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万象》“闹”之内幕

中华读书    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   谢其章   2013.06.04

张爱玲当年为什么和《万象》闹掰?长篇小说《连环套》为什么中断了连载?当年的小报无迹可寻,幸运的是,笔者在一本叫《语林》的

老杂志中,找到了那场“笔墨官司”的双方“辩护词”,或许可以恢复“在记忆中消失的细节”

与《万象》闹

张爱玲似乎只写过有数的几篇答辩文章,其中的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1978年11月),回击的是某人写的《色戒》的书评,最后一句是“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四字表明张爱玲是很烦“答辩”这种事情的。在此之前,张爱玲还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1946年11月)中因别人列她为“文化汉奸”辩白了几句。读了这两篇自可从中领略张爱玲的辩才。这两篇张爱玲都收在自己的书里了。还有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1945年1月),张爱玲以后再没提起过也没收进书里。六十几年前,一个聪明的男人说了一句话:“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如此说来《不得不说的废话》,我们还真是不能当作废话,看看这“不得不说”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得从《万象》杂志说起,有一个疑问,人们始终不得其解――张爱玲当年为什么和《万象》闹掰?长篇小说《连环套》为什么中断了连载?

有一个很流行、似乎已被固定下来的说法是――张爱玲之所以“腰斩”《连环套》,之所以从此再不给《万象》“一行字”了,是因为《万象》在《连环套》连载之时,突然发表了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猛烈批评了《连环套》,致使张爱玲一怒之下,停了《连环套》,断了与《万象》的“文字缘”。

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并非凭空臆造,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呢?毕竟只为了人家批评几句就“撂挑子”,张爱玲似乎不是这样为人处世。《万象》后半截的主编柯灵先生,对“闹掰”之内幕最有发言权,可惜他欲言又止:“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 ‘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还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芥蒂,有事实为证。”(《遥寄张爱玲》,1985 年4月《读书》)

怪罪傅雷?

“真相”是什么?“别的因素”又是什么?

张爱玲是主张“出名要趁早”的,所以她不会听从别人的劝告,把写好的稿子暂时搁起来,等“河清海晏”时再发表。张爱玲不失时机地(历史只给了她两年的时间)、趁热打铁四面出击,专挑影响大的有档次的杂志,甚至亲自登门送稿,《万象》就是张爱玲自己找上门去,柯灵接待的。柯灵回忆说:“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遥寄张爱玲》)

初露锋芒的张爱玲,风行上海滩的名牌杂志《万象》,一段“亲密的接触”开始,请看张爱玲在《万象》的出场表:

1943年8月《万象》(第3年第2期)――《心经》

1943年9月《万象》(第3年第3期)――《心经》

1943年11月《万象》(第3年第5期)――《琉璃瓦》

1944年1月《万象》(第3年第7期)――《连环套》

1944年2月《万象》(第3年第8期)――《连环套》

1944年3月《万象》(第3年第9期)――《连环套》

1944年4月《万象》(第3年第10期)――《连环套》

1944年5月《万象》(第3年第11期)――《连环套》

(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于此期)

1944年6月《万象》(第3年第12期)――《连环套》

《连环套》连载6期,“戛然而止”,当然要对读者有个交待,1944年7月的《万象》“编辑室”作了如下解释:“张爱玲先生的《连环套》,这一期只好暂时缺席了,对于读者我们知道不免是一种失望,也还只好请读者原谅吧。”连载中断,读者当然不满,所以“编辑室”又在1944年8月再作解释:“张爱玲女士的《连环套》是随写随刊的,写文章不能像机器一样按期出品,而杂志每月必出,编者也不得不按时催逼。这自然是一种虐政,而且作者也势必影响到她作品的完整与和谐。因此想把《连环套》暂时中断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请读者原谅罢了。”原谅也罢,不原谅也罢,读者还不是由你们杂志摆布?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 “暂时”变为永久,泥牛入海无消息,从此再不见《连环套》踪影,也休怪人们胡乱猜疑了。

如果说张爱玲是因为傅雷的批评而中断了《连环套》,还说得通,毕竟傅文一出,《连环套》就断了,巧得很,傅文中最后一句正是“《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令人困惑的是,《连环套》不写了,可以写别的呀,张爱玲手里捏的有得是稿,完全可以用来“救场”。请看1944年6月《连环套》断了之后,张爱玲给其他杂志写的稿子(不能尽备,略举数例):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1944年7月号

