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初稿？
南方都市报 2013.06.25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33
张爱玲签名送给宋淇夫妇的1983年6月台湾皇冠《惘然记》初版。
张爱玲致宋淇信的影印件。张爱玲的三篇英文小说
张爱玲有很多传说中的作品，有些是确实存在的，如已经出版的《小团圆》，或将出版的关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少帅》。有些是事先说要写，但最后似乎没有写成的，如《描金凤》。更有一些是无人知晓的作品，主要是她晚年时跟我爸爸宋淇在信中约略谈过的，如《香港太太》、《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谢幕》、《美男子》、《填过一张爱憎表》、《不扪虱而谈》等，但那都只是一些初步构思，我相信她根本未曾动笔写过。
我看过一本张爱玲的传记，作者应该参考过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赖雅的日记，数据大致可靠。传记提及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写好的或准备写的三篇英文小说，且记下标题，分别是：B ridge ofF ilialP iety；C orpseD river和 T heShanghai Loafer，都是中篇或短篇，前两篇疑是古代中国背景的故事。Bridgeof Filial Piety(可翻译为《孝子桥》)可能是野史里清朝乾隆年间孝子王安为母建桥过河去跟和尚通奸的故事，颠覆了传统礼教。C orp seD river，乍看真有点诡异，那本传记的作者索性把它译成僵尸车夫，令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僵尸先生之类的港产片。但仔细想想，我认为张爱玲不是要写一具僵尸当车夫，而是写湘西的赶尸，所以CorpseD river根本不该译成僵尸车夫，而是赶尸人。如果张爱玲写这题材，我觉得应该很有趣，写法会不会像她喜欢的《聊斋》那样呢？可惜我不知道，也没有在她遗物中发现这些稿子。
尽管没有人见过这些作品，但《T heShanghai Loafer》似乎是三篇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传记中说过，张爱玲已开始写它，并把稿子交给住在纽约的代理人勒德尔 (M arieR odell)，好像已经写成，所以才特别令人期待吧。Shanghai就是上海，Loafer在英文里可解释为懒人或懒佬鞋。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已经有几个中文译名，如《上海游闲人》、《上海闲人》、《上海白相人》等，应该都是根据他们的忖度。我前些时候看到作家陈冠中的一篇访问，说他2000年回大陆时，已想写一本关于上海的小说，叫《上海闲人》，他当时说：因为张爱玲有本没写 成 的 英 文 小 说 叫《S h a n g h a iLoafer》，我就想写本接着上，我自己差不多都是那种人，我在上海差不多都是个多余人物，但结果还是写不到。其实我更希望这本《T heShanghai Loafer》会是用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方法去写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界人物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T he S hanghai Loafer》是《色，戒》曾经的英文名吗？
我一直没深究《T he S hanghaiLoafer》的下落，直至有天我在张爱玲的信中发现一句听来有点奇怪的话，我才开始认真想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在 1983年1月4日给我爸爸的信中这样写道：《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也就不用提了。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
你见到这句话时，会怎样理解它的意思呢？
首先，上海懒汉显然是 T h eShanghai Loafer的中译，据我所知，这也是张爱玲唯一一次向我爸爸提到这篇小说。其次，她明明白白地说，她之所以把这故事称为 上海懒汉，是因为她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即是说，那故事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提供的。前文又提及《色，戒》，我便很理所当然地联想到《色，戒》的创作过程：那故事正是爸爸告诉张爱玲的。
水晶在《访宋淇谈流行歌曲及其它》一文中记下他跟我爸爸在1983 年的对话，当时水晶问爸爸有否看过《色，戒》，爸爸立即跟他说：那个故事是我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也不是编的。是拿好多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凑在一起，那个英文名字好得不得了，叫SpyR ing(《间谍之戒指》或《间谍圈》，一语双关)，比《色，戒》还好。而张爱玲自己在 1974年4月1日给爸爸的信中也说：《色，戒》(SpyR ing)故事是你供给的，材料非常好。
《上海懒汉》是一个别人的故事，《色，戒》也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于是我第一印象就以为《色，戒》即《T heShang-hai Loafer》，而所谓loafer，可能就是张爱玲的自嘲，指自己偷懒，用了别人提供的故事。早几个月前，我对香港都市日报的记者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在1982年，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中就表明，Shang-hai Loafer实为《色，戒》的临时名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爸爸跟张爱玲说的，她非常喜欢，很想写。但她觉得自己不劳而获，就用 loafer来笑自己。最近我在讨论《色，戒》背后的故事，重温旧事，结果发觉自己可能是弄错了。
