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蓝天飞凤／二○○五十二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下称光明日报）领导召开《新京报》编委会议，宣读了撤除杨斌、李多钰、孙雪冬三人职务并另外派人接替的决定。《新京报》编委迟宇宙、孙献滔等人均表示强烈反对，并称不接受这个决议。当日，《新京报》部分版面未按时签片，直到晚上七点多，传来决议并未向下传达之后，出报流程才得以恢复。

二十九日的《新京报》A叠第二版上，杨斌、李多钰、孙雪冬的名字已经消失。下午，《新京报》编辑、记者开始自发罢工，表示对光明日报的抗议。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本该是热闹、喧嚣的《新京报》办公室却异常冷清。负责各个部门的编委和社长戴自更着急了，开始给各部门主编打电话，要求他们召各版编辑回报社编版。此时，往日畅通无阻的命令失去了效力，主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社委直接给各版编辑打电话，这才使少数编辑回到报社，做完了三十日的报纸。与往日的报纸不同，这一天的报纸大多没有编辑的名字。

由于《新京报》员工从上至下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光明日报不得不暂缓公布原来的决定。但是，杨斌被调离已经势所难免。三十日，《新京报》A叠第二版的体育新闻以「大本营沦陷」为标题，一语双关，表达了报社目前的处境和报社员工的不满。

光明日报何以会下达如此决议呢？据悉，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宣部的压力，甚至有传闻称，此次对于《新京报》的整肃，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而《新京报》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整肃，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倾向」过于明显，屡打「擦边球」，它的一些评论和报道惹恼了中共高层以及中宣部，并非某一篇报道所致。

众所周知，早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就明确提出媒体要成为「党的喉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文化界风传胡锦涛曾说，意识形态控制要向北韩和古巴学习。从二○○ 三年开始，新闻出版署开始整顿各地的报刊杂志，一些运营良好的刊物被勒令停刊或合并。此后，新闻出版署藉吁打击「伪书」的名义，重击在出版领域相当活跃的民营图书公司。在此风气之下，不仅各新闻媒体如履薄冰，各出版社也异常谨慎，生怕出了差错。据悉，此次被撤职的李多钰本来就要辞职加盟一家网站，突发的变故让她颇为尴尬。另据悉，时事版主编陈锋已经辞职，进入某著名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原《光明日报》的人员梁若冰等四人将进入《新京报》社委，此前从《新京报》辞职进入搜狐网的原副总编辑王跃春将回到《新京报》，任第一副总编辑，而总编辑一职则由社长戴自更兼任。

《新京报》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称南方日报）和光明日报合办的日报，其中，光明日报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南方日报占百分之四十九股份。在领导层中，仅社长戴自更和副总编辑孙献滔等出自光明日报，绝大部分社委和中层都来自南方日报。《新京报》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创刊，以「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时评和包括定州血案在内的多篇重量级报道，很快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但是，因为「擦边球」打得过多，中宣部曾经数次电话批评《新京报》，戴自更更是写过多次检查才得以过关。在经营方面，由于《新京报》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不仅赢得了知识界的信任，广告量也节节攀升。二○○四年开始，已有数月收支持平或略有盈利，二○○五年已经实现全年持平，预计二○○六年即可获盈利。以仅仅二千万元人民币的投入，办这样一份大型综合性日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对《新京报》的整肃，除了执行中宣部的命令之外，在经济上也有「摘果子」的因素在内。从此次整肃的时间来看，光明日报显然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其一是到十二月底，《新京报》二○○六年的征订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其次，如果员工因抗议而辞职，报社将可节省一笔数额可观的年终奖。

目前的局势已经明朗。鉴于以前中共对报刊的整肃手法，《新京报》将难以保持以前的锋芒和锐气，或许将变成与大多数报纸一样，为中共帮忙、帮闲。《新京报》的兄弟单位《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就是前车之鉴。其变故都是首先从报社领导层开始，对核心人员逐一拔除、更换，最后导致报纸品质的下降。《新京报》的一些员工认为，光明日报在向《新京报》动手之前，肯定已经征得了南方日报的同意，因此，他们认为被出卖了。目前，《新京报》部分编采人员已经开始寻求新的职位，预计到春节后将有相当一批骨干人员离开。

由于《新京报》已经创下良好的品牌形象，并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光明日报一旦实行全面接管后，可能将在短时间内享受到这一成果。然而，集团母报《光明日报》鲜有读者、发行量极少的事实，加上《新京报》前身《生活时报》的经历，使人难以看好其长远前景。

一旦《新京报》真正成为「党的喉舌」，那也意味吁它必然遭到读者尤其是知识界的唾弃，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然而，在党控制一切的思维下，一份报纸的堕落和倒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牢牢把握手中的权力并以欺、瞒、骗的手段维持伟大光荣的形象，愚弄人民以维持其统治才是根本。《新京报》突遭巨变的消息在新闻界内部和学术界传开后，激起了一致的谴责，甚至有人号召已经订阅《新京报》的读者退订。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事情的进展和《新京报》的结局，可以断言，它最辉煌的两年已经过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可以说，在没有言论自由主义的现实条件下，《新京报》一向秉持自由信念，显示了新闻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这样一份对公众和事实负责任的报纸，在专制主义的逻辑下自然难以生存。然而，它所传播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却不会随著报纸的变质而消亡。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遵从少数人或团体的意志，虽然，后极权主义仍然主宰著国家机器的运转。但是，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世界范围内的先例来看，企图以一党专政欺压人民，罔顾民意来维持长治久安只是痴人说梦，而那些蛮横的手段和行为则无异于自掘坟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报纸媒体虽然被全面控制，但是，在资讯交流手段日益丰富的二十一世纪，皇帝又怎么能阻止人们说「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