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的牢狱8年
2006-12-14 14:39:10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马昌博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 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
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
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 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 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
反腐记者讲了真话以后
本报记者郭国松南方周末2001－01－11
１９９８年５月至１０月，《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画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山西省运城地区耗费两亿多元搞假工程欺上瞒下的真相，“运城假渗灌”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反腐败和打假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焦点，而当年率先揭露“运城假渗灌”的记者命运如何呢？《民主与法制》２０００年第１９期以《披露〈运城假渗灌〉的记者在哪里》为题，揭示了造假工程的严重后果未予查处，而反腐记者高勤荣却因证据不足的罪名被判入狱的反常现象。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坚决保护检举揭发人。高勤荣身陷囹圄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到打击报复？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初，本报记者以及一些中央新闻单位的同行赶赴山西对此案进行调查。
“皇帝什么也没穿”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对山西省运城的一些官员来讲是一个胆战心惊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搞假渗灌、制造“大跃进”式的“政治工程”内幕。
这篇文章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跟进报道终于让运城有关领导的“一片苦心”曝于天下———
１９９５年夏天，由于山西运城地区万荣县的部分农民们发明了土法渗灌技术，山西省有关领导决定当年全省农业节水现场会就在运城开，并安排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的代表到运城实地参观节水渗灌工程。
这对于运城的一些领导来说，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政治利好”消息。
运城地委、行署当即做出《关于大力发展农业节水渗灌工程建设的决定》，提出“当年完成１００万亩节水渗灌田任务”，并且“在本世纪末发展渗灌面积６００万亩”。
但是在接到通知时，运城的节水渗灌工程八字还没有一撇。于是运城地区行署专员黄有泉亲任节水渗灌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各级领导亲临一线督战。
对运城的节水渗灌工程“全党全民总动员”、“超常规、大干快上”这种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字眼出现在领导的讲话中，并被当地的媒体反复宣扬。
１９９５年８月４日、９月１６日，山西省和运城地区党政领导陪同“两会”代表参观运城“节水渗灌工程”的照片终于如期登报。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黄有泉在向省里递交的《运城地区经济工作汇报提纲》中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区累计投资２·８５亿元（其中干部职工借资１５００万元），完成渗灌控制面积１０３万亩，配套７６·７万亩。”
而群众证实，除了供“两会”代表参观的少数几个示范点是真的外，其他的全部都是突击抢建的假渗灌池，纯粹是为了应付参观。
不少群众对此非常愤怒，砸了一些渗灌池，警方派出大批人员，才确保参观活动没有出事。
高勤荣的报道刊发后，本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于９月份连续推出揭露运城地区假渗灌的报道，轰动一时。
面对这个实在遮不住的丑，运城地区有关领导终于承认自身的错误。
“调查”陡然升温
高勤荣的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山西省纪检委的有关人员找到山西青年报社跟高“谈话”，主要让其回答３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二、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三、谁提供的线索？
山西省纪委有关领导事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省纪委１９９８年年初就接到高的报告，调查后发现高反映的情况有很多不实之处；这样，他们决定对高进行调查，记者也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胡乱反映情况。
记者了解到当时纪委对高的调查已经形成了初步结论，一位“办案人员”材料说当时准备给高勤荣一个纪律处分，但高拒绝在谈话材料上签字。
不过，这时候对高的调查“温度”还不算高，只涉及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由于高的态度很强硬，纪律处分也就暂时僵在那里。
直到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６日，本报和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揭露运城假渗灌的深度报道，这个给当地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工程”再也无法掩盖后，高勤荣的处境才急转直下。
对高勤荣已经不是纪律处分的问题了，由山西省纪委牵头的一个专案组住进运城建北宾馆，开始了对高勤荣长达６个月的专案调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纪检、公安人员随即搜查了高勤荣在太原的家，被扣物品名单上第一项是与后来被控案件毫无关联的１０份《南方周末》（这一期报纸的头条是揭露假渗灌的报道）。
在拘捕之前，公安机关并没有查到对高收监的可靠材料，所有的“证据”都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以后调查取得的。对于发表批评报道的记者，采取“先抓起来”的办案方式，值得人们玩味。
高勤荣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运城地区公安处和运城市检察院均称，本案是由山西省纪委移交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高勤荣提起公诉。
关于３个罪名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运城市法院以此案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高勤荣一案。
让我们看看高勤荣到底是怎样“犯了罪”———
