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u Yuegang (卢跃刚) Letter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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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已不是恶狠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生、《青年参考》主编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开除，主编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按照阁下们的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重的多得是，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六四比怎么样？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六四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阁下的讲话与那位团中央书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讲的是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当然，体制内也有明白人。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他1989年后，十五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六四下台，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而，他很快进入情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极大的，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区分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诲。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任，有人说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记者。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二十年，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扩大事态，把事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作了一个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青年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纠正团中央失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我们有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强，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青年报报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雅量。当然，他们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年报人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自信；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雅量十分珍视，以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水准的一致。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准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86年底，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总编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题不行，有教训人的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副主任何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么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同学们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删去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八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二百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应良好。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时，他说，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团中央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记当面呈交签名信，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生的工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报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还敢推断，将来如果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因为，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始了的气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好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般的姿态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宣布时间开始了。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才是中国青年报真正的主子。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下级、宣传和办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国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而且，当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了解中国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我们在总结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等好的传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年报发行，今天四十多万份发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相当多数是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国青年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那么，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未有过办抽象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脸，想方设法往报纸塞稿子，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人。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的专版，以及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子，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办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卫母亲河、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对办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相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的眼光评价编辑记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还心存办报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下在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报成为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今日出击》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党报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的人。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今的名记者。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王石说：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堪重负；一条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 每天弄得焦头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仁给团中央主管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都说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王石下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力挽留。那年，他五十三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至少还可以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七年。他还跟我讲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长篇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的思维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在总编室报到后，上了三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一天，编前会后，我在白班办公室看第二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我知道，泉涌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定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的判断。泉涌说：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一会儿，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绍说：这是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的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位。至伦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记者谈谈。找记者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研的处理。李至伦说：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理不迟。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岭火灾、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庆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1987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肩挑，继续着前任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敬的伟大报纸。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总编辑。话说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老徐是什么人呢？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的人。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老徐没有辜负大家。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六四以后曾经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为老徐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沉重，也是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六四后遗症。国家、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座的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必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些中层干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反《党章》的原则，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六四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判断和报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重、良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报人文化，同时也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告诉阁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们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灵魂。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掊（右换不）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掊（右换不）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不相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下不但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阁下在颇有玄机的现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官场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其实，历史上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着湘江说：湘江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过尔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总是要察言观色，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否则，早就崩盘了。中国青年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飞。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讲。两年前，我去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恩泽于民。两年后，今年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站通车剪彩的殊荣。五一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州人民还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你们北京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按照级别，扬州只是个地级市。我说这些，无非想揭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毁报纸。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史的垃圾，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跟我说：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八十年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罪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心。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谈的吗？阁下以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心，什么是训斥都分辨不出来？阁下代表团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要加强学习，我认为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是要加强学习，但是团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阁下本人更要加强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阁下众目睽睽开黄腔。