯，錢鍾書畢竟書獃子一些，浪費了他的下半生。

從此兩位才高學碩的人，沒有再見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兩個旅人，各自提着一盞燈，照面而過，一個選擇了正確的路，在新大陸找到了新生，另一位滑落了血紅的海洋。

三联学术通讯    张爱玲“推手”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

2013年1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代表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等，在拔高张爱玲文学史地位上贡献巨大。本文摘自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一书。

真诚努力地去把握这个整体复杂过程，并以客观无私的方式将这复杂过程呈现。——普实克

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夏志清

一 普夏二人的争辩

2004年《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夏志清教授（1921- ）在序言里总结个人学术生涯，当中特别提到四十多年前的一场论争，并以自己当年论辩文章的结语说明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者的立场”：

拒绝接纳未经检验的假设和习见的判断，愿意不带政治成见、无惧其后果，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探索。

所引述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是就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 ek，1906-1980）在一年前（1962）对夏志清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长篇书评所作的回应。夏志清对这篇响应文章显然非常重视，对当年的辩论也实在耿耿于怀，在后来的文章如1987年他悼念刘若愚和许介昱的文章《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2002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还一再追记此事。事实上，此次交锋事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发展，也关乎两种文学研究思路的碰撞，值得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细说从头。

夏普二人可说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开端，其著述在西方固然有重大影响，又透过中译和学界频繁引述，于中文学界也达致无人不识的境地。在进入“夏普之辩”理论意义的讨论之前，我们先简述这两位重要学者的文化背景及学术历程。

40年代后期，时任中国北京大学外文系助教的夏志清，考获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辗转到了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课程。不久，中国出现了政局变化，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遭共产党彻底打败，退走台湾。不少未能认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台湾，或者其它外国地区；曾与夏志清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兄长夏济安，也经由香港转到台湾，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创办了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1956-1960）。经此不变，已经去国的夏志清，再也没有回归的企盼。博士班的最后一年（1951），夏志清在一项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研究计划下工作，负责撰写供美军参阅的《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ea Manual）手册。这项计划由主张“反共”的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主持（David Nelson Rowe，1905-？），夏志清负责当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人物小传”、“地理”等不同环节。这本手册只有试印本，并未正式出版。据夏志清描述，其中“文学”一章，包括古代文学，但重点却在现代。他后来把手册中有关现代文学部分全面拓展，预备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终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于1955年写好，经修订后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版，1999年三版。中文本由刘绍铭等以第二版为据翻译，于1979年分别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简体字删节本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部著作与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殿堂地位。他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哥大任教期间的重要论文十六篇，合成《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集（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普实克原先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Prague）修读欧洲史；后来再到瑞典和德国攻读汉学，1932年获奖学金往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留学期间与中国文坛中人如胡适、冰心、郑振铎，艺术界如齐白石等都有交往，又与鲁迅书信往还。在中国居住两年后，他再到日本，于1937年取道美国返回布拉格。这次中国之旅让普实克对中国文学，以至语言、民俗、艺术等有更深刻的认识；回国后马上出版了前冠鲁迅序文的《吶喊》捷克文译本，稍后又写成游记《中国：我的姐妹》（Sestramoje ina，1940，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1945年起，普实克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兴趣广及中国思想、历史、以至文艺美术；然而，他之成为欧洲触目汉学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下两个研究范围有杰出贡献：“中世纪民间文学”——尤其话本小说，以及“新文学”。 1953年普实克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创立“东方研究所”，并致力推动汉学的国际交流。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他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禁足东方研究所，不准发表文章，直至1980年去世。他遗下著述非常多，在英语世界流通最广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Chinese Historyand Literature：Collection of Studies，1970）和《抒情的与史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0）两本论文集。后者由李欧梵主编，部分文章有了些删订；有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李燕齐等的译本。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觉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身份和立场之差异。前者是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的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其思想倾向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及其政权非常抗拒。后者的基本训练是欧陆的学理传统，对中国文化始于好奇想象，再转化成同情投合；这当然又与其政治思想由民族解放出发，再求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普实克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1968年 “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普实克遭受冷酷的政治压制，最后郁郁而终。本文要探讨的夏普论战却是发生在普实克思想转变之前，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东方阵营”，形成对垒的局面，已进入所谓“冷战时期”。夏志清受雇编写《中国：地区导览》作为美军参考手册，正是西方围堵共产阵营政策之下的产物。

1961年3月，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零落的现代文学研究只能位处边缘，或者作为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分支细项，以配合当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厚达600页，出版后得到芮效卫（David Roy，1933-）等的好评，认为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推此书为最佳”。翌年，声望极高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达48页的书评，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对夏著作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回忆说：“《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3月出版时，我在欧美汉学界并无名气，而捷克学者普实克早已是欧洲的中共文学代言人，故要在汉学期刊《通报》上写篇长评，想把我击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事实上，夏志清当时才刚入职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即东亚语文系的前身），这篇书评的确有可能伤害他的学术前途，于是奋起为文反驳，写成同等篇幅长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 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刊于次年的《通报》上。在两人交锋之余，我们还看到普实克的一位研究生史罗甫（Zbigniew S upski）也为老师助拳，在另一份著名刊物《东方文献》（Archiv Orientální）上发表《读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札记》（“Some Remarks on the Firs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4），猛烈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但这篇文章似乎未曾吸引夏志清的注意，夏氏没有作过任何回应。由于这篇文章与普实克论点密切相关，本文也将之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使得夏普两人的论文都没有达致他们著述中的最高水平。尤其当双方互相指摘对方“唯政治”观念之不可取时，争辩只停留在言说层面，各说各话。普实克在书评的开篇，还未正式入题讨论，就指夏志清之作充斥“教条式的严苛”、“无视人性尊严”；又批评夏志清“全面扭曲”战时解放区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毛泽东的观点，特别是“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夏志清声称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但实际品评作家高下时，却一依政治判断，而非艺术考虑。普实克又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汇集了大量新文学的材料，如果作者能减轻他的“政治愤怨”，专注于考析“现今中国发展中的伟大的文学进程”，则这些材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夏志清可非是，因此“本书的价值大大降损”，在不少地方“沦为恶意宣传”。普实克的学生史罗甫专意评核《小说史》论老舍的两章。和老师一样，他的文章也引述夏志清所讲“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借以说明夏志清之表里不一，“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贬损左翼作家”；经过一番考查，史罗甫的结论是夏志清 “以一己的政治爱恶来取代文学科学的标准”，以致“全书无甚价值”。

夏志清当然拒绝承认普实克加诸他身上的“教条式严苛”（dogmatic intolerance）的指控。他的回应是：“普实克自己才得背负‘教条式严苛’的罪名，即使在理论层面，看来他也不能接受任何与官方共产主义相异的现代文学观。”至于夏志清自己，他以为若有所谓“严苛”，是对拙劣作品的严苛，这正可见到他于“文学准则”的执着，而不是“政治偏见”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己方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守护者。在这些控诉之间，“文学”与“政治”的形相变得流动不居；“文学”与“政治”之纠结夹缠，莫此为甚。当然自今视昔，二十世纪中叶的两位辩者对“文学”和“政治”的界划仍然有这样纯朴而认真的想象，实在值得敬佩。总之，我们要明白，冷战思维及其所寄托的政治言说，在这次论辩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本文重点却不在此，而在于双方对“文学研究”的态度和取向，以及其间异同所予我们之启示。

二 “文学科学”与“文学的过程”

夏志清的响应题作《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文章一开始就对普实克所主张的文学之“科学”研究表示怀疑：

我怀疑除了记述简单确凿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如“科学”般严格和精准，我也怀疑我们能否以一套不变的法则去研究所有不同的文学时段。

夏志清对普实克的批评根据不以为然，以为当中尽是一些“预设的假定”、“政治的既定成见”。言下之意，普实克之所谓“科学”、“客观”，并非文学研究的正道。

文学研究能否及应否追随科学研究的准则之成为一个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去理解或探索，在此暂不细论。我们先尝试了解普实克论说的理论根源。

普实克于1937年秋天回国，1945年正式回到母校查尔斯大学任教。但他在取得“大学授课资格”（Habilitation）之前，已加入以查尔斯大学为基地、国际知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并在学会的例会上发表学术报告，据纪录其中之一是讨论中国叙事体的语意结构（“O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a Chinese Narrative”，1939），另一是研究汉语动词的不同层面（“On the Aspect of the Chinese Verb”，1948）。他和捷克结构主义的核心成员如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 ovsky，1891-1975）、伏迪契卡（Felix Vodi ka，1909-1974）等有着共同的理论思想。对布拉格学派成员来说，“科学”或者“科学研究”并不会令文学研究者惊恐；反之，这是文学研究者的应有的精神态度。我们检阅一下“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报告例会讲题，可以见到如：《文学史与文学科学》、《语言艺术的科学及其与邻近科学的关系》、《文学科学的细读方法》等。事实上，这些题目上的“科学”一词，捷克原文是“věda”，相当于德语的“wissenschaft”，其英语的对应是 “science”，但却非专指自然科学，而是更广泛的，指由用心致力而获得的系统知识。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科学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正如雅各布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先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领袖，继后是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主要成员）说：“文学科学的研究目的不在文学而在‘文学性’”，“文”可以成“学”。文学作为一种学问、知识，在欧陆传统中并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议题。例如德语的 “Literaturwissenschaft”是指有关文学的系统的知识；李长之在翻译玛尔霍兹（Werner Mahrholz，1889-1930）《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teraturgeschicht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1933）的序文中说：“文学也是‘学’，是专门之学，是一种科学。”至于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Literary Theory，Criticism，and History”）也谈到“Literaturwissenschaft”，他不同意译作“science of literature”，因为英文的“science”偏指自然科学。观此，可知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对“文学科学”概念的不同感受。

回看普实克的书评，“科学（的）”（scientific）一词，显然被赋以正面的意义。文章起始，普实克就说：

每一位学者、科学家的态度和方法，都会多少受到主观因素，例如社会地位、所处时世，诸如此类的宰制，这是自然而然，可以理解的；……然而，若果研究者没有把目标订定在揭示客观真相（objective truth），没有尝试超越一己之偏私和成见，则一切科学探索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文章结尾部分，他重申：

从事这种撰述（按：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的作者之先决要求是：真诚努力地去把握这个整体复杂过程（whole complex process），并以客观无私的方式将这复杂过程呈现。

这些言论让我们明白普实克的想法是：

（1）文学研究是对知识的一种挚诚的求索；文学研究者其实和科学家没有太大区别——其目的都是揭示“客观真相”。（2）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体，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复杂过程”。

第一点引发的问题——文学之中是否存在“客观真相”？——也是夏志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普实克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是存有于世的事实，文学史家的责任是搜罗所有的线索，加以考察分析，以期揭示此一“客观的”及“真实的”过程。重点是，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必须以中肯的、科学理性的思维，来作深入彻底的研究。所谓“科学（的）”，就是以这种态度为本，再创为恰切的研究方法，以完成这个文学史家的任务。

至于第二点所指向的“整体复杂过程”，在普实克的论述中，是一个关键的词汇，需要更多补充说明。将“文学”（以至“文学史”）理解为一个“超越个别殊相的复合体”（supraindividual complex），是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及美学观念。“文学”不是指个别文学作品的总合，而是超乎个体的一种关系，一种“系统”（system）或者“结构”（structure）；而关系的性质乃是一种“部分－整体”的交互影响模式，正如穆卡若夫斯基所说：“各部分的性质限定整体，整体也制约了部分的性质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此外，布拉格学派的“结构”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特别强调文学或者艺术“结构”的社会性，“文学结构”必须进入社会结构中才产生其意义；

（2）认为“结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文学结构”因应不同的力量的交互影响而恒常处于变动之中。

普实克所谓“整体复杂过程”就是这种多元动态结构的历史呈现；他之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重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其理论背景也可以由此彰明。

基于这种理论思考，普实克就批评夏志清“未能对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出系统的分析，而只满足于将自己局限在纯属主观的视察”，“为了成就他的议论，故意强调某些事物而抑制或隐瞒另一些，又或者给事物增添了非原有的意义。”换句话说，夏志清并不理解“整体”的概念。要从事从作家研究，普实克认为：

我们不要局限在偶发的成分（accidentals），要对全部作品做系统性的分析，观察它的特质，不是只看孤例或偶然现象，而是看这些特质如何由作家的艺术性格（artistic personality）熔合成艺术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些个别元素的主次位置就是由作家的意向（intention）决定，正如他以同样的方法组合运用这些元素以实现他的创作构思一样。这一意向，以及为实现他的构思所运用的艺术程序，反映了作家的哲学外观，即他面对世界、生活、与社会的态度，以及他与艺术传统的关系等等。这些态度的特性又由作家的意识形态和艺术个性所决定；我们视他为特定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同时也视他为别具特质的一位艺术家。

普实克这样的论述，毫无疑问，是布拉格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要进一步了解其中理论的建构逻辑，我们可以参看穆卡若夫斯基的《个体与文学发展》（“The Individual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艺术中的性格》（“Personality in Art”）、《艺术中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Intentionality and Unintentionality in Art”）、《艺术理论中的“整体”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in the Theory of Art”）等论文。事实上，普实克对夏志清《小说史》批评，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部分，其主要理据都是来自这个学派的共同主张。

同样的理论资源，也支持了普实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趋向的重要“发现”（或者“发明”），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所提出的 “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连同悲观主义与生活中的悲剧感，加上反叛和自毁的倾向”是抗日前现代文学的特色（“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论》指出“优秀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如鲁迅的短篇，其根源在于古代的诗”（“Introduction to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64）；《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语境中对照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揭明“古代中国偏好抒情诗的思潮，也贯穿于新文学作品中，并往往突破了‘史诗的’形式”（“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Literature with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1964）等等。这些论断洞察深刻，远远超越了他奉为正朔的中国大陆官方文学史论述，为往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开出新路。正因为普实克注重文学传统之古与今的“关联”，他的研究焦点之一也落在晚清时段。现今学界对晚清文学的关注，普实克和他的弟子们实有倡导之功。从他的研究示范看来，所谓“科学的”方法，似乎也是有效及有启发作用的。

然而，当我们说“有启发作用”时，可能还要思考与“启发”同时牵动的“想象”。填补各处“关联”、串连“趋势”，以发现“过程”，当中不乏“想象”的成份。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普实克所谓“客观真相”的“客观”程度。

三 “文学史”即“文学批评”

回看夏志清的答辩，对一位黾勉经营，不遗余力，以成就开辟洪荒之业的学者而言，普实克所下“不科学”、“主观”的评语难免令人愤愤不平。于是，夏志清就重新审核普实克所持的量尺，认为他所谓“客观”，其实是“未经批判地附从盛行的意见”；任谁偏离这种见解，他就指摘为“主观”、“傲慢”、“教条式严苛”。夏志清又指出普实克以“科学的”理论治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不改其习地据假设的意识形态意图以评价作品，而屡屡被误导，把文本简单化，或错解其意义。”夏志清又说：

无论我怎么“主观”，起码我尝试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作者、每一件作品，而没有先行改变自己的真诚反应去配合一套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既定理论。

夏志清着意于“客观”和“主观”之辨，认为普实克的“客观”并不客观，自己被描述为“主观”，但其实是公正无私。换句话说，夏志清没有因为反驳普实克的批评，而否定“客观”的重要性。他要强调的是“独立判断”：

不管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如何描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只要我们发现自那时起，中国文学真的萎靡不振，那么我们对这一时期进行客观评价时，就应该把这个事实纳入考虑之中。在我看来，这种归纳方法比普实克所采用的演绎法——先行设定某时段的历史图像，然后再寻找符合这个图像的文学——更为科学。

所以，“客观评价”（objective evaluation）、“更为科学”（more scientific），其实也是夏志清的标准；问题是如何达致此一“客观”。

夏志清开始撰写文学史的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主导论述是主流，比较重要的文学史著如蔡仪、王瑶、张毕来、刘绶松、丁易等人之作，其间虽然还是高下有别，但同样要承担为共产主义宣传的任务。夏志清并不能认同这个论述方向，他在《小说史》的英文原序说：

我尝试从那庞杂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见成果及最为重要的分支——的浑沌团中清理出一定的秩序和模式，并以之检验共产主义者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在回应文章中，他又说：

不少中国本土的批评家——其批评技艺的训练本就惹人怀疑——本身也参预了现代文学的创造，（他们的论述）难免带上偏见；故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就有必要从头开始。

夏志清后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也说过：“中外人士所写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我能看到的当然也都读了，但对我的用处不大。”可见他一空依傍的立意很坚定。夏志清的出发点既是如此，他的“客观”就是摆脱主流论述的支配，忠于自己对作品的阅读经验和判断。换句话说，夏志清理想中的“客观”，一方面指尊重作为研究“客体”的文本、文学材料，另一方面是主体的“真诚”，不为成见所限囿。

缘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夏志清为何对“文学史家的基本任务”有以下这个定义：

批判地审察某一时期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并简括综述其时代概况，让他们的成败在历史过程中被了解。

他又说：

作为综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之作，我重申，首要的任务是区分与评价：直至我们从大量作品中清理出一定的秩序和模式，直至我们从优秀作家中区辨出伟大作家，从平庸作家区辨出优秀作家，我们才有可能研究影响与技巧。

很明显夏志清认为文学史家的工作重点是“批判地审察”（critical examination）、“区分与评价”（discrimination and evaluation）。因此，他对普实克所重的工作如：“系统研究小说的现代试验与本土文学传统的关系”、“系统研究西方文学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 “对中国小说家的叙事技巧作广泛的比较研究”，都策略性地放置一旁。实际上，这个讲法更详细阐释了《小说史》原序的主张：

文学史家的第一任务，永远是卓越之发现与鉴赏。

于此，我们会发现夏志清与普实克的一个重大分歧：普实克认为文学史的目标是对“整体复杂过程”（whole complex process）作“系统的”、“客观的”探究，“文学史家”与“科学家”的工作态度并无不同；然而，夏志清则主张文学史首先要“客观地评价”个别作家和作品，“文学史家”可以互换的名号是“批评家”。普实克在他的书评中说：“夏志清未有采用真正的文学科学的方法，而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兼且是非常主观的批评家——的手法。”普实克学生史罗甫的批评更苛刻，他指摘夏志清“无系统的”、“孤立的”、“脱离历史”的研究，其结果最多只能算是“个别读者的主观印象”。可是夏志清从没有想过要把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工作范围作出区分；他的响应是引述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1961）的话：文学研究者“必须先是一位批评家，才可以成为文学史家”，因为，韦勒克认为文学作为艺术品，“本身是一个价值的结构”（structure of values），所以文学的研究就有“判断的必要”、要求有“审美的标准”。

这个时期的韦勒克在耶鲁大学任教，思想与“新批评”学派非常接近；他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论述，和夏志清的老师、“新批评”的健将，勃罗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一样，对实证主义式的文学史书写表示不满。勃罗克斯在多年前，已写过一篇《“文学史”对比“文学批评”》（“Literary History vs. Criticism”，1940），批评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形似“科学”，摭拾堆砌那些不经评论的史实数据作为知识，他的结论是：

如果这个（文学）专业对“文学之为文学”缺乏兴趣，它就会走进死胡同。

夏志清对普实克的议论不以为然，大抵可以从“新批评”学派与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为尚的实证主义式文学史研究的抗争这个脉络去理解。不过，普实克的理论资源虽然讲“文学科学”，却与“新批评”所针对的科学主义并不相同，甚至同是站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对立面；韦勒克在《欧洲近期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The 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ry Scholarship”）一文，就举布拉格学派为反实证主义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夏普之间，或者“新批评”与“布拉格学派”之间，其实异中有同，都是以 “文学之为文学”作为思考的中心；只是前者的文本中心意识比较强，而后者则以文学过程为重。两人的争议，其关键就在这不同的着眼点。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原毕业于捷克查尔斯大学，也是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他早年发表的《文学史的理论》（“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1936）一文，是这个学派的重要理论文章。文中正好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作出区辨：

在文学评价这个问题上，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没有甚么不同；他们的真正分野在于一个重点：文学批评家究心于个别作品或者作家，而文学史家要追踪文学艺术的发展。

四 建构“伟大的传统”

在夏志清的意识中，文学史家本来就要肩负文学批评的责任；尤其以中国的现代文学而言，已有的文学史论述并不可靠；因此，他以公正的批评眼光，“重新估价”当中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缘此路往，据《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和《新文学的传统》两篇序文交代，夏志清认为自己渐渐体认出“新文学的传统”，甚或 “中国文化的‘真传统’”。这个思想历程，其出发点固然是“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但终站却是满怀道德热诚的利瓦伊斯（F. R. Leavis，1895-1978）“伟大的传统”观。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序文中，夏志清提到“英国大批评家利瓦伊斯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说读后受惠不浅；《耶鲁三年半》一文再补充说自己治学受利瓦伊斯影响，早在上海时已读了利瓦伊斯的《重估价》（Revaluation：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1936）及《英诗之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撰写博士论文时深受其启发。从《小说史》到他著名的“情迷中国”论（“Obsession with China”），夏志清的人世关怀表露无遗，当中利瓦伊斯的影响亦不难察见。同此，普实克的文学论其实也不乏社会关涉的讨论，其思想根源可回溯布拉格学派以文学为符号的“社会功能”论，再加人本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夏普两位学者于社会人生关怀的异同表现，以至其思想渊源的比照，值得另文进一步讨论。本文先从文学史观之形构面向，就利瓦伊斯与夏志清的关联作一分析。

韦勒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5，1986）中评述利瓦伊斯的贡献，说他是“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批评家”，称许他“以文化对抗文明、以体现价值的领悟对抗科学的解释”，完成了“每一位人文主义者所应履行的任务”。我们在众多评论利瓦伊斯的著述中选择引述韦勒克之言，是因为韦勒克在该卷批评史出版之前半个世纪，曾经和利瓦伊斯有过一场笔战，而这场笔战与夏志清及普实克的辩论又有其相近的地方。

1937年韦勒克投书到利瓦伊斯主编的评论杂志《细察》（Scrutiny），对《重估价》一书提出意见，赞扬作者“秉持二十世纪观点以重写英国的诗歌史”；不过他希望利瓦伊斯可以为书中的评论基准作出“更清晰的”和“系统的”说明、对所站的立场作“更有抽象意义的辩解”。利瓦伊斯却不以为然，他以编者的身份在杂志响应，指出抽象概括的解说只是“哲学”的要求；“文学批评”是另一种学科，重点是阅读作品的实际经验，“理想的批评家就是理想的读者，……哲学是‘抽象的’，而诗歌是‘具体的’；……文学批评家的工作是要取得一种完全的（读诗）反应，并尽可能将他的反应展现为评论”。两人的争论在于对文学论述的不同要求。韦勒克主张文学史研究（他以为利瓦伊斯是在“重写英国诗歌史”）应该提升到概括的、抽象的思维，对所下的判断作出“系统的”解释；利瓦伊斯则认为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对象固然是具体的作品，而所作的评论也是具体的阅读经验的文字呈现。他觉得韦勒克的要求只适用于哲学的范畴。

利瓦伊斯主张批评家的职责在于实质的判断及具体的分析，大概同于夏志清之以作家作品的鉴别评论为《小说史》首要任务的想法。在言论上，利瓦伊斯从不认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性；反之，他却最能宣扬文学批评在现代文化的意义，致力以文学批评推动文学教育。事实上，英国大学的“文学”的学科地位，正因为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和利瓦伊斯等剑桥学人所倡导的“批评”方法，而得以奠定巩固的基础。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从《英诗之新方向》、《重估价》，到《伟大的传统》，以至不少其它论文，利瓦伊斯一直在重写英国（后来更连及美国）文学史，表现出独到的文学史观。尤其影响夏志清《小说史》书写的《伟大的传统》，其一特色是只有少数几位小说家可以进入他所核定的“伟大的传统”：如奥斯汀（Jane Austin）、乔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至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他所采的大概是“排除法”，不少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都不入法眼。夏志清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1977）一文说：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还没有电影、电视这些娱乐媒介，当时读小说的人真多，而且可读的小说家数目也真大。但至今供人研读的为数不到十位，而且英语系统国家觉得每个读书人非读不可的大家祇有两位：狄更斯和乔治 艾略特；连萨克雷和哈代也比较次要。一部严正的文学史不仅是为当代人写的，也给后代读者作了最谨严的鉴别。

这个论调，基本上就是《伟大的传统》中的判断。利瓦伊斯的“最谨严的鉴别”，排除了许多知名作家，选立了非常有限的几位，当然是在打造“正典” （canon-making），建构一个可供体认的文学传统，重新书写文学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文学传统的结构方式，不在于被选定作家本身的谱系血缘，而在于利瓦伊斯根据自己的“细察”，判定个别小说家之为伟大，而将之集结成一个“传统”。除了艺术的考虑，利瓦伊斯最重要的基准是“一种充满生机地感应经验的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虔敬虚怀，一种明显的道德热诚”。

利瓦伊斯建构“伟大的传统”的思维，大概成了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楷模。他在《小说史》中文版序说：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又说：

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作品都和“人生”切切有关，揭露了人生的真相，至少也表露一个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批评基准与利瓦伊斯相差不远，而《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开始在建立“利瓦伊斯式”的一个“新的传统”。当中的结构方式也很类似，《小说史》虽然有六百多页，但正面讨论的作家并不算多，特别是与常见的中国新文学史相较，其严选的意味很强烈。当然，夏著更惊世绝俗的是在这个严选的单子中收入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当时文学史所疏略的名字。他在回应普实克时说：

对他（文学史家）来说，一位与时流迥异、踽踽独行的天才，可能比大批随波逐流的次等作家，更能总括一个世代。

“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本来就离不开价值的判断；无论利瓦伊斯或者夏志清，在设定一个稳当价值标准之后，就能够以之“断千百之公案”。夏志清当时的惊世之论，现在已广为学界接受，说明他不受前人论见所囿之可取。

我们说利瓦伊斯的“传统”是由批评意识所构建，表示其间存在某种构连的作用力；虽则当中的个别单元数量仅是寥寥，但利瓦伊斯所赋予的“伟大”内涵，足以令这些个体互相构连成“整体”。夏志清的《小说史》所论同样不多，他在原书序文说自己作为“文学史家”，从浑沌中“清理出一定的秩序和模式”，以之与 “共产主义论述中的现代文学传统”，以及“影响现代文学的西方传统”，作出比较。这样说来，夏志清《小说史》虽然重点在于卓越作家和作品的“发现与鉴赏”，但其间思维既然有“传统”的意念存乎其中，则不能说完全没有“整体”的考虑，只是他也和利瓦伊斯不打算向韦勒克交代一样，认为不必要就此作系统概括的说明。

五 结论

至此，或者我们可以作一个简要的总结。夏志清与普实克同样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二人不但开风气之先，各自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两位学者之间的论辩，代表了两种研究方法的碰撞。大家都认为研究应得出客观的、可供验证的成果。然而，究竟要怎样才能找到客观的“真相”？双方响应这个问题时就有不同的进路。普实克论述的前提是：文学乃一超越个别殊相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又化成不断演变的过程结构；这过程的结构繁复多端，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才能发掘出结构的全貌；而这个全貌或者“整体”本来就与个别元素如作家和作品等，互为作用，非兼取不能得其真相。至于夏志清则主张研究由个体出发，“客观”的重心在于研究主体之不存偏见，对研究的客体作实证实悟的深入探究，由个别领会所得的经验，迭加积累，再慢慢掌握其间隐隐存在的传统。

从方法论而言，普实克背后的布拉格学派倾向精密系统的思考，所照顾的层面比较周到；然而所设想的超越个体的“文学结构”，其存在模式毕竟难以实证，只能视作一种潜在的可能。尤其当时普实克认同中国的左翼革命论述，以之为议论推展的“事实”根据、“客观”基础，而不敢置疑，以致理想和现实界限不清。当论述的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向有所分歧时，普实克所作的许多历史判断就因为这个可见的落差而显得失效。至于夏志清的进路，无论是出诸耶鲁学派之以文本为宇宙的学说，还是利瓦伊斯以文学包融人生、文学为人文精神枢纽的论述，其用心经营处都在于个别殊相与具体感应；批评家实证实悟的能力比所依仗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精彩的批评家如夏志清，就立下不少实际批评的典范。然而，正如利瓦伊斯建构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其存在的“现时性”比“历史性”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绩也不在于这一段历史过程的形塑，而在于“卓越的发现与鉴赏”。普实克的弟子高利克（Marián Gálik）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普实克：他的学生所见证的神话与现实》（1990）中检讨这次夏普之争说：

这次对决没有所谓谁胜谁负。但我们有需要声明，普实克的其它研究比这次辩论表现好，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后学应该多花时间在他的其余著述之上。

我们认为高利克言之有理。普实克的确有不少论文写得比这长篇书评好，对后来研究者启迪甚多。夏志清亦如是，他更成熟的观点，如“情迷中国”论，如“新文学的传统”说，在与普实克笔战时仍未发表。若果我们“让历史作裁判”，则这次对决还是各有胜负。在个别作家的评断而言，夏志清当日出众独到的眼光，得到后来文学史的肯定；这说明了有效的“文学批评”，足以令“文学史”改写。至于普实克的贡献，不在评价而在分析；他所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抒情的”与“史诗的”动向，对晚近的研究还有巨大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并非得之于逻辑运算或者科学测量，而是通个他对整体文学活动的感应体会加上细密观察而达致。换句话说，他的贡献正好说明了“文学科学”不等同“自然科学”；“科学”在此的意义，回到“Wissenschaft”所具备的人文精神源头，也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普夏之辩，意义固不在两人高下之分，而在于帮助我们思考文学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的弹性和幅度，如何容纳不同面向的释义与评价的活动。

文匯報    琴台客聚：文評大師夏志清    2014.01.07

黃仲鳴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年將盡，又傳來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教授逝世紐約的消息，不禁低迴不已。有個研究星相學的朋友說，二○一三是個「文曲星」災難年，看來真的被他說中了。

不過，夏志清年已九十二，該是高壽了。據云在晚年，思想還清晰，離世時十分安詳；他兄長夏濟安上世紀六十年代猝然而逝，亦算去得沒多大痛苦吧，比一些人纏綿病榻、苦熬一段時間才溘然而逝，「幸福」得多了。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方當青少，在香港大會堂圖書館慕名借得夏教授的耶魯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來啃讀。對夏教授捧張愛玲捧得那麼高，便頗不以為然。記得那時初入行當報社雜誌編輯，與主編先生曾發生一場「舌戰」，我說：「張愛玲不過是個鴛鴦蝴蝶派！」現在想來，我的「觀感」已改變了很多，因為有些鴛蝴派確可變為經典的，正如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可以由俗變雅，可以傳世的。

夏志清其後的幾部中文著作，我都買來看了，如《愛情．社會．小說》、《人的文學》、《雞窗集》、《夏志清文學評論集》，以至最近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等，一見署名「夏志清」的都買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遲至一九七九年才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但其時，得夏志清的挖掘和定位，張愛玲熱在港台已風火起來；大陸改革開放後，張愛玲也成了「神」，一直「神」到今天。

其實，夏氏兩兄弟中，我最心儀的還是夏濟安。他死後，在夏志清的回憶文字中，知道他推崇通俗文學，也愛看武俠小說，這或和我的脾性相近吧，可惜早死，未能看到他這方面的論述。赴美後「被迫」研究左翼文學，寫了一篇又一篇，死後才編成一書《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es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九七一年，台北志文出版了《夏濟安選集》，至今我仍不時拿出來讀讀。如果他有其弟那麼長命，一定還有不少極為可觀可讀的著作。

話說回來，夏志清除捧出張愛玲外，錢鍾書亦為他「一錘定音」。錢是學者，他的小說在當年來說，多為世人所「忽視」，夏志清卻尊《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說。」如此「坦率」評述，如此「毫無保留」的評述，夏志清確是「快人」一名。

一言以蔽之，夏志清是個「不跟人家走」的評論家，勇於挖掘被埋沒、被疏忽的作家。他的史識、史見都高人一等，怪不得有人推他為「中國文評第一人」。

夏志清這種作風，對我影響相當大，寫起文評也不隨波逐流。於今歷史證明，他評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都是獨具隻眼。雖然其後坊間學院湧現了不少評張著作、論文，我都看不入眼；尤其是以艱澀的西方文論來硬套張愛玲作品，更吾不欲觀之也。

夏氏兄弟俱去矣，當代文評家中可稱「大師」的，還有誰？

齐鲁晚报    文章的力量来自“你知道什么”2014.01.08

　　黄万华

　　2013年的最后一天,忽闻夏志清先生驾鹤离世。这位被王德威等人称为“总也不老”的老顽童,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故事。 2006年,85岁的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记者访问他,他说自己“好像在做新娘子”。2009年春节,他染病入院,一度靠机器呼吸,插管进食,还以笔谈方式与护士开玩笑；转了三个医院才平安,他说自己“比以前还健康,照常看书、读杂志、讲笑话”。现在想起他,就想起他说过的话:“读书要趁年轻,但读书多了,会变成书呆子,还是要尽量保持活力和幽默。”这也是夏志清的夫子自道。

　　上个月,在深圳大学参加海外汉学视野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议,我专门谈到了夏志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学者因为中国局势的变化,未能如“五四”学者那样学成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开启了海外文论的重要流脉,他们中卓然成大家者,颇有人在。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的夏志清毕业于沪江大学,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白先勇等大学时的恩师)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助教,适逢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支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夏志清由此留学美国,1951年在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961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翌年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近三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巨擘。

　　夏志清说过: “文章的力量来自于what　you　know(你知道什么)。”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半个多世纪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之一,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谁也无法回避对它的参照、借鉴、反思。《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力量正来自于夏志清认真细致阅读作品、坚持文学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从真正好的作品中学习”。《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不久,曾遭到东欧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这种批评反而使人注意到,夏志清的海外研究延续了中国文论的传统。

　　1943年秋,还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的夏志清在宋淇家中见到钱钟书夫妇,此时,《围城》等尚未问世,而夏志清求教于钱钟书的是学问之道。多年之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钱钟书赞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这一知己之见中所言 “识力之定”、“文笔之雅”正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境界,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职责就是以己之慧眼、胆识发掘“与众不同,能结合艺术与生命”的作家作品,而其对作品的阐释,是以其“文笔之雅”体现出来的艺术与生命的再创造。《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于1961年,在世界冷战意识形态的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等作家创作的发掘,这种发掘通过夏志清对他们作品精美的解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志清的作品解读不只是来自于新批评、细读法的影响,更立足于他在母语阅读中对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深切体悟,而这种体悟在非中文母语的外国汉学者中是极难产生的。所以,尽管普实克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也下力甚深,但夏志清那样的母语细读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研究中,相反,他尽管信仰左翼意识形态,但其研究有着西方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他会从这种文化背景上追求文学研究的客观性,而认为夏志清的细读是主观化和非科学化的。

　　在我看来,夏志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恰恰在此。之前,各国汉学研究都产生在各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形态的语境中,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海外华人学者的成气候,一批在海外华人学者培养下成长的汉学家开始活跃于汉学界。夏志清自己执教哥伦比亚大学29年,“作育英才无数”,其中被称为“夏门四大弟子”的狄华斯根、何谷理、耿德华和齐夫斯都是当今美国汉学家。海外华人学者在自己母语阅读语境中养成的学术素养、眼光,使他们对中国作家、作品有更多更真切的感受,其对海外汉学的影响是这半个多世纪来世界汉学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爱玲即便在香港、台湾也不太被人所知,她自己也遁世。当夏志清读到宋淇寄来的香港盗版张爱玲作品,其母语感受力使他一下子发现张爱玲作品的隐喻之好,在小说史中辟以专章,推崇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此后,张爱玲才真正为文学史所重视,而夏志清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性传统。这一传统至今影响深远,而它是非华人学者难以开启的。

　　夏志清个性快人快语,写文章痛快、讲真话,读者读来也痛快。他离开以后,人们会因为这,长久深切地怀念他。

夏志清：捞张爱玲与沈从文的人 第B17版:悦读 20140108期 济南时报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影

□本报记者 韩双娇

　　几天前，当人们都沉浸于“一生一世”的跨年狂欢时，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在美国过世，他就是夏志清，享年91岁的现代文学研究泰斗。对这个名字，普通民众也许并不熟悉。夏志清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丰碑性的贡献。他一生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的最卓著贡献就是，打捞了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钟书等今天耳熟能详的文豪的文学价值。

　　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志清的学术研究以及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没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热潮。

文学研究去意识形态化的先锋


《中国现代小说史》可以说是夏志清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学术著作，按照学者刘绍铭的说法，这本书给人的最大惊异，是“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重视”，而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的名字曾经长时间被当时的文学研究者无视，甚至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中，都找不到。这本书成于1961年，最初用英文写成，集中记录了夏志清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和评价，他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而在当时这具有石破天惊的意味。虽然这本著作的中文译本早已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流行于港台地区学界，但由于内地文学研究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左右，直到 2005年该书才首次被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内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对记者表示，如果没有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就不会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内地学术研究的范围，“整体来说，夏志清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影响了至少两代学者，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文学研究去意识形态化提供可能，让文学研究回归了纯文学的话语，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在当时看来崭新的可资借鉴的参照。”

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的“始作俑者”

　　夏志清让被遮蔽的伟大作家重见天日，谈起左翼作家，他并不随俗称许鲁迅或者茅盾，而对张天翼和吴组缃提出极高评价。除此之外，又特别钟情于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以及萧红等。如他对张爱玲《金锁记》的评价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对钱钟书《围城》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又称赞沈从文“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在沈从文被两岸评论家刻意忽略的年月里，夏志清是极少数给他极高评价的知音。

　　著名学者王德威甚至认为，“由于夏志清的推荐，张爱玲及钱钟书的声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急涨直上。过去三十年来张爱玲在港台地区及海外尤其受欢迎，声势之盛，直追鲁迅。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热也席卷了内地文坛。”夏志清的研究，以其对现今仍受到读者欢迎的几位作家有别于正统的发掘与评价为业界熟知，而对于这位幕后的操盘手，却并不为大众读者所知，这大概就是属于一个纯粹学人的必然归宿。

让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国际主流视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夏志清是第一个系统地向海外向英美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家，“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汉学研究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思考”。房伟也指出，夏志清的另一大贡献是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

　　如今，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几乎所有的综合类大学都配备了相关专业，已经无疑是一门显学。而对于万千读者来说，张爱玲、沈从文、萧红以及钱钟书相关作品的持续热销也可以对夏志清当初的慧眼独具，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时代周报    何谷理：我的老师夏志清    2014.01.09

钱津宁 插画

美国东部时间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去世。有人说是他发掘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如今我们知道的关于张爱玲的最重要的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均出自他口。在文学批评家饱受争议的今天，有人说，随着夏志清的离去，曾经的文学批评的时代也在隐退。

口述 何谷理（Rodert Earl Hegel，华盛顿大
学圣路易斯分校东亚系主任）
翻译整理 特约记者 董子琪
 
在很多不同场合，夏老师都把我称为“高徒”。我很荣幸。

上世纪60年代下半叶，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议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这项议案的目的是让美国公民熟知世界上重要却鲜有研究的语言，首选当然是中文和俄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完本科后，导师建议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研究生。我由此进入美国政府拨发奖学金资助的中文博士项目，成为第一批跟随夏老师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这笔资助，我和我的同学都无法付得起高昂的学费。

从不按教学大纲上课

夏老师从耶鲁英文系毕业，在当时，对于英文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不太好找到教英语的工作，他开始就在一个排名很差的小学校教书。他说非常讨厌那里。为了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他持续地阅读，用新批评的方法阅读中国文学。但中国20世纪文学的美学标准未能达到政治标准，他对此深有不满。他想要人文主义，而现代中国作家想要社会变革（夏依据这套新批评标准，也不喜欢狄更斯或者雨果）。这是分歧最初的表现。当时美国只有少数中国文学学者，所以当哥伦比亚开始招人时，他申请并且得到了职位。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的中国文化遗产就是巨大的优势。但这可能也是一些前辈质疑他或者他的学生的原因。夏老师意识到他必须抓紧时间进步，因为他先天不如那些在各自领域已有声名的同事。终于，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无懈可击，这建立了他和他的学生在学界的声望，影响至今。

与之后跟随夏老师的同学们体验不同，在我们的课上，夏老师会说很多他自己对于文本主题的个人观点。他从来不按教学大纲来上课，总是“厚此薄彼”，他也会花很多时间纵横捭阖、上天入地，贯穿政治、社会和文化种种议题。夏老师毕竟属于耶鲁新批评学派，他在课上公然宣称，没有和读者交流的文本就应被遗忘，他对文学史毫无兴趣，觉得应该重视今日仍影响广泛的大师杰作，而在他眼里，能称为大师杰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我们在课上基本不讨论，只听夏老师说。他的讨论课就是阅读课，大声朗诵一行行的文本，翻译成英文，然后讨论比较艰涩的部分。因为我们学生的母语都不是中文，所以如果想要文本细读，仍然需要以这种方式学习中文。因为他不怎么让我们读二手文献，所以我们就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写课程论文。他的英文笔迹实在是太难认了，我们得聚在一起讨论他到底写了什么，或者还得敲开他办公室的门，问他写的是什么。从他的评论里，我能看到他想让我们学他是怎么写论文的，但这当然很难。

我记得在他的古典小说讨论课里—当时他正在完成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他对于他所分析的六部小说非常兴奋，这个讨论课的内容就是他饱含激情地讲述这些小说，两周一次。他所教授的内容实在太多，我们光记笔记就记到手疼。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向，但其实这些古老的小说也跟政治没有很大的关系。他自由自在地展示他对古典小说的热爱，就是在这门课之后，我决定放弃现代文学，决定学习明清小说。他给我论文的评价就是要么很差要么很好，他也鼓励修改，所以我有机会把那些浅见转化为更为深刻的观察与分析。以这样的方式，夏老师教会了我怎么读。在他90岁华诞之时，我说到这个，他笑笑说，那你也毕竟学会怎么读了啊。其实我学到的是批判性阅读，他已经忘记我当初的进步有多艰难了吧。

处处吐槽，时时努力

他对于我们要求严格，而作为学者，他更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尤其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有次，大概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之后，我在他的办公室听他说一个台湾期刊约他写一个作家—大概是张爱玲的评论。他有点胆怯。他说他从高中就开始训练自己以英文写作，担心自己的中文相比之下显得幼稚不堪。可见他对于用母语写作也设定了极其高的标准。当我对中国学者说及此事，他们都说，他写得那么好，怎么可能不自信。我始终尊敬他，因为他无论使用何种语言都极其在意写作水准，我努力追随他，我的学生可以证实我一直在毫不厌倦地编辑他们的论文。

但是不能不说，夏志清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观点，倾向明显。入学后，我很快就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塑造了他对现代文学的观点，就像鲁迅写作也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世界各处都是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大部分年轻人都信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左倾观点，要改造世界更要理想主义。当然那时大家还没预见到“文革”将会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夏老师会在课堂上说那些学生领袖应该被“狠狠地射击”，他有点“极端”的政治观点让我们怀疑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尤其是他对于比如张爱玲以及其他一些台湾作家的宣扬，使我们不由得开始独立思考他所教予我们的鲁迅、老舍、茅盾等。他的“偏激”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让我们更加敏锐地察觉文学研究理论方法里的“含义”，以及那些政治观点本身就激昂的文本。可以说，如今更微妙的文本解读方式就是从那种极端的分析中衍生的，这些都影响了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

也许有不少人说过夏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尤其关于他的智力超群和机警灵敏。他喜欢聚会时玩bad boy、品评议论、语出惊人，有些人很喜欢他那些甚至令人浮想联翩的色情暗示的评论，大概他在公共场合就是喜欢揭人短，一针见血吧。我竟然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表面上他简单、喜欢开玩笑、处处吐槽，但实际上他深沉、复杂，热爱文学和写作的艺术。我觉得我应该看到了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

普实克其实很尊敬他

关于震荡学界的夏普之争，我也有些相关见解。我在安娜堡见过普实克，当时他正在密歇根大学访学，那正是苏联军队开入布拉格，捻灭布拉格之春的同日。当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普实克立刻收拾行动，飞向故土，抵御外敌，在此之后，他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度过数年。

普实克非常尊敬夏志清和他的观点，认为夏老师是杰出的文论家，但普实克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必须结合历史语境。我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同时，也必须是文学历史学家，夏老师认为普实克太像历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普实克则认为夏老师太过于高拔理想，与现实无涉，把文学当作是超越现实中一切有普世价值之物。普实克建议我认真研究夏老师的文学见解，但别忘了这些文本写作之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

夏老师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研究的开拓者，在“文革”期间中国学者噤声的年代，他是古典小说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论述极为重要，尽管他的第一部论著中的政治站队更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立场。虽然夏老师喜欢开玩笑，但大家还是非常严肃地尊敬他，他不仅是这样的学者而已—1949年之后，冷战来临时，美国开始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并提供奖学金给我这样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继续研究生学习—夏老师之前的西方中国文学研究更注重诗词，因为那更高档雅致。几乎没人研究小说和戏曲。夏老师无疑是其中先驱，他为我们介绍了小说和戏曲，为此当得起最深重的谢意。他对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发掘，当然有政治因素的驱动，但他并没有被其他的同类文学吸引，他看重其中的人文主义，并认为他们的小说艺术可与19世纪西欧文学媲美。最初我们也对这两位作家的政治性存疑，不过之后立刻意识到，摒除政治，其艺术复杂性实在着迷。这也正是夏老师的贡献不可否认之处。


夏志清
1921－2013

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他发掘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

　

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时代

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07年11月19日，我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了夏志清先生位于113街的寓所，这里可以步行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我看过夏先生《书房天地》一文，对他坐拥书城的情景早已了然于胸，夏先生也乐于带我四处看藏书。书架上外文书看得我眼花缭乱，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王洞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夏先生带我到另一间房子的书架上看中国作家送的著作。“师陀一直感激我，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他的一章，他是河南人，河南大学出版社也感到光荣，为他出了一套全集，载有我的书信和照片。全集八册，你看多么精美!”

“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

孙康宜的《“快人”夏志清》中说，夏志清自称保持年轻的秘诀不过是按时吃许多维生素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夏家一个桌子上摆放维生素之类的药品。聊起长寿之道，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

夏太太王洞总在一旁悉心照顾，后来交往我才知道，连夏先生给我的电邮，也由夏太太代劳。笑谈中，我问起当年结婚时，夏志清是否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的话。夏志清笑道：“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这是纽约当年最有名的Plaza Hotel，已经关门了。这个hotel很大，吃午餐都很贵，我们只请了15个老友。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初次见面，我送了一本《访问历史》给夏先生。2007年11月26日下午再去夏家，发现书上凡是提到“夏志清”之处，均画上了标记。夏先生提起其中因缘，夏太太则特别跟我说：“你访问陈之藩那篇写得最好。”我才想起《访问历史》中陈之藩先生的谈话：“唐德刚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的女孩，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当年唐夏二公因《红楼梦》吵架之事，如今可置之一笑，我却发现夏先生有点黯然神伤，夏太太说：“我们两家还是好朋友。”

兄长夏济安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一生从商。夏志清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自称“当代中国小说，简直不看，一直在研读西洋文学。”我问：“您在上海读的沪江大学算是什么样的学校？”夏志清解释：“比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稍为差一点，NO.2。教会学校有很多种，沪江大学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址设江湾的校园很大，抗战开始后，学校搬进上海租界。我也住在租界，上学就像上班一样的，乘电车，回家也是这样。”

夏济安一定是性情中人。我从刘绍铭和白先勇的回忆中得到这个印象。可惜这位性情中人1965年2月23日去世，年方四十九。夏志清语带感伤：“我哥哥在南京读大学时，因患肺病而休学，在昆明、北京教书时，身体已不错。他到美国来，太用功，不去看医生。他太忙，又是单身汉，不禁烟酒，常在外头吃饭，脑充血，一下子就走了。”

我问起夏志清记忆里小时候哥哥夏济安是什么样的。夏志清说：“我从小有这样一位长兄照顾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他比我大五岁。他去打天下，先在苏州读桃坞中学，后来到上海读立达学园、上海中学，高中则在苏州中学毕业，同学不少是名人。他念书很好，后来得了一场病，没有根治。”

《夏济安日记》里提到暗恋女学生李彦的故事。夏志清说：“哥哥1943年11月才去内地，1945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才同大一女生李彦一见钟情。 1965年2月我去伯克莱奔丧，从他1946年的日记簿上看到他痴爱李彦的细节，过了几年后才决定把日记发表。原先同时在台北香港报章上连载，果然轰动。女性读者尤其喜爱这本日记。”

“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

1952年，夏志清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随后得到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从此“过了三年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

我问：“您怎么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答：“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时。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我不看中国东西的，一直看西洋文学。我读英国文学，主要先研读英国的大诗人，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容易讨论。”

夏志清谈起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心得：“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别人的书，大话很多。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的小说不错，《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

夏志清又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当然老舍有才，有中国老派人的味道。老舍在英国、美国都待过，后来变了。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郭沫若不用提了，老舍变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写了不知多少剧本。”

力捧四作家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经典，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对这四个人重视不够。

那时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纽约放映，在纽约华人圈中是热议的话题。我便顺口问夏先生：“您怎么看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没想到夏志清的回答是：“《色，戒》是后来的东西。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她到纽约来住过一两个月，我请她到上海饭馆吃汤包，蟹壳黄都请不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我问：“在1940年代，《围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夏志清说：“《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锺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锺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

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都红了，唯独张天翼没有红。我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应该是作品来说话，现在看起来，张天翼的东西站得住吗？”夏志清马上说：“当然站得住了，我的话也没有假的，他最厉害了。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沈从文和张天翼两个人才太高了。可张天翼就是不红。”

“我怀疑是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夏先生，您有没有看走眼？”

“我怎么会看走眼呢？没有人捧他，什么道理？这句话问得好！很可能，他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夏志清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他扬名海内外的两部英文专著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订）和《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我和夏先生的两次长谈，话题的中心总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反而没有细问《中国古典小说》。现在回想，可能《中国古典小说》中探讨的六大名著说的人已经太多了。后来发现夏志清生平所读的第一本名著是《三国演义》，不免勾起我少时读《三国》的快事，夏志清的许多见解很合我的口味。至于夏志清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独家分析之妙，更使我心折。

太原日报 怀念夏志清：文学评论要客观理性 给读者选择余地    姜伯静    2014.01.09

        2013年12月29日下午，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享年93岁。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挖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地位，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

　　从个人喜好的角度讲，我并不是非常喜欢这位评论家，因为他看低了鲁迅。但，这并不妨碍夏志清在我心目中的伟大。从文学评论对读者的引导意义上看，夏志清无疑是一位优秀的阅读引导者。至少，他以自己的视角，通过自己的认知，给读者尤其是上世纪中叶之后的海外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中国文学和选择中国文学的方式。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中最欠缺的。

　　中国人的阅读以及阅读环境，尤其是前推几十年的阅读和阅读环境，往往“非此即彼”，受人为因素影响极大。甚至，我们是带着情绪、倾向和有色眼镜来看待诸多作品和作家的。而这种阅读倾向，直接影响到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在多年以前，张爱玲、周作人这样极有争议的作家，中国的读者不读，没有人向海外推介，这样带给世界的中国文学印象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所以，夏志清算是完整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拓荒者之一。看看今天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张爱玲成为中国文坛的热点，而无论如何研究、拓展，都与夏志清“先入为主”的贡献分不开，夏志清对中国文学前瞻性的论断更值得我们佩服。

　　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者，应该从夏志清这里反思自己的道路，至少应该做到这样一点：“除了批评作品和作家本身，也要给读者另外一种选择。”所谓给读者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要把作品一棍子打死，或者一味地捧上天。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巴金”这一章节的开头中如此介绍巴金的作品：“……尽管佳作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内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美的企图……”但在最后，他又说：“巴金有关现代中国的短篇故事，分享了他长篇和短篇的温情主义。”这似乎很矛盾，但在我看来，这并不矛盾，而是给读者了阅读的选择余地。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家们，也可以将文学评论写得更理性些、客观些，尽量让读者多了解一些。多给读者另外一个选择，这才是今天文学批评需要实现的意义。

New York Times  C. T. Hsia, Who Brought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Dies at 92    William Yardley    2014.01.09

C. T. Hsia, a scholar who helped introduc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in the 1960s, providing close analysis and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writers who are now widely recognized, died on Dec. 29 in Manhattan, where he taugh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for three decades. He was 92.

His wife, Della, confirmed the death.

Dr. Hsia (pronounced shah)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7 with a plan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n return to China to teach it. By 1951 he had earned his doctorate at Yale, writing his thesis on the realist poet George Crabbe.

But while Dr. Hsia wa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o Zedong was settling into power in China and purging the country of dissent and Western influences. Dr. Hsia decided to stay in America.

Unable to find a job teaching English, he joined a Korean War propaganda project, overseen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o help write a manual on China. The research took him deep into a topic he had largely ignored as an ambitious undergraduate in Shanghai: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61 he produced his seminal work,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In 662 pages, the book offered extended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novels that he then discussed using close textual analysis.

“It’s a singular work,” said Wei Shang, who teaches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t Columbia. “He was the first to write the literary history so that other scholars have something to rely on. Although they may disagree with him, they cannot ignore him.”

To his critics, Dr. Hsia was improperly using Western standards to judge works produced in an ancient Asian nation. And the new can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 sought to create, they said, was limited by his political biases. Why, they asked, was he so dismissive of the leftists who supported the rise of Communism? Why did he pay so little attention to Lu Xun, considered by many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ch admired by Mao? Why so much praise for Eileen Chang, a largely nonpolitical and relatively low-profile writer at the time?

“He ignores the fact that new China is not just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but the reckoning of history,” A. C. Scott, a China scholar working at Columbia, wrote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61, though he called the book “a helpful guide.”

But the book was undeniably influential. Dr. Hsia had essentially helped create a new academic field. He was hired to teach at Columbia that same year.

Dr. Hsia, colorful and contentious, did not back down from critics. He argued that Chinese writers suffered from an “obsession with China” and that they did not embrace universal human concerns that transcend China’s borders.

Ms. Chang, who wrote “The Rice-Sprout Song,” “Naked Earth” and other novels, was dismissed by some as a pulpy romance novelist. (She died in 1995.) Dr. Hsia admired her partly because she focused on themes of everyday life without taking political stands.

“That was truly a radical judgment by any standard, and yet the next 40 years saw Eileen Chang rise to the highest highs,” said David Der-wei Wang,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whom Dr. Hsia mentored. “Everybody loves Eileen Chang nowadays.”

Hsia Chih-tsing was born on Jan. 11, 1921, in what was then a modest section of Shanghai. His father, Ta-tung, was a banker before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1949. Dr. Hsia and his older brother, Tsi-an, both became interest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when they were teenagers. Dr. Hsia graduated from Hujiang University in 1942 and taught at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receiving a grant to study at Yale.

In addition to his wife, the former Della Wang, whom he married in 1969, his survivors include two daughters, Joyce McClain and Natalie Hsia; a son, Ming; a sister, Yuying Xia; and four grandchildren.

After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Mr. Hsia went on to write other influential books, including, in 1968,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He also wrote essays about Chinese poems, plays and prose from beyond the modern area that was his specialty.

Much of his work was banned in China for decades. A heavily abridged version of his first book wa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mid-1990s.

In later years, Dr. Hsia made a point of recognizing some impressive leftist writers whose work, he said, he had been unfamiliar with when he wrote his 1961 book. Yet he never warmed to Lu Xun. 

“Even in his final years,” Dr. Wang said, “he still said, ‘What a waste of talent.’ ”

夏志清超越的，是中国的边界

学者夏志清12月29日在曼哈顿去世，享年92岁。20世纪60年代，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介绍到西方，对一些作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次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如今这些作家都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去世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30年。

他的妻子王洞证实了他的死讯。

夏志清1947年来到美国，计划学习英国文学，然后回中国教英国文学。1951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现实主义诗人乔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

但是夏志清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掌权，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清除中国的异见与西方的影响。于是夏志清决定留在美国。

由于找不到教英语的工作，他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监管的一个宣传朝鲜战争的项目，帮忙撰写一个关于中国的手册。这项研究引领他深深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世界，而他在上海雄心勃勃地上大学时，对这个主题并不关注。1961 年，他出版了一本有重要影响力的书——《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在这本662页的书中，他提供了很多小说的长段英文翻译，并对这些小说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哥伦比亚大学前现代中国文学教师商伟说，“他是第一个写这段文学史的人，为其他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他们也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不能忽视他。”

夏志清的批评者认为他错误地采用西方标准评判一个古老亚洲国家的作品。他们说，他努力树立的中国文学新标准受到他政治偏见的局限。他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轻视支持共产主义的左翼作家？他为什么如此不重视被很多人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深受毛泽东推崇的鲁迅？他为什么如此赞扬没有政治立场、当时相对低调的张爱玲？

“他忽视了这个事实：新中国不是不幸的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A·C·斯科特(A. C. Scott)1961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不过斯科特称那本书是个“很有帮助的指南”。

但是那本书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夏志清实际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同年他受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风趣而喜好争论的夏志清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退却。他辩称中国作家患有“中国痴迷症”，他们没有超越中国的边界，关注人类共同的困扰。

张爱玲写过《秧歌》和《赤地之恋》等小说。有人斥她为伤感浪漫小说家（她于1995年去世）。夏志清欣赏她的一个原因是她关注日常生活主题，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

“不管用哪种标准看，（对张爱玲的）那种评价真的很偏激。在之后的40年里，张爱玲成为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夏志清的学生、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说，“如今人人都爱张爱玲。”

夏志清1921年1月11日出生在当时上海一个不发达的区域。他的父亲夏达东（音译）在1949年共产党上台之前是个银行职员。他和哥哥夏济安在青年时代都对英语文学很感兴趣。夏志清1942年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而后获得奖学金赴耶鲁大学学习。

他在世的亲人包括1969年与他结婚的妻子王洞(Della Wang)；两个女儿乔伊斯·麦克莱恩(Joyce McClain)和夏自珍(Natalie Hsia)；儿子夏明；妹妹夏玉英；以及四个（外）孙子/孙女。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夏志清继续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书，包括1968年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他还写过一些关于中国诗歌、戏剧和散文的文章，不囿于自己擅长的现代领域。

他的很多作品在中国被禁几十年。他的第一本书经过大量删减，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出版。

夏志清在晚年开始认可一些令人钦佩的左翼作家，他说自己1961年写书的时候不太熟悉这些作家。但是他从未对鲁迅产生兴趣。

“甚至在最后几年，”王德威说，“他仍说，‘他的才华真是浪费了。’”

翻译：王相宜

半岛都市报     最懂张爱玲的人，去了.    2014.01.10

　　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美国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1921年出生于上海，自二十几岁赴美留学后，一直生活、工作在美国，是美国著名的学者。

　　说到夏志清，立刻就能想到他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被评论称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在夏志清的书出版以前，我们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学还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天下。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原有的评价和认知体系，捧红了不少“新人”，也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扇窗。书中，夏志清详细分析并论证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地位，将他们从默默无闻捧到大红大紫。因此，有人说，在上世纪60年代，是夏志清的振臂一呼，让人们看到了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的价值。当时夏志清看好的作家，除张天翼并未走红外，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均大红大紫。直至今日，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经久不衰，他们的文学影响是持续的、深远的。读者的认可充分说明夏志清的独具慧眼。

　　在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四十多年后，2005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版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策划出版该书的编辑—上海九久读书人英美文学编辑彭伦告诉记者，“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早就出版了，而且在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很大。所以，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反响很好。我们这个简体字版更多是针对学生和大众读者，内容也做了删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并不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学术研究要引用原话，还是得看繁体字版。”为何直到2005年读者才能看到简体字版，彭伦说，“因为要在编辑技术环节进行处理”。

　　在自己看好的几位作家中，夏志清对张爱玲推崇尤甚。夏志清一生中，一直在做与张爱玲有关的工作，包括支持与鼓励张爱玲写作，帮张爱玲推荐文稿、联络出版社，即使到了晚年，夏志清也忙着关心张爱玲作品的出版工作。

　　夏志清说张爱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倾情倾力推崇。张爱玲去美国以后，夏志清与张爱玲之间开始有了交集，两人之间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地位最重要的断语有三：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这些断语下于1957年、1961年。振聋发聩的见解，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 ，改变了现代文学史作家的地位，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方向。

　　夏志清比1920年9月30日出生的张爱玲小半岁。两人的友谊后来也成了一段佳话。夏志清可谓是最懂张爱玲的人，懂张爱玲的文章，懂张爱玲的心思。如今，人们想了解张爱玲，特别是了解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多半是通过夏志清的回忆和讲述。

　　张爱玲晚年处境凄凉，特别是赖雅去世后，身心的孤独和经济的困窘，几乎把她逼到绝境。夏志清一方面评说、推介她的作品，帮她找工作，帮她同出版社签订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并在生活和精神上尽力施以援手，给予慰藉。张爱玲在书信中曾说，“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虽然晚年的张爱玲越发孤僻，即使与好友夏志清也始终保持着距离感，但夏志清依旧不求回报地帮助她。夏志清懂得张爱玲文章的好，说是张爱玲的伯乐丝毫不为过。而张爱玲也感恩夏志清的关心和帮助。夏志清说，张爱玲的文章就是好，所以他帮助张爱玲不求回报。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两人可谓知己朋友。张爱玲有夏志清这样一位知己朋友，此生足矣。

　　一本书捧红三位作家，这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存在着争议和质疑。学术应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并鼓励争议和质疑存在。说到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夏志清好友、学者陈子善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的说法不用全盘接受”。套用这句话，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看法和争议，对于夏志清对作家的褒贬，读者也无需全盘接受，最重要的是，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

东方早报    和夏志清先生的温暖往事    章小东    2014.01.10

　　刚刚吃完晚饭，端起一杯龙井茶，还没有来得及送到嘴里，上海传过来夏志清先生驾鹤仙游的噩耗，全家惊呆。第一反应是弄错了，这种新闻在美国还没听见，怎么会在中国率先报道？上网查询，不幸的是：传过来的都是事实，当即眼泪夺眶而出。

　　算起来和夏先生已有二十年的友情了，第一次见面时恰逢夏太太出城，夏先生一个人在家，因为一谈起来就忘记了时间，突然意识到应该告辞的时候，夏先生坚决留我们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造访者吃饭。这天夏先生请我们在哥大附近的一间中餐馆用餐，席间夏先生不断给我们加菜，让我们这对久离父母的夫妇感到十分温馨。这以后常来常往，和他一起吃饭无数，渐渐把他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师长和挚友。

　　从费城到纽约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预先电话打过去约定，夏先生便高兴起来。第二天到达夏府的时候，已近中午时分，先是一起前往周边的餐厅吃饭，因为知道我们喜欢纽约的中餐，最常光顾的是百老汇的“蜀香园”，女老板精明能干，儿子当时在哥大攻读文学硕士，因此对夏先生格外尊重，我们便趁机借光，这大概是我们在纽约品尝到的最精致的中国菜了。有一天夏先生多喝了一杯，大讲起当年他和夏太太约会的情景，第一次是在俄罗斯茶厅(Russian Tea Room)，楼上有个巨大的水晶熊。几十年过去了，夏先生回忆起来仍旧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真诚地注视着自己的太太，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深情。

　　夏先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快言快语绝不拖泥带水，也不掩饰自己是否会得罪人。但是无论是他的赞美还是批评，都妙语连珠，风趣到了让听他讲话的人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有一次他指着我说：“你长得太大了，不能manageable。”

　　在场者惊愕之余无不笑起来，只有夏太太在一边为我打抱不平，而我自己想了想便忍不住得意，因为我就是一个不能manageable的女人，心里一直暗自以此而自豪，不料被夏先生一眼看穿，我也值了。

　　但在学术领域里，夏先生绝对严肃认真，当年我的丈夫和他合作编书，那是不得发生半点马虎的，翻来翻去一直到完全满意才罢休，弄得编辑部的编辑都要发昏。当那本精美大气的书籍送到手上的时候，夏先生总算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说：“我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怎么会这么聪明？不得了，我真是聪明得一塌糊涂。”

　　幼小的儿子在一边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被夏先生一把捉牢。夏先生一看到他，就喜欢捉牢他“考试”，这种考试是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样样都有，从罗马史诗到三国、水浒，考到后来儿子变成考试大家，连美国最吓人的SAT和SAT2，都连续考出满分。而在当时，每逢通过夏先生的考试，儿子就会说： “我今天好像又聪明了一点了，总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了。”

　　后来，我们发现到纽约去搭乘汽车要比开车方便，于是就乘坐“灰狗”前往。夏太太知道了，常常预先准备好礼物，一次在给夏先生购买开司米围巾的时候，特意多买了一条送给我的丈夫，就把我们当作家里人一样；我一直在使用的SAKS第五大道的皮夹子，也是夏太太送过来的。我知道这种昂贵的东西，是她自己也舍不得用的。夏太太曾经帮我们找到免费的博物馆的门票，我们也在一起享受过纽约餐馆周的美食……这一切，都给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带来了数不完的快乐。

　　时间就在我们的欢笑当中一天天过去，外界传说夏先生的身体开始衰退，可是我们一点感觉也没有。每次看到他，仍旧是谈笑风生。一直到2009年的年初，夏先生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起先只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胃口有点小毛病，后发展为肺炎，再就是不断升级：走路、吞咽、讲话甚至呼吸都发生了困难。大家都为夏先生捏了一把汗，不料六个月以后他又站立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看到我们的时候只是略微消瘦，精神却是十足，让我们完全忘记了他是刚刚大病初愈。和往常一样，夏先生一开口就幽默得让我们发笑，他说：“冤枉啊！我是没有病进去，在医院里兜了一大圈，身上带了两个洞出来了。”

　　2012年4月我的长篇小说《火烧经》由台湾的麦田出版社出版，之前得到了夏先生的支持，特别撰写推荐。当年4月30日，在我们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参加《火烧经》的读书分享会之前，特别前往纽约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到洛克斐勒中心吃西餐。一向注重仪表的夏先生西装笔挺，夏太太跟在后面帮他戴上围巾帽子、穿上大衣。这天夏先生的胃口极好，让我们安心很多。

　　那以后因为儿子移居西海岸，我们前往纽约的机会少很多，只是抽空拨通长途电话，谈话间流露了双方的思念。2013年的11月间在电话里听到夏先生再次进入护理病房，还以为不久又可以听到他出病房的消息，正计划2014年的1月底回费城后立即前往纽约，有心去一次俄罗斯茶厅，为夏先生2月18日庆生。不料夏先生在睡梦当中离开了我们。

　　夏先生是在看到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出版；完成了台湾WMBC电台的录像采访；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庄先生见了面，然后大概是不想让陪伴自己四十多年的妻子过度悲伤，一直等到妻子回家休息，才一个人悄悄离去。

　　想起来在今后的日子里到纽约，夏府的客厅里不会再有夏先生风趣的笑话；大马路上不会再有夏先生一起边走边聊；餐馆里不会再看见夏先生胃口大开……眼泪便无法控制地流落下来，只有衷心遥祝夏志清先生在睡梦里，可以在俄罗斯茶厅开怀。

　　此时此刻，我的耳朵里徘徊起夏先生最后对我们说的话语：“我没有奢求，死了没有遗憾，活着也很高兴。”

 (作者系旅美上海作家，著有《吃饭》、《火烧经》等。编注：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于纽约时间2013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93岁。)

北京新浪網    是非功過都交與時間    2014.01.11

        孔令燕

　　元旦前，我突然記起來，該再次問候一下紐約的夏志清先生了。

　　與夏先生夫妻的郵件交往，源起去年初，因為一則書稿的出版，我從朋友處輾轉得到他們的郵箱地址，冒昧地發信去，表達我對出版新書的興趣和誠意。當時夏夫人王洞女士很快回覆，稱“收到您的信,　志清很高興，尚未來得急作復,　他就因心臟病住院，現由我代復”。此後郵件往返有二十幾封，每次信中夏夫人都會提及夏先生一直住院出院的折磨中，很是痛苦。五月份的時候，夏先生出了一次院，但狀況並不好，她給我的信中說“志清已回家三個星期，不過因住院太久，走路、呼吸、吃飯都需復健。三位therapists　加上護士，每人每周來家兩次，志清很累”。

　　想到兩位年邁的人持續受到病痛的折磨，常常會生出如對家中老人般的同情與關切，總想，如果是個普通的老人，沒有波瀾壯闊的業績人生，卻可兒孫繞膝，有眾多家人照料病榻三餐，抑或是一種平常人家的滿足與幸福。

　　因為他們當時的身體狀況，出版的事情我也不便再提，任何的紛擾都會給兩位老人帶來壓力。只隔段時間去信問候，沒想到元旦剛過，就得到夏志清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不勝悲涼。

　　因為愛讀張愛玲，就曾認真地讀過夏先生的許多書，搜集過許多關於他的閑聞軼事。只是沒想到夏先生一朝終老，再無機緣和他見面，聽聞他的快人笑語。一個人的離去，總讓人感慨他的一生功過，夏志清更是如此，關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成就，可以交由歷史評說了。

　　夏志清對大陸讀者最重要的意義

　　也許，在所謂正統的文學史體系裡，夏志清並不占據顯赫的學術地位。但在眾多張愛玲書迷的心目中，他卻是文論大家中極為磅?璀璨的一個。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現張愛玲，也許是夏志清對大陸讀者最重要的意義。

　　1961年3月，夏志清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嚴肅、全面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的英文著作。1968年，《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出版同樣引起震動。這兩本用英文寫就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奠定了夏志清的學術地位。

　　其中，《中國現代小說史》與當時占主流的文學史觀有著很大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讓人石破天驚的論斷是：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是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即使要找他的毛病的批評者，也不能否認這位新進作家異於常人的‘耳’聰‘目’明,以及喜趣橫生。”有評論說“《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於一次文學的革命。”正是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開始進入西方高校研究的視野。

　　眾所周知，正是因為夏志清在眾口一音的年代突破性地發現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作家的藝術價值，讓他們經久不衰地成為文學史上的大師。1947年，錢鍾書小說《圍城》出版，當時還有轟動，後來因為宣傳導向的問題，作家逐漸沉寂，直到夏志清盛贊他小說成就的時候，學界還一直認為“錢鍾書更是一名學者”，而非作家。《中國現代小說史》里寫道：“《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張愛玲更是如此。是他從眾多的現代作家中挖掘了張愛玲給這個時代，讓我們得以品讀如此美麗、極致、堅硬的文字。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里，張愛玲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金鎖記》長達50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樣的話從來沒人說過，這在當時需要銳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張愛玲）的東西就覺得她厲害，我是自己看她的書看出來的，我沒有什麼老師指導的。”“中國從來有沒有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我看了《金鎖記》感動得一塌糊塗。我是為了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開始看張愛玲的，因為以前不讀中文書，到了美國讀書和工作，為了寫書才看中文小說，之前只看一點點周作人、沈從文，一些魯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說張愛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現在都還在看。在我看來，《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小說！”

　　學者陳子善先生曾經說過：“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國內跟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前後也出版過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但是，這些文學史都沒有提到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好像他們三位在文學史上不存在似的。當時錢鍾書和沈從文已經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錢鍾書在進行古典文學研究，沈從文在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愛玲遠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

　　但是，張愛玲晚期作品夏先生卻很少看過。“我只聽說，寫的都是老東西，都是以前她小說里寫過的內容，而現在很多人靠張愛玲吃飯。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確實偉大，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張愛玲是什麼漢姦作家，臺灣那邊認為她是1949年之後才過去的‘大陸作家’，但我就發現了她。有的人，沒有勇氣、魄力，所以看不出來張愛玲的好，就算覺得好，也講不出道理來。你看，現在普通讀者還去讀的現代小說，還都是我書裡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幾位，大家現在都不覺得他們落伍，這是我厲害的地方。《中國現代小說史》到現在還受到推崇，也說明我對了。”

　　也是因為這部小說史批評了許多左翼文學作家，便有些人認為是他的偏見使然。但用夏志清自己的話說，他的判斷標準一向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他推崇的張天翼和蕭紅就是左翼作家。對於張天翼，他曾多次表示過疑惑：為什麼張天翼一直不紅。在他的評價體系中，張的小說在諷刺藝術上是遠勝魯迅的。

　　而且，蕭紅的缺失更是夏志清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里最為讓他遺憾的地方。因為他和端木蕻良和蕭紅都是朋友。一開始要寫蕭紅，但沒有寫好，就寫了端木。“開始寫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蕭紅，你就發現蕭紅太厲害了，張愛玲下來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都是非常好的小說。後來我決定要去寫蕭紅的時候，我找了柳無忌

　　（註：著名漢語詩人、旅美散文家。近代著名詩人柳亞子的哲嗣，出生於江蘇吳江，畢業於北京清華學校、耶魯大學。譯著有 《英國文學史》 《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等），因為他妹妹柳無垢跟蕭紅是好朋友，所以我通過柳無忌找他妹妹，瞭解蕭紅的情況。這個時候，柳無忌告訴我，他的學生葛浩文 （註：美國著名漢學家）也在將蕭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寫。我想要是我把蕭紅寫了，他就沒得寫了。所以，我最後沒有寫蕭紅，之後我還寫了書評捧葛浩文的這本關於蕭紅的書。”

　　對於治文，夏志清自認為堅持的還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對作家價值的挖掘還是剔除政治立場之後的文學價值。但恰恰是這樣的文學態度，卻讓夏志清左右都不靠，也都不得惠。在這邊，因為貶抑左翼作家如魯迅老舍等被排斥；在那邊，因為經常說國民黨和臺灣的壞話也不受重視，哪怕有如此高的文壇聲望，直到2006年才被評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他的學生王德威早在多年前就是了。傳言說夏志清過九十歲大壽，馬英九送來四個字：“績學雅範”。夏志清開玩笑說，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看不出典故來。

　　與胡適

　　夏志清當年因為胡適的支持得以出國進耶魯，但是兩人間卻常有不和的傳聞。

　　1942年夏志清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6年9月隨長兄夏濟安至北大擔任助教。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聽說我是滬江大學畢業生，臉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時還不知道胡校長偏見如此之深，好像全國最優秀的學生，都該進北大、清華、南開才是正路。”夏志清說：“他看不起教會學校，一聽我是滬江大學的畢業生，就大失所望。他對英美文壇的行情,　不熟悉，他說美國大學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討厭艾略特（T.S.　Eliot）,　龐德（Ezra　Pound），這是二十年前的老話，早已站不住了。那時候艾略特已經公認是英美的首席詩人、批評家。”

　　1947年，紐約華僑富商李國欽決定給北大的年輕教員3個留美獎學金的名額，文、法、理各一名。剛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因為寫了篇研究英國詩人佈雷克（William　Blake）的論文,　脫穎而出，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額取得留美獎學金。

　　據說，名額公佈後，十幾位教員一起到校長胡適那裡表示抗議：夏志清是什麼人啊，怎麼能讓他把這個名額占去。胡適雖然不喜歡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評選委員會的決定，夏志清獲得了赴美留學的機會。

　　獲得留學資助以後，好像兩人的關係並沒有好轉。夏志清回憶說：“我在街上也跟胡適見過一次面，我帶著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是另外一個班上的，她帶著另外一個女孩子陪她來看我,　正好胡適走過來，看了我一眼，不好講話了，他以為我拿到留美獎學金後到處風流。”

　　實則是，夏志清到美之後非常勤勉努力，並顯示了獨特的文學才華和眼光。他於1947年到耶魯大學英文系學習，並於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尤其是最終拿下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學位，讓夏志清自己也贊嘆不已，“到我這裡時，在耶魯拿到英文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只有3個（其他兩個是柳無忌、陳嘉）。”夏志清說，“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國要求最嚴的英文博士學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學位，至少需要通過法、德、拉丁3門語言的考試。”

　　但是，畢竟兩人也沒有過多交往，也沒有交惡，隨著歲月流逝，夏志清對胡適的態度越來越平和。對於當年胡適在學術界比較尷尬的狀況，夏志清曾經表示過十分同情：“左派要搞他，我在北大那一年,　很同情胡校長的處境。學生很凶，其實一般教員並不要罷課。為了這個事情學生完全不上課，造反，造得胡適實在可憐，我很同情他。我當時是個助教，當時右派不便講話，都是左派在講話，左派出風頭。”

　　而且後來斯人已逝，夏志清也平和地評價說：“胡適很好，我對胡適越來越佩服。我們是研究中國東西的，都講真話。”竟有惺惺相惜之意。

　　兩次著名的論戰

　　夏志清性情曠達，直言不諱，有自己的觀點，從不苟從於人或事，以“罵名”蜚聲文壇。在夏志清的評價標準里，只有好人與壞人，好小說與壞小說等等這樣清晰的判斷。正如此，他以“敢說”聞名，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沒有什麼。所以平時也不少與其他文人作文互伐之事。其中最著名的有兩次。

　　一次是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關於“魯迅”的論戰。由於《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評價比較低，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寫了書評《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批評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現代作家都缺乏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特點：“寥寥數筆便刻畫出鮮明的場景和揭示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高超技藝。”夏撰文反駁，這兩篇長文都刊在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雜誌Archiv　Orientalni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之作。

　　另一次是與唐德剛關於“紅學”的論戰。本來兩人是較為相知的文友，夏志清曾為唐德剛1978年所著的《胡適雜憶》一書所序。在序中，夏志清評價唐德剛說：“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來真是妙趣橫生。”他也贊揚唐德剛對胡適研究所做的貢獻：“三四十年來，‘胡適批判’是個熱門題目，但縱橫暢談其思想和為人，與其整理中國哲學史、文學史，推動文學革命，提倡科學、民主、自由之得失功過，像德剛這樣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觀，敬愛其人而不袒護其短的，實在還沒有第二個人。”而且，他很欣賞唐德剛為文的境界：“唐德剛一如其師，用了‘明白曉暢的文字’來報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國文字的特點和長處。”

　　但是，到了1986年初，兩人之間卻上演了激烈的“紅樓”風波。唐德剛的《海外讀紅樓》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說“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遂引起兩人筆墨文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國時報》報導：“喧騰海內外的唐、夏之爭，數天前已告結束。據聞，10日晚上在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盡棄前嫌。”

　　這些事情上，倒是能看到夏先生的真性情。

　　以前，在各種報刊網文中，總能看到這樣的記錄：夏志清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說話，他的語速飛快且毫無束縛，對情緒的表達總是淋漓盡致。“誰誰是好人。”“誰誰是壞人。”“好得一塌糊塗。”如今，這樣性情無拘的文人真士，又少了一位。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夏志清少作考    刘铮   2014.01.12

