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不只是房东与房客，更是挚友
南方都市报 2012.12.25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6
傅雷夫妇一家(后右二、前右一、中右二、中右一)、庞薰琹夫妇一家(中左一、前左二、前右二、中左二)、成家和夫妇(前左一、后左一)及宋淇(后右一)在庐山(1947年8月)。钱钟书与傅雷在宋淇家首次会面
我爸爸宋淇从来没跟我说他怎样认识傅雷先生﹐所以我唯有参考其他资料。杨绛的文章《忆傅雷》开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这虽是钱钟书夫妇和傅雷夫妇之间的首次会面，但发生在我爸爸宋淇家中，所以他与傅雷一定已经认识。
我爸爸当时大概二十三四岁左右，从燕京大学毕业，留在学校教过书。他与傅雷可能因为翻译而认识，或许是我祖父宋春舫到法国多年，收藏很多法文书，而傅雷又留学法国，他们因为某本法文书的翻译而结识。
杨绛的文章继续写道：“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
文章中傅雷的“家”究竟在哪里？杨绛在文章没有提及。我这里有个一手资料：我姐姐1947年1月出生，家里聘请一名女佣人来照顾她，这个女佣人就是陆春莉。陆春莉的家乡在宁波，共七个兄弟姐妹，她是长女。她爸爸告诉她，家里人太多，负担不起，叫她出去谋生。她就到上海打工。她第一份工作的雇主是傅雷的邻居。有一天，傅雷告诉她，他朋友宋淇住在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宋家刚多了个新成员，需要请人照顾婴儿，问她愿不愿意去帮忙。恰好她原先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佣人，她就转到宋家工作。
陆春莉和我说，傅雷以前住在她隔壁时，会听见他大喊大叫的声音，有时还扔东西，或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佣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
傅、宋两家成为邻居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子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
陆春莉说，1、3、5、7号毗邻一起，其中1号住着萧乃震成家和夫妇与女儿萧芳芳，3号住傅雷一家，5号住宋淇一家，7号住了一个叫黄嘉恩的生意人，他经常委托我爸爸拿车(我在第3期《青葱岁月》里说过爸爸曾做过黑市汽车买卖)。1949年以后，黄嘉恩去意大利做生意，不时经过香港，都到我们家吃饭，每次吃饭他都指明要吃红烧蹄髈———因为在意大利吃不到。吃到兴高采烈时，他说：“两三年才来一次，唯一的机会就一定要吃到饱。”
不只是房东与房客
话说1947至1949年，傅雷一家住在我们家隔壁时，他和我爸爸究竟有什么关系？应该不只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普通朋友。他们应该是好朋友，与宋家全家的关系都很好。从他们后来的通信看，傅雷会问候宋淇、宋希兄弟，在美国的宋哲明(宋淇的姐姐)，我妈妈邝文美与她的家人，说明他们之间也是认识的。
《傅雷百年诞辰纪念集》里有张照片，上面写着“到庐山疗养”，拍照时间为1946-1947年。照片里有我爸爸以及傅雷夫妇、庞薰琹夫妇、成家和夫妇等11人。其他都是夫妇一起去，而我爸爸是一个人，因为当时还没结婚。文集后面记载了傅雷的生平简介，写着 “1948年11月底，上海情形混乱，受友人之托，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哪一位友人？傅雷在右派交待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
一向以艺术翻译为重的傅雷，为何要办进出口公司？这应该都是托词。我猜傅雷是想从昆明远距离观察中国内战情况，然后再决定去留。《傅雷的最后十七年》提到，1948年，傅雷去昆明，当时积蓄几乎都没有了，开始陆续变卖家里一些田地，也将上海的房产抵押出来，才够钱到昆明。到昆明住旅馆，住了七八个月。到了1949年6月，傅雷夫妇和傅敏三人搭飞机去香港，而傅聪留在昆明读书，朋友吴一峰做监护人。
我在1949年4月出生，5月我们全家到了香港。应该是我爸爸告知傅雷，如果在昆明没有进展就去香港。傅雷一家到香港后并没住在宋家香港的家里。根据从上海尾随到香港的宋家佣人陆春莉回忆，傅家住在香港岛北角区堡垒山(炮台山)。傅雷在香港住了差不多半年，不少朋友劝他留在香港，但他决定带家人离开，搭船回天津，从天津上陆地，转去北京，由北京搭火车回上海。在北京，傅雷拜访了陈叔同、钱钟书、杨绛、楼适夷、徐伯昕等友人。当时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清华教法语，请钱钟书夫妇说情。但他没兴趣教法文，他认为这只是一种语言，没有什么内涵，他只愿教美术。最终他没有留下来做教师，回到了上海，并决定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回上海后，他搬进了宋家的安定坊5号，一直住到“文革”时自杀。
1949年后傅雷借住上海宋家
1949 年我们一家和三叔宋希都去了香港，剩下我曾祖父宋季生(尊称老太爷)、祖母朱伦华留在上海。爸爸想着屋子放在那里没人住，索性让傅雷一家搬进安定坊5号。于是，傅雷一家住在5号的一楼，我曾祖父、祖母住楼上。5号是一座独立洋楼，红色瓦顶，带独立花园。进门的左边是一楼的房门，右边有木楼梯直通二楼。现在安定坊5号变成了傅雷故居，里面仍然住人，但我没有回去探望过。
傅雷住在宋家楼下，知道宋家很多事情，经常与身在香港的宋淇兄弟通信交流。我们家至今保留了一叠当年的书信，但有些信上面只有日月，没有年份。这里有一封朱梅馥写给我爸爸的信，日期标注为1月25日，我估计在1950年左右，因为信上写到：“我们搬进府上已有三星期多了”。“承令堂厚义，把全部楼下借给我们，甚为合适，大概已经布置就处，终日忙忙碌碌，将以前寄存在别人家的东西一一搬回来。”措辞可以看出傅宋两家不是普通房客与房东的关系，祖母直接把一楼全部借给了他们，宋家就搬住楼上。
当时宋家在上海的财产由三个远房亲戚管理，分别是陈叔陶、温之章、林姓姑丈。其中陈叔陶人在上海，在傅雷遗嘱十二条写着“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意思是说从宋家借来的家私要由陈叔陶点收。
邝家在上海Scott R oad有间大屋，里面有架我姨妈邝文伟的钢琴。我外祖父邝富灼在1931年过世，他的五个孩子，我妈妈邝文美嫁给爸爸住进安定坊 5号，其他孩子后来出国。邝文伟去美国时留下了一个钢琴在Scott R oad邝家大屋，这种情况下，我爸爸妈妈就命人把它搬到安定坊5号。这琴最终成为傅雷儿子傅聪最早的一部钢琴。
我这里有两封信关于这部钢琴。第一封10月29日，没有年份：
“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为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
另一封是11月18日：
“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不要以为500万、550万是很多钱。我家里现在有本1952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定价26200元人民币，说明当时通货膨胀厉害，人民币不值钱。
那会儿，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留在宋家的只有宋家老太爷和老太太，傅雷继续让傅聪用这部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而傅雷坚持买下这部钢琴，并坚持价钱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下一讲将讲述傅雷致信在香港的宋淇，鼓励他着手翻译简奥斯汀作品等往事，敬请关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