阁下说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我们听得懂，阁下在引用阁下湖南老乡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两杆子理论，说的好听一点是政治哲学，说的贬义一些，是统治术。可是阁下忘了，那是革命党的政治哲学。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早期巩固政权时期，这套政治哲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谁要是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于是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二十多年民不聊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革命党的轨道里运转，主要精力用在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难时期饿病交加，至少2700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酿成十年浩劫，六四悲剧。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历史。湖南一百多年来产生了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阁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个人物，敢于在中国青年报六楼这个见证历史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讲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几乎就能解释为，在人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控制舆论，二靠暴力。有阁下这样的湖南革命党后起之秀垫底，难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湖南还在广大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道路，就是按照那套革命党理论瞎折腾，已经严重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认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向人民的经济要求做出妥协。到了今天，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政治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族的福祉。说白了，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我们听明白了，阁下的回应是两杆子理论。两杆子，两也可读为二，两杆子可以读为二杆子。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在民主化潮流时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阁下的两杆子理论是一个二杆子理论。我真为阁下担心，担心让当今立志改革的当权者听见阁下的思想如此混乱，如此无知，会断送阁下的政治前程；更担心阁下这样的政客一旦执掌了更高的权力，可能为祸国家。
说阁下无知不冤。阁下把民调80%支持率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突然被颠覆，归罪于媒体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这种解释很像阁下的湖南老乡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消息传来，毛泽东在中南海红墙里的理解是：有人想整他。阁下与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知无畏。不展开说了。
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唯望阁下好自为之。
卢跃刚2004/6/13
卢跃刚：抗辩信发表稿
卢跃刚按：二00四年七月五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内部网络公布了《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旋即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海外各类媒体报道，影响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星期后，团中央即对《公开信》作出政治结论，政治结论之严厉，也超出了我的想象。政治结论有三条：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六·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我当场回应了四点意见：第一、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第二、继续恪守我不赞成扩散、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两不承诺；第三、准备承担责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第四、对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缺乏起码的反省意识或能力表示遗憾，如果团中央采取过分措施，我的承诺约束自动解除。我特别强调：我的承诺有前提，如果没有了前提，我的承诺立即失效。为了有案可查，我写了近一万七千字的抗辩信。这封抗辩信就是一段时间外界盛传的我的第二封万言书。经过慎重考虑，除当事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抗辩信发给了徐祝庆（中国青年报前任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周志春（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樊永生（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小川（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另外，为了防止意外，我还把抗辩信发给几个非常可靠的人，同时发了特别授权书，满足我所设定的条件，即可灵活处置《抗辩信》。对于这封《抗辩信》，至今为止，我严格履行了承诺。我的动机很简单：一、必须结束有来无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关系的 跪安文化；二、坚持体制内说理、论辩、抗争，所谓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发生了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严重事件，而且，团中央用政治陷害的卑劣手法，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假中国青年报党组之手，免除了我的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因此，我承诺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我承诺的义务也就自然解除。至此，我决定发表我的抗辩信，以明心志，同时向公众展示冰点事件的某些背景。此次发表，我对文字作了必要而非常微观的订正。
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及常务书记赵勇阁下：
首先声明，此信的发放范围是：周强、赵勇、徐祝庆、李学谦、周志春、樊永生、陈小川。本来这封信只给周强、赵勇阁下二位，考虑到老徐、学谦、志春、老樊、小川等人了解我信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青年报发展和近几年情况，以及《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下称《公开信》）事态演变的见证人，所以增加了发放的范围。阁下二位有落井下石、构陷下属的记录，如果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发出此信，我有深深的忧虑。而且我本人与阁下二位没有个人恩怨，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需要历史见证。此信请学谦代表报社党组转交给阁下二位。