《私语》――《天地》1944年7月

《诗与胡说》――《杂志》1944年8月号

《炎樱语录》《散戏》――《小天地》1944年8月创刊号

《中国人的宗教》上中下――《天地》1944年8-10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1944年9月号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1944年11月号

《谈跳舞》――《天地》1944年11月

《等》――《杂志》1944年12月号

这么多稿子而没有一篇给《万象》,不能全推在傅雷身上吧?张爱玲与《万象》如此“绝情绝义”的一刀两断,恐怕存在“别的因素”。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张爱玲传》中,以余彬先生的《张爱玲传》最好,踏踏实实,文笔与识见俱佳,毕竟作者是亲手亲眼翻过见过读过“原物原套”的发表张爱玲作品最多的几种老杂志――《天地》、《杂志》、《万象》,落笔靠谱,感觉到位。另外几种张传,一望而知,是搭车赶浪头的,没下过死功夫,甚至根本没接触过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就“开写(抄)”了。

余彬先生对张爱玲与《万象》的闹翻,说过一段颇具“线索性”的话:“张爱玲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是自觉写的太糟,亦感到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见《张看》自序)。可是当时张至少在公开场合对《连环套》之糟糕是不认帐的,为此而行‘腰斩’岂不是有服输的嫌疑?更说得通的原因可能还是和《万象》老板平襟亚的矛盾,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的八月二人还在《海报》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张爱玲传》)

“灰钿”一案

到底是因为傅雷文章“闹掰”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因为稿费摩擦“闹掰”的可能性大呢?当年的小报无迹可寻,幸运的是,笔者在一本叫《语林》的老杂志中,找到了那场“笔墨官司”的双方“辩护词”,或许可以恢复“在记忆中消失的细节”,或许能为闹掰提供“别的因素”。张爱玲、《万象》老板平襟亚(秋翁)、《语林》的编者(钱公侠)在《语林》同一期上都说话了,鉴于《语林》的鲜为人知,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可以视为是张的一篇“佚文”,更为了能说明清楚,特将三方的话全文抄录下来(原载《语林》第一卷第二期,1945年1月25日):

《关于“记张爱玲”》

编者(钱公侠)

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秋翁先生为文化界前辈,张女士乃老友汪先生之高足,其文章又为编者所倾佩,故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下列两文,俱为双方各就事实之声明也。

又宏声兄一文又为个人之声明,闵先生则为记事之更正,最后一信,则为读者来函之一,用见张女士为广大读者所爱戴也。各文作者下笔之时,均未得见他方之文稿,此则为编者所必须声明者。

《不得不说的废话》

张爱玲

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划得很不堪的,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有一天忽然听到汪宏声先生(我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师)也写了一篇《记张爱玲》,我回忆到从前的学校生活的时候,就时常联带想到汪先生,所以不等《语林》出版就急急地赶到印刷所里去看。别的都不必说了,只有一点使我心里说不出的郁塞,就是汪先生揣想那“一千元灰钿”的纠纷和我从前一篇作文充二篇大约是同样的情形。小时候有过这样惫懒的事,也难怪汪先生这样推断。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也可见世上冤枉的事真多。汪先生是从小认识我的,尚且这样想,何况是不大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收到下面这一封读者来函,也是意中事:“……我从前也轻视过你,我想一个艺人是不应该那么为金钱打算的;不过,现在我却又想,你是对的,你为许多艺人对贪婪的出版家作了报复,我很高兴……”

关于这件事,事过境迁,我早已不愿去提它了,因为汪先生提起,所以我想想看还是不能不替我自己洗刷一番。

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帐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一千元”的经过》

秋翁

关于张爱玲在《万象》写《连环套》长篇小说,多取一千元稿费事,本人早在《海报》公开声明,后此不愿更提。而于事实真相,亦均备志其详;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仆亦渐次淡忘。今闻本刊公侠先生谈及,张小姐对外似仍不能释然,最近又将于本刊有所声辩。仆初拟默尔而息,一任其如何?言便算,以女人家似非摘些面子不休。乃公侠先生秉长厚风度,为明了真相起见,坚嘱予须附志一言以张公道。辞不获已,姑将事实缕志如左。物证尚在,还希望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查验不实者,仆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附)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

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帐可以查对)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三月号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四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现钞送公寓回单为凭)稿五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单为凭)稿六月号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现钞,五月八日黄昏本人敲门面取,入九日帐)(有亲笔预支收据为凭)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当日原票退还本社注销)。

