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宋家家事

南方都市报   2013.02.04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19


傅雷夫妇(1964年冬)。 资料图片

    迅雨是谁?

    1944年4月7日,有人以笔名迅雨在《万象》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以及《连环套》这些中短篇小说。他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目前(1944年)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应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他话锋一转,“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遂开始批评《连环套》。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女主人公)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接下来说,“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 因为作者可能谦逊地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的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话说张爱玲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从1943年在上海发表小说起,年初到年尾几乎每一期《二十世纪》都有她的文章。她在7月拜访《万象》主编柯灵后,相继在上面发表《心经》、《琉璃瓦》、《连环套》。另外在《杂志》发表《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力作。第二年她又在《杂志》上发表《年青的时候》、《花调》、《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看见迅雨的文章后,10月,她在胡兰成创办的《苦竹》里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作为回应,“《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

    “迅雨”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我爸爸1976年在《私语张爱玲》写下当时情形:

    “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按李健吾写文学批评的文章一向用刘西渭为笔名,他的《咀华二集》出版于一九四二年……至于怎么会怀疑是李健吾呢?大抵因为迅雨的文章中引用法国作家较多。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谨严,不像李健吾的文笔那样散漫噜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巴尔扎克小说的傅雷。那时的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而且不愿别人知道。单看名字,“迅雨”和“雷”二者之间倒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后我告诉她的。”

    张爱玲的反应

    接着,爸爸写了张爱玲的反应:

    “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做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最近我写信告知夏志清,现在更公诸于世,好让对张爱玲作品有兴趣的读者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结果,如傅雷所料。《连环套》在《万象》连载了6期之后,“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在1944年6月停止更新。直到 1976年,这篇小说重新被唐文标淘出,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三十年后,张爱玲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当初为什么中断?且看她的自述:

    “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发现四〇年间上海的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与一篇短文(编者注:指《连环套》、《创世纪》、《姑姑语录》),影印了下来,来信征求我的同意重新发表……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张看》自序,1976年5月)

    对于坏的东西,张爱玲一向不想重版,面对唐文标的来信,她非常头痛,踌躇了几个星期———因为即使自己不同意,别人照样会出版,只好自己出版,写一段简短的前言在《张看》的序里,解释小说未完的原因: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龇牙咧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从齿缝里迸出一声拖长的‘Eeeeee!’(用‘噫’会被误认为叹息,‘咦’又像惊讶,都不对),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看到霓喜去支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要想探测写这一段的时候的脑筋,竟格格不入进不去,一片空白,感到一丝恐怖。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两篇东西重新出现后,本来绝对不想收入集子,听见说盗印在即,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至少可以写篇序说明这两篇小说未完,是怎么回事。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

    在张爱玲写下这篇自序时,她应该从我爸爸口中得知“迅雨”就是傅雷,但她只字不提迅雨的批评。从她三十年前防守式的“会写下来”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赞同傅雷的评价。

    我原以为张爱玲与傅雷的接触仅限于此,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接触点。

    《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写傅雷

    某日我翻看爸爸的信件,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爸爸,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原因是 “《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看完这封信,我既吃惊又挠头皮,疑问重重。赶紧重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希望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知道有很多人都看不懂这篇小说。譬如,天涯娱乐八卦“八卦江湖”有个帖子,标题是“《殷宝滟送花楼会》到底啥意思?”帖主称“到底小说想表达什么?谁能818,疑惑好久了。”

    张爱玲对我爸爸说小说“是写傅雷”的,应该是真的,那现实中的女主角是谁?我们先重温一下小说内容。

    《殷宝滟送花楼会》最先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翁叫“爱玲”即张爱玲她自己。有一天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遇到爱情烦恼,去找爱玲倾诉,并希望爱玲记录下来。

    殷宝滟的爱情烦恼是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当时在学校任教,正在编一本完美的音乐史。宝滟因为偶然结识了罗教授,并三天两头往教授家跑,帮他翻译音乐史。二人逐渐产生火花,天天见面,仍会互相写很长的信。教授不离婚,而她喜欢教授但不愿意嫁给他。处境为难。