七月十五日下午，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副总编辑周志春向我正式传达了团中央对《公开信》的几点意见。他们告诉我，在场的人除了他们外，有你们阁下二位和团中央宣传部长刘可为阁下。团中央的意见传达由赵勇阁下主持，刘可为阁下宣读了团中央的意见，意见有四条：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六·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第四、对这封信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卢跃刚要承担责任。我注意倒，给我传达团中央四点结论意见时，没有明确说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结论意见。那么，我要问，这四点结论意见是团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意见，还是作为《公开信》当事人周强、赵勇阁下二位私下里捏咕的个人意见？我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要提示，周强、赵勇阁下二位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规避程序，既使是走过场和面子上的程序，以隐去当事人挟权力打击报复的嫌疑。这不仅涉及法理意义的程序，也涉及阁下二位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操守。当然，我知道，你们处在一个制度性的悖论里，履行书记处会议的程序，也是作为第一书记和常务书记的你们阁下二位主持。这个悖论可以称作民主集中制悖论：一个程序及规则设计与实际上一两个人说了算相冲突的制度。这种民主集中制制度设计和运行，与《宪法》与公民权利、《党章》与普通党员权利等情形一样，使执政党及其精英陷入了一个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制定规则又自己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搞了许多说法又自己扇自己嘴巴、前面说一个样又在后面制造出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个样、出了问题死不认错的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里。这种制度性的道德困境或总体的制度悖论无处不在，从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反道德的制度链条和机制，使得执政党及其精英、官僚在进行道德倡导、论说和指控时，缺乏必要的道德基础，在心灵上戕害别人，同时也戕害自己。我之所以稍稍展开这个话题，是想说明，这是我给阁下二位这封信全部认识的立论基础，借此提醒阁下二位在论述和理解道德问题时的真实处境。所以，阁下二位对《公开信》的四点结论意见，我既可以理解为团中央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也可以理解为阁下二位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
七月十六日下午，在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的直接压力下，报社党组被迫对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和《公开信》做出正式表态，对前者自然是赞成 哪敢不赞成，中共党内政治文化，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大的社会危机，上级对下级，从来都是鼓励撒谎，鼓励口是心非，并形成了一个荒诞的运行逻辑：即使骨子里不赞成，表面上也必须保持一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表示屈服，表示保持一致，是否口是心非并不重要。我把它称作保持一致定律。对后者，在与团中央结论总体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略有和缓，但是仍然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未经当事人同意点名，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等严重指责。
《公开信》让赵勇阁下成为世界级的新闻人物，也让团中央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即使如此，赵勇阁下也没有起码的反省和检讨，却像个连长（股级都够不上），汗流浃背地指挥士兵堵管涌。我断定赵勇阁下不是响鼓，所以用了重锤。没想到，重锤下去，赵勇阁下却没有正常的声响。太遗憾了。
团中央对《公开信》的政治结论相当蛮横，没有正面回应我提出的问题，却是上纲上线，大帽子漫天飞，对信的内容和我本人提出了严重的指控，我当场向学谦回应了四点意见，请学谦转达阁下二位：第一、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第二、继续恪守我不赞成扩散、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两不承诺；第三、准备承担责任和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第四、对团中央和赵勇阁下缺乏起码的反省意识或能力表示遗憾，如果团中央采取过分措施，我的承诺约束自动解除。我特别强调：我的承诺有前提，如果没有了前提，我的承诺立即失效。学谦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选择适当的方式转达。有一天学谦告诉我，他向赵勇转达了我的意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完整转达了我的意见。我问学谦：为什么没有向周强转达我的意见？他没有明确回答。为此，我有一个担忧，担忧学谦三个适当忌讳上下级关系，不能完整准确地向阁下二位转达我的意见，而阁下二位在组织系统内话语权处于绝对优势，一会儿向上级写报告，一会儿开通气会，打招呼，定调子，只强调我的承诺，不知道或不理会我的其他态度，混淆视听，给外界留下一个残缺的历史印象。因此，给阁下二位写一封信，完整、准确地表达我的意见，非常必要。
我想告诉阁下二位，一封《公开信》换来团中央三大罪状，不胜荣幸之至。我猜想，阁下二位把调子定得那么高的真实意图是：上可交差，下可恐吓；既踩着卢某人一条大尾巴，还给自己屁股后面留了一条进退裕如的康庄大道，为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
典型的自由化，很不道德，断章取义，对我个人来说，虽然第一条指控比后两条严重致命得多，但是，我更在乎后两条指控。先说第二条。我要问阁下二位，很不道德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公开信》涉及许多人和事，还是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看来都有。不该涉及许多人和事，涉及许多人和事便是不道德。是这个意思吗？这里还潜含着一个程序不道德的指控，认为我点这么多人的名，未经本人同意，所以不道德。后来本报党组给团中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程序不道德的指控，即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用法律语言来说：我正受到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不道德的指控。报社党组的指责依据的是 职业道德，你们指控我很不道德的依据是什么？我统计了一下，《公开信》包括孟子、华盛顿、曾国藩、毛泽东、邓小平、尼克松、瓦杰帕伊、刘宾雁、董桥等在内，点名和没点名的人物有四十余人，粗粗归类，涉及的人无非是四类，一类是批评，比如赵勇阁下，某大报的总编辑等；一类是赞赏，比如华盛顿、曾国藩、胡耀邦、胡启立、樊永生、周志春、徐祝庆、王石、李至伦、李源潮等；第三类略有褒贬；第四类则是中性，点名纯粹是论据或叙述的需要。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作古，无从经本人同意，比如孟子、华盛顿、曾国藩、胡耀邦等；有的官位太高，无门传达文义并经本人同意，比如胡启立、李源潮、李至伦等；有的远隔千山万水，无缘经本人同意，比如中国青年报前辈刘宾雁、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等；有的是本报在职或不在职的领导和同事，比如王石、徐祝庆、周志春、樊永生、梁平、李大同、贺延光等，还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不便事先通告，经本人同意；一种是我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对历史、对局势、对办报、对赵勇的讲话等重大原则问题有着共同的判断和感受，不必经本人同意。
徐祝庆是个例外，事后我登门当面致歉。我本人对徐老充满了敬意，有《七律·送徐祝庆离任》为证：书生办报可自慰，跪着造反是楚才。落井下石小议论，沐猴而冠大悲哀。歌罢楼台人已去，曲尽家国色更衰。二十六年明月夜，从此一别长徘徊。此诗在为徐祝庆送别宴上诵读。落井下石用暗典，两层含义，一层是回忆中国青年报1994年北京洋桥记者全会。一天傍晚，徐祝庆跟我长谈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给我背诵柳宗元不计个人得失，援手遭难的刘禹锡，令韩愈感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夜已黑尽，明月高悬，只见老徐的瘦削剪影唏嘘感叹。他有所指地告诉我，面对六·四这等大是大非问题，中国青年报也有落井下石的小人。我对老徐的真正尊敬，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之前甚至之后，我和老徐没有个人交往。第二层含义是，团中央和报社主要领导处理陈杰人事件也是落井下石。 沐猴而冠什么意思？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后，本报有人（我亦同意）形容赵勇阁下在台上演讲时，张牙舞爪、缺乏分寸、自以为是、不可一世、孤陋寡闻、屁话连篇的情态。由于对徐祝庆的敬重，也是对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敏感，如同赵勇阁下讲话，陈杰人事件，七十多人上书团中央的要求遭到周强阁下拒绝， 徐祝庆道歉必须记录在案。我们私下议论，徐祝庆道歉为老徐几十年新闻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与赵勇阁下的讲话和做派相对照，还有一个人值得记录，（对不起，我又要点名了）他就是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圆明园召开记者全会，请来了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本来是晚饭后作报告，朱厚泽来早了，记者们正在吃晚饭，杯盘狼迹，弄的大家挺尴尬。朱厚泽并不在意，说： 你们吃饭，你们吃饭，我去散散步。朱厚泽作报告的地方，也是随随便便一个会议室，不讲究。那天，朱厚泽说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意识形态管理政策要宽松、宽容、宽厚，震撼和激励了青年报人，给青年报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朱厚泽，朱三宽，一个三宽政策，为什么会让青年报人铭刻于心，很简单，朱厚泽及其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有民主之风、常识之理，一扫以往中宣部党棍、官僚的面目，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可惜呀，三宽政策天下美名传扬，却在中共党内几成绝唱！
