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与燕京大学
南方都市报 童年生活与燕京大学 2012.02.18
宋淇与邝文美合影。
宋淇的大学毕业照片。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3
在上一讲，我提到祖父宋春舫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宋梁是大哥，我爸爸宋淇是二哥，宋希排第三，而女儿就是哲明。解放后，宋梁带上他的儿子天泰到新疆，脱离了这个家庭。自此之后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南方都市报有关宋春舫的两篇口述史刊出后，我堂兄宋天泰看到并电邮我。我希望以后会有机会从他的方面去了解宋家的历史。
“卜卜斋”的读书声
现在我们开始谈谈我爸爸的经历。我爸爸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原名宋淇，又名宋悌芬(S teph enSoong)，笔名宋奇、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庞观清等。他从小以经史子集启蒙，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获荣誉文学学士。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人有深交。1948年移居香港，先后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主编过颇有影响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美国文学批评选》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南北和》等，是香港作家中“触电影”最早的人。他1972年创办《文林》杂志。1968年至1984年间，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筹组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主持出版《译丛》中译英半年刊，他还是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昨日今日》、《更上一层楼》、《红楼梦识要》、《林以亮论翻译》、《林以亮诗话》等。
自小爸爸就在上海大屋(愚园路1000号)里进行私塾教育，即广东人所说的“卜卜斋”。为什么要叫“卜卜斋”呢？其一是因为如果学不会，会被先生用木尺打头，发出声响；其二，“卜卜”就是背书的节奏。我小时候，老师为了检查我们有没背书，让我们一人接一句地背某个段落，而我们从来不知道老师抽查的顺序，只好硬着头皮去背，发出“卜卜”的节奏。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爸爸当时所接受的是一对一教学，或是跟弟弟宋希一起。当时他读过的书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诗经》、《春秋左传》、《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庄子》与《列子》。其中《庄子》与《列子》不是塾师的主意，而是祖父宋春舫的主张，认为它们的文体有特色和个性。爸爸并不知道背“四书五经”是否有用，但这无疑为他将来的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提到，我的曾祖父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也较为吝啬，所以请老师来教应该是祖父宋春舫一人的决定，他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有益。我爸爸和叔叔宋希都是非常孝顺的孩子，在学业上都尽量不要去打扰双亲。
我父亲宋淇和叔叔宋希知道他们的爸爸在青岛有一所大屋，大屋里收藏了大量外文书。他们到青岛时会去阅读。由此可见，两个孩子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对外文产生了一定兴趣。至于他们是怎么学习外文，没有详细资料，我手头上仅有的资料告诉我们：我爸爸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念高中，这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附中。我爸爸1919年出生，如果按照简历所说 “1932年进入圣约翰高中”，才年仅13岁，所以这个高中未必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高中是同一个概念。圣约翰高中采取英文教学，所以他不可能一个单词都不懂就入学，可见他有一定的根基，我猜测是请私人老师辅导。
我爸爸写了篇《毛姆与我的父亲》，里面提到他的学习英文的经历。“他(宋春舫)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1935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
入读燕京大学
我爸爸16岁就入读燕京大学，可能是由于祖父宋春舫是燕京大学教授。当时并没有联考制度，申请入读大学通常都是凭借介绍信。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与他玩得较好的同学有张芝联，他父亲是张寿镛——— 光华大学的创办者。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转移到外地。后来，我爸爸用笔名林以亮给夏志清《鸡窗集》写了一篇序，名叫《禀赋·毅力·学问———读夏志清鸡窗集有感》，提及当年事。“七七事变”之际，爸爸正在青岛歇夏，华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赶去上海，谁知却碰上“八·一三”。他和一位燕京同学商量，这次是长期抗战，不如往内地大学继续学业，遂决定去南京转汉口，向武汉大学登记借读。谁知战局情势急转直下，到了圣诞节，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对借读生并无特别安排，于是只好回上海租界内的大学借读。这位燕京同学应该是张芝联。
但据我所知，当中过程并不简单。他们首先逃难到了重庆，在那里他们只能住山洞，那里的老鼠(“耗子”)非常大，环境很恶劣，我爸爸亦因此染上肺炎，后患无穷。今天患上肺炎，服用盘尼西林就可以根治。但当时药物缺乏，只能根据土方法去处理。而这个土方法就是服用硫磺，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料理不佳，我爸爸后来一辈子所有关于肺部的问题，就因为硫磺留下了病根。
肺病跟随了他几十年了，他辞退多份工作，都是因为被病魔缠绕。1952年他到美国新闻处担任英文书籍翻译，做了一年就辞职，原因是身体不好；又例如他在邵氏工作的时候，肺部不停感染，不停积脓水，只能在腰部钻孔，然后插一条胶管，由此引出脓水。上班得穿西装，他就把脓水引流入一个玻璃瓶里。大家觉得奇怪，怎么走到哪里他都挽着这么一个有胶管的大纸袋？在他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有一次是割肺结石，那块肺结石顶住了肋骨，肋骨刺穿了肺，而肺结石很硬，硬得最后把电动锯都崩断了。多年照料他的医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名字为卢观全。有不少资料说我爸爸到过美国留学，其实没有。无法去美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离不开这位医生，二是移民到美国，首先需要做肺部检查，肺部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医生无法做出美国人认为是正常的解释，所以我爸爸说，这辈子移民到美国无望了。
