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2013.04.16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24
张爱玲照片，摄于1944年。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
“一九四四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与他有同好的友人张君——— 名字一时记不起了——— 托人介绍来给我拍照，
我就穿那件惟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24
我家里有几十本不同的张爱玲传记，大家如果看过其中一些，就会发觉它们不一定事事都准确，有时会互相矛盾。在这里我试图提供一些有关我父母与身边的人跟张爱玲来往的资料，有新亦有旧，以作阐释补充。
夏志清、柳存仁与张爱玲的交往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成名时，我爸爸妈妈和她并不相识，只不过是她的忠实读者。他们有些文化界朋友却是见过张爱玲的，据我所知有夏志清与柳存仁。
据夏志清回忆，从1942年沪江大学毕业到赴台湾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
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一文中，夏志清说:
“在 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
张、夏二人20世纪50年代到了美国之后才成朋友，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但通信维持了几十年。2013年3月，夏志清出《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共收纳了张爱玲信件118封，为年度“张爱玲学”盛事。
柳存仁那时叫柳雨生，当时在上海文化界非常活跃，1942年11月及次年8月，两度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鼓吹“大东亚文学”，因此被认为“汉奸文人”。但张爱玲的文字并没有出现于柳雨生办的杂志上。
在上世纪40年代，柳雨生数度撰文评价张爱玲。在《说张爱玲》中他写道：“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评论选》中他写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
抗战胜利后，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我家1949年也南迁香港，那时我父母想必跟柳存仁有来往，但不知他有没有跟张爱玲在香港碰头。1957年，柳存仁以《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的论文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授。1968年我到澳洲悉尼读书，他到学校探望过我。
1969年4月1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她当时托在波士顿的柳存仁找工作事：
柳存仁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去，非常冷漠，说几句顺便和太太同来，免得费事(我并没预备费事招待)，结果也没来。前天志清到Boston(波士顿)开会，住在他家。我去旁听遇见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来就不坚邀，所以又请他们有空来，仍旧推托。随后听见志清说他解释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
信中提到的跟苏青“对谈”，指的是1945年3月《杂志》刊登《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的事。
在《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3日)的访问里，访问者李怀宇多次问及抗战期间在上海的事，可惜柳存仁不着一语。谈到张爱玲，他只说：“张爱玲我认识，但不是很熟，有些别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时候很年轻，也不出风头。后来的出名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别的朋友”可能是指苏青。黄恽在《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中，考证这篇自传体小说的原型人物应是柳雨生、胡兰成、陶亢德、朱朴等汉奸文人。柳存仁在2009年去世了，享年92岁。
宋淇夫妇结识张爱玲经过
现在开始谈我父母与张爱玲的关系，我曾在《张爱玲私语录》的出版前言里说过，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1952年相识，从此成为她的好朋友，鱼雁往返四十年。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父亲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
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1952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 ichardM .M cC arthy(麦卡锡)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
张爱玲在1952年9月从上海返香港，理由是回港完成学业。“珍珠港事件”中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迫于无奈回了上海。息战后，香港大学重新开学，给张爱玲提供奖学金让她回校继续上课，但她一直旷课。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张爱玲为什么无法完成学业？我忖度是1941年她21岁，那时念书很开心；到了1952年重返，她已经32岁，是上海最出名的女作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她还会在课堂上听别人教她文学吗？如果重新念别的科目，如数学，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心态下是无法继续念书的。
所以她开始考虑生活的问题。她在报纸上看到了美国新闻处的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当时麦卡锡问张爱玲还在做什么，她回答正在撰写和润饰小说《秧歌》。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秧歌》是美国新闻处给她大纲让她写的。但事实上，在她还没听过“美国新闻处”这个名字时就开始写了。
张爱玲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这里要澄清一下。因为有些粗心的人会说张爱玲入职美国新闻处，其实张爱玲并不是正式员工。我妈妈是美国新闻处的行政助理，属于正式员工。如果张爱玲也是员工的话，就像我妈妈一样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职位，固定的福利等，但张爱玲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属于合同外判，酬劳是根据项目商定。
狗仔队追猎张爱玲
有关张爱玲和我妈妈的相识，在《张爱玲私语录》里面张爱玲说，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的社交场合遇见了M ae——— 即我妈妈。一开始张爱玲和我爸爸仅限于业务关系，她不会见到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当时未出去工作。我估计张爱玲说的这个社交场合可能是某个文化活动，她出席了，我爸爸妈妈亦出席了，我爸爸把妈妈介绍给张爱玲认识。然后她们一见如故，帮美新处合译《睡谷故事·李伯大梦》，慢慢地变成好朋友。
张爱玲好像一生都给狗仔队追猎。《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收集了小报报道如《张爱玲到警局——— 西装男友侍候》、《张爱玲嗜吃臭豆腐干》、《卡尔登门口张爱玲发嗲》等等。到了张爱玲晚年，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的垃圾。香港20世纪50年代也不例外。这里有我母亲保留的一些香港报纸剪报：
《张爱玲深居简出》(《上海日报》1954年6月8日)：女作家张爱玲自莅港后，深居简出，行止极隐秘。星晚人物篇记其往事，爱玲驰书谢之，大意谓对旧友很关怀，惟以拙于口才，不愿与世多周旋。惟谈得来的朋友，决不拒之千里外。
《才女异行志》(《上海日报》1954年8月21日)：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喜与人来往。尝于其寓楼窗口，以麻绳系一篾篮，上写字条，附钞票，向小贩购菜蔬杂物，矢口不吐一言，人以为哑巴。昔倪云林为张士诚所辱，噤如寒蝉，其意开口便俗。今张爱玲之迂僻亦然乎？
《女作家的秘密》(《上海日报》1954年10月31日)：有人说，这十多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一个天才，那就是张爱玲。她曾一度化名“梁京”，出席过北平的“文代会”，但今在香港却写出《秧歌》一部反共小说，似乎是奇迹。张爱玲在港住址秘密，行踪也十分秘密。
(下一期将会谈《秧歌》与《赤地之恋》的故事。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