实际上，我明白你们的指责是指我在《公开信》中点到一些特定的人，这些人是仍在党政高级岗位上。我在《公开信》里叙述了一点他们很少为人所知的事，这些事证明了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丧失做人的基本准则，没有丧失良知，甚至准备为维护良知而承担政治风险。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完全可以趋炎附势、指鹿为马，为自己谋个更好的政治前程。但他们都选择了前者。让人们知道这些有良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一点作为，为什么在你们的逻辑里就是一种伤害呢？就是很不道德呢？很明显，因为按你们的，也就是现行官场的潜规则，这会损害他们的前程。一个官员道德与良知的良好记录，为什么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呢？这只能证明，现行这套干部体制是反良知和反道德的。任何官员如果表现出他还有一点生活的常识与良知，他就没有前程了。在这一点上，我与你们确实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很清楚《公开信》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在一篇文章中点那么多人名违反常规，我之所以要那么做，就是我意识到我正在做一件超常规的事，我必须对我所说的人和事负责，对历史负责。我知道阁下二位担心点名伤害何人。这些人无非是在职党政官员。如果叫板，我可以这么说：党政官员的俸禄来自纳税人，纳税人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各种表现。再者，他们如果连澄清自己的历史角色，承受历史记录和评价的能力都没有，说明他们缺乏起码的公共意识、公共责任，那我还能说什么呢？进行历史描述或评价，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岂不荒唐？有这样的历史研究吗？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直呼其名地批评当朝丞相田鼢（鼠字旁换虫字旁），我就不能直呼其名地表扬几位党政官员？当然，我在当面抗辩时，没有援引这些逻辑。我充分照顾了人情世故和官场规则。我的底线是善意是法律。我对学谦说：周强是学法律出身的人，他应该明白，所谓伤害是一种后果，请团中央具体指出伤害了何人，或者说有何人指控我伤害了他。指控必须具体。请你转告团中央，如果我的《公开信》伤害了哪些当事人，我愿意表示道歉。因为是公开信，如果当事人认为所说事实不准，因此损害了他的名誉，已经涉及法律，可以援引《民事诉讼法》对我提起诉讼。直至今天，我仍然坚持，如果我的《公开信》伤害了我所褒扬和敬重的当事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被批评的人就免了。
稍有历史常识，稍有历史感，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无处不在历史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将进入历史。为此，面对历史，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敬畏和恐惧。放之须臾则与草木同腐朽矣，争之须臾则与日月同光辉矣。人人如此，概莫能免。历史感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水岭，也是好编辑好记者的标志。时刻警惕自己的历史角色，须臾不敢忘记记录历史，真实地记录历史，当然是一名职业记者的天职。恪守这一天职，是一名负责任的记者最高的道德，否则，定遭天谴。一位当代史专家说：历史有一种强烈呈现自己的力量。说这话，很叫劲，很倔强，很自信。我们时刻感受着这种力量的存在和冲动。观察和描述这种力量，很难高大全，卑微、屈辱、孤独，一篇《报任安书》，可谓极致。这种力量，是一种寻常人家是非好恶的常识力量，存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经过史家（或记者，甚至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录、推衍、扶持，滴水穿石般地呈现着，便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力量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抵抗着忘却、胆怯，考量着人性、良知。如此，我怎么会在乎阁下二位很不道德的指控呢？记者真实地（包括用公开信这种形式）记录历史，便是最高的道德。你们从内容到形式指控《公开信》时，忘记了我的记者、作家的社会角色。你们在放大官僚逻辑。你们不知道知识分工这一现代社会原理，以及违反这个原理形成了以绝对权力为特征的暴政，以及暴政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人类情感的伤害。你们在这种绝对权力的迷惑、毒害和支持下，企图让那种无聊之至的小官僚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程序道德问题，你们恰恰有软肋，而且是大软肋。还是举陈杰人事件的处理为例。《公开信》因为主题的原因，没有展开说。去年五月二十一日《青年参考》发表武汉大学生卖淫的调查报道，仅隔两天，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社即违反常规，不是在《青年参考》，而是在中青在线和《中国青年报》主报刊登致歉信，大包大揽，提高责任层次，按照湖北的基调，表达了积极、迅速平息事态的态度，并为中国青年报高层洗牌埋下了伏笔。五月二十八日，学谦在内部网发表文章《摆脱危机，走出阴影，走向光明》，把陈杰人事件危机升级归咎于陈杰人的抗辩信及其流传。根据我的调查，此说大谬。学谦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找陈杰人谈话，要求陈杰人写出武汉大学生卖淫稿件采写经过前，已经向武汉方面道歉，已经在中青在线发表了《道歉信》，道歉信直截了当地点了陈杰人的名，宣布陈杰人的报道失实。这种做法的性质相当恶劣。最常识的问题是：你们仅仅依据武汉方面的情绪，没有对稿件内容进行调查，就说 报道失实，谁服气？在没有履行调查程序之前宣布失实，比有罪推定还恶劣，直接就是有罪判定。处理过程中，还有一个程序被省略了，就是被处分人的申辩程序。陈杰人武汉大学生卖淫的采访和写作，职务程序没有问题，这种做法，省略了必经的调查程序，给人一种印象：团中央和报社在关键时候落井下石，出卖记者。陈杰人告诉我，学谦找他谈话，他提出必须履行调查程序，学谦明确说，赵勇指示：先处分了再说。我认为，先道歉了再说，先处分了再说，这种简单粗暴的危机处理逻辑才是矛盾激化和危机升级的真正原因，也是陈杰人激烈反弹的原因。退一万步说，陈杰人千错万错，申辩是陈杰人应该受到尊重的权利。任何人遇到这种不公正的处分，都会申辩、抗争。另外，重重处分陈杰人的理由之一，擅自向外传播申辩信的事情也不存在。
陈杰人事件的处理，让青年报人痛心不已，愤怒不已。樊永生辞职，梁平免职，陈杰人辞退，不仅没有如学谦所愿走出阴影，反而在报社内部制造了浓郁的不满和恐怖气氛，直至七十多人上书、匿名信、公开信。在这种不讲理和高压的情况下，别说是陈杰人，任何一个履行职务行为的记者都会激烈反弹，何况陈杰人并没有激烈反弹，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根据稿件产生的流程，记者在采写稿件阶段是主体行为，一旦把稿件交给了编辑，便成为客体，使命就结束了，原则上，稿件的删节权和发表权都在编辑手里。除了恶意隐瞒或者编造事实，陈杰人的责任是相当有限的。我在中国青年报供职十八年，在总编室、经济部、新闻中心都干过，编辑记者来稿，陈杰人这种可能惹大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被堵住没见报罢了。本来可以借陈杰人的报道失误，可以在报社内部展开深入的讨论，总结经验，提高业务水平，但是随着事态的人为地政治化发展，这些业务总结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面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记者、编辑、副总编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业务上的所有问题变成了等而下之的问题。我认为，陈杰人事件对中国青年报人的伤害，与枪毙saRs报道计划相叠加，某种程度比六·四还严重。当我们听说陈杰人被处分后，即不准进入报社大门，以至陈杰人不能到办公室清理自己的物品；当我们知道，有人通知陈杰人住处派出所，二十四小时监控陈杰人，如果陈杰人乱说乱动，随时可以抓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悲哀。动用专政机关对自己的记者下手，真是骇人听闻！太过分了！远远超出了底线！远远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