(说明)以上七次共付九千元。除退还二千元支票一纸外,实付七千元。当时言明每期稿费一千元,共刊六期,尚少一期稿子,即多付一千元,以上除面致外,送公寓二次,均有回单盖章为凭。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国币一千元”是什么概念呢?以《万象》的售价为例,《连环套》第一次刊登的那期(1944年1月),售价每册30元,2月是每册50元,3月是55 元,4月是60元,5月是60元,6月是80元,7月是100元。换言之,1月份张爱玲的“一千元”能买33册《万象》,到了7月份“一千元”只能买10 册《万象》了,缩水缩得惊人,刚开始“讲好了每月一千元”,半年之后,张爱玲一方显然开始吃亏了,张爱玲有没有表示呢?于此,顺手再抄下汪宏声的声明。(此文紧随秋翁之后。)

“灰钿”之声明

汪宏声

公侠兄来告,谓张爱玲有稿投语林,声辩所谓“灰钿”事,实予一期中“莞尔”一语所引起云。闻之良深抱憾。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予素怕争论,更怕人因予而引起争论,“灰钿”一案,已成过去,今竟因予一语而旧事重提,予实不胜其惶恐!

根据以上的引述,是不是可以假设――张爱玲是因为这说不清的“一千元”而与《万象》闹掰的?文人对稿费的多少及落袋的快慢,其实是非常在乎的,只不过文人都要面子,都喊无所谓啦,一旦因为钱发生了矛盾撕破了脸,哪怕仅仅是“灰钿”一般的小钱,最常见最说得通的结局就是彻底决裂。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解放剧场开幕,张爱玲以笔名“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学界代表第4小组。这个小组里都是极有名声的作家与文学工作者。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组员名单依次有: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张爱玲与最不情愿再见面的平襟亚分到一个小组,名单上两人也是紧挨着的。我们无法猜想俩人当时是否打了招呼。 


人民政协报  张爱玲曾被指多领一千元稿费    2013.12.05

平襟亚

        平襟亚是近代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兼出版商,鸳鸯蝴蝶派的健将。他曾开设中央书店和万象书屋,写文章,办报纸,风靡一时。

  张爱玲因周瘦鹃不肯一期登完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负气与周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中断合作,转而与平襟亚取得联系,向平主办的《万象》杂志投稿。正是在这两家杂志连续发表数篇小说,使青年作家张爱玲横空出世,成为上海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星星。而《万象》也得益于张爱玲的加盟,洛阳纸贵,大受欢迎。

  可惜好景不长,双方因为稿费问题,笔枪纸弹,互不相让,终至分道扬镳。

  腰斩《连环套》

  1943年7月的一天,23岁的张爱玲身穿丝质碎花旗袍,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踌躇满志地走进上海福州路昼锦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那是平襟亚开办的《万象》杂志所在地。张爱玲随身所带报纸包里是小说《心经》的手稿,希望这部刚完成的得志之作获得这位前辈作家的赏识,能在《万象》上发表。

  她敲开二楼的一个房间,接待她的正是平襟亚。她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打开纸包,将小说稿双手呈上。对张爱玲早有耳闻的平襟亚一边接过稿子,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投稿,欢迎投稿”。双方略谈片刻,平襟亚站起身,说稿件的事要请杂志编辑审定,于是客气地将张爱玲领进隔壁《万象》杂志编辑部。

  当时,柯灵应聘《万象》主编不久,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见青年作家张爱玲主动来访,自然喜出望外。他关注张爱玲已有一段时间,也看过她登在《紫罗兰》上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非常欣赏。平襟亚离开后,柯灵和张爱玲闲聊起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但宾主尽欢。

  不久,小说《心经》在《万象》上分两期登完。两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琉璃瓦》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同一本杂志接连刊登两部小说,令卖文为生的张爱玲非常满意。这时,成名心切的她有了更大的野心,希望趁热打铁,出版单行本短篇小说集。她亲自写信给平襟亚,提出自己的想法,请求帮助出版,不料被婉言谢绝。平襟亚是作家,也是商人。他虽然欣赏张爱玲的小说,但要出版单行本,必然要考虑商业利益。 “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销路没有把握,所以不敢轻易允诺。

