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高勤荣 整理：本报记者 徐英
12月18日，北京某宾馆。高勤荣自述狱中8年，他一共写了768封申诉信。几乎每封信都长达3000
字。信分别写给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机构，至今没人答复他。出狱后，他依然不服指控他的三项罪名。北京街头可能又会增加一名上访专业
户。一个让媒体如此关注的人，他接下来的经历一定也会让公众备感兴趣。
◎事件回顾◎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发
动群众运动，3个月制造了“政治工程”假渗灌的内幕。在此之前的1997年年底，高已将这一情况写成内参交给了中纪委。
1998年4月3日，山西省纪委某负责人约高勤荣谈话，被高以“给母亲守孝”为由拒绝。4月5日，省纪委人员在运城纪委招待所再次约高谈话。这样的谈话又进行了几次。
1998年9月、10月，央视以及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
“大跃进工程”再也无法掩盖，运城地区领导紧急下令，拆除渗灌池。
与此同时，对高勤荣的纪律处分陡然升级为专案组，由山西省纪委牵头，一行人马住进运城建北宾馆，开始了对高勤荣长达6个月的专案侦察。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运城地区公安处和运城市检察院均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中称，本案是由山西省纪检委移交的。高勤荣随后被指控犯有“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
其后，《南方周末》记者曾两度前往山西省纪委办公厅，但被告知，渗灌问题是山西的丑事，很不光彩，不宜再报道，已经处理完了。办公厅不肯出示相关文
件，也不接受采访。从公检法机关到纪委的所有办案人员都声称，他们办理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事隔半年不要再提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1月12日《反腐记者何以被处以重刑》一文
2006年12月7日下午3点，我正在出工，一个狱警告诉：“赶快收拾东西，出狱！”
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就觉得全身轻快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囚衣，在监狱教学楼的走道上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
晚上，被晋中监狱秘密送回家的我在朋友们的接风下，到一家澡堂子把自己彻底清洗了一次，“八年都没好好洗过澡”。只是，八年的牢狱生活在我身上的烙印洗得掉吗？
警察对我挺同情
被抓的日子？刻骨铭心，1998年12月4日晚8点，我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天下午，一位朋友的朋友给我打了电话，说到了北京要跟我见见。晚7点多，我到宣武区的越秀大酒店的15层，朋友不在，说是在吃饭，让我等等。于是在
8点，我等来了三名便衣，“是高记者吗？”“是。”话音未落，三个人都冲了上来，把我扑倒在地，迅速抽出我的皮带，把我手里的包也给夺了。便把我“绑架”
回了山西运城。为什么说绑架？当时他们并未给我出示逮捕令。
绑架我回运城的是两个当地老警察，我觉得人还不错。在车上，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怎么了？”
“不知道”。“不知道为啥抓你？”“那谁知道，你们警察想抓就抓呗！”
后来他们知道了我是揭露了“运城假渗灌”后被抓，一名警察气地嘟囔了一句，“简直是胡闹”。
到了芮城看守所后，这个警察还跟看守所值班人打了个招呼，也没背着我，让给“关照一点！”于是值班人员拿出花名册，给我安排了一个人员素质比较高的监号。
狱中巧遇线人高满强
1999年4月28日，法院宣判我入狱13年，执行12年。在转往晋中监狱之前，把我关在了永济监狱。在这里，我巧遇了为我提供“山西运城搞假渗灌”线索的线人，原运城驻京办副主任高满强。
1998年，在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运城造假渗灌”后，惹怒了当地的一些官员，他们打听到是高满强给我提供的采访资料。9月26日，高满强就被抓了，判了7年。
得到消息时，我还想到监狱去探视他，结果不到三个月，我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直接在监狱“探视”了他。
当时我住在集训队，窗户后面是监狱医院。左顾右盼之间，看到一个熟悉的人——高满强，就在监狱医院的院子里，“这么巧”，我喊了他，没错，就是他。隔着窗户，我俩抱头痛哭。为了方便说话，我假装肚子疼，进了医院。
见到我，高就哭诉自己的遭遇：他被以“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两项罪名带到看守所之后，警察就要他认罪。不认，门牙被打掉，手掌骨被枪托给打坏了，
身上也没少遭罪，衣服血迹斑斑，最后警察强行按着他的手在认罪书上按了手印，据他说，在认罪书上，还有一道红色的印记。不到30天，就给他判了7年。
更惨的是，2003年4月18日，在高满强刑满出狱的当天，就在监狱门外，高满强被三名守候在那里的歹徒手持铁棍殴打，昏迷了48天后，现已是半身行动不便的人了。后来听说山西省高等法院给他平了反，赔偿了60万元。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768封申诉信无回复
强加在我头上“莫须有”的罪名，我一直没有认过。失去人身自由的8年来，我一直都在坚持的事就是写申诉信。
为了让自己早一天得到昭雪，每个月我至少要寄出去8封信，分别写给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山西省高等法院和山西省高等检察院。每封