毕竟单靠这孤零零一句话很难作准，我便查找我爸爸和她前前后后的信，希望找到一条脉络，至少知道张爱玲何以提及《上海懒汉》。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们没有再讨论《上海懒汉》，而更奇怪的是，爸爸上一封信是1982年11月写的，也根本没提起《上海懒汉》，所以我怀疑他当时另有一信在12月寄出，但没存副本，所以张爱玲那句话就只能断章取义。我对自己的解释也是有保留的，但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一时也无从说清何谓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
后来我再翻查一下资料，发觉我的初步印象也不太可靠。首先是创作时间，传记数据显示，《上海懒汉》是1957年开始写的，但《色，戒》的英文版《T h eSpyring》据张爱玲书信所说，在1955年尾已经定稿并寄出，故不可能在1957年才动笔。第二，根据手稿和我家的各种原始材料所示，T heSpyring又名C hingKei ChingKei(《请客请客》)，更早的时候只叫M esh(《网》)。《张爱玲语录增订本》(收录《张爱玲私语录》一书中)记录了《色，戒》的雏形，张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曾跟我父母说：M esh不预备写得长，因为材料(间谍)不是我所熟悉的，虚构出来不像真。自己熟悉的故事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细节。实在没有证据说它原名是T heShanghai Loafer。此外，张爱玲自嘲为 loafer(懒人)尚可，反正英文不分男女，但若说自己是懒汉则不通。
《T he S hanghai Loafer》就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次那句没头没尾的话：《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也就不用提了。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如果跟《色，戒》无关，我们还可以从中推论出什么呢？
首先要明白《色，戒》等三篇是哪三篇。那封信写于1983年1月，同年，张爱玲写了《惘然记》序，文中说：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零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序文虽没明说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我们现在都知道《色，戒》就是《T he Spyring》，而《相见欢》的英文未刊稿就在我家，叫V isiting，有理由相信，《浮花浪蕊》初稿也同样是用英文写的，三篇都写于一九五零年间。按此推测，信中所谓《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那三篇英文稿该包括《相见欢》和《浮花浪蕊》。我没见过《浮花浪蕊》的英文版，它会不会就是《上海懒汉》呢？
也许你会立即反驳：《色，戒》叫T heSpyring(可译为《间谍之戒指》或《间谍圈》)，《相见欢》叫V isiting(可译为《探访》)，中英文名称都很靠谱，但《浮花浪蕊》和T heShanghai Loafer这个名字实在搭不上边！我只能告诉你，《相见欢》本来也不叫相见欢的，张爱玲一直称它为往事知多少，跟V isiting也相去甚远。1978年，她写信给爸爸说：《往事知多少》题目被陈香梅用了去了，另想了个《话旧记》太瘟，《情之为物》太preten-tious(做作)了些，但是帮助解释主题。可见《相见欢》本来还有好几个名字，她不说，实在也想不出当中的关联。既然《浮花浪蕊》曾被她彻底改写，它有可能就是《上海懒汉》吗？我认为极有可能。
看过《浮》的读者也知道，故事是从洛贞的角度写的，浮花浪蕊的意思当然是指漂泊异乡的洛贞，也指故事中的一众女子，如范妮和英印人的日本太太，可以说《浮》的中心主题是那群女人的命运，不是什么上海懒汉。但这是张爱玲廿多年间屡次改写而成的版本，不是最初的版本。《浮》里写得最多最用力的男角就是艾军，而艾军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懒汉：他留学要妻子范妮照顾起居，不懂驾驶，读了十多年才得学位，回国后做什么生意也失败，要依赖哥哥和妻子过活，妻子到香港后，自己留在上海卖房子却卖不成，只终日在舞厅流连，最后竟把老婆活活气死。《浮》的艾军，形象跟上海懒汉这名字完全符合，很可能就是《T h e S h an g h aiLoafer》的轴心人物。
只要我们假设《T he S hanghaiLoafer》就是《浮花浪蕊》的初稿，有几件悬案便可以迎刃而解。一，《T h eShanghai Loafer》的故事得以厘清，下落也查明，它不再是一本传说中的著作，而是已经写好，甚至通过中文版本问世了(所以也不必劳烦别人，如陈冠中接力创作)。二，信中那句话，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我们也有了另一角度去理解，即是说，《上海懒汉》本来只是写艾军这一个人的故事，而没有《浮》的自传色彩。张爱玲在1952年尾曾乘船到日本找炎樱(见张爱玲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信)，洛贞显然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很可能是后来加插进去的角色，在英文版本中是没有的。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应该就是说没有自传色彩的故事，而不是我当初所理解的，即别人提供的故事。
另外，我这假设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上海懒汉》和《浮花浪蕊》的英文稿都同时失踪因为这两本就是同一本！但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张爱玲在1966年12月30日致函夏志清： 我搬来搬去的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是哪两篇呢？不得而知，但遗失稿子于张爱玲而言确实平常不过。
我这《上海懒汉》猜想，恐怕是难以严格证明的，除非可找到它的英文原稿吧。但至少那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很有解释力。《上海懒汉》这本书传说了这么多年，而《浮花浪蕊》也不知不觉问世了三十年，却好像没有任何人猜到这两者的关系。若不是我凑巧看到张爱玲信中那句耐人寻味的话，恐怕也不会循这角度去推测。如果我的猜想没错，《T heShanghai Loafer》其实早已转世，只是大家都认不出这位活佛来。
(下一期将讲述张爱玲想写又未写之书，敬请关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撰文、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