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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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懋与邵氏的竞争
宋淇全家旧照。后排(中)为宋淇，后排(右一)为邝文美，前排为宋以朗和宋元琳。
邝文美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新闻处行政助理时的工作照。
电影《南北和》剧本，宋淇任影片编剧和制片人。
电懋在1956年的时候声势浩大，但到了1962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竞争对手。有本钱与之相匹敌的是邵氏兄弟。1958年，邵逸夫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半岛的邵氏影城于12月6日正式启用。邵氏的资金来源并不像国泰集团是一间跨国大财团，邵氏的资金来源于它本身的业务。邵氏兄弟的五哥邵仁枚和六哥邵逸夫，也就是现在大家称呼的五叔和六叔。五叔是负责东南亚的几百间邵氏电影院，电影院的收入来源于票房，他们当初购买别人的电影，愁的是没有足够的电影放。后来他们决定自己拍电影，用电影院挣的钱投资拍电影。当时在东南亚的华人，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太多的消遣，多在周末一家大小到电影院看电影。再加上邵氏电影一向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一盘稳定的生意。电影通常上映一周即可，因为人家不会重看上星期已看过的片子，那就是说邵氏一年需要出品52部电影。
电懋和邵氏竞争激烈，喜欢抢拍，大家拍一样的题材(例如《武则天》及《杨贵妃》)，率先上映的就会赢得票房，后来者就好像在重播旧片，没人问津。其中一部抢拍的戏就是《红楼梦》。基于个人爱好的理由，我爸爸最想拍的是《红楼梦》，但张爱玲还没写完剧本邵氏就已经抢拍了，电懋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拍。张爱玲未写完的戏本，也交给了电懋。电懋1971年结业后，这个剧本也不见了，我爸爸的一个朋友想去找，但找不到了，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剧本到哪里去了。电懋结业的理由是，1964年陆运涛在去台湾参加亚洲影展的途中，飞机撞山，由此丧身。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猜测，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是劫机导致撞山，言之凿凿，连张大春在《城邦暴力团》中也提起这件事故。在陆运涛辞世后，业务由其胞妹夫朱国良打理，终于在1971年正式结束了制片部门，顺势把永华制片厂转让给嘉禾。电懋结束了。
在电懋时最满意的编剧是《南北和》
我爸爸在电懋的工作分三个地方：一个是电懋在九龙尖沙嘴美丽华(也就是现在弥敦道美丽华酒店)租了办公室。第二个是在九龙牛头角的永华片场，这个片场至少有两个厂，同时可以拍不同的室内戏。我小时候到片场看拍戏，他们在拍戏前都要响铃，“铃铃铃”意思是就要拍戏，请大家肃静。第三个地方就是在现在我所住的家里讨论剧本。房子位于加多利山嘉道理道46号山景大楼，不少的明星住在这附近，大家来这里方便。为什么当时大家都住在太子道附近？因为当时的香港沿着太子走到九龙城就是机场，过了机场经过一片荒芜就到片场。明星们住在太子道非常方便。
他们先是写一个剧本，然后找人排版印刷，接着是开会讨论。譬如张爱玲的剧本是手写稿，就需要“执字粒”(活版印刷，旧时印刷人员在上万个字粒中挑选文章里面需要的，排列在一起付印，因为双手经常粘上油墨，俗称“黑手党”)。通常参加开会的有正、副导演、制片、主角。讨论时间非常长，有时从下午开始讨论一直到深夜。他们都会靠咖啡、茶、香烟来撑着。整个讨论过程通常是烟雾浓浓。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躲进房间。
在大公司里，就会出现争名夺宠的现象，问题是你有多少本钱。例如某个天王巨星认为自己戏份不够或者有某个女孩威胁到她的地位，她就要求删掉那个女孩的戏份，这种利益冲突不足为奇。当时电懋有好几个亚洲影后，其中最出名的是林黛，拿过4次亚洲影后，尤敏是两届亚洲影后。他们有时会争吵得很厉害，像《四千金》，这部戏由4个当家花旦参演的话，就会争吵得很厉害，需要出力协调。
对于我爸爸来说，个人最满意的编剧是《南北和》(1961年)，因为这是根据他的切身经验来编写的。从1949年开始，香港人口膨胀，上百万的人从内地过来，其中的文化冲突很厉害———不仅语言上，还有价值观等方面。我爸爸会听粤语，但说得不好，他常常开玩笑说他“打的”回家报地址，司机们无法听懂他自以为是的“广东话”。
《南北和》的前身是在一幕电懋贺年节目上出现的小品，说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文化差异，然后我爸爸根据这个概念写成电影剧本，希望让大家开心一下。《南北和》讲的是两个裁缝，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南方的裁缝在这里做了很久，注重的是和客户的交情；北方裁缝则认为重要的是货品平靓正。两人产生种种矛盾，最后通过二人的子女结下良缘，恩怨才释怀，过程中用喜剧手法讽刺取笑各种当时常见的偏见。那时的南北冲突应该比现在香港人内地人所谓的冲突更大，今天香港人称内地人为“内地蝗虫”，而内地有教授称港人为“香港狗”，都是只有怨恨，毫无幽默，也不会自我反思。
1962年，我爸爸离开电懋，原因在他于1962年12月12日写给陆运涛的辞职信上有提到。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私人原因是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少了；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这份工作渐渐地出现很多事务，都不是他所熟悉的，或他想做的(譬如管理财务，经常去机场、参加派对、召开长会议)，有时候总公司不汇钱过来，他就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薪水，好像在做坏人一样，他觉得压力很大，让他身心疲惫，很多时候工作完都累得不想动，不想说话。两个月前就应该要去做手术，但因为公事才一拖再拖，现在还没做，因此他不希望让身体垮了才去调养。
