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2013.03.26
青年吴兴华。
吴兴华寄给宋淇的信件封面。
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在 1985年写给张芝联、郭蕊的信中，我爸爸宋淇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愿景，那时他和吴兴华在燕大当助教，一心要在学界发展：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1941年12月7日后，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大家便各奔前程。我爸爸留在上海，吴兴华则与众多兄弟姊妹挤在会馆的小屋里，终日读书作诗，生活非常艰苦。
沦陷期间，吴兴华的两个妹妹先后病逝，对他打击甚大，自己也因为生活清苦，营养不良，结果患上肺结核，之后再也出国无望。那时为了生计，他曾经和德国神父合编德华字典，又为中德学会编译了中德对照的《黎尔克诗选》(黎尔克，今天通译里尔克)。1947年，吴兴华把这部诗选寄给我爸爸，附信说：我自己只有这册，希望你别丢了。但不知道多少年后，这书给人借去，竟真的遗失了。爸爸想从别处弄一个影印本来，闻说哈佛有一册，便设法去借，但对方回复因为纸张脆薄，无法影印，结果也没有办法借到。据我所知，吴兴华有27首里尔克译诗已收入臧棣编的《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可惜2005 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却漏收了。
围城论诗
北平沦陷，工作不稳，反而令吴兴华更迷上读书写诗，而他跟我爸爸的通信也是这时期最频繁的。现在我家里有他六十二封信，三封是英文，其余的是中文，中文用白话。所有信都用墨水笔写，他曾说没有墨水笔便一切写作翻译皆无法进行。通信自1940年开始，直到1952年，即他十九至三十一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1949年后我们南下，信便寄来香港。
这些信是关于什么呢？最多的是谈诗，讲读书心得，也讨论人生、友谊，有时更会批评别人。这时候吴兴华的措词很尖锐，跟钱钟书差不多，但吴偶然会很坦白批评自己，我觉得他的自省能力比钱钟书要高。总之，这些信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吴兴华显露出来的才学不下于钱钟书，但他不会七国语言连珠炮发那么张扬，我反而觉得他的信比较深刻和耐看，让我想起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或济慈(John Keats)书信集那类的信──这两部也是我爸爸的藏书。
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日本人来了，一家九口挤在会馆，他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爸爸讨论梅花诗。这件事我爸爸在《更上一层楼》中也有提及，他1942年曾写信给吴兴华，问他对宋人梅花诗的看法，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书可以参考，吴兴华却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回信中把唐、宋、明、清的梅花诗逐一征引，如数家珍，更对诗句优劣品评得头头是道。他这封信究竟怎样写呢？今天来看，我觉得吴兴华的评论跟耶鲁文评大师 Harold Bloom（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有相通之处，他旁征博引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用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儿应该把它整段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当时只有21岁的吴兴华在信中说：
我很高兴你表示出对宋诗的欣赏。我个人对这一时期的 热狂已是过去了，自然我对苏、黄的敬佩还是没有改变的，不过而今我可以不自夸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而在那样做时我就看出宋诗的正确地位与它特有的限制。我个人的意思是你引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宣扬宋诗优点最好的代表，尤其是萧德藻那两行诗(编按：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称之曰工巧则可，必说是胜过林逋，也未必然。咏梅的好句中国诗中屈指难数，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提到时会想到萧德藻的杰句。东坡道：江边万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万里春随逐客归，十年花送佳人老，高启道：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张问陶道：美人遗世应如此，明月前身未可知，唐人诗：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些是放眼大处的话，而萧之两句相形之下只有一negative (否定意义上的)价值，i.e，我们欣赏他之能避开熟路，而锤出些新的意象；但设想以上那些名句都不存在，人人见了萧的两句恐怕都要笑歪鼻头的。
可见，吴兴华除了通晓多门外语，国学造诣也很不简单。我爸爸说过，他抗战时跟随张尔田读经，邓之诚读史，但最熟的始终是诗，燕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诗集、诗话皆全部过目。他很喜欢清代诗人，认为他们成就不在前代诗人之下，尤其喜欢舒位、黄仲则和王昙。当时他打算为清代被埋没的诗人作论文翻案，可惜因时局不稳，最终也未能成事。关于舒位和黄仲则，虽然吴兴华没有写得成那篇翻案文章，但他曾经在信中跟我爸爸大谈自己的看法：
黄景仁(仲则)因为有点 Baudelairian(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所以近年曾大受一般花天酒地的文人的崇拜，但他真好的，足追比李白的诗却没有人去念。舒位的《瓶水斋诗集》，这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你看了若不拍案叫绝，我准负全责。这两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情感上形式上都有点觉出旧诗拘束的倾向，故此才把它推向最妙，最细也就是最后的可能去。
另一封信他又写道：
舒位集你买到我高兴极了。他的五古应以读论语诗为冠冕，虽说是出自袁枚赵翼，但其中最妙的如武王曰人十替女子辩护等篇又远出前人之上，其题材何尝非散文？咏岳庙中铁人(卷十四)，因而想及木人，泥人，石人，他儿子改名仲舒而念及史上一切名舒的人，而在这些诗里他的优点偏是自然，永不露出东拉西扯的窘态，彷佛每触一题，他的emotional field(情感领域)，借用Murray的名词，就是这些历史的火花。其七律更不必说，他的属对足称全清第一，如咏陶潜道：五株柳树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晋前，人人心中都知道，但他是第一个凑成这对联的人。
