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夫妇看不起张爱玲？(二)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5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15
宋淇与钱钟书通信聊红学"
1979年，我爸爸宋淇写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钟书访美情况：
钱抢尽镜头 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
关于钱的外语能力，历史学者汤晏澄清说：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道，说钱钟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钟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我爸爸和张爱玲都研究《红楼梦》，杨绛也曾经写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所以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很自然地聊起红学。钱钟书在1980年2月2日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兄治红学之造诣，我亦稍有管窥，兄之精思妙悟，touch nothing that you dont adorn(触手生辉) 弟尝曰：近日考据者治 红楼梦乃红楼梦呓，理论家言Red Chamber Dream (红楼梦)乃Red Square Nightmare (红场梦魇)。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何谓红场梦魇呢？这应该是嘲笑某些人只懂生吞活剥苏联理论，钱钟书在后来一封信曾说：国内讲文艺理论者，既乏直接欣赏，又无理论知识，死啃第四五手之苏联教条，搬弄似懂非懂之概念名词，不足与辩，亦不可理喻也。
之后爸爸便回信说：
钟书先生所言红楼梦魇和呓，足以令人深省。手抄本各本一字一句，此异彼同，争来争去，必无结果，所以有人研究版本，我就建议用红楼梦魇为书名，可见所见略同，不过先生是英雄，下走则为狗熊耳。
爸爸说的有人，自然是张爱玲了。她的《红楼梦魇》在1977年出版，自序说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re in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爸爸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而只隐晦地说有人呢？他大概是猜到钱钟书看不起这类琐屑的考据，便无谓提及自己另一个好友的名字了，这亦看到爸爸的世故。
钱钟书对张爱玲《红楼梦》研究的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钱钟书下一封信便对这类考证者冷嘲热讽：
《管锥编》第三册1097-8页即隐为曹雪芹诗而发(拙著中此类微言不少)；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又不仅曹诗而已。此间红学家有为红学梦呓 者，有为红楼梦魇者，更有为红楼梦遗(nocturnal em ission)者，有识者所以 better dead than R ed，一笑。
这里的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在《管锥编》有一句相对应的文言，即不读书之黠子作伪，而多读书之痴汉为圆谎焉；至于bet- ter deadthanRed(宁死不红)是美国流行语，dead与red押韵，意思是美国当时有人反共，美国人说宁愿死，都不加入共产党。故钱钟书引用此语，说宁愿死都不去研究《红楼梦》。
我看过《管锥编》那两页，主旨不外乎说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又嘲弄那些拘泥于年月考据的学者为闻乐之鸟兽。如此说来，研究版本考据的张爱玲在钱钟书眼中又算不算鸟兽呢？钱钟书当然不会向爸爸明言，他只会叫爸爸看看《管锥编》，信中即使提到《红楼梦魇》也可以当成俏皮话，是泛指抑或实指，一切就全凭读信者去想象了。我觉得这类文字游戏很精彩怎样可以当着一个朋友面，似有还无地嘲弄他另一个朋友呢？也许钱钟书在这里便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
时隔一年，爸爸在1981年5月22日致函钱钟书时，终于直接提到张爱玲：
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
爸爸认为《红楼梦》的解人，数来数去就只有三个半，他这次把杨绛和张爱玲并列，又是否会招来钱钟书的责难呢？杨绛又会否跟爸爸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结果没什么戏剧性，也是意料之内。钱钟书回信时只讲别的话题，对于爸爸的红学界煮酒论英雄，他则只字未评。
究竟钱钟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爸爸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有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换言之，如果杨绛真说过张爱玲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这种话，那么要她跟张的作品辑成一书，这又让她情何以堪呢？
月旦人物
爸爸和钱钟书每谈到不甚喜欢的人时，都会给那人起一个诨号，例如鱼目诗人、打手心或花岂洁等。但钱钟书也不是逢人便骂的，有些老友和后辈，他私下也曾大加赞赏。当然，有几分只是出于客气，那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柯灵，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影射他在公交车上对自己性骚扰，但在钱钟书眼中他却是另一种人。1981年有一封信，他写给爸爸说：
贵校于本月下旬将举行抗战时期文学讨论会，老友柯灵君亦在邀请之列，人极诚笃敦厚，水深火热，从未出卖任何人(渠主编《万象》《周报》，认识人多极)，与愚夫妇多年交好，亦怒庵至交(怒庵在《万象》上曾发表文章)，久闻尊翁春舫先生及兄大名，弟特乐为介绍。
字下有线的内容，在信中都是钱钟书自己逐字打圈的，作为强调。可见他确实视柯灵为好友，否则绝不会这样做。
钱钟书对一些后辈的态度，远较对他的同辈温和。他评余英时是这样的：
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颇有书札往来。
评黄国彬：国彬先生撰着，弟曾读过，极佩才识，论拙著文，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亦老朽而未丧廉耻之心，尚知惭愧也。
爸爸曾寄刘殿爵译的《论语》给钱钟书，那时爸爸在信中说了一件轶事：
刘殿爵到英国，发现在港大所学之英文完全错误，第一件事就是将之unlearn，然后从头学起。酷爱读字典，每新出一种字典，必从A阅到Z，其英文用字之精确，修改英国学生之习作令他们大惊失色。最后更说：此人为学者中之隐侠，不可轻视。仿佛在写武侠小说。
钱钟书回信时评刘殿爵：刘先生译《论语》，已快读其序文一过，真深思卓识之通人，岂仅迻译高手而已！书前介绍未言其生年，想极四十许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
有一次，是1982年，他们讨论起学界接班人的问题。爸爸是爱才之人，在信中便表扬了几位后起之秀，也语重心长地评论了学界大势：
中国年轻学者中尚一时无人可以接承志清和英时两兄之成就，所谓接班人不是不用功，不是没有才能，但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所受训练亦不同，欲发扬光大前贤之业绩则为另一回事。余国藩有神学与比较文学之根柢，通希腊、拉丁古典文艺，且具旧学渊源，所译《西游记》有时仍需刘殿爵教授审阅。李欧梵最近为芝加哥大学挖去，原随费正清读中国现代史，近改修现代文学，人天分极高，文字亦潇洒，尚有待进一步苦修方可成大器。其余诸子或有一技之长，或徒有虚名，自郐以下，更无论矣。柳存仁兄曾云：寅恪先生之后有谁？默存先生之学现又有谁可获其心传？我们都已愧对前辈，谁知我们以勤补拙得来的一点粗知浅学，都难以觅到接棒人？目前流行电脑、传播，文学则唯结构派马首是瞻，趋之若鹜，令人浩叹！
钱钟书的回复也很发人深省，尤其是说名利也可摧毁人才：今晨奉长书，循诵数遍，为之慨叹。生才难，而育才成器更难，饥寒挫辱以及富贵名利均为Cyril Connolly所谓 Enemies of Promise也。无以为生，不得世知，固如严霜之杀草；过早享盛名，发大财，亦如烈日之蔫花。窃怪兄历数当世才士，而未道己身，虽君子谦谦，然非当仁不让之旨，固敬代兄屈一指焉。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对话了，像看《神雕侠侣》最后的华山论剑，当年的张君宝现在也理应变了张三丰，但他们的接棒人真的出现了吗？学风又是否每况愈下？这些也许都很值得我们想想。(下一讲将讲述宋淇与傅雷的相识与交往，敬请读者关注。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