1945年5月，在沦陷区的上海，《小天地》杂志第五期登载了一篇小品文，题为《肚脐》，署名“文丑”。数年前，我浏览杂志时读到此文，当下大惊，觉得文章工巧剔透，书袋掉得极有功夫，作者绝非凡品。《小天地》的主编是周班公，杂志末尾的《编后》说：“文丑先生是用极明净的目光写了这一篇《肚脐》的，极见一种学者的风度，因知读书人究竟不同，吐属名隽，言之有物，《小天地》能够得到这样的好文章，是《小天地》的荣幸。”周班公到底是懂得文章之人，说得很有分寸。

　　《肚脐》开篇写《三国演义》里肥胖的董卓死后，“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油满地”，接下来引《浮士德》第二部中梅菲斯特的话“灵魂是很欢喜住在肚脐中的，你们要留神，不让她从那里溜了出去”，并附德文原文，跟着谈《旧约》的《雅歌》中对肚脐的赞美——“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可是马上又引述法国批评家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的轶事，说古尔蒙读了Ledrain依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旧约》法译本，才知“圆杯”之喻，形容的不是肚脐，而是女人的阴户。最后提及作者自己的经验，大学里一位虔诚的女传教士用英文念《约翰福音》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她会把‘腹’belly擅自改读 ‘心’heart”，好像不这样就“有损宗教的纯洁性似的”。

　　在不到两千字的小品里，征引了这么多偏僻的材料，而又安排得极有理致，放眼沦陷区的文坛，谁有这样的学问、笔力？一时真想不出答案来。

　　2013年12月，我立意勘破此“谜”，这才注意到1944年10月《小天地》杂志第三期上还有一篇署名“文丑”的文章，题目是《文学家与同性恋》。此文篇幅较《肚脐》长，质量却要逊色些，不过文中引述的王尔德、惠特曼、纪德、约翰·考珀·鲍依斯（John Cowper Powys）等人的材料，除了王尔德的，当时皆非易见，作者博览群籍是无可疑的。

　　“文丑”似能驱遣英、德、法三种语言的材料，身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符合这一条件的，实在寥寥无几。从文风上，先可排除钱锺书、李健吾的可能性：钱先生文章更恣肆，李先生文笔更散漫，均与“文丑”富理性的文风不类。我又通读了傅雷、宋淇这两位通英、法两种语言的评论家的几乎所有文章，发现他们的用词、造句在许多细节上跟“文丑”的仍有差别。

　　《文学家与同性恋》结尾写：“前一两星期我在小报上却看到同性恋的粗俗面：大世界地方有一个老人引诱了两个十四五岁卖市民证套的孩童……”《肚脐》中也提到“上海目下缺乏明亮的灯光”，说明作者写这两篇文章时人就在上海。文章分别发表于1944年秋和1945年春，这样一来，1943年11月就离沪的夏济安的可能性也给排除了。

　　我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夏志清先生一直生活在上海沦陷区，遂找出他的几篇回忆文章重读，希望能有线索。继而将手边能觅到的他的著作全读了一遍，居然给我发现，原来这个“文丑”正是夏志清先生的笔名。

　　《肚脐》开篇即引《三国演义》中不大经人道及的情节，可见作者极熟《三国》。夏志清的回忆文章《读、写、研究三部曲》讲他九岁第一次读完《三国演义》，“此后三年，每年暑假重温一遍，一共读了四遍。年轻时记性好，《三国》算是读得烂熟了”（《岁除的哀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12页。以下引此书均为此版本；引他书，亦只于第一次引时注明版本）。

　　《肚脐》引《浮士德》，并附德文原文，证明作者有德文的修养。夏志清1942年6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他在《红楼生活志》中回忆：“我德文在大三那年读了一年……毕业后，在家里自修，修到某一程度后，就专读名著：歌德、海涅的诗，席勒的诗剧。最后决定……非把歌德《浮士德》上下部读通原文不可。就这样的英、德对照的读下去。有一段时间日里读《浮士德》，晚上读但丁《神曲》（当然是英译本），这样醉心欧西古典，自感非常得意。”（《谈文艺 忆师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4页）

　　《肚脐》中引古尔蒙（文中称“郭蒙”）一节，经我查考，内容出自古尔蒙的笔记类著作Epilogues第367章，该书出版于1913年。我原想，引这么偏僻的书，《肚脐》作者一定通法文的，可夏志清明明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后来到了耶鲁大学才学的法文，岂非矛盾？多亏又仔细读《肚脐》原文，发现有一句是说：“在一九一三年他读到了Ledrain氏忠实希伯来原文《旧约》的法文新译本。”我翻阅Epilogues法文原著，知道了这第367章其实是1907年7月15日记下的内容，并不是1913年的事情。也就是说，《肚脐》作者读的一定不是法文原著，否则不致有此误会。再去查找，就注意到有一本英译的《古尔蒙选集》（Remy de Gourmont: Selections），由Richard Aldington翻译，里面恰好选了谈Ledrain译《旧约》的这一章，前面还注明“FOURTH SERIES 1913（第四辑，1913）”字样（Chatto and Windus书局 1928年版，P142）。我猜，《肚脐》作者所读应该就是这个版本，所以才误以为古尔蒙是在1913年读的那本《旧约》法译本。夏志清在《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中提到过古尔蒙，说诗人艾略特“读了法国诗评家古尔蒙，从此对西蒙斯的‘印象主义’大表不满”（《谈文艺 忆师友》，第86页）。他在《红楼生活志》一文中曾写道：“我既私淑艾略特为我的老师，他文评里讨论的作家，我尽可能去读他们。”（《谈文艺 忆师友》，第15页）艾略特推崇古尔蒙，夏志清便去找古尔蒙的书来读，似乎顺理成章。

　　《文学家与同性恋》最后一段引小说家鲍依斯著作：“思想有独到处的小说家鲍依斯（John Cowper Powys）在他的自传里，记载过他中学读书时的一段事实。”接下来就叙述鲍依斯当年上游泳课时，目睹“肌肤皎白的美少年”而魂不守舍之事。夏志清有一篇写于1973年的《文学杂谈》云：“约翰·柯伯·坡易斯（John Cowper Powys）的名字，对《中外文学》读者来说，不会太熟悉……我大学毕业后，读过坡易斯两本书，对我自己的文学修养很有影响……我读的第一本是《修身之意义》，跟着读了他的自传，两书文体皆很吸引人，后书文句长而rugged，节奏极complex，自成一体。”鲍依斯不算有名的小说家，读过他的自传的人当然更少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细细读过鲍依斯英文自传的又会有几人呢？

　　《文学家与同性恋》一文中重点介绍了纪德为同性恋辩护的对话体著作《柯利同》，并对其论点作了逐条批驳，说得入情入理，是这篇文章里较精彩的段落（以今日观点看，同性恋自无问题，但纪德的说法漏洞实在太多）。夏志清后来在文章里谈同性恋，似有两次，一次是说他注意到英国诗人丁尼生好像是同性恋者（《岁除的哀伤》，第20页），还有一次是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里。夏志清写道：“白先勇，假如他在真实生活上有同性恋的倾向，以他写作态度而言，是属于威廉士、托马斯·曼这一类的，绝无如纪德、叶耐（Jean Genet）那样在文章里颂扬同性恋的倾向……”（《印象的组合》，香港文学研究社，第102页）这里说纪德“在文章里颂扬同性恋”，似乎就是指《柯利同》一类著作。

　　“文丑”两文中提及的作家、诗人，多为夏志清熟读过的。如《文学家与同性恋》谈到纪德曾影响过许多文人，之后写道：“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譬如说，必定一度受过他很大的影响，Point Counter Point的结构和散文集Do What You Will中的思想都表示出和纪德相似的地方。”这里提到的“赫克斯雷”，即《美丽新世界》作者阿尔多斯·赫胥黎。1970年，夏志清写了一篇文章，即题为《A.赫胥黎》，文中说：“他的著作，除早期两三种外，差不多我全部读过，自藏的也有十四五种，二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位最使我心折的作家。从他的书里，我得到教益之多，实在无法估计。”（《谈文艺 忆师友》，第131页）到2006年，夏志清又写了一篇《先谈我自己》，其中说：“一九四二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阅读艾略特、赫胥黎所有的作品。艾氏的诗集、批评文集能在上海找到的我都看了。赫氏作品丰富，我看了他的长篇小说五六种、散文集七八种，兴致真高……我即以赫胥黎为题，好好下功夫写了篇三四十页的长文……赫胥黎这个姓氏原是严复为Aldous的祖父Thomas Henry Huxley所音译的，我把他改写成‘赫克斯雷’，不仅音译准确，而且要比文绉绉的‘赫胥黎’响亮得多了。我那篇文章即称之为《赫克斯雷论》。”（《谈文艺 忆师友》，第8-9页）这段记述不但表明夏志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饱读赫胥黎著作，而且连“赫克斯雷”四个字也与“文丑”所用一般无二。顺便说一句，宋淇也熟读赫胥黎，但从来只说“赫胥黎”，没用过“赫克斯雷”之名。

　　《肚脐》中提到：“直到二十世纪T.S.爱略脱在《荒原》中才把那些旧传说恢复了些本来面目。”夏志清对诗人、批评家艾略特作品的熟稔，前文已两次谈到，不再另引。《文学家与同性恋》中提到：“纪德接受勃来克《天堂和地狱的结婚》……”这是指布莱克的诗作。夏志清1978年时说过：“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即对布雷克特有偏爱……”（《谈文艺 忆师友》，第16页）《肚脐》中提到诗人丁尼生，事实上，夏志清的学士论文题目就是丁尼生（《岁除的哀伤》，第20页）。《文学家与同性恋》《肚脐》两文都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夏志清读陀氏之书读得特别熟，他的文章、专著里引陀氏著作的地方极多，对小说中的角色、情节了如指掌，例证就不具引了。

　　从“赫克斯雷”一例可知，“文丑”所用的部分译名是与众不同的。现在我们就考察一下译名的使用情形，因为一个人用惯了的专名会有一定延续性。当然，我们刻下能读到的夏志清中文著作，绝大多数是1970年以后发表的，距“文丑”撰文往往已超过三十年，文化界常用的译名渐渐统一，夏志清笔下所用专名有所变化，也是情理中事。

　　《文学家与同性恋》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杜斯退益夫斯基”，《肚脐》则称“屠斯退益夫斯基”。夏志清晚岁撰文，从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但1973年的《文学杂谈》里却写“杜思退益夫斯基”（《谈文艺 忆师友》，第147页），与《文学家与同性恋》里用的只差一字，而“斯”与“思”又同音，可说极接近了。

　　《肚脐》中提及诗人艾略特，写的是“爱略脱”，夏志清晚年文章里是用“艾略特”这个习用译法，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文章《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里用的仍是“艾略脱”（《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第215页）。他谈到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也写“艾略脱”， “脱”字与众不同。

　　《文学家与同性恋》中提到诗人布莱克，写的是“勃来克”。夏志清后来多用“布雷克”，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写作“勃雷克”的（《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138、142、179页；《夏志清文学评论集》，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年8月第二版，第59页）。“勃”字值得留意。

　　《文学家与同性恋》里提及诗人惠特曼，称“怀德曼”。夏志清后来写成“惠德曼”（《岁除的哀伤》，第19页），“德”字与别不同。

　　《肚脐》中提到文化史家弗雷泽，称“佛雷受”。夏志清后来写为“佛勒哲”（《谈文艺，忆师友》，第83页），“佛”字仍可注意。

　　《肚脐》中提到圣杰罗姆（St. Jerome），称“裘罗姆”。字母J往“裘”上发音，很特别。女子名字茱莉亚（Julia），夏志清写成“裘丽”（《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第43页），同样把字母J往“裘”上发音。莎剧《尤利乌斯·该撒》（Julius Caesar），夏志清在为吴鲁芹《英美十六家》写序时写成《裘理·西萨》（《英美十六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2页），还是把字母J 往“裘”上发音。

　　《文学家与同性恋》里提及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称“沙馥克利斯”。夏志清后来撰文，倒是写为“索福克理斯”（《新文学的传统》，第43页）了，但他提到德国地名法兰克福，是写成“佛兰克馥”（《岁除的哀伤》，第103页）的。以“馥”代“福”，相当少见。

　　除了专名，“文丑”对个别日常词语的用法也有些特别。比如在《文学家与同性恋》中，他说“对于一个欢喜读书的人”，而不说“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肚脐》中，他说“灵魂是很欢喜住在肚脐中的”，而不说“很喜欢住在肚脐中的”。夏志清在《〈中国三十年代作家评介〉序》中写“但大半青年都欢喜成群合伙”（《新文学的传统》，第56页），而不说“喜欢成群合伙”。《夏志清文学评论集》自序中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这个书名是‘联合文学丛书’ 的一位负责人代我拟的。我不反对，甚至可说很欢喜……”（《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第1页）用“很欢喜”，而不是“很喜欢”。

　　《文学家与同性恋》中说赫胥黎著作“表示出和纪德相似的地方”，用“表示出”，而不用“表现出”。夏志清《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里有一句是：“……道家对生死泰然处之的人生观就在此表示出来。”（《人的文学》，第43-44页），用“表示出来”，而不用“表现出来”。

　　有些词汇，大家都可能用，但用的场合未必一致。《文学家与同性恋》里说：“纪德是近代法国文坛的怪杰。” 夏志清在《重读〈一九八四〉》一文中则说：“西摩·史密斯实在称得上是英国治文学专家之间的一名怪杰。”（《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第49页）这“怪杰”的用法，是相近的。

　　附带一提，《肚脐》里讲：“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女传教士，传教很热心。”夏志清就读的沪江大学是教会大学，他在《读、写、研究三部曲》里回忆自己的论文导师高乐民（Isabelle Coleman）：“高乐民女士是个道地的传教士……她同我来往，主要关切我的生活和信仰。每到她家里去，她总规劝我：Jonathan，你心地这样善良，灵魂这样纯洁，能皈依主，多么好呀！”（《岁除的哀伤》，第19页）我疑心，《肚脐》里说的女传教士就是高乐民。

　　诚然，上述所举诸例中，除了“赫克斯雷”与鲍依斯自传可谓与夏志清的情形贴合最密，其他各点，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出现在另外一位作者的文章里。然而，当这些点如此密集地与夏志清的经历、文字重合，我们就有理由判定“文丑”就是夏志清的笔名了。事实上，只要对沦陷区文坛的大局了解较为透彻，就会明白，像“文丑”这样的学识、吐属，凡庸之辈根本不可能与其有什么共同点；才能的卓绝，视野的广阔，总体现在极少数人身上。

　　《文学家与同性恋》《肚脐》发表于1944年、1945年，那时夏志清才二十三四岁，这两篇可说是他的中文少作了。然而，文章中显露的才华，无可争议。将来若有人再为沦陷区编一部文学选集，至少《肚脐》一篇是无论如何有资格入选的。

　　非常遗憾，就在我努力通读夏志清著作，想要“勘”出个结果的时候，老先生故去了，本文也无法就正于他了。夏志清曾在《红楼生活志》中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上海、台北、北平所记的一本备忘录”（《谈文艺 忆师友》，第14）还在，将来如能刊布，也许会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我的判断。

　　说起来，夏志清为何会选用“文丑”这个笔名呢？我没想清楚。不过，他在《读、写、研究三部曲》里倒曾写道：“我从小就不佩服关羽其人，觉得他待人傲慢，刚愎自用，一点也不可爱……斩颜良，诛文丑，全凭赤兔马快。这两位河北名将我总觉得死得冤枉，武艺同关羽相等的张辽、徐晃，二人合力都战不胜文丑，凭真功夫关羽哪里可以诛他？”（《岁除的哀伤》，第14页）夏志清以“文丑”为笔名，莫不是要替说部里的名将打抱不平？ 

上海书评    文丑”可能是张芝联吗？   宗亮     2014.01.26

        刘铮先生考订出《肚脐》一文的作者“文丑”可能就是刚刚仙逝的夏志清先生（《夏志清少作考》，《上海书评》2014年1月12日）。他的论证过程相当严密，此题似不应再有剩义。然而，笔者在阅读文献时，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材料。

　　据刘先生文，夏志清曾回忆自己在1942年大学毕业后创作了一篇《赫克斯雷论》（后佚失），“赫胥黎这个姓氏原是严复为Aldous的祖父 Thomas Henry Huxley所音译的，我把他改写成‘赫克斯雷’，不仅音译准确，而且要比文绉绉的‘赫胥黎’响亮得多了”。若按此说，则“赫克斯雷”似乎出于夏先生的独创。

　　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引发笔者的好奇心，便试着探究民国时期“Huxley”究竟有多少译法。没想到，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一篇“《赫克斯雷论》”赫然映入眼帘。这篇发表于1941年2月的《赫克斯雷论》（《西洋文学》第六期），作者为André Maurois，译者是张芝联。

　　张芝联将“Huxley”译成“赫克斯雷”的时间定比夏志清要早。笔者进而想到，用“赫克斯雷”的人不多，如果译名的使用有延续性，那么“文丑”会不会与张芝联有关？

　　细考之下，发现张芝联的经历竟也和“文丑”有相合之处。张芝联曾长期在上海生活，父亲张寿镛是光华大学创办人。他先后在燕京、武汉和光华等大学求学， “主修西洋文学，副修历史”。受家学和外部际遇影响，他能熟练使用英、法、德三种语言。1940年应林憾庐之邀，他在上海主持编辑一本翻译杂志《西洋文学》。1949年后他以研究世界史而著名（参见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

　　笔者阅读了《西洋文学》中的一些文章，发现张芝联对外国文学现状十分熟悉，其译文的质量也并不低。更让人惊奇的是，如果详细考察张的译文，可发现其中不少文字与《文学家与同性恋》（以下简称“《文》”）、《肚脐》有类似或相通之处。

　　“赫克斯雷”之名已经够独特了，除了《赫克斯雷论》通篇使用此名，张的另两篇译文中竟也有这样的使用，《德国流亡文学》中有“像卡贝克（Capek）或赫克斯雷”，《现代传记》出现“或者奥尔达斯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先生”。

　　《文》中写道：“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譬如说，必定一度受过他很大的影响，Point Counter Point的结构和散文集Do What You Will中的思想都表示出和纪德相似的地方。”《赫克斯雷论》也有提到纪德的地方：“像他的祖父，赫克斯雷教授，他有很广泛的法国学问，对于他，阿拿督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昂达雷·纪德（André Gide）和梵乐希占着六十年前渥浓（Renan）所占的位置。”而Point Counter Point和Do What You Will两部作品,《赫克斯雷论》也多次提到，如：“Point Counter Point不是一部传统式的小说……”“赫克斯雷还写了……几本论文，Music at Night和Do What You Will，后者收有那篇非常有意思的巴斯格尔（Pascal）论……”

　　“赫克斯雷”、“Point Counter Point”、“Do What You Will”、“纪德”同时出现在两篇不同的文章中，真的只是巧合？

　　再来看其他“与众不同”的译名。

　　《文》中提及布莱克，用的译名是“勃来克”，张译《叶芝论》则称“父亲……在叶芝‘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让他诵读罗塞蒂（Rossetti)和勃莱克（Blake）的诗篇”。“勃来克”和“勃莱克”，仅有一个部首的差异。

　　《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是“杜斯退益夫斯基”，《肚脐》中则是“屠斯退益夫斯基”。《赫克斯雷论》说：“一个伟大小说家有粗俗的义务，…… 在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和屠斯托浮斯基的小说中，粗俗是基本的特质。”“屠斯托浮斯基”与《肚脐》中的“屠斯退益夫斯基”如此相近，“屠斯” 二字别具一格。

　　《肚脐》中翻译艾略特的名字，采用“爱略脱”，称“直到二十世纪T. S. 爱略脱在《荒原》中才把那些旧传说恢复了些本来面目”。《叶芝论》说：“吉伯林（Rudyard Kipling），萧伯纳和爱略特（T. S. Eliot），他们彼此之间无论多么相异……”又说：“萧伯纳，吉伯林和爱略特的风格却不然了……”两处的“爱略特”与“文丑”所用仅一字之差。

　　《乔易士论》中则径直出现了“爱略脱”这个译名：“在一个马拉美（Mellarme）或一个爱略脱（Eliot）的脑中更自然……”此与《肚脐》的用法完全吻合。

　　张芝联生活的时代，“Eliot”多被译为“艾略特”。《西洋文学》中不乏对Eliot的介绍文字，如第四期有邢光祖为赵萝蕤译《荒原》所写的书评，通篇即称“艾略特”。在熟知大家习用“艾略特”的情况下，张芝联仍将其译为“爱略特”或“爱略脱”，只能说是他有自己的独到想法了（值得注意的是，张芝联有一篇《从墨索利尼说到希脱勒》）。

　　考虑到译名使用的延续性，“赫克斯雷”、“勃莱克（勃来克）”、“屠斯托浮斯基（屠斯退益夫斯基）”、“爱略脱”这些特色鲜明的名字连续出现，更增加了《肚脐》与张芝联相关的可能性。

　　再说说《文》《肚脐》涉及的其他外国文学名词在张文中的出现情况。《文》中提到王尔德，《赫克斯雷论》《叶芝论》都出现了王尔德；《文》中提柏拉图，《现代传记》中提及柏拉图；《文》中谈维多利亚时代，《现代传记》中“维多利亚时代”是最高频词；《肚脐》述丁尼生，《西洋文学》编者的话中有“如有但尼生，勃朗宁，安诺德等维多利亚诗的佳作，我们很乐于刊用”（张芝联的好友宋淇与吴兴华在《西洋文学》第十期都选译了丁尼生的诗歌）；《肚脐》谈及歌德，《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有“犹如Goethe所说”……

　　以上呈现的词汇较常见，并不能论定什么，但张芝联对他们均早有关注，撰文时能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

　　《文》及《肚脐》中的其他语境，张芝联也或多或少能对得上。

　　刘铮先生指出：“《文学家与同性恋》结尾写：‘前一两星期我在小报上却看到同性恋的粗俗面：大世界地方有一个老人引诱了两个十四五岁卖市民证套的孩童……’《肚脐》中也提到‘上海目下缺乏明亮的灯光’，说明作者写这两篇文章时人就在上海。文章分别发表于1944年秋和1945年春……”1944年底，为侍父疾，张芝联与妻子郭蕊从北平回到上海，1945年时他人正在上海（《文》是1944年10月刊出的，当时张芝联可能还没离开北平，但也不排除在北平可以看到报道上海消息的报纸）。

　　《肚脐》提到了弗雷泽及其名作《金枝》，认为是一部“人类学巨制”“详述早期人类宗教神话和想像，好像不大有人提起过”。张芝联本身就储备有丰富的人类学知识，据他讲，1940年撰写毕业论文时就接触过葛兰言等人的著作，而自1942年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助理后，“在与法国汉学家接触中，努力了解他们所用的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的方法”。此外他还结识了一位法籍人类学专家余敷华，常与切磋，在人类学方面获益不少。

　　《肚脐》中说：“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女传教士，传教很热心。”张芝联曾特别提及燕京大学的一位外籍女教师：“上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英国诗歌的老师包贵思跟学生很接近，她也喜欢学生到她的家里去。每隔一个月，她就会请大家到她家里去喝茶聊聊天，在这种聊天中，也提高了大家的口语能力。”（陈远《消逝的燕京》，第94页）综合冰心、周汝昌、萧乾等人的回忆，可知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女士正是一位热心而严谨的传教士。

　　至于《三国演义》，张芝联并未明言其读过该书，但曾忆及幼年学过“四书、左传、诗经、尚书、古文、唐诗、宋词”等，那他自小接触《三国演义》似也不无可能。又1949年后，张芝联曾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曹操和黄巾起义的关系的一个理论问题》，可为他熟知三国史事与三国故事添一旁证。

　　张芝联与《小天地》的主编周班公是老熟人。张在编辑《西洋文学》时即同周打过不少交道。《西洋文学》中有三篇周班公的译文，其中一篇是翻译赫胥黎的《画像》（可知张芝联似对“赫克斯雷”有持续关注）。《西洋文学》创办时，周班公鼎力相助，数年后周班公主持《小天地》，张芝联或许会投桃报李。

　　“文丑”究竟与张芝联有何种联系，他到底是不是张芝联？限于张芝联留下的生平材料有限，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张芝联的材料中也有些与《文学家与同性恋》《肚脐》用语不合的地方）。刘铮先生认为夏志清的经历、文字与“文丑”若合符节，但也谨慎地指出：“所举诸例中，除了‘赫克斯雷’与鲍依斯自传可谓与夏志清的情形贴合最密，其他各点，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出现在另外一位作者的文章里。”世事偏有如此凑巧，包括“赫克斯雷”在内的不少方面，同样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这到底该如何解释？

　　夏志清说《西洋文学》他也看过，“在上海家里还存着全套”（《爱情·社会·小说》，第206页。又可参见陈子善编《夏志清序跋》第135页相关文字）。若是这样的话，也存在着夏志清看过张芝联译文后对其中内容、用词等加以借鉴的可能，但是，夏志清怎么会对张芝联的《赫克斯雷论》只字不提，反倒认为自己把“赫胥黎”改译为“赫克斯雷”是一种创见呢？

　　这实在让人有些费解。

上海书评    “文丑”不可能是张芝联    刘铮     2014.02.16

　　原以为《夏志清少作考》刊出后的结果只能是石沉大海，没想到在沉落之前居然还激起了一朵浪花，引来了宗亮先生的商榷文章《“文丑”可能是张芝联吗？》（《上海书评》2014年1月26日），真可谓意外之喜。

　　宗亮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他完全不对我的考证提出驳论，只是另外去构建了一种“可能性”。按这样的讲法，同一篇文章，好像既可以是夏志清作的，又可以是张芝联作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想起《灰阑记》来，两个女人都号称是同一个孩子的生母，不得不各从两侧用力，把孩子从画在地上的圈子里往自己一边扯。当然，就像一个孩子绝不会有两个生母，“文丑”也绝无可能既是夏志清，又是张芝联。在这里，我只能十分遗憾地说，“文丑”不是张芝联。

　　张芝联1941年8月离开上海赴北京，他后来回忆说“1944年底我与妻子返上海”（张芝联著《我的学术道路》，前言第8页）。“文丑”的《文学家与同性恋》一文发表于1944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小天地》杂志，文中写道：“前一两星期我在小报上却看到同性恋的粗俗面：大世界地方有一个老人引诱了两个十四五岁卖市民证套的孩童……”人尚在北京，却读了上海的小报，还特意写了文章送回上海的杂志来发表，这实在有悖常理。况且，战时上海的小报，不同于大报，发行范围极有限，除非有人专门给寄到北京去，否则，在北京的读者大概是没有机会读到的。

　　事实上，张芝联还回忆说，当时“我念念不忘创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许多师友都支持我。还记得1944年初冬，我同侯仁之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出处同上）。张芝联忙着奔走筹建私立中学的时候，会有闲情逸致写篇谈同性恋的小品文寄去上海发表吗？

　　宗亮先生的文章里一个重要论据是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被张芝联译作“赫克斯雷”，与“文丑”文中所用相同。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夏志清也是这样用的。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张爱玲读什么外国书？》，开篇就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提到张爱玲为他解说西洋文学，“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张爱玲在《双声》里也说过：“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的不喜欢了。”“赫克斯莱”就是赫胥黎。照实讲，Huxley这个姓氏，若较准确地音译的话，也只能是“赫克斯雷”或“赫克斯莱”，偶有相合，再正常不过。

　　“文丑”在文章里说赫胥黎曾受纪德影响：“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譬如说，必定一度受过他很大的影响，Point Counter Point的结构和散文集Do What You Will中的思想都表示出和纪德相似的地方。”我手边恰好有一本Do What You Will，遂拿来随便翻翻，似乎只在涉及同性恋的一小节文字里提到了纪德的名字。这表明“文丑”是认真读书后得到的认识。那么张芝联的情况又如何呢？他翻译了《赫克斯雷论》（1941年2月《西洋文学》第六期），可文章原是法国批评家莫洛亚写的，他译的《现代传记》（1941年1月《西洋文学》第五期），当中也提及“赫克斯雷”，但文章同样是莫洛亚写的。别人的评论，翻译了一遍，里面提到的书便等于自己也读过了吗？张芝联对他所译文章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只从《现代传记》里引一句来看就好了。他的译文：“举个例说：你可以把福斯特先生，或者奥尔达斯赫克斯雷先生，或者惜脱威尔士（Sitwells）兄妹们的自由精神和狄更斯或谢格瑞（Thackeray）的经过一番思虑而加上道德的约束比较一下。”他认真读过赫胥黎与否暂且不提，那个“惜脱威尔士（Sitwells）兄妹们”却要令我们失笑了。人家写“the Sitwells”是在Sitwell的姓氏后加上复数“s”，表示一家的三个文人，他倒把“s”当成姓氏的一部分给译成“士”了；再说，那 Sitwell家三个文人，哪里是什么“兄妹”？Edith Sitwell是大姐，另外两个是弟弟，这里要译作“惜脱威尔姐弟们”才行的。张芝联见闻这样固陋，我们真以为他会仔细读过赫胥黎的书吗？至少我要存疑的。

　　宗亮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只肯列举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而于己不利的证据，就只以一句“张芝联的材料中也有些与《文学家与同性恋》《肚脐》用语不合的地方”敷衍过去了。我们现在就考察一下，这“用语不合”到底“不合”到什么程度。

　　“文丑”的《文学家与同性恋》一文里写“悲剧家沙馥克利斯喜剧家亚里斯多芬斯都是个中老手”，是将阿里斯托芬译作“亚里斯多芬斯”的。刚好张芝联译《罗马文学的特质》（1940年11月《西洋文学》第三期）里也讲到阿里斯托芬，且看他的译文：“……他们并不觉得自喜，反而苦苦声明这种文章原是阿瑞斯笃福尼斯（Aristophanes）及其同时的古代雅典喜剧的嫡系。”我们试比较“亚里斯多芬斯”与“阿瑞斯笃福尼斯”，差异如此明显，相同点就唯有“斯”和“斯”了。若为同一人所写，前后不过隔三四年工夫，读法、译法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在《夏志清少作考》中，我特意强调，《肚脐》中提到圣杰罗姆（St. Jerome），称“裘罗姆”。字母J往“裘”上发音。我们看张芝联译《赫克斯雷论》，里面写“谈论颇有吉罗姆·可瓦尼亚（Jerome Coignard）或贝格瑞（Bergeret）之风”。Jerome，一个译“裘罗姆”，一个译“吉罗姆”，显然不同。

　　宗亮先生文中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例，似乎忘了还有一个“伊丽莎白时代”值得一说。“文丑”的《文学家与同性恋》里讲“希腊的配里格利斯时代，英国的伊利沙白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同性恋非常盛行”。我们再来看张芝联译的《论翻译荷马》（1940年10月《西洋文学》第二期）里怎么写的。他的译文：“在却普曼与荷马之间隔着一层依利莎白时代的丰富的幻想的迷雾……”试比较“伊利沙白”与“依利莎白”，四个字里倒有两个字是不同的。这么常见、常用的词，写法相异如此，宗亮先生竟以为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吗？

　　实际上，张芝联译过《赫克斯雷论》，这一事实，我在写《夏志清少作考》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认真读过张芝联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几篇文章，已从文风上判定，他绝对不是“文丑”，他的“可能性”早被排除，而且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了。

　　假如预先隐去作者姓名，给我们读一篇鲁迅写的文章，再给我们读一篇林语堂写的文章，我们很可以有把握地说，两篇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至于证据，哪还用细细开列，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每一句都是证据。

　　我在《夏志清少作考》里评价过“文丑”的文风是“富理性的”。那么张芝联的文风是怎样的呢？我们就从他写于1939年的《什么是古典主义？》里选一段来读罢：

　　今日世界的混乱的原因就是古典主义的精神的消灭，在国家，内部没有得到和谐就要侵略，扩张领土，主张帝国主义，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政策；在个人，自己没有充分的修养，自己在准备上毫无把握，就要求种种权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征象！假如国家和个人再不觉悟，世界就要陷入黑暗时期--比中世纪的更可怕！（《我的学术道路》，正文13页）

　　且不管这里的观点多幼稚、多荒唐，单那三个连着的感叹号，就令我们明白，这样的文风，绝不会是“富理性的”了。像这种时候，我就有点按捺不住想说，“文丑”不可能是张芝联，要证据吗？每一句都是证据。

　　自然，我们总是对宗亮先生这样的文字心存感激的，是这样的文字让我们对真确的事实、扎实的论证、不懈的钻研的渴望变得更热切了。

文汇报     追怀夏志清    2014.03.14

　　郑培凯

　　惊闻夏志清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在纽约过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不禁让我想到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于1921年生在上海，1947年负笈留美，到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从此羁留在美国。一直到逝世，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到退休，终其身没受到管治，是他经常感慨庆幸的。余生也晚，到了1980年代初，到纽约教书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夏先生，有一段时期交往还相当频密，时常受邀参加各种学术与文艺活动。偶尔有朋友自远方来，也会借机安排饭局，天南地北的，闲聊一个晚上。

　　最早见到夏志清先生，我是坐在台下的听众，仰望着从美国来台湾讲学的教授。那是1968那个学年，我在台大外文系读大四，上学期还是下学期，记不清楚了。那时我对台大外文系的教学方向不满，转而攻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选读历史系的课程，对本系的活动不太热心。但是，听说夏济安教授的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夏志清造访台湾，要到文学院来演讲，由外文系主办，还是感到很兴奋，兴冲冲地去听演讲。夏先生那时四十多岁，举止却年轻得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好动，坐不住。讲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喜欢左顾右盼，好像孩童进了游乐园那样，觉得一切都新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一口上海腔，连英文发音都像上海话。事后就有同学表示失望，说夏先生的演讲听不懂，不知所云，不但英文发音不正，而且思绪跳跃，一句话还没讲完，就讲到别的议题上，连句完整的句子都没有。同学的抱怨还算含蓄，但言下之意很清楚，没明白说出来就是了，以台大外文系的要求而言，夏先生讲的英文是broken English。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同学的抱怨虽然只是皮相之见，却观察得没错，点到夏先生说话的特色。我后来跟他熟了，发现他讲话的习惯，时常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那“前言”与那“后语”之间，却隐藏着逻辑的联系，只是跳过了一大段平常人话语沟通的方式，以传统小说的“草蛇灰线”手法，三级跳似的，从一个语境跳到另一个语境，又再跳到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语境。别看他跳啊跳的，你得学着知道他跳跃语言的所指，经常是在追寻一个深层的概念，在他脑子里刚成型，感觉到自己想讲的意念，然而思绪飞奔向前，语言还跟不上，只好不顾语法的规则与惯例，一迳跳上前去。习惯了他说话的方式，跟他聊天还蛮有趣的，其中充满了自由联想的挑战，要学会让思绪在云端翱翔，同时还得博闻强记，广涉中外文学的知识与典故，才能举一反三，知道他陈述的旨意，可以听到一些深刻而精辟的见解。

　　其实，他一旦撰文写书，就在书写叙述时，以逻辑严密的论证，把跳跃的思绪，有根有据地连起来，好像用一根坚实的丝线，串起了一颗颗耀眼的珍珠。有的人觉得夏先生不可思议，文章写得如此理据分明，清晰条畅，怎么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呢？我推想，他的思绪转动得太快，嘴巴不肯停下，却又跟不上，就出现了“前言”与“后语”抢闸的现象。拿香港人熟悉的赛马作比方，就是有十来匹“前言”与“后语”同场比赛，同时飞奔向前，有时“后语”跑到了“前言”的前面，讲出来的话就前后颠倒，甚至颠三倒四，让人一头雾水。我后来跟他熟了，有时一同出席演讲或座谈的场合，总是他作为头号嘉宾先讲，然后我接着讲。一般的情况总是，他讲得激昂慷慨，甚至手舞足蹈，满口上海口音的国语，如连珠炮射出，其中还夹杂着些英文炮弹。他讲完之后，你可以从听众满脸迷惑的表情得知，人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确是听到一些高深的文学词语满天飞翔，却不知他在讲什么。夏先生讲完坐下，环顾左右，看看没有反应，有点落寞。我接着讲之前，总会花个三五分钟，简单扼要地重述夏先生所谈的重点，就看见他坐在那里频频点头，有时还伸手指点，说就是，就是。会后他经常拉着我说，你看，我这个脑子转得太快，太灵光，嘴巴跟不上的。我就安抚他说，你是天才型的脑子，语言当然跟不上，没关系的。他就拍拍我肩膀，咧开大嘴，哈哈连声大笑，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

　　我和夏先生熟识，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是在1983年。这之前，我读过他的《近代中国小说史》及《中国古典小说》，对他的学问十分倾仰，尤其感到他评论古典小说的思路，从文学艺术的本质出发，别出心裁，凌驾了过去的考据式研究，是大手笔。然而，对他在讨论中国近代小说时流露的强烈意识形态，却不以为然，觉得讨论文学，应该以书中主脉标榜的文字艺术为评论基调，不必随时掺入意识形态化的评论。全书贬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突出张爱玲、钱锺书的文学成就。一方面让我觉得有其特识；另方面却又让我感到以左翼右翼的立场来划分文学成就的高低，未免充斥了过度的意识形态考量。最让我不满的，是他对吴组缃短篇小说的评价，既然承认了文字技巧与故事结构都属上乘，又说人物的刻画与象征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怎么评论《天下太平》那篇小说的时候，因为结尾写了当地农民暴动，就说算不上好作品呢？我当时还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初生之犊不畏虎，放下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写了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驳斥夏先生论述逻辑自相抵牾之处。

　　1983年，我参加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从纽约飞往印第安纳波里斯机场，和夏先生同机。到达印第安纳波里斯机场，会议主办者是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R，亲自开车来接，对夏先生毕恭毕敬，我也因此沾光，乘坐R的新车，开了四十分钟，把我们送到大学所在的Bloomington。一路上聊天，只是平常寒暄，说到他去年刚拿到博士学位，得到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职，是系里最年轻的助理教授，讲授中国小说戏曲课程。夏先生说R年轻，问他结婚没有？回答是在台湾留学时娶的中国女子，非常漂亮的。夏先生开始刨根问底，问人家几岁，发现中国太太年纪比R大九岁，就说，这样不好，女人年纪大，很快就老了。R立刻反驳，说你没看过我太太，不知道她有多么美，多么优雅，多么年轻，我今年三十岁，她三十九，却看起来像二十岁的模样。夏先生居然给他顶回去，说女人会打扮的，你现在看不出来，很快她就变成老太婆（他用的字是oldwoman），你就不要她了。R脸色发青，不再回答，一路闷声开车。夏先生没事人似的，跟我闲聊起来。我才认识到，夏先生是如此的口无遮拦，而且直不笼统的，像五六岁的小孩东问西问，不分轻重，似乎完全不通人情世故。

　　在研讨会上，R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四十页的论文，特别安排夏先生作为这篇论文的讲评，一看就知道，是想借着夏志清这阵东风，把他吹上学术的云霄，让他奠定在学校的学术地位。我读了他的文章，觉得论点支离破碎，论据又不足，根本没有掌握《金瓶梅》的文字风格，却大言不惭，上升到理论层次，探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普世意义。R给夏先生留了二十分钟的评论时间，好让他尽情发挥，没想到夏先生毫不留情面，从论文的观点、结构、论据，一一作出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的漏洞与论述的谬误，是篇站不住脚的研究。他的论析清楚明白，鞭辟入里，与平常讲话的颠三倒四大异其趣，倒是像外科医生手里拿着手术刀，在那里进行手术，一丝不苟，程序分明。他的讲评显示了渊博的学识，让所有人为之折服。我还感到他对学术的执著与专注，就事论事，就学问谈学问，为了捍卫学术的严肃性，完全不考虑人情与面子。R从此就像打了霜的菜叶，眼神都回避我们，不再殷勤地跟随夏先生左右。

　　在研讨会期间，夏先生把孙述宇和我叫到一块，说，我们是老中青三代，“耶鲁三剑客”，以后要多聚在一起，跟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一样。我说，人家是兄弟论交，我们是三代论交，长幼有序的。夏先生说，管他的，我们喜欢就好。孙述宇听了，不停地笑。从此，我和夏先生成了好朋友，关系在师友之间。他视我为小友，我视他为前辈，但是他总是要提起耶鲁学风，喜欢说我们是前后同学。我得时常提醒他，我们入学的时间相隔二十多年，他是属于老师辈的，我是后生小子，望尘莫及的。他就会哈哈大笑，说，一样的，一样的。我到今天还没弄明白，“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愿夏先生在天国，跟他推崇的文学家聚首，见了面，都是一样的。

【聯合報╱鄭培凱】

驚聞夏志清先生於2013年12月29日在紐約過世了，享年九十二歲，不禁讓我想到和他相處的點點滴滴。他於1921年生在上海，與他最不喜歡的中國共產黨不但同齡，還誕生在同地，也算是冤家聚頭了。1947年他負笈留美，到耶魯大學讀研究院攻讀博士，從此羈留在美國。一直到逝世，大半生的時間都生活在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到退休，終其生沒受到共產黨的管治，是他經常感慨慶幸的。余生也晚，到了1980年代初，到紐約教書之後，才真正認識了夏先生，有一段時期交往還相當頻密，時常受邀參加各種學術與文藝活動。偶爾有朋友自遠方來，也會藉機安排飯局，天南地北的，閒聊一個晚上。

最早見到夏志清先生，我是坐在台下的聽眾，仰望著從美國來台灣講學的教授。那是1968（民國57年）那個學年，我在台大外文系讀大四，上學期還是下學期，記不清楚了。那時我對台大外文系的教學方向不滿，轉而攻讀歷史，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選讀歷史系的課程，對本系的活動不太熱心。但是，聽說夏濟安教授的弟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夏志清造訪台灣，要到文學院來演講，由外文系主辦，還是感到很興奮，興沖沖地去聽演講。夏先生那時四十多歲，舉止卻年輕得多，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好動，坐不住。講話的時候眼睛睜得很大，喜歡左顧右盼，好像孩童進了遊樂園那樣，覺得一切都新鮮，對世界充滿了好奇。他說話的口音很重，一口上海腔，連英文發音都像上海話。事後就有同學表示失望，說夏先生的演講聽不懂，不知所云，不但英文發音不正，而且思緒跳躍，一句話還沒講完，就講到別的議題上，連句完整的句子都沒有。同學的抱怨還算含蓄，但言下之意很清楚，沒明白說出來就是了，以台大外文系的要求而言，夏先生講的英文是broken English。

現在回想起來，那位同學的抱怨雖然只是皮相之見，卻觀察得沒錯，點到夏先生說話的特色。我後來跟他熟了，發現他講話的習慣，時常是前言不搭後語，但是那「前言」與那「後語」之間，卻隱藏著邏輯的聯繫，只是跳過了一大段平常人話語溝通的方式，以傳統小說的「草蛇灰線」手法，三級跳似的，從一個語境跳到另一個語境，又再跳到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語境。別看他跳啊跳的，你得學著知道他跳躍語言的所指，經常是在追尋一個深層的概念，在他腦子裡剛成型，感覺到自己想講的意念，然而思緒飛奔向前，語言還跟不上，只好不顧語法的規則與慣例，一逕跳上前去。習慣了他說話的方式，跟他聊天還蠻有趣的，其中充滿了自由聯想的挑戰，要學會讓思緒在雲端翱翔，同時還得博聞強記，廣涉中外文學的知識與典故，才能舉一反三，知道他陳述的旨意，可以聽到一些深刻而精闢的見解。

其實，他一旦撰文寫書，就在書寫敘述時，以邏輯嚴密的論證，把跳躍的思緒，有根有據地連起來，好像用一根堅實的絲線，串起了一顆顆耀眼的珍珠。有的人覺得夏先生不可思議，文章寫得如此理據分明，清晰條暢，怎麼說起話來顛三倒四呢？我推想，他的思緒轉動得太快，嘴巴不肯停下，卻又跟不上，就出現了「前言」與「後語」搶閘的現象。拿香港人熟悉的賽馬作比方，就是有十來匹「前言」與「後語」同場比賽，同時飛奔向前，有時「後語」跑到了「前言」的前面，講出來的話就前後顛倒，甚至顛三倒四，讓人一頭霧水。我後來跟他熟了，有時一同出席演講或座談的場合，總是他作為頭號嘉賓先講，然後我接著講。一般的情況總是，他講得激昂慷慨，甚至手舞足蹈，滿口上海口音的國語，如連珠炮射出，其中還夾雜著些英文炮彈。他講完之後，你可以從聽眾滿臉迷惑的表情得知，人人如墜五里霧中，的確是聽到一些高深的文學詞語滿天飛翔，卻不知他在講什麼。夏先生講完坐下，環顧左右，看看沒有反應，有點落寞。我接著講之前，總會花個三五分鐘，簡單扼要地重述夏先生所談的重點，就看見他坐在那裡頻頻點頭，有時還伸手指點，說就是，就是。會後他經常拉著我說，你看，我這個腦子轉得太快，太靈光，嘴巴跟不上的。我就安撫他說，你是天才型的腦子，語言當然跟不上，沒關係的。他就拍拍我肩膀，咧開大嘴，哈哈連聲大笑，像孩子一樣天真可愛。

我和夏先生熟識，成為忘年的莫逆之交，是在1983年。這之前，我讀過他的《近代中國小說史》及《中國古典小說》，對他的學問十分傾仰，尤其感到他評論古典小說的思路，從文學藝術的本質出發，別出心裁，凌駕了過去的考據式研究，是大手筆。然而，對他在討論中國近代小說流露的強烈反共意識形態，卻不以為然，覺得討論文學，應該以書中主脈標榜的文字藝術為評論基調，不必隨時摻入意識形態化的反共評論。全書貶低魯迅、茅盾、老舍、巴金，突出張愛玲、錢鍾書的文學成就。一方面讓我覺得有其特識，捍衛了文學是文學藝術的追求，不是服務社會的政治工具；另方面卻又讓我感到以左翼右翼的立場來劃分文學成就的高低，未免充斥了過度的意識形態考量。最讓我不滿的，是他對吳組緗短篇小說的評價，既然承認了文字技巧與故事結構都屬上乘，又說人物的刻畫與象徵的運用都恰到好處，怎麼評論《天下太平》那篇小說的時候，因為結尾寫了當地農民暴動，就一棍子打死，說是故事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影響，是篇共產意識形態的產物，算不上好作品呢？我當時還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初生之犢不畏虎，放下了自己的研究計畫，寫了一篇很長的學術論文，駁斥夏先生論述邏輯自相抵牾之處。

1983年，我參加印第安那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金瓶梅》研討會，從紐約飛往印第安納波里斯機場，和夏先生同機。到達印第安納波里斯機場，會議主辦者是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R，親自開車來接，對夏先生畢恭畢敬，我也因此沾光，乘坐R的新車，開了四十分鐘，把我們送到大學所在的Bloomington。一路上聊天，只是平常寒暄，說到他去年剛拿到博士學位，得到印第安那大學的教職，是系裡最年輕的助理教授，講授中國小說戲曲課程。夏先生說R年輕，問他結婚沒有？R答是在台灣留學時娶的中國女子，非常漂亮的。夏先生開始刨根問底，問人家幾歲，發現中國太太年紀比R大九歲，就說，這樣不好，女人年紀大，很快就老了。R立刻反駁，說你沒看過我太太，不知道她有多麼美，多麼優雅，多麼年輕，我今年三十歲，她三十九，卻看起來像二十歲的模樣。夏先生居然給他頂回去，說女人會打扮的，你現在看不出來，很快她就變成老太婆（他用的字是old woman），你就不要她了。R臉色發青，不再回答，一路悶聲開車。夏先生沒事人似的，跟我閑聊起來。我才認識到，夏先生是如此的口無遮攔，而且直不籠統的，像五六歲的小孩東問西問，不分輕重，似乎完全不通人情世故。

在研討會上，R發表了一篇長達三四十頁的論文，特別安排夏先生作為這篇論文的講評，一看就知道，是想借著夏志清這陣東風，把他吹上學術的雲霄，讓他奠定在學校的學術地位。我讀了他的文章，覺得論點支離破碎，論據又不足，根本沒有掌握《金瓶梅》的文字風格，卻大言不慚，上升到理論層次，探討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普世意義。R給夏先生留了二十分鐘的評論時間，好讓他盡情發揮，沒想到夏先生毫不留情面，從論文的觀點、結構、論據，一一作出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的漏洞與論述的謬誤，是篇站不住腳的研究。他的論析清楚明白，鞭辟入裡，與平常講話的顛三倒四大異其趣，倒是像外科醫生手裡拿著手術刀，在那裡進行手術，一絲不苟，程序分明。他的講評顯示了淵博的學識，讓所有人為之折服。我還感到他對學術的執著與專注，就事論事，就學問談學問，為了捍衛學術的嚴肅性，完全不考慮人情與面子。R從此就像打了霜的菜葉，眼神都迴避我們，不再殷勤地跟隨夏先生左右。

在研討會期間，夏先生把孫述宇和我叫到一塊，說，我們是老中青三代，「耶魯三劍客」，以後要多聚在一起，跟大仲馬筆下的三劍客一樣。我說，人家是兄弟論交，我們是三代論交，長幼有序的。夏先生說，管他的，我們喜歡就好。孫述宇聽了，不停的笑。從此，我和夏先生成了好朋友，關係在師友之間。他視我為小友，我視他為前輩，但是他總是要提起耶魯學風，喜歡說我們是前後同學。我得時常提醒他，我們入學的時間相隔二十多年，他是屬於老師輩的，我是後生小子，望塵莫及的。他就會哈哈大笑，說，一樣的，一樣的。我到今天還沒弄明白，「一樣的」是什麼意思。

願夏先生在天國，跟他推崇的文學家聚首，見了面，都是一樣的。

城市快报(天津)    “张爱玲热”的幕后推手   2014.01.12

        2014年新年前，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去世了。于中国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夏志清是个独特的老师，因为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很多人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把钥匙。夏先生去世后，重读这本热销了几十年的现代文学经典评论，成为人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生于1921年的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获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此后一直在该校任教直至退休。《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出版于1961年，此书的问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而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此书更大的意义在于，经由夏志清的评介，引发了后来历久弥新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才有了如今我们视为经典的、得以珍藏品读的好书。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研究文学史的学术性著作，也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畅销书，这其中不仅有夏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广泛的阅读和资料搜集，让它更具魅力的，是夏志清在其中所倾注的个性和远见。

　　《中国现代小说史》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的发展，作者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以过人的见识，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这其中有对一些当时名气不大的天才作家的洞见，比如张爱玲，也有对一些当时久负盛名的大家的“偏见”，比如鲁迅。但无论是洞见还是“偏见”，夏志清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都为我们如今阅读这些经典提供了一种眼光和思路。做一个有独立见解和品位的读书人，这是夏志清教给我们的，一些关于读书的事儿。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夏志清的“偏见”

　　在对讽刺文学的评论方面，更推崇张天翼，对鲁迅有批判性评价—在对鲁迅集体尊崇的时代，这种评价颇显“另类”。

　　评论家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喜好？艺术作品毕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答案。一部正在热映的大片，从电影院出来的人有的赞、有的踩，都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而作为文学评论家，当然也可以有自己所喜欢和不喜欢的作家。

　　读过《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对现代作家有明显的个人好恶。他特别喜爱张爱玲和钱钟书，而对大家一致推崇的鲁迅则不是太感冒。就像有评论家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另眼相看，已让人‘侧目’，但更令‘道德派’文史家困扰的，是他评价鲁迅的文字中，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一代宗师’瞻之在前、仰之弥高的痕迹。”

　　其实，客观地说，夏志清对鲁迅的评述并不是一种“偏见”，只是，在该书写成的那个年代里，在对鲁迅集体尊崇的时代，夏对鲁迅的带有批判性的评价就显得“另类”了。

　　相比鲁迅，夏志清更喜欢另一位以讽刺见长的作家张天翼，“面对张天翼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大量杰出的短篇，谁还能坚持说鲁迅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呢？”他还曾说过，“对张天翼大家都忽略了，这是大家的损失，怎么能不关注呢？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得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喜剧。”

　　在现代作家中，夏志清钟爱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四位，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评论《中国现代小说史》时说：“此书今天能一版再版，不因其史料丰富，而是因为作者的‘史见’四十年后仍不失英雄本色。此书既扬了一个小女子的名声，也显了一个才子学究的小说家地位。”这其中的“小女子”是张爱玲，“才子学究”则是钱钟书。

　　对于如今数量众多的“张迷”和“钱迷”来说，如果没有几十年前夏志清对两位作家的推介和发现，恐怕我们后来要真正爱上他们还要晚上很多年。其实除了张、钱二位，夏志清的书还让很多当时被湮没或被无视的作家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比如萧红、师陀等。

　　在现代作家中，夏志清所钟爱的是其中的四位—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他视他们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了“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对这四个人的发现和解读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具意义的地方。

　　夏志清盛赞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他认为，张爱玲对人无常无奈的生存情景的感悟，与彼时主流作家的史诗事业大相径庭，他推崇《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也欣赏钱钟书的讽刺艺术，视其为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以来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宝安日报    “岁除的哀伤” 纪念夏志清    2014.01.12

1995年，夏志清写下《超人才华，绝世凄凉》一文，悼念那年去世的张爱玲，开篇第一句“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文中最后说，“爱玲与我一样是不相信什么上帝天堂的。尸体焚化之后，流传下来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遗稿、信件、照片。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2000年，夏志清在“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说，“现在我好像也和张爱玲一样成了历史人物，虽然我还活着。”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终于与世长辞”，终于“也和张爱玲一样成了历史人物”。这个“终于”、这个“也”表达的是夏志清对张爱玲一样的感情。

单提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萧红等如今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每一个都会想起很多，但当把他们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一个名字，那就是夏志清。感谢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还在受主流冷落时就向全世界大力推荐；多亏他，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只有“郭鲁茅老巴”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好文字，中国好作家。

英文写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奠定了他不可置疑的历史和江湖地位。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以及《人的文学》《鸡窗集》《文学的前途》《夏志清序跋》《谈文艺忆师友》《夏济安日记》等简体本的出版，我们终于看到了经典中的经典，认识了大家中的大家。

国内出版的夏志清先生的作品中，很喜欢江苏文艺那套“大家散文文存”、陈子善先生选编的夏先生散文集《岁除的哀伤》，书中全是他最为感人的谈自己、怀师友的文字，分为“自传的片段”、“岁除的哀伤”、“张爱玲世界”、“钱锺书天地”以及“师友，花木，故乡月”五辑，展示了夏公于严谨的学术论著之外另一片感性十足的散文才情，或深沉苍轻或妙语如珠。在“岁除的哀伤”一辑中，收录了夏公怀念亡兄夏济安、悼念陈世骧、悼念诗友卢飞白、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追念吴鲁芹的诸多真挚怀念文章，其中《岁除的哀伤》一文即为纪念逝于1975年元旦前夕的亡友哈利而作。

2013年的岁末，夏志清带给无数张迷欣喜的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还没来得及在国内出版，他却带给我们同样“岁除的哀伤”。

原来他不仅仅是在向张爱玲致敬，而是在向我们告别。让我们在书中怀念他。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是2013年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夏志清的最新一本书，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本。不过，以张爱玲做最后的告别，既是天意，也一定符合他意。想当年，夏志清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从此有了精彩的开始……不论张爱玲的世界是华丽还是苍凉，张夏之间的友谊有他们的通信作见证，他们的通信也见证了在 “寒丝丝”的人间，毕竟还有互信的可能。

而自这一呼，竟也有了五六十年的光阴，想此书的出版也实属不易，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夏志清先生极尽努力，把1963年以来所有爱玲寄给他的名片年卡和信札，凭其日期先后排出一个次序，并在每封信后面加了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注解和说明。

夏先生的真性情一直是学界传奇，书信中不但可见他对张爱玲的关怀，还有他自己生活的意见，从健康到养生，从文学到爱情，信笔写来，如话家常。我们可以想象张爱玲当年读他信时或莞尔、或感动的反应。两人之间的互动让书信集有了光彩。信后详尽的注解不仅让此书有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是为他九十二年的人生做注。想看正史野史八卦新闻的，都不会失望，可谓信息量极大，夏公敢说敢写的真性情以及晚年的超级自信均有展现。

隔着三十年的月光看依然感动，愿张爱玲与夏志清在天堂再续文学史上最难得的一场相知相惜缘。

本版撰文、供图：箴言

人民政协网    “你可以不赞成他，但无法忽略他”    李楠    2014.01.13

　　无论如何想不到，夏先生说走就走了。去年8月中旬，我和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刘熹小姐结伴去纽约拜访夏先生和夏师母。那是第一次见到夏先生，计划秋天或者冬天再去。之后，由于夏先生身体欠佳，再次拜访的计划延宕下来，没想到夏先生居然匆匆地走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夏先生和夏师母早早坐在明亮的客厅里等待我们。他俩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夏先生穿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说话声音虽然算不上洪亮，但并不虚弱，有底气。原打算半小时就离开，以免夏先生和夏师母受累。但夏先生的率真、可爱，夏师母的贤淑、温暖，感染着我俩，不知不觉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低头一看手表，吓了一跳，立即起身告辞。夏师母表示歉意，无法招待我们晚餐；夏先生坚持一定要送我们到门口。看着夏师母吃力地搀扶着夏先生，颤巍巍地移动着脚步，心里涌出一阵感动，当然也有些许感伤。

　　那唯一的一次见面，像所有见过夏先生的人一样，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像所有见过夏先生的人一样，将夏先生的“惊人之语”永远保存在记忆里，挥之不去。夏先生送我两本书，一本英文论文自选集《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一本出版不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先生认认真真签上名字，反复端详:“我的字还不错吧？这一撇一捺挺好看的，对吧？”然后，翻到书的首页，一脸正经地说:“我的英文著作写得很好。你读一下第一句，这么长的句子居然写这么好，当时是怎么写的呢？”我遵命读了书的第一句。夏先生说:“王德威的英文和中文都很精彩，但我的英文写得比他更好，我的中文不如他好。”我和刘熹忍不住笑起来，夏先生也笑起来。我们不是笑夏先生自大，而是被他的真实所打动。夏先生没有夸张，他的英文造诣之高早已为学界称道。假如换作别人，大概不会说出来，而夏先生毫不做作地赞美自己，率真的个性表露无遗。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夏先生的真实不仅表现在接人待物、谈天、说话，更在于他的学术研究。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欧美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正如王德威教授评价:在西方，这本书使“现代文学的研究制度建立起来了。”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该书推迟至上世纪90年代才传进来，其影响却不亚于欧美。虽然至今尚未出版完整版，但与李欧梵的“颓废”理论、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一道，推动着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改写，成为“革命”和“启蒙”之外的又一新的文学史叙事传统。夏先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在有限的资料里，写出历久弥新的经典，应当归功于慧眼独具、功力不凡。慧眼来自“真实”的阅读感受，功力源于世界文学的宽大视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左翼有名的小说家不少，夏先生看上的是张天翼和吴组缃。茅盾的《子夜》被认为是伟大的杰作，夏先生偏认为它比不上早期的《蚀》、《虹》和后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史”出版之后，夏先生才有机会系统阅读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作品，高度评价左翼作家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吴组缃、萧军、张天翼、沙汀、师陀等，计划再写一部《抗战期间的小说史》，分别予以专章讨论。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夏先生早年的这些“偏见”在历史长河里经过淘洗、沉淀，不仅被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多数文学史的结论。夏先生是名符其实的文学批评家，学术研究不存门户之见，完全忠诚于真实的阅读体验，尊重作品的审美品质。

　　不少国内学者批评夏先生对鲁迅的评价不高，原因是我们习惯了长期以来评价鲁迅的那套话语，而难以接受一种平等的、纯粹的文学审美形式的批判。夏先生认为，小说的结构、叙事模式、语言、“故事”和主题同等重要。他批评《阿Q正传》“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同时，又积极肯定小说主人公的价值和意义，代表中华民族的一种弊病。夏先生力荐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小说，正是他审美批评的体现。作为文学批评家，夏先生有个人的阅读趣味，再加上西洋文学的学术背景，所以，常发出为国人所不习惯的“偏见”。其实，“偏见”人人有之，美国华裔汉学家刘若愚说过:“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偏见”并非“偏执”，夏先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作者个人的信仰和见解，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夏先生批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精神之肤浅，难以企及19、20世纪西洋小说大师们的“宗教感”。此话听起来仿佛呓语狂言，但静下心来仔细想想，知道他讲得颇有道理。我们之所以感觉不顺耳，是因为他说得太真实。这就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说:“你可以不赞成他，但无法忽略他”。

　　夏先生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本书是《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读者期待从中发现张爱玲的“隐私”，诸如生活细节、感情纠葛、身世秘闻等等。可惜，这位祖师奶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让读者倍感失落。好在书中有夏先生的“按语”，毫不保留讲述每一封信件的来龙去脉，兼及自己一生所经历的风花雪月，使本书顿然有了光彩。夏先生的坦诚令人感动，里里外外都是如此真实，难怪王德威老师常说:“夏先生是真人”。此言确矣！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代周刊    专访夏志清：“可惜张爱玲没赶上这个时代”   2014.01.13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实习生 尹靖霏 发自北京

　　夏志清十年前整理完第103封张爱玲来信之后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大病才想起来交代信件问题。夏志清大病后身体需要调养，连自己“定做”来的《小团圆》都至今未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最终的出版整理都由夏夫人王洞完成。时代周报记者连线纽约访问夏志清、王洞夫妇，请他们讲述自己印象里的张爱玲美国生活。

　　夏志清有些事情已经记不太清，大多数问题由王洞女士回答。提到关键问题时，夏志清会积极地在电话那头出声：“我来讲！”回忆模糊的时候，真正能在他脑中浮现的内容才令人唏嘘不已。夏志清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离经叛道”给张爱玲地位时的果断，记得自己年轻时饱读诗书的自信，记得张爱玲是“a great writer”(伟大的作家)，苏州腔调里夹着英文，还是一派旧时江南才子气度。

　　张爱玲是很有距离的

　　时代周报：我们在信里能看出张爱玲“保持距离”的那种姿态，但也很惊讶她和夏先生通了那么多封信，他们之间感情的维系是在哪里？或者说她和夏先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王洞：大家都觉得，夏先生对她这么热情这么帮忙，她对夏先生这么冷淡。他们是完全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夏先生他喜欢开玩笑，见了人说些个没有分寸的话。可是他跟张爱玲见面不多，所以也不知道张爱玲对他有没有这种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爱玲跟夏先生年纪差不多，比夏先生大半岁，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可能觉得男女之间不可以太……(亲近)，要保持距离。其实张爱玲和他通信不大讲隐私的，跟宋淇当然不同，因为她和宋太太是好朋友。不管是跟庄(信正)先生的信也好，夏先生的信也好，张爱玲根本不讲自己的感情隐私，都是很有距离的。

　　但夏先生欣赏张爱玲才华，其实连不像张爱玲这么有才的，夏先生都愿意帮忙，张爱玲他当然愿意帮忙。当张爱玲在美国出版界打不开路子的时候，只好什么都委托夏先生，换句话说，她对夏先生很信任，皇冠的合同是夏先生帮她订的。其实夏先生是很不会做事的一个人，居然给她搞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尊重，一个信任。

　　我觉得夏先生对待张爱玲，真的是无话可讲。

　　时代周报：通信里他们有对文艺作品看法的交流，他们在文学上的品位很相似吗？

　　王洞：夏先生和她的品位差不多。夏先生说的话，她都同意，她说的话，夏先生也都同意，但从信里看得出来，她读的西方名著并不多。虽然她的英文很好，因为她母亲很重视她的教育，希望她到英国去留学。

　　夏志清：她看的(外国文学)不算多。

　　王洞：她喜欢看一些人类学，喜欢《叛舰喋血记》，这种故事看了好多，好像经典的作家她看的不多。

　　时代周报：夏先生现在怎么看当初对张爱玲的评价？

　　王洞：当年张爱玲在上海也挺红的，可是没有很多人把她当做一个很serious(严肃)的作家。夏先生当时也当然考虑很多，很大胆地把张爱玲的地位提高了。

　　夏志清：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 (我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她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写了以后，大家都相信了。

　　我是学英国文学的，看过很多西方名著。我的看法与人家不同。我有confidence(自信心)， 对自己的自信心很高。人家都听鲁迅讲什么话，胡适讲什么话，我根本用不着。

　　王洞：夏先生在中国是学英国文学的，他在中国的时候，不大看中国的小说，所以他就不受成见影响。别人都是，一定是鲁迅好呀，一定是老舍好呀，他自己完全是凭他的感觉。夏先生胆子很大啦，把张爱玲提得很高，我想张爱玲的确是好，就像夏先生把王德威捧得这么高，的确是这么好啦，人家就是站起来了嘛。不要说得他好像那么自大，别人比不过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成见的影响。

　　她希望做畅销作家

　　时代周报：很多大陆读者都很惊讶，原来张爱玲在美国过得有点落魄。

　　王洞：张爱玲在上海的时候挺不错。后来你看她的小说，看她的文章，她一辈子都缺钱花。到了美国，自己结婚也结得不好，嫁的老头子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又穷，她一直为了谋生很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又很苦，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知道张爱玲这样苦”。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她在美国的英文写作努力？

　　王洞：张爱玲到美国来，刚刚出了《秧歌》，虽然不畅销，可是书评是很好的，她对自己大概也有一些的期许吧，想要用英文写东西。结果你英文写好的东西，第一要有出版商啊，出版商对你没有兴趣就没办法。她没有好的经纪人，出版弄不出嘛。后来，夏先生虽然把她捧得很高，但夏先生只是一个学者呀，但你看张爱玲，希望能够做畅销作者，能够多卖钱。

　　现在哈金那么出名，因为在美国有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叫奥普拉·温弗瑞，在节目上建议大家读他的书，那本书就畅销，又得奖，哈金就出名了。但张爱玲可惜没有这么一个人去捧她。

　　时代周报：夏先生其实为了她进入主流做了很多尝试。

　　王洞：是。可是夏先生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只能在学术上帮助她。但她希望出名，所以她让夏先生拿给这个人看，拿给那个人看。夏先生没有为他自己或者为我求过任何人，但为了她，他硬着头皮叫教授看她的东西。一般美国人看东方小说都想看些exotic(奇异)的东西，但张爱玲的作品不对他们的胃口。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不受认可，主要是什么原因？

　　王洞：我想，一方面是媒体，一方面是时间不对吧。现在中国开放了，中国强了，所以大家都去学中文，中国人哪个方面都扬眉吐气了，现在这么多人去学中文。张爱玲太早了一点，没赶上这个时代。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华裔作家进入美国主流出版界，有没有一些观察呢？在张爱玲的时代，韩素英好像比较受欢迎，现在是哈金。

　　夏志清：哈金还可以了，韩素英不算，看她干什么？

　　王洞：夏先生觉得，一个作家懂英文，外国的书读得多，看法就会不一样。

　　说到认可，我觉得这是世界的通病，大家会觉得你在美国出了名就重视你。莫言本来也是不错的作家，拿了诺贝尔奖，在国内(内地)、香港、台湾就红起来了。张艺谋、李安，拿奖都红起来了。这跟自卑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个国际问题。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莫言有评价吗？

　　王洞：他没看。夏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不怎么好，看书不多。他喜欢看英美经典作家。莫言得奖了，他就说：“我要看看莫言。”王德威就送他些书看，但他后来也没看。我太忙了，就看了一本《檀香刑》，我觉得挺好的呀。

　　无法评价她的后期写作

　　时代周报：《小团圆》是在夏先生的建议下写的？

　　王洞：是，她自己说是为夏先生“定做”的。当初夏先生看她写《张看》，觉得她应该把家里的祖父祖母都写了，结果发展成了一个自传体小说，超过了夏先生给她的建议。写出来之后，很容易对号入座，那个时候胡兰成刚好在台湾，张爱玲又怕胡兰成乱说什么话，宋淇建议她不要发表，夏先生就没看过她的原稿。等到书出来的时候已经2009年了，夏先生在医院里，到现在还没看这本书。

　　时代周报：夏先生对张爱玲后半生在美国的写作有什么评价？

　　王洞：夏先生没什么评价了，也不能说她不努力，她在努力修改自己的东西，她到美国的后半生，都在反反复复地修改。但你看她写给夏先生的信，她根本是在为生活奔走、奔波。她是一个作家，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根本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人，不是一个会写论文的人。这些工作就是要她教书、做研究啊，像夏济安、庄信正可以做的事，但她没这些训练做不了，虽然她比他们更有才。这些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苦差，都是为了钱，所以真的讲起来，是非常不幸的。

　　时代周报：有人说信件披露出来损害她的形象。

　　王洞：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看了，当然都觉得她很可怜，我想对她的形象不该有什么损害。因为夏先生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是怎么样的奋斗，是生不逢时。但她当然是一个不朽的作家。我朋友看了信以后说“我以后不要做张爱玲”。

　　时代周报：张爱玲在美国一直在修改作品是心理问题吗？好像有点强迫症了。

　　王洞：我想王德威的文章中好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不一定是这样。要写东西，就要写身边最熟悉的东西，她最熟悉的就是她从前写的东西，而且她的文章常常被盗版，被别人翻译她都不喜欢，要改。她求好心切啦，一直在改来改去。我没见过她，我相信她自己也知道她这些作品将来会留下来，她希望写得好。

　　时代周报：王德威还说她生病是某种身体艺术。

　　王洞：夏先生对这些身体艺术不欣赏，他是老一派的人，王德威这样看的话，夏先生不一定同意。

　　我看张爱玲写的《张看》、《对照记》，她的母亲、姑姑、祖母，都有点孤僻，也许这种孤僻是有家里影响，那种环境，还有这种遗传。她可能有一点孤僻吧，到后来变为逃避。

　　王洞执笔按语，澄清夏志清情史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夏志清两段关于自己情史的按语也引来不少读者的“八卦心”。编号23的信件按语中写：“我同爱玲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北京爱上了两个女子的故事也吐露给她听了，二人都算不上是我的女友，因为从未单独date(约会)过。”

　　编号44的信件按语里则披露自己和陈若曦、於梨华的恋情：“卡洛(夏志清前妻)也是耶鲁大学的硕士……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我到哥大以后，找我的女孩子太多，使我动情的第一个女孩子便是陈若曦(名秀美，英文叫Lucy)。她似乎对我也有意，我便对卡洛说，‘我爱Lucy，我们离婚吧。’卡洛大哭一场，Lucy也无真心嫁我，之后嫁给段世尧便回大陆‘报效祖国去了’。直至於梨华搬来纽约，我又出轨，卡洛便交了一个男友，决定离婚。并非如陈若曦在其《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所说‘原配早不满丈夫喜欢中国女生，发现他和王洞谈恋爱了，和人私奔并铁了心离婚’。陈若曦……希望我写序并帮忙她来美，我们旧情复燃，又谈起恋爱来了，她在书里对跟我的两段情，只字未提，却借我与某编辑的一段情，对我的前妻及王洞加以人身攻击，也丑化我。”

　　时代周报：夏先生在信里也披露很多八卦，好多读者都把焦点集中在这里。

　　王洞：张爱玲把夏先生写的信都丢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夏先生给张爱玲写了些什么。但是你看出来，夏先生跟她讲过，年轻的时候想追女朋友，根本没有追到。所以书里只有夏先生的八卦，并没有张爱玲的八卦。她在信里连她的丈夫都很少提。

　　有人爱看八卦，另一些人就好像故意写一点八卦的东西，把它渲染一下，让大家来买书买报。譬如说有人访问陈若曦，在有限的篇幅里，提到夏先生与某编辑的恋爱，经陈若曦的劝阻，才没跟我离婚，好像她是个大好人。夏先生虽然讲了他结婚以前追的女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关于他自己离婚时候的情况，反而没有讲多少。陈若曦、於梨华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

　　时代周报：所以后面包括离婚，还有陈若曦、於梨华那部分，是你加的，你想澄清一下？

　　王洞：陈若曦写了一本书，造我谣嘛。夏老师喜欢女孩子，比如你来，他也会很喜欢你。你知道女孩子自重的话，夏先生也不会怎样。夏先生对他的女学生也很规矩，多漂亮的女孩子他都没去追。但有的人是作家，就利用夏先生给她们写序，和他谈情说爱起来。我作为一个太太，知道了当然很生气。

        你不讲夏先生和你谈的恋爱，把别人和夏先生谈的恋爱说出来，而且造谣。像我和夏先生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办离婚，我跟他的婚姻破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她前妻不能忍受丈夫两次出轨，就找了个男朋友，等她男朋友离了婚，他们才结婚，并没有与人私奔。

　　夏先生太天真，我跟他吃第一顿饭，他和什么人谈过恋爱，为什么要离婚，就都告诉我了。他是教授，我在哥大做事，也不敢得罪他，后来若即若离的，我就到别的地方教书了。他离了婚，我们才在一起的。他觉得和这些女作家谈恋爱，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这些个女作家觉得他很有用，不肯放弃他，一定要和他做朋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等到夏先生老了，她们来欺负夏先生，毁谤我，连累他前妻，实在卑鄙可恨！

　　夏先生看了陈若曦的书很生气，才把当年陈若曦怎样引诱他，描绘出来，他要写出来。可是他老了，那有精神写？我伺候他，没时间替他写，就在书里澄清一下。将来我会写自传的，这个事情不可以造谣的，夏先生保留了所有朋友的信，包括情书在内。

    （原标题为：《专访夏志清、王洞夫妇：“可惜张爱玲没赶上这个时代”》）

南洋网    笔下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    2014年01月16日

“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

敢说这番话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就是不久前去世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他常常自信满满地这般自我夸耀，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如今依然受读者欢迎。他对自己的慧眼识珠，先见之明，颇为得意。

夏志清一向以“敢言”著称，不怕得罪人。

在他的评论准绳里，只有好小说与坏小说，好人与坏人，好作品与坏作品之分，而不理会有关作者的政治立场；他不讲意识形态，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文学标准。

他以英文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面世，是英语世界第一本认真严肃丶全面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有评论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革命。因为有了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得以登堂入室，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给张爱玲极高评价

夏志清的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大相径庭，对一些被忽略或不被重视的作家，诸如沈从文丶钱钟书丶张爱玲等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推崇钱钟书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度的讽刺小说家；他断定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他的评价后来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夏志清还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特别欣赏当年左翼文学旗手之一的张天翼，把张天翼与其他3人等同视之，说张天翼是“这10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他说，沈从文丶张爱玲丶钱钟书的书，大家都还在看，独独却忽略了张天翼。夏志清认为“张天翼的讽刺能力比鲁迅还厉害。鲁迅是一直在变的，有些方面懂得不多。张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时代作家里短篇写得最好的，尤其是写人的阴暗心理以及戏剧。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骂中国比鲁迅还厉害，就是没有红。”

另外一方面，夏志清自始至终对鲁迅颇有看法，无论是对其文学作品或是为人。不过，他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却推崇备至。

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夏志清于去年12月29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得享高寿，终年92岁。他去世后，两岸三地都有人发表看法。中国大陆方面对他的成就是这么定义的：夏志清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者，他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重新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中国内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他的创见，连同他的偏见，都是留给中国的珍贵遗产。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1921-2013笔下情白杨（寄自中国）

白杨 （寄自中国）

深圳特区报    遥想远说夏志清    2014.01.16

◎ 李劼

　　摘要

　　有关夏先生其人，也只能仅就一面之交，略作勾勒。此刻说及，比较怀念的乃是夏先生式的单纯。夏志清的说话方式不是沉稳的，而是吵吵嚷嚷的，像个被宠坏的老男孩。

　　尽管并不怎么感到意外，但看到年事已高的夏志清先生过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说起来，彼此仅一面之缘。十多年前，台湾画家司徒强曾约我一起造访过夏先生。顺便说一句，司徒强如今亦已作古。想起这两位作古之人，发现他们倒是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很孩子气。司徒强的孩子气经常流露在笑容里，夏志清的孩子气则总是张扬于谈笑间。

　　夏志清的说话方式不是沉稳的，而是吵吵嚷嚷的，像个被宠坏的老男孩。那天好像刚刚接了个电话，很不高兴人家催他捐款。夏先生是共和党人。显然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没完没了的政治性捐款。话题不知怎么的，说到马丁·路德金。夏先生以非常不屑的口气评点，那个民权领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乱搞女人，黑的白的都搞。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马丁·路德金的负面评说，有些茫然。夏太太在一旁注意到了，赶紧提醒丈夫，不要乱说话。其实，我并不对夏先生的直率有什么反感。更不用说，后来肯尼迪遗孀杰奎琳遗言录音解密，也曾提及马丁·路德金的私生活如何如何，足见夏先生所言不虚。而我当时感觉到的，也就是夏先生不为大人物讳言的赤子品性。夏太太是多虑了。当时，夏志清也不再多说了。

　　接下去的话题，转到了另一个人物头上。刚巧，那人又曾经是我很近的朋友，但夏志清不知道。又是一番评说，更加直言不讳。而我，又只能沉默。不知如何接腔。可以说，此时此刻，我显得世故了。也可以说，我自惭形秽，名气没有大到可以随便月旦他人的地步。更可以说，明知夏志清并没说错，但又实在不忍心在朋友背后附和对朋友的非议。

　　见我一再沉默，夏先生总算想起该问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眼下在重新翻译解释老子《道德经》。夏先生马上说，《道德经》已经有很多英译本了。我说，我知道，但大都译错了。夏先生问道：你能不能举例，哪个译本译错了。我脱口而出，D·C·劳的译本就问题很大。夏先生大吃一惊：啊，D·C·劳的译本是最权威的！我回道：最权威的错得最离谱。夏先生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追问道：错在哪里？我回答说：他把老子译成了韩非子。我以为夏志清会满意我的回答，不料，夏先生不假思索地说：老子么，就是韩非子呀！这下我不高兴了，毫不示弱地看着夏先生说：《道德经》问世两千多年来，真正理解的人，可能不超过三五个。接着朝夏先生滔滔不绝了一番。夏先生听完，垂下脸，然后故意转过头，看着司徒强嘟哝道：他这个人的想法很大，想法很大。我顿时意识到，那番滔滔不绝，本当是由夏先生朝着我发表的。彼此的角色突然倒过来，让夏先生很不适应。