邝文美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
说一下我妈妈，她从1955年开始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新闻处任行政助理，也就是秘书。直到1971年。职责是：协调员和办公室经理；处理文件、记录和行政事务；帮助官员准备官方文件；监督并安排分配本地制作的和美国之音提供的电台节目；处理听众邮件并分配电台节目时间表；为节目的设置与当地广播电台维持联络等等。简单来说，她的工作就是管理办公室与电台相关的文件和记录。找资料、定录音室等工作都要我妈妈处理。由此，我妈妈也认识了很多做广播的人，像邹文怀，也就是后来嘉禾电影的老板。邹文怀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比我妈妈小两届。到香港后，邹文怀先到美国新闻处工作，后进入邵氏做监制，其后自己离开邵氏并创立嘉禾，发掘了李小龙。我父亲去世的时候，邹文怀身体也不好，能做的就是借他的劳斯莱斯载我们到火葬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劳斯莱斯。还有一个我记得的导演胡金铨，他也属于美国之音这个部门。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新闻处的美国之音这个部门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现住的山景大楼的二楼。他们把储物室改造成录音室。录音室最注重的就是隔音效果，他们在墙上铺隔音板，然后打通一间睡房，中间安装玻璃。工程师坐一边，录音室里只有麦克风，工程师调校好设备，广播员就开始在里面读稿。那时我们家还住在北角。北角的房子太旧了，几乎成为危楼。由于我妈妈在山景大楼上班，她知道这里的三楼招租，赶快应承，我们在1958年夏天搬到这里。当时租金大概是300块左右。后来美国之音搬到太子道近喇沙利道，但我妈妈上班依然方便，我在喇沙书院就读，放学可以探访妈妈。
加多利山的房子我们开始都是租的，这里的租金一直都不贵。至于我们能买下这里要感谢“文革”。因为当时国务院底下的一间中资公司是这间房子的屋主，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被“斗地主”，所以先把名下的房产都尽快处理卖掉。然而要卖一间已经有租客的房子很麻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租客“要不要买”？这间房子1978年的成交价是18万7千。这个价钱很划算，低于市价，因为卖家只想尽快脱手。现在说这个价钱当然是很荒谬，因为楼下的一个露天车位都叫价四十万。然而我爸爸妈妈当时也没有这么多钱，所以尽量到银行借。
应邹文怀之邀加入邵氏
我们家与邹文怀的关系也很微妙，他1955年进邵氏当编剧部的头儿。我爸爸1962年写给陆运涛的辞职信，说希望1963年1月前离职，不被批准，陆运涛一直挽留，同意病假。直至我爸爸的身体实在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才正式离职。到了1964年我爸爸病得很重，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将他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回来。
离职后还是有不少电懋的朋友找他。那时邹文怀刚刚进入邵氏，由于一年要拍52部电影，公司急速扩张，又不能粗制滥造，所以邹文怀找上我爸爸，希望可以指点邵氏的编剧，不需要回办公室上班。我爸爸觉得之前的工作经常争吵，很烦，现在少了“办公室政治”，只需要提出意见，就答应了邵氏。
当时邵氏有两个编剧，一个叫邱刚健，另外一个叫丁善玺，他们都把我爸爸当作老师。他们会把写好的剧本拿给我爸爸，让我爸爸修改。这些工作对于我爸爸来说比较轻松，也免却了办公室政治。毕竟这两个徒弟是邵氏的，而邵氏又是电懋的对头，所以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如果有人按门铃，可能是电懋来客，他就会叫两个徒弟躲在厨房回避。当时还不仅仅有人来找他修改剧本，还有人问他怎么写。
当年拍电影与现在一样，抓到一套路子就会不停地拍，像李小龙一样，不停拍，直到李小龙死了，还是有人按照这个模式继续拍，希望成为第二个李小龙。直到这个模式走到末路，将市场演垮了，才会出现成龙的功夫喜剧。而当初邵氏的模式就是黄梅调，拍摄杨贵妃题材。其实邵氏的电影不难拍，就是为某个主角特意制造某个特殊场面。偶尔也有一些编剧有些突发奇想，他们告诉我爸爸，那么我爸爸就会帮他们分析情况。有次邵氏希望出现新颖的题材，想拍足球电影。我爸爸分析看电影的观众，四分之三是女人，她们不看足球，剩余的四分之一男人有多少是踢球的？我爸爸说这类电影是无法卖座的。如此说来，周星驰的《少林足球》是不是不用拍？
关于他两个学生，我觉得邱刚健比较有趣。他从台湾来，非常热爱电影，跟朋友办了份电影杂志。加入邵氏后就给了几份杂志我爸爸，但是我爸爸没看，全部放在我房间的书柜。当时我房间很小，只有一张铁柜，一张床，后来张爱玲从美国回香港，以写剧本谋生，她就住在我这间房里。我有空就会拿这些杂志来看看，我记得有些选题内容，纯粹是表达兴趣，应该没什么销路。我从中学到不少，例如他们会把法国的新浪潮电影的剧本翻译成中文。其中，戈达尔(Jean- Luc Godard)这个导演很意识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没有剧本，没头没尾。戈达尔今年81岁了，前两年拍了新片《社会主义》 (Socialisme)，还亮相戛纳电影节。杂志除了翻译之外还会有原创，我很记得一篇是邱刚健的《我是上帝》，十几页都是“我是上帝”这四个字，重重复复，重重复复……这就是表达兴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