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2013.04.02
宋家藏有的几本吴兴华的笔记，里面有他抄录的大量诗歌。
吴兴华手迹。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23
抗战那几年，爸爸在上海做生意，搞戏剧，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又办一些座谈会，“八足咁多爪”(同时做着很多不同的事)，静下心来读书作诗的时间自然少了。在北京的朋友像吴兴华、张芝联等都很担心，怕爸爸长此下去会浪费自己的才华。傅雷曾说爸爸是dilettante，所谓“周身刀，无张利”，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忧虑的。
清洁的心
吴兴华曾说自己跟爸爸“情好过于朋友”，看见他如此“自暴自弃”，便立即写信劝他。这封信很直率，也处处流露着关心：
“我希望你能把持住自己，而珍惜自己所实实在在有的，你自己所知道有的，别人也相信有的，稀有的才能，并不一定要读多少书，你读的既已不少，而是时时使自己保持着清洁的心。你现在对我们谈起剧坛、交易所，总是急急地解释说你目前只是以之消遣度日，可是时期已经够久长的了，在自己未醒过来之前，准已经变为地地道道的剧人、交易人了。至于你说想自己在文学方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更是假得使我们寒心。你哪点比不上芝联，比不上我？”
但爸爸始终要为生活奔波，不大可能时光倒流，回到燕大读书时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那个年代生活过得很苦，吴兴华究竟是如何在乱世自处，怎样保持“清洁的心”呢？爸爸对他的鼓励当然很重要，吴兴华曾写道：
“信收到了，你鼓励的盛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现在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蜘蛛，只悬在几根友情上，你就是其中最坚韧的。”
另外也是他自己天生好学，有封信这样写：
“我在幼年，时时想成为一个man of action(重视实践的人)并不下于任何人，便是现在我钻研经史子书时，也是想作一点有用之学，而不愿像从前那样倾注全力于词章。清人曾说过，士人只要能学些薄技糊口而自养其廉耻之心就够了，余时正好锐意向学，不必奔走于权门以求上进。我现在最苦的是没有同心的朋友互相策励，不要说几日不见就觉鄙心顿生的以友兼师的人物，便是可以共谈为学之道的人都没有──芝联平日太忙，读书又是得晨夕相研讨的事，有时禁不住自己也心灰意懒起来，想还不如移转精神干点别的，我之所以迄今未改者，并不是因为环境之怎样对我有利，事实上要不是实在无法破除自己嗜书如命的积习的话，环境供给我的打击已足够使一个比我忍耐性强十倍的人另谋出路了。”
心路变化
吴兴华年轻时，对自己的诗歌十分自信，从一封1943年的信中，你已看得出他如何富有雄心壮志：
“我在达到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总算一下自己据有的文学财富，比那位《失乐园》的诗人还强点。真的我一时还想不起任何人能在同样的立足点上与我对峙的，便是K eats（济慈）我也不觉得有对他大让其步的必要。”
《失乐园》的诗人，自然是指英国大诗人John Milton（约翰·弥尔顿）了。
抗战胜利前，吴兴华还有意把自己的诗分为两部分，暂名“甲乙稿”，甲部收录那些根植中国旧诗传统的仿古诗，乙部是他从英法德意诗得到启发而写的十四行诗、无韵诗等。又计划等到生活安定下来时，便编一部巨型的中国诗文选集，他说：
“以实在立得起的作家为主，每人好好替他们写一篇批评。这番工作我‘不敢多让’的缘故就是大多数成名的作家全集我都从首页翻到末页过，而且人人都殚精钻研，直到我像面对他们为止。悌芬，每当我想到这桩事时，就想你能来陪我，供给我感兴和意见。”
但吴兴华也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诗前景黯淡，缺乏知音。他曾告诉爸爸：
“张芝联从前曾取笑我道：我的诗将来除非自己注，自己批，才会流行。像芝联那样几乎omniscient（无所不知）的脑子要都觉得如此，那真是‘吹’了。”
1945年，张芝联夫妇赴上海，吴兴华在北平的好友又少两个，心境更加寂寞。这时他跟爸爸通信，说话已没有以往那么天真乐观了，例如他说：
“我往往觉得我们最大的毛病就在于自恃聪明太过，侈言凌人，结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又事事觉得古人愚直可笑，不求快捷方式而故采迂途，因此好为无根之论以震骇凡俗，心醉于片时的喝彩，便无暇计及真正的不朽之业。”
1946年，他谈近况，说自己回到燕大任教，生活还可以，“但是人终日惶惶，安不下心来。恐怕还是没有像你和芝联一样的好朋友在身边的缘故。”即使这样，他依然不忘像几年前般勉励爸爸：
“我想你现在大约也离不开上海那种hectic（忙乱的）生活，但平时总要静一静心，现在社会一团糟，谁都厌恶，有些人因之就纵意自恣起来……我只有希望你还能竭力保持你纯真而美的性格。”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怎么写诗了。
1947年，吴兴华本打算在夏天赴美，先到康奈尔找谢廸克，念硕士，然后去哈佛。课余还安排有工作，可保衣食无忧。可惜照X光结果不好，不能航行，要请三个月病假，在校医处静养，他唯有拍电报到美国说不能去了。这件事应该令他很沮丧。这一年，他跟爸爸说：
“我平日人也不大高兴，总觉得自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和人合不来，想你也定是similarly afflicted(有差不多的痛苦)。”
又说：
“近来我慢慢觉得诗文作为一种专业甚为无聊，把神智和精力耗费在钻研字句上实在太可惜……假如一个人能读书思考，而成为一个类似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 well-rounded（多才多艺的）上等人，学问渊博，志气大，下笔作诗自然就好，而胸襟气象也自然与那些整天在笔砚间讨生活的人不同。”
1948年，吴兴华已开始有一些中年危机的迷惘：
“我近几年心境屡有改变，对许多事看法都已与从前不同。学问方面虽是照旧的热心，写作则久已抛在一边，偶尔执笔也觉思路梗塞，看来慢慢要与此道绝缘了。不知将来做什么好———这是大家共具的困惑心理，我有时想从前抱的大志向，很可笑也很可悲。”
南北殊途
解放后，我们一家南下。临走的那个夏天，爸爸跟吴兴华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一直到1952年就只有书信往来。1951年，燕京大学被当局接收，改为国立，吴兴华顺利过渡，但他肺病发作，要休假，家中还有弟妹各一人要养，周转不灵，只好向爸爸借钱。当时他还劝爸爸北上相聚，说：“我自己有时静下来想从爱情、金钱、声名上得来的快乐，比起你和芝联的友谊都显得空虚黯淡。”但爸爸没有回去。
那年吴兴华为生活，翻译了萧乾一篇小说，共五万字，刊于《人民中国》，分七期登完。他还打趣地向爸爸说：“假使我生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恐怕也会编出几大册的宇宙历史及字典。”同年又参加土改，忙于政治学习。之后他也翻译了《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以解决冬煤问题。至于做学问的事，他也没有放弃，还花了一年时间搜集材料，写成一篇考证文字，关于清初文人陈维崧的，最后他跟爸爸说：“自己想起来，也甚好笑，以后这种傻事不打算干了。”
(下期将讲述吴兴华给宋淇的绝笔信、“文革”遇难等，敬请关注。)
宋以朗撰写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