  按照平襟亚的说法,为了不让张爱玲灰心,他主动约她给《万象》写一部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按月预支稿酬一千元,张爱玲欣然答应。她着手撰写长篇小说《连环套》,供《万象》连载。第一期刊出后,她觉得稿费太低,曾亲自跑到万象书屋,要求由百元千字变为百五十元千字,否则将适当减少字数。平襟亚不愿破例,仍坚持按普通稿费标准百元千字支付。双方发生龃龉,不欢而散。

  年少气盛的张爱玲说到做到,以后稿件字数果真逐月递减,写到第6期,干脆不再供稿。柯灵不想让这次合作夭折,那样对作者、读者和杂志社都是损失,便向老板平襟亚提议,于第六期付印时给张爱玲加送2000元。可是,张爱玲已下决心不再向《万象》供稿,马上将杂志社送去的2000元如数退还。

  就这样,令无数读者翘首以待的《连环套》被作者腰斩了。

  稿费之争

  张爱玲与《万象》合作中断后,平襟亚认为按照原来“每期稿费一千元”的约定,张爱玲应得六千元,但实际领走了七千元。于是,他于同年8月在《海报》上撰文《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把张爱玲溢领一千元稿费之事公之于众。

  看到上文后,张爱玲立即致函报社声辩,说自己替《万象》写《连环套》,共供稿六期,领到稿酬六千元,“每次都有收条”,平襟亚说多领一千元,不符合事实,并声明此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报社将张函转给万象书屋,平襟亚一不做、二不休,先写信给张爱玲,详细罗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对方核对,指出哪一笔错误或没有收到。然后又在报上发表《最后的义务宣传》一文,坚称张爱玲多领了一千元,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账目为证。

  张爱玲收到信后,立即回函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休。

  同年底,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时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应《语林》月刊之邀,写成《谈张爱玲》一文,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她在中学时代的生活。谈到“一千元灰钿”风波时,汪文无意中说到当年学生迟交作文,曾“一篇充两期”。此文一出,在文坛引起更大的风波。汪宏声没有意识到这种玩笑似的联系,会将学生在 “灰钿”事件中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坐实。

  张爱玲忍无可忍,又写成《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月刊主编钱公侠,对千元稿费的事再作澄清,文中说:“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指平襟亚)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吃卯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记下的还是两千元。”文章最后强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钱公侠收到张函后,就请平襟亚“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片面攻讦之嫌”。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一文,将“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细注明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取款方式。他还指明张爱玲文中说的两千元支票换一千元之事,“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诚如张爱玲所言,她不想再作辩白。至此,这场历时半年多时间的稿费风波不了了之。

  其时,张爱玲正与做过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热恋。胡当然要替情人说话,便在《张爱玲与左派》一文中说:“她认真地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

  借题发挥

  平襟亚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

  机会终于来了。过了几个月,《海报》约请沪上十名文人写一篇接力式小说《红叶》,平襟亚名列其中。他借题发挥,写一对年轻夫妻在自家后园赏花,妻子突发奇想,问家里的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园丁回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影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的作者张爱玲。好在接续其后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深感不妥,赶紧把所谓“妖狐”一笔撇开,以免引起新的风波。(郦千明)


新京报   名人与老师的故事:张爱玲与国文老师汪宏声    2014.09.04

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张爱玲

张爱玲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为我们留下了张爱玲求学的重要史料。但有关汪宏声的生平资料,却都无人言及。

张爱玲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

据史料家秦贤次的资料说,汪宏声是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

汪宏声也是位翻译家,曾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珂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1936年5月)、《小妇人》(同上)、《小男儿》(1937年1 月),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另又以沈佩秋的笔名,译有王尔德的《莎乐美》(1937年1月)、易卜生的《娜拉》(1937年4月)、果戈里的《巡按》(1937年5月),收入钱公侠、谢炳文(后改名谢然之,1949年到台湾后,成为台湾新闻界大佬。)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

钱公侠(1907—1977)是浙江嘉兴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当钱公侠还在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它》,收短篇小说7篇。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锋头最健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

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任《语林》月刊的主编,《中华日报》的主笔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当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时,他希望借张爱玲的名声为自己的杂志大壮声威,于是他找到光华的学长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张爱玲说:“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传奇》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万象》老板平襟亚的一千元预支稿费而忘了的负面形象。

对于“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她说:“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

而汪宏声在同期还有《“灰钿”之声明》,对其无心之言有所说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张爱玲的《连环套》于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在《万象》连载,但至同年六月连载六期就“腰斩”了,成了张爱玲未完成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