　　夏先生看着司徒强时，仿佛找到了逃离那种尴尬的途径，朝着司徒强嚷嚷道：阿强真是个好人，绝对的好人，比老子庄子都好。阿强憨厚地笑着，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成。但夏先生却因此而脸色舒缓了许多。仿佛是为了证明司徒强确实是个好人似的，夏先生以一种不容推辞的口气发出邀请道：等会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从夏先生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夏先生跟司徒强友情不浅，可能已经有过无数次的共进晚餐。

　　但我却告辞了。直接的原因是，那天晚上刚好有一对夫妇也请我吃饭。并且，也在哥大附近。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位正好在哥大读博。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跟夏先生话不投机。夏先生说D·C·劳是权威，我并不怀疑。但夏先生硬要把老子等同于韩非子，让我颇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陌路感。正是那样的感觉，导致我后来写了那篇《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只是如今想来，把老子等同于韩非子的，又岂止只是夏先生一个？不说别人，就是区区本人，也曾把老子看作韩非子，并且还写在论《红楼梦》的著述里。那天拒绝跟夏先生他们共进晚餐，可能太过意气用事。

　　其实，夏志清先生虽然在学问上建树有限，但那种单纯的心地，在他同辈学人当中鲜见，在他晚辈学人当中几近绝迹。那样的单纯，既会让夏先生对张爱玲一往情深，也会让夏志清对人对事有着不同流俗的见解。夏志清的局限是，他想论述的文化及文学世界，需要有切肤感受，才能深入浅出。但不幸的是，夏先生始终生活在学府里，并且是远在美国的学府，连民国和民国后的学府之间有何异同，都没能亲历。结果只能将一部现代小说史，按照黑白思维的方式诉诸了情绪性很强的论述。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夏先生又因为在美国学府任教的缘故，水涨船高，身价百倍。晚年的夏先生根本不需要在学问上有何努力，就足以让华人学子仰视不已。再说，他的学生辈人物，也确实没有超过他的。无论才学还是人品，都远为不逮。夏先生被如此这般地众星捧月一下，也是应该的。

　　有关夏先生学问，已经在《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论说过了。有关夏先生其人，也只能仅就一面之交，略作勾勒。此刻说及，比较怀念的乃是夏先生式的单纯。那天，其实夏先生并没有说错什么。无论是谈论马丁路德金，还是谈论那位华人学者，抑或认定D·C·劳是权威，甚至认为老子就是韩非子，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没一句是套话。第一次见面，就能对一位后生学子说出如许真话，足见其真纯。理当点头称是才是。非得那么不肯买账那么较真么？这是隔了十多年之后，我想对自己说的。

　　那天，直到离开夏宅之后，才突然想起，司徒强是为什么才会约我造访夏先生的。那是我和司徒强的一位共同朋友，对阿强说，李劼应该在大学里教书才是。然后问阿强：你认识什么有名望的大学教授么？阿强说，他跟夏志清是好朋友。那位朋友说，夏志清名头很响，肯定一言九鼎，你就带李劼去让夏志清给李劼在大学里找份教职吧。阿强当场答应了下来。可是，两人进了夏宅之后，阿强好像忘了。我也忘了。

　　二0一四年元旦写于纽约寓所

华夏时报     夏志清：中国新文学史观的拓荒者     2013.01.18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于上月底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评论家陈思和、王晓明提出并推动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曾提到对审美和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一核心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趣味从所谓“庙堂化”、“广场化”转向民间化、个体化，而这种个体化的视角正是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命题。也正是这一命题，使夏志清还原了一大批在传统文学史中相对边缘的作家的历史地位，其中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更成为了我们今天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阅读及精神滋养的源泉。

　　真正的文学史的重建者

　　 一直以来，夏志清的知名度主要限于学界、评论界，对于普通公众及读者来说，夏志清这个名字不是十分陌生，至少也是相对遥远的，以至于夏志清在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王寅再访时，还谦虚地表示：“我现在名气大了，电话和来信都是要做访问，就是因为你这篇文章。”

　　 这种谦虚当然有相当的客气的成分。事实上，随着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在大陆渐次普及并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他们身后的发掘及推动者也逐渐有了认知。许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在其逐渐展开的阅读历程中，慢慢发现，哦，原来沈从文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钱钟书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我们深爱的张爱玲也是夏志清发掘推广的……一次又一次的惊叹，使我们不得不由衷感慨他的文学眼光与学术判断力。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当时仍旧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运动逐渐有所接触并了解，其中的诸多判断和文字对笔者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看来，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史运动，其核心宗旨和观点，夏志清先生其实早就有过类似表述和阐释，笔者后来也了解到，整个“重写文学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夏志清诸多学术观念和立场的一个延伸与回应。

　　 “它（指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 评论家旷新年曾这样表示。

　　 当然，就规范性而言，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大陆评论家就新文学史给出了更系统的理论描述，但就其历史意义来看，“重写文学史”运动可能还难言超越夏志清，至少，他们还没有在夏志清后重新发掘并推广能比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这样的大家。可以说，夏志清先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与思考趣味，他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史的重建者。

　　 “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似乎很好地继承了夏志清的文学标准。张爱玲、沈从文等‘边缘作家’的出土及对‘鲁郭茅巴老曹’经典谱系的重评也明显带有《小说史》的味道……时至今日，除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少数佳作可与《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外，绝大多数文学史都只在文学史的出版数量上作出了贡献，而非在其质量上。”有论者这样感慨。

　　 正是由于其卓越的学术建树及文学判断力，其拓荒性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已成为西方了解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必读物。这部作品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则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

　　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悲观

　　 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身为西洋文学专家，而以中国文学扬名，夏志清可谓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而他之所以能相继发掘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包括白先勇等这样一批原本边缘的作家，正是基于他对西方文学基本创作精神与价值标准的深入了解。

　　 这样一种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其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某些基本悲观的论断，才更令人瞩目和警醒。

　　 “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夏志清这样写道。

　　 在夏志清看来，西方小说家普遍有着深刻而浓郁的宗教与道德意识，并有足够的才能和笔力将这种意识贯穿到完全个人化的写作体验中，而这恰恰是中国小说家普遍欠缺的——“索、莎、托、陀（即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透的……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到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志清对于中国文学最悲观的论述莫过于：“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对西方人而言，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一部都没有，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是莫大的悲哀，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当然可以归结为文化弱势等多方面的历史及政治根源，但夏志清上述论及的中国文学自身的缺陷，或许才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

　　 经过所谓新时期文学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取得了一些拓荒性的成就，但总体而言依旧乏善可陈，莫言获诺奖不过是创造了文学曾一度繁荣的假象，而夏志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诸多判断和批评，现在看来依旧那么言犹在耳。如何创造一种具有人性及思辨深度、张扬个体自由与生命价值，同时还能触动人心的作品，依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任重道远的使命。

抖抖擻擻過日子－夏志清教授和《中國現代小說史》    李渝

夏志清教授的經典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中文譯本一九七九年出現。書以三○年代作家為評論的主要對象，也寫到四○年代的張愛玲。中文版中，在附錄裡則延伸到五○年代的姜貴。

夏先生有嚴謹的英國文學訓練，能用比較文學的廣角來看中國小說，提出更接近文學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看法。眾作家中魯迅被列為開章第一人，可見夏先生對魯迅的重視。夏先生認為魯迅所運用的小說形式，要比同時代其他作家複雜得多（《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十三頁）。在最佳作品中，屢見坦誠（三十三頁），並且認為收集在《吶喊》中的〈祝福〉、〈在酒樓上〉、〈肥皂〉，和〈離婚〉是「小說中研究中國社會最深刻的作品」（三十五頁）。總的來說，夏先生認為「魯迅的值得重視，並不在於他率先以西洋文學的風格和寫作技巧，從事小說的創作；而在於他的現代觀念，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和卓見，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腐敗，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中譯本，四百六十五頁）

從這段評論，在大部分同意夏先生關於魯迅的論點時，這裡或許也可以說一說不盡同意的地方。就以前段引言為例，如果把句中說到的寫作技巧視為書寫藝術或敘述風格，而對社會的敏銳觀察簡稱為社會意識，夏先生對魯迅的推崇顯然著重於社會意識，而非敘述風格。然而，魯迅同時代作家人人皆有社會意識，魯迅之能出類拔萃，光照二十世紀文學，似乎更在於他對漢語之為文學語言的經營；沒有一個小說家能夠像魯迅這樣重視語言，營作語言，操練語言如同淬煉寶劍，而語言一旦淬煉成功，運用在手也如同一把寶劍。二十世紀中文小說家能訴說時代故事的不少，有意識的創立了時代語言的，唯魯迅一人最成功。

夏先生對魯迅重視，未必就是欽慕，小說史中評論魯迅，尤其談到後期魯迅時，往往透露著反感。例如夏先生說，魯迅「不能從故鄉以外的經驗來滋育他的創作，是他一個真正的缺點」（四十頁），也說到：「他在一九二九年向共產黨陣營投降……」（四十三頁），並且認為「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四十六頁）。導師是別人封給魯迅的，諷刺文非魯迅致力的題目，而且，魯迅似乎也不是一位和「投降」、「擺布」這類辭彙有關的作家。不過這些都不太重要。提出小說家應該不應該以故鄉以外的經驗來滋育創作，倒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題目；猜想這是作者的一個選擇，而非缺失。曹雪芹的《紅樓夢》，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不各自都是作者的故鄉的經驗嗎？一個故鄉的經驗，有時候小說家用一輩子的時間來瞭解，可能都還不夠呢。

可是在許多貶詞中，夏先生對魯迅卻提出了前人和後人都無法具有的一個真知灼見，那就是，夏先生提用了二十世紀英語系傑出小說家喬伊斯和海明威，來並論魯迅，把魯迅的最好的小說，例如〈故鄉〉、〈社戲〉、〈祝福〉、〈在酒樓上〉，和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相比，把〈孔乙己〉的「簡練之處」和海明威的《尼克、亞當斯的故事》相比。這樣的比較，驟然使作品從民族、國家和社會意識的拘束中解放，倒是來到了文學的原屬地，魯迅被放在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上，而成為一種對等的地標。如果我們以夏先生的提示為指引，進一步閱讀三位小說家的作品，可真會讀到齊美兼善的段落；例如魯迅寫在〈故鄉〉裡的最後一段，當敘述者回到故鄉，經過一段悲傷的認知過程以後，必須再離開故鄉，重新上船，在艙中聽水聲潺潺流動時，魯迅重複使用了「生活」兩字，造成了一種幾近水聲的極為抒情的滾動音效：

「……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潤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然後魯迅寫出了現代中文小說和散文中最知名的句子：「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都柏林人中》的最後一篇〈逝者〉的最後一段，晚飯以後，主人公蓋博瑞爾送完客人，獨自站在屋內窗前，看見窗外下雪了。這裡，小說家喬伊斯寫出了著名的「細雪落在愛爾蘭」的優美段落——「是的，報上說得不錯，全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黯的中央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禿禿的小山上，落在沼澤裡，再往西，輕輕落在澎湃著的黑色的河面上。落在山坡山上那安葬著麥可福瑞的教堂的墓地裡，落在歪歪的十字架和斜斜的墓碑上。落在園門上的小小的尖塔上，落在荒蕪的荊棘叢中。」然後，和〈故鄉〉的結束對等的，接著也出現了英文現代小說裡的人人皆知的名句：「他的靈魂緩緩入睡，當他聽著那雪花，穿過宇宙，細細的在飄落，如同他們最終的結局，細細的飄落在生者和逝者的身上。」

這麼讀著，我們實在要為這樣的小說家而動情。和我們的現在不同，這是一個文學依舊能感動人的時代，而卓越的小說家如魯迅、如喬艾斯，在文字的精準細緻上，在壓抑的平淡，在有意的不動聲色中，透露著某種深沉的憂鬱和抒情上，依舊能和星斗一般，在各自的位標上發揮著文學的光芒。從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說，夏先生對魯迅恨鐵不成鋼，其實是把他看成世界第一流的。

遇到張愛玲，情況真不同，夏先生提攜張愛玲成為二十世紀中文重要作家已是文壇的美話。張愛玲也真幸運，一生遇到兩個知心的男人，一是胡蘭成，一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蘭成能比的；他從來不曾對張愛玲負心過。

夏先生對張愛玲的評論眾所周知，不須這裡再重複。由夏先生指出的幾個張愛玲的特色，例如，意象運用的細膩豐美，對人情世俗的熟澈瞭解等，都是後來的張愛玲研究藉以發展出豐滿局面的基石。

書中三次把張愛玲和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同列，倒是我也有些不同意的地方。這三次，一次是以〈金鎖記〉中女主角曹七巧在煙榻上回憶少女時的風光時，夏先生把張愛玲的描繪技術和杜氏的描繪能力相比；第二次是把〈茉莉香片〉中聶傳慶的暴力虐待母親舊情人的女兒言丹珠，和杜氏的《地下室手記》中的男主角拒絕一個善心的妓女相比；第三次，是評完張愛玲的《秧歌》時，引用杜氏用在《卡拉馬左夫兄弟》裡的《聖經》中的麥子不死的名句，來涵蓋《秧歌》。但是，作家們有時段落和構局偶然類同，若是氣質不同，恐怕仍是不同的。簡單的來說，杜氏寫的是在慘澹的處境中的人的尊嚴，張愛玲寫的是在慘澹的處境中的人的墮落，二種截然而異。從這一點延伸，因此我也不太同意把〈金鎖記〉看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文中篇小說。〈金鎖記〉前半寫得囉哩囉嗦，模仿《紅樓夢》，後半的確精彩，勝過其他中篇，但是它是一篇優秀的小說，寫得很好的小說，離偉大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如果我們以杜氏的《罪與罰》、《白癡》等為參考的話。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愛玲和魯迅的待遇何其不同；這種選擇也許和兩件事有關，一是夏先生平生十分一致的反共立場，一是因為在此書書寫時間，魯迅正遇到非理性的政治崇拜，張愛玲卻正被不公平的忽視著，而夏先生同情弱小、打抱不平、糾正誤謬，其實是頗具有超時代性的意義、反潮流的精神的。

但是夏先生最超越時代、最見人所不能見，也是讀者的我最同意、最心儀、念到這裡最開心的，是對沈從文的評解，和提用了一篇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或者世界小說的傑作——沈從文的〈靜〉。

夏先生認為沈從文的重要性，不在他的批評文字和諷刺作品，不在他的純樸，不是他對人類精神價值的確定，而是他「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誠摯」（一百七十五頁），這可說是一語中的，點到了文學品質的關鍵。夏先生在沈從文身上頗費筆墨，討論了整整的一章，後來在〈附錄二：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中又再談到他。夏先生說，「沈從文並不是一個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個情感用事，好迷戀過去，盲目拒絕新潮流的作家。雖然他有些作品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但綜觀其小說文體，不但寫到社會各方面，而且對當時形勢的認識，也非常深入透徹。他的作品顯露著一種堅強的意念，那就是，除非我們保持著一些對人生的虔誠態度和信念，否則中國人——或推而廣之，全人類——都會逐漸的變得野蠻起來。因此，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識來說，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滋華斯、葉慈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中譯本，一百六十二頁）。

將沈從文與福克納同列，比前篇把魯迅跟喬伊斯比還更石破天驚；福克納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最難懂最深沉最傑出的小說家。夏先生提出的實例是沈從文寫在〈蕭蕭〉裡的蕭蕭，和福克納寫在《八月之光》裡的Lena Grove：「兩人同是給幫工誘姦了的農村女，可是兩人人格之完整，卻絲毫未受損害。由此看來，沈從文與福克納對人性這方面的純真，感到同樣的興趣（並且常以社會上各種荒謬的或殘忍的道德標準來考驗它），不會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們兩人都認為，對土地和對小人物的忠誠，是一切更大更難達到的美德。是慈悲心、豪情，和勇氣的基礎。」（一七五頁）

由夏先生提出的沈從文的特性和成就，正結晶在短篇小說〈靜〉中。〈靜〉寫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岳珉，和母親、嫂嫂、表姐、小表弟，還有家中其他人一起逃難的故事。他們在一個小鎮暫時停腳，一邊略作休歇，一邊等待在某處戰場上作戰的父親捎來消息。重病的母親躺在樓下的床上，岳珉沒事，一個人爬上了後樓屋頂的曬臺。從曬臺上望出去，她看到了暖暖的陽光，粼粼的河水，青青的草原，天上飛著風箏，三兩匹馬閒吃著草，幾處種著黃橙橙的油菜，菜園籬笆上開著桃花，染坊的白白的布條在微風裡掀打。還有小尼姑拿了籃子來到水邊洗菜，和小丫頭翠雲坐在灶口板凳上偷偷用無敵牌牙粉當水粉擦著臉。對河傳來打舷的聲音，賣針線飄鄉的搖小鼓的聲音。

小女孩的世界在曬臺上提升，祥靜又美麗，更接近憧憬或美夢，可是母親在樓下咳著血，戰爭正在進行，而每人焦心等待著的父親卻已在某處陣亡。小說以這樣震撼人的句子結束：「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曬樓柱頭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個地方，豎立在她們所等候的那個爸爸墳上一面紙制的旗幟。」

在〈靜〉裡，如夏教授指出的，卓越小說家沈從文和福克納一樣，起用了日常的生活節奏來載負生命的洶湧危機，用對天真無邪的不移的信念，迎接了人間的荒蠻。

一九六○年代，沈從文正處在生命中最暗淡的時期。他已經被打為右派，小說是早不寫了，文革一旦到來，就要被驅趕到博物院的荒地上去拔草，而他很快也就要面對接續而來的兩次自殺。夏先生這時能識出沈從文，實在是具有著超俗的文學鑒賞力和說真話的勇氣。畢竟在八十年代沈從文獲得了遲來的認可。

《中國現代小說史》寫完後，夏先生胸懷大志，像在中文版自序中所說的，原來還要繼續寫三本大書：《抗戰期間的小說史》、《晚清小說史》，和《紅樓夢之後和文學革命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史》。這三本書若能寫成，中國近、現代小說二百年發展史必將能獲得全盤性的析解。以後夏先生雖然仍有許多長短評論文字，現在都收集在二○○三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然而這三本通史性的大書並沒有出現。

這麼用功，這麼以著述為志業的人，為什麼不寫了？原因在哪裡？夏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說到了一些：「圈內人都知道，我生活上起了變化，家事分心，從事專著的寫作比較困難。」

圈內人知道的是什麼？是夏先生和夫人有位需要特別照顧的女兒。讓人分心的家事是什麼？在夏先生的散文集《雞窗集》裡，寫在〈歲除的哀傷〉中，有一段文字，具體的說出了它：

「今年（一九七九）元旦，有位主編從臺北打電話來同我拜年，同時不忘催稿。拿出舊稿重讀一遍，覺得這次聖誕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沒有時間作研究、寫文章。自珍（注：夏先生和夫人的愛女）即要六歲了，比起兩年前，並沒有多少進步。這幾天她白日睡，晚上起來，喂飽後，就要我馱她，一次一次馱著下樓梯到底樓門廊空地去玩。她騎在我肩上，非常開心，只苦了我，多少該做的事，永遠推動不了。馱她時當然不能戴眼鏡。昨夜大除夕，美國人守歲，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門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跤，虧得小孩子未受驚嚇。二人摔跤，我左掌最先著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虧得骨頭未斷，否則大除夕還得到醫院急診室去照Ｘ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讀書，數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來，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來愈差，撫摩著微腫的左掌，更增添了歲餘的哀傷。」（《雞窗集》，九十九頁）

對盡了所有力量，仍舊無能為力的父母親來說，這生命的遺憾，隨著時間的過去，只怕是越發的揪心吧。

在這裡，也許我們可以離開文學，說到一些別的事，這些事似乎和文學無關，但是如果把文學看成是某種生活的歷驗，對生命的認識或瞭解，那麼它們似乎又和瞭解文學有著緊密的關系。

二○○四年九月十九日的《紐約時報》星期日週刊上，有一篇訪問今年一月以九十高齡去世的美劇作家亞瑟•米勒的文章。在它結束的地方，訪者和被訪者談到作家和作品時，米勒說，時間過去，怕是誰都不會記得他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作品，米勒說，都會被人忘了的。一個時代常有數不清的重要作家，然後這些作家又統統都不見了——「歷史是一頭巨大的怪獸，牠扭一扭，便把身上什麼都甩掉了。」

米勒說的這一頭巨獸是歷史，也是生活，生活甩一甩，扭一扭，也是會把什麼都給甩掉抖掉的，它要是再興一點風，作一點浪，就會更叫你吃不消。和生活比，文學算得了什麼，著作算得了什麼；在生活這一頭巨獸甩動牠那荒蠻的身驅時，怎麼依舊正正常常，抖抖擻擻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更難的。

在我認識或接觸的人中，沒有人比得上夏先生和夫人這麼精神，這麼振作的。每次見到他倆，總是看見他們打扮得整齊又漂亮，人高高興興、親親切切。他們總是不吝嗇的稱讚誇獎周圍每個人，把笑聲帶給大家，把氣氛引向忘憂的高點。這歡欣的底下不是沒有憂愁和悲傷，挫折和失落的。可是，就像沈從文的蕭蕭，像那〈靜〉中的小女孩岳珉，夏先生和夫人用一種不能更自然的更正面的身體力行，依舊把日子處理得興興致致的。生存雖然有著悲情，生命卻不必悲哀。在這裡，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前邊引用的，夏先生用來評讚沈從文的句子，但是將它改動一、兩個辭彙，卻用回到夏先生的身上；與其使用「對土地和小人物」，這裡改成，「對生活和生活的細節」。於是「對生活和生活裡的瑣瑣碎碎的細節——例如戴一條領帶、吃一顆維他命、會一位朋友——的忠誠，是一切更大更難達到的美德，是慈悲心、豪情和勇氣的基礎。」

夏先生的文學評論著作，讓人學到很多專業上的知識。他的待人接物和自我持守，更讓人學到了一種瞭解文學而必不可少的對生活的認識，和迎接生命的精神。

(李渝 知名作家,紐約大學東亞系教授)

蘋果日報 | 副刊 | 蘋果樹下 |  |張昌華： 懷念夏志清  20140119

我結識夏志清先生十多年間，先生賜我二十三通手札。斯人已去，重溫夏公手示，字裡行間充盈的是一個「忙」字。我曾問他緣何將散文集冠名《雞窗集》。他說：「『雞窗夜靜開書卷』，雞窗即是書寓的代名，我生肖屬雞，差不多每晚兩、三點鐘『雞窗夜靜』之時，我不在讀書，即在寫文章、打字，而且往往兩、三點後才入睡，那正是古代農村社會雞鳴起床的時候了。」而寫這封信末句正是歲末「已夜深二時，不寫了」。（二○○四、十二、三十）。夏公的書房獨特，「我的書房內有五隻大小不同的書桌，有些抽屜不常動用。所有的桌面上堆滿書報雜物，一年難得清理一次」。「隔幾天我即八十三滿歲，要做的事太多，反而忘卻了」。（二○○ 四、一、二十九）年高、健忘、又忙，不可避免地有點「亂」，故導致不少類似騎驢找驢的喜劇。某年，我寫了篇《夏志清的人文情懷》寄請他指正。久不見復，我追詢，他說「遍翻不見」，囑我重寄一份。不幾日，忽接來函：「上星期我清理了一次，忽然發現吾兄六月六日毛筆大函尚未開閱，自感慚愧不堪。」又云：「說出來你不會相信，我有恐懼拆信症。今天下午覺得積信實在太多了，只好一一處理。」

夏公是老頑童，他還跟我玩過「將功贖罪」的遊戲。那算是他對沒及時拆我的信的補償：「自感慚愧……我更覺得不好意思了，將功贖罪，先寄上照片四幅」；繼而又寄來幾張，有一幅特大，竟是哥大出版社以他的大頭像作《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封面樣稿送我留念，還題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

我寫給夏公的信都用毛筆，他復信云：「兄每給我毛筆信，讀來總感到特別快慰。來美後，我已五十多年未提毛筆寫字，也應該抽出些時間來練字了。」聽他這一說，我求字慾望陡生，遂寄去一函《北平箋譜》，請他方便時為我寫幾行字。復信云：「《北平箋譜》名貴，兄送我上好的信紙，正好要用毛筆試試。」接着又大發感慨：「美國的生活，一點也不閒率，心境不對，不宜磨墨寫字。等有了閒情逸致再寫毛筆字如何？」並表示「一定要寫」。可是三年過去了，他與我玩「躲貓貓」。因我有此雅好，當舊話重提時，老人家向我訴苦了：「或硯台找不到了」、「或磨墨太煩人」、「或桌面太小」等。後見他來信中說：「您稱弟為『不老的夏公』，在八十年代我可以熬夜工作，的確不覺得老。九二年得心臟病後，無論如何是個老人了，每天量血壓多次，夜間兩點鐘就一定要上床了……等哪一天有閒清理桌子，我一定寫封毛筆信呈兄留念也」（二○○六、十、十二）自那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向他求字了。

「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是批評家夏公一生的不懈追求。其《中國現代小說史》顛覆了主流文學史，從歷史的枯井中，將被珠埋的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和張天翼發掘出來。捧紅了前三位，尤其是張愛玲。其實，他的文學批評風格歷來如此。我曾受友人託請，向夏公打聽林太乙的住址。先生說他們相識，林也到他舍下小敍過；但友情不深，還有件傷感情的事：「一九六五年，美國《東方學會季刊》約我寫書評，評的是Lai Ming君所寫的一本《中國文學史》。弟一九六二年剛進哥大，勤於寫作，有人叫我寫書評當然一口答應。我不知Lai Ming為何許人，發現他這本書寫得很壞，錯誤百出，我就寫了篇嚴厲的評文。評文刊出後，才知道黎明乃林太乙之丈夫，語堂先生的乘龍快婿，而且書出版以前語堂曾加以審閱過，所以一篇文章出來，得罪了三個人。」（二○○三、二、二）即令如此，他還是將林太乙的地址告訴了我，而且為我指點迷津：「兄可直接寫信給她，信封外皆可用中文，太乙中英文皆好，寫了英文小說，往往有自譯的中文版出版。」（同上）

夏公好打抱不平，對虹影在《K》中的黃色描寫，他認為「這種作為是不道德的」。同時，他很新潮，甚可說可愛，勸陳小瀅自己寫她母親同洋人有一段情的始末，「以正視聽」。他為人率真，他捧沈從文，因劉文典曾看不起沈從文，所以「我一直對他（劉）反感甚深」。當他讀了我的《還有一個劉文典》後，對我說：「不知此人也有些真才實學，也相當可愛。」他對我文章中出現的把吳曉鈴寫成吳曉玲的錯誤，也毫不客氣地批評。

夏公是位「談吐隨意，作文謹慎」者。在與記者訪談中，他為褒或貶某人或事，喜用口頭禪「一塌糊塗」，談自己的也往往會冒出「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聰明」之類的話，不免給人產生「高調」、「自炫」印象；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他為人平和、親切、厚道、寬容、老頑童味十足。就當年他赴美留學，胡適見他是滬江大學背景，寫推薦信不熱情。後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炮打響，兄長夏濟安多次勸他給老校長胡適送一本，他終不肯。我在寫他的文章中，批評他是在與胡適「憋氣」，顯得「小家子氣或小孩子氣」，他讀了之後並沒有辯駁或不高興，回信只說：「我生胡一點小氣，即他小看了我，認為我不必申請哈佛、耶魯。一九五一年我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前寫封英文信給胡先生，告知他即將拿到 Ph.D，在求職方面可否幫忙。此信胡未復。我也有些生氣或失望。」（二○○四、十二、三十）直到三年後，他在信中才說當年不送書給胡適的另一半原因，是朋友W將「現代」擅譯成「近代」，「我很感不愉快，覺得丟我的臉」，他說，一般人「現代」、「近代」亂用沒有關係，而我用了，讓胡適、林語堂先生看了會笑話。「所以不想把書寄呈兩大師……只是有苦說不出而已」。他還告訴我，至今他都沒向那個W明說這件事，「免得他生氣」。（二○○七、一、二十九）對曾經給他有過些微幫助的人，他常念不忘。陳子善先生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書在大陸出版鼎力相助，他在致我的信中多次表示感激之情。夏公尊重同行，《中國古典小說》（中譯本）出版後他致函於我：「兄把譯者姓名放在每章結尾括號內，可能對胡益民（譯者，筆者）諸君有些不太尊重。但給人的印象，書好像是夏某自己寫（譯）的。」夏公樂於助人，樂到主動「多事」。他知我與周有光、張允和先生熟悉，當《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在美一上市，他便熱情向我推薦：「上星期我在《紐約時報》星期天書評周刊上，看到一篇評合肥張家四千金傳的一本書，題名《Four Sisters of Hofei》。作者金安平，約20年前是我的學生，……兄對張家姊妹大有興趣，可買一冊請朋友審閱，譯成中文」，又說如無書，他在紐約代購。還附上《紐時》書評供參考。（二○○三、二、二）

還有一件事鮮有人知道。夏公當年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限於資料，沒有讀到蕭紅的作品，後來讀了，「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他想做一篇專論，正巧葛浩文那時正以蕭紅為題做博士論文。夏公說他如搶先發表，葛浩文的論文必然就受到影響，因此，他改寫端木蕻良。
細微之處見精神。夏志清致我的私信的細微末節中，我們或會讀出「夏判官」的可敬與可愛來。

狂城乱马    夏志清的才与傲    马家辉    2014.01.20

　　只远远见过夏志清先生一面，在岭南大学的晚宴上，台湾的朱天文在旁，上海的须兰也在，香港的锺晓阳亦在，两岸三地的“张派作家”几乎都在了，只因那是一个关乎张爱玲的研讨会，没有人敢不来或舍得不来。

　　但并非是朱或须或锺把夏先生团团围着，而是另外一群女同学女粉丝，或坐或站，在老先生身旁，把老先生逗得很乐很高兴；而当然，言谈幽默的老先生轻言几句亦已把她们逗得笑不拢嘴。当时我的心里感觉是，幸好是老先生，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而且是文学界教父级的老先生，否则如此言笑很容易让人误会或觉轻佻。

　　此说绝无不敬，而是佩服羡慕。“教父”地位是多年功力修炼回来的，付出很多，贡献很大，得到尊重与尊敬、保护与关护，理所当然，若得不到反而极不公平。对此，夏先生自己是明白的。因是明白人。

　　那年的张爱玲研讨会，王德威与夏志清皆来演讲，两位哥大教授，两代文学评论权威，各领风骚，不在话下。夏志清教授的讲题是“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娓娓细道数十年求学和教学生涯，非常动听。

　　当夜我写信给朋友曾有如此感慨：“夏先生极有幽默感，也极自负，演讲里对年轻学生直言，‘我希望做你们的榜样，你们应该向我学习’，说得爽快；他明白自己直言无畏容易得罪人，更明白，‘我的名气大，即使得罪了人，他们也拿我没办法’，说得够劲。古语说‘无欲则刚’，其实该加一句‘有料则傲’，以真材实料为后盾的自负，傲又如何？这叫做 知识的傲慢，没有的人是永远无法了解的。”

　　然而在傲以外，夏先生还有细心和耐性，懂得保护和关护他欣赏的人。别的不说，且看去年公布的多年通信，夏先生对张爱玲是多么体谅与包容，他支持她、鼓励她、维护她，但他和夫人约张爱玲吃饭，她竟不来，可说是比夏先生还傲，但夏先生完全没责怪，知其性者始可容其人，交朋友，不管年龄相距多大，都不容易。

　　夏先生的文学评论本身就是文学，不管是长或短，用字遣词皆精准，让专业读者和外行人都能被感染而信服而入脑。如他用一个“静”字形容沈从文作品， “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又何尝不是？

海南日报　夏志清的文学江湖：一个人一本书三位作家     2014.01.20

2013年岁末，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安详辞世，享年93岁。据说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夏公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和荣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我们可能不知道世上还有张爱玲，钱钟书的《围城》不会家喻户晓，沈从文的名字也会湮没在故纸堆里———夏志清用他的才识为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江湖，正是由于他的推崇，我们的学者才开始重新审视意识形态重压下的现代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志清为后人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

　　一个人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夏志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

　　夏志清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这是一所教会背景的学校，英语是其强项，在校期间，夏志清阅读了大量东西方文学名著，这为其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埋下了伏笔。

　　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的研究。当时一位华侨捐给北大几个留美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选拔，考题是作文《出洋留学两回事》，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外加一篇英文写的论文。这对于出身教会大学的夏志清来说不是难事，结果他以高分夺魁。事后有人不服，闹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虽然对夏志清的学校背景不是十分满意，但最后还是推荐了他。后来夏志清回忆说：“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胡适）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夏志清对此事一直未能释怀，多年以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引起轰动，也一直没有送给胡适一阅；晚年后他又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中发泄了对老校长的不满：“1951年，我同胡适之先生写封信，想了半天还是觉得打封英文信比较大方，结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夏志清是一个率真、本色的人，也是一个爱较真的人。

　　夏志清后来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1961年，夏志清用英文出版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夏志清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

　　夏志清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印象的组合》、《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今年2月，又在台湾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是夏志清的最后一部著作，据说当时他已要用轮椅代步。

　　一本书

　　夏志清的名字之所以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缘故。

　　对于当初写这本书的动因，夏志清回忆说：“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

　　夏志清于是开始了他的专业阅读生涯，当时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多，哥大要好一些，于是夏志清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哥大借书。但即使这样，夏志清还是留下了诸多遗憾，他那时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有限，大都是从图书馆借的，还有些是凭着原来的记忆。正因为这些原因，有很多重要作家在书中都没有涉及，比如萧红，比如李劼人。但让夏志清聊以自慰的是，他的这本小说史与以往的文学史截然不同，颇多真知灼见，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对自己取得的成就还算满意：“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作家都有专章论述，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更是青睐有加，给予了高度评价。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为“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对钱钟书《围城》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称赞沈从文“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在沈从文被两岸文学界遗忘的年代里，夏志清是惟一一个如此评价他的人。

　　夏志清的评价在时人看来不啻于石破天惊，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被人遗忘，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志清的研究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广，就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热。有人说夏志清的一本书捧红了张、钱、沈，其实并非如此，夏志清只是还原了这些作家的本来面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是“重新发现”了哪位作家，而是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刘绍铭、夏济安等一流学者翻译，中译繁体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05年7月，这部著名的中国小说史在问世几十年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三位作家

　　夏志清与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都有过直接交往，但都不多。

　　他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聚会地点是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家，与会者大概有二三十人。夏志清后来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中回忆说：“（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当时张爱玲已经大红大紫，但夏志清还没开始研究中国小说，所以对张印象不深，两人泛泛而谈，也未涉及文艺。

　　1950年代，夏志清开始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从朋友宋淇那里得到张爱玲小说《传奇》和《留言》的香港盗印本，一读之下惊为天人，于是便在自己的著作里开辟专章介绍这位传奇女作家，所用篇幅，超过了许多名家，包括鲁迅，评价之高，也超过了鲁迅。

　　两人一生见面只有六次，平常主要靠通信联系。通信大概始于1961年3月，当时爱玲收到夏志清邮寄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曾把张爱玲给他的信整理统计：1963年—1968年是32件，1970年—1978年是47件，1979年—1995年是27件，共106件———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直至张爱玲去世。

　　夏志清与钱钟书相识与1940年代初，据宋淇之子宋以朗介绍：“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此处夏志清记忆有误，应是1943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夏志清的这篇《追念钱钟书先生》是钱还在世时写的，事情缘于宋淇的误传信息，当时宋淇写信告诉他“钱钟书先生去世了”，后来才知是误会。 1979年钱钟书访问哥大，夏志清又写了《重会钱钟书纪实》，记录了久别重逢的欣喜：“我们从会议室走向大门，他们已步入大楼了。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阳历11月21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69岁，比我大了九岁另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三人中与夏志清接触最晚的当属沈从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近20年后，沈从文才与夏志清会面。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访问美国，在哥大作了《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演讲，主持人由夏志清亲自担任。1983年，沈从文已经患病，夏志清去北京时专门前往探望。

　　两人接触虽少，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夏志清曾在无意中揭示了沈从文在文学上有种“野心”：他要使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不逊色的程度———沈从文晚年曾在私信中透露过这种心愿，夏志清传神地把握住了这点。

　　人生有一知己，真好。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北京青年报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葬礼举行 去世前曾说要走了   2014.01.20

著名中国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葬礼纽约时间19日上午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当天参加葬礼的刘琪鹏说，“现场有音乐、有诗、有朋友。夏先生看起来很安详。早晨的纽约雨雪交加，仪式结束后却格外晴朗。”朋友李渝写道，“在我认识或接触的人中，没有人比得上夏先生和夫人这么精神，这么振作。每次见到他俩，总是看见他们打扮得整齐又漂亮。生存虽然有着悲情，生命却不必悲哀。”

　　著名中国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葬礼纽约时间19日上午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著名作家王鼎钧、查建英等出席并讲话，仪式由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王德威主持。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也于昨日推出夏志清纪念专辑，搜集了刘绍铭、叶嘉莹、符立中等诸多朋友的怀念文章。

　　夏志清先生于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去世。他被誉为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拓荒者”——他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严肃、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在国内，这本书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日上午11时，夏先生追悼会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仪式简短而温馨，当天参加葬礼的刘琪鹏说，“现场有音乐、有诗、有朋友。夏先生看起来很安详。早晨的纽约雨雪交加，仪式结束后却格外晴朗。”仪式以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诗《The Echoing Green》拉开序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Haruo Shirane、Paul Anderer，著名作家王鼎钧、查建英等出席并讲话。

中国新闻网     书信中的夏志清：谈吐随意 作文谨慎     张昌华    2014.01.20

细微之处见精神。从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细微末节中，我们或会读出“夏判官”的可敬与可爱来……

　　夏公是位“谈吐随意，作文谨慎”者。在与记者访谈中，他为褒或贬某人或事，喜用口头禅“一塌糊涂”，谈自己时往往会说“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聪明”之类的话，不免给人产生“高调”、“自炫”印象；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净字达一万五千之多)，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他为人平和得很，一点也不高调，倒很厚道、宽容，老顽童味十足。

　　“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

　　2014年元旦钟声即将落锤的片刻，癸已严冬的寒风掠过中国文学之树的枝头，又抖落了一片叶子，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化作春泥了。我作为一名地方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于上世纪末有幸结识夏先生，为他出版了两部书稿，十年间的过从，得缘收藏他二十三通手札。先生的华翰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书在A4大白纸上，那一手蝇头小楷写得苍秀、典雅，有铁划银钩之韵。今抚笺诵读，感慨良多。先生为人的辛劳、率真和宽厚，为文的大胆、秉直和新意，都可在私信中读出一二。

　　我结识夏志清先生，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版了陈西滢、凌叔华的《双佳楼梦影》，其女陈小滢从伦敦来信，并附来夏志清给她的信，云夏先生十分推崇她父亲，希望我能寄一本“梦影”给他。书寄出后不久，夏先生复函鸣谢，开首即说：“华埠大上海(饭店)匆匆一聚，您留给我的印象倒很深刻。”我愕然。盖此前我从未去过美国，何来“一聚”？谅是先生文名太盛，与其过从者太多，他李冠(李景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戴了。未几，钱锺书先生过世，有关方面出了本纪念集《一寸千思》，内收先生与我的追怀文字，我得样书甚早，顺寄一册给先生先睹为快。先生很高兴，我们遂结忘年交。他是父执辈，我一直称他为“先生”，他不以为然：“我们兄弟相称最方便，最合适，以后来信不必称弟为 ‘先生’，用不到如此客气也。”(2006.12.29致笔者函)恭敬不如从命，那以后我便堂而皇之地称他为“大兄”，或谓“夏公”。继之，我斗胆开口向他组稿。退休后又为先生张罗出了本 《中国古典小说》，2008年末，他因健康欠佳，不时进出医院，我再也不好意思烦扰他的清静。但岁月更替，每逢年节，一份祝福我是必送的。

　　十年间，先生来信往往下笔千言，泻出许多我感兴趣的人与事：诸如胡适、林语堂、朱光潜、夏济安、无名氏、刘绍铭、白先勇和王德威等。先生评说世事或臧否人物，坦然有度，谈生活拉家长，幽默风趣。他的生存状况、人文情怀跃然纸上。不妨择其一二分列于后，亦飨诸公同好。

　　重温夏公手示，眼前幻化出他那案牍劳形坐忘的身影，字里行间充盈的是“忙”，甚而有点“乱”。夏公青灯黄卷一生。我曾问他缘何将散文集冠名 《鸡窗集》。他说：“‘鸡窗夜静开书卷’，鸡窗即是书寓的代名，我生肖属鸡，差不多每晚二三点钟‘鸡窗夜静’之时，我不在读书，即在写文章、打字，而且往往二三点后才入睡，那正是古代农村社会鸡鸣起床的时候了。”而写这封信末句正是“已夜 深 二 时，不 写 了”。(2004.12.30)。夏公寓居的是百年老公寓，书房或较逼仄，独特的是“我的书房内有五只大小不同的书桌，有些抽屉不常动用。所有的桌面上堆满书报杂物，一年难得清理一次”。“隔几天我即八十三满岁，要做的事太多，反而忘却了。”(2004.1.29)台湾廖玉惠教授访问他后写了篇 《在砧板上写评论》，我觉得好奇。他说：“我的书桌不大，上面放了一块木砧板，我在上面看书写文很方便，可是砧

　　板左右两边及前面所有的信件、文件给后来放上去的书报杂物盖住了，就不易找到，非得把书桌三面先加清理不可。”年高，健忘，又忙，不可避免地有点“乱”，故导致不少类似骑驴找驴的喜剧。某年，我写了篇《夏志清的人文情怀》寄请他指正。久不见回音，我追询，他说“遍翻不见”，嘱我重寄一份。不几日，忽接他来函：“上星期我清理了一次，忽然发现吾兄六月六日毛笔大函尚未开阅，自感惭愧不堪。”又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我有恐惧拆信症。今天下午觉得积信实在太多了，只好一一处理。”

　　夏公是老顽童，他还跟我玩过“将功赎罪”的游戏，那或是他对没及时拆我的信的补偿：“自感惭愧……我更觉得不好意思了。将功赎罪，先寄上照片四幅”，继而又寄来几张，有一幅特大，竟是哥大出版社以他的大头像作 《夏志清评论中国文学》 封面样稿送我留念，还题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我写给夏公的信都用毛笔，恭恭正正。他很高兴，复信云：“兄每给我毛笔信，读来总感到特别快慰。来美后，我已五十多年未提毛笔写字，也应该抽出些时间来练字了。”听他这一说，我求字欲望陡生，遂寄去一函“北平笺谱”，请他方便时为我写几行字。他复信说“《北平笺谱》名贵，兄送我上好的信纸，正好要用毛笔试试。”接着又大发感慨：“美国的生活，一点也不闲率，心境不对，不宜磨墨写字。”“等有了闲情逸致再写毛笔字如何？”并表示“一定要写”。可是三年过去了，他与我玩“躲猫猫”。因我有此雅好，当旧话重提时，老人家向我诉苦了：或砚台找不到了，或磨墨太烦人或桌面太小等。后来，见他来信中说：“您称弟为‘不老的夏公’，在八十年代我可以熬夜工作，的确不觉得老。九二年得心脏病后，无论如何是个老人了，每天量血压多次，夜间两点钟就一定要上床了……等那一天有闲清理桌子，我一定写封毛笔信呈兄留念也。”(2006.10.12)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向他求字了。我在日记中曾写“有点遗憾，夏公欠我一幅字”。

　　夏公在信中屡谦自己是“瞎忙”，从历年来信中可看出：他为出版社所逼写书、编书忙，为友人新著写序忙，为台版《我们仨》写捧场文字忙，为校注张爱玲最后几年的信忙，为《夏氏昆仲与中国文学》研讨会忙，还有“白先勇先生即来纽约，我又要大忙三天”……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是批评家夏公一生的不懈追求。他拂去历史的尘埃，秉笔书史，其《中国现代小说史》 颠覆了主流文学史的传统，从历史的枯井中，将被珠埋的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和张天翼发掘出来。捧红了前三位，尤其是张爱玲。其实，他的文学批评风格历来如此。我受友人托请，代为联系英文版《镜花缘》出版事宜，向夏公打听译者林太乙的住址。先生说，他们相识，林也到他舍下小叙过；但友情不深，还有件伤感情的事：“一九六五年，美国《东方学会季刊》 约我写书评，评的是Lai　Ming君所写的一本《中国文学史》。弟一九六二年刚进哥大，勤于写作，有人叫我写书评当然一口答应。我不知Lai　Ming为何许人，发现他这本书写得很坏，错误百出，我就写了篇严厉的评文。评文刊出后，才知道黎明(Lai　Ming)乃林太乙之丈夫，语堂先生的乘龙快婿，而且书出版以前语堂曾加以审阅过，所以一篇文章出来，得罪了三个人。从此，也无人采用那本文学史当教科书、必读参考书。但所有错误，黎明也无法反辩，只好忍气吞声，抱怨在心里。”(2003.2.2)即令如此，他还是将林太乙的信址告诉了我，而且为我指点迷津：“兄可直接写信给她，信封外皆可用中文，太乙中英文皆好，写了英文小说，往往有自译的中文版出版。”(同上)

　　夏公是位好打抱不平者，对虹影在《K》中的黄色描写，他认为“这种作为是不道德的”。同时，他很新潮，甚可说可爱。他劝陈小滢自己写她母亲同洋人有一段情的始末，“以正视听”。他为人率真，他捧沈从文，因刘文典曾看不起沈从文，所以“我一直对他(刘)反感甚深”。当他读了我的《还有一个刘文典》后，对我说：“不知此人也有些真才实学，也相当可爱。”他对我文章中出现的把吴晓铃写成吴晓玲的错误，也毫不客气地批评。

　　夏公是位“谈吐随意，作文谨慎”者。在与记者访谈中，他为褒或贬某人或事，喜用口头禅“一塌糊涂”，谈自己时往往会说“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聪明”之类的话，不免给人产生“高调”、“自炫”印象；　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净字达一万五千之多)，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他为人平和得很，一点也不高调，倒很厚道、宽容，老顽童味十足。就当年他赴美留学，胡适见他是沪江大学(教会学校)背景，写推荐信不热情，后来，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炮打响，兄长夏济安多次劝他给老校长胡适送一本，他终不肯。我在写他的文章中，批评他与胡适“憋气”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或小孩子气”，他读了之后并没有反驳或不高兴，回信只说：“我生胡一点小气，即他小看了我，认为我不必申请哈佛、耶鲁。一九五一年我即将拿到博士学位前写封英文信给胡先生，告知他即将拿到Ph.D，在求职方面可否帮忙。此信胡未复。我 也 有 些 生 气 或 失 望。”(2004.12.30)直到三年后，他在信中才说当年不送书给胡适的一半原因是朋友W某将“现代”擅译成“近代”，像只苍蝇钉在封面上，“我很感不愉快，觉得丢我的脸”，他说，一般人“现代”、“近代”乱用没有关系，而我用了，让胡适、林语堂先生看了会笑话。“所以不想把书寄呈两大师……只是有苦说不出而已。”他还告诉我，至今他都没向那个弄错书名的朋友明说这件事，“免得他生气。朋友间讲起这事来，吾兄还是第一人，表示我俩真是兄弟了。”(2007.1.29)有位华人女士Z多次采访他，机器录音，全凭即兴，整理成文字又不让他看一下，擅自到处发表；且以她发了洋财的阔人眼光看夏公，对他生存现状的“贫寒”多有不屑。夏公并未因自尊受损而不快，只为“她从未给我看过，可能怕我生气，因此我对她真有些生气了”。虽生气，也只“有些”罢了。对曾经给他有过些微帮助的人，他常念不忘。陈子善先生对他《中国现代文学史》 等书的出版鼎力相助，他在致我的信中多次表示感激之情。《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出版后致函于我：“兄把译者姓名放在每章结尾括号内，可能对胡益民(译者)诸君有些不太尊重。但给人的印象，书好像是夏某自己写(译)的。”聊见其为人之厚。夏公乐于助人，乐到主动“多事”。他知我与周有光、张允和先生熟悉，当《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在美一上市，他便热情向我推荐：“上星期我在《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周刊上，看到一篇评合肥张家四千金传的一本书，题名four sisters of hefei。作者金安平，约二十年前是我的学生……兄对张家姊妹大有兴趣，可买一册请朋友审阅，译成中文后是否会有销路，如有销路，不妨请可靠的译者把它译出，在国内销售。此书新出，我想香港西文书店一定买得到。如无，我在纽约代购亦可。附上《时报》书评供参考。”(2003.2.2)

　　还有一件事鲜有人知道。夏公当年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限于资料，没有读到萧红的作品，后来读了“发现萧红好得一塌糊涂”，他想做一篇专论，正巧葛浩文那时正以萧红为题做博士论文。夏公说他如抢先发表，葛浩文的论文必然就受到影响，因此，他改写端木蕻良。

　　细微之处见精神。从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细微末节中，我们或会读出“夏判官”的可敬与可爱来。

　　斯人已去，斯文永存。

北京青年报    别了，夏志清    2014.01.21

编者按

    纽约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逝世。1月19日，夏先生葬礼在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谨以这些文章遥祭远在大洋彼岸的夏志清先生，也以此纪念那些“白发如银的老人们”坐在榆树下谈笑的年代——此刻，他们正在笑着看我们。

    在众人嚷嚷之际 静者独难

    ◎孙郁

    五年前去纽约开会，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鲁迅的话题，席间许多人的发言很有分量。遗憾的是那天夏志清先生没有来，失去听他讲演的机会。不过，我印象里，他可能对鲁迅有另一番看法，对于大陆鲁研界的人，有所隔膜也是自然的。我后来几次去纽约，都未能见到他，所以，一直是心存遗憾。谈起夏先生，只能是文字里的形象，余者，则不甚了然。

    我读夏先生的著作不多，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外，还有几册新文学作家论的书。不过，大陆出版他的作品，多有删节，所以对其思想本意，不能细细究之。他的文章不那么华贵，属于切实的那一种。但有时句句有力，是直接切入本质的文体。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陆像他那种治学的人，长时间是看不到的。

    自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学界的看法一直不一，赞许与批评的都有。至今都纠缠着学界的神经。他最大的价值，是引入了另类的理念和治学视角，先前单一的文学批评观与史学意识显出自己的问题。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其思考恢复了文学的生态，把曾经遮蔽的存在，一一还原出来。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过去以左翼的逻辑为之，意识形态的因素浓浓，一些作家便不能浮出水面。夏志清把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写进文学史，且给以相当的位置，不仅是见识不凡，也有与左翼对立的用意。因为是冷战的产物，也难免不辐射出自己的偏见，这是谈论文学史的人都注意到的问题。现在大陆文学史写作的进步，与吸收夏氏的思想有关，他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投射在相应的领域。

    我最早看他的书，觉得视角很有意思。他不是从外在的流行的观念去判断问题，喜欢以差异性眼光看世。加之有西方文学史的维度在，处处对比，时时照应的意识潜在于文本里，这是大陆研究新文学者最少有的。五十年代治现代文学史的，左翼的学者较多，王瑶、唐弢都有左翼情结，且不太懂西学，他们的书遗漏了一些自由文人也在所难免。曹聚仁后来在香港写《文坛五十年》，精神是自由主义的，底色不同于王瑶诸人，而依然是在汉语的圈子里盘旋，缺少对西学的吸收。夏志清写小说史，一是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有超时空的味道，可以细细品味其间味道。另一方面，对总体的情况，有得失之辨，尊重的是个体的印象，批评的锐气总是有的。

    这样，他的研究体例，就和传统的史学有些差异，眼光是现代的。其文学史的格局，以肯定个性为主，私人的空间里的独白颇多，自然有诸多的发现。他对张爱玲的描述，精准、深切，不动生声色的地方颇多。比如能从文本看出内在玄机，以旧笔法写新感觉，审美的基调是有趣的。他看重张爱玲冷中的力量感，于肃杀里悟出玄机，暗里时常三致意焉。发现钱钟书在小说史的价值，是他的功德。笔墨有酣畅之处，对学问与智慧笼罩下的审美趣味的把握，令人眼界大开。现代小说家有政治上的焦虑，现实的态度明确，一面也失去精神的静观，在审美上少了含蓄与博雅。钱钟书的作品，完全没有这些，自己的视野是人类学家般超然。夏志清对此大为赞许，以西洋小说史为参照，细陈其内在隐喻，史家态度与美的体味飘动于书中，这对后来大陆的冲击是超出他自己的预料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格局的感觉不及文本感觉好。后者不都获得誉词，批评的话颇多。这都是阅读的原始感觉，鲜活得带有温度。他讥讽郭沫若、郁达夫，未尝没有道理，而面对巴金、老舍，内觉的分寸是显然的。夏志清在大陆被诟病最多的是对鲁迅、茅盾的态度，批评他的文字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价值观的流露，和王瑶的立场恰好相反。如此说来，他们各自在一个方阵，要跳将出来，的确太难。我觉得他对鲁迅的感觉，还停留在初步阅读的基础上，他在小说史里对鲁迅的创作的总结，缺少许多环节，对晚期的《故事新编》竟然草草描之，且不耐心，没有谈论张爱玲、钱钟书那么投入。不过，他概括鲁迅的偏激思想，多少有自己的道理，乃那时候知识界的另一种声音，对校正大陆的极“左”的表达，亦有价值。先生后来对鲁迅的判断，显然还是有些变化的。

    我自己觉得，小说史乃读书人个人偏好的产物，客观的描述不易做到。其实现代中国的文学，谈起来很难。再过百年，后人的看法亦会有所变化，这是难免的。问题不在于对错，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和视角。王德威说，夏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夏志清去世，带走了一代人的故事，而他给我们的记忆却久存于世间。他的文字生涯看似平静，却因了与无数思想者与作家的对话，而有了流动的光泽。思想是寂寞者的果实，人们所发现的美还不是很多。我现在授课的时候，常常提起这个老人，不因别的，乃是告诫自己，在众人嚷嚷之际，静者独难。百年中国，趋同者甚众，大独者寥寥。先生治学与为人，其路相近。学术亦是人生，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此话，于今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伟大传统

    ◎陈思和

    夏志清先生晚年唯一的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他应钱钟书先生的邀请，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头来到上海，访问复旦大学。好像那一次并非是复旦主动邀请的，而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是复旦中文系的王继权先生，他看望亲戚顺道访问复旦。那个时候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台湾出版中文版没几年，大陆学术界有的人士正在愤怒声讨、竭力抵制。我不知道他在北京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来复旦似乎也没有被宣传，只是悄悄来悄悄离开。

    2000 年我访问哥大，王德威教授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夏先生夫妇也到场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中我又提起他在复旦的访问，他转开话题不接着说下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一下贾先生的身体是否健康。去年年初我再度去美国，在纽约转波士顿，特意从纽约出机场，打算去拜访夏先生，来机场接我的明炜婧祾事先也与夏先生联系好了，但是天不助我竟下起了迷漫大雪，明炜担心晚上雪地开车危险，就在电话里辞了这次拜会。没想到这一辞我就永远失去了再度聆听夏先生妙语真谛的缘分。

    夏先生是以《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获名于大陆学术界，这本书直到前几年才由复旦出版社印了大陆简体字版，我没有读这个版本，我想这大约是删节本。但是我读的台湾传记文学1979年版的繁体字版，可能也是不完全的。那是刘绍铭先生组织一群人集体翻译的，真正读过英文原本的大陆学者可能并不多。这本书最早于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的，由此奠定了夏先生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祭酒地位，到了1971年夏先生对这本小说史又做了很多方面的修订。待1979年中译本初版前，夏先生又为它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里他对自己从一个专攻西方文学经典的博士生如何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治学历程做了认真总结。可贵的是，他对于这本著作中用西方经典的标准来批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偏见做了深刻的反省。他对于自己在写作时因为资料不足而忽视萧红、吴组缃、萧军等都做了自我批评，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他诚恳地说：“总括一句话，本书1961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中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读此，我觉得当年夏先生横空出世的狂妄精神已经被消磨得干干净净，完全回归于两岸认同的主流文学价值观了。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夏先生的文学史观，但好在夏先生并未对1961年版的小说史做过什么修改，他只是增加了许多附录，同时另外写了许多论文，如对严复、梁启超、端木蕻良、徐枕亚等不同人士的研究，甚至一直期待着能够重新写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和晚晴（清）小说研究，夏先生是在不断进步着，努力营造一个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他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钟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所以，我不赞同一般人所说的，夏先生一炮而“红”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好像这些作家都是被夏先生的小说史捧红似的，连夏先生本人也表示异议：我还高度评价张天翼，为什么就不红呢？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捧红的。不过是后来政治偏见编写的文学史有意遮蔽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才使我们变得无知狭隘而且愚蠢。夏先生在海外没有受到偏见文学史的遮蔽，才能够以审美趣味的立场来评价文学，大大开阔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还原了历史的本来应该就有的面貌。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新衣的孩子，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太阳已经接近黄昏

    ◎大鸟kiki

    出门的时候，纽约阴云密布，空中飘着裹挟着雪花的雨水。我在花店买了一束洁白的雏菊，撑着黑伞，去参加夏志清先生的葬礼。

    追悼会定于曼哈顿上东区81街的坎贝尔殡仪馆(Frank E. Campbell)。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会场，在入口处的桌上，摆放着夏志清先生的各种中英文著作，包括他在西方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桌子中央的镜框里，贴着一篇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今年一月刊登的讣文，开篇第一句话是：“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介绍到了西方，也是第一个翻译那些现在已广为人知的中国作家作品的人。”

    王洞老师穿着黑色的套裙站在门口和每个宾客说话，拥抱。很多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这样的场合下相见，先是有相聚的喜悦，最终难免又会有些神伤。

    会场不大，布置得简洁而典雅，靠墙的一面摆放着各界人士致赠的花圈。夏志清先生的灵柩摆放在主席台中央，被鲜花簇拥着。灵柩是淡黄色的，边沿围着一圈洁白的布，远远看去，很像一个精致的摇篮。灵柩右侧，摆放着一架黑色钢琴。会场的墙壁与灯光都是那种暖暖的金色，这让整个礼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型音乐厅。我把那捧沾着雨水的花束放到他灵柩前，附身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面容，像熟睡的婴儿一样平和。

    宾客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里座无虚席。如水的钢琴曲响起，在整个礼堂中流淌。大家安静地听着，默思着，等待仪式开始。追思会由王德威教授主持，他是夏先生最得意的衣钵传承者，大概也是最了解夏为人处世的人之一。他请来夏的挚友汪班朗诵他生前最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交响的绿草坪》。与其说是诗，更像一首简单而温柔的童谣，没有太多哀伤，甚至充满了喜悦。诗歌中描绘的一幕幕场景，如同天堂般甜蜜。

    朗诵后，夏志清的同事、学生、亲人代表依次上台致辞。这大概是我参加过所有追思会中最轻松的一次，会场里总是时不时会响起笑声，每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说出几个关于他的幽默段子。这些欢乐的回忆带给大家的暖意，在这位老人离开世界以后，依然留存了下来。

    作为一个学术界泰斗，他上课却并不循规蹈矩，每个上过他课的学生都知道“他喜欢在文学课上聊好莱坞电影和政治丑闻以及任何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几乎所有初见他的人都有点紧张，他会拍着一个充满敬畏的学生肩膀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知道我很伟大”，以此来缓和气氛。

    即使躺在病榻上，夏也依然不忘调侃。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久久不肯回答。夏转而安慰医生说，“没关系，我不怕死，反正我已经不朽了。”大家熟悉他的笑容，也总能从他的鼓舞中汲取力量。他的学生，现任哥大东亚系主任的Haruo Shirane在悼词中这样描述他，“每次在他爆笑之前，他的脸上总是带一点点坏笑，你能看到他眼角的皱纹和身体的微微颤动”。

    作家查建英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夏先生，他很惊讶她的身高，握着她的手，用上海话很大声地说：“啊，原来你这么高，有六英尺吗？你是怎么长这么高的？看来大陆的营养不错啊。”她对夏先生表达自己想来纽约并师从他的意向后，夏很开心，直截了当地和她说“你当然应该选择我，当然”。

    查建英回忆自己在哥大跟随夏教授读书的时光，“他的教学方式就和他的人一样开放而轻松，而且总是让你觉得充满挑战。在课堂上，他从不会发表枯燥无聊的长篇大论，也总是提供一些新锐而独特的文学或历史观点。他鼓励和督促大家质疑和反驳他，就像在他自己家客厅和朋友们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一样。他一直告诫我们，不能因为某种学术观点或者学术方法已经建立起来或者时髦，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而应该无所畏惧地探索更多、发现更多”。

    在她的心目中，“夏一直是一位写着严肃书籍却有趣的人，他是一位评论家但并不冷嘲热讽，他是教师却从未停止过学习，他四海为家，热衷于研究各种文化风俗。他是个很温暖而且包容的人，从来不吝于帮助他的学生和年轻学者。用中国的话说，他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人”。

    会场里，你能找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台湾著名散文家，已经89岁高龄的王鼎钧也在此出现并献上了自己的“赞美和感谢”。他说60年代台湾的文学杂志每期都会寄给夏教授阅读，“每每看到不错的文章，他都会写封信给编辑和作者，称赞几句。虽然通常都是短短的几句，但总有一些话很到位。如今他留在台湾的信至少有1000封，这是台湾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台湾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殡仪馆出来，我惊异地发现天已经放晴了，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投射出耀眼的光芒。纽约的天气变幻莫测，我却更愿意相信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如朗诵的那首诗歌所说，“太阳出来了，天空晴朗了；愉快的钟声在鸣，欢迎着阳春。”而走过两个街区，我又一次经过了胡适的故居。我想这些白发如银的老人们，大概正聚在一起，坐在榆树下，谈笑着看我们。

    交响的绿草坪

    作者：威廉·布莱克（英）

    翻译：郭沫若

    太阳出来了，

    天空晴朗了；

    愉快的钟声在鸣，

    欢迎着阳春；

    百灵与画眉，

    薮中的鸟禽；

    喘声四处高扬

    和愉快的钟声响应，

    咱们的游戏竞争

    在这“交响的绿草坪”。

    老约翰，白发如银，

    笑得真开心，

    坐在榆树下，

    和老人的一群。

    他们在笑着看我们，

    回头又议论纷纷；

    正是同样，同样的高兴，

    当我们还是少年时分，

    当我们还是童男童女。

    在这“交响的绿草坪”。

    小将们筋疲力尽，

    游戏不再进行；

    快乐已经尽兴，

    太阳已经接近黄昏。

    好多的兄弟姐妹

    围着母亲的围裙，

    就像小鸟归巢，

    要图夜间的安静，

    游戏不再看见了，

    只剩下黄昏的草坪。

长江日报    刘川鄂：夏志清是发现经典的“智勇之士”    记者欧阳春艳    2014.01.21

　　1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葬礼在美国纽约坎贝尔殡仪馆举行，享年92岁。

　　53年前，夏志清用英文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了一批被忽略和遮蔽的作家，扭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与历史叙述。

　　有人评价，“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作为国内研究张爱玲的知名学者，省作协副主席、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曾在2006年赴港参加“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与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者刘绍铭先生有过对话。

　　近日，记者专访了刘川鄂。

　　坚持“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在张爱玲几乎被遗忘的1960年代，夏志清把张爱玲推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高度，他将张爱玲的《金锁记》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众人都将钱钟书视为一位学问家的时候，夏志清发现了《围城》的价值，并将钱钟书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夏志清还格外欣赏沈从文，将他与叶芝、福克纳相提并论。

　　由于对鲁迅等人的评价较低，有人诟病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是出于偏见。但夏志清说，他的判断标准一向是文学标准，坚持“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没有什么非文学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张天翼和萧红就是左翼作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的文学评论界兴起“重写文学史”运动。评论家们提到，对审美和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种个体化的视角正是夏志清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命题。

　　刘川鄂说，英国小说家班乃特在《经典如何产生》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有三两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得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世俗之人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经不起时光的从旁助阵，终于也就渐成“共识”了。这不是故意炒作，它的先决条件是作品杰出，评论家具有慧眼。这两者的结合，经典就在文学史上诞生了。

　　在刘川鄂看来，夏志清就是这样的“智勇之士”。

　　“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查阅资料，夏志清的履历上写着：1921年生于上海，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

　　“夏志清的故事其实就是东方知识分子背井离乡的故事，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他凭借奖学金前往美国，然后滞留在这里。有人因此说夏志清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不够爱国，我想，他的最爱是英语与欧洲文学，他是真的融入到纽约文化、美国文化中去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讲授王德威这样解读自己的导师。

　　夏志清最开始研究的是西洋文学，饱读西方古典与现代著作，一直到博士时期，他才开始认真去研读张爱玲等中国作家作品。将中国传统文学韵味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精髓结合在一起的张爱玲，立即征服了夏志清，他大胆评价“《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对于《金锁记》的高度褒扬，夏志清也采用了最西化的表达方式：“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

　　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评价，或许因为他受到西方文学审美的极大影响，他向来讨厌中国文学里的道德评判，更喜欢注重关注人性的西方文学。

　　“夏志清对大陆文学史研究和观念的最大冲击在于——从政治评价回到审美评价，以世界优秀文学审视中国文学。”省作协副主席、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告诉记者。

　　夏对中国文学整体性悲观

　　身为西洋文学专家，却以中国文学研究扬名，夏志清在学术界可谓异数。

　　夏志清对西方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与价值标准都有深入了解，而对中国文学，他持有一种整体性的悲观。2007年，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对中国文学不留情面的批判，也为夏志清引来了两场著名的“笔战”。1961年，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曾撰文批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并表示特别不认同夏志清对鲁迅的判断。夏志清也立即撰文反驳。现在，这两篇长文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文献。

　　1986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批夏志清“以夷变夏”，两人随后用文字展开了几番公开的学术争论，此事一度喧腾海内外。

　　“任何人要想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都要先查阅、质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观点。”面对关于夏志清的那些弹与赞，王德威作为其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之一，如此评判。

　　访谈 记者欧阳春艳

　　经典如何产生

　　读+：能否谈谈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你的影响？

　　刘川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读研究生时，导师李恺玲先生托她中央大学同学、著名作家聂华苓从海外辗转带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我们专业4位同学如获至宝，抢读贪读。我考研前把国内好几种文学史对照阅读并作了一厚本笔记，再读夏著，惊讶震撼，感服不已。我硕士论文研究张爱玲、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确有夏志清的影响，因此永存敬意。

　　读+：很多人觉得夏志清对张爱玲评价过高？

　　刘川鄂：张爱玲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精髓结合得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金锁记》表现金钱与欲望的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主题，但是她有自己的创造，就是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变态的压抑，塑造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戕害人性的罪恶。

　　在这一点上，她比巴尔扎克、司汤达、中国的“三言二拍”等很多作品，描绘得还要精细，还要深入。所以，张爱玲的《金锁记》可以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读+：夏志清说张爱玲只感激胡适，对于他这样的朋友，是不怎么提的。在你对张爱玲的研究中，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刘川鄂：胡适之于张爱玲，是师长。夏志清之于张爱玲，是弟子。一老一少，有敬有亲，都是朋友。她对胡适“敬若神明”，在信中恭称“先生”，对夏志清则视为小友，信函以“志清”称呼。从张夏之间的通信来看，她对夏志清高度评价她并引发热潮是心存感激的。

　　有的作家注意与评价过自己的评论家保持一点距离，尤其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二者之间的私谊，反而会使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加分。这种做法很正常、很聪明。

　　怎样批评鲁迅

　　读+：夏志清对于鲁迅一直持有保留意见，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译作，你觉得这只是他的个人偏见吗？

　　刘川鄂：1949年之后，大陆对鲁迅的评价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歌颂与赞美，这里面含有严重的“注经”式研究意味。夏志清挑战了这种模式，并引发了大陆学者“回到鲁迅自身、回到文学”的新思维。当然也有人认为批评鲁迅的文字是他小说史的败笔。

　　不是不能批评鲁迅，而是怎样批评鲁迅。他的小说并非篇篇都是佳作，有的近于速写短章。鲁迅承认他自己的创作只有五种：《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杂文创作上了。鲁迅的现实感太强，他没有想做一个单纯文学家。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再才是个文学家。当他发现杂文是个更直接的表达他对社会看法的方式时，他就放弃了小说创作。

　　只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完成，鲁迅的价值是永存的。鲁迅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仅仅这一个命题我认为鲁迅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如果每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能领悟到鲁迅思想的价值，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读+：夏志清还品评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刘川鄂：《围城》是中国现代最有趣的小说，这个是没有争议的，说它也许是最伟大的小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的层面来看，认为《围城》是一部表现抗战后方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作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它表现了现代存在主义的人生困境，在这一点上提升了作品的内容含量。方鸿渐跟4位女性的爱情纠葛，表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4种形态，那就是肉体之欢、智慧较量、纯情之恋和婚姻圈套。这4种形态几乎概括了现代男女的全部关系，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是很有启迪意义。

　　读+：夏志清评价沈从文“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他将沈从文与英语世界的这些大家相并列，你怎么看？

　　刘川鄂：沈从文的影响当然不及华兹华斯等人，但说他的创作动机和艺术追求与几位大师相近，在起点而不是终点上与英语世界的这些大家相并列，毫不为过。

　　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硝烟。沈从文式的纯净，卓尔不群。

　　中国文学对外国是个很大的“赤字”

　　读+：夏志清对于中国文学有比较悲观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吗？

　　刘川鄂：过去我们认为，洋人看中国文学是通过文本看社会而不是审美需要，他们看重的是中国文学的非文学因素。这个判断大致是成立的。相较于外国文学对中国的“顺差”，中国文学对外国是一个很大的“赤字”。

　　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学表示过赞赏。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审美文化差异。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使其文学关注人性，所以西方贡献了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欧也妮·葛朗台、于连、聂赫留朵夫等文学形象，其丰富的人性含量极大丰富了世界各地读者对“人”的理解。

　　中国文化是泛政治泛伦理型的家庭本位文化，中国文学重历史轻虚构，重情节轻人性，重善恶轻真假。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简单马虎，亦因中国文化轻视个人价值。古代友情诗多于爱情诗，抽去李白等的爱情诗，李白还是李白。而抽去西方诗人的爱情诗，几乎就没有几个诗人了。

　　读+：夏志清对《红楼梦》评价不高，就此与唐德刚还发生过激烈争论，你怎么看？

　　刘川鄂：说到《红楼梦》，它的确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突破了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旧文学模式，突破了“大团圆”的瞒骗文学模式。但西方读者对其流水账式的开菜单、写茶艺，没有兴致，对没有生理缺陷且早早有过性爱经历的贾宝玉，成天在女儿堆里厮混，却不再有实质性的性接触也觉得不可理喻。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喜接触异性、爱穿花衣，作者和作品中人物一起嘲笑她。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正常的人性要求，怎么可以贬责。这就是文化差异。

　　读+：夏志清还说，“英国作品比中国作品要好。中国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这种说法，你赞同吗？

　　刘川鄂：中国作品中，人性含量、审美含量俱佳的作品不太多。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汉语的朦胧性、意象化，使其不宜精密表达外部世界、特殊个例，但宜于表达意境意绪。所以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成就大于小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和个人心境的对仗式绝句，妙不可言。但只有中国人才悟得出它的妙，老外没法懂。

　　夏志清论中国作家

　　张爱玲后期的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我只听说，写的都是老东西，都是以前她小说里写过的内容，而现在很多人靠张爱玲吃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确实伟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爱玲是什么汉奸作家，台湾那边认为她是1949年之后才过去的“大陆作家”，但我就发现了她。

　　有一个观点我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始终还是觉得，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了，这可能跟毛泽东有关。我个人认为，鲁迅还是胆子不够大，他当时名气那么大，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

　　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是好的，他们外语都很好。郭沫若后来的东西没办法看，我到中国大陆去过一次，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这个人很规矩，老舍这个人又自杀。鲁迅并不聪明，书念得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

　　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是我朋友。其实我一开始要写萧红，但没有写好，就写了端木。开始写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萧红，你就发现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

　　（记者欧阳春艳 整理）

騰訊娛樂     夏志清：沈從文從不改造自己     2014.01.22

1961年3月，到美國已經十多年的夏志清終于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這也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嚴肅、全面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的英文著作。1968年，《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的出版再次引起學術界震動，這兩本用英文創作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也奠定了夏志清的學術地位。

　　在學術地位之外，夏志清頗像一位預言者。在張愛玲幾乎被遺忘的1960年代，他把張愛玲推到了一個令人不解的高度，但他從來不看這幾年整理出來的張愛玲晚期作品，認為“寫的都是老東西，現在很多人靠張愛玲吃飯”；他欣賞的沈從文、錢鐘書，他們的作品依然在被人閱讀，“如果不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大陸還是臺灣都要把沈從文忘記了”。與此同時，夏志清把許多作家從神壇上拉下來。以歷史的後見之明而言，當時兩岸各自出于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而曾推崇的作家，許多人的確只成了文學史上的一個詞條。

　　在紐約曼哈頓，夏志清已經住了半個世紀，在他老舊的公寓裏，他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盡管很多人認為夏志清對左翼文學的批評是出于偏見，但夏志清說，他的判斷標準一向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張天翼和蕭紅就是左翼作家。

　　您認為在中國現代小說家裏，還有誰被低估或者忽略了？

　　夏志清：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著重講了四個人，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張天翼。前面三個人的書，大家現在都還在看，可是對張天翼大家都忽略了，這是大家的損失啊，怎麼能不關注呢？魯迅妒忌張天翼，因為張天翼的諷刺能力比魯迅還厲害。魯迅是一直在變的，有些方面懂的不多。可能是張天翼的左翼作家身份讓大家現在對他不感興趣了，他雖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同時代作家裏短篇寫的最好的，尤其是寫人的陰暗心理以及喜劇。

　　去年是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無論大陸還是香港、臺灣都很熱鬧地去紀念她。

　　夏志清：我講的很多人，說他們的書好或者不好，都是有道理的。我認為，中國從來有沒有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我看了《金鎖記》感動得一塌糊涂。我是為了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開始看張愛玲的，因為以前不讀中文書，到了美國讀書和工作，為了寫書才看中文小說，之前只看一點點周作人、沈從文，一些魯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說張愛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現在都還在看。在我看來，《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小說，但是人家不敢講這樣的話。中國人就是喜歡客氣，什麼都要講之一，好就好，有什麼之一！

　　在美國的時候，我是和張愛玲聯係最多的人。她這人你們都知道的，不大理別人。我這裏留著不少她的信。其實我很早就見過張愛玲，那還是在上海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可沒有注意她，因為我不讀中國文學嘛。

　　這幾年挖掘出了那麼多張愛玲晚期作品，您看過嗎？

　　夏志清：我都沒有看過。我只聽說，寫的都是老東西，都是以前她小說裏寫過的內容，而現在很多人靠張愛玲吃飯。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確實偉大，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張愛玲是什麼漢姦作家，臺灣那邊認為她是1949年之後才過去的“大陸作家”，但我就發現了她。有的人，沒有勇氣、魄力，所以看不出來張愛玲的好，就算覺得好，也講不出道理來。你看，現在普通讀者還去讀的現代小說，還都是我書裏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等幾位，大家現在都不覺得他們落伍，這是我厲害的地方。《中國現代小說史》到現在還受到推崇，也說明我對了。

　　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上個月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很盛大的紀念儀式。我們都知道您對魯迅在文學方面的評價一直是有所保留的。

　　夏志清：有一個觀點我是不會改變的，我個人始終還是覺得，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被高估了，這可能跟毛澤東有關。我個人認為，魯迅還是膽子不夠大，他當時名氣那麼大，其實可以做更多事情。對于他個人，我也是有保留的，他愛錢，對原配夫人也不夠好。魯迅跟弟弟周作人年輕時候關係那麼好，翻譯上的事情魯迅一直找周作人，兩人配合得很好，可是後來兩人鬧翻了，我覺得是互相妒忌。周作人出了書做了教授，魯迅還是寫雜文，當然還寫了本《中國小說史略》，這本書不怎麼樣，引用原文然後在後面寫幾句話，怎麼能這麼寫東西呢？那個時候他還年輕，哪有時間看那麼多中國古代小說，他看的也都是短篇而已，更不用說讀外國小說了。

　　魯迅他們那代留學生裏面，周作人、鬱達夫、梁實秋是好的，他們外語都很好。郭沫若後來的東西沒辦法看，我到中國大陸去一次，什麼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這個人很規矩，老舍這個人又自殺。魯迅並不聰明，書念的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周作人就是人太好，做人太客氣，後來被“冤枉”當作漢姦。哥哥太好了，作為弟弟的周作人真是吃虧。

　　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裏沒有提到蕭紅，最近幾年蕭紅開始在大陸又紅了，今年還是蕭紅誕辰一百周年。

　　夏志清：端木蕻良和蕭紅都是我朋友。其實我一開始要寫蕭紅，但沒有寫好，就寫了端木。開始寫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蕭紅，你就發現蕭紅太厲害了，張愛玲下來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都是非常好的小說。後來我決定要去寫蕭紅的時候，我找了柳無忌，因為她妹妹柳無垢跟蕭紅是好朋友，所以我通過柳無忌找他妹妹，了解蕭紅的情況。這個時候，柳無忌告訴我，他的學生葛浩文也在將蕭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寫。我想要是我把蕭紅寫了，他就沒得寫了。所以，我最後沒有寫蕭紅，之後我還寫了書評捧葛浩文的這本關于蕭紅的書。結果大家都以為我沒有寫。但我挺欣賞葛浩文的，因為他英文、中文都好，對中國也很有感情。所以在他寫蕭紅的時候，我也沒告訴他，我本來也要寫的。葛浩文後來對蕭紅研究還是有很多貢獻的。但我可以說，在我之前，真沒有人寫過文章說蕭紅的好，這就跟我之前寫張愛玲的好一樣。蕭紅和張愛玲，都是我看文章看出來的，錢鐘書也是我第一個看出來的，以前人家說他是學問家不是小說家。

　　除了蕭紅，我在書裏李劼人也沒有講，這也很遺憾。主要是，我那個時候到美國時間不長，生活條件也不好，手頭資料非常有限，都是從圖書館借回來的，有些是憑著以前的記憶。由于我在耶魯大學受到完整的英語文學研究的教育，所以再回頭來看中國現代小說，肯定不一樣。

