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与钱钟书相识于上海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1
钱钟书致宋淇最后一函，1989年1月15日。
钱钟书赠宋淇《围城》签名本2011年7月24日，我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作了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钟书”的演讲，首度公开我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我爸爸在1996年逝世，享年77岁。钱钟书于1998年逝世，享年88岁。他们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通信，有138封。
尽管爸爸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爸爸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钟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 .S . 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由于我所知有限，要完整讲述他们的事，就只好参考大量文献，所以那个讲座除引用宋、钱书信外，也穿插着不少别人的话，而我则负责剪裁、解释这些资料。后来我把讲座内容稍加整理，写成文章率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本期的口述史，我会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材料，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两位近代才士的文学因缘。
钱钟书1942年写给宋淇的诗
我们家现在藏有一本《管锥编》，扉页清楚可见钱钟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存正”。“悌芬”即我爸爸的笔名。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上海。当时爸爸和钱先生都在上海。爸爸住在江苏路284号(1941年至1945年)，钱钟书住在辣斐德路609号。他们如何邂逅，爸爸没向我提起，我不得而知。只知道钱钟书在1942年送过一首诗给爸爸，题作《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
微言妙质得谁如，年少东来信起予。
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
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
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
（自注：君先人宋春舫先生藏西籍书甚富；《中州集》卷十元遗山兄敏之诗自注：“先人临终有剖腹留书之嘱。”）
我的友人、香港学者冯睎乾曾写过一文《钱钟书与宋淇的交往》刊载在2011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上。他的文章详细“破译”这首诗。他认为，要了解钱钟书如何看宋淇及两人相交之始，就要从此诗入手。现在我借花献佛，节录一下冯睎乾的分析。
首联出句的“微言妙质”，化自王安石《思王逢原三首》之二“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当中的“妙质”又出《庄子·徐无鬼》，借喻难得的知音，全句大意就是慨叹曲高和寡。据《王直方诗话》，王逢原因为厌恶络绎不绝的访客，曾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钱钟书晚年也有王逢原的烦恼，爸爸计上心头，便为老友设计一个“逐客书”的样式，供他复信时随意套用，但钱钟书未采纳。(我会在后文附上内容。)
首联另一句的“年少东来信起予”，依然是袭用王安石成句，来历是《示公佐》的“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爸爸比钱钟书年轻9岁，当时二十二三岁，故称“年少”。所谓“起予”，是孔子称赞子夏谈诗能“发明己意”。自1938年起，爸爸写了不少西洋文学评论，发表在《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等，其好友吴兴华曾称他为“批评家中的王子”。钱钟书第二句赞扬爸爸鉴赏文艺的才华，诚非虚誉。
颔联“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是咏爸爸的性情、嗜好及家学。出句“将母”见《诗经·四牡》，指奉养母亲；“呕心”则用李贺故事(见李商隐《李贺小传》)，这里指我爸爸身体欠佳，却耽于创作，嗜诗更甚于命。其好友吴兴华就曾说过，他在大学时“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我在之前的口述里有提及，爸爸在抗战期间患了肺病，当时没有盘尼西林，接受了土方法(硫磺疗法)治疗，治疗不当，结果引致后来几十年疾病丛生，爸爸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更幽默地署名“五湖废人” (《射雕英雄传》一角色的别号)。全句是钱钟书对年轻诗人的忠告，即劝他要爱惜身体，好侍奉母亲，切忌呕出心肝去作诗为文。
对句“绍翁剖腹肯留书”，钱钟书已有自注。是指爸爸的爸爸宋春舫留下著名藏书楼“褐木庐”。这句诗的意思，是称许宋淇能继承父志，广蓄书籍。但我认为父亲喜欢阅读远多于藏书，不肯定钱的诗句是否反映事实。
颈联“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是钱钟书夫子自道。出句的用典来自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照字面上讲，是说自己这么清癯，正宜栽竹烹肉。落实到生活中讲，也可借喻钱钟书跟宋淇这类文人雅士吃饭畅谈，一扫闷气。对句大概说自己用古雅的文言写《谈艺录》，正值沦陷，不无穷困之苦。
尾联“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先是自谦，再称颂宋氏家学渊源。末句“茗香”，指跟爸爸宋淇同宗的宋大樽(字茗香)，乾隆年间人，著有《茗香诗论》。文人赠诗用对方同宗的典故很常见，这“茗香馀”句按字面直说当然可以，但未免流于文字游戏，所以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宋春舫精于西洋文艺评论，风流馀绪披于宋淇，致诗人也“惭”于与他商略文章。
依据此诗，爸爸与钱钟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呢？至少有段日子，他们是每星期都聚，我爸爸写过一封信给钱钟书，由此可以作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 (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钟书信)
上海的“文人派对”
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当时见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这样写道：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2011年，正是杨绛的百岁诞辰，她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也提到当年谈话的内容。她回忆道：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笔谈》)
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
“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 es Bosw 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钟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1921-1966)，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钟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
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钟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
现在我读到这些文字，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钟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与钱钟书“文革”后的通信等。标题及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