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加上内地生活条件不好，爸爸只在国立武汉大学借读了一学期，1938年便到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那时光华大学的同学中有来自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夏济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选的课教授好而学生少，彼此切磋，乐也融融。同学大都志趣相投，还合力出了一本同人杂志：《文哲》，轮流编辑。在上海期间，他还编了一本杂志，叫《西洋文学》，到了1941 年8月，这本杂志就停止了。
1939年，燕京大学重开，爸爸回到里面读书，1940年以名誉文学士毕业于西语系。现在有人说他就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也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系，当中关系很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环境下的科系变化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比较文学系，但简历上写了西语系。所以我猜测准确说法是在西语系，念了比较文学专业。1940年他留在母校，担任西语系主任助教，授大一、大二英文、翻译，直到“珍珠港事变”学校为日军封闭。
大学生活与好友
1938年，祖父宋春舫因肺病在青岛去世，享年47岁。当时曾祖父当家，加上他很吝啬，所以他并没有给在燕京生活的宋淇、宋希两兄弟太多的生活费。当时宋淇和宋希一起生活。宋希性格非常害羞，一直跟随哥哥，非常听哥哥的话。宋淇只比他大三年，一直非常照顾他，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哥哥。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还是不太富裕。像好朋友吴兴华的妹妹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最终遗憾离世，这对吴兴华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而身为好朋友，爸爸无能为力，也很自责。
据我所知，燕京西语系系主任是位名叫谢迪克的外籍教授，对爸爸和他的朋友影响非常深。这位教授全名叫H aroldShadick，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在多伦多大学念哲学，1925年到1942年到燕京教书，1943年至 1945年燕京沦陷时被拉去集中营。1938年秋季，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在著作《洋嫂子&洋妹子etc》中提到了谢迪克。“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但由于战乱的关系，他在1946年回到美国东部。直到1993年，他和我爸爸才有书信来往。
我爸爸提起他的大学生活，喜欢玩弄新生，喜欢“拖尸”。“拖尸”是英语动词“T oss”的译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面。他有六尺高，在燕京的时候非常喜欢打篮球，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这位孙姓朋友有一位女朋友，而这名女朋友名为邝文英。邝文英充当起红娘，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爸爸，她就是我妈妈了。当时我妈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而邝家也是在上海居住的。所以趁着放假期间就介绍爸爸给妈妈认识。我爸爸就只能在放假的时候才能和妈妈见面。有人说我爸爸和妈妈是燕京的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有关他们相恋过程的文献就没有多少，我这里有些书信，都是从香港到海外公干时写的家书，但并不是初恋时期。
很多好友在爸爸的日记中出现过，但他基本不跟我们提及。孙以亮应该是我爸爸比较重要的朋友，依据是爸爸常常用林以亮作为笔名。他曾跟我说过，喜用林以亮，从我姐姐的名字(宋元琳)中取“林”，在我的名字(宋以朗)中取“以朗”，但由于“林以朗”念起来很拗口，所以就改为“林以亮”了，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其实是来逗逗我们小孩欢喜。他应该是怀念孙以亮。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
爸爸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徐诚斌，他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同学，《西洋文学》编辑，解放后也到香港。他英语很好，能够考取香港公务员。由于他住在我们家，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可以拥有一台电话。在当时，并不是有钱就可以拥有电话的，还需要够资格，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962，只有四位数，可见当时在香港不会超过一万台电话。后来徐诚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了罗马读神学，三年后回香港做神父。他从天主教书店开始工作，在每个职位都做得很出色，升职成为香港区天主教主教，他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主教。所以，直至今日，可以在香港找到以他命名的纪念学校。我们可以在《张爱玲私语录》中找到他的照片，他在1976年去世。
到香港后在我们楼上住着一位姓陈的先生，他是爸爸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到港后双方见了面仅仅是打招呼而已。爸爸有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会这么冷淡：这位陈姓同学在燕京时是一名“小白脸”，傍上了孔祥熙的儿子，并认识了他的妹妹，两人继而结婚，后来婚姻破裂，这位陈姓同学得到一大笔钱跑到香港做生意。他并不想见到知道他往事的人。所以他们每次在大楼的电梯里头碰见都非常尴尬。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在上海办杂志、排演话剧等经历，敬请读者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