五月二十七日，团中央书记处决定接受樊永生同志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国青年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保留党组成员、编委会成员的职务；责成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免去梁平青年参考报主编职务，二十六日对采访中心记者陈杰人作了辞退处理。团中央和报社为什么要这么干？学谦在文章中解释说： 我曾做过多年的高校学生工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所有的学潮，深知学生情绪一旦被激起，将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和后果，给报社和共青团造成的损失必然更为惨重。
别拿学潮吓人。我们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潮。我们可以断定，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大学生，不会为六·四这样的政治问题发动学潮，因为，据我所知，一、相当多数的大学生、研究生已经不知道六·四为何物了！二、他们更在乎现实利益。这要感谢我们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管制。第三、你们会相信武汉的大学生会为一个报道的不太准确的卖淫丑闻闹学潮？而且，我们认为，所谓学潮苗头，不过是必须对学校的现状负责任的官员们煽动起来的虚张声势的 网上学潮，利用六·四前所谓学潮的可能来施加压力，来掩盖丑闻，逃避自己的责任。
加大力度、违反常规、无视程序地处理陈杰人事件，除了可能导致学潮这个耸人听闻的原因外，或许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原因，就是周强阁下是湖北人，总要让周强阁下在乡党面前有点面子。小小的部下中国青年报都摆不平，何颜见江东父老？当然，这种原因比起觊觎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的阴谋和党同伐异来说，真个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按照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标准来衡量《公开信》点名和莫须有的伤害，岂止是不道德，而且是极不道德。
关于道德，我要讲两个小故事。
我在前两年到长沙橘子洲头，公园橘子洲头石刻标志的上空赫然挂着一条一二十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莅临指导工作。陪同我的人说：周强前几天来过。我问：走了为什么横幅不拉下来？陪同的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敷衍说：可能忘了吧。忘了，有可能，但是，借用你们给《公开信》定性的语言，在这种国内外游客云集的地方，可能为居心叵测的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丑化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的形象，进而丑化我党我团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我相信周强阁下一定见过这条显赫的横幅。橘子洲头应该是长沙最著名的名胜，或者说是长沙最著名的公共场所。在如此著名的公共场所挂如此招摇的横幅，是大忌；不仅挂了，而且长时间挂，成为橘子洲头景中之景，大忌的大忌。这样的官场风景可以说是典型的大煞风景，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其情状：阿谀，虚荣，张扬。我不知道周强阁下去橘子洲头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不管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将相都知道轻装简从，一不扰民，二可体察真实，况乎以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游胜地旅游或指导工作，下面拍马屁，赫然挂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或热烈欢迎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胡耀邦会怎么对付？我敢说，胡耀邦定会大怒，喝令拿下。这只能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还有一个故事。本报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周强阁下曾在河南省某市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团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小学生们等候周强阁下驾临。那天是大太阳，很热，等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我注意到，《公开信》发表后，赵勇阁下作为主要当事人，毫无顾忌，也不回避，始终在团中央第一线发号施令。七月十五日，团中央的传达，赵勇阁下主持，刘可为阁下宣读团中央的定性意见，周强阁下讲话。这个图景挺搞笑的。你们阁下二位是我《公开信》批评的当事人，按常理，你们有多种符合你们阁下二位身份的回应方法，结果却给了我们我有权力我怕谁的面目。明镜高悬下面坐者两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个法官都是被告，却在堂而皇之开庭审理原告，典型的自由化，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很不道德，断章取义，而且作出了置于死地或准备置于死地的，似乎不容讨论、不可更改的终审判决。阁下二位不仅不回避，反而变本加厉，这算不算很不道德？说很不道德都轻了！这种审判的荒唐，我相信周强阁下最能体会。你们所谓的道德标准，或者那种无所不在的道德优势，说白了，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米兰·昆德拉语）
什么东西预先被原谅了？什么东西可笑地被允许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经请教一位团系的前辈领导人，他说，这是制度决定的，什么样的制度机器就能生产什么样的人。这话不免让人悲观。这等于说，只要这部机器不修理不改造，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祸国殃民的小官僚就会无休无止地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部机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高效率地运转。
《公开信》流传到海外后，境外媒体起码有一条说的在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二十多年下来，结果喜忧参半，叫做官智未启，民智初开。我的看法，岂止是官智未启，而是进一步官僚化，进一步腐败化。阁下二位，一位学法律，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批法学院的学生，一九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官位爬得最高者；一位是北大经济学博士后。学了半天，只通官性，不通人性，不懂人文常理，学了也是白学，最后连个官也做不好。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何方圣贤教导你们，让你们不分场合，不看局势，永远理直气壮，永远居高临下，永远端着一斤四两沉的小官僚架子，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讲话的姿态，永远是上级对下级，主子对仆从，除此便不会讲话了。学谦跟我说，赵勇阁下说：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可以给我写信嘛，写什么公开信？！怎么写？写什么？什么姿态写？什么语气写？我们写了，七十多编辑记者署名的信，被你们非常粗暴地拒绝了。七十多名编辑记者是什么概念？占到本报编辑记者一半以上人数，如果再继续征询签名，签名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很多。你们拒绝了大家的请求，还会在乎我一对一的信件？你们还会在我们心目中享有信用？这种说法相当虚伪。有意见当面提？团中央来报社征求处以上干部意见时，大家提了，你们在乎了吗？你们不是当作了耳旁风？而且我根本就不会接受赵勇阁下这种事后找补的领导口气。《公开信》是什么意思？是对你们的失望和愤怒，是对你们的不信任到了极致。《公开信》的形式意味着，你们看不看这封信无所谓，理论上讲，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阁下二位可以不看。我跟学谦说：赵勇阁下可没有让卢某人直接写信的待遇。卢某人没有被恩宠的感觉。卢某人这支笔没那么贱！
这一段时间，国内外的朋友关心，打来电话，问的第一个问题惊人相似：你现在安全吗？我说：暂时没事。我还在正常工作，还在改错别字。回答这个问题心里挺别扭。我知道国内外问候的全部潜台词，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参考，全部基于无法无天和对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恐惧记忆。