    爱玲听后,给宝滟开出一个药方:赶快爱上另一个人,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像罗先生这样的人内地应该有吧?”宝滟解释:“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啊。”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我看完这篇小说,觉得故事亦真亦假。譬如小说中描述的男主人翁,无论形象还是相貌,与我见到的傅雷照片有很大出入。小说男主角“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材,方正齐楚”以及说话语气夸张,这些都不像傅雷本人。

    就在小说发表的多年后,随着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篇文章像《连环套》一样,又被唐文标们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的书了。张爱玲重看之后觉得一塌糊涂,但不出版不行,不出的话唐文标会帮她出———因为他认为读者的追求凌驾了作者的权利。她唯有自己出版还可以对读者解释一番。

    《惘然记》在1983年1月13日出版后,张爱玲对收录在内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加了一个尾声:

    “前些时候听见说殷宝滟到内地去了,嫁了个空军,几乎马上又离婚了……《送花楼会》刊出后她就没来过,当然是生气了。是她要我写的,不过写得那样,伤害了她。这一篇一写完就觉得写得坏,坏到什么地步,等到印出来才看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见她从此不来了,倒也如释重负。”

    写到这里时,张爱玲突然话锋一转:

    “听到她去内地的消息,我竟没想到是罗潜之看了这篇小说,她对他交代不过去,只好走了。她对他的态度本来十分矛盾,那没关系,但是去告诉了第三者,而且被歪曲了(他当然认为是)。那实在使人无法忍受。”

    “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连她可能也是,经过了又一次的打击。他们不是本来已经不来往了?即使还是断不了,他们不是不懂事的青少年,有权利折腾自己,那种痛苦至少是自愿的。”

    殷宝滟是谁?现实中的罗教授与殷宝滟究竟怎样了?这些问题一个个向我抛来,疑团愈来愈多。为了找寻线索,我得看全部关于傅雷的传记。

    傅雷经历

    1927年,19岁的傅雷由上海去法国,次年考入巴黎大学。两年后,画家刘海粟和妻子张韵士来到巴黎,傅雷每天去帮他们补习法语,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们很快就成为至交。

    据说,傅雷当时喜欢上了一个同样钟爱艺术的法国女子玛德琳。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刘海粟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很感动。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11月下旬,上海美术专科学生要求上街从事抗日活动,当时傅雷正在上课,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傅雷不同意,其中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赵丹和一帮同学冲上了讲台,和傅雷对峙,大致是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汉奸?”

    当天,刘海粟应蔡元培之约,在功德林酒家吃便饭。几个人正一边斟酒一边商谈着去柏林举办中国画展的有关事宜。这时,“美专”的一位工友急忙赶来,把刘海粟请到外边,慌慌张张地对他说:“傅主任被学生们包围起来了。”

    在刘海粟的安排下,夜里12点,成家和、赵丹等来到刘宅,当着刘海粟的面直向傅雷表示道歉,检讨了他们的做法不妥。

    到了1933年,傅雷母亲去世,他要求辞退工作回家乡。另一个说法是,傅雷认为刘海粟不是个好人,经常拖欠工资,早已有意愿离去,于是以妈妈去世的理由辞职。但刘海粟有自己的说法,“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傅雷在1957年7月18日写的自序提到:就算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对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想不到的是,刘海粟喜欢了成家和。和妻子张韵士离婚后,1933年他与成家和结婚,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刘海粟与张韵士生育了几个孩子,刘海粟40岁时,成家和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抗战爆发后,刘海粟在南洋举办画展,疏于对妻子的关怀和看顾,夫妻关系产生裂痕,1943年,成家和离家出走,后两人离婚。成家和嫁给了德国留学生萧乃震,住进安定坊1号。

    1947年,成家和、萧乃震生下女儿萧亮(萧芳芳)。1948年,2岁的萧芳芳随父母移居香港,次年她父亲病逝。芳芳6岁就开始涉足影坛,拍摄了电影200多部,以《女人四十》荣获柏林电影节影后。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她不再拍电影,到纽约西东大学读书。据我所知,萧芳芳和我姐姐在同一年出生,她没有其他姐妹,因为年龄相符,和我姐姐也有来往,和我则没有。(本系列春节期间暂停,下一期将于3月初刊出,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