吴兴华最后一句评语，我想起钱钟书《谈艺录》也有近似的说法，就是说好诗都能道出别人的心中事，令人看着看着，好像是自己记得那些诗句一样。
提到舒位，我就记起一件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爸爸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那是天下孤本，第一页抄录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诗，没有诗题，起首是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爸爸不能肯定是哪首诗，甚至不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诗，便到大学图书馆翻查《瓶水斋诗集》。谁知道图书馆认为这书是善本，不予外借，爸爸只好在那儿匆匆翻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首诗。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怎么办呢？只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说，他写信向钱钟书求救。结果钱钟书是这样回复的：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 许 检 阅 ，Les extrκ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
爸爸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港大是钱钟书自己想当然而已。 Les extrκmes se touchent是法文谚语，意思是说，两个极端的事物往往就会碰头。钱钟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算了，但钱钟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也可以算是 Les extrκmes se touchent了。
后来我爸爸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钟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钟书都曾经共事，他说 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接受爸爸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位都比钱更接近西方。
相知相规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爸爸和吴兴华究竟要好到什么地步呢？吴兴华似乎觉得爸爸是他第一号的知音人，他这样说：即使我的诗只能使你一人喜欢，别人全讨厌，我也不会懊丧，正相反，我的自信会更增深。
另一封信又写：悌芬，我诚实的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适宜作一个欣赏态度的批评家的人。面谀，你知道我是素来不会的。你在这点上比我强得多，因为我不管怎样鞭策自己，仍禁不住有时抱着点己见去念别人的诗自己写诗一个应得的责罚。但是你却像永远能跟着创作者的脚步，有时我的诗格略变，甚或大变时，当我自己都不确定，你总是站在我拐弯的地方，告诉我这些改变是all for the best(实际上要比表面看来更好)，你自己并不是没有个人的好恶，但你永远不让它们obtrude upon(干扰)你的判断，你总是那么虚心，我就不行。在吴兴华眼中，爸爸是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批评家，所以他还称我爸爸为批评家中的王子。
正因为他如此看重我爸爸的判断力，有次便为了一句含糊的评语而责怪我爸爸。话说在1941年，他们有个朋友叫石奔，寄了一篇诗文之类的东西给爸爸品评，爸爸用英文回信，只抛下一句sureness of touch 的赞许。吴兴华于是也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说石奔收信后样子非常忧愁和困惑，因为所有人都觉得那句sureness of touch(中文大概就是挥洒自如)很莫名其妙。吴兴华认为，爸爸是大家最信任的批评家，不应该给这种空洞的评语，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石奔等人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要具体，因为High-flown criticism is to them, Greek，即是说，他们绝对不会明白那种装模作样的评论。你在这件小事上不单可以看到吴兴华的文学批评观，也可见到他的为人很率真，对爸爸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吴兴华对我爸爸的爱护，在另一件事也可看到。那时张东荪是燕大的哲学教授，他找爸爸做一些中译英的工作，但不满爸爸的英文写作style，便找吴兴华去改。根据吴写给爸爸的密函所述，张东荪理想的style是每句必过一行，大凡简单的句子，都要用which把两句联为一句。张把不满之处全用铅笔标出，并加上评语如连起来、去掉头一半、太中国味之类。他有时还自己动手改爸爸的译文，吴兴华发现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便又替他再大改一遍，还对张明言，照这种改法肯定会比爸爸的原文更差，但张竟然说不要紧。后来吴兴华改了四十页，忍无可忍，用橡皮擦子把所有太中国味的评语擦掉，不加修改便交还给张东荪，结果张也没有发现。
很巧合，钱钟书也做过类似的事：话说杨绛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给傅雷看，傅雷给了她很多修改意见，她回家告诉钱钟书，钱叫她不用改，原封不动地给傅雷再看一次，第二次再看时，傅雷便很满意了。
我爸爸、吴兴华和钱钟书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性情嗜好都各有不同，例如我爸爸很喜欢《红楼梦》和Jane Austen（简·奥斯汀），吴兴华则不太欣赏，说明知是好书，却不喜欢，这大概就跟性格有关。除了一天到晚都是这首诗或那首诗，他们还有什么共同兴趣呢？我想，答案就是侦探小说。爸爸说吴兴华读它们读得爱不释手，而钱钟书在牛津时，也是一天看一部Agatha Christie（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来消遣解闷，我爸爸当然也喜欢看。我不禁想到，也许他们做学问的方法，都跟他们喜爱推理找凶手有关，像探究一首诗的出处、某个意象在不同语境的运用、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不是跟破案很相似吗？
(下期将讲述吴兴华的心路改变、给宋淇的绝笔信文革遇难等，敬请关注。)
宋以朗撰写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