　　您對老舍後來評價不高，這讓我們很意外的，因為老舍在大陸地位始終是很高的，當然他的自殺有一定原因。

　　夏志清：老舍是很好的，最初他是英美派，開頭他是很有骨氣的人，可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在運動中自己改造自己。另外，我對《四世同堂》是批評的，這麼厚的一本書，其實內容很空。相比老舍，你看沈從文從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說，要是沒有我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無論大陸還是臺灣都要把沈從文忘記了。

　　您罵中國古典文學中很多名著，批評左翼文學，但又對左翼作家代表張天翼非常推崇，那你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夏志清：當然還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所以一度我被看作“反共”學者，我自己都很奇怪，你看我推崇張天翼、蕭紅吧。所以，還是剔除政治立場之後的文學價值，所以我又會說，普通散文家裏，像朱自清、冰心的書，都用不著太認真讀。

　　您和余英時先生好像有一些共通點——都喜歡罵。

　　夏志清：我和余英時確實都喜歡罵，但他比我兇。其實我跟余英時沒有聯係的，我的作風跟他很不一樣。他講中國思想的好處，我覺得中國沒什麼思想。他是不會說中國和中國思想壞的，我是一直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是壞的。我罵中國傳統思想，所以大陸不喜歡、臺灣不喜歡，美國也不喜歡。我說中國文學一無是處，跟西方文學不好比。但有人就會把《紅樓夢》搬出來，我看得都膩死了，一天到晚講《紅樓夢》，我的朋友都寫《紅樓夢》，一本本書出來。《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也都是沒什麼好寫的。

　　您哥哥的《夏濟安日記》前幾天又重版了。

　　夏志清：我哥哥的日記，也就是《夏濟安日記》當年很流行，很討女孩子喜歡。我哥哥可憐，女孩子不愛他。真可惜，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名氣。哥哥去世之後，我發現了日記，然後幫助出版的。他同情共產黨作家。他很有才，可惜死得早。

　　採訪手記

　　紐約曼哈頓西113街，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夏志清在這棟有百多年歷史的公寓裏住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夏先生的太太王洞說，平時每天最多讓先生見一次客人。夏志清畢竟已經九十歲了，僅比他最推崇的張愛玲小一歲。

　　每個房間都堆滿了書，餐桌被擠到了房間過道上一角，放一副碗筷都有些困難。年初，夏志清過了九十歲大壽，客廳裏挂著馬英九送來四個字：績學雅范。不過夏先生自己開玩笑說，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有意思的是，字上寫著的是：志清院士九秩嵩慶。夏志清直到2006年才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也是目前“中研院”中最年長的一位。有人說，夏志清早該是“中研院”院士了，一直沒有評上，是因為他經常說國民黨和臺灣壞話。

　　胡適曾在公寓不遠處的哥倫比亞念博士，夏志清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胡適當北大校長時，夏志清也正好在滬江大學畢業後去北大任職，但胡適並不待見夏志清。盡管如此，夏志清會不時說，胡適是個好人。在夏志清的評價標準裏，只有好人與壞人，好小說與壞小說等等這樣清晰的判斷。正如此，他以“敢說”聞名，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沒有什麼。也正因此，一直以來，大陸和臺灣很長時間都不喜歡夏志清。他並沒有非常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大體上反對上世紀的左翼文學，可是又對左翼文學旗手之一的張天翼非常推崇，放在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一個級別。同樣的，他對魯迅的偏見也是自始至終的，無論是對魯迅的文和人，相反，對魯迅弟弟周作人卻推崇之至。

　　1961年，《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這部著作與正統的文學史觀有著較大的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錢鐘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張愛玲的《金鎖記》被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鐘書被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有評論稱，《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于一次文學的革命。從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由于《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評價比較低，捷克著名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寫了書評《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批評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現代作家都缺乏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特點：“寥寥數筆便刻畫出鮮明的場景和揭示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高超技藝。”夏撰文反駁，這兩篇長文都刊在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雜志Archiv Orientalni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之作。

　　1986年唐德剛與夏志清發生紅樓風波。唐《海外讀紅樓》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說“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遂引起兩人筆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國時報》報道：“喧騰海內外的唐、夏之爭，數天前已告結束。據聞，10日晚上在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盡棄前嫌。”

　　2009年的一場中風，讓老先生臥床許久。直到今年，聽一位紐約朋友說，在一個影展上看到了夏先生，才得知老先生身體恢復得非常好。不過身邊的太太王洞則說，因為影展上電影看得太多，看得太累，導致後來小病一場R院笏凳裁匆膊換崛盟那麼累了O南壬在上篔本褪怯懊裕不過他喜歡的都?1960年代以前的電影。提起之前在影展上看的電影，夏先生說，周潤發的《孔子》不好。

　　夏志清已經九十歲了，他當年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裏推崇的幾位作家依然流行，如張愛玲、沈從文等，說到這，夏先生總會顯的很得意，他的口頭禪就是，“我真是聰明”，“我真是偉大”。一旁的太太王洞則不斷提醒，別這麼說，不好意思的。

　　聊了一個多小時後，夏先生的精神開始差起來，太太王洞要夏先生吸點氧氣，“夏先生今天算精神好的，平常說半個多小時就沒力氣了。”

新京报    悼念夏志清 我深爱的导师将长存我心    2014.01.23

本文为查建英2014年1月18日在夏志清教授葬礼上的悼词，作者授权新京报发表。原文为英文，由新京报记者柏琳翻译。

　　【一种追思】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了钱钟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

　　当我第一次敲响夏志清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的门时，我几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已在“中国现代小说”课上拜读过他的经典著作，而且明白自己即将跟随这位中国文学史领域巨擘学习。然而，夏志清先生用响亮甚至有些吃惊的语气对我说的头一句话居然是：“啊，你来了，你真高！”他攥住了我的双手，一边有力地摇晃一边说：“你有多高？六英尺？你怎么会这么高呢？在中国大陆时营养不错！”

　　我解释说，我在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英语系呆了三年后，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我想到纽约来跟随他学习，夏教授爽快地回应说：“你当然会选择我！不过好在你没有从北京直接飞到纽约，否则你就只能在唐人街解决吃饭问题，而且会和其他中国人混在一起，二十年内你的英语水平仍然不会有起色！”

　　他毫无保留的率直让我吃惊，但与此同时我也如释重负，并且很快就变得放松起来。我立刻明白他是一个拥有真才实学的人，但这位独特的导师一点也不自命不凡，而这也许是我之前在潜意识中一直害怕的。

　　我回忆这些内容是因为我想每个熟悉夏教授的人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体验版本，这也许会唤起你一种做他学生的感觉。夏老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我知道有一两个学生也许很怕他，但大多数人都单纯地热爱着他。

　　他的教学风格就像他的为人：开放、松散、古怪、在智力上富有挑战性。他希望我们能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且用力地思考，就像他自己那样。在教室里，他不会讲授长篇大论，而是会给出对文学和历史敏锐的见解和精辟的观点。他讨论在上海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告诉我们那些他独自挖掘并且放置于文学史地图上的才华横溢却默默无名的作家们，以及关于他们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他督促并激励我们质疑和辩论，与此同时他会边抽烟边大笑，似乎是在起居室里和朋友交谈一样。我记得自己走出教室时，怀揣薄薄的笔记本，却带着更强烈的热望，渴望读得更多，发现得更多，并且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认为人们不该仅仅因为它已成型或正时髦，就用一种学院式或方法论式的态度去理所当然地对待某种文学体系。

　　深深扎根于人文主义和新批评传统之中，夏教授从不掩饰他对新理论的怀疑，正如他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一样。然而他指导学生却是用一种激情和自由混杂式的方法。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系的学生，我会上一些理论课程，而我记得夏教授曾坚持要读我写的一篇法国教授开的符号学课程的论文。随后他用一连串问题来炮轰我，包括那位教授的口音——我想，他是在检验我对于符号学课的兴趣是否更多的是被法语口音的魅力吸引,而非符号学理论本身的价值。最后他确信，我的论文没有改变他对符号学的观点，但是他也认为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有资格被推荐。

　　他是个写严肃之作的有趣之人，一个并非犬儒主义者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一个从不停止学习的老师，一个能欣赏任何一种文化中精华的世界主义者。除了才思敏捷、见解深刻独到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温暖亲切的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或提拔年轻人。他的人生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却仍然保有赤子之心。

　　我是众多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个，不仅于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而且也得益于他的教导、谈话和友谊。他对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激励。

　　我深爱的导师，谢谢你！愿你的灵魂安息。你的教导，你的精神，你的音容笑貌，将会长存我心。

　　□查建英（作家）

北京青年报       锁忆夏公一钩新月天如水     宋伟杰 王晓珏     2014.01.24

　　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仙逝纽约。此文由美国宾州大学王晓珏与罗格斯大学宋伟杰教授共同撰写，承蒙比较文学及文学评论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王德威教授特转本报刊发。

　　2014年伊始，寒流暴雪、极地涡旋不期而至，突袭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随后大雨滂沱，天气又骤然由寒回暖，仿佛冰火两重天。夏公志清溘然长逝，对不少人来说，不啻一场心灵的风雨。这种天气，夏老师会说，真是发疯了，神经病啊；如果听到“天地有情、显灵托梦”，夏老师会说，这是迷信，迷信不好啊。在费城郊区的陋室，我们搜寻、翻检夏公亲赠的书籍，以及昔日与夏老师夏师母同聚的影像文字，往事浮现，悲欣交集。

　　1999年秋，我们从麻省剑桥市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追随王德威老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王晓珏同时在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与Andreas Huyssen教授研读德国文学与思想。到哥大不久，我们便认识了夏公。按照北大的习惯，学生会将德高望重的老师尊称为先生，我们一开始叫他“夏先生”，但他更愿意被称为“夏老师”。

　　文笔之雅，识力之定，体现于学术文章，亦落在日常生活

　　从上海沪江大学到北平北京大学，夏老师可谓南人北居；而后跨洲越洋，负笈耶鲁大学，再定居纽约哥大，他仍是南人北居，兼采两地之长。对我们来说，夏老师是“老顽童”，也是“大宗师”。他自称“平易不近人”，政治不正确，但他任情率性，学养深不可测。夏老师讲过，他英文比中文好，手下写的比嘴上说的要认真负责。夏老师平日交谈可谓快人快语，口无禁忌；他那些著名的口头语，如发疯、神经病、不得了、真伟大、真糟糕、聪明、一塌糊涂、好人、坏人等等，简洁明了，妙趣横生，使人快乐，也使人不安。可是他一旦伏案写作，那些文字，无论中文英文，散文论文，却从容不迫，章法谨严，旁征博引，气势雄浑。

　　夏老师身居象牙塔，但也见识过大世面，从热战到冷战，从上海、台北、北平到纽约，都曾亲身历练，是八年抗战、国共内战、冷战、后冷战时代一路风雨的过来人。记得有一天在他家里聊得开心，夏老师忍不住要给我们看一看他珍藏的宝贝—周作人《希腊女诗人萨波》译作的手稿，以及张爱玲给他的亲笔书信。我们曾见过夏老师洗练的字迹，这时又亲眼目睹张爱玲的手书，周作人的亲笔，不禁痴想他们的学养、风度、写作、人生。艰难时世，颠沛流离，他们的字迹却仿佛不沾人间烟火，透出冷静和淡定。

　　钱钟书称赞《中国现代小说史》“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真是慧眼识人。这种“识力之定”，既体现在他胆识过人、掷地有声的学术文章，也落实在他吃药（维生素）、吃饭、散步、清谈的日常生活。以九十高龄，夏老师脸上甚少皱纹，他笑称诀窍在于定时吃维生素。他傍晚散步雷打不动，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道，在河滨公园与晨边高地之间，时常可见他的身影。

　　激赏钱钟书，推崇沈从文，对张恨水、金庸不论不读

　　夏老师西洋文学出身，非常重视外语修养，并敬佩那些精通多种语言的大语文学家。他激赏钱钟书，关注大陆文学史上一度销声匿迹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学者，便有这种考量；他点评周氏兄弟，认为知堂老人比“大先生”鲁迅的外文、学养更好更高明，也是例证。

　　幸得王德威老师推荐，夏老师慷慨出任王晓珏博士资格笔试、口试以及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亲自指点张爱玲、沈从文、冷战与文学现代性想象等论题。夏老师也批阅了宋伟杰《测绘现代北京》博士论文的若干章节。他不顾年迈，亲炙亲为，连论文中的标点符号与拼写错误，都一一指出更正。

　　除了纵论中国文学，至今印象颇深的话题当数歌德的《浮士德》。王晓珏曾先后求学于北大、哈佛德文系，第一次拜访夏老师时，谈到德国文学，夏老师回想自己当年在耶鲁念书时修习德语，特别是借助字典下苦功阅读《浮士德》的经历，谈得眉飞色舞，相隔数十载，依然为自己当年付出的努力而自得。

　　治中国现代小说史，夏老师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取舍分明，即便在学界引发广泛持久的争议和论辩，他仍旧特立独行。他推崇的钱钟书、沈从文，堪称“学院派”与“乡土文学”之两极。其实他对学院乡土之分，左翼右翼之别，并不看重。他关注的是对人性的观照，对优美作品的发掘，决不人云亦云，而是力排众议，将他法眼中的伟大作品放入文学史的谱系。回头望，这已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滥觞。他批评老舍的《四世同堂》、《龙须沟》，而赞赏《骆驼祥子》和《茶馆》。他谈到林徽因的绝代风华，认为她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但可惜作品不多。他对鲁迅的散文诗评价甚高，可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述框架中放不进去。

　　他拯救张爱玲于“鸳鸯蝴蝶派”的水火，但是对张爱玲喜欢、夏济安力荐的张恨水，以及陈世骧等欣赏的金庸，却不读不论。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对“伟大传统”的执着：他对雅俗之辩、高下之分，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是poetry person，讲细读，重细查，毕竟张恨水、金庸等人作品部头太大，读不完，而且俗文学的源流，牵涉深广，不易梳理。

　　当然，以夏老师定力之高，心脏之强大，他不需要借助逃避式的白日梦，或千古文人不灭的侠客想像，来寻找心灵的慰籍，或暂时安顿漂泊离散的身心。其实张爱玲和张恨水的作品不无共通之处，一种可以称作“快照”与“世情”的辩证互动：一方面是面对应接不暇的现代经验，作家的叙事安排和文学观照；另一方面是经过世异时移、战乱迁徙，那仍旧延绵不绝的中国式离合悲欢、世态人情。在这里，夏老师对“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反思，与夏济安借俗文学对“中国心灵”（the mind of China）的诊断，或有呼应共鸣。

　　率性的“哎呀”，好奇的行止，常让新朋旧雨乐不可支

　　有趣的是，夏老师不看武侠小说，却喜欢看武侠片，更不用提他对刘别谦（Ernst Lubitsch）作品的情有独钟，对好莱坞电影的广泛涉猎。一部电影几个小时的长度，夏老师可以从头到尾全部看完，既可怡情娱乐，也可细查全貌。对我们来说，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体验，是跟夏老师夏师母一起去林肯中心，看数码修复版的默片《红侠》（1920年代在上海拍摄）残存的片段。当时电影院里面静悄悄的，夏老师看到异常迅速的武打动作，或任何可疑之处，沉吟片晌，便突然大叫一声：“哎呀”！而且他的“哎呀”时断时续，出人意表。在场的观众听到夏老师的第一声断喝，不由震惊侧目，后来再听到“哎呀”，不禁笑出声来。

　　夏老师的“哎呀”，也让我们想起另一桩趣闻轶事。记得我们曾在曼哈顿“道”餐馆（TAO Restaurant）吃饭，他一进门就问，为什么这个餐馆名字叫“道”，供奉的却是佛像。他看到餐馆的装饰有一处浅池，摹仿花港观鱼，不禁大为好奇，突然用皮鞋测试一下水的深浅，我们差一点“哎呀”出声，幸亏夏师母一把拉住夏老师。他率性的“哎呀”，他顽皮好奇、童心未泯的言行举止，常常让新朋旧雨乐不可支。

　　不过“老顽童”也是“大宗师”。这“大宗师”固然可以让我们想起《庄子·大宗师》中“其寝不梦”的“真人”：夏老师曾说，夏济安壮年去世，他从不曾梦见过济安哥。更重要的是，夏老师毕竟以一己之力在西方学术界攻城掠地，为中国现代

　　小说研究筚路蓝缕，开疆拓域，确立学科的地位，而成“一代宗师”。

　　除了文学研究，他对现实政治也并非闭目塞听。他喜欢美食，不论在哥大附近的蜀湘园、中央公园内的绿苑酒廊（Tavern on the Green），曼哈顿下城的Bouley，或是中城的山王、Brasserie，每次聚餐时，在谈论文学之外，夏老师也会评点各种社会现象与政治问题。2007年夏天，我们到哥大参加博士毕业典礼，夏老师夏师母全程在场，随后我们到AIX吃饭。刚刚坐定，夏老师便说，你们已经博士毕业，除了文学，对现实政治、中西文化也要有大关怀。于是他开始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嬉笑怒骂，臧否天下人物。他对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颇有微词，他畅谈政党选举，种族族裔，生态环境，为人为文，学品道德，以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真是口无遮拦，爱憎分明，喜怒形之于色。那一天，我们又看到了“老顽童”金刚怒目、感时忧国的一面。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博士毕业之后，我们每次回纽约看望夏老师夏师母，都会汇报自己的学术进展和生活境况，也要听听夏老师的机智谈锋。有一段时间，他心脏不好，脸色发红，但后来逐渐好转，继续享受中、西美食。

　　2013年10月底，我们本来要去纽约看望夏老师。夏师母说，夏老师近来身体变弱，心跳变缓，刚从医院回家，且有几个访谈要做，于是约好寒假时再聚，未曾料想，竟是时已不待。11月初，我们收到夏老师嘱托夏师母寄来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我们一下收到三本：夏老师分别签赠给我们一人一本，还签名赠送一本给晓珏的父亲。没想到12月底，夏老师便在睡梦中安然离去。这特殊的题赠，是告别的信号吗？

　　以前夏老师赠书给我们，都题词二人“同阅”。2006年送我们《谈文艺 忆师友》一书（刘绍铭主编，天地图书版），除了用蓝笔题写赠词，还特意用红笔写上congratulations，祝贺二人通过博士论文口试。2004年，他在113街的夏宅送给我们英文新著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亲盖印章时，一角有残。那一天夏老师持赠之际，还特意道歉，说，哎呀，没有印好。我们珍藏笑纳，很喜欢这一处不完满的留白。丰子恺的画作中，有一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如今夏老师驾鹤西归，那残缺的印章一角，恰如一钩新月。睹物思人，眼前又重现夏老师的音容笑貌。

　　琐屑文字，点滴记忆，薄奠夏公。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破碎的美梦：3年无固定收入无奈研究丁玲     2014.01.25

张爱玲18岁在散文《天才梦》里写：“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当时她没有想到，晚年的自己真的要被“虱子”折磨。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有新闻报道说，在她家里看到雅顿的防皱胶囊、露得清的护肤品。是真是假无从判断，只是让生活在现代的大陆读者一愣：1995年，至少她确实有可能用得上雅顿和露得清。这可能性总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她像是只活在旧上海的公寓楼里，鸟笼子似的电梯，路上有电车叮铃铃。

　　“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是人们已经太过熟悉的旧上海，后半生是美国。在美国的这部分是陌生的，《小团圆》出土的时候人们猜测她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回忆和自恋。幸而这段生活有白纸黑字的铁证可循，那就是信件。张爱玲避不见人，信件成为和外界联络的重要方式，最主要的通信对象是宋淇夫妇和夏志清。而夏志清作为“登高一呼”给予张爱玲文坛重要地位的人，和张爱玲的通信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今年3月，92岁高龄的夏志清在台湾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心急的大陆读者都在想办法托人购得一本先睹为快。张爱玲在美国的境况，因此有了清晰一些的面貌。

　　不是给看笑话的人看的

　　2008年庄信正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84封信。2012年苏伟贞出版《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公布十余封信。这次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公布张爱玲给夏的信件118封，夏致张氏信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比前两者都要轰动得多。

　　张爱玲到美国之后，和夏志清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通信。1963年以前的信已经遗失不见，夏志清猜测可能因为搬家而被丢弃。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要做一个专辑，希望夏志清将张爱玲的信发表。夏志清整理后，从1997年4月起在《联合文学》连载信件，每封信后都有夏志清的按语，说明信中内容和当时的情况。1998年8月连载到第100封的时候，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暂停了连载。到2002年7月，夏志清又发表了第101、102、 103三封信之后，《联合文学》主编工作变动，不了了之。

　　最终的集结成册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场大病有关。“当时，他就说，我哥哥的信放在哪，张爱玲的信放在哪，好像在跟我交代后事。”夏志清夫人王洞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来夏志清身体康复，此事再度搁置。2011年，夏志清忽然给联合文学出版社的张宝琴写封信，说自己要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社大喜，让总编来接洽此事。“其实，我想就是他年纪大了，应该出这么一本书。”王洞说。

　　夏志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最新披露的32封信无法亲自编写按语，都由王洞代为完成，夏志清再检查，认可按语发表。王洞自称“我这个人对文学没有兴趣”，但还是花了很大精力完成按语的编撰：“我想，你答应了《联合文学》，不能耽误人家，所以我来做吧。”她参考了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写这些按语我就看了庄先生的那本书，跟他学。”

　　“你可以从中看到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奋斗，这些个生活最后是怎样影响她的创作，怎么样改这些文章。”这是王洞眼中张爱玲信件的意义。“我们发表这些东西不是给看笑话的人来看的。”

　　谋生的刀子悬在她头上

　　1955年，孤身一人的张爱玲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由香港到美国，抵达纽约时近午夜。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在经历了历史的分岔口之后越走越远，香港聚集了好多上海人，夏志清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

　　人们后来知道，张爱玲到美国先住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1956年3月，她申请到文艺营住半年。文艺营由一位作曲家的遗孀创立，给艺术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创作。36岁的张爱玲在此认识了66岁的赖雅，半年之后，在纽约结婚。婚后张爱玲打掉了孩子。

　　夏志清和张爱玲的通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无法完整见证张爱玲的美国生活，但也覆盖了其中的大部分。1967年4月，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要离开俄亥俄州去纽约暂住两个月，夏志清当然邀请张爱玲在纽约相聚。1967年5月14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去信说眼睛出血看医生，“天天从下午忙到天亮，虽然想听唱片，也想到府上见你太太，只好都搁下来。自己朋友，想你不会生气的。”

　　夏志清看了很难过，总觉的她是为了赶稿，伤了眼睛。不该嫁给又老又穷的赖雅。为了生活，去翻译，去教书，去做研究。浪费了她的才华。

　　张爱玲是在上海滩“成名要趁早”的热门作家，非要到美国受罪，张迷们看着心痛，旁观者也确实不解。有媒体曾经报道夏志清说过张爱玲有“美国梦”。王洞却对夏志清是否说过这句话表示怀疑：“我不记得了，上回媒体访问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学生来这儿录音的，‘美国梦’可能不是夏先生讲出来的，讲话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谁讲出来的，写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但王洞认为张爱玲确有在美国成名的野心。她也经历过华人都向往美国的那个时代：“我相信那个时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非常地向往美国，那是美国最好的时候。到台湾、香港，都觉得不如到美国来得安全。张爱玲到美国来，她当然希望在美国出名吧。”

　　张爱玲到美国的前一年，《秧歌》在《今日世界》连载，后出单行本，销量没有口碑出色，但各种较好的书评给了她信心。到了美国，写作上的打击随之而来。张爱玲在1964年10月16日给夏志清的信里提到过1957年遭遇过的一次退稿。有一封退稿信对《粉泪》（Pink Tears，即《怨女》）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1964年11月21日的另一封信中，张爱玲谈到东方文化：“我有一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句话引发夏志清的极大共鸣。他在按语里说，自己也持同样态度：“其实我在大学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

　　当时美国人喜欢的华人作家是韩素英（韩素音），写中国女子与白人的爱情，张爱玲在1965年12月31日的信件对她也有评价：“韩素英除亲共外，也sentimental（编者注：夏志清认为sentimental这个词在英文里含义丰富无法用一个汉语词汇代替，故本报在此不翻译），写与白种人恋爱，也使读者能identify（认出）自己，又引些古诗等，不但慕风雅的suburbanites（乡下人）喜欢，就连像高先生，并不亲共，也熟悉中国，照样喜欢而且佩服。各人口味不同，我自己也爱看些并没有什么好的书。”

　　张爱玲英文优秀，拦在她和美国读者之间的是文化上的不认同。她拒绝异域风情式的写作，无法在美国用笔谋生，谋生的刀子却悬在头上。

　　工作屡屡受挫

　　张爱玲没有大学文凭，众所周知的是她在香港大学读了一年多以后战事爆发就回上海了。写作无法维持生计，张爱玲就开始编写电影剧本、翻译作品，也被派去做些指定题目的中国研究。张爱玲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但是不善交际也不善做研究，都以离职收场。夏志清猜张爱玲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是“厌恶”：“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ck work有时感到十分厌恶。”（编号25封信按语）

　　赖雅生病花光了二人积蓄后，张爱玲为糊口进入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因为夏志清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市在赖氏女子学院设立的研究所工作，赖雅8月抵达，10月即离世。张爱玲开始独居生活直到终老。在赖氏学院张爱玲的工作是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虽为生计，也是兴趣所在，到底心情好些。张爱玲数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围同事并不融洽，1969年1月3日在信中告诉自己在赖氏学院的状况：“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 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1年和陈世骧有矛盾而丢掉工作，被夏志清称为“在美国奋斗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击”。张爱玲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和陈世骧的对话，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笑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陈世骧从这句话开始生气，此后沟通无果，坚持解雇张爱玲。夏志清在按语中补充说明，陈世骧和自己兄长夏济安、张爱玲好友庄信正关系都很好，最初对张爱玲也无敌意。有解雇之结果，一是张爱玲平时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议”，二是张爱玲在研究任务上和陈世骧沟通不善。这件事给张爱玲带来打击，不仅在丢失工作，更在影响的她心情，夏志清曰：“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1971年秋张爱玲搬到洛杉矶，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固定收入，幸而旧作大量发表而有稿酬。1974年6月9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描述自己是“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即要赚稿费。《殷宝滟送花楼会》、《连环套》等作她都觉得不好，犹豫之后仍同意发表。这段时间香港大学要找她写篇丁玲小说研究，张爱玲也在这封信里托夏找相关书籍。夏志清给这封信写的按语几乎称得上“痛心疾首”：“作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么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都要比研究中共术语有趣得多（注：张爱玲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任务是中共术语）。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

WorldJournal.com  《人物》可愛可親的夏老師     2014.02.02

夏志清老師走了。我去參加追悼會，瞻仰遺容，聆聽夏老師親朋好友追思他的種種憶述，覺得大家對夏老師這樣一個才華出眾、個性鮮明的人，都是又喜愛又尊重，恰如主持追思儀式的王德威教授所說，大家都讚賞他、愛他，想念他。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日本文學權威白根春夫教授 （Haruo Shirane）原是夏老師的學生，他在致辭中說，夏老師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天才。」（an eccentric genius），白根教授說，在他博士資格口試時，夏老師叫他把「雁」字寫在黑板上，然後要他討論與「雁」有關的古詩。白根春夫老老實實地寫了「雁」字，也老老實實地討論了「雁」詩。夏老師聽完，便掏出一份中文報紙，在桌子上鋪開讀起來，再也不管其他主考教授與白根春夫的問答。白根教授說，「那是我永生難忘的景象！」這個故事真是好，寫活了夏老師的「與眾不同」！

夏老師在哥大東亞系的另一位晚輩同事、也是日本文學權威的Paul Anderer 回憶道，他剛到哥大任教時，夏老師請他下館子，對他多有勉勵。Anderer 讚佩夏老師的濃濃人情味，並評道：「我不知道，夏教授自己剛工作的前幾年，是否有資深教授請他吃過飯。」Anderer 講了不少他和夏老師交往的小故事，最後用一句英文來形容夏老師的生命力、感染力、和率真個性：「that urge to embrace life」,（這句英文如何翻譯得貼切，頗值斟酌，我暫且翻譯為「熱愛生命的熾熱。」）

夏老師有熱愛生命的熾熱，他的熾熱感染、影響過無數他的學生和讀者，甚至包括在他晚年照顧他的醫生麥克•科恩先生（Michael H Cohen）。科恩先生是紐約地區著名的心臟科醫生，在夏老師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悉心照料他。夏師母跟我說過好幾次，是科恩醫生在夏老師八十多歲高齡發病時將他救了過來，讓他多活了幾年。夏師母因為科恩醫生救過夏老師的命，特別請他到追思會上致辭。科恩醫生的致辭最令我感動，因為他不是以一個醫生的身份，而是以一個讀者和學生的身份，來談他對夏老師的認識。他的悼辭，聽起來便像是一篇向公眾宣讀的閱讀夏老師著作的心得報告，那真是一篇我平生所聽到的最奇特、最誠懇的悼辭。

科恩先生說：在我們的交往中，夏博士表現了一種要教我、要使我理解他著作特質和淵博的高度熱情。他常常將他已出版的著作，用中、英文兩種文字簽名，送給我，每本上總是寫著，「獻給我的朋友麥克•科恩醫生。」我珍藏著所有這些著作，每一本都讀了，並將永遠珍惜這些書。

任何人只要對夏先生的著作稍有涉獵，就會很快認識到，他擁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因以形成他比較文學的批評眼光。他的批評眼光所在，並不僅僅是羅列故事大綱、講述人物角色的重要性，而是這些故事發生的文化背景，即中國的政治、歷史、經濟、以及宗教背景。

夏博士對如此寬廣領域裡的各項主題均深有研究，駕輕就熟，而且他對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詩歌、戲劇、小說等（無論是口述還是書面作品）都爛熟於胸，如數家珍。

他立志高遠，並不僅僅是要比較和對照兩種不同的文學傳統，而是要使兩個被各自不同歷史所分離的民族更好地彼此理解。在他內心深處，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努力向西方闡述東方，向傾向傳統者闡述現代。

我想非常肯定地對在座諸位以及夏博士的摯愛家庭說，夏博士的努力完全成功了。最近四十多年來，中國人和各英語民族之間的彼此瞭解已有巨大的增長，這至少要部分地歸功於夏教授以及其他學者的著作。（感謝夏師母，給我科恩先生的致辭原文）

科恩先生文辭優雅，顯示出他人文修養底子深厚。我坐在台下聽他致辭，想像夏老師贈書給他、他燈下讀夏老師著作的情景，不禁萬分感動，久久不能自已 – 學者、醫生，二人以彼此的學術成就和人文修養相互輝映，真是夏老師暮年的一段佳話。

夏老師是個讀書人。他的讀書人本色，被有讀書慧根的科恩先生所認識 （我們不妨說，夏老師真是厲害，晚年在病榻上也居然把他的洋醫生收為弟子），而他在中國人讀書界的影響，則由當代散文大家王鼎鈞先生在致辭中精彩概括─夏老師既是金針度人的批評家，又是關懷後進不遺餘力的教育家。夏老師的文學批評眼光獨到，能破能立，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出版之後，鼎公回憶說，「我和我的朋友人手一冊。」「那些年，台灣的作家不斷反思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局限，《中國現代小說史》幫助我們、引導我們完成了這種反思，找到了，或者說確定了新的路向。」

我的朋友查建英，曾修過夏老師的課，被夏師母請來作為夏老師的學生代表致辭。查建英的英文致辭優雅得體，情深意長，將夏老師的鮮明個性表達得淋漓盡致，是一篇感念恩師的好文章。追思儀式結束之後，有兩位夏老師在哥大宿舍的鄰居，一對白人夫婦，專門走過來找到查建英，讚揚她的致辭。（我也在追思會結束後，專門走過去找到科恩醫生，和他握手，向他致意，稱謝他的致辭。）

查建英所描述的在課室裡的夏老師，是一位讀書人本色的老師：他香煙在手，談笑風生，而他對學生的期待很高，要求他的學生們要像他自己一樣，讀得多，想得深，要有獨立見解，不要人云亦云。

可以想像，在夏老師門下讀書，是很辛苦的。我的朋友唐翼明，卻不畏艱辛拜在夏老師門下，最終在夏老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魏晉清談》。翼明兄天資聰穎，但他四十歲了才來美留學，英文寫作不免吃力。他的博士論文，英文便是夏老師在大熱天「一字不放」地從頭到尾潤色修改的。翼明兄感念不已，多次對我提起。夏老師逝世，我得夏師母電話後即轉告身在大陸的翼明兄，遺憾的是他從武漢去台灣公幹的旅期早定，不能來參加追悼會。翼明兄擬了一幅輓聯，寫好裱好後以國際快遞寄給夏師母：

秦火十年，禹甸斯文幾喪；程門八載，伊川正道幸傳。

我也寫了一幅輓聯悼夏老師：

辨而不發，質而不俚，文章舉世稱良史；醒為嘯發，飲為醉昏，山水平生仰逸情。

這兩幅輓聯，和其它輓聯，由於西式殯儀館格局的局限，都未能在追思儀式上好好掛出，令人遺憾，但我們畢竟是表達了我們的敬意和心意。夏師母後來告訴我，追思儀式結束、午飯後她們回去收拾東西，殯儀館工作人員才將唐翼明親手書寫的那幅大字輓聯在牆上掛起來，很醒目。

我個人對夏老師的尊敬和懷念，難以在這篇匆匆寫就的短文中表達萬一。夏老師的鮮明個性，舉世共仰，而我自始自終，從來敬畏、佩服他的書生本色。我來美國後，讀到夏老師的書，即為他的才氣、卓識和他優美的英文文字所折服。後來因為和唐翼明、查建英成了朋友，得以面晤、結識他老人家，蒙他錯愛，謬獎我的文章，自然高興。夏老師確實是一個不拘小節、口沒遮攔的瀟灑快樂之人，但他的書生本色永遠在那裡。你若是和他談他的書，談對他的見識的領悟，搔到他的癢處，他就會更加開心、更加快樂。

夏老師不拘小節，率真本性隨時隨處流露，但他書生本色的認真卻也是會隨時隨處自然表現出來的。我和太太這十來年常常去看望夏老師夫婦，有時會由夏師母安排，去法國或意大利餐館吃飯。記得是2007年元旦，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到了夏府，夏老師見了我便說，「你怎麼不打領帶？今天元旦出去吃飯，怎麼可以不打領帶？」於是他去屋裡拿來一條領帶要我繫上，並當場說，「這條領帶就送給你了！」我現在看到這條領帶，便想到世界上像我這樣的談不上認真也說不上不拘小節的馬虎之人多，而像夏老師那樣天下人都知道他不拘小節的認真之人少而又少。

夏老師真是一位可愛可親的前輩學者，敬愛他的學問、人格的人以各種方式來表達對他的仰慕和思念。追思儀式過後，夏師母告訴我一個故事，我為之感動不已。數年前，夏老師、夏師母在哥大附近一家快餐館用餐，忽然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走過來，問「您是不是夏志清教授？」得到肯定的答覆後，這位年輕人很高興，自我介紹說他叫馬凌君，從上海來，在哥大法學院唸書。馬凌君畢業回國前，買了夏老師的多種著作，請夏老師一一簽名留念。回國之後，馬凌君每年聖誕節必寄賀卡問候夏老師夫婦。夏老師逝世，馬凌君得知消息後即給夏師母打電話，表示若能辦成簽證，他要從上海飛來紐約參加夏老師的追悼會。追悼會那天，馬凌君果然從上海飛來，默默坐在追思儀式上，表達他對夏老師的敬仰和懷念。夏師母說，「他連午飯都不吃，第二天就又飛回上海了，真是很難得！」

夏老師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快樂地過了一生，走的時候也非常瀟灑。王德威教授用英文講述了一個故事，最圓滿得體地結束了追思儀式，讓我轉述這一故事以結束本文。

王德威教授2013年12月11日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望夏老師，一年輕醫生來查房。夏老師問他：「醫生，你看我怎麼樣？我是不是快死了？」那年輕醫生還在支支吾吾，夏老師打斷他說：「別擔心，沒關係。我是會死的，但我已不朽！」

羊城晚报    文如其人夏志清    2014.02.04

　　在访问生涯中，我不时有“人不如其文”的经验，然而，对夏志清的性情，我自信从熟读的文中便可猜中十之八九。未见夏志清时，我早就想好了，访问孙康宜教授之后，请她打电话帮我约夏先生。果然，我在耶鲁大学和孙康宜相谈甚欢，当孙教授和夏先生通过电话后，把话机递给我，马上听到夏先生说：“You are welcome!”

　　2007年11月19日，我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了夏志清先生位于113街的寓所，从这里可以步行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我看过夏先生《书房天地》一文，对他坐拥书城的情景早已了然于胸，夏先生也乐于带我四处看藏书。书架上外文书看得我眼花缭乱，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王洞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夏先生带我到另一间房子的书架上看中国作家送的著作。“师陀一直感激我，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他的一章，他是河南人，河南大学出版社也感到光荣，为他出了一套全集，载有我的书信和照片。全集八册，你看多么精美!”

　　孙康宜的《“快人”夏志清》中说，夏志清自称保持年轻的秘诀不过是按时吃许多维生素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夏家一个桌子上摆放维生素之类的药品。聊起长寿之道，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八十多岁，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话犹在耳，斯人已去。

　　夏太太王洞总在一旁悉心照顾，后来交往我才知道，连夏先生给我的电邮，也由夏太太代劳。笑谈中，我问起当年结婚时，夏志清是否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的话。夏志清笑道：“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这是纽约当年最有名的Plaza Hotel，已经关门了。这个hotel很大，吃午餐都很贵，我们只请了15个老友。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写了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当时胡适从美国返回北大任校长，夏志清恰因留学之事有了和胡适面谈的机会。

　　夏志清说：“我哥哥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武侠小说很新鲜，他看过的。中国人看武侠小说，尤其是科学家。1960年代在加州大学，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看武侠小说。有人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就怕这个事情，我觉得好玩就去看电影，看武侠小说，no time。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我一概不看，现代通俗小说我都不看。我哥哥什么都看，而且觉得张恨水很好。”后来在闲谈中，夏太太告诉我，金庸曾经送过一套作品集给夏志清，倒是夏太太很喜欢看。

　　在夏先生家，我留意到纽约华人祝贺他当选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一个小贺礼。2006年，夏志清当选院士时已是八十五岁，而他的得意接班人王德威早就是院士了。我问：“王德威是您最欣赏的后辈？”夏先生说：“他是最好的。”我又问：“20年后的王德威会不会成为夏志清？”夏先生马上说：“他早已是夏志清了。”

新民晚报     病中追忆故友夏志清     2014.02.07

（美）董鼎山

　　2013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于半夜起床去浴室方便，身体摇摆不停，摔了一跤，在家具上碰伤胸部肋骨，疼痛非常，惊醒老伴，她反而责我，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行动小心？她自己两年前曾在街上摔跤。急送医院治疗，但我的医生检查了X光后，说我骨头未断，不需手术。经过长期疗养，终会自愈。但我疼痛难当，晚上不能睡觉，只要咳嗽一下就觉胸骨剧疼。朋友要前来探访，只能谢绝。白天横躺在椅上看书报打瞌睡，晚上防止打喷嚏或咳嗽。次日圣诞节，外孙女高高兴兴来家打开礼物，热热闹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情绪低落，深觉长生有何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数天后突然接到许多朋友电话吿我老友夏志清去世的消息，立起兔死狐悲之感。他长我二岁，我马上想到年前去世的另一老友唐德刚。有一时期，朋友们因为我们三人兴趣相投，年龄相若，把我们戏称为“纽约三老”。我深感惭愧：区区的我，怎可与这两位学术高深的朋友相提并论？我对历史学家德刚的口述历史与后来写成的胡适、李宗仁等传记极为欣赏，而夏志清的独一无二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则是我与美国文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时的资料依据。

　　多年前我们“三老”经常相聚期间，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所谓“东唐西夏”（或“西夏东唐”）之间的笔战。笔战好像缘于对《红楼梦》一书的争执。我对红学不熟，在一旁只觉两位老友的学术争论非常有趣。许多朋友把这两位好友之间面红耳赤（在我们聚餐时）的辩论看作一场好戏，他们夹了英语的安徽官话（唐）与苏州官话（夏），加上我这个讲宁波官话者的偶然穿插，一定让在场旁观者感到好笑。

　　夏志清与其兄夏济安早在我青年时代即蜚声文坛。我与弟弟乐山当时很觉艳羡，一心希望我俩兄弟也有幸与他们齐名。济安早逝，让我深感遗憾的是乐山一直未有机会与志清相会。盛年时，乐山在反右与“文革”期间吃尽苦头。

　　我兄弟在少年时对张爱玲的作品都很着迷。那时我们已开始在柯灵所编的《万象》杂志发表散文与小说，而当时由柯灵一手提拔出来的张爱玲正在上海文坛大出风头。我还记得某次柯灵与一群替《万象》供稿的“小喽啰”们（除我兄弟以外，还有沈寂、何为、沈毓刚，以及徐开垒等）聚会，谈话间，他盛赞张爱玲，嘱我们要向她“学习”。张爱玲那时虽享有盛名，但深居简出，我们只见过她一次。没有想到多年以后，经夏志清登高一呼，已故世的张爱玲声名鹊起，在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吸引了大群青年读者。

　　夏兄说话喜欢打蹦（上海话，即“打趣”），在餐桌上谈笑风生，我们都喜欢与他坐在一桌，因为谈话更有趣味。但他的兴趣是在美丽女郎，坐在美女旁边时，他那毫不掩蔽的赞美和假装调情的态度，令美女受宠若惊，使我们同桌者大乐。我还记得，某次我带了妻子与他及唐德刚夫妇在唐人街一起用饭，他又是谈笑风生，手舞足蹈，一下子将我那已是老太婆妻子的老花眼镜打落在桌上，我们一起大笑。至今，我向老伴提起夏兄时还是指明“那位打掉了你的眼镜的夏教授。”

　　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是朋友们替他开宴会庆祝他90寿辰。饭后一位朋友自告奋勇要开车将我们两位老人送回家。当时志清已坐了轮椅，由夏夫人王洞推着。我们先到他家，我见夏夫人努力推轮椅从车边走向人行道，一阵心酸。此后我们都因老弱，没有机会再见。

　　现在我自己也因伤了胸骨卧病。有人祝我“长寿”，有何意思？“纽约三老”只有一老仍存。前天有朋友问我是否信仰宗教，我说我父母信佛，我是教会学校出身，妻女上教堂做礼拜，而我则是无神论者。这位朋友劝我信教。如今我将近终年，也觉心动。谁知道？不久唐夏董三老也许将在天堂相会。

世界新聞網    2014.02.07

清澈的眼光：懷念夏先生 （上）
■章緣

紐約文界，何人不識夏先生？尤其我曾是世界周刊的記者，接觸機會又比別人多一些。結識十八年間，我從美東大紐約地區搬到中國大陸，先北京後上海，一直保持聯繫直到他病重，這緣分始於工作，沒有止於工作，全因為夏先生對我的謬愛。

在一次文藝活動後的聚餐上，我坐在夏先生身旁，話題又是張愛玲。這不稀奇，對美國漢學界，夏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對一般讀者，「張愛玲的伯樂」才是夏先生的名片。夏先生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人們見到他，總要請教關於張愛玲，而我也是個張迷。我羨慕夏先生識曉張愛玲，在她身後寫懷念的文字，夏先生便說：「我死後，你也可以寫我啊！」

這就是夏先生，口無遮攔，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那異於常人的反應，常讓人錯愕、詫笑，不知如何回應。

夏先生學貫中西，思路機敏，除了學問，有很多對人對事的觀察，真率尖刻，嘲人自嘲皆有，說起話帶著濃濃的滬腔，旁徵博引，喜作謔語，一句句拋出來，就看聽者能不能跟得上。據說這種跳躍性的邏輯，屬於特別聰明，有創造力的人，而魯鈍如我，只能驚怖於河漢之無極。我喜好文學，但讀書不多，沒有學問，夏先生卻不嫌我腹笥甚窘，反而喜歡跟我聊天，關心我的文學創作，我覺得慚愧，但也一直沒有下工夫。面對天才，有時我們只要注意聆聽，聽得懂的就如獲至寶般收好；聽不懂的，就當它是風過竹林，雨打芭蕉，留下一種嚮往。

1996年8月，我任職於世界周刊，主任派下任務採訪夏志清教授，請教關於中國文革時期的文學發展，寫了夏先生的地址給我。我一看，夏先生就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113街，跟我的舊居只隔一條街。我先生曾在哥大攻讀博士，1991到1994 年住在112街的宿舍公寓，聽說赫赫有名的夏志清在哥大教書，曾溜進教室旁聽了一節課，只記得他勸大家不要在身體上刺青，至於文學，好像沒聽到幾句，可能也是那時我新來乍到，聽不懂夏先生的英文。那應該是夏先生在哥大授課的最後一學期了，他1991年退休後，作為榮譽教授，一直跟夫人住在該處。

採訪那天，我穿了一身西裝長褲，力圖像個幹練的記者，準備採訪大學者。哪知夏先生一見我，開門見山說他對大陸後來的文學運動不熟悉，遞給我一本簡體書，要我自行研究，這樣我的採訪任務便結束了，接下來就是閒話家常。他十分親切問我知不知道自己英文名字的原由，家庭婚姻愛好等等，話題自然談到小說。

之前我剛得到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夏先生一聽，很高興地從書房裡找出刊登得獎作品的那期雜誌，要我在上頭簽名。我有點錯愕，怎麼說都應該是我請他簽名才是。他的熱情率性，完全推翻了我對大學者的想像。

這便是我頭一回見到夏先生。之後，在紐約一些重要的文藝活動聚會裡，常會見到夏先生，他每回都親熱地跟我招呼，開心地緊握我的雙手。在這些場合裡，我的身分常是記者，有一次坐在夏先生身旁，夏先生對台上貴賓的發言，一會兒搖頭不同意，一會兒嗤笑，完全不掩飾他的感受。難怪有人說他是頑童，在人際關係複雜微妙的成人世界裡，要像他那樣忠於自我的感受，永保真性情，實在不容易。也可能是藝高人膽大，誰也不怕，只遵循夏氏真理，在滾滾濁世中，他的處世風格如清風拂面，讓人也放鬆自在起來。他轉頭對低頭認真做筆記的我說：「做記者很可憐啊，要聽這些無聊的東西。」

然而並非所有的藝文活動都是如此。有一場是當時的哥大系主任王德威，請來上海的王安憶和衛慧演講。一個是被王德威譽為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的王安憶，一位是因大膽書寫都市情慾崛起正在各國打書的衛慧，二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相差很大。文章登出來後，夏先生給我來信，肯定我的報導角度，說我很公平，不偏不倚，還附了一張我的照片，卻是他在演講會上抓拍的，真是童心未泯。

夏先生在他的成名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裡，率先肯定張愛玲的文學成就，說她是中國當代寫得最好的作家，當時張愛玲小說被視為通俗的鴛鴦蝴蝶派，夏先生的眼光和勇氣，令人佩服。

這樣一位一錘定音的小說評論家，卻偷偷告訴我，平日他不讀小說，讀小說是工作，不是休閒，退休後，他的視力不好，只讀書評和詩集，反而是夏夫人，睡前都要讀半個小時的小說。夏先生對當代的文學作品是隔閡了，然而文學的鑑賞力依舊敏銳，談話中，常能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看到當今文壇奇技淫巧，語不驚人死不休，評論家拿各種主義往作品上套，我自覺落在時代之後。夏先生當面告訴我：「只寫你知道的，你若是個方正規矩的人，就不要想寫那些奇怪的東西。」在信裡他又說：「小說不必寫得多，但每篇都要很精采，自己看後也滿意，就好了。」我請教夏先生，小說什麼最重要？他提出「動人」二字。夏先生的文學審美觀點或許保守傳統，卻深獲我心，我覺得他推崇的是一種真誠的創作態度，把文學藝術和自己的生命相結合，不管別人說什麼。他告訴我：「先有作品，才有評論。」

夏夫人王洞女士曾對我說：「很多當代作家的作品夏先生都不喜歡，但是你的他喜歡。」有一次，中國的知名作家李銳偕夫人蔣韻來美，拜訪了夏先生，之後夏先生對我說，「李銳寫得比你好。」我不禁笑了。夏先生實在太抬舉我了。夏先生對我的小說謬賞有加，但我從未想過麻煩他作序寫評。

以夏先生在評論界的聲望，常有作者慕名寄來書稿，懇求作序寫評等，然而夏先生年高體弱，有心臟病、高血壓，視力也不好，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有限的精力，要加緊把《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整理加注，在聯合文學發表出版，還要校對《中國古典小說史》的中文版，這本英文著作在美國漢學界的影響甚至高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他還有自己想寫的文章，一篇〈耶魯三年半〉，治學的聰慧和博聞強記躍然紙上。他自己說三年半拿到博士，快得「一塌糊塗」，這是他的慣用語。

2000年6月，我的第二本小說集《大水之夜》出版，在紐約世界書局舉辦新書發表會。這場發表會，我敬慕的文壇前輩如王鼎鈞、趙淑俠、趙淑敏等，還有文友陳漱意、蘇煒等到場給我批評，其中也有夏先生。他說要為我的作品寫篇文章，趕讀了我的部分作品，寫成〈章緣小說評述（上）〉，這就是後來刊登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的〈章緣小說四篇略評〉。

據我所知，這應該是夏先生為當代作家寫的最後一篇小說評論了，我極為感謝，也深感榮耀。發表會上他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初讀我的小說〈更衣室的女人〉，不能理解女主角的心理，讀了三遍後，才完全站到她那邊去了。

這是一位專業讀者的虛心和開放，他高齡七十九，博學並享有盛名，面對一個後生晚輩的作品，卻願意再三琢磨。 （上）

世界新聞網    2014.02.08

清澈的眼光：懷念夏先生 （下）
■章緣

新書發表會後一個月，夏先生約我見面，說要採訪我，準備寫一篇真正的評論，他還做足了功課，把我出版的兩本小說集都讀了，並要我把書評和其他未收錄的作品都帶上，還有幾張家庭照片供作參考。這是夏先生的研究方法，作品和作者並觀，從其中找出文本的創作動機和脈絡，跟後來文本獨立的研究方式不同。

七月的一個周日，我依約來到夏府。這回有機會好好參觀了一下。客廳裡整壁的書架，要取書得站到梯子上，書房裡堆滿了書報，幾無立足之地，桌邊地上散放了數杯舊茶，幾雙鞋子，顯示主人的不拘小節。書房裡有數層檔案櫃，拉開來全是分門別類的文件檔案，重要的書信往返。隨意提及什麼，他都能把相關的書和剪報找出來。夏先生送了我一本三版的英文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史》。

角色倒過來了，夏先生要採訪我。他早在紙上擬好若干問題，一見我就開始問，從問題裡可以看出他試圖建構我跟我作品的關係，這些問題反映了他讀書之精細。他讀出我作品裡的母親占了很重的分量，說我很愛我的母親，又問我的父親是否拋棄了我的母親。事實上，我的父親的確「拋棄」了我的母親，他在婚後四年就因病去世了。他拋出的第二個問題讓我一驚。他問我阿孫是誰？原來他注意到我的第二本書題獻給阿孫，在聯合文學新人獎的得獎感言裡也提到她。這個問題其實問到點上了。阿孫是我的至交好友，早期創作多虧她鼓勵，從她處得到很多創作靈感，故事裡常有她的影子。夏先生這兩個問題，讓我不禁肅然起敬，覺得他火眼金睛太厲害了。

中午，夏夫人返家，夏先生帶著紙筆，把寫了問題的紙頭鄭重塞進胸前口袋，三人一起到附近的中餐館富貴樓用餐，夏先生作東。如今思來，這頓飯怎麼樣也該我請客，當時卻糊里糊塗依了主人意。我只會寫文章，做人做事都稚嫩。多少年來，我沒有請過夏先生一頓飯，反而讓他請了三次。第二次是王德威教授當選哥大東亞系系主任，夏先生請來一桌王教授的朋友，辦了個驚喜派對為他祝賀，我當陪客，吃過飯回報社去發了篇新聞稿。第三次時，我已經搬到上海了。

這篇「章緣論」最終沒寫出來，夏先生多次在書信裡提及，說他事忙，向我致歉。我很遺憾不能讀到夏先生對我作品更全面深入的評論，但是他所給予我的已遠超過我所應得和我的期待。

雖然寫了很多報導文字，我一直沒有直面寫過夏先生，直到2001年，受當時世副主編田新彬之邀，寫大紐約地區幾位名家：夏志清、王鼎鈞、琦君和莊信正。這一年，夏先生八十，摘除了白內障，視力改善，心臟病和高血壓也都在控制之中，老先生十分高興，排了很多著書和出版計畫。我寫了篇〈人生八十才開始〉。

2002 年10月，夏先生突然寄來一份禮物，打開一看，竟然是沈從文於1982年6月親筆題贈的《從文自傳》。夏先生在書扉上寫了鼓勵祝福我寫作的話，並注明將此書送我，「讓它避疫免災，延長它的生命。」這份厚禮卻之不恭，只能忐忑收下。沈從文也是我喜愛的作家，從夏先生那裡拿到此書，更感意義非凡。

2003年3月，世界書局為我辦了長篇《疫》的新書發表會，夏先生當天因血壓高，不克前來，特別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文學的前途》。

2004 年夏天，我們舉家搬往北京。離開前，紐約文友聚會為我餞行，夏先生又因血壓高不克前來，託人送來他的《雞窗集》，期許我到北京後寫出傑作。夏先生生肖屬雞，他常終夜讀書寫作到東方初白，這書名取的是晚唐詩人羅隱詩句「雞窗夜靜開書卷」，以夏先生的聰明，他的用功也令人望塵莫及。

夏先生出生於上海浦東，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後跟哥哥夏濟安一起到北京大學教書，對北方的嚴寒深惡痛絕。沒想到隔年我們便舉家遷至他的故鄉。到了上海，我積極學說上海話，寫年卡給夏先生時便賣弄幾句，逗他開心。夏先生告訴我，他們在上海先是住在蘭心戲院附近，再搬至霞飛路國泰戲院附近，都是最「鬧猛」的地方，後來搬到較新式的兆豐別墅。兆豐別墅就在中山公園附近，離我所住不遠。當年這個別墅住的多是達官顯要。

2008年8月，我回紐約探訪故舊，借住在新澤西茶頸鎮朋友家，並擇日去探望夏先生。我先搭巴士進紐約，轉地鐵到他家。夏先生見了我很高興，但明顯話少了，他送我一本香港出版的《談文藝憶師友》，上面特別寫著我們已四年不見。夏先生和夫人很熱情地招待我，請我到附近的法國餐館用餐。餐畢，我因為要趕車，只好提前告辭，夏先生跟我在餐廳外告別，互道珍重。我望著他的眼睛，很驚奇地發現八十多歲的夏先生眼睛清澈明亮，全無毳齡老人常見的黃濁血絲，那清澈的眼光留在我的腦海裡，成了我對夏先生最後的印象。

那年的年卡上，夏先生說見面後一周，他因為忙碌染上肺炎住院了，正在逐漸康復中。隔年的四月，莊信正教授來上海，約在靜安公園的巴厘餐廳吃飯，說到夏先生中風，已插管，住在布朗士一家療養院，情況不太樂觀。我寫信給夏夫人詢問病情，夏天到加州探望母親時，也打了電話去慰問。夏先生後來康復出院了，2010年的12月，又給我寄來賀卡，如往常一般，密密麻麻寫滿卡片的空白處，說自己九十歲了，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說收到我寄去的新書，真想把它看完，「我已多年未看你們這一代的作品了，自己想想就很難為情。」

夏先生總是非常客氣，什麼事都要寫封信，請我吃飯，我寫謝卡，他也要回信。他的信寫在A4的白紙上，絮絮說著近況，或是最近寫的得意文章，如有塗改，一定用修正液。我注意到這封卡片上，字跡較為潦草，錯字直接塗掉，沒有再用修正液了。這是夏先生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而今，夏先生真的仙去了，我也真的在寫關於他的回憶。如果能見到夏先生，我一定會跟他說，這篇文章難寫得「一塌糊塗」，而他會以清澈的眼光看著我，彷彿在說：只寫你知道的。

（下）（寄自上海）

文汇报   夏志清先生的一封信    陈子善    2014.02.09

　　12月31日凌晨，电话铃声大作，《北京青年报》记者询微博盛传夏志清先生29日逝世，赶忙披衣起床，上网查阅。庄信正先生30日凌晨给我电邮中有句“昨日去看过夏公”，不禁将信将疑。接着迭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台北友人来电，噩耗不幸被证实。93岁高龄的一代文学史大家，在2013年即将过去之际离开了我们。

　　我与夏志清先生见过两面。一是在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二是2001年8月访学哈佛大学期间专程到纽约拜访。他的博学、率真、略带顽皮的直言不讳，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通过许多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众多问题，当然，更多的是我向他请教。检出一通夏先生2004年1月28日给我的信，信中说：

　　《现代小说史》出版事，您找任何哪家可靠的出版社都可以，只要不删改太多就行了。先兄之书，情形也是如此，作些删节是免不了的。信正虽已把蒋光慈章译完，其他诸章译本载于何地何刊，却不太清楚，也找我帮忙。我在Gate of Darkness书脊扉页写下了两篇译文的出处，请兄也帮忙找。一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二十年》，为Gate之一章，已由梦雨中译出，载台北《中华月报》（1974，十二月号），No.711。另有一篇是《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上半载同刊No.715(1975四月号），下半想载 No.716（同年五月号）。此文为先兄拟在1962年China Quarterly办的大会上发表的，讲的都是延安期和50年代的中共长篇小说。同我那篇《残留女性》，同载TheChi na Quarterl y,No.13（1963）那期中共文学专号，后出成专书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1963)，算是Cyril Birch主编的。此文对中共的英雄小说相当appreciate，在《黑暗的闸门》里可当附录发表。又，《闸门》原书有我的一篇序文，我一直未找人翻译，如时间来得及，找人译出在大陆或香港刊物上先刊出，也可为《闸门》此书做广告。也可收入译本。我的英文文集，大陆别人不送，您是一定要寄赠一册的。

　　此信谈的是夏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和其兄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译本出版事，颇具史料价值。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增删版早已问世，《黑暗的闸门》中译本事还在进行中，可惜夏先生已经看不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写于2004年春节之前，所以夏先生在信末“即颂新年双安”，还不忘提醒我“开会，旅行伤身体，最好多服Vitamin”，对后学的关爱可见一斑。

凰周刊    徐伟：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   2013.02.11

如果把文人间的“笔战”，也看作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夏志清先生一生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却把两次论战地选择在台湾，一次与颜元叔，一次与唐德刚。他还把自己的数部主要作品放在台湾出版，包括《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爱情、社会、小说》，以及今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夏志清便在其兄夏济安主持的台湾《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数十年声誉日隆，成为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评论大师，他所推崇的西方文学理念，成为许多后辈文人学者的评判标尺。他掀起的张爱玲热，更是让张爱玲荣登台湾文坛至高无上的宝座。
　
　　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说，在台湾，几乎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他为所有后来的张爱玲研究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夏志清障碍”。
　
　　然而，夏志清在台湾的“深度介入”还不止于此，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一线或已退居二线的许多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是夏志清的朋友或学生，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白先勇、刘绍铭、琦君等人。
　
　　在夏志清逝世的消息被确认后，台湾的主流媒体争相大幅报道其一生成就，许多人向其致以哀悼和敬意。台湾可能是受夏志清先生影响最深的地方之一，但他与台湾文坛的往事却少有媒体提及，为此，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文学评论人符立中先生。
　
　　他是台湾抗日名将丘先甲、丘逢甲的后人，父母皆为作家，他曾被夏志清连赞“奇才”，并担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发会的演讲人，他的父亲创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向夏志清授予“杰出华人会员”奖牌。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夏志清都颇有渊源，让他来讲述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再合适不过。
　
　　记者：夏志清与台湾的渊源很深，他最早进入台湾文学视野是什么时候？
　
　　符立中：最早应该是在1957年，他评张爱玲的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这本杂志是由他哥哥夏济安及吴鲁芹、刘守宜联合创办的，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夏济安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也是台湾文学评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几个重要门生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不久后，夏济安移居美国，在美国英年早逝，这些学生后来又间接师从夏志清，所以夏志清与台湾文学界有广泛的交流，他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台湾出版。
　
　　夏志清先生结过两次婚，两任太太都带到台湾来过。第一次是1966年暑假，带着洋人妻子卡洛及当年十岁大的女儿建一，到台湾住了半年，住在金华街205号，离我家很近。不幸的是，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因为房东将地板打蜡，他把右臂跌伤了。第二次是他1969年与王洞女士结婚后，到台港长住。两次都是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第二次有到香港中文大学兼课，他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和交游都很广。
　
　　整个台湾，知道张爱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夏志清，他去世的消息证实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台湾主要媒体都做了几乎全版的报道，连几乎不报新闻的《苹果日报》也做了头条，赞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中国文评第一人”。
　
　　记者：都说夏志清是张爱玲历史地位的发掘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入台前，他已经有不少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在台湾流传，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符立中：《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台湾是在1979年，之前他哥哥夏济安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也引起过一些争议。
　
　　1972年，夏志清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作序，对张爱玲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提出，“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这样的评价，引起了评论家林柏燕的很大反感，她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提出“张爱玲还在世，断定她的作家地位还太早，而那些所谓‘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所写的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语的确有“一锤定音”的意思，后来他予以还击，说“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他说林柏燕所举的三个例子——李贺、曹雪芹、麦尔维尔（《白鲸记》作者），都是生前不得意，甚至潦倒半世，死后才成大名，“假如生前就有人赞美他们，使他们名利双收，甚至活得长一点，多留给世人一些著作，或把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那照林先生看来，他们的作家地位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算不得清高了？”这篇文章对台湾的评论界影响非常大。
　
　　记者：实际上夏志清在台湾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台湾文坛影响很大，他跟哪些作家交往比较密切？
　
　　符立中：他在台湾艺文界有广泛的交往，包括林海音（《城南旧事》作者）、琦君、王鼎钧、王德威、李欧梵、朱西宁、陈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等人，1966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被他那又急促又好玩的口音逗得很欢乐，可是他拿出来的学问又很扎实。
　
　　他在台湾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的《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都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本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问世，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比如说大家都忽略了，在中国，散文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学更崇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台湾的散文家琦君很重视，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写琦君的评论，这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
　
　　他写琦君不是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而是他认为琦君的文章确实好，文学根底很深，他写评论完全是不看人的，以文本为唯一评论依据。琦君写她在浙江乡下的童年往事，写得相当圆熟、淳朴，充满人的温情，她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小说《橘子红了》，这个小说后来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周迅主演，非常轰动。琦君早年的散文受到冰心等人的影响，但是她能有这么长久的创作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志清的鼓励。
　
　　记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唯一被纳入的台湾作家姜贵，在大陆简体版中被删掉了，夏志清为何会如此看重姜贵的作品？
　
　　符立中：那个时候，在台湾，常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姜贵，姜贵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成了小说家。他和我父母也很熟，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和苏青有一段情史，当时苏青比张爱玲还红，有趣的是，姜贵和苏青分手后，他们互相把对方写在小说里头，都是用影射的手法，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姜贵写《三艳妇》，这是我首先发现并披露的。
　
　　姜贵的文学成就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个时候姜贵和夏志清并不认识，只是和夏济安有一定渊源。夏济安办的《文学杂志》是由明华书局出版的，而姜贵的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旋风》，也是由明华书局出版，《旋风》以共产党在山东崛起为背景，讲述他的家族故事，这本小说跟张爱玲的《秧歌》一样，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可以说，姜贵是台湾第一个重要的长篇小说家，那个时候葛浩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贵的小说是台湾唯一在国外文学研讨会上被讨论的作品。
　
　　姜贵刚来台的时候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个人的身份，只是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贵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是把他放在附录三，而不是在正文里头，因为他写到共产党的崛起经历，在大陆版就被删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足本没能在大陆出版，夏志清也觉得相当可惜。
　
　　记者：夏先生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笔战，包括和唐德刚、颜元叔等人，都是以台湾为战场，这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符立中：这两场笔战都在台湾，由此也可见，台湾是他事业的主战场之一。他和唐德刚是为了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笔战，有些意气之争，我觉得对文坛的影响不大。而与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的笔战很激烈，牵涉到台湾文学评论界霸主地位之争。
　
　　1976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发表《印象主义的复辟》，对夏志清大加攻击，夏志清以《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 》一文回击，开列了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说“文学研究，由他一人领导，实非国家之福”，并称“颜元叔好多书评、论文，都给人急就章的印象”，又说 “事实上颜元叔的英文程度也有问题，他情愿闭门造车，也不求教于人”。这篇文章予颜重击，打倒了颜元叔文学评论界的霸主地位，也牵动台湾文坛往后的发展。
　
　　记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本书在台湾最开始受到了怎样的礼遇？
　
　　符立中：可以说与大陆截然相反，1979年，台湾的两大报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了在文学副刊上有所竞争，都举行文学奖大赛，奖金非常高，于是吸引很多人去看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而夏志清的这本书是必读的。
　
　　当时，张爱玲由于曾经给“汉奸”杂志写稿，她在抗战胜利后就归于沉寂了，夏志清把她在日据时期的作品重新找出，把她正式写进小说史，然后使大家觉得张爱玲不但是一个很好看的作家，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的艺术才华精湛，用字遣句别出心裁，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张爱玲身价暴涨。《中国时报》为了争取张爱玲在本报发稿，他们开出了一个字一美元的高价，后来张在那里发表了《谈看书》等散文，由此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夏志清的书把西方小说的评判标准和美学理念传递到台湾，对许多后辈写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夏志清肯定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学标杆，具有神话一样的地位，她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追捧，甚至成为很多人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此前虽然也有作家，比如梁实秋，也被文学副刊给予十足的礼遇，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模仿梁实秋的散文，可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模仿张爱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夏志清。后来两大报文学奖都邀请夏志清担任评审，足见其影响力。
　
　　记者：有人说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常带有政治偏见，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原因，他对左翼作家评价很低，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符立中：对这个问题，夏志清生前有回应过，他认为左翼文学，从祖师爷鲁迅开始，就有“人捧人”的习惯，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后来做官的做官，当文艺领袖的当文艺领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边，夏志清觉得他们已经被捧的太多了，有些部分是名不副实的，他写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会一边倒的评价。
　
　　我觉得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先行，而是有一套统一的评断标准，他以什么样的高标准去评论张爱玲、钱钟书，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茅盾等人，包括文字意象、小说结构等，都是采用西方文学“新批评”理论范式，他对文学服务政治的那些作品的批评是不留余地的。他对一些他认为好的左翼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等人。
　
　　记者：今年２月，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台出版，您是首发会的演讲嘉宾，可否给我们介绍和评价一下这本书？
　
　　符立中：这本书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我认为，这批书信价值最高的部份，在于张爱玲和宋家因《红楼梦魇》失败，紧接着宋淇陷入长期病痛、张爱玲最仰仗夏志清的时代。
　
　　此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研究，夏志清先生已经树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 “夏志清障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挖崛多年来停滞不前。这批书信集的面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更多的面向，更加参透她的悲喜世界。

山东商报     名人信札，情归何处     2014.02.19

　　2月17日上午，历经风波的钱钟书书信稿终于做出裁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贸圣佳公司与李国强侵害书信著作者隐私权以及著作权，杨绛胜诉，获赔20万。这几年，名人信札收藏逐渐流行，名人信札为何受到追捧，又应怎样保护信札中的个人隐私？昨日，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业内专家，探寻名人信札公开拍卖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记者杨洁

　　信札是研究名人　内心世界的依据

　　信札，在古时有多种名称，如尺牍、尺书、尺素、笔札、书札……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叫法就是书信。信札不同于名人的著作，它包罗万象：个人的情感、隐私、生活以及未发表或者未成熟的学术见解。近几年，其收藏价值持续受到一些拍卖公司和收藏家的追捧。

　　2月18日上午，本报记者电话连线了著名收藏家、聚雅斋美术馆馆长徐国卫先生，徐国卫曾收藏了包括曾国藩、梁启超、老舍在内的等多位大家名人的书信手稿，对于名人信札的收藏价值，他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名人信札是研究此人内心世界和真实想法的重要依据。很多名人因为受当时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在其著作中很难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但是在与朋友的信札中，我们可以寻得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当时时代的真正处境，所以说名人信札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和现实价值，也是研究名人个人的依据。”

　　我们在著作中看到的一些名人的学术见解大都是已经成熟了的，但是在信件中，可以寻到学者在当时还未成熟的学术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名人信札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徐国卫说。

　　此外，他还补充：“名人书信都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很多古人的书法最好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札。”目前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平复帖》，就是西晋陆机向朋友问候的平常手札，曾被鉴赏家张伯驹收藏。

　　有追捧也有争议

　　因为名人书信的价值，其在收藏市场上也备受追捧。

　　杨绛先生在去年5月份得知中贸圣佳公开拍卖钱钟书书信后曾发过这样的声明“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这句话道出了信札公开拍卖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

　　虽然存在着上述矛盾，但名人信札收藏仍然一路走红，近几年，一大批名人大家的信札手稿相继在各类拍卖会中亮相，且以不菲的价格拍卖成功。

　　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的“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等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

　　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一举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

　　2013年11月，鲁迅《致陶亢德信札》以655.5万元成交，引起了业内热议……

　　但因为涉及到隐私性和个人情感寄托，名人信札受追捧的同时难免会有争议。

　　郁达夫致王映霞的那句表白，完全是个人情感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私密生活公之于众并拍卖是否欠妥，也在当时引起了热议。去年，夏志清编注的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书中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03封，堪称目前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很多张爱玲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都被人整理出版出来，因而有不少读者质疑，将名人隐私曝之于世，究竟是助力于学术研究还是满足众人的窥视欲。“张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有网友这样表示。

　　涉及隐私信札　要谨慎对待

　　面对这样的争议，在收藏过程中，又该如何保护所收藏的私人信札中的隐私？2月18日上午，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山东省收藏家协会济南理事会主席崔义忠先生。

　　“名人书信若是只牵扯到当时的时局和背景，这可以展示或者进行拍卖，但若牵扯到个人隐私、情感寄托、社会效果，以及名人的一些还没有定论的文化见解时就要谨慎对待，不适合在公众场合展示的最好不要展示，即使想展示或者也要经过名人亲属或者后人的同意方可。”崔义忠这样告诉记者。“古人对信札极其看重，不会随便示人，单独存放，因为这些来往信札是对友情的信任和个人情感的寄托”，崔义忠解释，“名人信札的收藏和流转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有一些书香世家中途没落以致到了卖书信手稿的地步。现在的拍卖行在拍卖名人信札时，希望不要仅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也要兼顾道德情感和职业道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之后，名人信札的性质会从私人信件逐渐演变成历史信件，这类信件更多意义上是对此人的学术探讨而不是个人隐私的窥探，而信札的研究价值则更值得期待。

经济观察报      夏志清与现代文学史的纠结     张闳   2014.02.21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消失了。不过，对于夏志清的故世，人们几乎没有作出太大的反应。若干文化媒体仅仅是因为开辟有“逝者”这一栏目，才陆续作了一些报道。但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来说，这不是一般的“逝者”。这个“逝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学术范式的终结。

　　在中国，夏志清一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名字在“文革”后开始传入大陆文学界，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来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都在享用夏志清的学术成果。人们谈论中国现代小说，谈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一切都跟夏志清有关，但却很少有人去理会。普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或者时常把他的名字跟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相混淆。即便是相关的专业人士，对其也是久闻其名，不见其文。对于他的著作和观点，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直到近十年方得以在大陆删节出版。许多重要的论文至今尚未见简体中文版。夏志清正是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以一种所谓“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大陆学术界。但这对于大陆的学院学者来说，却是一桩难得的好事。他们得以借助这一出版上的巨大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学术资讯的不对称，经营自己的学术地摊。摊子上大多是从夏志清那里倒手过来的产品，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装作是自己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色。

　　毫无疑问，夏志清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所可能受到的最完备和最精英化的教育。他在西方大学校园里自由自在地阅读和思考，尽享西方学院体制所带来的诸多益处。西方学院学术制度，旨在维护学者基本的学术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以避免外部的观念和力量妨碍学术公正。正是在此前提下，夏志清的学术研究有了保障。他代表了西方学院学术，尤其是在汉语文学研究方面的基本水准。作为一位栖身于北美学院的学者，夏志清所要做的，只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和忠于知识的合理性就够了。当然，同时还必须是合乎学院学术规范的、合格的和有原创性的学术。在这些方面，并不需要太多的美学判断力和文学才华。

　　在资讯的不透明和不充分的状态下，夏志清披露出一些暂时尚不为人知的文学情报。然而，有趣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文学也是一种情报资源。无怪乎中情局有时也会介入文学。其实，这些所谓“秘密”无非是一些平常消息，只不过它们被精心地掩盖在厚重的尘埃之下。夏志清所做的无非是一个称职的学者通常会做的，可是，在那个怪异的时代，他好像是一位文学上的“斯诺登”。那个时代的怪异性在于——一个人说出常识，却显得像是个天才一般。可见，那是一个何等平庸的时代！

　　龙应台称：“夏志清是一个时代的剪影。”确实如此。他的故世，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热烈而又荒谬的时代的终结。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而他所经历的时代的精神气候，比他去世的时刻更加寒冷而又阴暗。夏志清本人对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纷争并不特别热心，他甚至有意规避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他的文学史研究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却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深刻的冷战印记。夏志清先生的纯真之处在于，他始终不渝地相信，有一种有别于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所谓“纯文学”，一如有人始终不渝地顽固坚持所有的文学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狡黠的面具。尽管他总是宣称自己的学术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是以所谓“纯文学”为标准的、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纯学术”研究，但它却有效地撕开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铁幕，在文学和思想的黑暗王国中投进了一线光明。同时，也将自己的观念暴露在意识形态冷战的开阔地带，遭遇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向的交叉火力。而他本人对此却似乎并不在意。

　　夏志清的文学史，是对大陆左倾化文学史的一个颠覆。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打破了中国国内文学研究的精神“自闭症”。历史突然被翻转到了它的背面，从这个背面，人们看到了现代汉语文学诸多精妙之处。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影响着文学，但文学仍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夏志清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师陀等作家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些在当时主流文学史中踪影皆无的名字，突然变得光芒四射。文学史的面貌也为之改观，不再只是一场一条皮鞭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打过来打过去的暴力游戏。

　　如今，夏志清的方法和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现代文学学者始终生活在夏志清的身影之下，尽管这个身影并不特别高大，但足够掩蔽大陆一些学者渺小的身形。

　　夏志清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之后，几乎整个现代文学学科都从他的研究中得益。夏志清提供了另一种文学史的样式，这一样式本身，给大陆学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学史写作课。它的存在首先表明，文学史并不只是政治斗争史的附庸，文学史家也不只是宣传员，而且，文学史写作也并不一定要等到上一级教学和研究机构的批准和组织才可以动工。夏志清的“勇敢”，把中国大陆学者吓了一跳。大陆学者如梦方醒，刚刚开始学舌的年轻一代学人更是蠢蠢欲动，呼吁要“重写文学史”。这一声音一直鼓噪到现在仍不见罢休，好像这是一种特别的权利、非得要大声呐喊方可争得到似的。可是，讽刺的是，夏志清早就开始“重写”了。

　　夏志清给大陆学者以莫大的启示，但也有让大陆学者甚感难堪之处——在夏志清的文学史中，张爱玲所占的篇幅竟然远远超过鲁迅。文学史家习惯于将文学史看成是作家权力的排座次，突然出现了另一种权力秩序，对于那些习惯于崇拜历史和现实中权力一代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缺乏权力的结构来统摄，他们就没法描述历史，哪怕是文学的历史。而如夏志清一般的纯正典雅的美学趣味和自由的历史书写才能，恰恰又是他们所不具备的。因此，所谓“重写文学史”只能成为一句彰显历史话语权力的空洞口号。

　　夏志清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躯体的各省都叛变了”，他的学术的各省也都叛变了。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地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全球性的“学术贸易”不再具有垄断性，神秘化的学术资讯已不复存在，探险家式的奇妙发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在资讯完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文学批评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和阐释的才能。毫无疑问，夏志清的工作亦将很快将被另一帮人所接手。他们可能会有着夏志清同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但缺少夏志清式的敏锐、坚定和原创精神。

　　我们看到，一些人频繁往来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非常之忙碌。那些人将试图延续夏志清时代的旧梦。他们是“主义”和“学说”的批发商，是“理论术语”的分装点。在来自海外的学术产品上，贴上自己的标签。这就好像1980年代初，待业青年所佩戴的一种被称之为“麦克镜”的墨镜，镜片上的洋文标签始终不肯揭去，以表明自己所戴的是舶来品。但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夏志清先生已经拂去尘埃的学术桌面上，再一次地撒上新的学术尘埃，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和概念尘埃，让原本已然清晰的对象，重新变得面目模糊。这种模糊性带来某种神秘效果，可在全球化学术市场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赚取因文化级差而带来的“中间差价”。是的，在失去了夏志清的现代文学评论界，将很可能是市侩和掮客往来穿梭的贸易市场。

蘋果日報    文學上的偏見  蔡炎培     2014.02.22

我們一直期待大批評家如劉勰的再現。

夏公志清先生走了，震撼不及當年乃兄夏濟安之逝；九二之人，方才歸道山，總算高壽，而且著作等身。可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問題出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口咬定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白紙黑字的，不像乃兄面對「寂寂無聞」的徐訏，客客氣氣說，這麼推崇《金鎖記》，哄哄老外而已。更客客氣氣跟我們的大作家討論《風蕭蕭》的對白！巴金老人可就沒有這個福氣了，《家春秋》由始至終擺不上枱。

據我所知，夏濟安教授非常推許金庸小說。那一年聖誕，教授親自手繪「四大惡人」給作者，金庸作了後記。後來，又不知怎的，金庸還是把文章抽起了。
文學上的偏見，不是今日始。古人認為陶潛在謝靈運之下；隔了四百多年，東坡出，官越做越小之餘，獨具隻眼把陶詩置於詩品前列，連帶我們嶺南這塊蠻貊之地，也有點文化氣息了。

