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否平生足迹未履农村
南方都市报 2013.05.07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27
宋以朗保存的《今日世界》第六期杂志，封面人物是宋以朗的姐姐宋元琳。《秧歌》中文版在该杂志连载。在上一期，谈到张学中一个一点也不美丽的错误，即有读者误以为《秧歌》也是美国新闻处的授权写作(commissioned)。就这个误会，上一期我作了一些澄清，在这一期我续着上期再详细谈谈这个话题。
美国新闻处并没有授权张爱玲写《秧歌》
首先的一个问题：《秧歌》是不是美国新闻处的Com m issioned(授权/委任/委托)？
当事人有三位：作者张爱玲，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R ichardM·M cC arthy)与翻译项目组长、我爸爸宋淇。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爸爸宋淇回忆了他与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一起会晤张爱玲，商议有关《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
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对《秧歌》的写作出版过程，林以亮(宋淇)在《唐文标方法论》一文中有更详尽的说明：
《秧歌》是先用英文写，交给纽约Scribner出版，后来由张爱玲本人译成中文在《今日世界》上连载的，完全出于自己的主意。美国出版社印书没有香港快，所以英文版《秧歌》(1955)反而比中文版(1954)迟了一年。
张爱玲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异议。
林以亮(宋淇)在《私语张爱玲》说：
她一方面从事翻译，一方面还在撰写和润饰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本书，可能初次用英文创作，成败并无把握，不愿多说，而且那时我们方认识不久，友谊还没有发展到日后无话不谈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让我们看时，已是完整的初稿了。
对这一过程，另一当事人，时任香港美新处处长的麦卡锡在接受高全之采访时也有回忆(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 专访麦卡锡》)，麦卡锡说：
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 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她会告诉我们故事大概，坐下来与我们讨论。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妒忌她的文采。 我们绝对没有尝试藉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我们的会议简短而且扼要。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我相信最佳的宣传 如果立意可取的话 是忠实报告社会现状。我们努力维护中国报告计划的诚信，不惜拒绝虚假唬人的报道。比如有人宣称她全家在广东受拷刑，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我在报告上写批语：广东的雪，该是北平运来的。
根据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美国新闻处并没有commissioned张爱玲去写《秧歌》。在没有联络美国新闻处之前，张爱玲已经动笔用英文写这部小说了。
《今日世界》与友联出版社
有说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张爱玲写了《赤地之恋》。那么，什么是Commissioned？
Commissioned这个英文词真不容易翻译﹐因为它包含授权、委任与委托等意思。且看林以亮(宋淇)在《唐文标方法论》如何阐明﹕
唐文标重复用C ommissioned这个字来贬低这两本小说的价值，他应该知道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的画和雕刻，以及韩德尔（即亨德尔，编者注）、海顿、巴哈、甚至贝多芬的乐曲，一大部分作品都是王公贵族和教会Commissioned创作的；汉代的赋，六朝文絜中的作品，以及后代文人迎合当朝的一些诗篇，也并不是为全体大多数人写的。这些作品怎么会留传至今，仍旧不朽呢？本人并无提倡Commissioned作品之意。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
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替《秧歌》与《赤地之恋》按了一句：《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宣传杂志，好像不需要再作解释，因为读者一定会明白个中意思，既然是宣传杂志，质量自然无从说起嘛。但这里背后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过《今日世界》或友联出版社的刊物，无从判断。我刚刚好是长期看这些刊物长大的人。
先说说《今日世界》。1952年，驻港美国新闻处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主要业务是翻译美国文学名著。当时我爸爸宋淇受聘为项目经理，联络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包括作家如张爱玲、徐吁、於梨华、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汤新楣、乔志高、姚克、刘绍铭、思果、金圣华、王敬羲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颜元叔等，可以说是阵容鼎盛。《今日世界译丛》出版了约莫三百余册的美国文学翻译作品，我家里现在还保留了《睡谷故事》(华盛顿·欧文著，张爱玲译)、《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威廉·范·俄康纳著，林以亮、张爱玲、于梨华、叶珊合译)、《碧庐冤孽》(亨利·詹姆斯著，秦羽与方馨[邝文美]合译)、《美国诗选》(张爱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合译)等等。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52年又创办《今日世界》半月刊，每逢1、16日出刊，共计发行598期，最高发行量达17.5万份。历任主编有董桥、林以亮、李如桐、韩迪厚、余也鲁、胡菊人、戴天、岑逸飞等人，封面多以娱乐、文化带头，并与电影公司合作刊载台港女星照片。
