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热衷话剧、创办杂志
南方都市报 2012.09.25
宋家现存为数不多的宋淇照片。
宋淇创办的《燕京文学》封面。
宋淇从上海运到香港的汽车，前面合影的是宋元琳(左)、宋以朗(中)与表姐。爸爸很少跟我提及他办杂志的那些往事。在《吴兴华诗文集》里，有不同人写的纪念文章，他翻阅这些文章后就感叹里面的作者因种种原因去世了。我怀疑我爸爸并不愿意提及那些事，因为每每提起只会徒增悲伤。
与黄宗江等成立“同茂剧团”
我爸爸对黄宗英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真的打扮起来。现在看来，黄宗英当年赢得“甜姐儿”的美誉，我爸爸宋淇是功不可没。
我爸爸宋淇先生在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的期间，和同样出身燕京的好友黄宗江、孙道临、黄佐临、董浩云(后为船王，其子董建华是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同茂剧团”公演话剧，据点设在法租界的金都戏院。他们演出的话剧有巴金的《家》，还有《甜姐儿》。《甜姐儿》由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担任主演，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而黄宗英也成为了上海市民的偶像。
爸爸在上海热衷搞话剧，但到香港后并不愿意接触，当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曾经看过一些记载，说是爸爸发现和他一起办话剧社的人几乎全是地下党员。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被利用了，抑或话剧界人事太复杂了，他未必会心存怨恨，只是不想继续办下去了。但是这些，他就从没向我提起过。
我们可以在黄宗英的回忆录里，斑窥他们搞话剧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黄佐临主持的剧团被迫解散。石挥、黄宗江、黄宗英等人都不得不呆在家里。后来，黄宗江等人又组织了一个“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包括杨绛写的《弄假成真》在内的多台新话剧，而这些活动的背后支持者就是我爸爸。那时，我爸爸宋淇家境富裕，英文又好，在文化圈里朋友众多，与夏衍、钱钟书、傅雷等都过从甚密。当时剧团排戏、演出遇到困难，多半是由他出面设法解决。当时的环境十分艰难，就强调演员要搞好形象，注意宣传。他经常在“良友照相馆”同演员合影、聚会，鼓励他们拍广告、上橱窗、壮声势。黄宗英有张时髦的玉照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去照的，当时的黄宗英才十九岁。我爸爸对黄宗英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真的打扮起来。现在看来，黄宗英当年赢得“甜姐儿”的美誉，我爸爸宋淇是功不可没。
我爸爸曾接受台湾学者水晶的访谈，里面涉及些许有趣的内容。水晶如此描述我爸爸：身材高大，许有五尺八九寸，并没有想象中弱不禁风，反而予人玉树临风的感觉。惟有他的脸色，略显得有点青苍，而且走路时左肩有点侧倾———是因病引起的。
谈到当时在上海的话剧运动，我爸爸说，他回到上海后接近的一批人，是燕京大学一起出来搞话剧的那批人，跟电影界的人没有来往。“抗战一胜利我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脱离了那个话剧界。可是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入了电影界，其中各地方的人都有，譬如说黄宗英(女)、黄宗江(男)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可是不会说温州话，完全说国语。这一批人都入了电影界，他们主要入的是文华公司，老板是吴性栽，吴另外还有一个公司是清华公司，燕京派的人大批进去，文华公司则有张爱玲。”
当爸爸提起清华公司时，触发了水晶的某种记忆，他立即抓住机会问：那么清华为什么那么左？谁知我爸爸胸有成竹地说：“所有上海电影界从头到底都是左派倾向。清华的主持人就是金山。”
“哦？”水晶说，“像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叫《大团圆》。”爸爸立刻接过话头：“《大团圆》就是黄宗江编剧的，导演是丁力，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心脏病死了。”
张爱玲应该是看过电影《大团圆》，但是否影响日后《小团圆》的定名，就不得而知。
创办《西洋文学》与《燕京文学》
爸爸有很多笔名，那是他在办家庭式的杂志时用的，有时候一期杂志里有好几篇文章都是他写的，如果都用同一个名字就不怎么好，他就用不同的笔名。
我爸爸曾在1940年办了两份杂志：《西洋文学》(1940年5月创刊)、《燕京文学》(1940年11月创刊)。《燕京文学》在京创刊，半月刊，每月五日、十日出刊；《西洋文学》是与徐诚斌合办，由林氏出版社发行，1941年8月这份杂志就停止了。《张爱玲私语录》第78页里记载了爸爸的一个“笑话”，上世纪50年代，我爸爸人在香港，他想找徐诚斌就打了一个电话，下意识地打了32881，这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电话(可能是《西洋文学》编辑部电话)，但二人当时已经到了香港。