由此觀之，張愛玲是不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抑或《金鎖記》自新文學運動以還最偉大的小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個人的認知，偉大的本身無須讚美！個人文學上的偏見，張愛玲的小說，太多胭油味！個人認為，單是一本《流言》，足以使她「姑奶奶」襟三江而帶五湖，小說嘛，跟沈從文一樣，一個是湘西文學，一個是海派文學，無分軒輊。在他們特殊的領域裏，在在使同代人的五四小說，黯然失色。若論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小說家，當推無名氏、白先勇、西西，三位一體地讓我們明白上帝的懺悔，跡近舊俄文學的托爾斯泰，狄更斯的《雙城記》，馬奎斯的《百年孤寂》，餘子無非是荒謬得可愛的懺悔天使而已。

相形下，惡之所以為「惡」又怎麼樣，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與罰》，也只在這個範疇上下而求索罷。要是你一接觸《無名氏全書》，白先勇的《骨灰》，西西的《飛氈》，解放了的巨人，無不一一自神燈！

個人文學上的偏見，不歡喜魯迅的散文，因為欠缺「文字是董橋的顏色」；特別欣賞先生的小說，何止托着黑暗閘門，毛大詩人的油紙傘，在先生筆下，可就一筆洞穿地之門了。小心！牛鬼蛇神要出來了。

新民晚报    “偏见”与“偏见”的撞击    　陈歆耕    2014.02.26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再进一步深究，他还是“阿拉上海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 “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 “热”起来。

　　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

　　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坚持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南方都市报    书信发表权之私见    胡文辉    2014.02.25

    钱锺书书信拍卖案，杨绛一审胜诉，再度成为新闻焦点。

    首先声明，我个人相信，如不考虑人情因素，拍卖钱氏信件在法理上本无问题。

    看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我的感觉是：对于这批钱氏书信，拍卖公司本可照拍不误，因为拍卖只涉及所有权，无关乎著作权，即便拍卖公司和原收信人李国强侵犯钱氏著作权和隐私权成立，但通过拍卖转移书信所有权这一行为本身仍不违法；杨绛可以要求禁止发表，却无权阻止拍卖，她若针对拍卖钱氏书信这一行为起诉，本来是无法可依的。拍卖公司迫于压力撤拍，并没有换来杨绛的谅解，反而输掉了官司，可称赔了夫人又折兵，至于李国强，更可谓躺着中枪了。

    为被告方辩护，不是我的职分，也不是我的目的。这一事件作为新闻，对于一般舆论来说，是拍卖的问题，是生意的问题；而对于我来说，则是史料的问题，是学术的问题。此事不仅关涉钱锺书一人，实际上可能关涉众多的知识分子；此事也不仅关涉收藏一事，还关涉学术研究中史料的搜集和公布。

    当然，从现行法律角度分析这一事件，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欲。我只想就情理———我心目中的“自然法”——— 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不妨假设一种情境：如果李国强撰文回忆钱锺书，全文披露这批信件，那是不是就构成侵权了呢？如果是，则显然违反常理；如其不然，那么，他将钱氏信件私下转让，间接导致部分书信非正式地公开，怎么反倒成了侵权呢？

    事实上，我真正想质疑的，还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而是法院判决的法理依据。

    对于钱氏书信案，法院首先是按著作权法审理的，其判决称：“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感情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就是说，法院将钱氏书信完全等同于创作性文本；按著作权法，发表权从属于著作权，于是，法院由此断定，这批书信的发表权也属于钱氏著作权的继承人。

    但我怀疑，私人信件的性质和权利问题，恐怕还属于现行法律的盲点。

    我以为，书信作为私人间的交际性文本，性质绝不同于一般的创作性文本，它并不是仅仅从属于作者个人的创作行为，而是从属于通信双方的交往行为；写信作为一种交际方式，并非由写信人单独造成的，而是由写信人和收信人共同造成的。对于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文本，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义务保守对方包括隐私在内的权益，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应当是双向度的，是互为关联、不可割裂的，甚至可以将此视为一种双方默认的契约行为，一种不是契约的契约。这样的话，如要运用著作权法来判定私人信件的性质，就应当使发表权独立于著作权，正如使所有权独立于著作权一样———写信人固然拥有完全的著作权，却不等于因此就拥有完全的发表权，公开或不公开信件的权利，收信人也应拥有。

    我们还可以从隐私权的角度来看待私人信件的性质：在私人信件中，固然可能有写信人不愿公开的内容，但同样可能包括收信人不愿公开的内容。比如钱锺书写给李国强的信，固然可能有钱氏的隐私，但不也可能有李氏的隐私吗？因此，若着眼于隐私权的话，则写信人、收信人都应同样受到法律保护。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信件的处置，包括对隐私的保密，写信人、收信人双方应互有责任，也互有权利。信件公开与否，其权利不应仅属于写信人，也应属于收信人。

    总而言之，我觉得，书信的法律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的著作文本。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或者，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只拥有部分的发表权，发表权不应由写信人垄断。易言之，李国强不应没有对钱锺书信件的处置权。

    还有一个或许可资参照的事例：按照西方式的习惯，作品一旦发表，发表方即拥有对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作者要将作品结集另外刊行，至少在形式上要得到发表方的同意。这就是说，即使是创作性文本，作者也未必完全拥有发表权，更何况是私人信件呢？一句话，作者，即著作权所有人，对文本发表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绝对的。

    书信发表权的归属问题，实攸关于学术研究。以文史领域为例，像《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像《陈垣来往书信集》，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像《清晖山馆友声集》，都包含了众多的“他人”书信，甚至《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傅斯年遗札》，还有编订中的《龙榆生全集》，也都是如此。那些写信人虽多已不在人世，但若像北京中院那样，按著作权法来判断的话，不少信件的著作权仍未超过版权期限，那么，以上这些重要的学术文献，岂不是都存在着大量的侵权行为了吗？学人“盖棺有日”，书信“出版无期”———这样的苦恼，我们从此就只好默默忍受了吗？

    因此，北京中院的这个判决，可谓开了一个恶例，不仅有损于拍卖业，也有损于学术界。兹事体大，是需要我们起而回应的。

    附言：此文初稿曾托友人转请冯象先生审阅，冯先生从著作权法角度提出几点意见，我在表述上相应作了一些修正，特此致谢！我的思路是超出现行法律的逻辑之外的，旨义未改，文责自负。

中国新闻网    名人信札受藏家追捧 或因其为"历史孤本"    2014.03.03


张爱玲致晓云小姐的信


钱钟书书信和手稿。

文\本利特约撰稿 陈方

日前，备受关注的“钱钟书信札拍卖案”有了结果，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因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钱钟书遗孀杨绛获赔20万元。百岁老人杨绛的维权之路，暂告段落。

名人书信都是历史的孤本，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收藏爱好者对名人书信的热情自然可以理解。不过，“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的一审判决，也为名人信札收藏者敲响了警钟：名人信札到底该不该收藏，以后还能不能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

物权与隐私权的权利较量

去年年中，钱钟书夫人杨绛状告中贸圣佳拍卖钱钟书私人信件的案件，引起全社会对名人信札拍卖的高度关注，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审理判决，更是引发了公众对名人信件著作权和隐私权的讨论。

2013年5月，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表示，将举办钱钟书书信手稿的专场拍卖，消息一经曝光即引来钱钟书遗孀杨绛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次拍卖的物品里有钱钟书和夫人杨绛、女儿钱瑗及朋友的私人信件，其中包括钱钟书写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信件。“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杨绛在公开信中，措辞严厉地表达了愤怒和反对。

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站出来力挺杨绛，“这一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在当事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公开拍卖和公开出版的性质完全相同，最重要的在于‘公开’。任何未经许可的公开都是对隐私权的侵犯。”

一些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当时也就此事件进行研讨。法律专家们一致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当依法禁止。

时隔9个月之后，2014年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支持了杨绛的诉求，这场官司，也被学界视为一场物权与隐私权的权衡较量。

据报道，承办此案的法官解释，隐私权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不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一般而言，隐私权包括通信秘密权与个人生活秘密权。其他人即使合法获取到公民个人的通信信息，也负有妥善保管这些通信信息的义务，如果故意泄露他人通信秘密，造成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探究真相与窥探私欲的伦理较量

“钱钟书信札拍卖案”暂时告一段落，事实上，有关名人书信公开引发的风波，这并不是第一起。

2013年5月30日，在“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炒得沸沸扬扬之际，《新民周刊》还披露了另一起名人书信风波。2007年，苏伟贞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谈和张爱玲书简往来的往事，2008年庄信正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他和张爱玲往来的84封信，2013年3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118封，夏致张信17封，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

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且，她的那些因不满意而未出版的文字，也被人一一整理出来出版。众多“张迷”纷纷表示抗议，“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

“张迷们”虽然对此痛心疾首，但是夏志清解释说出版张爱玲信件，是“为了说出真相”。他的出版也得到了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支持，“看见有人对夏志清的痛心疾首，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等，张爱玲会满意吗？”著名“张学”研究学者陈子善也表示，“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她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她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并称张爱玲书信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隐私遭曝光，在文坛，张爱玲不是第一人。纵观以往，隐私被曝光的作家并不在少数。而正因此，世人才能够与作家创作过程中最隐秘的那种状态得以相见、碰撞并产生火花。从鲁迅的书信集或日记中，人们不仅读出了其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步步恶化，还从中捕捉到了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分歧、争议与失和的缩影；人们更从勃罗德违背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的西方现代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的几千张亲笔手稿、信件、日记中，看到了这位开一代新风的作家的创作全貌，继而让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和意义为全世界所公认。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同时，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手稿和书信作为一个原生态的文本，既可还原印本之缺，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因此一些研究者很乐意看到这些资料能够作为史料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过于探究无关公共事件的名人私生活，将名人的窘迫曝于光天化日之下，有违道德。这不是为了探究真相，只为满足看客们的窥私欲，这样的研究其实根本不具备学术性。

追求真相与窥探私欲的伦理较量不可避免的展开。于是，一些专家建议应该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受信人”想要公开或拍卖，需要征得写信人同意，当写信方离世，至少也该征得其家属同意；又比如让拍卖行承担审查著作权的义务，不能只需要对拍卖委托人负责，还要为著作权人负责。

在一些学者眼里，“张爱玲书信被公开”与“钱钟书信札拍卖案”其实还有很大不同。张爱玲去世后，她没有直系亲属，她的遗产继承人是宋淇、宋以朗先生，只要宋以朗先生不反对就没有问题。而对于钱钟书先生的书信，因为杨绛先生健在，只要杨绛不同意，这些书信就不能拍卖或出版。

收藏价值与市场流通的现实较量

尽管“名人书信”引发的纠纷不断，但这并不影响名人书信此前在收藏拍卖市场上的红火。

名人信札到底有多火？看看这组数据就能略知一二。2010年12月，一件名为《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的拍品出现在上海道明拍卖公司的秋拍中。唐垧和胡宗愈北宋神宗年间在同知谏院一同为官，这封唐垧得知胡宗愈儿子夭折而写出的慰问信仅仅96个字，便拍出了9128万元的高价，每个字的价格高达近100万元。而在近现代名人的信札拍卖中，郭沫若1931年至1937年侨居日本期间，寄给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全部书简、明信片、出版笔记，2011年12月在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上拍，这组名为《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的拍品拍出了2415万元的高价。

不仅中国名人的信札受到藏家追捧，其实在国外，名人书信的国际拍卖价也是相当高的。例如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原子弹的信，1987年在纽约“索斯比”拍出了22万美元；丘吉尔的七封情书，1994年在伦敦“佳士德”拍了7.68万英镑；尼克松的总统辞职信，1995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8.28万美元；列宁给俄社会民主党的信，1993年在伦敦“索斯比”拍了4200英镑；肖邦给阿尔贝尔伯爵的信，在纽约“索斯比”拍了19万美元；哥伦布描写发现美洲大陆的信，1991年在伦敦“佳士德”拍出了44万美元……可以看出，在国外名人书信也是收藏中的珍品，而且价位远高于国内的名人书信。

名人书信都是历史的孤本，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不过，“钱钟书信札拍卖案”的一审判决，也为名人信札收藏者敲响了警钟：名人信札到底该不该收藏，以后还能不能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

据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介绍，如果把收藏价值拆分为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等方面来看，肯定不是所有的名人信札都具有以上全部属性，但名人信札肯定会具有其中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如果想要收藏，必须对名人信札要有所了解，收藏名人信札要有自己的方向和收藏体系。

而名人书信的交易和流通，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交易的只是信札的物权，而不是著作权。书信属于写信人的原创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收信人拥有信件的物权，也有权处置信件归属。而对于名人信札隐私权的保护，因为在拍卖活动时需要进行公开展示，的确可能侵犯到著作权人的隐私权。如果名人信札是针对某些学术问题、公共话题等的讨论，并不涉及到不便公开的隐私权，或者是私下一对一的交易，也不会侵犯到隐私权。

“钱钟书信札拍卖案”一审判决之后，法律对名人书信交易的约束也将越来越完善。

南方都市报    公布史料也应尊重他人权利    2014.03.06

    今年2月17日，深受社会关注的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有了最新进展。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钱锺书遗孀杨绛一审获赔20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须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2 月25日，本报“副刊·大家”版(B 17版)上发表了胡文辉的《书信发表权之私见》，对判决结果有不同看法，认为，“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或者，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只拥有部分的发表权，发表权不应由写信人垄断。易言之，李国强不应没有对钱锺书信件的处置权”；并认为，“北京中院的这个判决，可谓开了一个恶例，不仅有损于拍卖业，也有损于学术界。”就此，有律师和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作为这篇文章的回应。

    读胡文辉先生《书信发表权之私见》，有不少感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杨绛对钱锺书书信被拍卖进行维权，本是一位公民行使法律赋予她的正当权利。北京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则充分彰显了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的基本理念。何至于如胡先生所说，是“开了一个恶例，不仅有损于拍卖业，也有损于学术界”呢？

    按胡先生的观点，信件因是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文本”，所以“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虽然胡先生坦承，“从现行法律角度分析这一事件，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欲”。但胡先生探讨的“发表权”始终是一个法律概念，想跳到法律之外来谈论“权利”，岂有可能？

    不过，我想胡先生的初衷，是担心收信人如果无权发表来信，那可能会影响到“史料的搜集和公布”。而“史料的搜集和公布”，又“攸关于学术研究”。因此，胡先生作为学者，看到的“是史料的问题，是学术的问题”，而所忽视的，却恰恰是“法律的问题”。

    诚然，“学术研究”十分重要，但作为学者，首先必须尊重法律。在搜集和公布史料的过程中，绝不能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利。

    具体到这个案件上，学者们关心的“学术研究”，与杨绛女士主张的“个人权利”，二者就存在冲突。一方希望公布史料，主张收信人有权披露未发表的作品；另一方要求保护隐私，坚决禁止保护期内的作品被别人发表。二者的诉求碰到一起，绝对无法调和。这时，按照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来的著作权制度，作品既还在保护期内，则著作权继承人杨绛，才是唯一有权决定作品是否发表、何时发表以及以何种方式发表的人(法律上的“发表”指作品公之于众，而公开拍卖必然导致作品被公之于众)。当然，按照胡先生心目中的“自然法”，或许认为恶法非法。总之，胡先生面对限制公布史料的法律，无法“默默忍受”，因此才起而回应的。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行使每一项权利时，都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前提。为了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我们很多时候都必须“默默忍受”着；同样，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别人也都在“默默忍受”着我们呢。

    还好，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算少。比如，《陈垣来往书信集》的编者陈智超先生，他在该书“增订本前言”中说：“对已经去世的通信者，我们尽量联系他们的亲属，取得他们的授权。”看来，陈先生很清楚，发表别人写给陈垣的书信是要另行取得授权的。即使作者去世，出版他们的书信也仍要征得著作权继承人的同意。

    再看台湾版《傅斯年遗札》的序言，里面也说到，因为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使得‘来往书信’里‘来函’部分的整理、出版变得困难重重。还好傅斯年写给他人的信，我们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不难看出，即便事有困难，整理者也不敢擅自发表他人写给傅斯年的“来函”，因为那是别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只有别人才有权利发表。

    再说说去年刚刚出版由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前言里也同样提到“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现终于编辑成书……宋以朗贤侄慨允出书……在此一并致谢”。我们知道，张爱玲去世后，她的著作权通过遗嘱，赠于宋淇夫妇。而宋淇夫妇去世后，著作权又由宋以朗先生继承。因此，即便是写给自己的信，夏先生也明白，要发表，首先必须征得到权利人宋以朗的同意。

    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是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已经承诺对创作作品的作者给予最低限度的著作权保护。这是大势所趋，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创造知识的作者的尊重。胡先生从有利于学术的角度考虑，初衷是好的。但如果每个作者的“发表权”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那最终只会是学术的灾难。

    ◎ 刘聪(文史学者)

南方都市报    书信拍卖案的法律分析    2014.03.06

    钱锺书书信拍卖纠纷案件，北京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杨绛胜诉。

    此案引起社会热议，这个案子在法律中涉及到了所有权、著作权、隐私权三个不同的权利，分属于物权法、著作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

    首先，钱锺书早年与李国强互通书信，书信属于动产，当钱锺书将自己写的书信寄给李国强时，书信便由李国强持有，除非寄信人在信件中有特别明确收信人在阅读信件后将信件退回的要求，否则所有权就归属于李国强，也因此李国强就有权对这些书信进行处置，他可以将其丢弃、送人，也可以转让出售。其次，书信作为载体的功能，其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有价值的是写在书信上面的文字，而书信上的文字作品则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所以李国强虽然拥有书信的所有权，却没有书信上钱锺书文字的著作权，著作权归钱锺书的继承人也即是杨绛所有。著作权是一个大的概念，“将作品公之于众”的发表权就是著作权下面的一种权利，在著作权归杨绛所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将这些书信予以公示或者出版，那么一切的决定权在杨绛。第三，隐私权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向他人公开或被知悉的秘密，案件中的信件内容若涉及到了他人的隐私，那么在信件展示或者出版前，还需要得到信内涉及隐私的当事人(不仅限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两方)同意。

    书信对应了较特定的对象，这点应该是通信者之间的默契，法律维护了通信自由，也包括了不可随意拆阅他人书信之意，因此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在未征得杨绛的同意下将书信内容公开，法院判决要求禁止是合理的。但是如上分析，信件的所有权属于李国强，法院禁止并处罚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对书信的拍卖行为，则有欠妥当。

    这件案子法院一审判决杨绛可获赔二十万，其中十万是拍卖公司需向杨绛支付的经济损失，十万是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共同向杨绛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拍卖公司对杨绛造成了多少财产上的损失，杨绛需要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若原告没有实际已发生的以及可以预计必然会产生的经济损失，法院则不会支持原告所提出的赔偿数额。例如我弄坏了你一台手机，如果手机估值五千，那么我就需赔偿你五千而不能赔你一万，因为民事赔偿的精义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不是让受害人通过诉讼赔偿来赚钱。至于精神损害赔偿，怎么赔法律并没有计算标准，主要在于判案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现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获赔十万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告并不多，估计这可能与杨绛的身份以及涉案书信属钱锺书所写有关。

    最后简单说一个发生在2008年同样是北京二中院判下来的案子：许某于2006年寄给中国作协一封挂号信，信内有自己写的文章并附有郭沫若给许某的亲笔信复印件。许某寄出信件后一直未得到中国作协的回复。2008年许某偶然在网上发现赵某在拍卖这封信函，认为中国作协侵犯了自己的权利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调查是因信件遗失而被他人获得后拍卖。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许某书写的信函在邮寄后，所有权就应该转移给收信人即中国作协所有，而中国作协作为信函的所有权人并没有长期保管涉案信函的法定义务，其有权对该信函进行处分，于是判决许某败诉。

    ◎ 张扬(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方早报     话分两头记夏公    2014.03.09

刘绍铭

史学家唐德刚跟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原是好友，后来因《红楼梦》的定位问题引起意气之争。唐先生认为夏志清太崇洋了，读中国文学作品时处处“以夷变夏”，因此写了《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长文，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内有十八个小标题，其中有“疯气要改”一条。

局外人看了这小标题，一定会感到诧异，唐德刚教授这篇论学文章，怎会笔锋一转，说起近乎人身攻击的话来？但“疯气要改”这句话，在夏先生的近身朋友和学生听来，实在非常“写实”，因夏先生早有“老顽童”之誉，只是为了尊重他，不好意思在传媒公开说出来而已。

夏先生怎么会“疯”？李怀宇为《时代周报》访问了夏先生，向他求证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李怀宇问他，当年他跟王洞女士结婚时，有没有当着太太的面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方来”的话？“这地方”是Plaza Hotel，纽约当年最有名的酒店，吃午饭都很贵，当天他只请了十五位老友。最后夏先生笑着回应李怀宇的问题：“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夏公在朋友间的言谈，有时不假思索，冲口而出。他很欣赏自己的“脱口秀”，认为本领跟Bob Hope“不相上下”。Bob Hope是在英国出生的美国人，“one-liner”喜剧演员。他做show时一个人在舞台上自言自语，以英式腔调和幽默语言拿时事和当朝政客的言行来开玩笑。他话不多，所谓“one-liner”正是“一句”到家的俏皮话。

夏公的“俏皮话”多多，见于书面者有之，传闻听来者有之，但耳食之言，恐怕传闻失实。我这里且记两则我现场所见所闻的夏公的“one-liners”。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个文学会议，夏公来了，张爱玲也来了。当晚在欢迎酒会上，我带着一位洋同学和他的香港太太拜会夏公。洋同学身高六尺，夫人比他矮了大半截。夏公瞄了他们两位一眼，指着眼前的彪形大汉问他身旁的“小女子”道：“How come？He is so tall and you are so short?”（怎么搞的，他这么高，你这么矮？）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已记不起当时那对夫妻怎么反应，无论如何，一定窘死了。

酒会在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教授公馆“后花园”举行，与会客人各自擎着盛着液体的水杯带着礼貌的笑容在草地上跟旧雨新知打招呼。夏公这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的副教授，耶鲁大学给他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深得行家赞赏。

我这个“研究生”一直跟着夏公跑。他耶鲁毕业后第一份差事是在一家小学校教英文，转到哥大来教中文是近两三年的事，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他实在没有几个是同行的熟人。幸好按会议规矩与会者左襟都挂着名牌。这时我看到夏公正拿着一位中年“洋人”的名牌在打量着。“呀！A. C. Scott!How come your new book has so many mistakes!”（怎么搞的，尊著怎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夏公的口头禅是“how come”,怎么搞的，值得一提。

A. C. Scott那时是常春藤康奈尔（Cornell）大学教授。夏公提到的他的新书是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这本书，薄薄的一本，事后我买回来看，少见原始资料，勉强可说是一种谈文说艺的“报道文学”。夏公的话一完，我即借故离开现场，不知司各特先生怎样应付这个“how come”的难堪问题。

纪念夏老师的文章很多。我认为最有见地、最中肯的一篇是何谷理（Robert Earl Hegel）写的《我的老师夏志清》，经董子琪翻译后刊在《时代周报》文化版。何谷理是夏老师的大弟子，现为密苏里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主任。他说：

也许有不少人说过夏老师是怎样的人，尤其关于他的智力超群和机警灵敏。他喜欢聚会时玩bad boy、品评议论、语出惊人……大概他在公共场合就是喜欢揭人短，一针见血吧。我竟然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表面上他简单，喜欢开玩笑，处处吐槽，但实际上他深沉复杂，热爱文学和写作的艺术。我觉得我应该看到了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

在“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可以这么笼统地说一句，他说话有时“口没遮拦”，且像“大炮”（“loose cannon”），可是笔之于纸的文字，就细微绵密多了，尤其是英文的书写，处处看出夏公立言的深思熟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公两本扛鼎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志清教授在台湾的文坛和学界，打句俗语说，“红得发紫”。

夏公在台湾成大名后，自然有不少文艺晚辈拿作品请他“斧正”，或拿原稿给他看，请他写序。其中一位索序的是於梨华。他替她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写的序文，在颜元叔看来，是“任性的、松散的文字”。此序文我没有看过，且抄录夏公在《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一文说明究竟：

该序是我第一篇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写于民国五十五年，那时我台湾小说看得太少，可能把《又见棕榈》评得高了些。但我行文态度是严肃的，对小说主题和结构的分析我认为是周到的。但写序不同于写书评，更不同于写论文，我既受托于人，在“序”里给作者最大的鼓励，我觉得是应该的。

夏公虽然解说为人写序是间接“给作者最大的鼓励”，但也掩盖不了自己“误读”於梨华作品的事实。他开始注意到一般论者对於女士的作品评价不高，自己亦看到她后来的作品如《燄》和《考验》等“实在写得不太好”。

《劝学篇》以“专复颜元叔教授”为副题，占一万五千多字的篇幅。他在颜先生的著作里找出一些“大有问题的论点”，再一一指正，所谓“劝学”，亦不外如此。颜元叔并不欣赏钱锺书的《谈艺录》，认为这只是“一部现代人的旧式书，一部诗话而已”。夏公却有不同的看法，藉此机会“劝学”，认为《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集大成的一部巨著，而钱氏的功力，“比起随便拿一首中国诗来分析一下，凡是蜡烛皆是男性象征，凡是香炉皆是女性象征的玩票式赏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夏公“劝”颜元叔“学”的文字篇幅太长，无法也不必在我这篇短文一一引述。最令夏公不解的，是颜元叔教授对德、法文的单字，连发音都不会，因为他至少读过法文，而德文即使未读过，德国人姓名的发音，英文大辞典都会标记出来，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向音译为“海涅”的德国大诗人Heine，到了颜元叔的笔下，竟变成了“海因”。

搁下德文、法文的音译错得令人费解的问题不谈，夏公感到“诧异”的，是颜元叔连英国名人的姓氏也会读错。譬如说伊丽莎白一世手下名臣Earl of Leicester中的名字“Leicester”，辞典引述的读音是“lesta”，音译因此该是“赖斯特”或“莱斯特”，因为“Leicester” 中的“ce”无音。大概颜元叔不知究竟，把这位伯爵的名字译为“李色斯特”。

从以上的“劝学”语言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层次上，夏公戒律分明，君无虚言。何谷理说在公共场合听夏老师说话，“竟然有时候都不知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读先生的文字就不会有这种困扰。《劝学篇》说的是真话。他在英文稿“Hsü Chen-ya's Yü-li hun: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试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点论徐枕亚的《玉梨魂》）中对Perry Link（林培瑞）的著作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鸳鸯蝴蝶：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城市流行的通俗小说》）的评价也是真的。林培瑞花了不少篇幅个别讨论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但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好好地讨论过其他也有相当代表性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以下的话得引原文：This“adequately betrays his limited reading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fiction and also his superficial command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由此可知他阅读这一流派的小说的能力有限，亦可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认识之粗浅）。

真是“言重了”。可以想象 Perry Link看了夏公对自己这样评价，心里不会比颜元叔“受教”后好受。夏公在纽约有一位私淑弟子殷志鹏教授，编写了《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一书，其中有言：夏公“独来独往，不喜逢迎。人到无求品自高。……四十年来，他一直以真才实学，在美国学界争一席之地，从不在洋人面前低头、折腰。这种‘国士’风格，足可做我们美国华知的榜样”。

夏志清先生在公共场合不时失仪、失言、失态，不知是否可以用《世说新语》“任诞”一条作解说：“阮籍嫂尝还家，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

国家知识产权    书信作品著作权保护探析   2014.03.10

　　【编者按】　近日，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版权十大事件之一。这是一起由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引发的纠纷，广受业界关注。事实上，对已故名人的书信手稿进行拍卖已屡见不鲜，拍卖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其中涉及到的著作权、物权、隐私权等各项权利的关系，就会引发纠纷。本文作者通过对书信手稿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希望对避免纠纷发生和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帮助。

　　继选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后，近日，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又入选2013年度中国版权十大事件之一。该案由于涉及物权、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多项权利，颇具代表性，再次引发业界关注。

　　笔者从著作权法角度出发，对该案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对书信著作权保护和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所裨益。

　　正确区分书信作品属性

　　书信作为写信者的创作成品，是独创性活动的结晶，具有怎样的作品属性？笔者认为，书信，尤其是名人的书信，因其个人文学素养、个人生活经历、个人独到之见解等因素，具有独创性特征。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书信作为文字作品，且落款多有写信人署名，所以书信著作权的归属应当是写信人。

　　一般而言，书信具有文字作品属性。但有时，名人的书信手迹会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形成一定的美术作品。此时，书信具有美术作品与文字作品的双重属性。那么，如何区分书信具有文字作品属性还是美术作品属性？笔者认为，关键要进行分离考量。如果一封书信去除其内含的表达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美学功能，这时他人更加关注的是其美术属性，宜认定为美术作品；若去除这些信息，该书信不具有美术价值，应认作为文字作品；若某书信既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又具有一定的美术功能，则是文字作品属性与美术作品属性的重合。

　　书信作为私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是以隐私、不为他人所知悉为前提的。那么，作为一种作品，书信的发表权如何行使？笔者认为，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应属于作者。书信公布与否，作者在生前可以进行明确表示。作者在逝世后，他人应当严密推测作者的意愿。书信是一种私密的交流工具，不仅包含了写信人即作者的隐私和与收信人的私密关系，还可能涉及第三人的隐私，更多的还有写信人不愿他人知晓的信息，这种私密仅能通过书信，而非公开信或发表文章来表达。因此，一般情况下，应当推定书信作者的意愿为不公开。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书信作为文字作品，其发表权在作者死后由其继承人、受遗赠人享有；如果没有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情况下才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享有。笔者认为，这里的继承应为著作权法中著作财产权的继承，而非对物（信件）的继承。这里的发表权行使依次顺序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和原件所有人，且权利的行使是以不违背作者的意愿为前提。

　　客观理解相关权利冲突

　　书信作为交流信物，是寄给收件人的。这种邮寄行为，在民法上被认为是一种赠与行为。根据常识，书信在寄给对方之后，除非退信，否则书信即为对方所保有。但这种赠与仅是实物的赠与，并不包含书信的作品著作权赠与。在此，应将作品与载体进行二分思维来看待：收信人作为信件的受赠人，是所收到纸质信件的所有权人，但信件所包含的内容之作品，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权利客体，属于著作权人。

　　作品与载体的二分思维的意义在拍卖场合更加明显。作为涵盖物权和著作权的信件，如果被拍卖，则会存在物权和著作权的冲突。物权属于收件人，若收件人意欲将其拍卖，行使的是物权上的处分权。但如果书信作者作为著作权人不想将之公布于众，这势必同拍卖的公开行为发生冲突，这涉及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权亦或展览权等权利。

　　如果书信作者已经去世，其亲属不能忍受死者所书写书信中包含的大量隐私被公之于众，若书信被强行公开，势必会对相关人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夏志清先生曾在中国台湾《联合文学》上连载了其整理的张爱玲100封信件，通过这些信件，人们知晓了张爱玲的很多隐私生活，严重影响了其声誉。在钱钟书案中，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当时欲拍卖的钱钟书的书信也存在这种情况。书信内容包含大量的信息，其首先符合文字作品独创性要求，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收信人作为书信的持有者，是书信的物权所有人，写信人对书信享有著作权。收信人按照物权的规定，享有对信件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是在权利的行使中应受到著作权人的著作权限制。书信的发表权影响了书信物权的行使；书信如果作为一副美术作品来行使展览权，应当是由美术作品的持有者行使的，这时候就会产生美术作品展览权与文字作品发表权的冲突问题。

　　无论著作权的哪种权利行使，均会与物权的行使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物权和知识产权均系绝对权，其法律效力不相上下。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物权的行使不能侵害他人的著作权，当然行使著作权，也不宜妨碍他人所享有的物权。如此来看，权利的冲突并不利于书信经济利益的实现，从长远来看，应当平衡各方利益，相关权利方最好对书信的处置达成共识。

　　妥善处理两种权利关系

　　著作权是否能够排斥物权的转让？有观点认为，由于转让行为会让书信作品公开，因此，著作权可以排斥转让。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判断。作品的发表权是指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这里的“众”是指多人的意思。如果在转让过程中能够确保不被他人知晓，不构成公之于众，是可以避开著作权中的发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书信著作权并不能够绝对排除转让。

　　从理论上讲，著作权意在鼓励文化传播，但根据利益平衡理论，著作权的行使不能侵犯他人的隐私。作为物权行使与著作权存在冲突情况下的书信拍卖，物权作为财产权是要让位于发表权之人身权。这是由于拍卖总会将作品公之于众。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将书信公之于众，系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因此，书信著作权是可以排斥拍卖的。

　　排斥拍卖并不等于完全断送了书信经济价值的实现。物权人可以在尊重著作权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比如可以将书信进行私下处分、进行学术研究等。在书信拍卖过程中，相关方应当尊重他人著作权、尊重他人隐私，在不享有发表权，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不应当进行有关的拍卖活动。

　　我国对死者作品发表权的行使并没有明确规定要符合作者的意愿，在这点上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规定。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十八条规定，著作人死亡或消灭者，关于其著作人格权之保护，视同生存或存续，任何人不得侵害。但依利用行为之性质及程度、社会之变动或其他情形可认定不违反该著作人之意思者，不构成侵害。其中明确了不违反著作人之意思，为此类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另外，笔者认为，关于书信作品性质认定差异的问题需要明确。当书信被认定为美术作品，其中发表权与展览权如何平衡行使？另外，如果书信既可以认定为文字作品又可以认定为美术作品，如何协调行使其中的发表权与展览权？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关于展览权的行使，著作权法第十八条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如果之前美术作品没有公之于众，那么其展览权的行使自然就造成了发表权的行使。在美术作品原件为著作权人所有的情况下，没有冲突产生，可以认定为发表权与展览权的同时行使。

　　如果作品的原件，如本案中钱钟书等人的书信，已经为他人所持有享有物权，这时依据法律规定，展览权为美术作品的原件持有人所享有。如果行使展览权，是否认定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在书信作品中，由于认定为美术作品的情形较少，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实际上，作为美术作品的价值最基本的就是展览权的行使，这是否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美术作品原件持有人行使展览权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会造成文化传播障碍，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精神。

　　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可以认定为著作权人默示许可。因为著作权人将美术作品转手给他人，即知其中蕴含的价值必将被他人所使用，而且展览权是美术作品购买者所最看重的权利，如果展览权的行使要受到发表权的抑制，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合理的逻辑。这种思维模式可以用于抗辩美术作品展览权行使要受发表权限制的说法。对于书信作品，如果认定为美术作品，适用这种说法。值得一提的是，书信作品中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隐私权的考量，展览权并不能对抗隐私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展览权的行使还是要受隐私权限制的。（知识产权报　作者　周贺微）

中國時報   張三入畫？    羅青    2014.03.13

那時，我對夏志清先生的上海國語，還停留在時懂時猜的狀態。我們老少二人，走到九曲洞一線天處，夏先生忽然仰首大叫一聲：「真是張三入畫！」卻聽得我一頭霧水，隔了幾秒鐘，才笑著會過意來。原來他說的是「江山如畫」。

喜歡自誇，更喜歡誇人，中英文武功蓋世的文學批評泰斗，心胸開闊的老頑童夏志清先生（1921∼2013），過世了，海內外的被他捧過罵過的朋友敵人，同聲一哭。

〉〉林海音公館盛況

初識夏志清，時間是在一九八○年代初，地點是在純文學雜誌總編林海音先生的寓所。我那時住在敦化南路三五五巷一樓的水墨齋，距離林先生住的永春大廈，只有一巷之隔，數步之遙。三五五巷位於敦化南路與忠孝東路之間，附近幾條巷子，當時住滿了詩人、文學家與藝術家，文化氣息，十分濃厚。藝文友朋之間的聚會，毫無疑問的，當然以熱心爽朗又好客的文壇大姐大林海音先生馬首是瞻，一呼百應，熱鬧非凡。

老北平何凡（夏承楹）、林海音伉儷，每次宴客，多半是以北方人隆重的餃子席為主，還有鬆脆的蔥油餅與滾燙的酸辣湯，佐以冷盤小菜，有時加上葡萄美酒，最適合多人聚餐，各自聊天的閒散雅集。宴會的常客有報紙副刊及文學出版社的主編，還有海內外的詩人、作家、學者。八十年代前後，台灣流行各種國際會議，海外名家，不時訪台，憑添了許多接風、送行的新知舊雨之會。我因為住得近，可以隨傳隨到，補缺填空，遂成了夏府餐會的常客。

那天傍晚，遲到十分鐘的我，剛進門換鞋，便聽到客廳內傳來夏先生健朗的上海國語，夾雜著嘻笑聲。齊邦媛教授與琦君女士，已經在座，攝影家王信小姐，正在忙著為大家拍照。林先生從廚房走出來，招呼佣人替我拿餐盤，選用剛上桌的小菜。何凡先生則不時從書房溜出來一下，與客人打個照面，又匆忙溜了回去，鑽進書房去趕寫他每日見報的專欄：「玻璃墊上」。

〉〉鍋貼空檔互抬槓

我因為剛讀過夏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本（傳記文學社出版，1979），看了他長達二十頁的中文長序，天長地短，無所不寫，為自己的學術著作如此寫序，夏先生可謂空前，蔚為奇觀，真是性情中人，可以無所不談。於是，我想藉著與他坐在長沙發上，一起等待吃鍋貼的空檔，聊一聊我對馮文炳（廢名）的看法。

在西雅圖華大讀書的時候，我有一陣子專門研究周作人及《語絲》詩人作家群，對馮氏的小說如《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作飛機以後》、《橋》、《竹林的故事》、《棗》、《桃園》，非常著迷，故爾想趁此良機，大大的為廢名打一個抱不平。

不料夏先生卻忽然劈頭對我說：「我是研究前期浪漫詩的，你的詩，有布雷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影子，與克萊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不是一路，對不對，對不對，哈哈！難怪，難怪，你畫畫嘛！」好在我以前修過「奧古斯都時代詩」（Augustan poetry）與浪漫詩，知道英國自然田園詩從新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的轉變與差異。讀過湯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名作《四季》（Seasons），當然知道克萊布寫實筆法的突破處。於是只好順著他的思路說：「克萊布好比范成大，他的《農村》（The Village）喜談耕稼之苦，但范成大卻不似克萊布，他的《四時田園雜興》，能悲憤也能清逸，所謂「清新嫵媚」、「奔逸雋偉」兼而有之。我的看法是田園詩反映農家苦也好，樂也罷，必須在藝術上精湛獨創，方能是詩。一味說教、訴苦、怨懟，以邀關心民瘼之譽，只是機巧的「轉進」沽名，與莽撞的政治宣傳罷了，這種作品，時下俯拾即是，實在不堪聞問。

「對！對！」夏先生似乎無心細聽我的「宏論」，接下來話鋒一轉：「寫評論，還要搞詩的人來寫，才精彩入木，其他，唉呀，不行的，不行的，寫不進去的，搞不好還要鬧笑話的。」這時琦君女士笑嘻嘻的坐了過來，正要開口。一陣敲門聲響，一波新的客人來到，屋內的熱鬧，便一發不可收拾。

〉〉琦君不靠人家捧

我看見夏先生與琦君，正聊得高興，便轉戰鍋貼去了。多年後，我才聽說他們二人，先前還有一段過節。事情大概是這樣的，一次夏先生高談忘情，自誇說：「我捧誰誰就紅。」一旁的琦君聽了，臉色一沉，反唇相譏說：「我從沒紅過，也沒黑過，沒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一向和顏悅色的潘希珍，居然也有粉面含威的時候，弄得舉座尷尬，鴉雀無聲。

數年後，大英百科全書《附冊》，要選介台灣作家，向夏先生請教，得到的建議是：「寫潘琦君好了。」1991年夏先生應邀參加中央日報辦的「台灣初期小說座談會」，這是他最後一次訪台，論文主題是琦君。二人真是不打不相識，可見都是性情中人，都能海闊天空，毫無芥蒂。2001年夏先生與琦君等，在紐約得到世華作家協會大獎，一時傳為佳話。

但是，夏先生也有嚴厲敬謹的一面，決不亂和稀泥。記得十年前，一位香港旅美學人，在論張愛玲時，一時疏忽，筆下一滑，誤把鄭緒雷（Stephen Cheng）看成了宋琪（Stephen G. Soong），煞有介事的鋪陳了一番。八四高齡的夏老，依舊頭腦清晰，心思縝密，看出了文章的破綻，立刻毫不留情的撰寫長函投書，其中有句云：

對鄭文一字未閱，只在書的目錄上看到了Stephen這個名字，就咬定他為宋琪，而寫下了一段不必要的感想。……我已多年未為（貴刊）寫稿，但身為貴刊顧問，揭發一個作者、學者太粗心大意而鬧出個大笑話的例子，我想是應該的。

由此可見，身為批評家的夏志清，是多麼的一絲不苟。

〉〉周作人與張愛玲

人生際遇，說也奇怪。結識夏先生之後，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年都能不期而遇，或在台北，或在紐約，開會餐敘，歡聚一堂，開懷笑謔，興致昂然。記得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99年的紐約。那次，我應邀至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法國漢學家白樂桑（Joel Bellassen 1950∼）聽了特感興趣，在晚宴上力邀我訪法，枯坐在一旁的夏先生，逮住機會，大叫：「羅青！開一個大條件，狠狠咬他一口，絕對不能讓白樂桑變成白吃、白喝的白樂先生！」餐後，夏先生私下對我說：「今天晚上不過癮，明天中午我請你吃好的！這樣才可以聊個痛快。」

那是一次愉快的午宴。夏先生提到家藏張愛玲晚年的手書，與周作人的親筆譯稿，並點評周氏兄弟，認為知堂老人比「大先生」魯迅的外文、學養都高出許多。我說研究周作人是我的嗜好之一，二十六大冊《周作人先生集》在台出版時，我為集子寫過萬字長文〈霧中歸鴻周作人〉，後來還收藏到周氏手寫《江紹興風物詩》書法條幅，書風清逸瘦挺，果然略勝乃兄。

至於張愛玲，她晚年的事情，林以亮先生跟我說過一些。1976年6月，我應邀到香港演講，會後餐敘，以亮先生談及張愛玲，說她近年來不時寄新作到香港，他看了覺得很壞，全都擱著，沒讓發表；並慨嘆道，她在美國，這幾年生活太封閉，中文的東西又不太看，語言上又十分隔閡，寫起小說來，有些地方，都不十分通，實在可惜。又說，她能夠回香港或台灣，住上一陣子，可能會好些。

〉〉邀陪遊橫貫公路

語言不用就生鏽的話，確實不假。幾年前，我為旅美大畫家曾佑和（1925∼）女士，編輯七十回顧展的畫集與文章，曾先生一口京片子，清脆流利，活潑動人，可是寫起中文來，卻彆拗萬分，修改吃力，難以卒讀。可見藝術需要本土文化生活不斷的滋潤，即使天才、行家、老手也不例外。天天掛在嘴邊的口語，少了地氣，也就無法順利轉換到紙上，成為多采多姿的書面語了。

此後，我又去過好幾趟紐約，多半都因為夏先生身體違和，只能電話問候，不好再登門打擾。好像有一次，還短暫的見過一面，但卻已記不清了。

近的事情記不住，遠的，卻楚楚如在目前。那是1980年代中，與夏先生在台北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上第二次碰頭。他是貴賓，應邀在最後一場做壓軸總評，恰巧我的論文宣讀，也排在最後一場。我發表完論文不久，就輪到夏先生上場發言做結論，他說著說著，竟然說到我的頭上來了。並特別用誇張的語調，對我的英文及論文，極力褒獎。弄得我在台上，面紅耳赤，不知如何是好。

下得台來，我一臉慚愧的對他說，如此invidious honor，我實在承受不起。他卻哈哈一笑說，這有什麼，我在美國名校那麼久，錯不了，別擔心。然後，對迎面而來的主辦單位大聲說：你們不是說要單獨為我特別安排會後旅遊嗎？我從來沒有去過橫貫公路，說是風景很美，張大千都去過，我也要去看看，諾諾，指定羅青作陪，可不可以安排？

於是，就這樣，我們二人在星期天，居然搭了早班飛機，去了一趟太魯閣。那時，我對夏先生的上海國語，還停留在時懂時猜的狀態。好在，童年鄰居玩伴裡，有寧波人也有上海人，只要花一點時間，慢慢習慣，也就能聽他個十之八九。

橫貫公路，我高中時就曾一遊。大學時還在基隆老友陳維德的率領下，帶著斗笠徒步寫生過，可謂老馬識途，知道哪裡是最佳觀景處。我們老少二人，走到九曲洞一線天處，夏先生忽然仰首大叫一聲：「真是張三入畫！」卻聽得我一頭霧水，隔了幾秒鐘，才笑著會過意來。原來他說的是「江山如畫」。

（上）

中國時報 

「東坡的『江山如畫』實在不合理」，我趁機抬先生一槓，「照一般人來說，應該是『畫如江山』還差不多，錢鍾書論中國詩畫，卻忽略了，沒有看到這裡面的玄機！」一聽到錢鍾書，夏先生立刻來了精神：「來！你說說看，這裡面有什麼門道？」

那時我年少氣盛，喜歡炫學賣弄，便清了清喉嚨，申論道，在此之前，畫家都說要「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江山」、「自然」、「造化」的地位，至高無上。東坡一出，「江山、自然、造化」就統統倒了楣。此地風景好不好，要看像不像「畫」，像，才是好風景，不像，則不堪入眼。「造化」被貶成了次要角色，藝術及藝術史，從此即將「獨立自治」，繪畫一旦能夠獨立，詩畫相發，才有可能。

東坡後來，又在「造化」頭上，補了一棒子，說：「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直接把師造化的「寫實派」，唐朝的百代畫聖吳道子，一巴掌打成了一名 「畫工」，從此一蹶不振，至今連畫跡都不傳了。而後來大膽突破，敢把四季花卉「同畫一圖」的「二流畫家」王維，居然在宋代被提升到古今畫聖的地位，在明代又被董其昌捧成了南宗鼻祖，影響一直到今不衰。

聽了我的論調，夏先生沉吟半晌說：「畫畫如此，寫作亦然。」夏先生雖然對大才子錢鍾書推崇備至、五體投地，但卻也從不護短。另外一個大才子龔鵬程認為，錢鍾書的《管錐篇》不過爾爾，笑夏志清少見多怪「見駱駝馬腫背」，先生聽了似乎也沒有口出惡言，為文反駁。

夏先生接著說：「生活固然重要，然太過寫實，刻意求工，不能虛實交錯，就味同嚼蠟了。作品沒有才氣與想像力的點化，沒有精深藝術造詣的琢磨，是絕對談不上什麼成就的！……唉，下雨了……」

大家紛紛匆忙躲雨的時候，他剛才這番話，又使我想起了廢名，正要趁機搬出來講一講，但話到嘴邊，卻硬生生的嚥了回去，始終沒有問出口來。心裡浮現的，卻是廢名小說中的句子：

不管天下幾大的雨，裝不滿一朵花。（下）

大公网  钱钟书公开王映霞信函/李国强 2014.03.20

图：钱钟书致本文作者的信函

　　这是一段三十多年前尘封往事。

　　一九八二年一月初，我到北京拜访钱钟书先生。钱先生慷慨向我提供二十三封有关王映霞与郁达夫信函，建议在香港《广角镜》杂誌公开发表。我当时是《广角镜》总编，回港后就在《广角镜》第一一二期（一九八二年一月号）刊出。文章发表后，读者们对这批信件很感兴趣，一些学者还拿到台湾进行研讨。郁达夫是“五四”时代著名作家，与郭沫若一起同为创造社重要台柱，其作品《沉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短篇小说作品集，另外其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也都脍炙人口。郁达夫是一位烈士，一九四五年九月被日军杀害于印尼，其生平手稿大批散佚，尸骨全无。郁氏家族人才辈出，黄苗子夫人郁风是郁达夫侄女，而王映霞则被称为“杭州美人”，一九二九年嫁与郁达夫，郁、王共同做了夫妻十二年，一九四○年不幸最终分手。郁达夫去后，王映霞的行踪许多人不知道，原来她在五十年代后仍居上海。王映霞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一九八二年，王映霞看到钱先生提供给《广角镜》的信件后，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给我写来一信，信件用毛笔亲自书写，写得端庄工整，她在信中提出澄清，认为当中第一、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封信是真实的，其馀的信都不是由她所写。这“王映霞女士来信”发表于《广角镜》第一一四期一九八二年三月号。随后又引发出各方连串回响，包括郁达夫前妻儿子来稿反驳王映霞，于是王映霞再写来多篇文章回应。其后几年间，她给我的来信总数竟多达一百多封。

　　我发表了由钱钟书提供的“郁达夫与王映霞二十三封信件”后，曾覆信感谢钱钟书，信中认同钱钟书观点，认为郁达夫作为当代知名作家，广大读者对他的事迹和家庭生活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发表郁达夫与王映霞一批往来信件，有助补充当代文学史一段资料，对研究郁达夫生平和郁、王之间一段感情往事很有帮助。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钱钟书再次致函李国强，谈及有关郁达夫、王映霞信件事，信中表示这是“借花献佛”不必酬谢；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钱钟书在给李国强信中重申看法要公开，谈及有关王映霞回信，钱先生特别提出：“郁君故剑来信殊耐寻味。所发表各信，皆具主名，一清二楚，何须其申明非己手？关键在第二信，欲混于其他别具主名书信中，一哄过关；故渠不请贵刊将第二信影印出来，以对‘笔迹’。”钱钟书所谓“郁君故剑”即指王映霞女士。

　　杨绛为北京商务印书馆二○○三年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册撰写序言末段感谢商务印书馆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亦曾表示：“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亡友马力兄生前对郁、王事迹很感兴趣，一直希望跟进。郁、王信件发表后，郁达夫最后一位夫人何丽有和儿子来找我，十分热情，并出席我们公司一个纪念酒会，其后多年每年都有给我寄来贺年卡。当我知悉他们母子已移居在香港时，就把消息告诉马力兄，马兄当即自动请缨，要为《广角镜》访问何丽有及其儿子郁大亚。其后他以笔名马彦达编写了《郁达夫婚变前后》一书，把访问郁达夫第四任夫人何丽有，连同其他有关文稿于一九八三年四月辑成一书面世，内容包括王映霞的《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忍抛白首盟山约──王映霞五十年心声的倾吐》、《赘秦原不为身媒──访问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以及郁达夫儿子郁大亚所写《怀念我的父亲郁达夫》、《郁达夫不为人知的几件事》等，并附录了王映霞的《致郁达夫书简》以及郁达夫的《致王映霞书简》。

曹長青    夏志清的反共精神和文學盲點     2014.03.24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夏志清去年底以92歲高齡過世。夏志清雖然被視為中國文學批評方面的權威人物之一，但他一生堅定反對共產主義、不向中共低頭的獨立知識分子風骨則更令人敬佩。

夏志清是胡適那個時代的人，四十年代曾在胡適做校長的北京大學做助教，后到美國留學。國共內戰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擁護共產黨的是主流；當時中央研究院共有 81名院士，只有10名去了台灣，絕大多數選擇留在中國，跟隨了毛政權。那些人中，除了出賣靈魂的郭沫若之外，全部都遭到了迫害，很多被迫害致死。

夏志清在美國拿到文學博士之后，沒有選擇回到所謂新中國，而是留在美國教書，並且一直秉持反共立場，除了八十年代初受中國社科院錢鍾書邀請回去一次，再也沒有回過中國；直到去世，他都保持對中共政權的批評。

我因跟夏志清同住紐約，又都是強烈反共派，所以曾幾度見面交談。2001年底，中國異議作家王若望在紐約去世時，我們把追悼會開成了一次反共力量大聚會，當時我邀請夏先生在追悼會上致詞，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在紐約的很多反共活動上都可看到夏志清的身影，他口無遮攔，痛斥專制，還很有幽默感。一年多前的 2012年冬，我和妻子去探望夏先生時，他對中共的痛批一如既往，我們尤其能談得來的，是對西方左派的厭惡。在他那一輩美籍華人學者中，不僅堅定反共，而且強烈支持美國保守派的，除了夏志清，我還真沒見過第二個。

文學史成就來自洞悉中共

當然，夏志清的名氣，不是因為反共，而是因為他在美國當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學教授，他五十年代在美國拿到博士之后寫的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成了英文世界這個領域的拓荒之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

這本書的成就，跟夏志清最初的職業有關。他畢業之際正逢韓戰爆發，被邀請參與寫作一本（給美軍）介紹中國概況的書。他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等三章。通過這項寫作，原本是念英美文學的夏志清對中國現代小說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刺激他后來寫出《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本被稱為“填補空白”的著作。這之前西方沒有系統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書。

中共主導下的文學史，當然都是推崇左傾意識形態的作家。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使他自然地對那些親共、或者本人就是共產黨的作家，以及那些意識形態化的作品，統統沒有好感。所以他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注重挖掘了那些不熱衷意識形態的作家，像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這三個作家后來的走紅，都跟夏志清最初的挖掘、稱讚、高度評價有直接的關係。而夏志清的文學評論，則跟他思想上的反共有密切關係。這裡的二律背反是，他恰恰是在一種強烈的思想傾向左右下，選擇推崇了“無思想”的作品。

我跟夏志清先生在思想上絕對共鳴，但在文學上則相當陌路。共產黨利用文學為其意識形態服務，但是，反共就得在文學作品中反掉思想、反掉道德、反掉價值選擇，則不僅是錯誤的，也是愚蠢淺薄的。作家當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能因為共產黨強調了這一點，反共的作家就要去做挖下水道的。古往今來，文學作品從來都是塑造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情操、弘揚正向價值的最重要媒介，不能因為共產黨極致地利用了這個媒介，反共者就潑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我曾寫過十多篇批評高行健作品的文章，就是對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的完全不買賬。有意思的是，我曾把批高行健的文章都寄給了夏先生，他居然都很認同。但反對我在該系列中對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的評論（同樣有意思的是，我在這點上今天認同夏先生的批評，在此無法詳談）。

對張愛玲等評價過高

對上述夏先生致力推崇的三個主要作家，沈從文我沒讀過，無法評價。多年前讀過錢鍾書的《圍城》，且不說沒有喜歡的人物，不記得有什麼好的情節，僅僅那種給人以圓滑、玩世不恭感覺的文字，就很不以為然，過目再不想看。但夏志清卻把它推崇到“無出其右”地步。當然，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了解，他習慣用“到頂”的詞，不必太當真。比如見到任何反共的人，他都會說，你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如果說對錢鍾書的評價是過高，那麼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則是離譜了。他把張愛玲評價為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說“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 ‘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kui色。”五四以來的作家“在意像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

夏志清甚至把張愛玲的《金鎖記》推崇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是有點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了。

我知道張愛玲今天在中國很紅了，但是張愛玲的主要作品《金鎖記》卻是我看過的最噁心、最心理陰暗的小說。其主要情節是民國初年一個叫七巧的女性受盡男權和封建勢力的欺壓，后來她終于媳婦熬成婆，又同樣（甚至加倍）變著法子摧殘兒女——破壞兒子婚姻（折磨死兒媳），毀滅女兒愛情，屬于那種毒蠍子一類的女人。張愛玲全書就是詳詳細細地描寫這種陰毒、陰森、陰暗。這樣的“七巧”卻被作者稱為她小說世界中唯一的“英雄”。

西方女性名家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統統都有正向、純真、熱烈、向上、美好的女性形像。但看張愛玲的小說，你感覺她好像根本沒讀過西方同行的東西，更別提受他（她）們影響了。正如高行健把中國男人損慘了一樣，張愛玲簡直是給中國女人毀容。

小市民生活本來就是最無聊、最讓人煩的，而張愛玲筆下的小市民，則不僅俗不堪睹，且多是邪門到超過正常人心理接受程度的地步。看過她的小說后，你就能明白，張愛玲為什麼封閉自己，最后躺到自家地板上去世，多天后才被發現，她大概是被自己創造的那些角色的陰魂們給“窒息”了。

胡適不喜歡張愛玲作品

夏志清去世前，把他跟張愛玲的通信集結出版。從通信中可以看出，夏先生推崇備至的《金鎖記》曾被張愛玲改寫成英文投給美國各大出版社（ 原信：“大出版公司全都試過”）均不被接受。其中一家出版社（著名的Knopf）的退稿信是這樣寫的：“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我們曾經出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squalid（肮髒）。我倒覺得好奇，如果這小說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評家怎麼說。”這是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自己翻譯）引述的。懂英文的人都了解，英文書信一般都比較委婉。看《金鎖記》原稿的那個編輯不氣到火冒三丈，是不可能寫那麼不客氣的退稿信的。

隨后張愛玲把《金鎖記》改寫成英文《粉泪》，投稿遭拒。后改成《北地胭脂》又投，再被拒。最后又改成《怨女》也是無疾而終。一部已發表的中篇小說內容又改成“三部英文小說”，不要說給人“江郎才盡”感覺，這個所有美國出版社都拒絕的結果，也反證夏志清的高歌推崇是有問題的。

被美國出版社拒絕后，張愛玲不死心，還托夏志清把小說轉給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Denald Keene（當時美國評介日本文學的權威），但據夏志清的信，這位文學評論權威“把書稿加以審阅，但他的反應並不太好。”后來《金鎖記》在“英國出版后甚有惡評”。因當時沒有網絡，所以現在也查不到那些“惡評”的內容，或许也像那個美國編輯的退稿信那麼氣得“怒髮衝冠”，否則不能用中文的“惡評”這麼嚴重的詞。

對張愛玲的小說，胡適的看法也很值得參考。這位中國新文學大將曾在張愛玲初抵美國最艱難之際給予援手（介紹她得到一筆文學基金），張愛玲的通信顯示，她把胡適“視為神明”般敬仰。但她說胡適讀了她的英文小說，“覺得他不怎麼喜歡那本書。我別的作品他也都不喜歡。”以胡適的中英文能力、思想和文字能力，其文學鑒賞當然不可忽視。

捧張愛玲貶魯迅的荒唐

我更完全無法接受的是，夏志清在高抬張愛玲的同時貶低魯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高度評價張愛玲有42頁之多，但對魯迅卻只有26頁，而且“評得苛刻”。

張愛玲是完全不能跟魯迅相提並論的作家，更別說超過魯迅了。魯迅作品寫的是大題材，研究的是中國國民性問題。無論是其小說對人物命運的展示，還是其政論對文化、社會的鞭韃，都是華文世界迄今難有人與之項背的。不能因為毛澤東推崇了魯迅，或者魯迅后期有左傾傾向，就否定了他的文學和思想成就。

雖然后來夏志清也感覺到對魯迅的評價不公，修正說“我對《狂人日記》確實評價過低。”但直到晚年，夏志清還是對魯迅耿耿于懷，對張愛玲愛不釋手，有機會就貶損幾句魯迅。例如他去世前不久接受廣東記者採訪，談到他哥哥的日記如何暢銷時，還不忘說一句“魯迅、郁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 “《阿Q正傳》不太好，滑稽太多了。”《阿Q正傳》哪是滑稽不滑稽的問題。

我因實在弄不明白夏志清為什麼那麼推崇張愛玲，就曾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跟張愛玲有私情。這個平常喜歡開男女玩笑的老頭兒非常認真地回答，絕對沒有！我也曾在電話中單獨問一向坦蕩爽快的夏夫人王洞，她也認為絕對沒有。我很遺憾的是，跟夏先生交談的時候，淨是談一些反共親共、美國左右派的事情，沒有很認真地追問一下關于張愛玲，當時覺得不投機的話題就少談幾句吧。直到夏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在病床上簽名送我剛出版不久的他和張愛玲的通信集，我才意識到喪失了就這個問題深入交流的機會（當然，沒看這本書之前，很多事情也不了解）。

在美國念英美文學出身的夏志清，由于熟悉西方文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所以對中國文學基本持批評態度，認為其缺乏人道主義文明，這點我很認同，覺得這才是夏志清真正清醒睿智的地方。以個人的讀書經驗，無論在思想和情感上，健康、陽光、積極、正向的東西，基本都是從西方作品得來的。夏志清在這點上非常正確。但在這種思想觀點下，他怎麼就能欣賞張愛玲，則是令我完全理解不了的。

我非常敬佩夏志清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定反共精神，極為欣賞他對美國右派的支持，對左派的痛批，但又絕對不能認同他對張愛玲的超高評價，認為太誤導讀者了。在夏先生剛去世之際，跟他的文學觀大唱反調實在于心不忍。但我又不能為了友情和政治思想上的共鳴就妥協對張愛玲作品的看法。于是只能如實寫來，由讀者自己思考吧。盼夏夫人理解。

2014年2月21日于美國

——原載台灣《看》雜志2014年3月號

2014-03-24

蘋果日報 | 鄭樹森︰ 張愛玲與夏志清 | 2014.03.30

二○○○年夏志清先生應老朋友劉紹銘先生之邀，在王德威教授陪同下，偕夫人王洞自紐約飛來香港，參加嶺南大學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新界屯門嶺大見面時，神采飛揚，但一直大呼是「冒死前來」，因為稍早心臟有毛病，每天都在服藥，加上長途飛機高壓機艙中氧氣大減，較易發病。夏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於上海，來港開會時已快八十歲，見面時我改口稱為「夏公」，會議第一天第一場的發言稿也以〈夏公與「張學」〉為題，在他和夫人面前宣讀。會議期間他一再表示，過去沒有人這樣稱呼他，倒是劇作家夏衍在大陸被尊稱夏公。二○○二年春會議記錄以《再讀張愛玲》為題在港出版。快郵紐約後，收到日期是五月四號的一封信，再次提及此事，如下：

《再讀張愛玲》此書收到想已近一個月了，一到就看了〈夏公與「張學」〉此文，文章雖短，份量卻極重，要向你道聲謝。在文章裏稱我為「公」的想還是第一次，一般大陸人心目中的「夏公」想還是夏衍。我書裏張愛玲章提到四位女作家，主要想在美國讀者面前提高張的地位，讓他們驚奇一下。五十年代初期Flannery O'Connor在文藝季匯上已有小說發表，可惜我一篇也未看。後來（來哥大之後）把她的短篇小說全看了，覺得她在成就方面，的確可與愛玲相比，要寫文章講明此點就很困難。

夏公在《現代中國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年初版）張愛玲專章裏提到的四位女作家，分別是：（一）徐志摩一九二○年代譯介的紐西蘭短篇小說家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二）一九三○年以短篇小說集《盛開的猶大花》（Flowering Judas）崛起美國文壇的德克薩斯州短篇大家凱薩琳．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這部著名短篇集香港美新處的今日世界社一九七○年推出中譯本，由於梨華、陳祖文、王敬羲、戴天四人合譯）；（三）一九四一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簾綠色》（A Curtain of Green）得凱薩琳．安．泡特作序推薦而備受矚目的密西西比州短篇名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台灣最早譯介韋爾蒂的是夏濟安先生，選自這本成名集的短篇〈寒笛〉"The Whistle"一九五○年代中葉就有英中對照評註版發表於趙麗蓮教授主持的《學生英語文摘》，一九五九年收入商務版《現代英文選評註》）；（四）一九五一年以中短篇集《小酒館的悲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被譽為戰後新生代最強音的喬治亞州小說家卡森．麥克勒絲（Carson McCullers；台灣讀者普遍認識這位女作家最早可能是通過林懷民一九六九年的中篇小說《蟬》，香港今日世界社遲自一九七五年才推出金聖華的中譯本）。

夏公拿來和張愛玲相比的四大名家，都以短篇小說見知於世，更因文字精緻經常被選作範文。後三位（泡特、韋爾蒂、麥克勒絲）都出身美國南方，地域色彩濃厚，以女性身份細察南部的風土人情，尤其是狹隘、敗落、和心理扭曲，至今仍歷久猶新。夏公二○○二年五月四日信中提到的法蘭妮．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和麥克勒絲一樣，也是喬治亞州人，作品中人物的偏激狂熱，常被視為南方「怪誕」（grotesque）之代表；但她本人曾有此反駁：北佬看來怪誕的，如果真是這樣，在我們這裏只是日常現實。奧康納在二戰後曾到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主持的愛奧華大學作家工作坊（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進修，先後在當時美國最老的文藝季匯《史萬尼雜誌》（Sewanee Review）發表五則短篇，自此聲譽鵲起，美國著名女詩人伊麗莎白．比修（Elizabeth Bishop）嘗言：奧康納小說蘊藏的真正的詩，遠遠超過一打以上的詩集；由此可見其文字之功力及才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Wise Blood（一九八四年何欣先生將題目譯作《智血》；一九七九年由大導演John Huston搬上銀幕），就是得保羅．安格爾的鼓勵，以三則短篇重組改寫而成。奧康納的短篇，除了《史萬尼雜誌》，僅曾在筆陣鼎盛的兩份季匯《宗派雜誌》（Partisan Review）和《巴黎雜誌》（Paris Review）出現過，因此夏公所說的「文藝季匯」應或包括這兩份一九五○年代人文學界無不知曉的季匯。

夏公來信接續指正拙文中一點，如下：

大文謂我赴美前即已念過7 Types of Ambiguity〔鄭按：即《七種歧義論》〕，倒與事實不合，上海工部局圖書館無此書，想不到北大library也無此書。我的那冊Seven Types（1947年新版，New Directions），倒是我到了Gambier〔鄭按：甘比爾，即俄亥俄州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所在地〕，四八年正月十二在Kenyon學院書店裏買到的。所以初看此書是我Kenyon那段時間。…Allen Tate〔鄭按：泰特，新批評大將，曾任教墾吟學院〕我見過兩次，並未和他談過話，談不到「接觸」。首次他來Yale演講Our Cousin, Mr. Poe〔鄭按：題目是〈我們的表兄弟坡先生〉，即美國大詩人艾德格．愛倫．坡〕，第二次我在華府看到。Jacques Barzun〔鄭按：雅克．巴爾贊，法國出生的西方文化史大師〕以President身份主持了一個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Letters〔鄭按：美國藝文學院〕的年會，Ransom〔鄭按：蘭遜，新批評首腦，曾任教墾吟學院，並為新批評及南方文學陣地的季匯《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創匯主編〕，Tate都在台上，我是audience的一名，會後也無勇氣走上台，同Ransom講幾句話。這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次。

夏公這個回應是針對拙文中談新批評的一段話，現引錄如下，望能不說自明：「夏公在出國赴美前就念過英國評論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成名作《七種歧義論》（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燕卜蓀出道時與美國新批評學派並無瓜葛，但其特重文字、肌理之批評手法與後者異曲同工。夏公到耶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博士時，上過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的課，另與蘭遜（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和泰特（Allen Tate,1899－1979）也有接觸。布魯克斯以形式主義的詩分析馳名；泰特則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主義分析飲譽。兩人都有純理論文字，但似又不及蘭遜在說明及體系方面之完整。這三位新批評大將雖然都是老師，夏公後來並因此在新批評的陣地《墾吟雜誌》（Kenyon Review）發表英文論文；但夏公討論英國沿襲新古典主義詩風的George Crabbe（1754－1832）的博士論文（部份曾在台北的英語學報Tamkang Review草創期發表），卻由波陶（Frederic A. Pottle）指導。當時波陶在耶魯大學英文系應該比較資深，對英國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有研究，但雖和新批評學派的幾位同事聲氣相通，倒不是其中一員。整體而言，夏公評論的基本立場雖然與自身俱足、就文論文的新批評學派並無二致，但也有些差異。首先是酌量引入作者生平；這一點較接近燕卜蓀，有異於新批評堅守文本、不涉任何外緣的運作。其次是比較文學的角度，尤其是類同性（affinity）比較；這方面極可能源自夏公對西洋文學的廣泛興趣。夏公出國前的興趣和出國後親炙新批評學派的機緣，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逕庭。後者忽視分析、義理，仍以實證主義的考據、版本等為終極關懷，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海陶瑋（James Hightower）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後就無文學可言。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張愛玲論析，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恐怕連『逆流而上』都談不上，只能視為『荒野的吶喊』」。

夏公在新大陸這一聲孤獨的吶喊，意想不到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迴響不絕，既有「張派」傳人之湧現，復有至今不斷的「張學」，更不要說徹底顛覆了舊大陸一九四九年後魯迅、茅盾和巴金的「新」座次。

夏志清的未竟之功    止庵的BLOG    2014.04.01

    我第一次知道夏志清，是读到钱钟书一九八○年为《围城》所写“重印前记”里的一句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我很喜欢《围城》，是以对此印象颇深。后来大陆翻印张爱玲的作品，我读了更中意，介绍又说张受重视亦得力于夏志清的举荐，于是这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成了一件事了。这时我已打听到，“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叫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香港出了中译本，即《中国现代小说史》。接下来我想的就是无论如何赶紧设法买一部来读。

    前不久找出母亲一九八六年去香港时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这里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著，据店员说夏志清只著此书，是否？书价五十五元。”另一封则说：“我只买了一本夏志清著小说史（这书有点折角，只此一本了），是香港翻版的，我逐章逐句对过，也问过售货员，是完全一样的，就便宜多了，原版是五十五元五角，翻版是三十五元，打了折扣（正在春季大减价），为二十八元八角。”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这已经花掉我整整半个月的工资了。母亲在同一封信中还问：“张爱玲的书要吗？”说实话除《秧歌》外，其他都是后来才买的——“伤哉贫也”。

    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如今还在我的书柜里，版权页印着“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一九八二年二月再版”。母亲信中所说的“翻版”又是什么意思呢。查此书封底贴有“友联出版社”的价签，可知并非盗印；但我见过不少港台书，再版、三版乃至N版，并非以保存下来的纸型付印，而是用先前的版本复印，版次越多，字迹就越模糊。此书亦不例外。当年没买几乎贵了一倍的初版本，诚为憾事。《中国现代小说史》二〇〇一年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又买了一部，发现除卷首添加的“出版人的话”、“《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和“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到三十页内容之外，其他部分还是用友联版复印的，而且比我的友联再版本字迹更模糊。

    这些自然是后话。当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到手，只顾一口气读完。借用前人的说法，正是“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以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的一点议论，可以说都是受了这本书的启蒙。我始终对作者存着一份感激之心，可惜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达。

    几年前我写文章说，长久寂寂无闻的张爱玲、钱钟书，曾经倍受冷落的沈从文，经过《中国现代小说史》著力推举，早已人所共知，而且大受欢迎；与之相伴的是，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可重视之处，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作家的论述中。除了书里那些精辟论述外，我的兴趣还在于这本书被大家接受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氏何以能够做到如此；而他人类似举动，如“排座次”、“写悼词”等，全都成了笑柄。大而言之，那些只是私见，不能成为公论；夏著首先是“公正的论”，才成为“公众的论”。史实已然存在，有待真正的史家予以发现、揭示，其间并无可以造作的机会。具体说来，尚须两项支持：其一，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学史观；其二，具有艺术感受力，此为接受乃至评价一部作品所必需，无论对于文学史家还是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二者分别关乎一部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彼此又互为因果；缺乏一项，文学史都不会成功。

    现在夏志清已经去世，我回过头来重读自己这番话，觉得所说“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作家的论述之中”，还有一层意思有待发挥，如此或许才算周全。实际上，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小说史》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这本书的贡献，不止是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书中谈到其他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等，作者所下功夫同样扎实，有关论断同样精当。如对茅盾，评价最高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而以《子夜》、《腐蚀》等为失败之作；对巴金，评价最高的是《寒夜》、《秋》，而以《家》、《春》等为失败之作；对老舍，评价最高的是《骆驼祥子》、《离婚》，而以《四世同堂》等为失败之作。这对论家和读者似乎应该不无启发意义，然而实际上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这里举个例子。夏志清去世之后，媒体报道中有“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的话。我们且来看看关于老舍创作《四世同堂》，《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怎么说的：“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植根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我们在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了解文学批评的人便可看出，这是相当深刻的分析，其意义已经超出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四世同堂》的问题不仅仅是失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退，甚至可以说，它一直退到了整个新文学之前。另外我要补充的是，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现实主义作家分为两类，其一可以借助想象，其一必须依靠观察。老舍属于后一类，如果非要去写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或只草草看了几眼的东西，不可能取得成功。不仅《四世同堂》如此，此前的《火葬》，此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红大院》等一干剧作，概莫能外。由此反观“贬低老舍《四世同堂》”，我深深感到，夏志清所面对的是一个惰性与盲目使然的世界，要想予以改变，他还是势薄力单。

    除《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另有一部《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也是卓见叠出。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中译本序”中，曾预告计划要写“抗战期间的小说史”和“《红楼梦》之后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研究”，并说：“假如这两部预告的书十年之内可以完成，至少可说我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研究（从罗贯中到姜贵）已告一段落。”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这两部著作均未完成。不过他说：“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你若看了我的新著《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就知道，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著。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代作家了。”（《夏志清：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载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日《南方都市报》）。也许对夏志清的最好纪念，就是尽快把《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书完整地译为中文出版。

湘声报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谢泳    2014.04.18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完整阅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1990年的夏天。那年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美国青年，中文名字叫穆润陶，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前两年我还在网上查到他在一家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可惜没有及时联系。当时穆先生已选定他的博士论文要做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研究，其时我的研究兴趣也在这一方面。穆先生需要访问一些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报告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的作家谢致红，恰好也是我的熟人。大约在1989年冬天，穆先生要访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当时天枢兄是《中国青年报》的大牌记者，中国知识界无人不知。谢致红就约了穆先生和我一起去访问他。因为认识了穆先生，第二年，他到中国南方访学，在苏州寄给我一本台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虽然此前对夏志清先生的基本学术思路，已通过其他渠道有所了解，但当时普通读者还是很难得到这样一本书，所以印象极深。
　　
　　我是1985年冬天到山西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在作协圈子里，知道夏志清先生的研究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完整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感觉还不是很多，当时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司马长风的三册简装本《中国新文学史》。
　　
　　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夏先生的学术工作已有定评，他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一个人用一本书，改变了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中国大陆学者，而是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后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动局面。
　　
　　今天，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在封闭时代外来学术研究思路的意义和价值。现在我们可以轻松谈论夏先生及其学术工作，但最早他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到中国的，如果我们翻阅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期刊，不难发现对夏志清和他小说史研究的严厉批判，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才在中国大陆完整面世。夏先生当初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完全是一个负面人物。这不奇怪，因为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当时的正统评价格格不入，今天中国大陆正统现代文学界也没有完全进步到可以全盘接受夏志清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步。他改变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但他没有能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思想，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悲剧。我们借鉴了他的研究方法，认同了他对一些作家的基本评价，但我们始终没有认同夏先生的基本立场，或者我们避开了夏先生的思想立场而用学术立场替代了他对时代的敏感性。比起夏先生来，他的两个高足李欧梵、王德威则更多是用西方学术霸权来影响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这和当年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相比，已完全是另外一种影响了。当年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热衷于夏先生的学术锋芒，而今天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追逐的却是西方学者在名牌大学中的学科权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完全过了仰视西方学者的时代。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过人之处是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高度评价，由此确立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先生的判断，中国大陆学者自觉意识到决定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可能还要延迟一段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夏先生确实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先锋。
　　
　　学术史上常会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早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却一直没有回来过，他为什么不回来？改革开放初期，与夏志清几乎同时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熟悉的还有一位捷克学者普实克，他也曾是夏志清的论敌，他当年在正统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界的地位远胜于夏先生，但几十年以后再观察，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热衷于谈论普实克先生了，但夏先生的影响没有消失，这也是需要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夏志清没有消失？
　　
　　以往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热衷的正统作家是“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而夏先生小说史一出，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很快走向了“沈张钱师废”即“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废名”，这个研究路向，今天还在延续，对一个学者来说，夏先生开创之功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依然有需要我们反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研究路向走不下去，而有些研究路向却可以不断延伸？
　　
　　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早就走出了王瑶时代，但完全脱开夏志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夏志清先生纪事     刘再复

上篇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所教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等。“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的讲辞，肤浅之外转播中共官方宣传听得我很不舒服。把一切罪恶加在“四人帮”头上，表示大陆文艺又在“大跃进”，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骗得了谁？江青掌权之前，中共又出了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完全配合韩战时期的中共宣传，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自杀，给人家说成烈士。其实“解放”之后，他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茶馆》现正在西德、奥国上演，据英若诚言，明年要在美国演出。这个剧本我是读过的，用中共观点写北平人民晚清以来的沧桑史。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傀儡人？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夏先生还坦率地批评老舍“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这种批评语言过于本质化。其实，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并无媚共倾向。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二）

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反映在他的评论集《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97年）、《爱情·社会·小说》（1980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1987年）等书中，但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57年）上。我在八十年代读了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真是开了眼界。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八十年代是大陆思想最开放、最活泼的时期，面对夏先生这样的“反共学者”，也采取接纳的态度。于是，一九八五年由钱钟书先生提议，经胡乔木认可，邀请了夏先生回大陆作学术访问。此事在国内引发了波澜。我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听到丁玲与冯牧两位长者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钱钟书先生虽是政协委员，但他不参加会议，所以我把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他“汇报”，他笑着说：“要说统战，我们倒真的是帮着统战，丁玲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其实钱先生也并不是在帮“统战”而是对夏先生心怀好感。一九八九初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负责人林培瑞）之邀，到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临行前，钱先生请我带两本杨绛的《洗澡》，分别送给夏先生与李欧梵先生。钱先生郑重嘱我：“海外政治复杂，出国只能讲公话，不可讲私话。”这之前他曾在给我的信中“尖刻”地评说二十多名汉学家，唯独对夏、李二人抱有好感。钱先生还告诉我，夏先生早已写了对他的悼念文章，但去年还到大陆和我见面，听说他路过香港时说：大陆很值得看看。言下之意，是夏先生总不失一份天真天籁。由于我对钱先生衷心敬仰，所以对他的嘱咐，总是视一句为一万句（尽管他曾告诫我不可迷信他）所以我也特别敬重夏先生。到美国，我的第一场演讲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到讲厅，就见到夏先生已端坐在厅里的一张长方桌旁。讲毕后，夏先生和当时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唐翼明先生一起请我吃饭，仅此三人，所以话很投机，谈论的第一个主题还是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现状。

尽管有钱先生的推崇和夏先生的热情，我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即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八十年代我是党员），而他“反共”，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我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在颂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伟大的中篇”的同时，把另一“伟大中篇”——鲁迅的〈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除此之外，我的内心深处还觉得夏先生在“开掘”之功里（开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也有一半值得商榷。重评张爱玲、沈从文，丰功伟绩；重评钱钟书、张天翼则可有可无。对于钱钟书先生，我格外崇敬，但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学问（其学术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是他的小说《围城》。《围城》的幽默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幽默，整部小说乃属于“愤世嫉俗之作”（郑朝宗语），并非一流巨著，夏先生评为“伟大”，未必精当。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则属于现代文学中的二、三流小说，似乎不必大作翻案文章。这些不同看法，我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先生讨论的冲动，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秋之后女儿剑梅成了夏先生的学生。而得到夏先生教导与关怀的女儿，一听到我唠叨夏先生的“偏激”时，总是叮咛：“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一争辩，我就夹在中间了”。女儿的天籁对我有所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先生的过度褒贬耿耿于怀，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的一次访谈中，我还是憋不住心里话，温和地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