信都详细地叙述了我受的不公正待遇，从法理上解释加在我身上的三项罪名是莫须有的。这样每封都长达3000字的申诉信，我一写就是8年，8年就是768封
啊！写得我把手都磨破了，连狱友都说，“这个家伙，天天写申诉”。我为什么，就是求一个公道。
但一次次地写信，都没有回音。我都绝望了，天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不知道是监狱没有给我转到，还是别的原因。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要是死了，不就便宜了这些人！
狱中办报获减刑
直到2001年，我才逐渐适应监狱的生活，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来面对我的监狱生活，虽然无奈，但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
2000年的时候，监狱就把我分到《晋中监狱报》当组长。在监狱里搞新闻，比外面要困难一些，因为是服刑人员，监狱管理员不会让你乱跑。消息源一般都
是来自各个监区的通讯员。等到他们把各队的事报道上来后，我们会看看哪个典型，然后我们就由警察陪同下去，深入采访。
2002年，全国华北、东北八省市监狱评报。我的长篇通讯《爱的呼唤》和一篇评论《立德做新人》拿了两个一等奖。因为这两个奖项，我得到了3个月的减刑。
约定俗成的做法是，一个技工奖减刑4个月，一个表扬减刑3个月，一个技工奖加上一个表扬肯定能减刑半年，但每人每两年才有一次减刑机会。我今年已经拿
到了3个技工和4个表扬。2006年的7月9日，应该是我的减刑日，本来我余下的刑期都该减掉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批准下来。
没钱报考政法大研究生
做记者十几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充充电。没想到，在监狱呆的8年，却实现了这个“愿望”。
除了学习新闻业务之外，我感觉到自己的法律知识不够，以后还要走司法程序继续申诉，不懂法不行。我去信中国政法大学，想报考他们的法律研究生。
后来，中国政法大学办公室的人给我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还鼓励我并附了一张招生简章。但费用太高了，要交3000多块钱。别说3000块，就是300块我也拿不出来啊。只好自己在监狱里买一些法律的书来读。
当时这些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在狱里，每个月出工有8块钱，虽然家里半年会给我寄几百块钱，但这里“华龙”方便面要6毛钱一包，狱里也有一些开销，最便宜的“达宾”烟也要1.6元一包，要想买书，就得从买方便面的钱里抠。
妻子月均一趟进京申诉
比起我在狱中的苦来，我的爱人段毛英在狱外比我受的苦要多。不到800块钱的月工资要养家，供孩子上学，还要跑北京替我申诉。
在我入狱的这八年，她光跑北京就有七八十趟了。就1999年4月到11月期间，她跑了6趟北京为我申诉。2000年光是上半年就跑了6趟，几乎是一个
月就跑一次。为了省钱，她坐夜班车去北京，白天告完状又往回赶。刚开始的几年，为了我四处奔波，都顾不上孩子的学习了。后来加上总是失望，我也劝她，以孩
子为重，不能耽搁孩子的学业。跑北京申诉的次数才少了起来。
出狱后的第二天12月8日下午5点多，我才见到了女儿乖乖，她已经长成大孩子了，但很内向。“想爸爸吗？”“想”，沉默。在她成长的8年里，没有我的痕迹的。（哭）
入狱8年，因为害怕影响女儿，都骗她说爸爸出国了。我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和寄过一次生日卡片。
那次生日卡片是我自己制作的，“乖乖，虽然爸爸不知道妈妈、大姨还有宝哥哥在哪里为你过生日？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在遥远的地方一直在惦记着你，为你祝福，唱‘生日快乐’……”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嚎啕大哭。狱友觉得奇怪，都来瞧我出啥事了。看到我写给女儿的话，他们也忍不住，哭成一片。
其实，女儿也怀疑过我们的话。有一次孩子不相信，就问妻子，“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妻子说，“出国了”，“你骗我，”女儿死劲把妻子推到沙发上跑了出去
死了都不服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坐牢8年你服了吗？
高勤荣：当然不服，强加于我头上的三项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我还是希望中纪委、最高法院尽快立案。这里面还牵扯到了腐败。
青周：有人说，如果不是你本人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这三项罪名怎么可能扣在你头上？
高勤荣：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所谓的三项罪名都是1996年发生的，为什么1996年没人告我。1998年，我一揭露“运城耗资2.85
亿造假渗灌”，他们就把我抓了？我一介平民，值得由省纪委出头组成专案组？他们给定的那些罪名，漏洞很多。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举个例子，受贿罪，我
一个挂靠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的记者，按道理都不算国家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受贿了？
青周：你还会继续申诉下去？
高勤荣：我会一直申诉，直到我死，曾获刑者是不能当记者的，我现在只能干点别的工作。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了。这话说得有些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