爸爸有很多笔名，譬如宋奇、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庞观清等，都是他在办家庭式的杂志时用的，有时候一期杂志里有好几篇文章都是他写的，如果都用同一个名字就不怎么好，他就用不同的笔名。事实上，究竟用过多少个笔名，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楚。母亲留下一张纸条，列出他的这些笔名，又在后面按语：太多了，没有办法记得。
爸爸很少跟我提及他办杂志的那些往事。在《吴兴华诗文集》里，有不同人写的纪念文章，他翻阅这些文章后就感叹里面的作者因种种原因去世了。我怀疑我爸爸并不愿意提及那些事，因为每每提起只会徒增悲伤。
到 1945年爸爸就停止办杂志了，为什么？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得厉害，钱不值钱，没人承认在日据时代使用的军票，政府要求没收黄金，发放金元券，但人们开始对纸币失去信心，私藏黄金，接下来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时候的人们去买菜都是提着一箱子的钱才够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家庭收入只靠收租的宋家，家境每况愈下，因为租金通常是一早就定好的，今天的合理租金可能明天一文不值。再加上宋家有一大帮“蛀米大虫”等着要养，所以我爸爸就要开始外出谋生，这还谈何办杂志，搞话剧呢？
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宋家这个家族。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了，曾祖父仍在世。曾祖父有娶妾，祖父宋春舫的妈妈是正室，只有他一个儿子。另有一个妾氏所生的儿子名为宋春涛，他曾来过香港，我爸爸不太喜欢他，大概在上海时就开始不喜欢他。我妈妈也不太喜欢宋春涛，因为我母亲嫁进宋家多年，宋春涛一直只称呼她为“邝小姐”，好像没有名分的。可是我叔叔宋希对宋春涛非常好，供生活费与居所，我爸爸就假装不知道，不去追问 ——— 因为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了。
据我爸爸说，宋家解放前在内地买有很多房产。譬如上海有一条街，用了曾祖父和曾祖母名字中的一个字来取名，全部属于宋家。这条街是西班牙式平房，具体名称我不知道。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物业，像蔡元培借住过的愚园路的房子，傅雷最后自杀所住的安定坊，以及安定坊那整条街都是宋家的。
宋家当时有的是钱和房产，收入就靠房租。一些偏房所生的人就开始败家，他们父母为了不想他们败家，就给他们吸食鸦片。宋家养了一大批好吃懒做的人。这些情形就像张爱玲《金锁记》里面提及的那样。上海解放时，我爸爸和叔叔希望将这些产业捐给人民政府，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但解放后政府不收资本家的东西，就交给三个远房亲戚管理。他们只是代理而已，一个姓温，一个姓陈，一个姓林。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们宋家在香港，可以置身事外，但这三个远房亲戚就比较悲哀，成为批斗的目标。
上海的生意经
因为经济原因，所以爸爸迫不得已要出来做生意，一个人负担起整个家庭。那几年我爸爸做了许多不同的生意。
回到我爸爸没有继续办杂志、搞话剧的话题。因为经济原因，爸爸迫不得已要出来做生意，一个人负担起整个家庭。当时宋哲明(爸爸的姐姐)的丈夫在美国的芝加哥办药厂，名为A bbott。我爸爸向她入口一批阿司匹林，在中国卖。他在杭州至上海的铁路上卖广告，做宣传。这项生意并不会亏本，但也没能赚很多钱。
另外，他还搭上了一条可以赚很多钱的门路。抗战结束后，国内物资匮乏，只能依靠进口，外国并不承认我们的纸币，只能用真金白银去购买，长期下去很伤国家元气，所以只能控制进口，特别是对“大手笔”交易严格控制。譬如汽车，国家对汽车的进口实行严格的配额，比如，一年只能进口一百台新车。但中国还是有很多有钱人，不少人就会想办法拿一台。这一百台车如何派出去呢？谁可以控制进口？———海关。海关的负责人有决定权但又不方便去黑市进行买卖，便找到我爸爸作为经纪，出面帮忙，收的都是金条子。我爸爸就是做这样的生意，一门“非合法”、违法的生意。我爸爸说宋家有一段时期每个月都换新车。他的这份工应该赚到不少钱，不然，后来离开上海市，怎么可以连饭桌与一辆美国大房车都搬来香港？这个饭桌就是我现在用的这张。
那几年我爸爸做了许多不同的生意，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做，像傅雷曾经到昆明居住了一段时间，含糊地提及原因是“受友人所托，到昆明发展进出口生意”，这位友人就是我的爸爸。解放后傅雷曾搬到香港居住，我的工人也见过他，说他家当时是住在北角堡垒山，但由于他并不习惯香港的生活方式，所以后来就回到内地。
爸爸通过观察解放区的情况，避免同样被批斗，决定全家搬到香港。他当时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多大的信心。但由于还有“人质”在手，他也不便有过多的批评。
到香港后，宋家并不是那么富有。爸爸把从上海带去香港的钱存进同乡开的四海银行，这个同乡夹带私逃，积蓄就这样去无影踪了。所以爸爸开始自己出去打工，到美国新闻处办翻译文学，后来又进电影圈。我们这一家并不总是那么富有，经历过大起大落。而爸爸属于比较乐观的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积极生活。
（因国庆假期版面调整，本系列下周暂停一期。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妻子邝文美的家世，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