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充分发现始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给张爱玲以极高的评价，并奠定了近十几年来张爱玲研究的基础。现在台湾、香港、海外的张爱玲研究十分热烈，大陆某些文章也有精彩见解。但大陆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一直把张爱玲排除在外，新出版的小说史也只是把她作为一般作家放在一小节上轻描淡写，这种政治大于审美评价的教科书显然缺少文学眼光。在重写文学史时，自然应当把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但是，也不应把张爱玲“创造”得过于神奇。一个重要作家，除了自身的创造之外，总是还要被评论者所创造。现在张爱玲已“被创造”到相当精彩但也相当神奇的地步，我们不妨扬弃她的“神奇”，保留她的“卓越”，以使她在地母怀中的灵魂得到安息。

（参见〈也谈张爱玲〉此文收入散文集《西寻故乡》，一九九五年八月）

（三）

写了这篇短文的五年后，我应张信刚校长之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头半年在文学、语言、翻译系，后一年半在郑培凯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二〇〇〇年十月，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此会十分隆重，夏先生亲自从美国飞到香港参加。会议由刘绍铭教授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夏先生还有刘绍铭、王德威、郑树森、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我。会前，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子东（我的年轻朋友，当时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对我说：此会大家肯定都在赞颂夏先生，您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会议更有学术气氛。”子东兄的话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便借此机会向夏先生提出几个问题。因受时间的限制，我便纲要性讲述一下我的发言提纲（发言稿大约一万五千字）。我的讲话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的历史功绩，然后郑重地讲明我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我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一九五〇前后（以 “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的悲剧（丁玲与张爱玲）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我发言后，夏先生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他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夏先生讲完话，开幕式的上午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后，《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拦住了夏先生。而我因为午餐被分配与夏先生夫妇同桌，赴餐厅也被安排为同一辆小车。于是，我和夏太太只能在会场边等待夏先生，而且还隐约可以听到夏先生激动得有些激昂的声音。我听得出来，这些声音全是针对我的：“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些。”“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夏先生这些话过后都发表在《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访谈录：《世纪再现张爱玲的传奇》及《明报月刊》2000年第12期夏先生的文章《我和张爱玲》及许子东的会议报导：“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

那天我和夏太太王洞站着倾听夏先生对江迅讲了十几分钟。讲完后一起上了小车。一上车夏太太就批评夏先生说：“你刚才讲了些什么话呵。我觉得今天再复的发言很好，他首先肯定你的功劳，然后再和你讨论，你却这么激动。” 夏先生听完后连说几个“是吗？是吗？”这之前我从未听过夏太太即剑梅的师母讲过话，这一瞬间她说的一席话，非常通情达理，又贤又慧，真使我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知识女性呵！然而，这一天我也清楚了，夏先生虽然学识渊博，但还是太脆弱，远比不上我们这些久经磨练的大陆人“神经坚韧”。我们被批判、被攻击得太多因此神经也太麻木了，而夏先生完全没有我们的锻炼经验，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反应过度。我还感到，老人也往往像小孩，不可太宠。夏先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显然太受宠了。我本是理解夏先生的，但因为他无端牵连到鲁迅，让鲁迅又遭到一顿热骂，心里着实有点气闷。所以吃饭时也无心与夏先生说话，而且在会后三、四年里，我便赌气断了与他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二00四年春节，首先受不了的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剑梅，那一年，她到香港探亲，就让我和林岗签署一本《罪与文学》由她带回美国寄赠给夏先生。夏先生接到剑梅的信和我的书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剑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涉及我们关系的话，仍然是一片天真天籁：

再复兄一直同我很友善，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我，出了书一定送给我，但2000年我去香港开了一个张爱玲大会（我是不想去的，被德威、刘绍铭所逼去成的），但未写paper的，只当一名“贵宾“在场而已。再复兄是写了paper的，把张同鲁相比，当然鲁比张功绩大得多。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不知如何也得罪了再复兄。书也不寄了，电话也不打了。……

此信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剑梅把它寄来给我。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夏先生还在牵挂我，而且那么在乎我，所以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夏先生：

您好，虽久疏问候，但常常想念您，近日读到您给剑梅的信，非常高兴。剑梅到美国深造，并有幸聆听您的课程和教诲，终于有所长进。在学期间，您一直给她鼓励，现在还继续关怀着她。对此我们一家都深深感谢您。

我还要感谢您那么认真阅读林岗和我的《罪与文学》，并发现谈列文时书名有误。您的精神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

您在大函中提到香港岭南大学评价鲁迅、张爱玲一事。这是我们在不同政治、人文环境中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感受。评价的差异，其实难以避免，但这纯属学术之争，并不影响我对您一向的敬重（不仅是“友善”），因此，我在论文中首先对您的贡献作了诚挚的，很高的评价。不过，那次会后，我读了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心里确实产生过困惑。您和晚辈的我，都是直肠子，都是性情中人，我应坦率地承认此事之后心里有点继续讨教的疑虑，但确实并不影响我对您的敬意。读了您给剑梅的信，见您童心依旧，我自然就会把疑虑放下。

  ……

夏先生在给剑梅的信中说，他要给我写一封信，果然，他很快就寄来一信，全文如下：

再复吾兄：

剑梅寄我大著《罪与文学》不多久，兄即寄弟新书三种《传统与中国人》牛津新版；杨春时为您编集的《书园思绪》台北九哥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都是我应读之书，有时间当一一读之。两三年前兄赠我《独语天涯》一书，看出味道，真的看了大半年，再读《漂流手记》此类书，拥有读者，大陆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还没有第二个像兄这样的不断思索，想问题，对人生，文化、文艺接触也如此之广的。高行健可能也是如此，故兄写文要世界上有识之士都对他重视。行健得奖之后，编者们向我索稿的也有人，可惜我只看过他少数剧本，小说巨著，我至今尚未拜读，精神不够，也无时间，吾兄写大文多篇推崇高君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立了大功。我在哥大教了剑梅一门元曲，我已退休两三年，德威弟请我开了门课，因为中国戏曲好多年无人教了。剑梅聪明而用功，已拿到tenure 可喜可贺。但兄在世副［世界日报副刊］上引了欧梵的话说她英文写得也好，其实大陆来的高才生，（台湾的也如此）英文程度还不够，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洁可读，没有多余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句话，自己要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当“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话是说不通的。

我退休不到一年，即患心脏病，故近三年并无什么研究成果。今年哥大刚为我出了本论文集（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ry）五百多页，集的都是退休前写的英文。着力点仍在小说，但《西厢》，汤显祖也有文章讨论。Part One，三篇文章皆谈论中国文学，第一、三两篇尚无译文，兄有兴可先读。兄能看令嫒的英文著作，拙著当然一定也看得懂，看到不通、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兄有兴挥毫写了封毛笔纸，吾当珍存。菲亚嫂近况可好。内人王洞也已退休，她身体比我好多了。兄自知保重，写文以外，也得锻炼身体，长保健康。

弟  志清拜上 2004年6月30日

二00四年我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经常互通电话，互赠书籍。除了感受到他的关怀之外，我还觉得他的心境愈来愈平静，对现代文学中的左翼作家的评价也愈来愈趋于客观。对于鲁迅，他甚至也在稍稍“纠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寄了一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六月六日）的文章复印件给我。（文章作者段崇轩，题为《用“平常心”解读文学》）。夏先生对这篇评论他的文章十分满意，而且感到意外。因为一九八四年《文艺报》曾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把他视为“精神污染”。现在能公平对待，他自然高兴。郑重地寄一份大陆的剪报给我，此举很不寻常。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觉得此文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文章涉及到他对鲁迅与丁玲的评价，说他对鲁迅的论述曾经“多有偏颇”，但因为守持“平常心”和“国际视野”，已消解了“思想的偏见”；而对于丁玲，文章则赞扬夏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夏先生晚年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不妨读读这篇文章的几个段落：

 

《用“平常心”解读文学》

段崇轩

……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 “《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

……

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

《文艺报》2006.6.6

夏先生如此看重段崇轩先生的这篇文章，极为奇特。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是对他的赞扬，而是他认同这篇文章所放射出来的准确的关于鲁迅、关于丁玲、关于“坚持原则，修正错误”等信息。并希望我和剑梅能了解这些信息，果然，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更觉得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读了夏先生推崇的文章和了解了夏先生对此文的态度，我和夏先生的心思更相通了。当然，也觉得夏先生更可敬可爱了。

夏先生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写了信。信上说：“我在海外已60年了，过年前台湾让我当了院士，大陆我的态度也大改，很多人对我表示钦佩，这是我在十年前不能预料的。有人在2006年文艺报写文章讲我，态度极好，我寄一份你们看看。1983年文艺报把我当作精神污染者”。夏先生赞赏段崇轩的文章“态度极好”。可见，他还是在意大陆正直的声音。他和我一样，尽管远离故国，但情感深处，总还是保留着那一片养育过自己的山川土地，还有那一脉永远抹不去的母亲语言。

下篇

说起夏先生和我，许多学界朋友可能只记得香港岭南大学的那一次争论，关于鲁迅与张爱玲评价的那一桩学案，却完全不知道我与夏先生的“私交”，这是更好的故事，至少对于我，私下的忘年之情更值得我珍惜，更值得我记忆。一件一件，全像宝石似的，此刻仍在我的心里闪烁。

当朋友们提起我与夏先生的“分歧”时，我多次引用了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里的“答洪稚存” 书，以说明自己的行为。袁枚在此信件中一开篇就说：“韩魏公与欧公，至交也，论系辞终身不合；温公与范景仁，畏友也，论乐律，驳辩千言；杨慈湖，亲受业于朱子，而论天命之性，以为不当杂人物而言。古人明辨义理，当仁不让，有何前后辈之分？”这段文字译为白话乃是：韩琦和欧阳修，是至交，而讨论起‘系辞’，却终身不相合；司马光和范景仁，是相互敬畏的朋友，但论起乐律，则彼此辩驳到几千言之多；杨慈湖亲自受教于朱子，但论起天命之性，则批评朱子不应该夹杂人物来论证。古人辩论义理，丝毫也不肯退让，之间有什么前辈后辈的分别呢？我认同袁枚，觉得友情归友情，义理归义理。面对真理，应有“当仁不让”的态度，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尊师，也应该当仁不让。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恐怕也是这个意思。我和夏先生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我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出国二十四年，我不仅得到他的关怀，而且时时向他学习。我读他的书即向他学习的时间，比起与之论争的时间，恐怕多有一百倍。

他英文那么好，我的英文那么差；他的双脚直接踏进欧美广阔的文学世界，我却只能借助翻译感受这个世界；他的桃李满天下，而我只有女儿没有学生。他对张爱玲、沈从文认识得那么早，我却长期“执迷不悟”；他对鲁迅的认识虽有偏颇，但也可以成为我神化、圣化鲁迅的解毒剂。何况他那一片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批评的率性，更是稀有。那一次岭南大学会议，那一天早晨只给我十五分钟，时间太短，我无法充分表述自己对他的认识，只顾以锋芒对锋芒、率性对率性。会上只管自我表述，会后只管与他赌气。而他却始终对我念念不忘，而且时时注视我和剑梅的脚步，对我们的著作不仅认真读，而且给予最真诚、最热烈的鼓励。二〇〇八年圣诞节前夕，他接到我和剑梅共著的《共悟红楼》，竞写了这么一段情深意长的话：

国内外父女一起写书而同享盛名的情形还没有过。班固班昭是兄妹而非父女。二位早已发表过讨论文学的书信，现有《共悟红楼》的专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在此之前，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就在信中就满腔热情地鼓励我们。他说：

你们父女二人是中国文艺界在美国创新境最有成就的两位，不断写书、信给我。这次圣诞节年卡里都附有照片，我看到了，真觉得你们当我是最好的朋友看待，非常高兴。再复兄要返港任教，比我老是在纽约开心得多。剑梅治学忙，还得管家，照顾两个儿子。现在日子辛苦，以后会有酬报。

夏先生的“创新境”三个字，让我高兴了好久。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思想自由，我知道应把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用到点子上。这点子，不是功名，不是权力财富，而是 “新境”。创造新境界，这正是我朝夕努力的所思所为，夏先生真不愧是我和剑梅的忘年知音。也难怪他在二〇一一年的信中要说“我们早应该兄弟姐妹相称”。

夏先生这个“早应该”，激起我思绪万千，更使我想起夏先生“早”就对我一家的厚爱，也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弟了。细想起来，才想起他对我说过的（直接面对面说与电话上说）一些知心话，例如他提醒我要向王德威学习，说“我们俩的心理都太紧张，不像王德威那样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做大事”。这句话大约是在六七年前说的，我印象很深，所以记住了，也传达给剑梅。剑梅说“可不是，你说到底还是太急。”

一句“早应该”还让我想起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刚从瑞典返回美国，先到纽约看望正在哥大深造的剑梅，之后又和剑梅一起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非常高兴。他在附近的湖南饭馆请我们一家吃饭。笑谈中一再关心我今后的“饭碗”问题。他知道在美国不能用英文教书，就很难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几次提醒我：“你的文学知识已足够用了，缺的是英文。关键是学好口语，能讲就能对付。”此次见面，我给他透露自己的想法，说我虽然还关心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但从学问的方向上，我将“返回古典。”他听了拍手叫好，并把他自己珍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从书架里抽出，还马上挥笔提签，写下：

“转赠再复兄珍藏。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纽约”。

我接过书后才发现扉页上本写着“志清自藏，一九八九、三月”，还郑重底盖了藏书印。显然，夏先生此时是“割爱”给我了。那天，我告诉他，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我喜欢《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他指着自己的“导论”说：“你看看我的书，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彼此相通。《水浒》《三国》全是杀人，杀人。大陆也是杀人，杀人。我以前告诉你，你不信，这一回你自己看见了吧？好了，以后我再也不说了；让你们自己说去。”最后这句话，我刚流亡到美国，在纽约见面，他就如此说。

夏先生关心我的“饭碗”问题，更是关心剑梅的“饭碗”。剑梅作为他的听课学生，他除了授予知识之外，最关心的是她的英语表述能否“过关”以找到一个可糊口的工作。他深知美国东亚系僧多粥少，要找到教职很不容易。因此，剑梅在哥大作第一次英文演讲时，他亲自到场，很早就端坐在第一排（参见剑梅文章《缅怀恩师夏志清》），听完除了给剑梅一鼓励之外，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我。信上说“上学期我教了一门元曲，令嫒也是我的学生，全班八人，都很用功。上星期六剑梅宣讲一篇论文（在研究生大会上），我也出席。她读英文，咬字很清楚，文章也通顺，你们可放心，博士是稳拿的。”（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这一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他又讲了此事，并说了一句话“剑梅以后的饭碗没问题了。”

剑梅是夏先生的课堂学生。他的博士导师王德威又是夏先生最信赖的学子，因此剑梅算是夏先生的双重学生。二〇一〇年夏先生90华诞庆祝会在纽约举行，剑梅第一次放下恋母情结奇重的小女儿Grace，直奔大都会。她让我帮助看好小孙女，我陪着她一个夜晚，那一天她宣称不睡觉，哭得很伤心，擦眼泪的手巾纸扔得满地都是。Grace恋母，剑梅也从不离开她，此次剑梅破例，狠心底让Grace啼哭，坚决去赴会，此事让我明白剑梅对老师的情感有多重。他临走前说“别人的寿辰可以不去，夏先生的寿辰我怎能不去。”剑梅一到，果然夏先生、夏太太特别高兴。她一回到马里兰，就让我观赏她与夏先生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后，夏先生特别作了题签。我看了照片，又与剑梅开玩笑说，王德威是你的“教师”，夏先生倒是你的“教父”，剑梅笑而默认。

而夏先生确实“教育有方”。他对剑梅的教育可说是“且温且厉”、“不宠不辱”，很让剑梅受益。他给剑梅等八个研究生开元杂剧课，不仅讲述元曲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且耐心地教她们怎样翻译为英文，教大学生如教小学生，非常耐心。这是“温”的一面；而“厉”起来则不讲情面，只面对学术。剑梅把自己构思好的论文提纲交给他，他一看到题目是“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题目“大而无当”。当场给剑梅泼了一盆冷水。但有了这盆冷水，剑梅就清醒了。她立即悟到不可把理论概念硬套入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思路，换了题目，最后才写成《革命与情爱》的英文著作。二〇〇四年夏先生读到我的文章说李欧梵赞扬剑梅的英文“很优雅”后，便在信中提醒我：

剑梅虽已执教多年，在写英文方面还得求进步，写出句子来，简际（洁）可读，没有啰嗦话，这样才会进步。说的每一句话，自己可以负责，也很重要。例如P39第三段首句，她称鲁迅为“the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把胡适、郁、郭三人都比下去，此语是说的不通的。

夏先生这一提醒性的批评，给我很大的触动，不错，剑梅的英文水平远不足以自鸣得意。以前夏先生的忧虑是剑梅英文水平不足以谋生，所以要求是衣食水平，而现在剑梅当助教了，自然应有新的境界。我当时确实缺少清醒的意识，经夏先生点拨，我立即明白了。因此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也无心计较他最后所说的鲁迅与胡适、郁达夫、郭沫若的高低了。只是过后重读此信时才奇怪，怎么夏先生把鲁迅看得比后三者更低呢？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里，夏先生和我在电话里聊天，突然问起：你是不是让刘莲（我的小女儿）学电脑，现在进入IBM了？我说是。他立即批评说：你犯错误了，怎么把刘莲这样聪明的孩子送到机器世界里呢？我们这一行多有意思多幸福呵。夏先生见过刘莲，知道她聪明过人，在给我的信中，他特别嘱托：“刘莲早慧，八九岁即能模（仿）金庸写武侠小说，真是才女。”现在得知她学工程，便觉得惋惜。听了夏先生一席话，我真觉得自己错了，生在文学之中竟忘了文学是最幸福的地方。而且感到，夏先生的关怀是根本性的关怀。这才觉得夏先生说的我们“早该以兄弟姐妹相称”是多么重要，如果早就如此，我必定会先与夏先生商讨，刘莲也许就走上文学之路了。

（五）

夏先生和我个人能如此成为忘年之交，除了他是剑梅之师这一原因外，还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把我们连结得紧紧，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曹雪芹，一个是高行健。

关于钱钟书，我在前边的文字里已有叙述，这里想补充说的是我曾多次调侃夏先生怎么会误听信息而提前写了“悼念”钱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每次提问，他总是说：钱先生对此并不生气，而且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

关于曹雪芹，他也是一谈就兴奋。“曹雪芹真伟大！”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一九九四年，他看到我的文章“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一文，特别告诉我，他年青时到北美漂泊，也总是带着《红楼梦》，他还特地在信中说：

在明报上看到“背着曹雪芹”大文，想起我1947年乘船留美时带了一箱子书，大半皆英文（也有几本德文书），中文书经过考虑，只带了三部，朱注四书、史记与《红楼梦》。

十几年后，他知道我著写领悟《红楼梦》的书籍，又再次表示对《红楼梦》的倾心。他说：

    我以纯文学的眼光看《红楼》，把它多与西洋名著比较。后来我对旧中国的看法，愈来愈接近鲁迅，胡适。对《红楼梦》也写了几句发牢骚的话，其实并未改变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著。我看书很慢，要细细再重读一遍《红楼梦》就没有这份时间。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对我国诸部古代小说经典的心思和我如此相通。他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却不喜欢《水浒传》的嗜杀和《三国演义》的机谋。在电话里，我们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充满热烈的共同语言。

最让人想不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率性态度，而这种态度让我最后看到夏先生透明的胸襟和不同寻常的文学眼光。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宝贵的前提是对文学的热爱和真诚，唯有热爱与真诚，才能对一切文学成就都衷心地欢迎与肯定。高行健是一个低调的作家，从不得罪任何人，可是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得罪了一大片。因为他获奖，冲淡了许多“话语英雄”的光辉。但是有两位年长的在汉学界负有最高声望的学者，余英时与夏志清，却满腔热情地为高行健欢呼。余先生在得知高行健获奖后立即借用苏东波的两句诗祝贺高行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而夏志清先生则发表如此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我在巴黎见过高行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车站》。《车站》写得很好，我非常满意。高行健的剧本比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写得更好。贝克特的《等待果陀》有点单调。高行健这个人不讲政治，是个真正的文学家。马悦然这个人好，他懂文学。

       （《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十一号第六十一页）

两位长者这一片天真天籁，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先生的评论共105个字（不包括标点），字字率真，字字有分量。在此百字评论里，夏先生说出高行健三个最重要的品质：

（1）高行健不讲政治。说得太对了。高行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是远离政治的，可是权势者们为了抹煞他，偏偏把无聊的政治强加给他。

（2）高行健是真正的文学家，夏先生显然看到许多不懂文学的论者对高行健的妄评乱骂，所以他强调高行健乃是真人真才真文学。

（3）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写得好。这是惊世骇俗的评价。《等待果陀》已够“经典”了，高行健的《车站》比它还经典吗？这当然可以争论。还有人说《车站》是模仿《等待果陀》哩！夏先生的文学批评从来不顾及人家怎么说，只管自己说出自己的见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读了夏先生的百字评论，真是兴奋不已。只有胸无芥蒂、心无阴影的真批评家，才能如此耿直地评论文学，当时我抑制不住高兴，就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先生，没想到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叫起来：“再复，你发现高行健，你真了不起，你不朽了！”尽管我连说‘不’，他还是一味表扬我。这之后不久，高行健到纽约演讲，夏先生特地赶去听，两人相逢时，彼此都远远就伸出双臂，激情之下，夏先生差些跌倒。当朋友把这一细节告诉我时，我再一次兴奋不已，再一次感到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他不愧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

夏先生的百字评论里还“爱屋及乌”，因高行健而夸奖高行健的卓越译者马悦然“懂文学”，这也是夏先生的真心话。说过了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又再次夸奖马悦然：

　

马悦然曾在哥大教过二三年。看了《高行健论》吾兄所写的Praises，更对他另眼相看。以前只知道他译过《水浒》，哪知道他也译了《西游记》全书，真了不起！他曾请我去瑞典，主教他的一个博士生，给我夫妇旅游Stockholm的机会。

（此信写于1994年）

在夏先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我们每次通电话，他总要问起高行健的近况，总要说起他少读高行健的遗憾，也总是要夸奖我较早认知高行健的才华。不仅在电话上说，而且在信中多次说。他是何等真诚呵。二〇〇〇年他一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就写信祝贺我：“这次高行健获奖，兄功劳最大，可喜可贺。”直到二〇〇八年，他还在遗憾未能多读高行健。他在信中说：

……虽然我兄已写一本《高行健论》，我因为尚未读过他的两巨册长篇小说，连兄的《高行健论》也尚未拜读。我读过他的早期剧本，有些短篇小说和文艺论文。要做的事太（多），年纪大了，精神不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工作。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在此信前他就表述过“阅读恨晚”的心情，非常恳切。夏先生对高行健的由衷之情，感动了我。这不是因为夏先生一再肯定我的“功劳”，而是从这件具体的事中，我感受到夏先生在身上有一种对文学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爱，他才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像孩子那样高兴。夏先生的心灵所以能与高行健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隔”，没有概念之隔，没有习性（嫉妒等）之隔，没有辈分之隔。所谓率性，正是无隔无障。夏先生如此真挚地对待高行健的成就，说明他真的是率性之人，胸膛里跳动的是赤子的率性之心。有了这种对文学的真情真性，自然就会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调整，甚至会修正一些自己原来的偏颇。晚年夏先生对左翼作家的态度日趋冷静，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对文学真正有信念的人，必定既勇于批评别人，也勇于批评自己。在最后岁月中他像和兄弟谈心一样地对我诉说他对左翼作家的看法，让我一直难忘。

今天，我重读他那一封信，仿佛又听到他的兄长般的诉说：

……

最高兴，剑梅认为我是最“贴近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我原先读得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真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我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没有年轻时读了不少鲁、茅、老、巴作品的感情负担，完全听从我自己的judgment。我是反共的，但最有成就的左派作家，我对他们非常公平，到今天大家承认的就是这一点。

夏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反共”，政治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本质是诗人，是思想者，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大于政治，文学可以转移他的态度，可以修正他的倾向，他终于公正地对待左翼作家了。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更加“贴近”了。

（六）

夏先生远走了，我感到又是一阵虚空。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他，从香港飞回美国的途中，也在想念他。一个人，不管学问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得保持一点天真天籁才好。对于夏先生的理念，中国学人过去会有争论，今后还会有争论，但对于他的率直、率真、率性几乎是看法一致，这就够了，真性情毕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在世界愈来愈世故、愈来愈圆滑的时代里，真性情是多么的稀少，多么的宝贵。夏先生离开之后，我感觉到新的空缺，后悔自己还是向他讨教得不够。唯一可自慰的是在夏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一封贺信，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特嘱嫂夫人王洞好好保存。这封信是我对他的总评价，现再抄一遍以作缅怀：

亲爱的夏先生：

正值您九十华诞之际，剑梅前去参加喜庆盛会，也代表我们一家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祝您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去年病痛挑战您时，我和剑梅都很牵挂，但您终于征服疾病，身体更加强健，这说明您内心很有力量。渡过这一关卡，您将走进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祝您生命前程辉煌无量。

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赢得了人生两个最美好的字眼：一是“自由”，二是“创造”。前者使您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独立山顶，直言无忌，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从而又赢得率真与快乐，并使您的文学批评也赢得透明的力度。后者（“创造”）则是您的天份与勤奋所成就。您和先兄夏济安先生因为业绩非凡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的“兄弟双子星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创作双子星座”，毫无疑问是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而最著名的“研究双子星座”则是夏氏兄弟了。可惜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而您却精神愈来愈好，思想愈来愈活泼。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拨云驱雾，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历史活埋的一流作家重见天光，功劳大矣！您的《中国古典小说》又别开生面，把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的血脉打通，实际上开创了中西小说比较的先河。您对《红楼梦》的评说，极有见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您融汇古今中外于一身，自由驰骋于心爱的广阔文学天地之中，所以赢得了庄子所说的“至乐”，真可喜可贺！

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向您讨教过一些问题，这完全是在充分敬重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讨论。“因为我敬重，所以我才质疑”——这是我一向的学术脾气。对于我的叩问，您先是激动，以至让我吓了一跳。但过后您却是冷静谦和，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厚气度。对于这种气度，世人可能还了解甚少，而我却深有感受。

我已出国二十一年。在海外漂流期间，我和剑梅自始至终得到您的关怀与厚爱。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在美国做第一场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就亲临支持。之后二十一年，您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许多贺年卡上所写的那些温馨之语，真让我永远难忘。您对我说：“因为我们自身强大，所以就不必讲假话”。这一明心见性之论，一直给我力量。

今天，在您九十华诞喜庆之日，我要郑重向您和嫂夫人王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颂身体的健康和思想的快乐永远伴随着您们。

晚     刘再复

敬贺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于马里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  科罗拉多    

选自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现代中文学刊》

永远天真的“老顽童”

——缅怀恩师夏志清先生

劉劍梅

二0一三年的圣诞节之夜，我和父亲（刘再复）一起给夏志清先生和王洞师母打电话，想致以节日的问候，可是师母说先生住院了，当时我们就很担心，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竟得知了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三年前我赶到纽约参加先生九十华诞时，他还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样子非常年轻，见到我们好几代的学生开心得不得了，兴致勃勃地跟我们相约要在他的百岁盛宴上欢聚呢。新年元旦之夜，我默默流着眼泪，伤感地缅怀着夏志清老师，回忆中全是他天真烂漫的音容笑貌，觉得他仿佛还在我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纵情地嘻谈怒骂，他的幽默，他的正直，他的真情真性，展现为眼前的一幕一幕的情景。想到这些情景已经不再，实在难过。

夏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许多学生，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个。1992年，我刚从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班毕业，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录取，成为王德威老师的博士生。那时，夏志清先生刚满七十岁，他选择王德威老师做他的 “接班人”，希望哥大的人文传统和中国文学传统能够薪火相传。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博士生仍然非常关心，逢年过节他和师母总是请我们这些研究生在哥大旁边的餐馆吃饭聊天，让我们这些“异乡学子”在纽约的大都市中也感到中国式的人际温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回到哥大东亚系开课，这真是福音。他不仅讲得很生动，而且对我们的研究选题切实关注，并坦率地给予中肯的意见。

我第一次见夏先生，记得是跟我父母一起去他在哥大附近113街的公寓。去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心里对他很崇拜，非常好奇想知道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先生会是什么样子。一见面，他就热情地夸奖父亲，说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你父亲都非常伟大，所以不必讲假话。接着，他就对我直呼“小美女”，让我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子，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知识女性在他眼里都是“美女”，我们博士班的杜爱梅 (Amy Dooling)是个女权主义者，竟对夏先生称她“美女”提出过小小的抗议，不过夏先生还是照样天真地赐予我们“小美女”的桂冠。他和师母租的是哥大的公寓，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每间房子都堆得满满的，连走廊里也摆满了书，完全没有杂物和俗物。走进他的书屋，就像走进人文专业图书馆，他的一生就生活在书籍的环抱之中。读书，讲书，著书，就是他人生的全部。九十三年人生，一以贯之的便是书。在书屋里谈说学界的种种趣事时，他总是笑声响亮，口无遮挡，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大笑不已，师母王洞在旁边总是忙着替他打圆场，可是他却不领情，愈说愈走调。但在笑语中总有一些让我难忘的不同一般的见识，让我真的受益和长进，所以我很喜欢倾听他的笑谈。他给我的第一形象就是个“老顽童”，活得率性，活得快乐，活得真诚。

有一个学期，王德威老师请夏先生回哥大代一门课，他于是开讲“中国元杂曲”，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纷纷抢着选修，非常珍惜能够在课堂里可以当面讨教的机会，不过也暗暗担心他会要求太严。没想到，整个学期都过得很愉快，课上也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哥大博士班课程通常都是小班，不到十人，所以每个人在班上都得到了他的精心辅导，他的英文写作水平连美国学者都佩服，所以在这堂课上，他对我们的英文表述也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每一句翻译都得到过他的修改，最后他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选一个元杂曲翻译，做为期末的学期论文，我记得他给了我一个“A”，让我深受鼓舞。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堂课，夏先生说这个学期他太享受了，太高兴了，最难过的是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家也有同感，恨不得他就那么一直教下去，所以报予他最热烈的掌声。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哥大教课，我至今仍感到很幸运，能有那么一个学期认真地上他的课，每字每句跟着他翻译，得到他的言传身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明白跨越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打通古今与中外血脉的重要性。

他因为高血压，每天都到哥大附近的街道散步，我和同学们经常看到他，我的公寓和他的公寓只隔了三条街，我的同学何素楠（Ann Huss）和陈绫琪跟他住在一条街上，我们三个人常常去他的公寓请教。夏先生每次见到我，就会询问我在哥大的学业进展，还让我和师母聊天。每次相见，他总要告诉我应该注意哪些研究课题，在英文写作上要如何提高。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要参加哥大的一个研究生组织的国际性研讨会议，需要在会议上发表论文，心里很紧张，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公开演讲。夏先生听了就问什么时候，说他一定要到会上去给我“捧场”。果真，演讲那天，他准时到了，还端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从头听到尾，并提了几个问题让我当场回答。讲演结束后，他特地走过来跟我说，他本来担心我的英文过不了关，毕竟我的大学本科是北大中文系，没有受过英文的专业训练。他兴奋地对我说，“听了你的演讲，放心了”。过后他还特地告诉我父亲（那时在科罗拉多大学），说“剑梅英文没问题了。”那之后他确实对我充满信心，觉得我以后找工作，也不必替我担心了。他讲得很“实用”也很“实在”，他的肯定，让我的英文讲述与英文写作，获得了很大力量。

到哥大三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要求，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开始进入写作博士论文阶段。我最先选择的题目是“ 革命话语与颓废话语的对话”，并运用了一些刚学到的时髦理论，写了一个论文的大纲，就兴致勃勃地拿去给夏先生看。可是他翻阅了一下，就非常不客气地给我四个字的评价：“大而无当”，他批评得很直率，不留情面。被他浇了冷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选题外延过于宽泛，很难驾驭，应当改变写法，于是就改用“深挖一口井”的方法，以小见大，并在王德威老师的指导下，把题目定成“革命与情爱”，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写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题演变来看待中国现代作家内心的分裂，强调他们在现代和传统，集体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彷徨。夏志清先生认可我的新题目，还让我参考他的兄长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揭示了左翼作家的双重性和充满人性的一面，让我大开眼界。博士论文写出初稿后，夏先生仔细地读了好几章，从大的方向给予我很多鼓励和修正，不过叮嘱我要多做本文的细读，不要被西方理论搞得晕头转向。

夏志清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受到李维斯 (F. R. Leavis) 的理论和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挖掘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高度评价，对《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分析，都是站在文学审美的立场，考察作品的实际表现，反对把文学简单视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工具，而是注重作品中传达出的作者的思想、智慧、写作风格和语言。正如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序言中所写的：“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1] 我读哥大时，正是西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盛行时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下子成了诸位汉学家批评的对象。比如，周蕾教授《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对夏先生以西方文学经典为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提出质疑。然而，我认为夏先生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即普世视野）来评价中国文学的，这种视野超越国界（包括批评中国作家把“感时忧国”的民族情结固化），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思考判断，重视的是文学本性与文学自性。如果忽略这一点，仅从 “文化政治” 、“话语霸权”的角度来批评夏先生，就会产生误解。倘若给他扣上“反共学者”的标签，那就更加“本质化”即更加简单化了。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想想在哥大读书的岁月，觉得夏先生给自己最根本的教诲是多读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经典。他总是对我说，不要光读文论和文化批评书籍，而要自己去好好细读西方文学文本和中国文学文本，要自己去感受文本中的美（诗意细节），自己去感受文学的真谛，自己要有勇气做出不同于他人的判断，不要赶时髦，不要人云亦云。他说他自己读书期间读了很多西方新批评的理论书，比如李斯特（F.R.Leavis）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 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的《现代诗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radition) ，威尔森(Edmund Wilson)的《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崔林 (Lionel Trilling)的《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等著作，虽然很有收获，但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与此同时去细读他们著作中谈到的世界名著，所以他对海明威、福克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等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常常会给我们娓娓道来，并和我们交换对这些西方名著和中国名著的看法。他对我的这些具体的指导，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谓“政治不正确”，有悖于当时正在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那时哥大东亚系的学生纷纷去选修写《东方主义》的萨伊德（Edward Said）的课，或是女性主义权威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课，而我们选修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的课程，基本上也都在大谈文化政治理论，完全不重视文学文本，即使做了一些文本细读，也只是热衷于“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熏陶下的文学系学生难免要“本末颠倒”，为理论而理论。好在我在哥大读博士期间，有夏志清先生和王德威老师对文学传统的坚持，所以我很早就“返回古典”，返回文学。不仅返回西方的文学经典，而且返回了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直守望文学的家园，终于没有遗忘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职责。

1997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的考试，要去旧金山州立大学任教一年，临走前夏先生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后来我从旧金山带到马里兰，又从马里兰带到香港，和我一路从西方漂泊到东方。那是一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戈尔 •维代：美国散文1951－1992》(Gore Vidal: United States essays 1951-1992) 。在书的扉页上，夏先生特写道：

Gore Vidal 是我最心爱的美国散文家。剑梅刚通过了博士论文的考试，将赴旧金山，即以 Vidal 之《散文合集》相赠，并盼望她每有空时，挑几篇文章看看，当得益匪浅。

   原系志清藏书，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日，现赠剑梅女史珍存。

                          志清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1998年我正式从哥大毕业，并从旧金山州立大学转到马里兰大学任教，没有办法像在纽约时那么频繁去拜见夏先生和夏师母了，不过还是常常跟他们通电话，几乎每年过节时我都不忘寄贺年卡和写信给他们，而每次夏先生也都会认真地给我和我父亲回信，每封信都很热情。我的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文学史、主题重复、女性身体》出版后，他兴奋地给我打电话，祝贺我新书的出版。不过，他对我的著作最喜欢的还是北京三联2006年出版的《狂欢的女神》，并为此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能够如此关注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艺术创作，实为难得，这一领域他以前关注得不够，所以他很欣赏我能够弥补这一空缺，认为这一“补缺”意义非常。这封信可能是他对我最为夸奖的一封信，当然以前他也曾经来信赞赏过我和父亲合写的《共悟人间》和《共悟红楼》。我知道，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我的《狂欢的女神》，是因为在那本书中我使用的是散文的笔法，而不是用学院派的概念表述，真正以女性批评的角度去理解女性作家的作品，真切地感受她们的才华以及她们内心的焦虑与挣扎。这种文学化的态度，正是夏先生最希望在他的学生们身上能够看到的。

      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了十四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个学期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都被我列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必读书目之一。对于中国文学比较陌生的美国学子，这本书很快就可以让他们入门，也很快就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重要作家赢得基本的了解。通过夏先生的讲述，再去细读各位作家的代表作，绝对是一种“方便之门”。夏先生的这本名著真是天赐的简明又深邃的教科书。无论哪个理论潮流领先，他的这本书都是一个“中流砥柱”，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必经之路。

      夏先生的一生，是生活极其简朴而精神却极其丰富的一生。他从来都没有买过房子，也从来没有买过车子，一辈子都和师母住在租用的哥大的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然而他们又是最富有的精神贵族，拥有庄子所说的精神大自在。在物质横流的世界里，这样的高贵文人已不多见。记得博士毕业的那一年，我和先生黄刚高高兴兴地开着新买的车子去跟夏先生和夏师母吃饭，没想到夏先生不以为然地说，要那车子干啥？纽约不是很方便吗？可以坐地铁，也可以坐出租车，你们买车，反而给自己增加负担。他的这一席话给我们印象极深。还有一次，我父母和妹妹来纽约看我，我们去看望夏先生和师母，他看到比我小十岁的妹妹刘莲，很是喜欢，就问父亲她是学什么的，父亲说妹妹是学电脑的，在IBM当电脑工程师。夏先生一听就着急，便对我父亲说，你犯错误了，让刘莲选错了专业。他还是那样天真，那样直言：“我们搞文学这一行多幸福多有趣、多有意思啊！怎么会跑到机器世界那里啦！”夏先生一生真爱文学，真爱人文，真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骄傲。 他从不为物质世界所动，从不为荣华富贵所动，永远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活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这种“独立不移”的真正人文学者的立身态度，是他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财富。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确信，他的精神财富将永存永在，永远存在于我的心中和他的友人与子弟的心中。

                        二0一四年一月三日写于香港清水湾

深圳晚报    为自己的“偏见”作最有力的解释---刘绍铭    2014.05.11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探讨了1917~1957年间中国新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小说一门的创作历程，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沈从文、张天翼、钱锺书、张爱玲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其典范性的理论框架，早已成为东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简体字版，是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传记文学丛刊之四十九”）为底本，较早前版本增加一篇《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

夏志清的英文专著，一共有两本，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 年增订本），二是《中国古典小说》（1968）。前者由耶鲁大学出版，后者则为哥大。

夏志清在中国传统和现代小说研究的经典地位，不但他的门人和朋友一致认定，最难得的是，连政治上与他意见相左的年轻学者，也对他的学问和批评眼光表示佩服。1976年4月6日的《中国革命文学》，里面有评介性的书目一栏，由John Berninghausen和Ted Huters执笔（两人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现史》），他们有以下的评价：

作者（夏志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政治立场，和他对在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

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不会有与此书等量齐观的作品出现，更别说取而代之。再说，本书提到的，但仍未为西方学者注意到的现代中国作家，为数不少。在这方面，夏书是个最现成的起点——虽然书中有不少矛盾的地方。此外我们还得注意作者某些强烈的偏见。……但不论它毛病多少，《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内容包罗万有，而作者对自己的文学趣味，开宗明义就讲了出来，毫不含糊。即使我们跟他趣味不同，但作者之坦诚态度，令人佩服。此书对英语界读者来说，是一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在思想上和对文学的定义上持着与夏志清不同看法的人看来，《现史》无疑满了“偏见”的。譬如说，左派的文学史家把鲁迅奉为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夏志清却没有，虽然他在本书的第二章就肯定了鲁迅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地位。同样地，夏氏的“偏见”，没有影响到他对当时其他左派小说家的公价。夏氏以全章的篇幅来讨论张天翼和吴组缃的小说，称他们为第一流的短说作家。

当然，《现史》给人最大的惊异，是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锺书的重视，而这作家的名字，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都找不到的。上面提到的那位Ted Huters 先生，博士论文就是写钱锺书的。

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学上的趣味”。夏志清的偏见，使他闭起眼睛，抹杀左翼作家应该称赞的成就——茅盾、丁玲、萧军、沙汀、赵树理、欧阳山、周立波、杨朔、路翎，一一都讨论到了。评价可能与左派史家有异，但至少是让他们上了文学史，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把这些人的贡献一笔抹杀。这点“运动员精神”，难求于左派文史家。

夏书的重要性和功用，不但在最近的将来难有人取代，而且，假使在这三四年内夏志清的精神和体力，不为杂事分散的话，他还会有另一本经典之作出现。将以更大的篇幅，集中讨论几位在他的《现史》中露过面，但没有详细讨论过的在抗战期间崭露头角的作家，如端木蕻良、路翎。

此书一出，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将迈入另一个新阶段，因为夏氏必会发掘出一些欧美左派学人也未必一定听说过的作家，提供一些博士论文的新题目，同时也可以不用一字一墨，替自己的“偏见”作最有力的解释(此文为译者的编译序中的一节,标题为编者另加)。

东方早报    “他的观点趣味和宽容度有问题”    江弱水陈子善对谈    2014.06.16

　　去年12月29日，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93岁。他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书中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的推崇影响至今。

　　《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直到2005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日前由上海贝贝特公司出版。前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和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对谈，他们的主题就是现在如何再看50年前的这部文学史。陈子善教授认为，需要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予以肯定，当然也看到一些历史的局限，而江弱水教授认为，这本书有结构和比例问题，作者的观点趣味和宽容有问题。

　　《中国现代小说史》各个版本的流传

　　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从出版起，一方面备受推崇，一方面也有很多批评。陈子善教授在对谈中说，夏志清对现代小说史的考察，有自己的判断、眼光。“就像有一些作家必须推崇，有一些作家必须批评，有一些大家公认的作品，他的评价不高，而大家忽略的作品，他反而认为值得肯定。他特意要跟流行的文学批评做些反调。这是他的姿态，他反复强调，作为文学史家，基本的任务就是优美作品的发现”。

　　陈子善教授在“思南读书会”的发言主要介绍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各个版本的流传。他介绍，最早的中译本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是夏志清哥哥夏济安的学生刘绍明等。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首次出版了台湾版，据陈子善介绍，这个版本跟香港版正文一样，只是把书后面的参考书目和人物索引删掉了。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了新版，这个版本增加了王德威写的导读等一些新内容，这是在华人地区通行的版本，有些华语地区的大学把该版本直接作为教科书。

　　大陆版直到2005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版需要一些删改，夏先生的态度是最好不要删，或者尽量少删。所以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些删节，我自作主张做了补充，把夏先生后来写的内容增加了进去，也得到了夏先生同意，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演变。所以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是增删本”。这个版本出来后有很多争议，刚刚出版的大陆新版，根据台湾版引进，所以也没有参考书目和人物索引，但复旦版没有收入的一篇文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此次予以恢复。

　　肯定之余，《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有明显问题

　　对于一些删减，江弱水教授认为，“我觉得有些删节是好事情。比如第13章，现在留下的是原来的一半，删掉的部分是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 等，共花了20页。我觉得删得对，这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有机部分”，“如果我来删，甚至会把书中引用的《围城》结尾部分的6页全部删掉”。在江弱水看来，在肯定的同时，《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问题。“再看这本书，不足部分就呈现了。我倒是觉得，夏先生的问题是‘右’，这种‘右’影响了他对文学的判断。这本书对鲁迅评价不高，他评价高的是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

　　夏志清在这本书中对“左派”作家的评价不是很好，在江弱水看来，有时甚至“低到了有问题的程度”。比如在英文版里，鲁迅28页，张爱玲43页，钱锺书29页，“从文学角度，鲁迅分量一定比钱锺书重，鲁迅与张爱玲的比重也绝不是28对43。”

　　“写鲁迅，他不轻易直接引用，写张爱玲时谈《金锁记》，他把这篇小说最漂亮的段落直接引用。写钱锺书，引文比例之高，令我极为惊讶。香港版里用6页把《围城》结局直接引用，鲁迅的《故事新编》，他只引用了5行。”

　　江弱水反问读者，这样写文学史，公平何在？“这是结构和比例问题，他的观点趣味和宽容度有问题。”

　　作者：石剑峰

蘋果日報    藍調人生   傅鏗     20140702

2013年3月，92歲的夏志清先生在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書《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共收錄132封書信，其中有32封是首次面世；每封信後面夏先生又寫了詳盡的背景按語，讓世人多少窺測到了這位以描寫「蒼涼」出名的名女作家晚年的悽苦和落泊，讀後叫人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她在早年寫了多篇體味人生哀婉無奈的小說，而她自己中年以後的後半生則更像是一曲藍調的悲歌。

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在成名作《金鎖記》劈頭便說：「年輕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令人驚嘆的是，一位年青的女作家所看到的月亮，已經顯出了雙重的「陳舊和迷糊」：既如一滴淚珠在超薄的朵雲軒信箋上擴散，又如淚眼所看出去的世界一片模糊。月亮在中國文化中所象徵的正是女人，那篇小說的底蘊也正是女人身世的一片蒼涼。令人惋惜的是，張愛玲兩次不幸的婚姻，仿佛把這位才女的身世也譜成了一曲低沉的藍調。

從1984年12月到1988年 3月，夏志清沒有收到一封張愛玲來信，直到1988年4月，夏志清接到張愛玲來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張愛玲收到後根本沒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班公交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就像她在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稱：「我這一年來為了逃蟲難，一直沒固定地址，真是從何說起。」有一段時間她乃至不願把地址告訴夏志清這樣的老友。我在想，如果以張愛玲的一生來拍一部電影，由李安來執導，看後一定會讓很多人落淚。

張愛玲的悲劇更在於，她的讀者不在英語世界，她那種細膩委婉的筆觸，腸回百轉的情感，沒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很難被人讀懂。《金鎖記》改寫成《怨女》後再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銷售狀況可以說是一點沒有起色，從此她的書在英語世界便失去了出版機會。六十年代張愛玲曾到香港靠寫電影劇本謀生，但不知為什麼她沒有在香港長住下來。這可以說是她在中年犯的另一個錯誤，因為她的讀者和出版商都在漢語世界，身居漢語世界與自己的讀者和出版商一定會有更好的溝通，再說謀生也不至於像在美國那麼艱難，畢竟她既不是學者，也沒有謀生的一技之長，靠翻譯和零星的寫稿來糊口，只能是落得朝不保夕，又忙得不知名堂的悲涼身世。這樣，一個從小做着「天才夢」，早年有如春花怒放的一流女作家，由於處在異國的語言土壤而得不到養分，最後便過早地凋謝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多數人「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驀然回首，人們發現女作家描寫的正是她自己。

江南时报    张爱玲晚年信件首次曝光    王丽    2014.07.03

　　张爱玲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她晚年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近日出版上市。据悉，这本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她晚年信件的首次曝光。

　　夏志清是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1963年始，张爱玲在美国开始跟夏志清往复书简，直至1994年，这三十年期间的信件，张爱玲写了110多封，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在每封信的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

　　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 1991年，她在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去世前4个月，她还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书中夏志清回忆：“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地四处搬家。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文学报/新批评》    刘火：矫枉却已过正——重读《中国现代小说史》    2014-7-3

　　夏公夏志清已于2013年12月29日成仙作古。但夏公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重印本，下简称《小说史》） 显然不会因著者作古而作古。也许相反的是，由于《小说史》引入大陆（2005年）后引发的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小说史或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框架的诸种议 论，继续发酵着《小说史》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震动。此前，想就此写点文字，但一直没有机缘，不曾想到在夏公成仙不久后的三月，我读到了《夏志 清的未竟之功》（止庵，《读书》2014年第3期，下简称“止文”）。“止文”算得上是当下国内文学界或文学史界对《小说史》的一种普遍情绪或者普遍的赞 美，即夏公的《小说史》不像国内之前的“排座次”和“写悼词”的现代小说史，而是汉语世界里的一部“公正的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我觉得，夏公《小说 史》的着力点，也许不在论“正”而在“矫枉”，但“矫枉”却有“过正”的地方。于是，有了这则文字。

　　关于鲁迅

　　鲁迅，这是一个无论何人（除老死时仍然仇恨鲁迅的苏雪林之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无法绕开，也无法避重就轻的小说家。原因不仅仅在于鲁迅的小 说《狂人日记》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甚至也不在于《阿Q正传》是“是现代中国小说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夏志清语），而在于鲁迅的小说开创并奠 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范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大学最先开讲（1949年）的王瑶，对这两部小说是这样评价的。关于《狂人日记》“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 新时代”，《阿Q正传》在1921年写成时“已经有了世界意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5月第1版第5次印刷）。事实上，之 后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并没有超出王瑶1949年至1953年（王著初版为1953年）的评价范围。至于夏著所引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的“鲁 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论断和评价，并不在王瑶的鲁迅小说评价体系里。也就是说，鲁迅小说后来（特别是文华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的认 定，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非中国现代小说史撰写开山时的景况。夏著关于鲁迅小说《呐喊》和《彷徨》的总体评价，并没有超出《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 （1961）之前的总体评价。《小说史》关于鲁迅小说的评价为当代一部份人（即非鲁的一部份人）看好的，不是这一部份，而是《小说史》关于《故事新编》的 评审。

　　《小说史》对《故事新编》的断言：“《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这断言依据的是夏著三 方面的考量，一、“讽刺时政”；二、“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三、“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我们知道，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小说家，从鲁迅写小说开始，鲁迅就是一个为了引起疗救人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如果，我们承认“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并不存对 立的价值判断的话，或者说并不存在两者孰优孰莠的话，那么小说史家就没有理由因为“讽刺时政”而断言是一个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故事新编》对于鲁迅来 说，是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鲁迅小说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它确确实实的直白的讽刺时政之外，它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思想和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对于鲁迅来说，《故事新编》并不是鲁迅的游戏之作，更不是鲁迅自己的“弃儿”，相反，鲁迅是相当看重《故事新编》的。鲁迅生前，多次谈及到《故 事新编》。有自己陈述的，有与人商榷的，有反驳别人对其小说攻奸的。譬如，关于《小说史》针对《故事新编》有关把“孔子、老子、庄子都变成了小丑”的批评 和指责，鲁迅早在1936年就写道（也可以说是“申辩”道），“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的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胸襟高妙，作品久传 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其实，这是一个小说创作简单的不能简单的常识，没 有想到，竟成了《小说史》恣意“恶评”《故事新编》的立论。另外，所谓“悲观”所谓“阴沉”并非《小说史》的发明，早在《故事新编》印行（1936）以及 以单篇发表时，当时的文坛，就有过类似的批评和指责。至于《小说史》中的“路子狭小”更属“过正”之谈。一个作家选择和书写题材的大/小、宽/狭与否，并 不决定由这一题材生成的小说的杰出与否（譬如《小说史》极力赞美的张爱玲的小说题材的路子，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廓大”的），这样的例子用不着举例，本也是 一个小说领域里的常识，但《小说史》竟以此为立论的依据。而又以此断言“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悲的没落”，显然就不是“公正的论”了。鲁迅后来不写 小说--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知人上讲--这并不表明不写小说就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对此，鲁迅在1933年就写道，“我也很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 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 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记忘却了己原先的步伐，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立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 〈短篇小说选择集〉自序》。谈鲁迅的小说就应谈鲁迅小说的文本，而不应涉及小说文本之外的事。至于鲁迅后来不写小说了，怎么就可以以此将鲁迅断为一个小说 家“可悲的没落”了呢？难道因为鲁迅著了《故事新编》，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就不成立了吗？写到这里，想起一个以此相关的话题。面对所谓“文人画”的 抬举和追捧--事实上，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现代小说史的去政治化（这当然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的重大进步）的过程中，矫枉出现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却 大行其道，为此，吴冠中先生晚年说了一句可以给我们当下文学艺术启示的话（在吴冠中《我负丹青》一书里，吴先生多次表达了这层意思），这句话是：“一百个 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时代周报》2010/10/17）。

　　关于老舍

　　“止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怎么说的‘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 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植根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 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我们在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 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了解文学批评的人便可看出，这是相 当深刻的分析，其意义已经超出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四世同堂》的问题不仅仅是失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退，甚至可以说，它一直退到 了整个新文学之前。另外我要补充的是，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

　　“止文”的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肯写了《小说史》对老舍《四世同堂》的评价，一是“止文”自己的引伸和发挥。先说，《小说史》关于对老舍的 评价。其实，《小说史》给了老舍重要的笔墨。《小说史》共三编十九章（恕笔者不知英文原版和台港汉语译本有多少章），其中第二编“成长的十年”里有老舍专 章，仅排在第五章对左派左家的概述和第六章茅盾之后，在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的第十四章”里“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在第七章里， 《小说史》给予了老舍极高的评价，一、老舍“代表了北方和个人主义”；二、“能写出纯粹北平方言”，“个性直截了当，富幽默感”。这两个评价都相当的高，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也是启蒙运动和现代文明的主要价值观之一。把此价值向给了一个并没有个人主义传统里成长起来的中国作 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二、富有小说语言个性的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并不多见。但正是基于此，《小说史》才对在抗战时期时的老舍非难，也就 有了“止文”一文所引《小说史》的那段话。其实在这一大段话前，《小说史》已经先期给《四世同堂》判了“死刑”。《小说史》写道，“《四世同堂》非但没有 符合众望，反而可以说是一本大大的失败之作”。“死刑”的罪有：1、“狭隘的爱国主义”，2、“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3、“善恶二 分”的“机械运用”。其实，在《小说史》里在，早在第七章里就先期给老舍判了“刑”，在赞扬了《骆驼祥子》的同时，《小说史》说，“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 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事实上，这才是《小说史》非难《四世同堂》的真正原因。在第七章里，《小说史》评论《骆驼祥子》时写道“老舍表现了惊人的道德 眼光和心理深度，……读者像是爬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仅仅几年后，事过境迁，同一个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的道德却成了“幼稚的爱国心”和 “善恶二分的机械运用”，而且在《小说史》看来，《四世同堂》“道德气氛变得过分乐观和不真实”。有人评价《小说史》时，说《小说史》超越了意识形态（譬 如左冀左家张天冀的肯定）而公正。但在我看来，这不符合《小说史》的实际。就在《小说史》把《四世同堂》定罪判死刑后，《小说史》紧接着写道：“自从共产 主义中国成立后，老舍一直保持着文坛的高位，……，有好长一段时期，老舍使人觉得，他已经很愉快地适应了位居文坛高位那种忙碌而又空虚的生活”。在此段话 之前，《小说史》还写过“老舍在共产党扩大宣传的运动中，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史》把《四世同堂》以及《四世同堂》作者打入 另册的理论根据。

　　至于说到“止文”里对《四世同堂》的指责，更属不顾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常识，譬如，中外有许多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的杰作，而写这些 作品的作者，哪个在历史的“当时”社会中生活过呢？因为“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而将《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定罪为“胡编乱造的”，这一把历史真实 与艺术真实混而一谈的理论，居然可以如此理直气壮。以此相反，王瑶的《新文学史稿》是这样评论《四世同堂》的：“作者对北京的生活情形很熟悉，又有强烈的 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骨架虽大，结构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 再就是，有关老舍在日据时期没有在北平生活过的情形，《新文学史稿》里有过这样一段辩诬--借老舍的话辩诬--“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事，但我不 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边，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省略号原文所有，引者注）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何况， 就《四世同堂》小说文本来看，不能因为老舍在日据时期没有在北平而认为老舍对北平的不了解。相反的是，《四世同堂》里所呈现的老北京鲜活的世井人生和世俗 生活的场景，恐怕至今也无人出其左右。我们不能仅以小说里反映的抗战主题或者如《小说史》指证的“幼稚的爱国心”和“浅薄”的道德主题，而全部否定了这部 小说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平民生活和平民意愿，以及由平民生活和平民意愿建构起来的个人主义精神，而且它的背景是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时期！

　关于张爱玲

　　《小说史》第十五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大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至整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大陆，生长并繁茂起一茬又一茬“张粉”或“张迷”，按照流行的说法，这都与夏志清夏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不 过，蹊跷的是，张爱玲的重新被认知和被“张粉”，不是大陆而是在台湾。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初 版），在介绍梳理台湾新文学（1921--）时，第十三章“横的移植与现代主义的滥觞”。在这章里，陈著写道“《文学杂志》（刘案，1956年由夏志清的 哥哥夏济安在台北创刊）另外值得注意的，便是夏志清在这段时期介绍了张爱玲到台湾”；第十四章里，陈著写道，“在现代主义见起云涌之际，张爱玲文学在台湾 也普遍传播，蔚为台湾文学的奇异现象”。在陈著的这些梳理里，我们得知，张氏小说进入台湾有两个动力，一是台湾文学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 实践诱发；二是因为夏氏兄弟哥办现代主义的文学期刊弟从美国介绍张爱玲。也就是说，张爱玲的小说是以“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份和样式进入台湾的。而且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张爱玲的小说真正进入台湾，并不是张爱玲四十年代日据时期成名的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刘案，此三部作品都写 于1943年）等小说，而是张爱玲1952年从上海到了香港后写的《秧歌》（1953年）和《赤地之恋》（1953年）。为什么是这两部，而不是张爱玲早 年成名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呢？《台湾新文学史》里写道：“由于这两部小说写的是中共统治下人性被扭曲的故事，这种题材较诸 台湾盛行的反共小说还来得真实生动”。也就是说，张爱玲进入台湾不仅仅因为台湾五十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也不完全因为夏志清的倾情介绍，还因为张 爱玲“被误为反共作家”（陈著）。

　　现在回到《小说史》关于张爱玲专章。在《小说史》开宗明义地把张爱玲封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刘案，此处没有“之一”的）之后，紧接 着，《小说史》又写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为什么《小说史》要首先介绍和评论《秧歌》呢，这跟《秧歌》的题材有关。《秧歌》是 写共产党大陆“饥饿与恐惧”的。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期间（五十年代中后期）就把关于张爱玲的一章，率先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于1957年在 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夏文认为，张氏小说之所以迷人，在于“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抉发 （刘案，复旦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抉发’为‘揭发’）”。不过，我们即使从这段描述和断定中，可以窥见到夏公关于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的指向与意识形 态有关，而非完全现代主义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张氏小说进入台湾是现代主义文学和“误认为”反共小说得以进入的，张氏小说在九十年代重返大陆，是与当 初五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台湾不一样的。除了《小说史》所说的原因外，可能还因为张氏小说的“心理观察，文字技巧、相象力”（傅雷《论张爱玲小说》，1944 年）的高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史》对张爱玲小说的褒奖之词（上文已引不再列入）：

　　——张爱玲雅俗共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发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这种苍凉（刘案，即夏公所说的契可夫的悲剧意识）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看看张爱玲的艺术在最紧张的状态下可以达到多高的巅峰。

　　——《金锁记》长达3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

　　——这样一个青年人的故事，近代好几位欧洲小说家都写过，但是张爱玲笔下的聂传庆是中国旧社会衰颓中的人物。他不是乔伊斯所创造的史蒂芬·代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也不是托马斯·曼所创造的尼奥·克娄格（Tonio Kröger）。

　　——张爱玲充分地运用了她的文字技巧，运用了她的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她的对于善恶的直觉。

　　——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伪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

　　——她同珍·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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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些描述和评判中可以得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出神入化，而且是一个可以与世界“顶级”小说家比肩的人。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是否承受得住如 《小说史》这样的誉美之辞，是否担当起“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一职，这恐怕只是《小说史》的一家之言。张爱玲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日据时期的上海成 名、到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在大陆悄无声息、再到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大陆暴得大名，折射出历史的吊诡，以及人性的幽密。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二十世纪自八十 年代以降国门打开，中国汇入世界主流的急急步子和茫然失措，当然也显现出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与改变。

　　关于文学史的真实和“公正”

　　这就不得不提起本文的写作因缘。现代小说史（也许还包括正在进行时的当代小说史），我们如何更加接近它的直实，以及书写真实的前提“公正”，并 非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尽管如刘绍铭、王德威、陈子善等名家多次论及《小说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小说史》始终绕不开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评价和臧否 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一竿称，并非《小说史》著者自诩的“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任务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前文所列三位作家的“评审”已见，《小 说史》并没能做到完全的“独立”。虽然，不能就此划线，《小说史》里的小说家，孰左孰右，孰共孰国。通读完《小说史》，著者是有倾向性的，尽管将其掩藏了 起来。譬如，《小说史》给鲁迅的赞美就远少于给张爱玲的赞美，而且给张爱玲的赞美之词几乎可以说超过了《小说史》里所有涉及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这就很难 说是“公正的论”。再就是对张爱玲在日据时期上海的行状，只字不提，讳莫如深。《小说史》仅在张爱玲专章的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皮里阳秋的“评审”：“抗 战胜利后，左派作家从内地回到上海。他们立刻进行各种活动，务使文学作品配合他们的宣传活动目的。敌伪时期曾经作文歌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家，到此时不是 问罪坐牢，就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发表什么东西。张爱玲颇有自知之明，在这时期改行写电影剧本。战后的几部优秀的电影，诸如《不了情》、《太太万岁》、《南 北和》剧本都是她改编的”。明眼人都会从这段话里读出《小说史》的意识形态意味。既然《小说史》里对老舍与共产党新政关系有非议，《小说史》却没有谈及到 张爱玲与汉奸的纠集。而这是否有可能遮蔽了另一些真实呢？把《小说史》中有关对老舍和张爱玲的“发现”和“评审”来看，也难见“公正的论”。这当然是一个 很难言说的话题，而且也很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中国自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的“左冀文学”、再到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延安地区和日据 三个方面的文学，再到“延讲”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的另一种延伸的十年文革文学），这中间有太多的话题。就拿《小说史》里的张爱玲专章来说， 历史是一种无奈的先择，还是一种必然的轮回，谁也说不清。惟一说得清的是，由于夏公五十代中后期在台湾的极力推荐和《小说史》在大陆的引进，张爱玲在大陆 不再冷寂，而是涌现了一茬又一茬的“张粉”与“张迷”（如《万象》双月期刊，就曾连篇累牍而持续的刊载与张爱玲相关的文字）。也许，这可以算作是一种“矫 枉”。但在“矫枉”的过程中，像这样“过正”却成了《小说史》的主线和主旨。

　　《小说史》的功绩和地位，被人津津乐道的是，被“为工农兵文艺”的历史书写中被遮蔽的现代小说以及这些小说作家，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也因此让 公众看到了“为工农兵文艺”的书写中被遮蔽的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或者说，以《小说史》的哲学观、美学观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重新建构起这些小说及作家 的意义和地位，无疑在原来“左冀”和“为工农兵文艺”独尊的平台上，炸响一记惊雷。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并非中国现代小说专业的夏公（夏公读博的专业的英 美文学），写出这“无心插柳”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无心插柳”则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圭臬与图腾，至少说是当下自《小说史》进入大陆十年里的圭臬与图 腾。夏济安的学生刘绍铭，在大陆中译本的“引言”里称，《小说史》是“重要性和功用，在最近的将来难有取代”的“经典之作”。而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第 三版的“导言”里称，夏著“行文所显露的自信与权威，后之来者无能出其左右”。由此，《小说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所具有的权威，几乎是不可置疑的。也 由此，《小说史》中涉及到的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和地位的批评和认定，也变得来不可置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小说史》的所认定的小说和小说家 的良/莠、优/劣等的评价及评价体系，差不多就成了中国当下关于现代小说的金科玉律。不过，它们是否就更接近中国现代小说或小说史的真实，或者说，《小说 史》是否真的就做到了“公正的论”，也许还需时间来验证。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另一角度是，中国民间有一个俗语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在这一部持 续享有崇高声誉的《小说史》译介引进时，使得之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一如弃履。

　　愿天堂的夏公，宽恕笔者的莽撞。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 披露张爱玲晚年窘况    2014.07.04

        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这本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她晚年信件的首次曝光。这也是夏志清教授的最后一本书。

　　张爱玲与夏志清的信笺往来上百封，两人就是通过持续的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他唯一信任的人。张爱玲一九七零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张过世之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信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坦率，真实。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苍凉，但只有夏志清最懂得，我们不知晓张爱玲凉薄的一面，但只有夏志清最能理解。

　　夏先生生前曾表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发表，距今将近十六年。现终于编集成书。之所以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在这些信中，夏志清交代：“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信中还披露了张爱玲晚年一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窘况。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该书展现了一个世人未曾看到的张爱玲，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人生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夏志清在书中加入了很多注解说明，当然还有图片，里面还有张爱玲的手稿，比如圣诞卡上的字，所以非常难得。这些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面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教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反映出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每日新报    张爱玲晚年信件手稿首曝光    2014.07.09

　　因为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极力推崇，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才得以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如今，收录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往复的上百封书简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终于推出简体中文版。该书既是张爱玲晚年信件手稿的首次曝光，也是学贯中西的夏志清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将为读者探寻张爱玲最私密的心灵角落。夏志清先生在去年首发这本书时曾表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1997年4月首次发表，距今将近16年，现终于编集成书。之所以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张爱玲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她晚年为何出现幻想症……《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将为读者展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张爱玲，该书是迄今公之于世的张爱玲信件的集大成者，收录了最完整的张爱玲书信手稿，是了解张爱玲文学世界及生活侧影的第一手资料。学界传奇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可以说，没有夏志清的推崇就没有张爱玲的文学辉煌，是他“把张爱玲从遗忘中挖掘出来的”，他是张爱玲最信赖的人，也是最懂张爱玲的人。张爱玲与夏志清通过持续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他们的通信见证了文学史上最难得的一场相知相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的状况。张爱玲上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断绝与外界的联络，她过世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志清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1963年到 1994年这30多年间，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了110多封信，在这些信里，她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袒露自己如何思辨、如何质疑、如何哀伤、如何劝慰、如何任性脆弱、如何柴米油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中，夏志清把张爱玲寄给他的明信片、贺年卡和信札按日期先后排列并按发信的地址分成6组，每封信后都加上按语，对信中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批注和说明，利于读者读懂张爱玲。此外，书中还收录诸多珍贵图片，譬如张爱玲的手稿和写在圣诞卡上的字，非常难得。

　　这些信件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坦率而真实，夏志清也深知张爱玲晚年的苦： “张爱玲晚年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张爱玲的“信物”配以夏志清的“按语”，将让读者通过夏志清的眼光真正而长久地注视张爱玲谜样的人生，帮助读者探寻张爱玲最私密的心灵角落。新报记者 仇宇浩

长江日报(武汉)    张爱玲嫁了两个坏丈夫    2014.07.09

　　昨日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下周，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文简体版将正式面世。在书中，110余封张爱玲晚年信件首次在大陆曝光，这也是迄今收录最完整的张爱玲书信手稿。

　　正是由于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的极力推崇，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登上世界文学舞台。张爱玲也曾说过，夏志清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是夏志清所著的最后一本书，该书于2013年首先在台湾出版，他在序言里表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发表，距今将近十六年。现终于编集成书。之所以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为了让读者理解张爱玲每封信件的来龙去脉，夏志清在书中加入了很多注解说明，还配上了张爱玲的手稿等。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夏志清则写道：“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张爱玲：他们喜欢的正是我想拆穿的

　　张爱玲晚年生活在美国，也曾创作了《北地胭脂》等作品，不过出版都不顺利。张爱玲于是写信请求夏志清，请他找些外国评论家与编辑看看书稿。夏志清在书中说：“我硬着头皮找了同系教授Donald Keene，但他的反映并不好。”后来，《北地胭脂》辗转在英国出版，夏志清说：“张爱玲在美国不吃香，此书出版后简直没有一点反应。”

　　对于自己的四处碰壁，张爱玲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她在信中写道：“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夏志清也有与张爱玲同样的感慨。他在注解中说：“其实我在哥大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不仅新儒家是热门，到了二十世纪末年，好像任何宗教的势力都在膨胀，‘五四’时期所提倡的那种批判精神倒反而算是过时的了。”

　　夏志清：爱玲嫁了两个坏丈夫

　　张爱玲的爱情与婚姻，在她去世后成为传奇。她的两任丈夫，一个是作家胡兰成，另一个是美国左派作家赖雅。

　　“赖雅身体越来越坏，瘫痪在床，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去伺候他，心情当然不好。”夏志清在书中说张爱玲的晚年家庭生活是“阴郁沉闷”的，他甚至透露因为经济困难，张爱玲还不得不前往纽约打胎。

　　对于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张爱玲则抱定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她给夏志清写道：“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向来说话直率的夏志清表示：“我一直认为爱玲的才华，晚年没有发挥，是嫁了两个坏丈夫。”

　　（记者欧阳春艳）

燕赵都市报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   2014.07.14

        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这本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她晚年信件的首次曝光。这也是夏志清教授的最后一本书。

　　张爱玲与夏志清的信笺往来上百封，夏先生表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发表，距今将近十六年。现终于编集成书。之所以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张爱玲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她晚年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该书展现了一个世人未曾看到的张爱玲，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人生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作者：肖煜

深圳晚报    张爱玲遇上夏志清    2014.07.13

爱玲自谓“对文艺往往过苛”，我想这是指中国文艺，尤其是现代、当代文艺而言。自己才华太高，本国的同代作家看不看也就无关紧要了。

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

深圳晚报周末编辑部

1995年9月8日，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张爱玲的遗体被发现。从那个时候算起，近19年了，“人人仿佛张爱玲”——醉心文艺的，试图从张爱玲的小说里发现旧时的情调；痴迷“小资”的，带着考究的劲头学习张爱玲的发型、旗袍，乃至文章里的饮食癖好；热衷八卦的，则干脆将目光投向张爱玲本人的身世、婚恋……

热爱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20岁便惊艳文坛，书写出许多精彩佳作，一生传奇。但许多人并不清楚，张爱玲的文学辉煌，却和另一个人密切相关，这个人便是夏志清，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假如没有夏志清的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开始。

夏志清，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他是学界传奇。没有夏志清的评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三个闪亮的名字；也正由于夏志清的极力推崇，让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登上世界文学舞台。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他唯一信任的人。

张爱玲上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张过世之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了。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张爱玲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她晚年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在与夏志清的通信中，张爱玲那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人生真相浮现在世人眼前。

当张爱玲遇上夏志清，作为读者，我们感受到他俩“暖洋洋”的友谊，也见证了“寒嗞嗞”的人间。

深圳晚报    何必说张爱玲晚景凄凉    2014.07.13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张爱玲一生没什么朋友。如果说有朋友，那就是宋以朗的父母：宋淇与邝文美夫妇。宋淇夫妇是张爱玲生前指定的遗产继承人，他们去世之后，宋以朗便成为“张爱玲遗物的看护人”。

近日，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探隐晚年张爱玲的人生真相。借此，深晚记者专访宋以朗先生，请他讲述所知道的“晚年张爱玲”。

张爱玲遗物中第二重要的是书信

深圳晚报：您认为“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在所有遗物中，占有什么位置？

宋以朗：我认为张爱玲遗物中最重要的是遗稿，尤其有些已经完成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发表，不过现时再没有障碍，如《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少帅》等等。其次是一些残稿，要花一点工夫才可以出版，如《海上花》英译本、《重返边城》等等。

第二重要的是书信。书信来往最多是与宋淇夫妇，其次就是与夏志清先生。

深圳晚报：2011年，您根据张爱玲与您父母间的往来信件整理了《张爱玲私语录》一书出版。如果比较“张爱玲给宋淇与邝文美的信”和“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宋以朗：《张爱玲私语录》的前言说明：“选取的信札始于一九五五年张爱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盖了他们交往的各个时期，而所编选的内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为主。”

相对来讲，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就没有太多友情，通常都只是出版计划、写作进度、文学评论等业务题目，加上一些公式化的问候。

深圳晚报：无论是《张爱玲私语录》，还是《张爱玲给我的信》，张爱玲的信件后都加了按语。在书信集中，“按语”起到什么作用？

宋以朗：有些事只能靠当事人注解。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张爱玲语录”的背景和相关典故，编者酌加了大量注释，不少注释很专业，有些“今典”如不加注，即使专门的研究者恐怕也会不明所以。通过注释，才会真正弄懂一些话的实有所指。

夏志清定做的那篇小说就是《小团圆》

深圳晚报：您决定出版《小团圆》一书后，曾经备受批评，当时您说“时间会让批评停止”，如今，你是否较少听到批评之声了？

宋以朗：2009年，《小团圆》出版，立即雄霸了大陆与港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罕见。我在2010年发表过一篇《我看，看张───书于张爱玲九十诞辰》，现在不妨沿用当时的说法，将出版后的读者反应分为“三波”表述。

第一波时，多数意见都是抗议出版，有人甚至连书也未看已抢着发言，更鼓吹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吸取了出版《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教训，我很庆幸自己在《小团圆》前言中交代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否则必定有各式各样的无稽猜测。

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这阶段的论者以八卦趣味为焦点，问他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会答 “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这么一说，娱乐报道就是文学批评了。至于第一波的反对声音，在这阶段已经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他们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前途。

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回到文本之上，探讨作者的技巧、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得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深圳晚报：夏志清先生与《小团圆》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宋以朗：1976年3月15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你定做的那篇小说就是《小团圆》，而且长达十八万字（！）。”1998年，那封信在《联合文学》登出来，夏志清当时加上了按语：“但是看不到自己的旧信，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当然早已想不起来了。”

大家都必然想知那是个什么主意？

1976年4月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氏夫妇，“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

原来真相是如此。

只要张爱玲喜欢何必要她一定住花园洋房

深圳晚报：晚年的张爱玲，随着各种资料的解密，我们知道了她凄凉的晚景。有人觉得“女神”倒塌，有人为她的晚景唏嘘不已。可否为我们还原一下“晚年的张爱玲”？

宋以朗：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

张爱玲究竟有多少钱？大概是240万港币左右。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一百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还会给人取笑他在北京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万港币在大陆(或香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光明网   一个作家和一个评论家  2014.07.13

　　熟悉张爱玲的人，一定都知道夏志清。正是后者不遗余力地赞赏，才让这位天才作家不至于百年后才被世人知晓。近日，夏志清生前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1963年至1994年，张爱玲在美国期间，写给夏志清的100多封信。

　　在知名学者陈子善看来，这本书无疑对张爱玲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甚至“研究张爱玲，这本书不能不看”。至于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陈子善则认为，就是“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的关系。

　　两人在信件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的理解

　　陈子善介绍，《张爱玲给我的信》这本书的诞生有个过程。起初是1990年在台湾的《联合文学》杂志上不定期连载，他当时就追着连载每封信都看。但后来由于夏志清先生年纪大，事情也多，信件的事情渐渐耽搁，一直到后来才又把每封信的注释弄完。去年在台湾推出单行本，陈子善拿到书后，又挑拣着看了很多注释。

　　陈子善说，张爱玲晚年写信不多，除了宋淇邝文美夫妇，接下来就是夏志清，当然还有庄信正。不过给庄信正的书信之前推出过《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可能张爱玲跟夏志清的通信后期被知道的最多。

　　《张爱玲给我的信》这本书，在陈子善看来，囊括了两人三十多年的通信，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研究的线索。比如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写，说自己正在修改《十八春》、或者正在写《同学少年都不贱》等，这些写作进度都会跟夏志清通报。另一方面，夏志清也会在信里跟张爱玲交流，建议她有哪些内容可以写，比如写写家人。

　　除了写作，陈子善介绍，张爱玲和夏志清之间也经常就翻译的问题交流，比如张爱玲后来把《金锁记》翻译成英文。信件中，两人交谈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有很多两人关于文学的理解，对研究张爱玲的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或者换句话说，研究张爱玲，这本书不能不看。

　　张爱玲跟夏志清就是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

　　谈及张爱玲跟夏志清的关系，陈子善表示，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很充分的评价，张爱玲也很感谢、感激他。某种程度上讲，两人对文学的态度比较接近，有很多话题可以交流。但陈子善对于张爱玲跟夏志清之间用“知遇之恩”的说法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两人是同龄人，不是前后辈的关系，应该用“一个作家和一个评论家”来形容更准确。

　　有趣的是，陈子善强调，区别于一般的作家和评论家关系搞不好，张爱玲和夏志清之间是相互欣赏的。但他同时也承认，两人的融洽关系得益于前面有铺垫，即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作品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两人可以相互平心静气讨论。陈子善举例，在信件里，夏志清会提供很多意见给张爱玲，张爱玲也会认真听取，但张爱玲一向个性强，不全会按照别人说的做，所以不是夏志清所有的建议都会被采纳。这些夏志清在书里的注释也都有说明。

　　唯一遗憾是夏志清写给张爱玲的信保存不全

　　谈到夏志清之于张爱玲作品的作用，陈子善认为，比较客观地来讲，张爱玲的文字才华和成就迟早会被人认识，就像曹雪芹的手抄本，一百多年后被人知道。但夏志清的贡献在于把张爱玲的作品和长处介绍给读者，加上后来苏伟贞对张爱玲的研究，后人就慢慢跟上了。陈子善表示，如果没有夏志清，张爱玲被人认识的时间肯定要往后远远推迟。

　　还有一点是陈子善强调的。当时张爱玲的作品得过不少名人，比如傅雷的好评。但比较起这种独立的文学批评，夏志清是第一个将张爱玲的作品评价写进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这样分量就不一样了。陈子善介绍，当时夏志清在学英文，到了美国后，他给宋淇写信说，打算写小说史。宋淇后来邮寄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给他，夏志清一看，觉得好得不得了，这才有了以后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讲，陈子善认为宋淇对张爱玲的作品推介也做出了贡献。

　　不过，陈子善也提到这本书的遗憾之处，因为夏志清给张爱玲的信件找不全了。他提到，晚年张爱玲经常搬家，连自己手稿都没保存好，夏志清写的信件保存下来的就更少。所以书中，只附了一小部分夏志清的信，虽然夏志清加了注释，但如果有两个人全部的信件能放在一起对照着看，读者应该会有更好得了解。

中国新闻网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 揭秘张爱玲晚年窘况    2014.07.14

　　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这本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她晚年信件的首次曝光。这也是夏志清教授的最后一本书。

　　张爱玲与夏志清的信笺往来上百封，两人就是通过持续的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他唯一信任的人。张爱玲一九七零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张过世之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信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坦率，真实。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苍凉，但只有夏志清最懂得，我们不知晓张爱玲凉薄的一面，但只有夏志清最能理解。

　　夏先生生前曾表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发表，距今将近十六年。现终于编集成书。之所以出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在这些信中，夏志清交代：“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信中还披露了张爱玲晚年一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窘况。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该书展现了一个世人未曾看到的张爱玲，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人生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夏志清在书中加入了很多注解说明，当然还有图片，里面还有张爱玲的手稿，比如圣诞卡上的字，所以非常难得。这些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面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教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反映出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京郊日报    坦率的心灵沟通    2014.07.16

● 张光茫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家，早已成为一种文化风尚。晚年生活在美国洛杉矶，深居简出的作风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现在，文学史家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是了解张爱玲文学世界及生活侧影的第一手资料，能从中读到她坦率而真诚的心灵慰藉。

　　这本书收录从1963年到1994年，张爱玲跟夏志清的往复书信100多封。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信中还披露了张爱玲晚年一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窘况。早期投稿为何屡受挫败？晚年在美国生活为什么那么穷？窘迫下她的生活资金来源是什么？为何精神上出现了幻想症？通过夏志清的眼光，展现了一个世人未曾看到的张爱玲，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人生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慢慢浮现。

　　张爱玲与夏志清通过持续的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他们之间的信件，是最真切的身边散文。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他惟一信任的人。信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每封信的后面，夏志清加上了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批注和说明。不论张爱玲的世界是华丽还是苍凉，只有夏志清最能懂她、理解她，他们的通信也见证了真实的人间。

　　张爱玲成名极早，刚出道便名扬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成为一颗耀眼的文坛新星。当时光流转20年后，她漂泊在华盛顿时，却遭遇了写作事业的滑铁卢，空有满腹才华却无处售卖，并为生活发愁。这个时期她写给夏的信件，每一句读来都让人心酸不已，有一种英雄落魄的悲凉之感。她对自己在美国不吃香的处境心知肚明，她知道文学也有其植根之土，“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种不合时宜、不肯屈服的性格，生生地将她的生活逼到了窘境。

　　张爱玲偏偏又是倔强的，倔强中带着清高。每当不得不谈到钱的问题时，她总是下意识地用英文来取代中文。在俄亥俄州居住的时候，她给夏的信中多用 “commission”一词来替代中文“钱”字。在“固定收入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改写自己的小说，“那部小说改写不是为了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因为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有人要，不过总要自己这一关先通过。”她明知稿子没人要，还依然一改再改，甚至打字时发现不妥之处，依然要改，哪怕耽搁了时间也在所不惜。由此可知，自恋的张爱玲，更是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的人。

        夏志清是学界的传奇。没有他的评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三个闪亮的名字。他对于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张的体质羸弱来自童年生活的不幸，建议张多运动等。他更勇于发表自己生活的意见，从健康到养生，从文学到爱情，信笔写来，如话家常。我们可以想象张当年读夏信时或莞尔、或感动的反应，两人之间的互动让书信集有了光彩。

　　最后想说的是，张爱玲的才气、乖张与冷艳，无不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叫人看不透，也说不明。仿佛她总是习惯于用她笔下的那席“爬满了虱子”的华袍，来掩盖千疮百孔的人生。“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张爱玲以她艳异传奇的一生，诠释了一个时代的沉浮。

江西日报(南昌)    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    2014.07.18

熟悉张爱玲的人，一定都知道夏志清。正是后者不遗余力的赞赏，才让这位天才作家不至于百年后才被世人知晓。近日，夏志清生前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1963年至1994年，张爱玲在美国期间写给夏志清的100多封信。

在知名学者陈子善看来，这本书无疑对张爱玲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甚至“研究张爱玲，这本书不能不看”。至于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陈子善则认为，就是“”的关系。

信件中有很多对文学的理解

陈子善介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本书的诞生有个过程。起初这些信于1990年在台湾的《联合文学》杂志上不定期连载，他当时还追看过。后来由于夏志清上了年纪，事情又多，信件的事情渐渐被耽搁下来。一直到去世前，夏志清才委托朋友，把每封信的注释弄完。去年，台湾地区出版社将相关信件收集起来，推出了单行本。

陈子善说，张爱玲晚年写信不多，除了宋淇、邝文美夫妇，接下来就是夏志清。在陈子善看来，这本书囊括了两人30多年的通信，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线索。比如张爱玲在信里说，自己正在修改《十八春》，又说正在写《同学少年都不贱》等。信件中，两人交谈的话题涉及面广，有很多关于文学的见解，对研究张爱玲的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他们就是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

陈子善表示，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很充分的评价，张爱玲也很感谢、感激他。从某种程度上讲，两人对文学的态度比较接近。陈子善不赞同“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的说法。在他看来，这两个人同龄，不是前后辈的关系，用“作家和评论家”来形容更准确。

陈子善说，一般的作家和评论家关系并不好，张爱玲和夏志清却相互欣赏。他同时也承认，两人的融洽关系得益于前面有铺垫，即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作品持正面评价，两人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在信件里，夏志清会提出很多意见，张爱玲则认真听取。当然，张爱玲的个性一向很强，不会完全按照别人说的去做，这些夏志清在注释里做了说明。

信件保存不全成憾事

谈及夏志清之于张爱玲作品的作用，陈子善认为，客观地讲，张爱玲的文字才华和成就迟早会被人认识，就像曹雪芹的手抄本，一百多年后被人知道。夏志清的贡献在于把张爱玲的作品和长处介绍给读者，加上苏伟贞对张爱玲的研究，后人就慢慢跟上了。陈子善说，如果没有夏志清，张爱玲被人认识的时间肯定要往后推迟。

还有一点是陈子善强调的。当时张爱玲的作品得过不少名人，比如傅雷的好评。但夏志清是第一个将张爱玲的作品评价写进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这样分量就不一样了。

不过，陈子善也提到这本书的遗憾之处，那就是二人来往信件保存不全。晚年张爱玲经常搬家，连自己的手稿都没保存好，夏志清写的信件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如果两个人全部的信件能放在一起对照着看，想来会更好。

崔华林

天生小报记者八卦眼  2014.07.18

        《听水读抄》是陆公子安迪的第三本随笔集，和之前的《东写西读》《看图识字》一样，辑的是发表在《深圳商报》上的专栏文章。陆公子爱美，书籍装帧自不用说，手工包的布面精装，用的是英国美术家威廉·莫里斯的绿叶纹样，书里还有篇文章，叫《花纹要往精细里做。钦此》。

我三月在英国，有天去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看珠宝展，看到饥肠辘辘，奔去一楼餐厅吃点心。刚坐下，收到公子短信：有没有看到威廉·莫里斯的绿房子？我抬头张望一下，餐厅四壁都是绿色图案，美得惊人，于是回信：我正坐在绿房子里喝下午茶。他恨恨地说：我以前来时没开门，只能隔着玻璃朝里张张，你竟然坐在里面喝茶！我心想，你都把他的绿叶印在书封上，还想怎样。

翻开内页，简直恨妒到不行。陆公子爱收藏美笺，然后请相熟的文化老人在美笺上题字，平日都锁在深闺不让人看，这次居然破例拿出十六叶印在书前，有冯至、施蛰存、金克木、王世襄、黄裳等老先生的字，“如同演唱会请大牌明星当嘉宾，助阵撑腰”。如此美笺配诸老墨宝，这不是拉仇恨是什么。

作为资深“钱迷”，陆公子将五分之一的内容贡献给了钱锺书，正经读书之余，少不了带着“小报记者八卦眼”。一篇《窃听张爱玲私语》，写他读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翻就翻到张爱玲对钱锺书的议论，如获至宝。钱讨厌张，大家都知道，不稀奇，“但张爱玲对钱锺书怎么看，却不曾听说……张爱玲读了夏志清写的《重晤钱锺书》，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给夏的信中说：‘他（指钱）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夏志清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和钱锺书“挖掘”出来，捧为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高峰，影响了西方甚至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钱虽不满与张并列，但对夏大约相当欣赏。公子点评：“她从照片上看出钱锺书‘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光敏锐独到。”

陆公子的八卦内心，在《宁愿她不守口如瓶》一篇中展现无遗。他说张爱玲选丈夫的眼光极差，但选朋友的眼光却极好。张的闺蜜邝文美女士终身守口如瓶直至去世，公子曾为《万象》向邝女士约稿不成，八卦心没能满足，于是说：“作为张爱玲的读者，却宁愿邝女士能‘出卖’朋友……少了一个朋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文坛多了一番热闹，岂不快哉！”八卦资历尚浅的人，读到这里自然满心欢喜，有前辈作表率，下次八卦时更可以理直气壮。

长江网    110封张爱玲晚年信件首次曝光:才华被生活拖累    2014.07.22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上市

　　■本报记者 卢欢

　　由张爱玲与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整理而成的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文简体版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本月正式上市。该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她的110余封晚年信件首次在大陆曝光。

　　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两人通过持续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他们之间的信笺往来上百封，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

　　张爱玲在信中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等。而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说明。他生前将之作为自己最后一本书整理出版，并表示：“是希望能增进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对张爱玲有兴趣的人，从信里能够看出她的奋斗，她的生不逢时。”

　　曾经作品引得洛阳纸贵的张爱玲在移居美国后遭遇了写作事业的滑铁卢，相当长时间里为生活发愁。虽然她明白文学也有其植根之土，但“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种不合时宜、不肯屈服的性格生生地将她的生活逼到了窘境。夏志清也回忆说：“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揭露中国人的丑陋，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

　　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搬家，晚年的她太苦了!