我家里还留全有《今日世界》第六期，封面女郎竟然是我的姐姐，里面的所谓宣传文稿包括苏联是青年的天堂吗？与易俘问题是民心的测验，同期其它文章包括钱穆与庄子，红拂的归宿，百万富翁荣归香港等等。
另外，我家里还有《今日世界》第49、50、51、54期。这几期连载张爱玲的《秧歌》，另每期都有林以亮(宋淇)分析《红楼梦》的文章、南宫博的长篇连载历史小说《荆轲刺秦王》、潘柳黛的电影明星专栏、罗节的《什么话！一字不易照抄中共报刊》等。
再说说友联出版社。1951年4月，亚洲基金会资助下成立友联出版社(简称友联)，由燕归来等人负责。友联出版社除了图书出版经销之外，亦针对不同社群读者发行期刊，最著名的是《儿童乐园》与《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是当年差不多唯一给儿童看的期刊，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可言。我姐姐是忠实读者，但我觉得无趣。
《中国学生周报》的目标读者群是中学与大学生，从1952年7月到1974年7月，共出版一千多期。周报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版与电影版。文艺版主要从台湾约稿，文学创作上培养许多港台文坛新人，如有司马中原、白先勇、陈映真等，都曾有文章发表。电影版影响了一代青年人对外国电影的兴趣与欣赏，作者包括石琪、陆离、罗卡、小思、西西、亦舒、十三妹、吴昊、戴天、丁善、谭家明、杨凡等。我自己对外国电影的知识都是从那里回学来的。相信不少其他人都是。虽然是美国资助，但《中国学生周报》的内容基本上没提美国(电影文学除外)或中国政治。
我家里还留了一份《中国学生周报》1970年1月23日第914期。该期的要目是余光中的散文，69年外国电影总评与阿根廷小说：神的手笔。封面故事是陆离访问宋淇有关儿子在澳洲的事。陆离写：宋淇先生说：我这个孩子，一向不喜欢见人。很多朋友来坐，有些喜欢说，你的儿子，怎么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见过？也有喜欢的说，你的儿子，怎么我一直未听他讲过一句话？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口述历史。
关于《秧歌》的其他几个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事实是否如此呢？
2011年我曾出版张爱玲《异乡记》，这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游记式散文，原先写在一本有八十多页的笔记本里，三万多字，说的是1946年她从上海穿过华南到温州找胡兰成的所见所闻。当时胡兰成还在被通缉中，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找胡兰成，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她姑姑。《秧歌》关于记录乡下的情节在《异乡记》率先出现，可以说《异乡记》是《秧歌》的原型。
例子有很多：如《秧歌》第一章写茅厕、店子、矮石墙，以及谭大娘买黑芝麻棒糖一段，都见于《异乡记》第四章；《秧歌》第二章写金根在田径上走所见，见《异乡记》第一章火车窗外的风景；《秧歌》第六章写赵八哥一节，则本于《异乡记》第八章写的孙八哥；《秧歌》第十一章把做年糕比作女娲炼石，见《异乡记》的第三章；《秧歌》第十二章写杀猪，则出自《异乡记》的第六章：
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极度愉快似的。(《异乡记》第六章)
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撮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似的。(《秧歌》第十二章)
对比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爱玲在1946-1947冬天，曾经花了几个月从上海穿过华南乡下去温州，她将当时的所闻所见写进了生前没有出版的《异乡记》，部分内容日后分别出现在她的作品里，如《秧歌》、《赤地之恋》、《半生缘》、《怨女》、《小团圆》等等。
关于张爱玲的《秧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爱玲是否亲身参加过土改？张爱玲在《秧歌·跋》中列出一些故事片段为小说的来源：包括《人民文学》里的一篇自我检讨，《解放日报》里面一小方块有关天津饥馑的新闻，一份报纸上连载的一个女干部的自传，电影《遥远的乡村》以及一些路边消息。张爱玲写道：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这篇跋是回应那些批评她没有土改经历的人，如果参加过土改，张爱玲直接说出来就是，其它资料不提也罢，但张爱玲就是没有说自己亲身参加过土改。
祝淳翔在《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东方早报》2013年3月24日)详论其它人的说法，发觉都不大可靠，因为都说不出具体的地点与时间。反而这篇文章有一句精警的句子：即便没有亲历土改，缺乏感性认识，但凭着过人的才华(及其农村经历)，再加一些客观材料，张爱玲照样能虚构出逼真的土改小说《秧歌》来。相对来说，其他人即便花十年在乡下也未必写得出一本好小说。
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做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做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否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
对于《秧歌》的评价，读者见仁见智，因为大家的口味与美术观不同。但我们可以看看作者自己的意见。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写道：1954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1955年1月25日，胡适回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在1978年4月23日致宋淇的信中，张爱玲又说：平淡而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
当时张爱玲寄了《秧歌》给胡适，而不是《传奇》、《流言》或《赤地之恋》。她写：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如何喜欢《秧歌》的。
(下一期将会讲述《赤地之恋》的一些往事，敬请关注。本文标题与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