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宋氏兄弟的通信
南方都市报 2012.01.22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7
傅雷寄给宋希的信件。两人通信谈翻译外，也聊琐事
20世纪80年代，傅雷的儿子傅敏因编《傅雷书简》，曾写了封信给我爸爸咨询他与傅雷那些年的通信情况，并希望我爸爸提供一些书信让他录入《傅雷书简》。我爸爸回复傅敏(1982年8月)如下：
“你父亲给我的信也有数十封，有一些已失落，保存的只有月份而没有年份，当时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局面，所以也没有编号。我已将其中有关翻译的全部给了冯金圣华，将来她一定会妥为保存，其余尚有你父亲和母亲给我同希弟的信，不外托买书籍、琴谱、琴弦、家务之类。等我有了时间，花两个三四天好好整理一下才能有眉目。”
《傅雷书简》这本书最终在2005年11月出版(在2001年出版的《傅雷文集》基础上校改、补添而成)，辑录了傅雷写给 42位朋友的239通书信，有柯灵、宋淇兄弟、成家和、成家榴、黄宾虹、楼适夷等人。上起 上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下 迄 去 世 之 日 (1966)，历时三十余年。在这些书简中，傅雷或畅谈文学，或探讨艺术，或评论翻译，间及国事、家事、天下事。
我爸爸回复傅敏的那封信提及“有关翻译的信给了冯金圣华”。照我估计，冯金圣华应该有帮忙出版此书。书中收有12封寄给我爸爸的信，主要谈论翻译；另外收有两封寄给我叔叔宋希的信。其实傅雷写信给宋希多过写给我爸爸，但内容多是讨论日常生活，《傅雷书简》只收了两篇。其中第一封是关于买书的情况，“今天接到巴黎书店二月一日来信，知道有三包书同日寄出，想来以可到港。”第二封是关于傅敏的提琴弦，“烦代买G线两根，D、A、E各一根。全买不锈钢的，可分两次寄，外面写明 ‘小提琴线……根，内附发票。’如果一次寄过来，可能会被怀疑是违禁物品。”
《傅雷书简》所收12封寄给我爸爸的信，除谈翻译外，也聊了些生活上的细节。现在我摘录一些他们二人除却聊翻译的书信出来，以见证他们的友谊。
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51年4月15日，信的内容为说明为何钢琴搬至宋家。“阿聪(指傅聪)从昆明回来了……他现在仍想弄音乐。我想给他找 M rs.Paci，把他荒疏的技巧先恢复了再说……幸而你岳母家这几日被逼搬家，piano(钢琴)就此借了来。或许将来要托你在香港找些乐谱。”
据我所知，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外祖母的房子，就是邝家Scott R oad那间房子，已经没有邝家人在那里居住了，家人都已搬去外国，也没有托谁住在那里，因此政府说要收回没有人住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舅母曾回国想拿回房子，得到答复是：“你开玩笑，现在不是不可以拿回来，但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海军上将，你没那么大本事叫他走。”
这封信的下面还写了一个小报告，“今晨你家伯母到蒲石路公寓去替邝家看一眼。下午即把家具迁往蒲园。老太太气色甚好，人也胖了些。她不但比我们来到时，并且比希弟离沪时，都更好一些。”
傅雷推荐宋淇翻译简·奥斯汀作品
第三封信的时间是1951年7月28日。那时北京出版总处召集翻译会议，信中傅雷告诉我爸爸，“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的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去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钱钟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指杨绛)，要她把简·奥斯汀的作品归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简·奥斯汀(JaneA usten)，所以傅雷希望杨绛能让我爸爸去翻译她的作品。
第四封信的时间是1951年9月14日。傅雷在信开头就鼓励我爸爸接手简·奥斯汀的作品，说：“以你如此准备功夫，深信一定会做得好，初开手也许感觉沉闷，译过了三四十页，就能顺手。”然后他说收到钱钟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会议，订了“五十种数一数二的书要翻译，落于不三不四的手(指翻译家)”。继而傅雷在信里批评了一下董秋斯等翻译人，并说“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傅雷对翻译深有体会，加上性格耿直，会经常指出某些翻译者错译的问题。他给宋淇的第十一封信里有讲述。
第六封信的时间是1951年12月5日。傅雷说：“钱钟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谋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3000余条，写成稿纸400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
第七封信的时间为1953年2月7日。傅雷写信与我爸爸讨论翻译之际，突然插入一段：“关于《传奇》(张爱玲作品)的见解，我与你有同感，但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只看到苏青的。”应该是爸爸刚认识张爱玲，想再读她的著作，但在香港找不到，他想起在上海买过她的书放在上海家里，于是写信托傅雷帮忙在家里面找。爸爸又让他帮忙找《西洋文学》期刊，结果一本也没有。我爸爸记得当初书是放在傅雷那里，而傅雷认为离开上海去昆明前全部交还爸爸了。
傅雷继续谈自己重新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作品)的情况。根据傅敏的说法，1950年至1951年，傅雷肺病复发，在家里一边休养一边修改他以前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整本书重译花了他一年多功夫。傅雷当时还保存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初译本(全新的)三部，他准备除留下特别精装的一部做样本外，其余的一概销毁。傅雷记得爸爸家楼上也有一本这部译作的初译本，他也想烧毁，但已经送给了我爸，于是就在信中“请示”一下我爸爸，“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
傅雷劝诫宋淇专事翻译
第十一封信的时间为1954年10月10日。傅雷当年五月，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字，给楼适夷，向当年八月份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意见。杨绛在《忆傅雷》一文提到了这个会议。
“1954 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杨绛认为，“假如傅雷先挑自己的错做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也许会想得周到些。”
当时傅雷在上海，钱钟书和杨绛在北京。不久钱钟书写信去责备傅雷的行为，结果傅雷生气了，有一段时间不理钱钟书，后来才恢复书信来往。在傅雷眼里，他觉得 “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十弃行，南方话，含有贬义，意思是指无用的人。)”
这封信除了提到刚才的翻译会议，末了他劝我爸爸：
“还有一件事，久已想和你说，就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过dilettante的生活，我觉得太自暴自弃。你老是胆小，不敢动手，这是不对的。你是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即便目前经验不足(指翻译 Jane Austen)，至少练习一个时期之后会有成绩。身体不好也不成为理由。一天只弄五百字，一月也有一万多字。二年之中也可弄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来。你这样糟蹋自己，走上你老太爷(指宋春舫)的旧路，我认为大不应该。不知你除了胆小以外，还有别的理由没有？”
“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活，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
我解释一下傅雷为什么在信里称我爸爸dilettante。dilettante 是指一个人“周身刀，无张利”(粤语，懂很多东西，没一样精通)，指一个爱好艺术的人，一个业余人士，喜欢不同的事物，不专心去做同一件事情。这个词语如果用在爱情上，就是形容花心萝卜。
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喜欢绘画，明天搞电影、话剧；有时写现代诗，有时翻译英文小说，有时研究《红楼梦》。傅敏回忆傅雷的文章里有个例子，1943年冬到1946年春，傅雷、宋淇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与会者轮流就文艺、科技等问题作专题讲座，同时座谈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问题；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即宋淇)讲过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我没有问过我爸爸，为什么布谷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现在我家中有很多爸爸的译作，但都不成系统。如果他够叻(粤语，聪明)就会找到新的翻译焦点。比如东欧文学一直被人疏忽，如果他专门做这边的翻译，十年后就会成为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所以傅雷劝诫我爸爸做事情要有恒心。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先生与傅雷断绝通信的前因后果，敬请读者关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