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g Ying-tai on Eileen Chang

This is excerpted from Lung Ying-tai's address to the students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ir graduation.

(Yannan)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中国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十九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彷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二十四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