　　在书信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更勇于发表自己生活的意见，如揣想张的体质羸弱来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议张多做运动等。

　　他为张爱玲晚年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而感叹。在他的描述中，“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张爱玲晚年的家庭生活是“阴郁沉闷”的。夏志清从书信的字里行间猜到46岁的张爱玲来纽约正是为了打胎，虽然她在信中并没有透露这件事。他在信后的注释中说，张爱玲高龄打胎是因为经济不许可，照顾多病的丈夫(即美国左派作家赖雅)已经很不容易，她自己又必须工作，哪有余力养孩子?打胎后的张爱玲缺乏调养，又要翻译《海上花》，导致日后身体更坏，影响了工作成绩和创作力。夏志清更认为，张爱玲的才华，晚年没有发挥，是因为嫁了两个坏丈夫。

扬子晚报    夏志清惊叹“她太苦了！”    2014.07.22

“有如苍白湿润的铃兰，拂晓时，她躺在我身边。”读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让我想起了庞德的这首诗歌。坦坦白白，鱼雁往返，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张爱玲与夏志清以三十余年的往复书简，告诉我们如何思辨、如何质疑、如何哀伤、如何劝慰、如何告别、如何任性脆弱、如何柴米油盐……织造出一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风景。试着辨识那些字里行间的迹证与致密的人情脉络，然后，终有一天，我们总会懂得人间的真实。

张爱玲、夏志清俩人通过持续书信来往成为精神至交，他们之间的信件真实、真切，让我仿若自己手捧着信笺，感触当时交流的坦诚天真。张爱玲晚年苍凉凄苦，在书中夏志清惊叹：“她太苦了！”

“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我这几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来信。 ”

“我这样莫名其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何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两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帐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和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夏志清先生倾其一生积累之信件，与千万“张迷”共享了文学史上一场精神盛宴。感谢夏先生临终之前给了“张迷”一次窥探文学女神内心世界的机会，希望藉此芸芸众生更懂她的文字，她的世界。 恢 恢

新京报    功利大于情谊    2014.08.02

由夏志清编注与张爱玲三十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刚推出简体版，其实，有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和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珠玉在前，这本书并非是张爱玲晚年信件的首度曝光，却因其时间跨度之长，信件数量之多，以及夏志清“中国文评第一人”的身份和他“最懂张爱玲”的美誉，格外引人注目。然而读毕全书，我的心情却是失落的，期待了一年有余的张爱玲研究资料，竟是一本失望之书。

　　读者重温“张腔”的机会

　　□书评人 李青

　　张爱玲远走美国后，离群索居，以孤岛自喻，到了1988年，她在散文集《续集》序言中质疑，“作者借用书刊和读者间接沟通，演员却非直接面对观众不可，为什么作家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

　　要说夏志清公开发表的118封信，侵犯了作家张爱玲的隐私权，也有些小题大做。在张爱玲上世纪80年代与庄信正的通信中，她就明确表示过“我的信发表没关系，如果有声明请不要告诉别人，需要涂抹的绝对看不见。”由此可见，她早已心知肚明，围绕“作家”身份展开的种种自写与他写，未来都将会随着 “张爱玲”这个名字一起，被归入供后世研究的文学档案馆。

　　可贵的是，这百余封信件，的确与张爱玲后半生的生活轨迹与创作关怀具有互文性，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温习“张腔”的延续，例如她在1965年第8封信中所言“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亦能捕捉到其写作生涯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她为《怨女》作序提及《红楼梦》，不料越写越长，最终写出一部《红楼梦魇》。还有，她竟与《清宫秘史》的编剧姚克交情匪浅，写作中碰到方言词等零碎的问题，总要去信给他一问究竟。当然，也少不了胡兰成，除那句著名的“讲我的部分夹缠的奇怪”，还有一句“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夏志清反客为主的“按语”

　　所以将这本书称为“失望之书”，不是因为私人通信的出版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也不是因为张爱玲在书信中所呈现的面目让人大跌眼镜 ——她还是一如既往，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漠、孤独与焦虑，症结所在，是夏志清为每封信件所附加的“按语”。身为与张爱玲鱼雁传书的当事人，按语的作用应当是作为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信件文本的内容，而纵观书中夏志清的按语，亦不可谓不“夹缠的奇怪”，总有些反客为主，夺人眼球的意思。

　　大概在夏志清的眼中，自己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不仅首开先例地肯定其重要地位，更将《金锁记》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中篇小说。

　　故而在诸多按语中，这位比张爱玲还年轻一岁的文学评论家，有意无意间渲染着自己的地位之重要。在回忆与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就张爱玲作品版权问题所做的接洽时，他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又不无得意地补述“原来我是得到书面嘱托为她（张爱玲）办事的全权代表，此事可能与宋淇无关”。

　　面对不善人际交往，在美国过得也并不顺利的张爱玲，为她提供过不少帮助的夏志清自视为其挚友，尽管回信的态度诚恳谦卑，但在按语的措辞中，还是暴露了他作为才子的自负与浮夸，以自己独断的逻辑和习惯，去揣度、想象、评价只与他见过数面的张爱玲。

　　张爱玲与夏志清的客套话

　　反观张爱玲，她给夏志清的信基本都是围绕出版计划、写作进度、文学评论等业务，加上几句颇有些距离感的问候，尽管偶尔也会写“我这些年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太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但将夏志清视为“看得起我的人”感到负疚，还是客套居多，比不上与宋淇夫妇告别后一路哭回房间的深情，也没有与小友庄信正在信中家长里短谈天的雅兴。她甚至对夏志清给蒋晓芸写序讲到《倾城之恋》颇有微词，说“我不免觉得是女性作家就要拿我去比”，夏在按语中倒是罕见地未作辩白，只回应“其实当年崇张最虔诚的小说家朱西宁，也曾大大赞扬过蒋晓芸。”可赞扬过又如何？环境与时代，都已大相径庭，我读来不禁有疑虑，似乎张爱玲确实已经成为夏志清在研究女性文学时最重要的底牌和标尺，他与张爱玲的交往，依旧是功利大于情谊。

　　另一方面，或许由于夏志清的自负，抑或是如王德威在代跋中所言，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来是学界传奇，他在按语之中，不仅反复谈论自己的情史，还毫无顾忌地泄露了不少陈年旧事。最夸张的是，在第44封信里自曝和台湾作家陈若曦的两段婚外情，又用洋洋洒洒数百字逐一列举五点理由，痛斥陈若曦抹黑自己，欺世盗名，其中牵连者众，皆文坛名士。隔了几十年还玩这种低劣的隔空喊话游戏，不免让人哑然失笑，更何况凡此种种，皆与全书主题无关，不知热衷冷观热望的小报爱好者张爱玲，若见到这番风波，又会作何感想了。

　　掩卷唏嘘，我想起张爱玲早期小说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她自己设计的图画，正中是一幅晚清仕女图，另一侧，有个比例夸张的人形倚栏眺望，她曾撰文自白“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今想来，我辈读者，就好比那与画面格格不入的现代人，努力窥视，乐此不疲。夏志清新故，张爱玲亦逝世近二十年，《张爱玲给我的信》一书，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还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的独特角度，可一而不可再，沿着这条幽微隐秘的小径，把我们带回半世纪前那华丽或苍凉的文学现场。

　　■ 链接

　　夏志清的按语

　　1、1967年台湾作家於梨华赴纽约，与夏志清一同拜访张爱玲，张未响应夏去上海餐厅吃点心的提议，选择在自家公寓吃干酪饼干配红酒，夏也在按语中发牢骚“虽知道她脾气怪，爱玲不肯赏光，我仍免不了有些失望。”大概是感到在“外人”面前失了面子，有些过意不去。

　　2、1972年张爱玲去信表示收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却因卧病和“忙得昏天黑地”，没有来得及细看自己翻译的《金锁记》，夏志清也大呼“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我自己看到副刊、杂志上有我的文章，总是当天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3、就连从宋淇夫人邝文美信中得知张爱玲未曾向他披露的打胎事宜后，他也要指手画脚地品评一番：“一个女人即使不爱孩子，怎舍得把自己的骨肉打掉？我一直认为爱玲的才华晚年没有发挥，是嫁了两个坏丈夫”。

《张爱玲给我的信》:一本失望之书    【2014年8月2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表略有删改，是为原文】

七月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大陆出版，由夏志清亲自编注与张爱玲三十余年的往复书简。其实，有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和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珠玉在前，这本书并非是张爱玲晚年信件的首度曝光，却因其时间跨度之长，信件数量之多，以及夏志清“中国文评第一人”的身份和他“最懂张爱玲”的美誉，格外引人注目，然而读毕全书，我的心情却是失落的，期待了一年有余的张爱玲研究资料，竟是一本失望之书。

罗兰巴特说过，“如果我作为一名作家逝去，我多么希望我的生命，通过一位善意的、洒脱的传记家之笔，浓缩为几处细节，几种味道，几种曲折。”也有像纪德这样的作者，通过日记与自传，利用人与作品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与读者的对话。张爱玲则显然是异类，在处女作《我的天才梦》中，她就坦言 “在没有人与人交换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远走美国后，她离群索居，以孤岛自喻，到了1988年，她仍在散文集《续集》序言中质疑，“作者借用书刊和读者间接沟通，演员却非直接面对观众不可，为什么作家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

要说夏志清公开发表的118封信，侵犯了作家张爱玲的隐私权，也有些小题大做。在张爱玲八十年代与庄信正的通信中，她就明确表示过“我的信发表没关系，如果有声明请不要告诉别人的，需要涂抹的绝对看不见。”由此可见，虽然依然习惯背对读者，但她早已心知肚明，围绕“作家”身份展开的种种自写与他写，未来都将会随着“张爱玲”这个名字一起，被归入供后世研究的文学档案馆，这是事实，避无可避。

德勒兹认为，信件“即时写作”的特质，潜伏着书写者的心理状态，而书信“往来”运动形成的流量意义，更在于其路径具有穿透力。可贵的是，这三十年间的百余封信件，的确与张爱玲后半生的生活轨迹与创作关怀具有互文性，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温习“张腔”的延续，例如她在1965年第8封信中所言“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亦能捕捉到其写作生涯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她为《怨女》作序提及《红楼梦》，不料越写越长，最终写出一部《红楼梦魇》，还有，她竟与《清宫秘史》的编剧姚克交情匪浅，写作中碰到方言词等零碎的问题，总要去信给他一问究竟，当然，也少不了胡兰成，除那句著名的“讲我的部分夹缠的奇怪”，还有一句“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对其散文集《今生今世》中涉及自己的几个章节，做出了些颇为不屑的澄清。

所以我将这本书称为“失望之书”，不是因为私人通信的出版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也不是因为张爱玲在书信中所呈现的面目让人大跌眼镜——她还是一如既往，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漠、孤独与焦虑，症结所在，是夏志清为每封信件所附加的“按语”。借用本雅明的观点，评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应当像模仿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用不同方式看待对象的产物。身为与张爱玲鱼雁传书的当事人，按语的作用应当是作为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信件文本的内容，而纵观书中夏志清的按语，亦不可谓不“夹缠的奇怪”，总有些反客为主，夺人眼球的意思。

大概在夏志清的眼中，自己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不仅首开先例地肯定其重要地位，更将《金锁记》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中篇小说，自此，张爱玲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行列，成为炙手可热的名作家。

故而在诸多按语之中，这位比张爱玲还年轻一岁的文学评论家，有意无意间，毫不客气地渲染着自己的地位之重要。在回忆与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就张爱玲作品版权问题所做的接洽时，他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又不无得意地补述“原来我是得到书面嘱托为她（张爱玲）办事的全权代表，此事可能与宋淇无关”。1967年台湾作家於梨华赴纽约，与夏志清一同拜访张爱玲，张未应响应夏去上海餐厅吃点心的提议，选择在自家公寓吃干酪饼干配红酒，夏也在按语中发牢骚“虽知道她脾气怪，爱玲不肯赏光，我仍免不了有些失望。”大概是感到在“外人”面前失了面子，有些过意不去。1972年张爱玲去信表示收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却因卧病和“忙得昏天黑地”，没有来及细看自己翻译的《金锁记》，夏志清也大呼“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我自己看到副刊、杂志上有我的文章，总是当天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就连从宋淇夫人邝文美信中得知张爱玲未曾向他披露的打胎事宜后，他也要指手画脚地品评一番： “一个女人即使不爱孩子，怎舍得把自己的骨肉打掉？我一直认为爱玲的才华晚年没有发挥，是嫁了两个坏丈夫”。我想，面对不善人际交往，在美国过的也并不顺利的张爱玲，为她提供过不少帮助的夏志清自视为其挚友，尽管回信的态度诚恳谦卑，但在按语的措辞中，还是暴露了他作为才子的自负与浮夸，以自己独断的逻辑和习惯，去揣度、想象、评价只与他见过数面的张爱玲，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她多年苦心经营的矜持姿态。

反观张爱玲，她给夏志清的信基本都是围绕出版计划、写作进度、文学评论等业务，加上几句颇有些距离感的问候，尽管偶尔也会写“我这些年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太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但将夏志清视为“看得起我的人”感到负疚，还是客套居多，比不上与宋淇夫妇告别后一路哭回房间的深情，也没有与小友庄信正在信中家长里短谈天的雅兴，她甚至对夏志清给蒋晓芸写序讲到《倾城之恋》颇有微词，说“我不免觉得是女性作家就要拿我去比”，夏在按语中倒是罕见地未作辩白，只是回应“其实当年崇张最虔诚的小说家朱西宁，也曾大大赞扬过蒋晓芸。”可是赞扬过又如何？环境与时代，都已大相径庭，我读来不禁有疑虑，似乎张爱玲确实已经成为夏志清在研究女性文学时最重要的底牌和标尺，他与张爱玲的交往，依旧是功利大于情谊。

另一方面，或许由于夏志清的自负，抑或是如王德威在代跋《“信”的伦理学》中所言，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来是学界传奇，他在按语之中，不仅反复谈论自己的情史，还毫无顾忌地泄露了不少陈年旧事。最夸张的一桩，是在第44封信里自曝和台湾作家陈若曦的两段婚外情，又用洋洋洒洒数百字逐一列举五点理由，痛斥陈若曦抹黑自己，欺世盗名，其中牵连者众，皆文坛名士，隔了几十年还玩这种低劣的隔空喊话游戏，不免让人哑然失笑，更何况凡此种种，皆与全书主题无关，不知热衷冷观热望的小报爱好者张爱玲，若见到这番风波，又会作何感想了。

掩卷唏嘘，我想起张爱玲早期小说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她自己设计的图画，正中是一副晚清仕女图，另一侧，有个比例夸张的人形倚栏眺望，她曾撰文自白“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今想来，我辈读者，就好比那与画面格格不入的现代人，努力窥视，乐此不疲。夏志清新故，张爱玲亦逝世近二十年，《张爱玲给我的信》一书，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还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的独特角度，可一而不可再，沿着这条幽微隐秘的小径，把我们带回半世纪前那华丽或苍凉的文学现场。

附：摘抄

1、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女人，还以为我有多少女友，我年轻时候只心仪两位女士，婚后的情人就是陈若曦、於梨华和某编辑。其实我是很规矩的，女人不主动，我是不会去追的，现在这两位小说家不念我曾帮过她们忙，反用真名或化名来丑化我及我的妻子。当年偷了人家的丈夫，现在又昧了良心，给这丈夫的妻子抹黑，凭其生花妙笔，欺骗她的读者。与其叫别人乱说，不如我自己真实道来，将来我会写篇文章谈我的感情生活。（夏志清按语）

2、 爱玲自谓“对文艺往往过苛”，我想这是指中国文艺，尤其是现代、当代文艺而言，自己才华太高，本国的同代作家看不看也就无关紧要了。但西洋文学的古今经典作品她看的实在太少，也就不能说因为自己趣味太高而不去碰他们了。（夏志清按语）

3、 我一向有个直觉，对于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要拆穿的。（张爱玲信件）

北京晨报    迟到的书简    2014.08.03

由台湾联合文学于2013年3月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时隔一年有余，近日终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大陆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夏志清教授于2013年12月29日跨年之际离开了我们，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本出版物。

书中收集了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书信共118封，这是张爱玲弥留世间的最后笔墨。此外，收有夏志清的回信16封半。不管从张爱玲的层面，还是从夏志清的层面，可以说，这是一本遗作。它不是为了出版而生，它是一对至交几十年间断断续续的来往书简、文学思想手记。

在每一封信件背后，夏先生都作了细致的编注按语，不仅对每一封信的背景作了详细说明，也重新回忆了与张爱玲几十年的感情交往故事，对张爱玲的文学和个人都作出了新的评价和解释。

知张爱玲者莫若夏志清，对于热爱张爱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份迟到的书简，是多年以后张爱玲跨越时空送到读者手中的珍贵礼物。一直以来，虽然研究张爱玲的书籍万千，“张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但她却从未被准确地理解过。

晚年的张爱玲如同落叶，在生命结束之前，就提前进入了地狱，终日被病痛折磨，夏志清都叹息：“她太苦了！”夏志清是张爱玲生前最为信任的人。在二人通信和夏先生按语交代的细节中，有关张爱玲的创作、情感和生活的谜团一一解开。

西安晚报    “信”的伦理学    2014.08.03

王德威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搜集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一百一十八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十六封半。张爱玲给夏先生目前现存最早的一封信是1963年5月9日，最后一封信是1994年5月2日，距离她逝世的时间（1995年9月8日）约一年零四个月。诚如夏先生所说，早期的通信因为搬迁之故，必定还有佚失；夏先生回复张爱玲的信也多半没有保存。但这三十一年之间所留存的信件已经足以成为文学史“张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1961 年初夏志清先生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并肯定她的位置居于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文学斗争方兴未艾，夏先生对张的品题可谓出人意表，也足见他的洞识与勇气。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大陆，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甚至成为一种文化风尚，一种想象资源。

  由这个观点来阅读张、夏两人的通信，才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张爱玲于一九七○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与读者对她的热情与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发表的作品每每带来文字以外的魅力。就传统观念而言，夏先生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没有夏的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不会有如此精采的开始。张对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难从她的信中看出。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写信的姿态是矜持的，就算谈自己的作品和充满灾难的生活，也带有一种客观语调，并不轻易露出底线。在这一点上，她其实对所有的通信者一视同仁。即便如此，细读这些信件，我们还是可以了解1963年以后张爱玲的行止，她的创作关怀，还有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汩汩温情。

  相比之下，夏先生给张爱玲的回信，还有他对信件所作的批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来是学界传奇，他对于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张的体质羸弱来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议张多做运动等。他更勇于发表自己生活的意见，从健康到养生，从文学到爱情，信笔写来，如话家常。我们可以想象张爱玲当年读夏志清信时或莞尔、或感动的反应。两人之间的互动让书信集有了光彩。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与夏志清交换不少文学批评意见。她对自己的作品斟酌再三，似乎没有太大自信；胡适曾盛赞《秧歌》，她却认为未必是真心欣赏。她对女作家从五四的陈衡哲到七○年代末崭露头角的蒋晓云显然都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对以英文创作的同行像韩素音、张粲芳等东方采风录式风格则明白地不以为然。张期许自己的创作是，“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证诸她的英文作品，包括六○ 年代初已经完成，但迟至近年才出版的《雷峰塔》和《易经》，的确可见她创造并同时拆解有关中国家族、爱情神话的用心；她也为此付出不受欢迎的代价。当然，张的批评不乏神来之笔。她热爱张恨水的鸳蝴小说，但“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因为张恨水，张爱玲、毛泽东、夏济安有缘成为志同道合的“粉丝”，也算另类文学佳话。

现代快报    张爱玲曾将《金锁记》改编成英文小说《粉泪》    2014.08.04

一九六三年，张爱玲在美国开始跟夏志清往复书简，直至一九九四年，这三十多年间的信件，张爱玲写了一百一十多封，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些批注和说明。通过这些信件和按语，我们得以真正而长久地注视张爱玲谜样的人生，那些被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真相。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第53、54 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 House是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却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 Doak Barnett & Prof. C. 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

  1315 C Street SE, Apt. 22

  电话仍是547-1552。祝

  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

  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同年正月找到的一个公寓。后她又来信说她将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搬进同城 Apt. 22,1315 C St, 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康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到她于同年十一月迁入Apt. 22, 1335 13th St, S.E.。

  信中提到的那篇改稿是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

  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抛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

  从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

  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 Do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Keene二○一二年入日籍，定居日本。

  赖雅身体越来越坏，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Doak Barnett, C. 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一九九七年去世。Barnett耶鲁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年取得该校国际关系硕士，一九六九年即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r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一九九九年因肺癌去世。

新华日报(南京)    藏在文字后的别样张爱玲    2014.08.05

　　读者认识张爱玲是通过她的文字，掩藏在小说后面的她，冷静又冷酷，任那些看文字的人唏嘘不已、悲痛欲绝。现实中的她又是如何？看过其弟张子静眼中的她，看过好友炎樱眼中的她，看过她笔下的她，还有胡兰成眼中的她，但那就是现实的她吗？

　　是，或许又不是。

　　她给好友夏志清的信，从上世纪60年代写到90年代，断断续续，共计108篇，这108篇或长或短的信件，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些现实中的张爱玲的剪影。

　　夏先生把这些信编注成一本文集，文集里不光有张爱玲写给他的信，还有16篇半夏先生的回信。

　　通过阅读这些信件，看到了别样的张爱玲。她是外冷内热的人，写给夏志清的信，几乎每次都在信的末尾代问他的家人好，如知夏先生病了，也会关切问候；她还是那种不愿麻烦人的人，她请夏志清寄文件，怕给对方增加经济负担，说“不要挂号保险”等等；她也常在信中说，如果夏先生忙不必特意复信，她体谅对方的不便；她也并非不懂人情世故，在信中也能看出她的体贴与周到，夏志清曾帮助张爱玲出版《怨女》，张爱玲在信中希望给他及平鑫涛各一份抽成，她说“知道你不用赚外快，但是也可以给令媛买点小东西”；她又是个有心人，在给夏志清最后一封信，“在超市看到洋芋色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她还记得夏先生 “只爱吃西瓜”。在世俗的生活里，她笨拙地生活着，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众所周知，张爱玲赴美后生活并不如意，与赖雅婚后不久，丈夫瘫痪，她与赖雅的儿女相处也不愉快，所有这些现实生活的磨砺都不得不让张爱玲放低生活姿态。她的创作一度停滞，但这又是她的唯一生活来源，当时的窘迫可想而知。在给夏的信里，她极少写到经济的艰难，她经常生病，感冒由开始的一周不愈到后来拖得更久，刚刚病愈，接着又感冒，身体的不适，加上经济的拮据，或许这是张爱玲在美国创造力下降的原因。

　　她也试图改变生活，不得不为了生计去研究中心工作，这些都是她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再加上与同事相处不睦，不太懂得与人相处，最后也只好以辞职收场。

　　张爱玲的文字是冷峻的，就连作品附的画像，我们最熟悉的那张，是她单手插腰，目光清冷，让人近不得半步。她似乎参透人生，把人生的百转千回写尽在作品中。 把文字写到极致的人，却不太会做人—她可能知道自己的弱项，所以每每搬了家或换了电话，总嘱咐夏志清要保密，她怕处理不好，再得罪来访的人。所以，她宁愿躲在居所里，极少外出、极少与外界打交道。她去世，也是几天后才被发现，在异乡，独自一人与世界告别。她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

　　柳二白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他们所喜欢的……正是我想拆穿的 -    李公明    2014.08.24

　　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继去年台版之后又有了大陆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再次掀起了张粉张迷的热情和议论。

　　从1963年至1994年，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信里主要谈谋职、出版、创作、翻译等问题，也倾诉了人情世故之叹、身体与精神状况等生活琐事。夏志清写在大多数信后的“按语”则兼作注释与评议。在书信中，张爱玲总是在谈论感冒、病痛，总是在询问文章出版、译文如何、稿酬怎样、申请资助、如何托人等等。这些事情在张爱玲写来，就有了特别的味道，真的是满纸“张腔”。精彩的，其实不是“腔”，而是她的思想和表达。如感悟生死，人所共有，但是在张爱玲信中却别有一种况味。听到夏济安的噩耗，她“非常震动”， “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17页）。又如，“我这些年来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太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34页）。人们常说张爱玲不懂做人，包括夏志清在“按语”中也时有表露，但是从张爱玲在信中常谈的人情世故来看，实非“不懂”，而是不愿而已。在夏、张的通信中，也有惺惺相惜的彼此欣赏。夏志清极为看重张爱玲对其《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那一章的评价，说她的评语“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极高的赞同”（110页）。

　　在第六封信中，张爱玲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3页）这句话的上下语境、人事在这封信中看不清楚，夏志清的“按语”也没有谈及，但是他却抒发了自己的感慨：“爱玲所谓‘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其实我在哥大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不仅新儒家是热门，到了二十世纪末年，好像任何宗教的势力都在膨胀， ‘五四’时期所提倡的那种批判精神倒反而算是过时的了。”（14页）张爱玲的小说常暴露中国人的弱点，这就是她所说的“我想拆穿的”。在西方人面前拆穿还是维护中国传统中的东洋镜，这是“五四”以后中国文人接触西方人的两种选择，大体上张爱玲与鲁迅是一路的。

　　虽然张爱玲自认为直到1950年代初，“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但是以后的她无法摆脱政治。到香港后，张爱玲在《赤地之恋》和《秧歌》中所描写农村干部的腐败、残酷斗争的趋势以及《秧歌》中的“王同志”在现实与原则之间的痛苦抉择等等。过去曾很赏识张爱玲的柯灵批判这两部作品的“致命伤在于虚假”。夏志清在“按语”中提到柯灵，说他曾经很赏识爱玲，被日本宪兵抓去幸赖胡兰成相救而脱险，但在“抗战胜利后，竟视爱玲为‘汉奸的女人’，加以轻薄，爱玲在《小团圆》里把他写成一个不念旧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他二○○○年过世，《小团圆》迟至二○○九年才出书，他若在世看了此书，不知做何感想”（306-307页）。更有意思的是，《赤地之恋》在当年台湾也被禁止出版，夏志清在“按语”中说，“当年我也同爱玲一样，不知道《赤地之恋》这样一部彻底反共的小说竟为国民政府官方所不喜”（229页）。

　　虽然身居海外，张爱玲在六七十年代对大陆政治仍很关注。“这一向我在想写篇散文讲中共，离沪前有些印象，看来现在也还是那样，但是一直找不到个焦点。”（27页）另一信中说到Prof. Michael答应替她托几个人，“主要因为我对研究大陆太有兴趣，而且似对以前的中国太否定”（31页）。七十年代初她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参与一项研究计划，负责研究中共的“文革”语言；在1971至1972年，张爱玲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文革’的结束”的长文，另一篇是谈“知青下放”的短文。可惜的是，《“文革”的结束》至今下落未明，《知青下放》则未曾公开发表，否则对研究张爱玲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将是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夏志清说，由于“张在美国既非著名的中共专家，又非拥有英语读者的小说家，写了两篇冷门题目的文章实在帮不了她一点忙的”（170页）。虽然如此，但是张爱玲阅读时仍不忘政治。夏志清说，“一九七八年夏天，张爱玲对帝俄衰亡、苏联革命这段史实特别感到兴趣，我想因为她先读了Black Night, White Snow: Russia's Revolutions 1905-1917这本刚出版的书。”（243页）

　　张爱玲对四十年代末以后离开大陆的人（她自己正是其中一员）似乎总有难以驱除的“难民”情结。说到Mrs.Goldman没再打电话来，她就觉得“中共问题专家最怕‘难民’，因为你的见闻如果可靠，为什么不写，不登出来？这种事我觉得勉强绝对没用，请你千万不要给她写信”（93页）。而当她知道夏志清的外甥来到美国读书，在信中第一句就说：“你救了外甥出来，可喜可贺。”（262页）其时已是1980年，夏志清在“按语”中说，大陆学生来美留学，“办手续已不太麻烦”（265页），与张爱玲的感受颇有差异。

　　有论者对夏志清的“按语”有“反客为主”的不满，甚至认为其叙述中不无自负、离题之语。依我之见，夏氏自有其评论家式的才情，若他把“按语”写成循规蹈矩的注释恐亦会令人失望。“按语”中时有对学界人物、著作的评述，虽然都很简短，但不无启发。他认为哈佛教授史华兹的确“非常出名”，但汉学训练不够，也很吃亏。普林斯顿教授牟复礼汉学根柢深厚，曾为史氏综论中国上古思想的一本大书写了一篇严正的长评，“读了不由我不叫好”（74页）。另外，也偶有提到他自己的研究著述。以前读过他的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演讲，深受启发，在他的“按语”中才知道该文在同行心目中是他的一篇代表作（69页）。略感意外的是，夏志清在“按语”中比较详细地谈论自己的婚姻、婚外感情生活：“婚后的情人就是陈若曦、於梨华毕和某编缉。其实我是很规矩的，女人不主动，我是不会去追的，现在这两位小说家不念我曾帮过她们忙，反用真名或化名来丑化我及我的妻子。……与其叫别人乱说，不如我自己真实道来，将来我会写篇文章谈我的感情生活。”（132页）这是否“离题”，或是题中应有之义，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夏志清在自序中说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多年来洁白如旧，折缝的地方也不会破裂。在网上一查，才知道洋葱纸因其薄、韧、半透明，表面又有均匀细小的褶皱而得名，还有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书写手感——钢笔写上去有清脆的沙沙声，书写扶纸的手也会被它舒适地托着。估计张爱玲也是因这份手感而钟爱洋葱纸。

共识网    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    李劼    2014.09.09

比起余英时先生的胸有成竹，鲜有轻妄之举，夏志清先生的即兴而发和信口开河，名闻遐迩。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是个出名的大嘴巴(Big Mouth)。比起他的同代学者钱钟书在毛泽东时代谨小慎微地战战兢兢过活，夏志清仰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大学的自由环境，快乐和幸福得无以复加。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这在夏志清的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是手舞足蹈，爱怎么个过瘾就怎么过瘾。学术写作有点性情，本也没什么不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文采飞扬，顾盼神飞。即便是相当严谨的哈罗德·布鲁姆，其《西方经典》也不乏激情澎湃的时候。然而，夏志清并没有勃氏和哈氏那样的才情，也没有这二位批评家的文化视野。夏志清在著述中激动起来，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胡闹般的任性。

假如以文章穷而后工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夏志清先生的著述实在是太“富”而后乱了。看来，人生没有点磨砺，不仅诗文上难以有成，即便是学术上也会流于浮光掠影。夏志清的文字，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一样，总让人感觉被什么人宠得不行。不过，他一旦进入对作品的认真体味时，也经常会有些独到的心得，写出一些相当可意的感受。

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是有关鲁迅《故乡》和乔伊斯《死者》的比较。台湾曾经有人在《抖抖擞擞过日子–夏志清教授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说，此处不赘。从夏志清的这段论说，可以看出其在小说赏析上还是相当有眼光的。这当然与其说是学术训练所致，不如说是拜天所赐。

可是，夏志清只要一讲到触动心绪的人物，就会情绪得不行，任性得无以自控。他会断定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向共产党阵营投降”，会把张爱玲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并论。夏先生一旦任性起来，黑白分明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鲁迅因为被他判定投降共产党，所以为他所不齿；而张爱玲因为在大陆的文学史中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所以他故意将其捧得几乎要高过曹雪芹，将张爱玲的《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笔者曾将张爱玲比作从《红楼梦》大观园里掉到上海滩上的一个女子，及不上林黛玉那么孤傲高洁，至少也带有点那样的灵气。但无论是张爱玲其人，还是张爱玲小说，都与伟大无关。不知道夏志清评说张爱玲的如此用词，是汉语翻译上的错误，还是本来就是那么误用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以伟大来形容张爱玲小说，在张爱玲本人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这个词用林黛玉的说法，不仅俗气，而且浊气。伟大一词，理当用到贾政一类的男人身上，连贾宝玉都不想要的。夏志清不妨将这词转手给余英时，让他用到朱熹身上去。

夏先生基于其反共立场，对鲁迅的“投降”嗤之以鼻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事实上鲁迅只是受左翼文学影响，并没有投降，而且还跟被他称之为四条汉子的共产党文人有过很激烈的论战。夏志清选择投降一词，不过是相当任性地表明他对鲁迅的左翼倾向不喜欢罢了。与此相反，夏先生对张爱玲却是喜欢到了几近崇拜的地步。夏志清对张氏小说的惊人倾心，未必全是审美上的原因所致。细读夏先生公布的张爱玲写给他的十封信，可以看出夏先生之于张爱玲，多多少少带有一种苏州小阿弟对上海老阿姐的崇拜。这种心理是相当微妙的，不是通过任何文学理念或者学术训练可以察觉的。上述提到的那位台湾作者，倒是意味深长地点到过夏先生的这种微妙，说是在张爱玲的人生中，“遇到过两个知心的男人，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兰成能比的，他从来不曾对张爱玲负心过。” 夏先生当然不是胡兰成那样的白相人可比的，不管怎么说，夏先生毕竟是个性情中人。

夏先生的性情，对于他的小说史写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虽然时常流于情绪化，但文学史与文学写作一样，没有性情就会变得极其乏味。比如有关沈从文的小说，假如夏先生没有点性情，还真读不出那样的感受来：称沈从文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夏先生还说，沈从文的重要性，在于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艺术的诚挚”。但夏先生的下面这番评语，却显得不太到位。“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说，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滋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夏先生连举三位西方诗人作家，除了福克纳确实有些近似，虽然沈从文在文学成就上相去甚远，其他二位诗人与沈从文并不如何相干。其实，要说到沈从文与西方文学的相近，只消举出一个哈代就足够了。只是无论在审美视野和创作能力上，沈从文都没有哈代那么精深。

记得施蛰存先生在谈及沈从文时，对笔者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沈从文太不关心现代派文学，几近无知。施先生说，如此怎么可能写好小说呢。施先生的意见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以笔者观之，沈从文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哈代那样的历史透视力和审美穿透力。比起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沈从文《边城》里的小姑娘显得过于飘忽和苍白。夏先生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说：沈从文过于“田园”，“让自己完全沉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的态度。”

从夏先生对沈从文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夏先生并非是对现实完全置若罔闻的。可是，夏先生却刻意地冷落了巴金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尽管巴金的小说在艺术上参次不齐，但其代表作《家》，却是针贬专制文化的一部力作。曹禺的戏剧也并非每一出都出色，但其成名作《雷雨》，足以与巴金的《家》相媲美。

夏先生可能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生活得久了，对专制和专制底下的人们之于专制的反抗，丧失了敏感。与在专制底下讨生活的钱钟书变得极为世故不同，在民主国家幸福惯了的夏志清，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夏先生的这种性情跟八十年代的胡耀邦倒是十分相近，只是胡耀邦没有福气享受夏先生那样的轻松，率性而活，郁郁而终。同样二个孩子气十足的人物，共产党人胡耀邦，与专制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美国教授夏志清，却在一部煌煌《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于专制的黑暗不置一词。让夏志清看得上的小说，要么是张爱玲那样精致的，要么像沈从文那样飘忽的。假如像巴金和曹禺那么沉重的，夏先生赶紧躲得远远的，顺便还投去不屑的眼光，因为他们臣服了共产党的缘故。

与沉溺于朱子哲学的余英时茫然于女性世界相似，夏志清小说史著述的盲点，在于现代小说中的专制批判和精神挣扎。夏志清能读出鲁迅《故乡》与乔伊斯《死者》的韵味，却读不懂鲁迅在《野草》里的挣扎。也是这样的盲点，导致夏志清会将张爱玲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并论。不知夏志清有没有在张爱玲生前与作者本人讨论过这种提法，相信假如讨论过的话，张爱玲一定会大惑不解：志清，侬哪能可以拿我搭仔伊个神经兮兮的俄国人讲到一道起啦？

夏志清的这种误读，与其说是他不懂张爱玲，不如说是他不懂陀思妥也夫斯基。夏志清读沈从文是省力的，但他无论读张爱玲还是读陀思妥也夫斯基，都会读得很吃力。以小阿弟的天真，岂能读懂老阿姐的心思？而以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学生仔心态，又怎么可能理解《罪与罚》中那个杀了人的大学生是怎么回事？须知，就是张爱玲读陀思妥也夫斯基，都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张爱玲的身世再贵族，在精神上也贵族不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那个《白痴》的地步。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写作不是从闲得无聊的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而是从死囚、从刑场起步的。张爱玲深不可测的世故，比起钱钟书《围城》里的洞明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比起陀思妥也夫斯小说的狂放深沉，旷野呼告，实在算不得什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红楼梦》里是作为一种反讽说出来的。

假如可以将张爱玲比作大观园里的哪个女子，那么比较接近的，应该是探春。只是张爱玲在气质上比探春还要软弱一些。夏先生以伟大形容张爱玲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向读者表明了，他是如何地崇拜张爱玲；不仅是小说，还有老阿姐本身。从这层意义上说，张爱玲确实可以感到欣慰了。虽然被胡兰成一负再负，最终还是得到了夏志清那颗痴心。比起胡兰成那个白相人，夏志清几近少年维特；虽然是苏州特产，但苏州有苏州的糯味。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不过二流之作，但毕竟关涉生气勃勃的文学世界，而不是朱熹一类死气沉沉的过气人物。在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代，在充斥着僵硬的官方文学史的前提之下，夏志清此著，至少是另外一种声音。读夏著最好的办法，是对照毛泽东时代的官方教科书。读者一定会发现非常有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偏执，凡是在官书里是黑的，在夏著中都是白的；反之亦然。不过，等到这样的时代过去，官书也罢，夏著也罢，都会渐渐地被人遗忘的，都会作为一种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保留在文学系的书架上。

毕生反共的夏志清先生，其实应该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把中国人关死在国门内，哪有夏志清的独占鳌头机会？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许多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国民党文化人，兴冲冲地赶回大陆光宗耀祖；生怕去晚了大门又会关上似的，赶着去享受一把高级华人的乐趣。在这一点上，夏志清倒是与余英时一样有底线。夏先生确实是个性情中人，符合写文学史的条件，学问也够，只是在视野上、在才气上，还有待继续厉练。活到老，学到老。没什么难为情的。

楚天都市报    张爱玲与夏志清    2019.09.17

    王晶

     近日，张爱玲与夏志清30余年的往复书简——《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

     这本书是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记录，也是夏志清教授的最后一本书。整理完这本书，夏志清先生也去世了。

     张爱玲，20岁便惊艳文坛，书写出许多精彩佳作，一生传奇。她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小说家，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风尚。时至今日研究张爱玲的风潮从未止息。然而，张爱玲的文学辉煌，却和另一个人密切相关，这个人便是夏志清，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假如没有夏志清的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开始。

     夏志清，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他是学界传奇。没有夏志清的评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三个闪亮的名字。也正由于夏志清的极力推崇，让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登上世界文学舞台。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曾说过，夏志清是她唯一信任的人。

     张爱玲1970年代以后逐渐断绝外界联络，她过世之后，与她曾有来往者纷纷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发出特殊荣宠。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无疑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张爱玲将自己晚年凉薄的一面真情吐露给夏志清，坦率真实。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苍凉，但只有夏志清最懂得。我们不知晓张爱玲凉薄的一面，但只有夏志清最能理解。

     在整理往来书简时夏志清交代：“张爱玲晚年精神出现幻想症，认为美洲跳蚤到处跟着她，她不断搬家。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把自己翻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搞丢，把赖雅的信和我给她的信也弄丢了。死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她太苦了！”

     张爱玲与夏志清之间的通信，是最真切的身边散文，他们的友谊被世人深深羡慕。他们的通信也见证了“寒嗞嗞”的人间。

羊城晚报    她的凉薄他最懂    林颐    2019.09.21

        张爱玲常被人评说“凉薄”。最近阅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对这一说法有了另一层的领悟。

　　1961年，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公众重新注意到了张爱玲这位40 年代的旧上海女作家。“张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首推夏志清。1963年-1994年，夏志清与张爱玲保持了三十余年的书信来往。这批书信后由夏志清收录、编注，结集成《信件》一书。

　　其中张致夏信118封，夏致张信18封，其中32封为首次面世。书中的很多图片，是张爱玲的信件手稿，还有明信片和圣诞卡，全都保留完整。张爱玲的信件，加上夏志清的按语，大致能够还原出信中提及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才华卓绝的作家，一个是慧眼识人的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反映出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且家庭婚姻不幸福，张爱玲的个性便愈加孤僻，鲜少与人交往，许多不得不与外界打交道的事情，她就只好托付给几个知交。张爱玲对夏志清是极其信任的。《海上花》、《半生缘》的翻译、《红楼梦》的研究、和皇冠的出版事宜及文稿纠纷、寻找短期或长期工作，张爱玲都写信给夏志清要他帮忙。夏志清倾听她的烦恼，解决她的难题，不辞辛劳为之奔走。

　　譬如张爱玲任职加州大学一事。张爱玲做得很不开心，且和主管陈世骧闹了矛盾，作为推荐人的夏志清想必相当尴尬。夏志清对此解释：“他（陈世骧）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有才华的人，很多都是孤傲的，不谙世事的，因为他们敏感脆弱，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张爱玲的冷眼，张爱玲的凉薄，正是成就张爱玲文章特色的必要条件，而夏志清无疑是相当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其所能地保护张爱玲的本色。

　　晚年的张爱玲，更是陷入厌世避世的灰色心境而不可自拔。不停地逃虫难，不停地搬家，不停地丢东西。到了最后两三年，甚至连家人亲友的来信，张爱玲都没有了拆阅的兴趣，那些早期的信函也几乎都丢失了。这也正是《信件》一书中，夏、张二人保存对方信件差距悬殊的原因。夏志清肯定是遗憾的，但他更多关注的是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他多次写信提供灭虫的方法，督促张爱玲去检查身体，又托朋友去看顾张爱玲，对于张爱玲的关怀溢于言表。夏志清怜惜张爱玲，说：“她太苦了！”这种始终设身处地为张爱玲着想的朋友，也许不止夏志清一人，但夏志清绝对是最能理解张爱玲、最不计较利害得失的人。

　　观《信件》，张爱玲的语气是矜持的、有距离的。“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唯独这句话，不经意卸掉了盔甲。不凉不薄，醇厚芬芳。

东方早报   夏志清少作续考    2014.10.12

  今年年初《上海书评》刊载刘铮先生《夏志清少作考》一文（2014年1月12日），称苏青出品、周班公主编《小天地》杂志第三期、第五期上出现的化名“文丑”即夏志清。老实说，甫读此文，大为震惊。后又读了宗亮的商榷文《“文丑”可能是张芝联吗？》（2014年1月26日）以及刘铮的驳文《“文丑”不可能是张芝联》（2014年2月16日），基本上已认同刘铮的论证。文丑既能熟练驱遣英、德两种语言的文艺作品，又“细读过鲍依斯英文自传”，还熟读艾略特、赫克斯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推崇索福克勒斯，在上海沦陷区文坛，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亦与夏志清此后的记述若合符契。

  经分析《小天地》的编余文字，该刊内容驳杂，编选作风则既“尊重名作家”，同时新人的文章发表机会也不少。参阅班公对“文丑”的推荐语：“文丑先生是用极明净的目光写了这一篇《肚脐》的，极见一种学者的风度，因知读书人究竟不同，吐属名隽，言之有物，《小天地》能够得到这样的好文章，是《小天地》的荣幸。”令我产生了疑问：文丑在刊物上二度出场，行事周到的班公既然经常点出作者或是新人或是老将，可当文丑首次露面时，班公只说：“《文学家与同性恋》介绍了一些外国文人的古怪理论，而他说得何等的轻快啊！”（见《小天地》第三期编后）竟不提作者的名字，原因何在？

  由此，我对之前的刊物逐篇浏览。当读到《小天地》第二期（1944年9月出版）署名“七平”的短文《电影与雅片》，引起了格外注意。因为文章里同样提到了Aldous Huxley（作者称为：赫克斯来）。该期编后，周班公如此介绍：“有一位新人却要向诸位特别推荐，这便是七平先生，七平先生英年积学，不肯轻易执笔，而见解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实令编者拜服。”这口吻在我读来，和前述推荐文丑的极似。我想，在沦陷区刊物上撰稿的作家常有变换使用化名的习惯，假如七平和文丑是同一人，就容易理解当文丑首度登场时，班公要那样介绍了。

  张芝联在《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忆及，在孤岛时期“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中，有“班公（周班侯）”，曾“在《西洋文学》上发表译作”。而周班侯的经历，与青年夏志清在沦陷区上海有过交集。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公将亡兄夏济安 1946年1至9月的日记整理出版，并撰长篇前言“可当恋爱史读的《夏济安日记》”，其中除了披露乃兄的苦恋，也顺便道及夏济安在上海的朋友圈：“王埭、周班侯是他苏州中学同学；宋奇（宋淇、林以亮）、张芝联、周铭谦是他光华大学同学。”一句话，夏志清极可能与班公认识，大家都是圈内人。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名世与传世    刘绍铭    2019.10.19

夏志清先生逝世后，夏太太王洞给我电邮说，先生在医院等候医生处方时，王德威去看他。先生对德威说：“I am not afraid of dying. I am already immortal.”（“我不怕死，因为我已经不朽。”）

　　这句话有点不合礼数，但在熟知他中英文著作的学生和朋友听来，他并没有夸大。他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中的确会名垂不朽。夏太太和王德威本来希望我在葬礼前赶到纽约出席说几句话，但我怕身体支撑不了，只好写了“Remembering Professor C. T. Hsia”一文呈上在场宣读。

　　本文得引用几句英文稿开头。我说自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C. T. Hsia has firmly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n arbitrator of taste, value, and moral relevanc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t can be said categorically that what Professor Hsia has given us in hi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s a ground-breaking work in literary criticism performing the deeds of resurrection.”

　　引文“resurrection”是“复活”，通俗点说是“起死回生”。《小说史》张爱玲一节开头就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地位，在当时论者眼中，不过是一位鸳鸯蝴蝶派流行小说家。大陆“改革开放”后，钱锺书辗转看到《小说史》有关他作品的评价，写了封信给志清先生，说：“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问世前，其博学多才早已名满士林。志清先生读《围城》，认识到这位大才子亦善为小说家言，推许这本小说“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经《小说史》的重新评估而得以“复活”的作家，除张爱玲和钱锺书外，还有沈从文、吴组缃和张天翼。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价值重估” 的贡献，引钱锺书的话说，足以“名世”。

　　我在“Remembering Professor C. T. Hsia”一文引过志清先生一句话用以观照他的性情和信念：“Thus even in ... the best of Chinese poetry, I miss a larger vision of humanity grounded in kindness and idealism and fortified with true courage to confront unflinchingly all forms of evil. ”

　　志清先生读书，一直注意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欠缺”问题。前辈学人中，他最佩服胡适，不因他的学问才情高人一等，而是因为胡先生每能把他心底的话一语道破地说出来。胡先生下面这几句话，志清先生常在文章引用：“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

　　受了胡适思想言行的影响，志清先生读古人书，常不能自已。我们看《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谅也不会感受到先生对猎户刘安杀妻供刘备吃“野味”时那痛心疾首的激动。志清先生伤痛之余，说了气话：“杀妻而不求报，态度何等落拓大方！只吃了臂上肉，刘安至少可十天不打猎，在家里伴着老母吃媳妇的肉。”

　　志清先生说的这段“小插曲”，近代《三国》评论家从没提过，大概在他们眼中，小媳妇之死，不过是另外一个妇人殉节的故事而已，与小脚、贞节牌坊、廷杖板子夹棍的酷刑同是中华传统文明一个灿烂的标帜。志清先生著作流露的人道主义精神，浓得不可开交。这是志清前辈给后辈的精神遗产，用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

金羊网    书信里张爱玲的干净与自持   黎戈     2014.10.21

看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笺——如果想看张爱玲的八卦或是艳情，怕是要失望的，信中皆是些请夏志清推销书稿，联系出版事项，帮忙找工作，清算稿费等等“俗务”。但很神奇的是，正如张爱玲工笔细描临摹人生及世态的小说般，在那实实在在的琐事网结中，却有着旁枝逸出的清气。

　　这书信里，活生生地看见一个写实小说家的范儿。她没有很多文人身上都有的那股子故作清高，不谈钱的酸气，无论世俗还是感情生活都一团芜杂混乱，对人对己对事只有狎玩，却无担当的浮泛游离。她落地，靠谱，夯实。

　　张爱玲在美国的谋生方式，类似于文字民工，接各种零活，翻译比她自己差得远的作家的作品、政治论文，她穷，落魄，流离。港大她是肄业所以没有文凭，看重学历的学术界她混不下去；教书不尽是教授知识兼有人事应对，她自知也做不来；写作吧，这个曾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无论题材还是风范，都不对美国人的胃口。他们要的，是韩素音式的中国杂碎，而张爱玲却是“喜欢东方的人，他们喜欢的，往往是我想揭穿的”。连和人几乎不接界的驻校作家，她也无法胜任，她昼伏夜出，把仅有的那点人事应付都压缩了。

　　我一直在想，一个无论从人到文，都收拾的如此明细俱全的人，她到底是太文青气还是太不文青气了？读她的难受和读萧红还不一样，萧红是个热情的傻妞遇到了乱世和渣男，张爱玲是个太有条理的人遇到了完全不可理喻的随机性世界。清楚明白使她的小说落点精准，成为时代录影机式的纪录者，可这洁净随心不肯合流，也使她如风对关着的窗户般，无论在人情，感情，学问上，都无法见容于灰色尘世——想来文字终究是通心的，很多人通篇氤氲诗情，到了关键处，却是见解随众，应酬世情的俗骨。而她，字字言俗，唯恐唯美，可骨子里不做人情文章，不敷衍一字虚言，彻夜读闲书的脱俗之气。也是藏不住的。

　　张爱玲的清楚明白，在信件往来里，也一目了然。不管是与人的瓜葛，还是学历证书的遗失，任何事项，无论巨细，她都要交代的脉络清晰。这么一个人，难免显得初冷，因为她的“暖”，得在全盘看清后才能启动。而她本人戒心很重，并不轻易与人接近，包括那些谬托知己的，也小心保持距离。这本书信集，也是慢慢暖起来的，从开始只谈出版事宜到后来的关心对方的家人，问及孩子和妻子，谈及彼此私事，兴致来了还讨论菜谱。

　　当你被命运，穷窘，漂泊，疾病击落之后，没有失态，踉跄，乞怜，烂成站都站不起来的泥，还能维持形状，硬净，有尊严的老去，靠的是骨骼里自持的承重力，那才是我眼中的美。（黎戈）

金羊网    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你知道我多么感激    2014.10.21

        1963年始，张爱玲在美国开始跟夏志清往复书简，直至1994年。这三十多年里，张爱玲写了110多封信给夏志清，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夏志清将部分信件集结成册出版，名曰《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及背景做批注和说明。张爱玲曾说“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你知道我多么感激。”夏志清是真正长久凝视张爱玲谜样人生的人，在坦坦白白的字字句句中，张爱玲终于卸下了一代才女孤傲的光环。思辩、哀伤、脆弱、劝慰、柴米油盐，欢喜与痛苦所包覆的真相慢慢浮现……于是，我们也终于看清尘埃之下人间的真实。

　　志清：

　　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正患感冒，不然马上会回信，因为实在过意不去，你帮别人的忙反而觉得guilty。我本来也顾虑到这一点，所以那天托你的时候曾经说，我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钉子你不要觉得难受。Mr. Keene在百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来看稿子与写这封长信，当然是看你份上，我在这里附了封信谢他。小说页数少与小打字机有关，否则大概有三百页上下。请人endorse，中国人赞中国人他们不相信的。卖给杂志先要有出版商感到兴趣，正如你所说。我向来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Tuttle或者也不是例外，还是先试过英国再说。得便就请你寄给我，不要挂号保险等等。这次我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改它，在我是还了自己一笔债，非常感激你给我的impetus，这是真话。Mr. McCarthy一直关心我的写作，这些年来给了我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你也已经给了我很多，我也不再道谢，你也千万不要抱歉，更使我不安。我很高兴你替我问过Prof. Wilbur。我喜欢翻译也是因为是机械化的工作，不妨碍写作，但是情形不同，连香港现在也和我从前在那里译书的时候两样。近来我生活很安静，想把写了一小半的长篇写完它，另外有几个短篇小说迟早要写。至于它们的出路，只好走着瞧。过天再谈，希望你这一向一切都好。

　　爱玲

　　十一月廿一夜（一九六四）

　　［夏志清按语］

　　重读真情流露的六四年五、六两信，感慨很多。爱玲所谓“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其实我在哥大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所谓传统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到了二十世纪末年，好像任何宗教的势力都在膨胀，“五四”时期所提倡的那种批判精神倒反而算是过时的了。

　　志清：

　　这一向天天惦记着要写信给你，但是说来荒唐，《北地胭脂》（现在叫《怨女》）的中文本直到现在刚搞完，所以一直定不下心来写信。什么时候能把英文本译好打好，也讲不定，机械化的工作应当快些。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现代文学》里面提到《海上花》，这本书我一直最喜欢，老有个志愿把它译成英文，可是这一类的工作往哪儿去找？除非自己写的东西有点名。能够写作为生又不必找副业了。想帮我打破这vicious circle的寥寥几个人是我最感激的，因为我知道这问题之难。我今天刚回信，真有点不好意思，像个只说不写的作者。过天再谈，希望你这一向好。

　　爱玲

　　十月卅一（一九六五）

　　［夏志清按语］

　　爱玲在信上谈到了《海上花》，因为此书少有人提起，爱玲显然大为激动，直承“这本书我一直最喜欢，老有个志愿把它译成英文”。我的回信见不到，但想来鼓励她不要气馁，向某些基金会、大学研究机构申请一笔钱翻译中国名著还不算太困难。两年之后，爱玲能请到一笔奖金去翻译《海上花》，我想同这次通信有些关系的。

　　志清：

　　《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你诧异我译得快，所以我说费了不少时候，并不快。匆匆写这封信来的原因，是请你绝对不要Asian Society贴补稿费。我只希望你随时替我留心发表东西的事——东西在哪里是个问题，以后会随时报告。Radcliffe因为Ferd的病，由commute改为住在Cambridge，所以由三千加为五千一年，要到下月初发表。在我看来译这种书是较有前途的事，不像在这里不过是绍铭挑我赚了笔钱。Merle Goldman我去年夏天就等着看她将出版的一本讲一九五七后中共作家的书。我也知道Benjamin Schwartz非常出名。《秧歌》《赤地》再版要得美新处同意，已写信去问。宋奇出主意叫我写篇忆胡适的文章，现在可以译《海上花》，就又有话说些。也许将来可以转载作《秧歌》序。陈纪滢听说是台北一霸，一定要去拜望他，幸而我那次只耽搁了一两天，没去。令嫒没在台进学校？祝你太太好。

　　爱玲

　　三月廿四日（一九六七）

　　［夏志清按语］

　　在香港那两三天，我们住在弥敦道一家旅馆里，晚饭后在大道上散步，逛逛那些店铺也很有意思。程靖宇兄一定要为我们接风，即在大道横街的一家海鲜馆子用餐，倒也很有情调。但他点了一道菜，由我们自己把蛤蚝等物放在暖锅里烫熟了吃。我吃了没有事，卡洛可能人太累了，多吃了半生不熟的海鲜，一两月之后竟在纽约发病了。亏得她患的肝炎不太严重，住院多天，再静养一段时间，也就痊愈了。我至今认为蛤蚝生吃是天下第一美味。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现在不敢吃了。   

　　节选自《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读书专栏    张爱玲在异国他乡的那些年    范典    2014.10.22

        张爱玲谢世已近20年，可是关于她的话题一直未断。遗作相继由她好友的后人整理出版，从《郁金香》到《小团圆》再到《少帅》，以至于读者都开始怀疑张爱玲版权继承人宋以朗的用心。这种猜测实在是多余的，秉着张爱玲与宋以朗父母宋淇与邝文美的交情，宋也不会靠出卖长辈遗稿来获取饱暖之资。

　　张爱玲的“黄金年代”应该处于她与胡兰成相恋时期，那时候的她写就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日后斐声海内外的名篇，到了后期，她嫁给大她29 岁的德国剧作家赖雅，生活捉襟见肘，很是困顿。赖雅中风后，她还要将精力投入到照顾他的病体当中，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她只能靠给香港电懋电影公司写一些剧本来获取稿酬。令人意外的是，她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部小说在美国却并不走俏，反遭到一次次退稿。她就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透露了这份心情：“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正赶上英镑贬值后的风潮，可能毫无反响。”《北地胭脂》中译本名为《怨女》，由中篇小说《金锁记》扩充改写而来，可是并未被美国出版人相中，屡投屡退，以致于张爱玲在信件中一次次说起，而又将它归于一种客观原因。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汇集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118封，另外也有夏志清的回信16封半。两人通信最早是在1963年的5月9日，最后一封信则是在1994年5月2日，保持着三十余年的情谊，大概因为彼此相隔距离不远，都在美国，夏志清还曾邀请过张爱玲从好莱坞搬至纽约来当邻居，可惜对方已习惯独居。这本书可以算是张爱玲去美国后写作和生活踪迹的一次寻访，彼时她独居异乡，与国内友人保持着联络，如宋淇夫妇、庄信正、夏志清等人，如若没有这些信件往来，恐怕她就从此销声匿迹，因为她在国外的发展并不理想，很多文字还是借由这些朋友帮她在港台发行，才结集出版，继而形成“张学”的系统，为后来很多文学爱好者研究并摹仿。信的往来间，张爱玲向夏志清讲述的都是有关创作、翻译上的事，比如对《海上花列传》的钟情，在申请一些研究费用后不辞原文辞藻的艰涩和方言的难翻之处，向夏志清请教：“打麻将，打错一张，否则‘多三副搯子’。(三张相同？)”可是夏志清虽然从小在苏州长大，却也对这个术语不太熟识，因而在他当时任职的《联合文学》杂志上登函请求读者。这是有点学者的情怀了，当时在网络仍未出现的时代，做研究都要跑到图书馆，像钱钟书一样学富五车的知识人毕竟少见。夏志清倒是给张爱玲介绍了一位神人姚克，记性极好，“无锡钱钟书下来就要算上他了”。夏志清回忆，张爱玲与姚克相识，一些“零碎问题”都去请教于他，相当于一本活字典，一个时代逝去了，就像一阵浪头裹挟着无数的零碎记忆和物什沉没了，这样的神人的存在，相当于在沉船内打捞宝物。要不是夏志清在书中提起姚克，恐怕今人也无从得知他就是晚年曾因其话剧《清宫怨》搬上银幕后遭江青批斗而名声大噪的江南才子。

　　张爱玲在美国的创作旅程一开始走得并不理想，可是经由夏志清等一帮朋友的热荐以后，尤其在台湾，她的著作签给皇冠文化，由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先生全权代理出版，势头立即起来了。很多人开始摹仿她的创作，在《联合文学》比赛当中，就有一些投稿的作品跟她风格近似，作为评委的夏志清立即将新人们的稿件推荐给张爱玲看，这予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女作家而言，是一种欣慰，也是于孤独守旧中得到新生灵感的处方。与她年轻时代的文学创作相比，后期作品她更执著于反映个人经历和生活，翻来覆去地讲，以至于现实中的生硬与生涩统统沥现，正如白先勇说《小团圆》的史料价值更重于文学价值一样。

　　这些信件是夏志清先生在张爱玲故去后重新整理出来，因年代模糊，遂进行原文的一一审核与对证后才重新按时间顺序列好，并在每封信后标注彼时信件往来的幕后故事。因为单只读到张爱玲的信，却不见夏先生的信，总觉得不平衡也不能全理解，有了夏先生的标注，两者就像小孩子玩的翘翘板，一上一下有了平衡的切磋。信件往往会透露个人的很多信息，因此才会有很多名人的后代严禁他人拍卖或出售先人的信件，然而张爱玲既无子嗣又无亲人，这种事就不由她了，为后人添了一点研究的乐趣，恐怕她也没什么好不高兴的。尚且她在信里多讲书和写作，极少谈论个人生活，除了一些病疾。

　　王德威在后跋中称这些信件里透射了“病的隐喻”，她在向夏志清透露自己的病情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从牙病困扰到街头被青年撞到右手骨裂，再到屡受虫子干扰而搬家，实则是因皮肤过敏，以致于搬家不停丢东西，朋友来的信件也来不及拆阅，桩桩件件，说得轻巧，却触动读者的心。夏志清的个人生活也并不乐观，婚后与於梨华、陈若曦等女作家产生一些情感纠葛，尤其是陈若曦后来在书中痛骂他的为人，激起夏志清的极大委屈和愤懑的情绪。他与前妻离婚后娶得王洞，可是生了个女儿夏自珍却是“智识未开”，一直处于“自闭”状态，这让他极为痛苦。张爱玲在回信中每每安慰他，说自珍将来是会幸福的，这给予夏志清一定的慰藉，张爱玲的细心由此可见，她每信必写上问候王洞及自珍的祝福语，令人感动。

　　张爱玲原本很可能像鸳鸯蝴蝶派中的某个人，虽然存在著作却默默无闻，也形不成系统和研究的方向，夏志清真的算得上是她的“知遇恩人”，不但将她与巴金、老舍等人推荐至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前列，而且还从中撮合自己的学生来研究她的小说、翻译她的小说到日本等国。两人见面的次数寥寥，张爱玲也只大了夏志清几个月而已，可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却借由这些信件展开了一些业务上的交流，如果不是基于出版或稿件的发表，张爱玲恐也难以与无聊之人维继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而言，她是将夏志清当作国内的代理人，因为她对打理这些文稿和后续出版、合同方面的事并不擅长，有人替她操心她自然是可以舒心不少。而夏志清也是将她推崇备至，甚至不惜贬低像张粲芳一类的华裔作家来提高张爱玲的地位：“在Lawrence J.Trudeau主编的Asian AmericanLiterature(Detroit，一九九九)这部巨型参考书内，二张分量相当，张粲芳评论部分占了十五页，张爱玲才十四页，真该有人去把前者的作品好好评审一番才对。”可见他对张爱玲是多么的喜欢和追捧。

北方新报  民国才女遭误读：张爱玲已成“情感导师段子手”  2014.11.05

　　“不爱的爱情，永远不会变坏。所以，我们调情，我们暧昧，却永远不要相爱。——张爱玲”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湿我心。——林徽因”

　　……将这样的句子安在张爱玲、林徽因女神身上，真正的张爱玲迷或者林徽因粉，一定会气得要死。因为这些在网络世界泛滥成灾，标注为“张爱玲经典语录”、 “林徽因经典句子”的婚恋絮语，多数是“兑水”胡拼乱凑，或者完全杜撰伪托而成。但它们却能假借才女之名，横行于世，骗得一些不明真相的粉丝转发、哀叹。

　　民国才女作家被社交网络段子手盯上，其作品成了偷师的材料库。有的偷师技术好，骗得粉丝多，还为才女们作起传记来，加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烂俗之句，也能销量百万，成为畅销书。

　　将张爱玲、林徽因被伪托成“情感导师段子手”，还只是民国才女作家在当下被误读的表现之一。包括萧红、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等，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她们的人生遭际，文采风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魅力。她们被不断地发掘、谈论，同时也被不断地误读、遮蔽。

　　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倒是一直被看重，但近年来出现了“张迷式的痴迷式评论多，客观冷静的分析少”的倾向。很多读者未必读过她的作品，只摘抄其文章中的句子，当成小资情调的标志之一。还有的女作家则因为被传的“八卦”故事少，其才情多在文化圈内传播，而较少为普通大众所知，比如张充和。

　　张爱玲：才华大于“小资祖师奶奶”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但是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她去世之后，还这么有名。这些年，不光她生前发表或出版的作品，被多次再版重印，成为畅销书。她生前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也被研究者从各种渠道中找到，以“遗作”之名首次出版，依然读者众多。她的一篇短短的小说，被大导演李安拍成电影，成为娱乐圈热点话题，也成就了亚洲娱乐圈一线红星汤唯。就在当下，她的一部不到3万字的英文未完稿《少帅》被整理、翻译出版，又引来无数“张迷”翘首以盼。

　　出生贵族、文字卓绝、再加上独特个性，张爱玲被很多读者追捧。但不知道从何时起，张爱玲被分析成为了“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有评论者说：“张所表述的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如果说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也跟张爱玲自身的关系不大。张爱玲在作品中表现出足够的文学天才，在真正的读者那里，那才是她的核心魅力。

　　张爱玲的文学和人生确实是够传奇的。她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红遍上海滩，但之后销声匿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80年代，其文学作品被海外学者夏志清大力发掘和力赞，在海内外华人圈俘获庞大的“张迷”群体。而近些年来，随着各种资料的解密，关于她晚年客居海外，创作不顺，生活也很不平顺的晚景，也被反复咀嚼。于是“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悲惨生活，她所有的浪漫情怀，变得奢侈和苍白”这种“女神”倒塌论，又应运而生。

　　不过，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

　　林徽因：“女神”传记泛滥且八卦化

　　对于不少人来说，林徽因是“女神”级人物的头号备选人物。不管是文摘杂志对她才貌双全描述的N次转载，还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风靡一时，都让林徽因在其逝世多年以后，在当下年轻人当中的知名度，不亚于一个当红明星。

　　在当当网上可以查阅到，关于林徽因的传记书不下10种，比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不离不弃，且行且珍惜》、《喜欢你是寂静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林徽因传：你是人间四月天》等。而其中几本书的广告词之陈词滥调，也是让人醉了。“一代风华绝世佳人林徽因，让三大才子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痴迷钟爱一生，不离不弃，且行且珍惜，便是世间最美爱情的注脚。”“文艺圈‘民国一代才女’和‘精神贵族’；都市小资艳羡不已的‘五好女性’——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

　　除了那些颠三倒四说了又说的情感故事，以及她被女人“羡慕嫉妒恨”的好命、才华之外，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却鲜有人提及。除了“人间四月天”“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些被段子手“兑水”成情感鸡汤文之外，林徽因还有更多值得欣赏的诗歌。比如，在20 世纪40年代，为躲避日本入侵，林徽因与梁思成迁居到四川李庄，国仇家恨加上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她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在病榻上，她写下一首名为《十一月的小村》的新诗，“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对梁思成建筑学术的协助和贡献，也值得真正钦佩。20世纪30年代，纷乱、忙碌的时期，林徽因陪伴梁思成，行走大地，开始对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建筑进行一连串的实地考察。其中一项最大成就是，他们一起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857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

　　陆小曼：她的才华被婚恋故事淹没

　　陆小曼几乎是仅仅因为与名人的婚恋纠葛，自己也成为近代名人的。对于有些人，要讲述陆小曼，不用徐志摩作为大料，几乎说不出来她是谁。而且相比林徽因，很多人对陆小曼的印象，多离不开放荡、鸦片、堕落。最多是说她漂亮，以及后来画得一手好画。不管是在各种婚恋主题书中作为案例，还是各种民国奇女子传闻中，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几乎成了国民婚恋负面教材。陆小曼的沪上名媛形象，也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形象接近交际花。

　　且不管以上传闻真实性有几何，但就一点：陆小曼写过什么小说，有几个知道？陆小曼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约，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地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她爱读书，英法原文版的小说，她读得很多。1947年夏天，她接受著名女编辑家赵清阁的约稿，创作一部约两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原名《女儿劫》）。赵清阁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

　　在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婉贞，上海沦陷时，一个小职员之妻，为了给儿子二宝看病，不得不违心应聘到皇家饭店。站在小小的售货台后面，暂时忘记了她必须尽快向经理借到钱才能给儿子买药打针。她亲眼目睹出入饭店的太太、小姐们奢靡背后的污浊丑陋后，不染污泥的她，毅然不顾一切地昂首走出皇家饭店。陆小曼用她曾经熟识的经历，再现了沦陷时期旧上海，十里洋场繁华背后的真实场景。很多读者读完《皇家饭店》，重新认识这位饱受争议的民国美人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张充和：“民国最后的闺秀”

　　比起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对于普通大众，张充和的知名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在文化圈，她的名头却丝毫不弱。出生于1913年的张充和，是近代著名 “合肥张家四姊妹”之一。她早年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16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她的曲艺小楷，格调极高，秀逸超凡。1948年与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她的知交师友，乃一众名家，灿若星辰，其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她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章士钊赠诗把她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汪曾祺赞她唱腔“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欧阳中石称她书法非常精到，“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张充和文采极佳，她曾为姐夫沈从文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传诵一时。早在1936年，张充和经胡适介绍进入报纸副刊写稿，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大量的短文，散文、小说、随笔、书评、艺术评论等等。追溯张充和民国文选，亲情、师道、成长、变故、友谊、旅程、信仰、感悟等等。《桃花鱼》背后的曲折和坦阔，《小园即事》里的寻常家境，龙门巷的童年记事，姑苏城外浓雾里的母女情深，扬州外婆家的黯然，青岛海边的绮丽旅程，曹操点将台的古意回归，拙政园里的昆音袅袅……