“介绍卖淫罪”：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凌晨１时左右，来自深圳某公司的张某、肖某在运城嫖娼时被抓，当时他们携带的一部录像带落入警方手里，在里面有高勤荣的影像。
原来张肖二人１９９６年６月份曾在太原嫖娼，为了“自娱自乐”，用摄像机自拍了全过程。此时，与他们认识的高勤荣恰好在客房外敲门，带着自己９岁的女儿看望他们来了。结果高进门后被放在桌上未及关闭的摄像机拍了进去。
这盘“自娱自乐”的录像带几年后成了高勤荣“介绍卖淫罪”的证据之一。
另外的证据是，事隔两年多以后，张、肖及卖淫女王某（本地人）突然向专案组出具了“证言”，都声称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０日那次嫖宿是“高勤荣介绍的”。
这一点与当地两名巡警在事发当天（７月３０日）上午对卖淫女王某和杨某的笔录相悖：
警方问（王）：“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怎样认识张某的？”
王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０日左右，我在运城大酒店从事关公基金会的筹备工作，张去大酒店要账，在运城大酒店经理办公室，通过经理介绍认识的。”
警方问（杨）：“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怎样认识肖某的？”
杨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晚上１１时许，肖某和两个男人（一个姓张，一个叫阿英）来到鑫源娱乐城唱歌时我们认识的。”
从两名卖淫女的原始笔录中看出，从他们认识到交易的全过程，均与高勤荣毫无关联。
所有办案人员都声称他们只是办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对高勤荣的报道进行报复，但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法庭仍然认定两名嫖娼者和一名妓女（未出庭）的“证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而以“介绍卖淫罪”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５年。
“诈骗罪”：１９９７年５月，山西青年报社集资建房，高勤荣回到运城向母亲（离休干部）借了４万元，但这笔钱却在运城大酒店的客房内被盗了（有报案纪录为据）。
因案件暂时未破，而高急于返回太原交集资款，便向运城大酒店的总经理王志刚提出先从酒店借２万元。
高与王志刚是多年的老朋友，与前文所提到的张某和肖某也熟识，运城大酒店曾通过高引荐，向张肖二人所在的公司购买酒店用品，尚欠７万多元货款未付清。
经过商量，高就从这笔货款中临时支取２万元，并由王志刚以及主管财务的副总及财务主管签字批准。高在领款单上签名：“高勤荣代领。”
一年半以后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恰在高被抓的前几天，运城大酒店突然向运城市公安局“报案”，声称高勤荣“以供货方张某的名义从欠款中骗取２万元，给我酒店造成了经济损失，现供货方仍向我方追要所欠货款７２３９０·２元”。
遗憾的是，这个“诈骗案”的几个重要当事人不能自圆其说：
办案人员问王志刚：“高勤荣领走２万元后，张某知道吗？”王答：“张知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也没有问。”
而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办案人员问张某：“高勤荣以你名义从大酒店领走货款２００００元，你知道吗？”张答：“我不知道。”并且他在口供中承认直到被询问时，一直未向运城大酒店索要这７万多元货款。
疑点就出来了：王志刚怎么知道被“诈骗”了？又怎么会在事隔一年多后突然去报案？
当记者向王志刚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闪烁其辞，话中有话地说，“现在回答的时机不成熟。”
高的辩护人指出，运城大酒店的“报案材料”明显是假的。
“受贿罪”：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５日，运城地区河津市烟草公司查扣红塔山香烟１３０件，运城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队长程建国和他的表弟、这批烟的主人王军学找到高勤荣，请高出面说情，因为他们知道高与运城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董宝林熟悉。
高没法推脱，便请董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适当处理一下放行。王军学在交纳了２３０００元罚款后，领走了被扣的卷烟。
检察机关在事隔两年半后，突然指控高为此受收了程建国和王军学送来的两条玉溪烟和现金２５０００元，构成受贿罪。
高的辩护人则对高是否构成“受贿罪”提出了质疑：高勤荣在烟草行业管理方面无任何职权可以出卖，他找董宝林说情纯粹是以朋友关系。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一名普通记者的所谓职权，根本不足以让一位地区烟草专卖局长依其意愿办事。
受贿、诈骗、介绍卖淫，高勤荣这些所谓的“犯罪行为”，都是数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又怎么集中地“暴露”出来呢？有的为什么连经得起推敲的报案人都没有呢？记者采访运城地区公安处处长燕和平时，他说了一句话：“这些都是巧合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运城地区中级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５年、３年、５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２年。
揭假记者和造假官员
对一个记者的判刑如此严厉，对涉及假渗灌官员的处理又如何呢？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运城召开的“全省加强党建整顿作风工作会议”上说：“运城地区１９９５年提出要在半年时间内发展１００万亩渗灌，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学依据，头脑发热，盲目决策，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这就是思想作风问题的表现。对新闻舆论的监督批评，我们的态度是，一欢迎，二接受，三改正。”
“当时运城地区主要领导的出发点就是造假，以换取政治资本。”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记者先后两次来到运城，所到之处，干部群众仍然对假渗灌问题得不到处理而义愤填膺，纷纷向记者表示不满。
据记者获得的消息，只有几个相关官员受到了不太重的党纪政纪处分。
早在去年初，运城的假渗灌问题就被山西省委列入全省“三讲”的三件大事之一，但在有关部门，议论此事的处理仍然是很忌讳的。
山西省纪委办公厅有关领导告诉记者，渗灌问题是山西的丑事，很不光彩，已经处理完了。但她既不肯给我们有关处理责任人的文件，也不愿接受采访。
对高勤荣表示同情的一位当地领导说，不解决假渗灌的处理问题，就不可能最后解决高勤荣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向你们记者讲真话，否则，就意味着更多的人陷进去。
而运城司法界一位主要领导指出，当地有些官员在假渗灌一事中已经涉嫌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该严惩的是他们。
截至本文发稿时，高勤荣仍在狱中，等待他的还有漫漫１０年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