从法律的角度看，我怎么了？不就是写了一封公开信，不就是说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所谓敏感话题，不就是批评了赵勇阁下有恃无恐的小官僚作风？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私下的，泛滥的，真实的，坦率的；一个世界是禁锢的，压抑的，虚假的，异化的。我只不过把那个真实的世界掀起了一角，展示了一下罢了。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而且我相信，阁下二位一定对这真实世界有所了解。赵勇阁下不是农民的儿子吗？你不会把新闻联播那些受灾农民或是致富农民在镜头前被逼着歌功颂德的话当作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情绪吧？由于职业和偏好的原因，我接触人的层次比较丰富，知识界，军界，政界，经济界，等等，上至部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农民、失业工人，我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公开信》涉及的敏感话题，不过是许多人经常谈论的话题，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说了并不新鲜的话题，或者说把私下的话题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个人安全便成了问题？如果闭目塞听，实行鸵鸟政策，不敢面对真实的世界，动辄使用专政工具，那可真是不可救药了。当然，听不听是一回事，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人长了嘴，不光是吃饭，还要说话。《公开信》只不过是我说话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是被执政党制定又视为敝履的《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的体现。
在宪法权利这个意义上，我不会在乎什么违反新闻宣传纪律（其实所谓宣传纪律，是指报纸上刊登了上方不许刊登的报道，和我的《公开信》风马牛不相及）。我所知道的一些好报道，包括我近二十年的一些有分量的读者喜欢的好报道，都是努力打破新闻宣传禁锢的结果。而且，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职业行为当作宣传看，谁这么看，谁才是傻瓜，谁才是居心叵测。各种各级新闻媒体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博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报道上反感甚至不理会禁令，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总结出了许多对付意识形态管制的理论、策略、技巧。哪怕是最没有出息的报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都有那么几个宁折不弯的编辑记者，或总编辑。渐渐地，随着时代发生的变化，那种个体抗争正在演变成为群体抗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前仆后继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知识界、新闻界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便具有代表性。你们想听新闻界的真实情况吗？这就是新闻界的真实情况。焦国标说的并不错。中宣部那些 yEs或No的宣传纪律总是反动，凡是老百姓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凡是老百姓反对的，他们就喜欢，就维护。中宣部的yEs或No，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执政党的yEs或No，许多yEs或No之蛮横之霸道之无耻之愚蠢，可谓登峰造极。只要去中宣部开过通气会的人，或者听过通气会精神传达的编辑记者，都有这种感受。我们不得不执行yEs或No，但是我们会鄙视、唾弃和嘲笑yEs或No。庄子说：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个寓言颇似希腊神话普罗克鲁斯特的铁床。面对yEs或No，面对续短、断长之辈，面对普罗克鲁斯特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我们怎不忧之悲之？我们怎能不忧之悲之！
一些人有的时候，何止是有的时候，而是经常挂在嘴边上，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你们说《公开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潜含着不坚持马克思主义、 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谴责。我非常郑重地告诉阁下二位，我早就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阁下们讲这话，要么不过脑子，要么脑子里进了水，要么故意挂羊头卖狗肉，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西方新闻观的一种，而且是十九世纪工业化背景下继承了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精神和制度遗产的西方新闻观；第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赵勇阁下也在五·二四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说中国青年报五十三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导我们办报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办报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正确的办报方向。赵勇阁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什么东西？是工具论，是喉舌论，是两杆子理论。
好吧，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的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 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务，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马克思激烈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夜莺失明，你们认为残忍，但是检查官用锋利的笔头挖去了报刊的眼睛，你们却不认为是残忍。强制给自由人削发，你们认为是蛮横无理，而检查制度每天都在有思想的人的活生生的肉体上开刀，只有没有精神没有反应的驯服的存在物他才认为是健康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主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讨论他的亲手创造物：看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前一天不免要同第二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寡廉鲜耻。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
还需要引证吗？如果还需要引证，马克思还有大量的相类似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言论。
现在可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了专制意识形态、思想禁锢、新闻管制的替身和棍子。用一个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观去限制新闻自由，去培养 喉舌和工具，去打击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黑格尔说：用谎言去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以往老共产党人爱说一句话，死了去见马克思。想去见，说明有一种虔诚；是否能见到，算是一种待遇。根据阁下们的表现，我敢说，阁下们到了阴间，肯定见不着马克思，如果要死皮赖脸地见，一定会遭到马克思的痛斥。续短、断长之辈，怎么有资格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硬给大胡子马克思戴上一顶专制的乌纱帽，不啻是糟蹋和贬损马克思。马克思不痛斥阁下们才怪呢。所以，那些鬼话，说第一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说第二遍的时候，懒得理你们；还要说第三遍、第四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那就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大话西游的意识形态版了。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千锤百炼死不了，遭遇上面的情形，可能烦都烦 死了！说起来，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见过，就是没见过坚持不懈地跟自己开玩笑、努力顽强地自欺欺人，把一个自己不信奉、也不会实行的主义永远挂在嘴上的人，没见过，请自阁下们始。