文汇报    拿什么跟夏志清“比拼”   本报记者 任思蕴 于颖    2014.11.29

　　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 年，1979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在香港出版，并逐渐在大陆产生重要影响。对“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的努力奠定了这部文学史的经典价值，并使作者获得崇高的学术地位，但围绕这部文学史的批评和质疑也一直不断。《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出版30多年来，对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观念的改变非常大，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已经具备条件，写出一部超越夏著影响力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一笔有缺陷的文学遗产

　　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个中文译本在香港出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研究员的吴福辉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1979年底就看到了夏著的中译繁体字本。“一本书6个研究生轮换着看，文字非常好读，两三天就看完了。”

　　当时中文系学生学的是以左翼文学为核心的“固定的文学史知识”，包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等。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吴福辉觉得“非常震撼”。

　　左翼文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产物，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学，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作为标志，1930年正式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40年代又迎来了延安文学的发展。带着天生的“冲动”、“叛逆”，左翼文学以“社会价值高于审美价值”为价值取向，过于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因此呈现出“过度政治化倾向”。王瑶的文学史虽然不赞同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师陀等作家，但书中仍有所讨论，可见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相对小一些，当时还受到些批评；刘绶松、丁易的文学史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几乎只写左翼作家，非左翼作家无论成就如何都无法进入。吴福辉形容：“夏志清的《小说史》像一颗猛地坠在一代学人中间的陨石，影响空前。”

　　“我写下了我自己的评断，不像大陆原先所能看到的正统文学史著作，对所有现代作家的评断差不多都是一致的。”夏志清这样解释《小说史》受欢迎的原因。他不客气地批评，在大陆文学史家那里，“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晓忠指出，夏著《小说史》的“精彩”正是在与王瑶、唐弢、丁易等的文学史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因其选择和分析作家的“不一样”的视角，因其注重“文学性”和新批评的分析方法，正迎合了1980年代大陆的审美趣味。

　　夏志清反复表达， “身为文学史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他在《小说史》结论一章引用了劳伦斯在《古典美国文学研究》的一句话：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他认为这是有想象力的作家的“金科玉律”。《小说史》显著的个性化审美的确为人津津乐道。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所言：《小说史》作为经典的文学史作品好在，夏志清不仅以研究者的身份，更以一个很懂文学的读者的身份，在讨论文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夏志清会令他想起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老顽童似的夏先生，无意间就扮演了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我们且看他真如任性孩童般的口吻：“《猫城记》这部小说，老舍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当时评价也不高，我偏要加以重视。”这简直像是怕人一不小心忽视了他的文学趣味似的。

　　吴福辉说，夏志清强调文学对人性和道德价值的表现，重视文学的“普适性”价值——超越阶级和时代的、人类共同的、不受影响的对美的理解。“刘绍铭先生在中译本引言中就指出，同样是许地山的作品，夏的眼光就与别人很不同，别人看到《春桃》，夏却看重《玉官》。”

　　对“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使夏志清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提醒读者别忽视了此种“功绩”的历史背景。“这是受益于两岸30年暌违的特殊历史环境。作者当时是在美国，占了大便宜。他要是在北京，在台北，以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可能写出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夏志清对张爱玲评价那么高，但为什么《金锁记》在美国少有人愿意出版呢？“其实，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是一部肮脏的小说。” 陆建德说，张爱玲的笔触很冷，写出那样一个“心理阴暗”、“变态”的女性。“但牺牲者也可能是压迫者啊。所有的悲剧都是艰苦的挣扎，都应该有几种声音，不是纯粹的恶，但我们在《金锁记》里看不到其他的维度。这也能看出，夏志清对作品‘优美’与否的评判，带着很浓重的偏见。”

　　《小说史》另一个受重视的特点是融贯中西的眼光和将中国文学放诸世界文学的比较视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金理在通读《小说史》后，对夏志清强调西方经典文学为衡量坐标的强悍的比较文学视野印象深刻：“他把《围城》比作一篇‘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把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分成两边’：‘一边是露西（Lucy）形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那么另外一边该是华兹华斯的第二种人物：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

　　夏志清觉得现代中国文学整体肤浅，受到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体现不了道德问题的微妙，比不过“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方文学。“在《小说史》中数次穿插比较西方文学作品，他不再是孤立地讨论中国文学。”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反复强调。

　　这种比较并非不生硬，陈子善直言：“我们的文言文已经很成熟了，当时白话文毕竟在摸索中，白话文小说有问题很正常啊。”吴福辉则认为这是夏志清显而易见的缺陷——忽视中国当时的环境，他指出：“如果能对‘时势’给予必要的同情和理解，他就能挖出中国小说很多长处。”

　　江弱水则认为，夏志清其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江弱水认为文学史的典范应该是像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那样，几十年来在英美的大学里一直作为最标准的俄国文学史用书。“写文学史的人好比乙方。”他说，“夏志清和米尔斯基比，吃亏在甲方很弱，新文学30年，小说整体成就不高，幼稚作品比比皆是，他面对西方辉煌文化难免心虚。”夏志清在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讲：“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在江弱水看来，“可以原谅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轻自贱”，因为这是吃了我们国家20世纪事事不如人的亏，吃了我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整体上不济的亏。

　　陈子善强调，《小说史》毕竟是西方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向西方介绍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状况，它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路径。我们可以认同，可以质疑，但不能否定其开创性。“这实际上是一笔文学遗产，这是部无论如何绕不过的小说史啊。”

一种丰富现代文学史传统的参照

　　去年年末夏志清在美国逝世，陈思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谈过与其人其书的最初“接触”。夏志清在1983年应钱锺书邀请回大陆，也是晚年唯一一次回来。尽管陈思和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他1980年代初读《小说史》的感觉，但彼时大陆学术界许多左派正在抵制夏志清，官方也“很难善意接待”这位“反共”学者。

　　在大陆，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样，一直相当有影响，相当有争议。

　　不少批评认为《小说史》对左翼作家有偏见，评价过低。江弱水举例，夏氏在写到郁达夫被日本警察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时这样表述：“他身为作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说郁达夫‘不很爱国’已经大可訾议，用‘下场’形容其死，也太不合适了吧？”江弱水说，“可蔡思果先生的译文已经做了淡化处理，看回英文版，才大吃一惊，原来他用的是ironic end（讽刺性的结局）。如果一个汉奸文人被日本人杀掉，那可以说是讽刺性的结局，可一个中国作家，即使生活上颓荡沉沦，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词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袁良俊也曾更激烈地批判过夏氏的政治、学术偏见，比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一文中认为，《小说史》充满“反共”喧嚣、“冷战”色彩，“把张爱玲捧上天，把鲁迅贬入地”，否定“左翼文学”，贬低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存心与“左派文学史”唱反调。

　　陈子善认为，批评《小说史》“反共”，可能存在误解。夏志清在中译本序中已经写清楚，当时耶鲁政治系饶大卫请他一起编一本供美国军官参阅的《中国手册》，他在写其中《文学》一章时发现西方竟无一本像样的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便打算自己写。“并没有什么大不妥，要说他迎合冷战背景，好像牵强。”

　　孙晓忠愿意将夏志清的写作方式作历史化理解：“冷战背景决定他获得写作材料的范围，他重视了同样在海外、依靠反共基金资助写作的张爱玲，却没有写萧红等作家，这与他身在国外，无法接触到更多资料有关。他后来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译本序中表达过在美国搜集资料的困难。陈子善说：“张爱玲的书都是宋淇从香港寄给夏的，夏看了作品，觉得这个作家需要着重论述。没有人给他寄萧红的书，如果当时有，也许会给萧红相当多的篇幅，他的文学史可能呈现的面貌也就难说了。”夏志清后来看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感到未能在《小说史》中加以评论，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这样的偏失，不仅夏志清无法避免，任何一本文学史都可能出现。1985年，唐弢在郁达夫逝世40周年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明确反思了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评价不足。他说：“我是主编，要承担主要责任，重编的话要修正这个错误。”

　　陈子善说：“唐弢是看过郁达夫作品的，和郁达夫还很熟呢，对他评价也不恰当。夏志清没有看到萧红的作品，没办法评价太多。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看待夏志清的文学史观，不能以意识形态为由随意断定他有偏见。他是不断自我批评的，因为端木蕻良没写，萧红没写，后来都专门写文章讨论。”

　　金理将《小说史》的“偏见”理解为，其实根本不必去乞求一部充满“正见”的文学史。“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理解为四平八稳的教科书，那我确实希望它赶紧消失。如果 ‘偏见’意味着勇于表达学术个性，勇于探索新鲜的文学史理论，那我希望越来越多有‘偏见’的文学史著作诞生。”他认为，夏著出版后未久就遭到普实克的质疑，这就是很健康的生态。“大家都亮出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学术传统就是在一次次的相互驳难中推进的。”

　　夏志清在《小说史》序言中提到过，写作时受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李维斯的理论和新批评学派的影响。陈子善认为这是他可爱之处，“不否认自己所受的影响，直截了当提出来”。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也进一步强调，夏志清重视文学性，认为政治先行或过于滥情的作者“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许多左派作家是在这个尺度下不被重视的。

　　传统的文学史往往是肯定的姿态，夏志清下笔时恰恰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将《小说史》视为一部重要作家的批评史：“大陆以前的文学史不这样写嘛，所以夏志清在安排作家作品的轻重上有个人的主张。”

　　拿“文学性”的尺子丈量，夏志清对左翼文学有批评，亦有肯定。

　　“他对鲁迅的短篇小说评价是很高的，只是对后期作品有保留，并且觉得鲁迅去世后被‘神话’了，1936年以后确实如此，愈演愈烈。何况，总体上他是承认鲁迅的，只是与我们传统对鲁迅的评价有距离。”陈子善反问，“如果夏他是意识形态的标准，他会去肯定张天翼、吴组缃么？这些可都是公认的左翼或接近左翼的作家。反过来，我们传统的文学史对非左翼是一概排斥的。这恰恰说明夏相当出色的文学眼光——文学史家都可能有偏见，偏见往往是洞见。”如陈思和所言：我们从这部小说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固然有“反共”立场，但是他一旦接触到文学作品，审美意识马上就占了上风。

　　夏志清重视文学本身的价值。“这就是立足文本的‘新批评’的方法。”吴福辉说，“而当时的学人受苏俄文学影响，重视从文学内部，从审美、修辞来衡量作品，两者其实是一致的。说他对左翼有偏见，说他捧张贬鲁，都过了。”

　　拿“文学性”的尺子丈量，夏志清很得意地把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列为了佼佼者。

　　当然不是人人对此深以为然。比如知名批评家李陀今年9月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表示：钱锺书的《围城》其实是一部二流小说，可是自从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一捧之后，众声喧哗，都说《围城》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就很不正常。

　　孙晓忠觉得，夏著倡导文学性，在分析作品时更多却是非文学的阅读，其批评方法停留在道德批评，或将文学的好坏归因为宗教的有无。“他受新批评的‘张力’ 说启发，抓住讽刺的修辞来判定经典，但过于绝对化。有无讽刺成了作家有无人道主义、关不关心现实的依据，将形式批评和道德批评杂糅到一起，不免对接过快。按照这个标准，最好的作家就只能是油腔滑调的钱锺书了。将文学好坏归因为基督教的有无或宗教的好坏，更是无稽之谈。”孙晓忠认为，夏著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感时忧国也缺乏同情理解，而今天批评这些意义已经不大，需要反思的恰恰是他文学理想与写作实践的差距。

　　陈子善从今天的眼光回顾，认为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评价至少是经得起考验的，他重视的这几位目前也普遍被认为有价值。虽然直到今天，大陆对张天翼的评价也不高。“我们比较认可他抗战时写的《华威先生》，对前面作品的评价不高，而夏对其评价倒很高。但至少没有这样的作家——我们认为不值一提，而他却捧到天上去。”

　　能有哪一部文学史是全知全能的呢？在陈思和看来，夏志清的《小说史》提供的是一种参照，在当时文学史只有从“文学革命”到 “革命文学”，再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这样一个视角时，《小说史》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传统。陈思和认为，《小说史》梳理出四大传统：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为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锺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这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比起以往狭隘的文学史观，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相。”

一部影响力已经被吸收的经典

　　 19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逐渐在大陆产生影响，当时通行的教材还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孙晓忠分析：改革开放后，大陆和台港交流加速，一些大学开设台港文学研究和台港文学专题书库，大陆读者慢慢接触了《小说史》；1980年代末大陆又风行重写文学史运动，主流文学史普遍受到批判，夏著逐渐树立了经典地位。“《小说史》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注重，强调细读，注重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些观点在今天仍不无启发。”

　　王德威称《中国现代小说史》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因而后来者要推陈出新，是无法绕过夏氏的。《小说史》首个中译本出版30多年来，仍然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和学生不可忽视的参考书之一。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陈国球说，现在他在香港的高校讲现代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仍然是必用的参考书。“我讲课时当然会指出其中的问题，但不可能不提此书，因为这本著作的文学史书写方法别有一格，而又造成影响。”2003年左右，金理读硕士期间，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来刘绍铭等翻译的版本，还没读完，就被一位室友拿去复印，回到他手里，差不多已是一本旧书，中间很多朋友抢去复印，可见魅力之大。

　　孙晓忠认为，在文学史料学意义上，《小说史》钩沉了当时的二线甚至三线作家，丰富了文学史研究，这是其独特之处，但在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框架上，夏著并没有重大突破。“比如在文学史分期上，在现代文学起源上，在作家论模式上，都是和1970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一样的。大陆文学史常为人诟病的‘鲁郭茅巴老曹’，夏也无法绕过，也必须重点介绍这几位作家，只有曹禺的戏剧不属于小说史论述范围而舍弃。”

　　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不可避免地老了。

　　像金理这样的年轻学者，读夏著，认为自己“可能不会如前人那样震惊了”。“夏著指引的方向，和1980年代陈思和教授、王晓明教授所倡导的‘重写文学史’所指引的方向，在我接受文学史教育的时候基本已经成为‘常识’。在我们这一辈的文学史阅读中，不可或缺地就存在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这也反映了夏著的影响力。”这与江弱水的观点不谋而合：《小说史》对1980年代以来大陆文学研究者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但是，它的影响已经被我们吸收了，回头再看，既可以看到它的贡献，也应能发现它的缺陷。

　　“夏志清的《小说史》当然是一本经典的文学史作品和了解文学史的基础性材料，但它的观点、看法是深受时代的影响，现在看来也比较老了。”姜涛说，“不必要简单作二元对立的判断，认为大陆是一个传统，夏志清是北美的传统，两者互不相干。夏的传统和大陆的传统都很重要，大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夏志清也是非常关注的，不同的文学史脉络都要回到文学传统本身当中去理解。”姜涛指出，1980年代整个现代文学史在转向，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北大钱理群等老师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严家炎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不少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孙晓忠指出，1980年代后，大陆和美国学界分享了相同的历史观，在此背景下，大陆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80年代修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更为前沿的是王晓明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后者虽不是纯粹文学史，但是收录了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前沿成果。

　　除《小说史》外，陈国球一般会建议学生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且“一定要提及在香港完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司马长风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这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他认为香港的读者有必要参考不同立场的著作。陈国球曾在其著作《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谈到司马长风的意义：在香港这样一个游离无根的华人地区，这位1949年南移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中国新文学史》，是香港罕见的有规模的“文学史”，也是一份文化回忆记录，“在这本多面向的书写当中，既有学术目标的追求，却又像回忆录般疏漏满篇；既有青春恋歌的怀想，也有民族主义的承担；既有文学至上的‘非政治’论述，也有取舍分明的政治取向”。

　　金理说：文学史著作没有必要“比拼”，而应该是不同的著作“并置”一起参考，根本不应该去乞求、实际上也没有一本“终极”的版本著作。

　　作家是自由的，作品是自由的，它们是否应该陈列在文学史整饬的匣子里，其实也是个正在被重新思考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当然还是有文学史的教学，但是文学史的上课方式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姜涛说：“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作用究竟如何，现在也是可以重新思考的，了解一个时代文学的状况、发展，直接接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学史的课，一方面在淡化文学史的线索，淡化思潮、理论等内容；另一方面，提供小班教学、分组讨论等辅助课程，引导学生通过仔细研读具体作品来了解文学史。

　　张新颖一直不大认可把文学史看得那么重要。“中国人讲究排次序，我们原来的文学史都得在一个系统内给作家作品摆摆位置、分分轻重，谁要占一章，谁只能占一节。可为什么要由一本文学史来告诉我如何安排作家作品呢？我们了解现代文学的方式，为什么是找一本文学史，而不是直接找作品呢？”所以，近十年来复旦中文系的文学史教学比重也在下降，挤出的时间开设了很多读文本的课程，他觉得这个趋势好。“我们习惯于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向‘专家’要个说法，文学史就是给一个说法，但这就不是读者自己的理解了。”

　　 “从教学角度讲，我确实更重视作品本身。”几年前张新颖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开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课程，上课的方式就是每堂课看一个作家的作品，然后相互讨论。“国外学生对中国文学是一点都不懂的，不像中国学生，即便没读过作品，但是巴金茅盾这些作家，也可以通过文学史教材的叙述了解大概；而外国学生理解作家的唯一渠道只有我给的文本，所以对作品的研读更为充分。”欧美学生读文本的感受也给了他很多惊喜。

　　所以，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绑定”的说法，不少学者是不以为然的。

　　陈思和不赞同是夏志清的《小说史》捧红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在我看来，张、钱、沈诸位作家本来就担当得起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他们不肯随波逐流，敢于自立门户和流派，尤其是张爱玲和沈从文，开拓了五四传统以外的城乡民间写作传统，自有千秋功业显赫于世，不是靠谁能够随意捧红的。”

　　“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万字长文，说《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对技巧的分析也高出夏氏一头。”江弱水说，“所以张爱玲文学地位的确立，也难讲是夏氏首功。”

　　一直研究沈从文的张新颖认为，夏志清在沈从文的研究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不能说没有他就没人再读沈从文了，事实也的确并非如此。“表面上看，这些作家不入过去大陆的文学史传统，但在我们想不到的角落，对他们的阅读并没有中断。”他注意到，上世纪50、60、70年代，大陆当然不出沈从文的书，但那段时期香港有大量翻印本。“这就说明有阅读需求，香港的翻印本很少流到大陆，但发行范围不仅在香港，还包括南洋、欧美。我很好奇夏志清写沈从文那一章时用的是什么书，可能就包括一些翻印本。”

　　姜涛也谈到，《小说史》推崇的作家作品，在夏志清之外，也有他人挖掘的努力，作品如果本身有足够的生命力，总是会被挖掘出来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和过去不一样，文学史的研究是呼应社会发展的。”

今天怎样写新的现代文学史

　　那么，呼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学史该如何写？

　　在孙晓忠看来，今天不论是大陆的文学史，还是国外学者的文学史，在写作范式上都大同小异，亟待突破；在理论上，随着新历史主义和新文化史和生活史的新观点不断引入史学界，文学史写作框架已经严重滞后，应当将文学史写作嵌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比如如何突破历史分期，作家论模式等。“以李维斯为代表的漫长的 19世纪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已经跟不上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文学史应当回应时代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终结漫长的19世纪，从现代文学中淘洗出当代性。”

　　吴福辉认为，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的矛盾中——主流的左翼文学文学史消解后，新的文学史还未形成。“20世纪文学”在 1980年代中期提出，从提出到写成，经过了30多年，严家炎主编的三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1年才出版。“即便这样，我们也很难准确提炼出 ‘20世纪文学性’，即表明与‘19世纪文学’‘21世纪文学’的根本区别。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要经过时间积累才能慢慢凝固起来。”他认为现代文学不能着急整合，因为沉淀还未充分。现代离我们太近，又与政治相互纠缠：“沈从文的全集出来后，有人提出，遗漏了他1940年代在香港的一些文章，这会影响我们对他后期的看法。”所以吴福辉提出：短期内最好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除作品以外，要将作品的产生、传播等都看成文学内部的东西；文学史也要留一些空白，不能把结论说死，要把基本资料呈现给读者，引导读者参与思考。

　　至于能不能达到夏志清当年的影响，吴福辉表示悲观：“知道了苦乐，知道了鞋子松紧，愿意冒风险写文学史的人不多。”

　　陈子善还介绍了一些特别的文学史写作。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是以参与新文学进程的当事人身份写的，完全从曹个人的角度来谈文学史，读来很是亲切。近一点的，李洁非的《文学史微观察》也很有趣，抓住几个关键词串起来写，比如“会议”，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等，还有“稿费”，切入作家收入情况，细细地写，也是一种尝试。“今天的文学研究前进很多步了，新材料不断出现，理论上今天的人应该写得更好。过去的文学史难免是教科书式的，总论下面分小说、诗歌、散文，小说里面给作家排排座次。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不会断绝，但文学史写法可以不千篇一律，应该有不同形态，在多元的尝试中此消彼长，慢慢会产生比较理想的文学史。”

　　甚至，张新颖想象中“好看”的文学史是这样的：讲现代，先别急着评价，不妨先讲清楚，这个过程里有些什么乱糟糟的事情，它们形成了怎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如何作用于文学？“如果能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了，这样的文学史会很好看。”他提到他大学时代流行的《伊甸园之门》。这本书描述了 19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具体情形，包括文学上的实验、摇滚乐、鲍勃·迪伦、艾伦·金斯堡等。“读过之后，那种鲜活的历史现场、历史声音就自然呈现出来了。如果有这样的文学史，就能从那个年代的文学生活里过了一遍。而我们原来的文学史恰恰把这些鲜活的元素都去掉了，却在着力表现编写者自己的观念、评价和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金理认为，文学史编写主要就是史料的发现和史论的创新，今天来看，后者可能更急迫一些，否则，如钱穆先生在《新亚学报》发刊词所言——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现在已经不简单是‘攻城略地’、‘捡到篮里都是菜’ 的时候，更需要强调的是疏理各个地方版块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地方之上统治的‘合法性’。”

　　金理特别谈到了近年来的一些理论视角，比如范伯群的“多元共生体系”、陈思和的“先锋—常态”、李怡的“民国机制”、郜元宝的“现代汉语反思”等。“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 ‘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考掘与‘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移诸文学史研究领域，需要的正是‘整体性’的视野和理论的有效整合能力。”他说，“借用陈思和教授的话，这就是‘文学史理论的创新’——需要凭借有创造力的文学史理论，来整合各种文学现象。通过上述理论视角来重新烛照现代文学史，定会产生重要成果。”

云南信息报    张爱玲写作的受辱史   2014.12.07

一九六七年初，夏志清在台湾租住的公寓里摔了一跤，胳膊骨折，胳膊上打了一层厚厚的石膏板，一时间无法握笔。而此时，一直等着他回信的张爱玲，正在自己录入《金锁记》的英译稿。在此之前，夏志清在台湾替张爱玲联系了台湾的出版人平鑫涛，几乎，帮助张爱玲解决了生计问题。

　　一九六六年秋天，张爱玲的老公赖雅已经瘫痪在床，她给香港的友人宋淇夫妇寄去的《怨女》的书稿，宋淇夫妇竟然没有收到。好玩的是，不久后，台湾的《皇冠》杂志开始连载这一版遗失的《怨女》。张爱玲闻讯后，立即全权委托正在台湾的夏志清去找《皇冠》的出版人接洽版权的事情。

　　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还专门将给平鑫涛的信件附了副本，全文如下：

　　鑫涛先生：

　　前致一函，说明《皇冠》连载《怨女》系去年以为遗失之稿，经修改后正接洽出版事，突闻在《皇冠》连载，深感诧异，亟来信阻止，迄未获回音，特再申前意，免致延误，除挂号外并将此函副本寄交至夏志清教授，夏君适自美来台北，寓金华街二五号。兹托致语，作者决不同意根据连载《怨女》出书。倘若有意出版改正本，可就地商谈，已托夏君全权代理。

　　正是在和《皇冠》的合作之后，张爱玲窘迫的生活状况有了些好转。

　　而《怨女》一书来源于《金锁记》，而《金锁记》英译本一开始被张爱玲起名为Pink Tears，即《粉泪》。后来大概为了更有市场，自己又改了一个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做《北地胭脂》。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给夏志清的第二封信里，张爱玲便解释了为什么要给夏志清看的原由：“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而这篇小说呢，又是根据《金锁记》改编而来的，所以想请夏志清提提建议。她第一次流露出写作上的不自信，在信里，张爱玲这样写道：“至于为什么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

　　热爱听市声的张爱玲，如今找不到写作的磁场，所以，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也受到了情绪的牵连。

　　夏志清整理的第五封信，是张爱玲自抄的一封退稿信。大概是一九五七年前后，张爱玲初用英文改写的《金锁记》，当时叫做《粉泪》。结果，得到一个叫Knopf(诺夫)出版机构的退稿信。在致夏志清的信里，张爱玲这样坦白：“Knopf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我们曾经出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道德败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张爱玲忘记了写信人的名字，但凭感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编辑。编辑的职务越高，那么，对张爱玲的打击越大。这封信，几乎成为对一个写作者的嘲笑和讽刺。

　　不久后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张爱玲又一次在信里向夏志清说了《北地胭脂》的事：“我正在把那篇小说(指的是英文版的《北地胭脂》)译成中文，一改成原本的语言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不是那么回事’，只好又改。Donald Keene所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也在内。译完后预备把英文原稿再搁几个月再译回来重打，距离远些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费许多手脚，都是无用的练习，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我迟早总要寄到英国去，以前因经纪人嫌版税少一直不肯送去，现在暂时也谈不到，以后有什么发展再跟你商量。”

　　仔细想来，这真是一个语言的游戏。张爱玲将中文版的作品《金锁记》改成一个英文版的《北地胭脂》，然而，不成功之后呢，却又可以按照英文版的内容再译回中文，便成了《怨女》。这真是一个猜谜语式的写作。

自己的英语写作，在美国得不到承认，只好又转回中文，可以在香港和台湾挣些散碎的银子。然而，终究是一次受辱的写作经历。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致夏志清的信里，张爱玲又一次决定将《金锁记》翻译成英文。既然改写《金锁记》不成功，那么，直接翻译，总不至于再次被嘲笑了吧。直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才将译好的《金锁记》寄给了夏志清。前后用去了这么久，译得如何呢？在十天后的信里，张爱玲这样写：“《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

　　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英文写作，始终是不满意的。

　　还好，因为和台湾的皇冠签了出版的协议，经济上有了一些收入的保证。张爱玲的自信也有了一些。知道自己虽然不能用英文写作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却仍然还可以依赖中文。于是，在书信里，她又有了闲暇，甚至和夏志清讨论起演员的气质来，哪个演员能演她小说中的人物呢？

　　张爱玲的《北地胭脂》后来终于在英国出版，夏志清的评价是：可说简直没有一点儿反应。这部以英文进行的写作，基本上是张爱玲写作上的受辱史。

经济观察报  最是寻常能动人    马阳杨    2014.12.26

“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

　　我只摘出这三句，大概便可模拟出笼罩在张爱玲后半生命途之上的阴霾。她对时间是不信任的，因之也有了一点点犹疑、一点点悲凉、一点点焦虑。正是这“一点点”，使张爱玲的目力异于常人，继而渗入笔端，生发出那易于蹈袭却难得其真味的韵致。

　　张爱玲迁居美国后，生活不易，此中详情，虔诚的张学家们多有考证。可陷常人于困顿的不如意，频频光临她孤立无援的异乡生活，丧夫、多病、虫灾，难以抛就的世俗物性生活与亟待静心潜入的艺术世界，在两端撕扯着她；艺术家或可偶逢的幸运，张爱玲却往往无福尽享，费劲周折申请下一笔研究经费、又为琐事分神以致计划搁浅，在伯克利加大谋一份研究员的职位、受累于天性中的避世而难以博得主事者陈世襄的赏识，一俟首任聘期结束，她也再难立足。

　　以上种种，都可见诸夏志清先生细心评点辑就的书信选中，张氏的自述、杂忆以及旁人的散记、追念亦可作参差的互证。这位现代中国的天才女作家，毕竟不容于远为激进的红色中国，属于她的时代倏忽而来，又倏忽而逝。去国离乡之后，张爱玲籍籍无名，仿佛不满于她昔时的风光，生活报复性地施予其种种难堪，她自然疲于应付，生活可以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毁掉菲茨杰拉德，可以用酒精依赖症击垮海明威，也可以用无休止的琐碎与庸常折磨张爱玲。1960年代以后，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问世，张爱玲的创作重获重视，声望日隆，及至晚年，读者、评论家对她的敬慕恐怕更胜当年，可惜她的房间早已容不下一张静谧无忧的书桌。张爱玲也许从未有过才华枯竭的恐惧，但漫无边际的虚空不啻于将她敏感的心掷入荒原。

　　蒙夏志清先生誊写并详附按语，这一百三十四封书简得以献诸普通读者，书名不作惊人语，极是朴素端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作家的一大幸事，便是有一位忠实于她的批评家，他需识见过人且能激赏其才华，又可取信于读者而作有效的绍介，有如埃兹拉·庞德之于乔伊斯，或是埃德蒙·威尔逊之于纳博科夫。受限于政治情势，1950年代末期的张爱玲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不过十年间，她便如冰山没入海平面，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与当代写作实践的缺席者。夏志清独具慧眼，在《小说史》中为她专辟一章，同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钱锺书分庭抗礼，更将《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杰出的中篇小说，叹赏之情，可见一斑。两人的鱼雁往来自夏志清奉寄《小说史》始，终于张爱玲逝世前一年，除却张爱玲为顽疾所缠的两三年，通信鲜有中断。夏志清与张爱玲谋面不过寥寥数次，日常事宜的交流全凭这纸上言，可说是最为士子珍视的君子之交。但这不妨碍张爱玲将夏志清引为知己，下笔也自然无需遮掩，少了许多虚饰客套的陈词。她常将目下的难处和盘托出，在美生活期间的种种不顺遂，以及生计之困顿、写作之停滞，在信中都有毫无保留的直陈，细腻可感，是张学研究的第一手，也是第一流资料。

　　夏志清凭藉《小说史》一著，揽下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成为炙手可热的汉学明星，此后笔耕不辍，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已是执欧美汉学界之牛耳的大学者，稿约不断，台港报刊对他也极为重视，颇负盛名的“《联合报》文学奖”便邀其作为评委。初出茅庐或尚未扬名的作者，若获其青睐，便可进入学界的研究视域，在一般读者中也可赢得出手不凡的上佳印象。借着批评家的声誉与出版传媒界的资源，面对张的嘱托与求援，夏志清总是不吝援手、倾力相助，无论是代为接洽出版事宜，还是求索不易寻获的参考书籍，抑或是举荐作保，他都亲力亲为，张爱玲很受感动，这是一种不受利益沾染的友情。我们常在信函中读到类似的表述——“你我既是知己，我便不必言谢，但如此情谊，我仍要记一笔以慰你心”或者“在你我便不道谢了，想你不会见怪”，那份赤诚，那份纯粹，溢于言表。

　　国内治现代文学的学者，熟读文献资料的不少，文坛掌故、逸闻趣事皆可信手拈来，但精擅外语的不在多数，其中具有国际视野的，更是寥寥。偶有兼备者，从事的都是古板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谓主题学，所谓媒介学，所谓源流、版本、流散，几无生趣，如此窘境，累叠出一幅怪诞的画面---治现代文学的，便不读外国小说，精于西洋文艺的，因为不熟悉语境，便也插手不了相关的研究。这与民国文坛的活泼生态大相径庭，彼时的名作家中，兼擅外语者不可胜数，而1920、30年代也正是欧美现代主义勃兴之时，北平、上海都是远东重镇，通衢便利，与外界通邮已非难事，若从作家个人交游的视角考量中外文学互动，想是极有趣的着力点。以张爱玲为例，她的英语极为纯熟地道，读书之余，可曾与心仪的当代西洋名家通信？前此的研究资料中，尚未得见相关考辨。倒是在这一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可揣摩出一些端倪。根据夏志清的说法，张爱玲与普利策奖得主、当时的名作家马昆德相熟，在给宋琪的一封信中，张坦言《半生缘》其实是根据马昆德的《普汉先生》所改写，莫寄台、苏友贞分别就此写过长文加以评析，我好奇的是，张是因书得以结缘马氏，还是先有人情上的牵连、嗣后镜鉴其书以成己作呢？相关的资料尚付阙如，期待有心人循此线索，加以补白。

　　另一位与张爱玲有交情的美国作家想必出乎读者的意料，他正是近来颇受出版社及读者追捧的不羁才子杜鲁门·卡波蒂。《怨女》的英文版印行后，恰逢英镑贬值危机，销路不佳，张便想延请几位名家过目后予以评荐，当即选的就是卡波蒂。在另一封信函中，她告诉夏志清卡波蒂并未回信作答，因为“早忘了看过《秧歌》”，我们知道《秧歌》是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的襄助下，方获发行，卡波蒂过目此书，多半是美新处请他事先审读，提出评鉴报告，既如此，张爱玲得以与卡波蒂通信，定是卡波蒂对《秧歌》大为欣赏，进而发展了私人友谊。两人都是天才型的作家，写作伊始，便是通途，卡波蒂十七岁便文名大盛，张爱玲更是早慧的典型，在此一面，他们或许多少惺惺相惜。

　　既是私人信函，两人兴味所至，免不了要臧否人物、笔涉世情，熟谙台港知识界与文艺圈的读者能从中读出不少秘辛与轶事。提及张恨水，张爱玲毫不掩饰喜爱之情，附了一句“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初想，这场面极为怪异，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再一思，却添出几分世态的吊诡来，确是饶有趣味。虽幽居不问世事，但张爱玲的眼光依旧尖利如初，未尝得减半分，从夏志清与钱锺书的合影上，她看出“他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一代狂生，虽曾表示悔其少作，但遇有名家称许，自然大感得意，这种隐现的心绪，是逃不出张爱玲的眼睛的。对于后辈作家，张爱玲提得不多，唯一的例外是蒋晓云，对这位夏志清钦点的“张派”传人，张爱玲有称许、有保留，其中数篇她谦称“没看懂”，有几篇她又觉得过于显白，当然也有佳构令她动容，她丝毫没有因为夏志清的力荐而丢失自己的判断，这是迂，这是直，这更是诚与真。

　　晚近几年，每有张爱玲的遗著问世，便是出版界、读书人间的大事，其著作不仅畅销，而且常销，譬如《小团圆》，单是大陆，销量已在百万册之上。而她在世时，作品行销所及，不过是台港两地，虽则据信件披露，皇冠出版社予其的版税为15%，相当公道，符合大作家的身价，但销量毕竟有限，年入不过2000美金左右，而这已是张爱玲唯一的固定收入。如若大陆的版税收入能提前惠及张氏，则她的晚景绝不至于如此凄凉，以至于殁后三四日方为人发现，以她的天才，兴许又能为我们读者留下数册精美耐读的文字。

　　这些信件，不能保证读者得以进入张爱玲的心灵世界，她这样澄澈深情的灵魂，又岂是纸页上的言语所能涵括的？但我们多少能体悟她曾身临的寒意与领受的温情。夏志清的批评不是阿谀奉迎、虚与委蛇的捧场文章，他以才情赢得张爱玲的信任，以真情赢得张爱玲的真诚，他们在纸上的相遇，演绎了一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他们因文学而邂逅，又书写了各自的诗样人生，冲淡、从容、平和，从寻常中来，往寻常中去，却道是，最是寻常能动人。

深圳商报    张爱玲与夏志清     2014.12.28

苏 北(北京）

说到张爱玲一生境遇，夏志清曾以“绝世凄凉”入题写文章，感慨其身世。张爱玲自写此类感受，则是“寒咝咝的”。作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夏志清的体恤臻于极致，张爱玲的诉说则高度节制。挚友间相互牵绊的人性之美，流动在他们长达三十余年的通信中。

敏感而善写的张爱玲说：“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

1965年6月16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就其兄长夏济安辞世致祭。夏志清说，朋友吊唁的信很多，张爱玲的信“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那一句，极有张味。”

“张味”一词，透露出夏志清的专家身份。张爱玲的美国岁月，自我封闭到了极限，朋友自然不多。即便如此，“张味”也不是每个朋友都能说得上口。没有精深的研究作背景，很难想出这个词并作相应解说。

夏志清研读张爱玲文学创作，目光独有，心得独到。1961年，他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独辟蹊径，充分介绍“张味”作品及成就，认为其地位应“居于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待其学说东渐大陆，正合“重写文学史”的某种需求。张爱玲由此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之列，几近经典人物。又赶上大陆社会政治空气松动，文化观念多元，怀旧心理乍现，其作品也时来运转，出口转内销，金粉气息、旗袍仪态弥漫人心，风靡一时。这一来，有“张味”，还有“张看”，更有“张迷”，又生出所谓“张学”，足够张扬。

无奈张爱玲此时已入美籍，大陆的风光只能远看。她在美国拿薪水的差事，大多是教学、研究，有段时间甚至要专门跟踪“文革”运动新出词汇，加注释，编词典，写论文。做好这类事，需要案头工夫，更需要与人衔接、交流、协商、力争、让步、周旋，乃至虚与委蛇，逢场作戏。可以想象，这些非其所长的事情会让一个作家怎样难堪。夏志清说：“她不与人接触，只能写她熟悉的事，她改写《怨女》、《半生缘》都是说的老上海，揭露中国人的丑陋，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于是，她应有的生计便成了问题。

生计之外，张爱玲的身体也是问题。她写给夏志清的信中，不时说到健康情况——“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患感冒”，“我多半在卧病。时间这样消耗下去”，“入冬以来轻性感冒拖到这两天刚好”，“我这几天正患伤风感冒”……

如此一个小姐身子丫环命，碰上夏志清古道热肠，真是张爱玲的福分。这位挚友既能宽慰经常卧病的张爱玲，更有根本性的救美之举。他曾说：“……可以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

如此，张、夏两人的通信中，张之外，夏就成另一看点。夏志清善解人意，在对张信所作按语中叙述不少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其男女情感经历。1969年10月 12日，张爱玲写给他的信中说到“离婚”，他借题发挥，按语的篇幅几乎是张信字数的三倍，叙说自己的心仪、初恋、结婚、交友、出轨、续弦等事，声明“与其叫别人乱说，不如我自己真实道来”。此前不知夏先生情感经历如此丰富，读其信，亦无八卦心理，不意看到如此坦诚一位君子。此前读其著述，只觉得这位学者可尊可敬，如今得见其书外天地，也觉出了他的可亲可爱。

中時電子報    荒野的吶喊     劉紹銘    2014.12.29

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石破天驚」的發現，那是因為他「離經叛道」。「新批評」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

一

鄭樹森教授在〈夏公與「張學」〉一文提到，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但其影響力早在一九五七年綻發出來。因為志清先生在美國撰寫《小說史》時，每有所獲，就郵寄給他哥哥濟安先生過目和提供意見。一來在《小說史》上榜的作家在當時的台灣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二來張愛玲除了身在美國外，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濟安先生因此把書中張愛玲那一章幕後中譯出來，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以夏志清的名字在《文學雜誌》發表出來（二卷四期）。一九五七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級生，常到老師在溫州街單身教職員宿舍走動。

記得他拿著剛出版的《文學雜誌》感慨地對我說：「張愛玲終於遇到我老弟這個伯樂了。」其實夏志清的《小說史》並沒有偏愛張愛玲。他對當年被文評界冷落的「千里馬」如沈從文和錢鍾書不是一樣的就其獨特的個人才華說了公道話？當然，夏志清把張愛玲這麼一個「通俗」作家跟魯迅等殿堂級人物相提並論還不算，居然還說她的短篇小說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韋爾蒂（Eudora Welty）、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

鄭樹森在文中透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台灣小說家朱西甯曾跟他說過，一直推崇張愛玲的成就，「但要到夏公出來講，才更加確定，覺得終於有人出來說公道話；可想而知，夏公這篇文章對當時台北文學界震動很大。」夏公文章讓我們閱讀張愛玲成了一種嶄新的經驗，不在他立言的膽色，而是因為他對張愛玲作品的論證，每能跟她作品中的「微言大義」互相印證。我得再引用鄭教授對夏公文評取向的表述。

首先，就方法學而言，夏公貼近美國形式主義「苦讀細品」的傳統。形式主義也稱「新批評」，就文論文，不把作家的書寫和他們的家世或生平混為一談。通過「苦讀」，夏公感受到張愛玲對文字色彩的敏感。其次，他又連帶的注意到張愛玲小說豐富得近乎「華麗」的意象。夏公是第一個把這關鍵詞視為張愛玲文體一大特色的文評家。這名詞日後成為「張學」一個熱門論題。

其三：「華麗」以外，另一個周而復始的在張愛玲小說出現的關鍵詞是「蒼涼」。這也是「張學」專家為文時常用的一個出發點。「蒼涼」就是「人生一切饑餓和挫折中所內藏的蒼涼的意味」。其四：夏公認為張愛玲心理描寫細膩，但是她的觀察態度老練而客觀。

其五：夏公通覽張愛玲著作後，肯定她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就她人物相處的狀況來說，悲是「大悲」，也就是「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把「非個人」解為 “impersonal”，即得「新批評」論說之精髓。其六：夏公最先看到張愛玲受佛洛伊德和西洋小說的影響，「可是給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舊小說」。這從她小說中圓熟活潑的語言和對白就可看出來。

《小說史》一九六一年三月上市。同年四月十三日波士頓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出了 David Roy篇幅特長的書評，推許此書面世為年度出版界「一大盛事」（“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更難得的是，「在現存的各國文字書寫的這類研究中，也以此書為最佳」（“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David Roy是傳教士之子，寫過郭沫若評傳，後來專心致力翻譯全本《金瓶梅》。去年終於大功告成，終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是個大行家。

說《小說史》在西方漢學界中是「橫空出世」，看來一點沒有誇大。夏公在出國前早已在西方文學浸淫多年，文學理論亦尾隨「新批評」諸大家，凡此種種，套用鄭教授的話說，「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徑庭。後者忽視分析、義理，仍以實證主義考據、版本等為終極關懷，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張愛玲論析，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恐怕連『逆流而上』都談不到，只能視為『荒野的吶喊』。」

二

拿相命先生的行話來說，夏志清因《小說史》建立起來的名聲是「異路功名」。他是一個全科英美文學訓練出來的奇才，後來因時勢所迫留在美國「改行」講授中國文學，這對他說來想是個意外。說是「異路功名」，因為無論從個人志趣或學術背景來看，他也萬萬想不到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美國學界老一輩的人眼中的「漢學家」。

重讀夏公收在《談文藝、憶師友》中的幾篇自傳文章，深受他在追求學問表現的「堅貞決絕」精神所感動。他在滬江大學唸三年級時就選了難「啃」的德文，作為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對外語要求的預先準備。他在家自修時也沒有避重就輕，念的都是經典，像歌德的《浮士德》上下兩部。此外還有海涅（Heinrich Heine）的詩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詩劇。到耶魯上學的第一年就輕輕鬆鬆的通過德文考試。但接下來還要應付兩門硬梆梆的功課：「古英文」和「古代冰島文」。他苦練得來的德文閱讀能力都用得上，因寫讀書報告非要看德文參改資料不可。

夏公讀英詩，深受〈荒原〉作者艾略特影響。艾氏對十七世紀的「玄學詩」（metaphysical poetry）情有獨鍾，但夏公早在滬江當學生時就迷上了神祕主義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布萊克的「預言詩」特別難懂，但夏公硬著頭皮把他稱為「怪詩」的〈密爾頓〉和〈耶路撒冷〉都一讀、重讀、三讀讀得爛熟。這麼說，一來為了說明夏公讀書不知難而退。二來試看這位被華茲華斯視為「瘋子」的神祕詩人會不會因詩作曖昧難懂間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學美國。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夏氏兄弟雙雙受聘北大英文系，濟安是講師，志清是助教。胡適之先生這時從美回國，接任北大校長，不久即有消息傳出來，紐約華僑企業巨子李國欽答應給北大三個留美獎學金，文、法、理科各一名。北大全校資歷淺的教員（包括講師、助教）都可以申請。主要條件有兩個：一是當場考一篇英文作文，二是另交一篇書寫的論文近作。這些試卷和論文都由校方資深教授評審。

夏公決定以「瘋子」布萊克作論文題目。北大圖書館有牛津版兩巨冊《布萊克全集》，參改書也有三四種，加上平日以布萊克「粉絲」的心態搜羅得來的資料，最後寫成了一篇二十多頁的論文。即場考試由客座教授R.A. Jeliffe主持，出的題目是〈出洋留學之利益〉。夏公說得好：「真可謂『八股』之尤。」

論文部份，由英文系的客座教授燕卜蓀閱卷。燕教授本名William Empson，英國人，劍橋大學出身，所著《七種歧義》（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對英美文學批評風氣影響極大。他不屬於崛起於美國東岸的「新批評」陣營，但思路氣味相投。夏公在北大英文系當助教時期早已「忍痛」用相當於半個月薪金的價錢買了幾本「非買不可」的新書，其中有勃羅克斯（Cleanth Brooths）論詩的扛鼎名著《精緻的骨罈》（The Well-Wrought Urn）。夏公說燕卜蓀在北大教書，相當清苦，買不起新書，因此他們兄弟看完《骨罈》後就借給他看。燕卜蓀讀後異常欣賞，自動寫了書評寄美國「新批評」旗艦刊物的《Kenyon Review》。文章刊出後，Kenyon學院還請他教暑期班，從此跟美國的「新批評」學派建立了關係。

李氏獎學金的評審結果是文科的得獎人是英文系助教夏志清。名單公佈後，據夏公在〈紅樓生活志〉所說，「至少有十多位講師、教員連袂到校長室去抗議，夏志清是什麼人，怎麼可以把這份獎學金由他領去？胡校長雖然也討厭我是教會學校出身，做事倒是公平的，沒有否決評選委員會的決定。」

其實胡校長的「偏見」，看來倒不是夏公出身教會學校，因為燕京、嶺南和聖約翰這三家都是教會學校。胡先生「看不過眼」的可能是滬江不是什麼「重點大學」。夏先生自己也說過，「今天滬江大學停辦已有五十四年了，畢業生間以從事學術研究而出名的一向就不多。在英美著名大學英文系拿到博士學位的，想來就只有張心滄同我二人。」

胡校長雖然沒有否決評選會的決定，對教會學校的「餘恨」未消，竟認為像哈佛、耶魯這些學校夏公簡直不用申請，因為李氏獎學金只有兩年，連個碩士學位都拿不到的。胡校長沒有「胡說八道」，因為新任的北大英文系副教授王岷源是個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在耶魯讀了四年才拿到碩士學位。

夏公在耶魯苦讀三年半，拿到博士學位，但並沒有從此一帆風順。他先在社區學院教英文，又在密西根大學的東亞系跑過一年的「龍套」，做「訪問講師」。上文說過夏公是張愛玲的伯樂。夏公一生也遇過他自己的伯樂。當年如果不是蘭蓀（John Crowe Ransom）和燕卜蓀兩位教授鼎力推薦，憑常識看，一個出身「寒門」的大學畢業生諒也無門路走進耶魯的廟堂。

早年英譯《紅樓夢》（節本）的哥大東亞系教授王際真一九六○年時行將退休，開始「暗地」物色繼任人選。這時《小說史》還在最後的製作階段。有位負責審稿的資深教授跟王際真聊天時對這本書稱讚有加。王際真心念一動，跑到耶魯出版社要求看清樣。在半個小時的空檔內，他只能匆匆瀏覽了序言和魯迅那一章。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際真發信給夏公，恭賀他在這領域裡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你的評價十分正確，文筆又是那麼優美，不僅優於所有中國人，而且在所有學術圈子裡也是出類拔萃的。」

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石破天驚」的發現，那是因為他「離經叛道」。「新批評」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華茲華斯論「瘋子」布萊克有言，「這傢伙毫無疑問是瘋子，但他的狂痴處有些東西比拜倫和司各特的清醒更能引起我的興趣。」這位田園詩人是在苦讀細品後才得到這個印象和結論的。夏公於一九六二年獲聘為哥大副教授。

(新快报)  夏志清为什么能理解包涵张爱玲   闫红    2015.01.25

没办法，天才常常就是无礼和凉薄的，因为温厚这东西，需要很多的敷衍功夫。若把精力用在这上面，不但耗费时间，更磨损心性。以张爱玲为例，若是她花很多工夫去凑趣帮闲，就无法再保持她天才的清明、敏锐、独立。

　　虽说文人相轻，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却有着一份令人感动至深的友谊。从他们的通信看，宋淇夫妇为张爱玲做了太多的事，张爱玲几乎每一封信里都在说她的感动。然而，天长日久，亦有误会滋生，有一次，张爱玲给宋淇的回信里说：Stephen(宋淇英文名)不要说“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显得见外。

　　可以推想，之前一定是宋淇数落她“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也就是吾乡说的“用得着人可前，用不着人可后”，形容人势利现实。

　　这话有点重，当时我就看得一惊。但再想想，这话落张爱玲头上，倒也不算奇怪。想想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大致可以了解。

　　张爱玲与陈世骧的恩怨

　　夏先生对张爱玲真是一句闲话都没有，他也不觉得张爱玲对他冷淡对他不感恩。其实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雷德克里夫(肯塔基州)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她要请陈世骧帮忙，托庄信正给陈世骧送弹词。

　　1967年，张爱玲寄了部木板函装的《梦影缘》到庄信正办公室，托他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后来还送了一部线装的《歇浦潮》。当时陈世骧负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项目，张爱玲申请基金什么的，会请他做自己的推荐人。

　　张爱玲认识陈世骧已有数年，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彼此印象倒还好，1969年，当庄信正离职要去私立南加州大学任教时，夏志清建议他推荐张爱玲接替自己的职位，陈世骧和张爱玲都欣然接受。

　　那个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研究中国的情况，搜集新名词，形成报告。按说，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两年之后，她竟然因为不称职被陈世骧解雇。

　　张爱玲事后写信给夏志清，口气如《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她说陈世骧让她搜集新名词，不幸这两年没有出什么新名词，最后敷衍般地附了两页名词。两人又有一些语言上的误会，最后不欢而散。

　　在张爱玲看来，之所以有这么个结果，是交给她的工作没法完成外加两人沟通不良。但对两人皆有了解的夏志清却认为，一切并不这么简单。陈世骧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她去他那儿走动少了的缘故。

　　张爱玲其实是知道如何讨人欢喜的

　　他不认为陈世骧当真让张爱玲搜集新名词。张爱玲是个作家，让她仅仅搜集新名词太大材小用。只是张爱玲的前任庄信正曾经附了十二页的词语解释，非常的新颖有趣，陈世骧因此在最初强调了一下新名词，但也就那么一说，张爱玲不必当成圣旨的。就算她当了真，后来发现弄不出来时，也可以去找陈世骧沟通，看有无别的思路，但张爱玲竟没有。

　　夏志清替张爱玲解释说：“爱玲偏偏是个最shy，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

　　张爱玲真的不会和颜悦色讨好人吗？张爱玲也曾送过陈世骧小礼物的嘛。夏志清的夫人王洞说得爽快：“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的关系就淡了。”

　　夏志清说了，陈世骧是个热心人，热心人却也最容易心冷，他“晚年似较寂寞，喜欢朋友、学生到他的‘六松山庄’去坐坐，听他的高论”。张爱玲当初送他礼物时，他一定当她很懂事，见了面也一度“甚为相得”，他对她有所期望就在所难免。现在，她谋到职位后，立即变得冷淡，让他很难不觉得张爱玲过于势利凉薄。

　　张爱玲肯定不是个不谙世故的人。当年在上海，周瘦鹃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她特意请他到家里喝茶，虽然在《小团圆》里，她说是姑姑力主，但她拒绝得也不坚定；她到美国后主动结交胡适，资深粉丝的热切之外，亦有期待提携之意，可惜那时胡适自己亦晚景萧索，纵然对她激赏，说到提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洞也说，她还请其他能帮助到她的人吃饭，也许是硬着头皮顶上去的，但也说明，她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是可以对人热络的。陈世骧不能释然是因为这个，宋淇的不能释然也因为这个。

　　天才需要被欣赏和包涵

　　但也有特别看得开放得下的人，那就是夏志清。

　　按照江湖说法，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大恩。张爱玲在六十年代的再度走红，很大程度上与他《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其推崇有加有关。在这部英文版的汉学著作中，他将这位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家，排到鲁迅之前，甚至大胆断言：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

　　有人说，若是没有他，也许我们还要再晚很多年才能认识张爱玲。

　　他起码算是她最重要的义务推手。那年他带女朋友陈若曦跟她见面，请她吃饭却被她拒绝，全然不管夏志清会在女友面前失了面子。

　　后来他帮她找工作，帮她在皇冠出版公司之间牵线搭桥，使她后半生生计有所着落，甚至，把她的小说拿给并不熟悉的同事看求推荐。张爱玲从未像对陈世骧那样，精心地送他什么，最多不过是让他在自己的报酬中扣一部分，给孩子买点东西，而夏志清，无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有天张爱玲高兴给了他电话号码，他没敢打过去，等他想再跟她要她的新号码时，她表示不愿意再给他了，似乎防止他找上门来；后来张爱玲很少拆看他的信，看了也随手丢失，她的小说在某刊物上发表，他帮她讨要稿费，还要那总编一道写信给她，寄希望于其中有一封能幸运地被她拆开。

　　他解释陈世骧为何不能理解张爱玲：“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换言之，他一直理解包涵张爱玲的原因，是他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哪怕她再无礼他也不会介意。

　　和逢迎敷衍相比，冷淡疏离或许才是尊重

        没办法，天才常常就是无礼和凉薄的，因为温厚这东西，需要很多的敷衍功夫，若是把精力用在这上面，不但耗费时间，更是磨损心性。以张爱玲为例，若是她花很多工夫去凑趣帮闲，她就无法再保持她天才的清明、敏锐、独立。那凉薄，也是对她的天才的保护。

所以，他体谅了她的一切无礼。这是真正的相知。夏志清知道张爱玲是个天才，张爱玲也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在共同呵护张爱玲的天才这方面，他们目标一致；而张爱玲对于夏志清的冷淡，是真正的尊重，逢迎敷衍固然令人愉快，其实也说明，在对方心中，你是一个可以用谀辞来控制的人，对方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也看不起你，倒不如这种真心实意的疏离。

　　不由想起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与鲍叔牙一道做生意，赚了钱，管仲总是自己拿大头，分给鲍叔牙一小部分，外人对此很不以为然，鲍叔牙说，管仲家中困苦，他比我更需要钱。人们又去找管仲，管仲也很坦然，说，我家里比鲍叔牙穷，我很需要钱。

　　表面上看，鲍叔牙过于仁义而管仲太不够意思，然而这才叫相知。所谓相知不只是理解你所有的好，还是对你所有不那么好的地方不怀疑。这一点，比写42页文章褒奖一个人还难，这一点，没有人比夏志清做得更好。

　　看张爱玲的一生，来往较多者，大多弄得恩怨交集，与夏志清，却是有恩无怨，这是因了夏志清的赤诚，也因了他难得的坦然天真。

深圳商报    张爱玲的信与文稿    2015.04.09

丘彦明（荷兰）·荷兰闲园

曾经的文学编辑生涯，让我留下了45封张爱玲写的信及一些她的创作原稿。

张爱玲稿件使用每张25行每行20格的稿纸，纸质是轻薄的航空纸，稿纸左下方印有“张爱玲稿纸”或“爱玲专用”。她习惯用黑墨水钢笔直排书写，字娟秀略显瘦长，每一字、每一标点分开得清清楚楚，安稳地拘束在小方空格里，极少几个字稍微出格。

张爱玲的字型最明显的特点：笔划规规矩矩，没有僵硬的棱角，弯角呈微微的弧状，字尾不见勾。写错之处，以墨水涂抹掩盖字迹，形似有长有短的细长状墨条；从墨条右方拉出一小段下斜的直线，线的上方补上修改的文字。

有机会看见她中学时代初二与高二的创作稿件影印本，横写在300字的单页稿纸上。年轻张爱玲写稿，字字充满稿纸的方格，字型较长，不少字明显冲出方格框线外。字迹老练，不像十多岁小姑娘的字，倒有六七十岁长者字的老辣。字的笔划若遇弯角，笔势刚硬、棱角犀利；笔划若遇直竖，一笔快速画下，像持匕首划下即倏急收刀，也像尖锐的针插在纸上。多半的字喜欢连笔，碰到需挑勾的笔划，则强硬地挑起。遇有错字，字上打个圈算是舍弃，原本写的内容清晰可见。

常说字体可看出人的性格，我不免从她写稿的字分析：年轻的张爱玲锋芒毕露，不怕出格，心思纠缠，出笔冷峻锐利不留情，凡事绝不隐瞒。而有年纪之后却改变了，每个字小心翼翼地隐避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藏得很深沉，即使格子内空间不大，竟还能留出足够回转的余地，自我掌控；年轻时代箭拔弩张与世界抗争的心气尽消，虽然不至从容，但整个身段在自我保护完好下柔软了。

我与张爱玲鱼雁往返，自1979年1月开始至1987年5月底，长达8年多。她写信，有时拿淡蓝色的美国邮简写；有时则以轻薄略透明而质感极好的白色信纸写了，装白色信封里，整齐地贴上邮票邮寄。信封左上角打出她的英文姓氏和地址；信封中央略偏下方，则打印我的英文名字、报社名称、地址，再手写中文姓名地址，每个小小的中文字，字间有相当的距离（隔半个字至三分之二个字）。这些细节，看出她极度的小心谨慎。

信纸或邮简没有条格，张爱玲依传统中文写法，自右面左直书，每行写得笔直，字与字间留出空白约有半个字到一个字的不等宽度。字间、行间的留白，看在我眼中犹如护城河环绕；水中央的字，外围笔势像完整坚实的城墙，转角不尖锐而略成弧状，字内部笔划表现得整齐秩序，如此每个字便各有被守卫、圈围极好的安全形貌。这自然让我再度兴起写字如其人的连想：不论在任何环境里，晚年的张爱玲会为自己筑起一个美好有序的安全独立城堡。

信的内容虽以文稿编辑与稿费诸公事为主，她却一定会带上问候，略涉及一些彼此的私事。虽很少写满一整张纸，但文字优美简明，流露淡淡的亲切与人情，让我回味无穷。

凤凰网读书    书信里张爱玲的干净与自持    2015.04.14

在看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笺——如果想在这本书里看张爱玲的八卦或是艳情故事，怕是要失望的，信中皆是些请夏志清推销书稿，联系出版事项，帮忙找工作，清算稿费等等“俗务”，但很神奇的效果是，正如张爱玲工笔细描，一丝不苟的临摹人生及世态一样，在那实实在在的琐事结成的网络之中，却有着旁枝逸出的清气。

这书信里，活生生的看见一个写实小说家的范儿，她没有很多文人身上常有的那股子故作清高、口不谈钱的酸气，无论世俗还是感情生活都一团芜杂混乱，对人对己对事只有狎玩，却无担当的浮泛游离，她落地，靠谱，夯实。张爱玲在美国的谋生方式，类似于文字民工，接各种零活，翻译比她自己差得远的作家的作品、政治论文，她穷，落魄，流离。赖雅在六十年代已经瘫痪，救济金还不够交房租，她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多次搬家的颠簸，家什失散，导致她连自己写的书都只能向夏志清借。港大她是肄业所以没有文凭，看重学历的学术界她混不下去，教书不尽是教授知识兼有人事应对，她自知也做不来；写作吧，这个四十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无论题材还是风范，却不对美国人的胃口，他们要的，是韩素音式的中国杂碎，而张爱玲却是“喜欢东方的人，他们喜欢的，往往是我想揭穿的”，自然被市场冷落；连和人几乎不接界的驻校作家，她也无法胜任，她昼伏夜出，把仅有的一点人事应付都压缩了，最后搞得被系主任开除（同事也是学者，就很会走好人情和为学的平衡木，知道去领导处走动，只有她不去，倒是有闲去图书馆借了大摞与课题无关的书来彻夜捧读）。

我一直在想，一个无论从人到文，都收拾得如此明细俱全的人，她到底是太文青还是太不文青了？读张爱玲的难受和读萧红还不一样。萧红是一个热情的傻妞遇到了乱世和渣男，张爱玲是一个过于条理的人遇到了完全不可理喻的随机性世界。清楚明白使她的小说落点精准，成为时代录影机式的记录者，可这洁净随心不肯合流，也使她如牛油对水，风对关着的窗户一样，无论在人情，感情，学问上，都无法见容于灰色尘世——想来文字终究是通心的，很多人满纸诗情氤氲，情趣盎然，到了关键处，却是见解随众，应酬世情的俗骨；而她，字字言俗，唯恐唯美，可骨子里不做人情文章，不敷衍一字虚言，彻夜读闲书的脱俗之气，藏也是藏不住的。

她晚年的诸多查找不到病因的身体不适，和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断提到的长时感冒，正如王德威所说的“疾病的隐喻”，应该是某种焦虑或是恐惧症的肢体反应；她老觉得有虱子臭虫，浑身躁痒，到处搬家，这在精神因素引发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里，是非常常见的症状。

饶是这样，她给夏志清的信里仍然写着“稿费两百元可以了，再多我就不翻译了。等发下来再寄来，不急。我生活目前没问题”，她从不提及照顾赖雅和被病人拖累的苦，有次不小心诉了几句丢失文凭的麻烦，立刻说自己“啰嗦了半天，乌烟瘴气”。世人觉得她刻薄，是见她出刀的利落，可她对自己也是不留情的，她认为胡适并不喜欢她的书（除了《秧歌》），每本再版的书她都改了再改，方觉妥当，“平鑫涛觉得我改文是为了多要钱”，当然不是，是张对文字的要求谨严，极度自苛，就像她画了提篮的手绘图给夏志清翻译时做参照一样，一个单词都不可以出错。这种爱惜羽毛的洁癖，作为出版人也就是商人的平鑫涛估计不会理解。张爱玲骄傲到不愿意沾自己文字的光：“但凡得到帮助，都是因为文字，很少因为本人的性格，这个是实话。”——她就是这样的干净，自持，从不要人担当她。

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自己是因为精神分泌物而被爱，还是源于本体而被爱，是能分辨的。前者得靠努力做出成绩维持，后者只要率性做自己即可，夏志清大概就是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而后者，才是真正能让人觉得安全可据，轻松自如的。当夏志清为张爱玲谈妥皇冠的版权事项，解决了她下半生的生活费，是多么快乐，流于言表；而当他看见张爱玲不用为生计研究不喜欢的课题，反而能无事忙的从图书馆搬了很多书回家，兴致勃勃地研究人种学，又是多么的为她高兴——并非为她能产出高质的精神产品，而是她在做自己热衷的事情。

张爱玲的清楚、明白，在信件往来里，也一目了然，不管是与人的瓜葛，还是学历证书的遗失，任何事项，无论巨细，她都要交代得脉络清晰。这么样一个人，难免显得“初冷”，因为她的“暖”，得在全盘看清以后才能启动；而她本人戒心很重，很容易紧张，并不轻易与人接近，包括那些谬托知己的狂热粉丝，比如水晶那种，她也小心地保持距离。这本书信集，也是慢慢暖起来的，从一开始只谈出版事宜到后来关心对方的家人，问及孩子和妻子，谈及彼此私事，兴致来了还讨论菜谱（夏志清的体温比张爱玲高多了，倒是坦然告知张自己婚后的出轨，张也不露声色地，淡淡地提了两次胡兰成）。

有次去逛先锋书店，这书店有个文化角，里面卖些老南京的明信片和明星的照片，最多的是赫本。赫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其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她老掉时的一张照片，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它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就像我在哈尔滨，专拣凌晨人散尽时去看中央大街的老房子，那颓败的构件，磨损的木纹，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

同理，张爱玲的才情，我当然是在她年轻时写的书里读到的，而我对这个人的喜欢，得自她老了以后的《对照记》和书信集里，就像我热爱西西，是从1989年她得乳癌之后写的《哀悼乳房》里。年轻时乘着旺盛的才力，迎风飞翔，并非难事，这是翅膀的得时；而当你被命运，穷窘，漂泊，疾病击落之后，没有失态，踉跄，乞怜，烂成站都站不起来的一坨泥，还能维持形状，方正，硬净，有尊严地老去，靠的是骨骼里自持的承重力，那才是我眼中的美。

法治新报    书信里张爱玲的干净与自持    2015.05.29

在看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笺——如果想在这本书里看张爱玲的八卦或是艳情故事，怕是要失望的，信中皆是些请夏志清推销书稿，联系出版事项，帮忙找工作，清算稿费等等“俗务”，但很神奇的效果是，正如张爱玲工笔细描，一丝不苟的临摹人生及世态一样，在那实实在在的琐事结成的网络之中，却有着旁枝逸出的清气。

这书信里，活生生的看见一个写实小说家的范儿，她没有很多文人身上常有的那股子故作清高、口不谈钱的酸气，无论世俗还是感情生活都一团芜杂混乱，对人对己对事只有狎玩，却无担当的浮泛游离，她落地，靠谱，夯实。张爱玲在美国的谋生方式，类似于文字民工，接各种零活，翻译比她自己差得远的作家的作品、政治论文，她穷，落魄，流离。赖雅在六十年代已经瘫痪，救济金还不够交房租，她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多次搬家的颠簸，家什失散，导致她连自己写的书都只能向夏志清借。港大她是肄业所以没有文凭，看重学历的学术界她混不下去，教书不尽是教授知识兼有人事应对，她自知也做不来；写作吧，这个四十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无论题材还是风范，却不对美国人的胃口，他们要的，是韩素音式的中国杂碎，而张爱玲却是“喜欢东方的人，他们喜欢的，往往是我想揭穿的”，自然被市场冷落；连和人几乎不接界的驻校作家，她也无法胜任，她昼伏夜出，把仅有的一点人事应付都压缩了，最后搞得被系主任开除（同事也是学者，就很会走好人情和为学的平衡木，知道去领导处走动，只有她不去，倒是有闲去图书馆借了大摞与课题无关的书来彻夜捧读）。

我一直在想，一个无论从人到文，都收拾得如此明细俱全的人，她到底是太文青还是太不文青了？读张爱玲的难受和读萧红还不一样。萧红是一个热情的傻妞遇到了乱世和渣男，张爱玲是一个过于条理的人遇到了完全不可理喻的随机性世界。清楚明白使她的小说落点精准，成为时代录影机式的记录者，可这洁净随心不肯合流，也使她如牛油对水，风对关着的窗户一样，无论在人情，感情，学问上，都无法见容于灰色尘世——想来文字终究是通心的，很多人满纸诗情氤氲，情趣盎然，到了关键处，却是见解随众，应酬世情的俗骨；而她，字字言俗，唯恐唯美，可骨子里不做人情文章，不敷衍一字虚言，彻夜读闲书的脱俗之气，藏也是藏不住的。

她晚年的诸多查找不到病因的身体不适，和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断提到的长时感冒，正如王德威所说的“疾病的隐喻”，应该是某种焦虑或是恐惧症的肢体反应；她老觉得有虱子臭虫，浑身躁痒，到处搬家，这在精神因素引发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里，是非常常见的症状。

饶是这样，她给夏志清的信里仍然写着“稿费两百元可以了，再多我就不翻译了。等发下来再寄来，不急。我生活目前没问题”，她从不提及照顾赖雅和被病人拖累的苦，有次不小心诉了几句丢失文凭的麻烦，立刻说自己“啰嗦了半天，乌烟瘴气”。世人觉得她刻薄，是见她出刀的利落，可她对自己也是不留情的，她认为胡适并不喜欢她的书（除了《秧歌》），每本再版的书她都改了再改，方觉妥当，“平鑫涛觉得我改文是为了多要钱”，当然不是，是张对文字的要求谨严，极度自苛，就像她画了提篮的手绘图给夏志清翻译时做参照一样，一个单词都不可以出错。这种爱惜羽毛的洁癖，作为出版人也就是商人的平鑫涛估计不会理解。张爱玲骄傲到不愿意沾自己文字的光：“但凡得到帮助，都是因为文字，很少因为本人的性格，这个是实话。”——她就是这样的干净，自持，从不要人担当她。

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自己是因为精神分泌物而被爱，还是源于本体而被爱，是能分辨的。前者得靠努力做出成绩维持，后者只要率性做自己即可，夏志清大概就是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而后者，才是真正能让人觉得安全可据，轻松自如的。当夏志清为张爱玲谈妥皇冠的版权事项，解决了她下半生的生活费，是多么快乐，流于言表；而当他看见张爱玲不用为生计研究不喜欢的课题，反而能无事忙的从图书馆搬了很多书回家，兴致勃勃地研究人种学，又是多么的为她高兴——并非为她能产出高质的精神产品，而是她在做自己热衷的事情。

张爱玲的清楚、明白，在信件往来里，也一目了然，不管是与人的瓜葛，还是学历证书的遗失，任何事项，无论巨细，她都要交代得脉络清晰。这么样一个人，难免显得“初冷”，因为她的“暖”，得在全盘看清以后才能启动；而她本人戒心很重，很容易紧张，并不轻易与人接近，包括那些谬托知己的狂热粉丝，比如水晶那种，她也小心地保持距离。这本书信集，也是慢慢暖起来的，从一开始只谈出版事宜到后来关心对方的家人，问及孩子和妻子，谈及彼此私事，兴致来了还讨论菜谱（夏志清的体温比张爱玲高多了，倒是坦然告知张自己婚后的出轨，张也不露声色地，淡淡地提了两次胡兰成）。

有次去逛先锋书店，这书店有个文化角，里面卖些老南京的明信片和明星的照片，最多的是赫本。赫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其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她老掉时的一张照片，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它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就像我在哈尔滨，专拣凌晨人散尽时去看中央大街的老房子，那颓败的构件，磨损的木纹，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

同理，张爱玲的才情，我当然是在她年轻时写的书里读到的，而我对这个人的喜欢，得自她老了以后的《对照记》和书信集里，就像我热爱西西，是从1989年她得乳癌之后写的《哀悼乳房》里。年轻时乘着旺盛的才力，迎风飞翔，并非难事，这是翅膀的得时；而当你被命运，穷窘，漂泊，疾病击落之后，没有失态，踉跄，乞怜，烂成站都站不起来的一坨泥，还能维持形状，方正，硬净，有尊严地老去，靠的是骨骼里自持的承重力，那才是我眼中的美。

《凤凰周刊》2015年第16期总第545期    后夏志清时代的张爱玲研究    符立中    2015.06.09

2013
年12月29日，夏志清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所眷恋的世界。这位红光满面、大声说笑、迅于雷急如雨的老顽童，远比他的挚友宋淇和他毕生所追寻的张爱玲长寿。而他所立下的难以逾越的“学术障碍”，也终于面临重新检视的时刻。

长久以来，李欧梵、王德威和夏志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仅有的三位文学类院士，这种局面直到2014年哈佛大学的李惠仪和台湾大学的曾永义上榜才得以改变。这个现象说明了文学成就的认定殊为不易，也部分反映了新论述突围而出的困难。

这个困难有实际创新上的，也有各界横加阻拦不予承认，比如迄今仍有人以政治立场刻意贬低夏志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夏志清逝世一年半后，直到今年4月27日，“中研院”才召开他的纪念研讨会，从时序的延宕和临时变动的名单，都不难看出各方角力的痕迹。

夏志清因张爱玲而永恒

这场由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研讨会，特殊之处在于将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放在一起探讨，当中还穿插了一场民间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发布会。夏济安比夏志清只年长五岁，但早在五十年前便去世了，然而他的学生，包括白先勇、李欧梵和“重学生”王德威等，都已成为当今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重要的研讨会，自然不能缺席。

加上“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文哲所所长胡晓真，以及来自大陆和香港的陈平原、夏晓虹、陈子善、陈国球、季进、梅家玲、陈芳明等两岸学者，研讨会的阵容可谓星光熠熠。王德威匠心独具，在最后一场安排了“当代小说家论夏志清”，于是台湾重量级作家朱天文、骆以军得以上阵。而夏志清夫人王洞的出场，更使得声势如虎添翼。

夏志清固然伟大，但是严格来说，他的学术成就仅仅来自《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着实称不上“著作等身”。

更有甚者，他在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阶段，明显受到了时空场域的限制。当然，以其一贯违背左翼的政治立场，这个漏失毫无疑问早已有人盯上，但是阴错阳差，大陆学者迄今无法全盘掌握张爱玲研究，使得夏志清的“先知”色彩难以磨灭，因此，也造就了他屹立迄今的不败金身。

夏志清自言他的成就包括“发现”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三人文风各擅胜场，合纵连横，应付各种不同的文学需求，为夏志清挣足了学术声誉。然而其中不单最后一项有争议——沈从文早年以行伍出身，仅凭文名便当上西南联大教授，而钱、沈二人的史料，数十年来已被大陆学术界翻了个遍。在这种情况下，夏志清的传奇色彩能横亘至今，凭借的就是张爱玲。

长久以来，张爱玲的文名和研究局限于海外，内地有志之士莫测高深。直到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大量挖掘张爱玲的海上佚文，加上近二十年来对中共建政前“远东第一大都会”忆苦思甜，“上海学”的兴起，内地的“张学”研究才算建立独特的步履。

在中国文学研究进入西方学术殿堂之后，永远有颟顸者固步自封、顽强拉锯，加上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学，原本就有先天困难，研究进度同样缓慢。

能对“张学”研究另辟蹊径者，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不得不算一个。在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根据台湾流传已久的“张派”（被认定者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袁琼琼、蒋晓云等），拓展到对两岸三地侦测的视野。

不幸的是，他所认定的“张派”，包括白先勇、王安忆、黄碧云等等，都遭到了当事人的否认，甚或有所动作。饶是如此，此“张派”谱系仍为漫不经心的文学论者广泛引用。张爱玲当然有许多仿效者，所谓的“影响”也分私淑与反弹(反其道而行者当然就不能列入“张派”)，王德威的这个“张学”谱系只要略加缀补，仍有臻至完善的可能。

小说之外的真实人生

张爱玲是个大影迷，她不但以影评进入职业生涯，而且拥有丰富的编剧经验。过去中国文学缺乏电影和小说散文的横向连结，完全违反西方文学家“作者论”的认定原则，自从李欧梵将“电影和电影宫”写进了《上海摩登》的第八章“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编剧家”便成为张爱玲的标签之一。

这块领域经过笔者在《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张爱玲的文学世界》中的论述，已略有规模。不幸的是，基于大陆对香港上世纪50年代影坛的陌生，一批抱持着“否定比了解容易”的评论人，仍然轻率发出“张爱玲香港剧作不及上海时期”这类论调。

实际上，张爱玲虽然老早就在小说中利落地运用镜头语言，但因其与大陆导演桑弧合作的编剧处女作《不了情》的失败，她的第二部作品《太太万岁》又退回到话剧你来我往的对话模式。而她在香港时代编剧的《小儿女》等作品，电影感仿佛进步了一个世纪，当中种种情节的勾勒，也可以看作其从早期作品横跨到《怨女》《易经》《小团圆》等经典的一种过渡。

作者生平是否应该与作品产生连结，是“新批评”争论的要点之一。由于张爱玲的小说大量取材自亲身经验，这个命题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从夏志清将《茉莉香片》的男主角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加以类比开始，张爱玲的隐私成为她避无可避的“光环”，她在奋力将亲身经验运用至写作之余，也付出了离群索居的代价。

目前最大量的误读，在于将《小团圆》中的燕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的导演桑弧对号入座，这种铺天盖地的以讹传讹，即使予以澄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粉红色心理，也仍将作祟。

张爱玲确实和桑弧谈过恋爱，早在2013年，笔者就公布过张爱玲的信函：“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她既然肯用这个笔名写出《小艾》和《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感情之深厚自属当然。问题是她早在写《秧歌》的时候，就安排了一个电影编导顾冈的角色，并且给他“编排”了一部电影剧本《遥远的乡村》(现实情况是前辈导演吴永刚导过这么一部作品)，既然她认为《秧歌》写得极其成功，并且也卖出三十几国版权，似乎没有炒冷饭的必要。

张爱玲本人曾经解释，《殷宝滟送花楼会》沿袭傅雷、成家榴的爱情细节过多，因此她将男主角的外形习性转换成圣约翰大学一名讨人厌的职员，桑弧是大陆有数的超级大导演，其黝黑的外形按理早已为人熟知，能够和白皙、顾影自怜的燕山牵扯这么久，只能说是他的不幸。

夏志清的缺憾待补缀


夏志清在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张爱玲才写出《小团圆》《易经》《雷峰塔》。虽然夏志清活得够久，能够看到这些作品推出，但因为老病，他已经来不及以其制高点的位置为这些作品写下论断，“众说纷纭”成为这些作品评价毫无例外的命运。

夏志清服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受他们的精神感召，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同时“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与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与信仰。”

他谈到，这些大文学家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并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这种对人性光明面的向往，与对黑暗面的剖析，使他和傅雷一样，一面倒地肯定《金锁记》，但这和张爱玲(以及与之相恋的桑弧)的民俗趣味背道而驰。虽然夏志清远比傅雷客观，花费同样巨大的篇幅去肯定和自己价值观不尽吻合的《倾城之恋》，但却没能说出后者继承了英国讽刺喜剧的传统。

也就是说，所谓的夏志清“了解”张爱玲这类用语，可能一开始就有落差。而当打破传统叙述模式的《小团圆》推出后，众多深具娱乐精神的评论家，仍然以19世纪通俗小说单线叙事的手法，来苛责“张爱玲故事说得不清不楚”，使得对《小团圆》的评价，留下迄今众声喧哗的定位。

夏志清的身影是巨大的，然而因为信息和学术观念的种种隔阂，即使面对张爱玲这样热门的研究题材，在他生前仍然留下了上述缺憾。至于亦步亦趋的投机论者，就更不足论了。

由于张爱玲的阅读人口在华文世界仍旧如此巨大，在它以严肃文学作品角逐商业市场的情况下，适当肯定几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家，似乎为当务之急。关于这部分，有待媒体与学人的一齐努力。在此，希望“后夏志清时代”的张爱玲风景，能够繁花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