阁下二位给《公开信》列定的罪状中，有一条不起眼、我却很看重的罪状，就是《公开信》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这又是一个目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 实体指控。中国青年报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我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时光印记在了这里。如果要列出一个清单，十八年来我与同事们合作发表的报道和我参与组织指挥的报道，可谓洋洋大观。中国青年报的人事也有很不如意的地方，也有鸡零狗碎的龌龊事，尤其是这一两年，社风日下，年轻人眼睛盯着官位子，因此眼睛盯着领导的脸色，兴起了阿谀奉承之风，比如去年saRs报道中国青年报严重缺位，却有人公开发表文章，在国难当头的四月播撒春光，说领导有方，报道成功。saRs报道计划的流产，从纯功利的角度看，丧失了一次在引资改制前，用重大报道整合报社思想和人力资源的绝佳机会，这在报社内部是有共识的。用重大报道来统一思想，弥合歧见，调解矛盾，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实。报社六·四之后的低迷情绪，就是靠一系列重大报道的组织参与逐步扭转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水灾报道和徐祝庆一九九九年一版三七开、竖标题方案的提出，中国青年报在二十世纪末独步新闻界，打出了自己的小高潮。令人痛心不已的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青年报重振雄风的苗头，被中宣部七道金牌给扼杀了！七道金牌，即七个中宣部阅评，剑剑进逼；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整体办报方向都提出了质疑和恐吓，一剑封喉。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引资改制，北大青鸟的资本进入中国青年报，起码是改善中国青年报生存境遇的一个契机，但是前期操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出了问题。本来是个群策群力，集中集体智慧，以风险投资为后盾，进一步廓清办报理念，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推进中国青年报市场化进程的大好时机，结果搞成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参与，不能以开阔胸怀总揽大局，排他性很强的夹生饭格局。我搞不清楚是风险投资方昏了头，还是报社的主要操盘手糊涂或刻意所为，一开始就排斥中国青年报进入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即中国青年报独有的报人文化传统和优良的人力资源，把一个纯粹的投资行为搞得不伦不类。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支持，没有思想的高度统一，没有上下一致的协调，可以断言，中国青年报改制的预期收益是没有保障的。不仅没有思想统一，反而激化矛盾，不算一些小的（比如拒绝刊登关于李慎之的新华社通稿）事情，一年多的时间里，悉数之，计有saRs报道夭折，陈杰人事件，七十多名记者编辑给团中央的信，给团中央匿名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这个时候，赵勇阁下无知无畏的恐吓与教训又来凑热闹，生生把中国青年报的人心彻底搞乱了。有人总结说，中国青年报改制改到今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灵魂，或者说失去了办报的灵魂。责任在谁？
这是我要发表《公开信》，并在《公开信》信中用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中国青年报报人文化的背景之一。与阁下二位的结论完全不同，《公开信》发表后我收到了海内外很多反馈，写信，电子邮件，打电话，短信，各种各样的人物，学者，作家，记者，编辑，党政干部，大学生，等等，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唏嘘感叹中国青年报竟然是这样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如果条件允许，绝对可以办成世界一流的大报；竟然有那样令人神往的报人文化，竟然有那么许多精彩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举动，竭尽全力维护报人的尊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跃刚，你够可以的，一分钱没花，给你们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 我想也是，一封公开信，网络加报纸、杂志、电台，海内外有成百万上千万的读者听众阅读、了解。报社内部许多年轻的青年报人不了解报社的传统，报社的文化，他们读到《公开信》多有吃惊。因为是报社内部网络发表的《公开信》，所以写作时特别注意面对这些年轻的青年报人。我要告诉他们，老青年报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流传下来的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身体力行地鄙视官本位，跟时下看风使舵、眼睛朝上、拍领导马屁的市侩习气是多么格格不入。
那么，《公开信》在什么地方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相信在阁下二位的官僚逻辑里有，而在报人逻辑里没有。又是官场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评价体系的差异太大了。古往今来，做官也有也有智慧和愚蠢之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我都替你们着急，你们一出手，便是法乎其下，端着架子不讲理，自然破绽百出，难免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嘲笑所利用了。真正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人是阁下二位，是那种有着巨大诱惑和蓄意倡导的官僚文化。
现在该说说严重的政治错误了。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对《公开信》说到的两杆子理论做重要更正。我已经在报社采通网二十多天前全选更正，估计阁下二位不知道。一位党史专家告诉我，两杆子理论毛泽东确有其意，但是明确提出者是林彪，林彪是两杆子理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著名的政变讲话。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 。文革当中，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这两杆子，成了文章经常的提法，也成了文革中最标准最著名的标语口号之一。这个口号作为执政精髓，今天还挂在一些领导人的嘴边。你们说我谩骂，大概指我说两杆子是二杆子，两杆子理论是二杆子理论。我以为，说二杆子都是轻的，是留了面子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认真学习过邓小平理论，也认真学习过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阁下二位不觉得赵勇阁下的两杆子理论跟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政治主张不合拍？一旦被确认为不合拍，岂不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把林彪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提倡的两杆子理论作为中共二十一世纪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哲学，那可真是面目狰狞的返朴归真，邓小平活着的话不会喜欢，江、胡也不会喜欢，起码在台面上不会喜欢。
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说走了嘴，让我们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小官僚小政客骨子里的真实想法和手里拿着的底牌。而且我们断定，这不是赵勇阁下一个人的想法，赵勇阁下代表着中共党内逢乱世进行统治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潮。我们能在这个思潮里感觉到一股子狠劲，一股子血腥味。微观证据太多了，比如疯狂的圈地运动，我把这种圈地运动叫房吃人、官吃人；比如劳工权益、农民权益维护；《南方都市报》事件等等，谁伸头，谁不听话，就抓谁，就关谁，就判谁，枪杆子手段已经很极端了，以至民怨鼎沸。
关于不能正确理解赵勇阁下的五·二四讲话，对五·二四讲话断章取义问题，我请学谦转告阁下二位，务必请阁下二位注意，赵勇阁下讲话时，台下包括卢某人在内的听众，大多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训练有素的编辑记者，不要侮辱他们的职业能力。如果还要较真儿，可以录音为证。
至此，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其后的情景。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便这样凶险地纠缠在了一起。
卢跃刚 2004/7/25初稿 2004/8/3改毕
《公开信》的几处更正：
1、《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应为评论部主任周修强；
2、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除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没有吴祖光，吴祖光是之前被胡乔木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