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

南方都市报 2013.07.30

 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38


 1978年5月26日张爱玲致宋淇的信件影印件,张爱玲对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并不满意。

    谈张爱玲的出版史,不能略过《同学少年都不贱》(下面除引文外,一律简称《同》)。这部中篇小说写于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生前没有发表。2004年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50周年,为隆重其事,这年便出版了《同》的繁体本。

    这两万多字的小说不是以单行本发行,而是连同之前没有被收在《张爱玲全集》的四篇译作及两篇散文一起结集,总计近8万字,仍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之名出版。这题目出自杜甫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杜甫借旧同学的飞黄腾达来对照自己的落魄,未至于自怜,倒像不太在乎。张爱玲用它充当题目,意思是很清楚的。小说穿插着女主角赵珏的片段式回忆,读者要自行拼图才能领略当中深意。赵珏很有张爱玲影子,叙事主要用她的角度,某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美国生活的感受。

    2004年3月,《同》先由皇冠在港、台出繁体版;同年4月,简体中文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内地发行。小说出版时惹来很多质疑,我现在尝试解释一下。

    手稿来自哪里?

    1978年,张爱玲刚写好《同》,便把稿子寄给我爸爸宋淇。1997年,我妈妈将一批张爱玲手稿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同》的复印本。2004年皇冠要出版它,我妈妈便把原稿从香港寄到台湾,但中途丢了,幸好另外有复印本,终于也顺利出版。

    《同》首次曝光,是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同》的手稿就在那里展出。几年后,陈子善在南加大见到手稿,凭字迹和写作风格,断定那确是张爱玲的作品。至于写作时间,他根据故事开首提到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以及张爱玲1978年写给夏志清的信,推断出“这部中篇作于1973年至1978年之间”。

    我曾翻检张爱玲写给我爸爸的信,没有找到她开始写《同》的确切年份。但1977年10月31日的信上有这几句:“我有些材料背景在大陆,或是部分在大陆……正在写的一篇反共较明显,时间无法移前,等写完了寄给你们看看再说。”她之前在信上谈的是《相见欢》,“正在写的一篇”应指《同》。《同》写赵珏丈夫回大陆是“吃苦‘建国’”,又提到恩娟父亲给红卫兵打死了,都显然有“反共”色彩。

    2004 年2月,皇冠宣布《同》快将出版,立即有传它是未写完的,例如《新京报》一篇报道说:“据悉,《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一部仅有两万字未完成的小说。”到 2009年,张小虹竟然还在《联合报》撰文说:“皇冠出版社已于二○○四年出版了其生前因觉‘毛病很大’而决定搁开的两万字未完成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未完成”呢?

    原来在2004年1月19日,苏伟贞在《联合报》撰文指出,1978年8月20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张爱玲只说它“毛病很大”,但有些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这即是“未完成”,如果这解读成立,那么张爱玲自言写得“实在太坏”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我们都非要说它“未完成”不可了。

    小说有什么毛病?

    《同》出版时,有关它的权威参考资料,就只有夏志清在《联合文学》第十四卷第九期(1998年7月号)的那篇《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有苏伟贞引用的那封信,也是唯一提到《同》的信件,于是所有研究者都只能靠它解谜。何谓“外界的阻力”?小说“一寄出”又是寄给谁?

    苏伟贞首先凭这封信推敲,指“外界阻力”是担心《同》的篇幅尚不够出一本书,怕一发表便被收入别人所编的选集,又说在1977年末,张爱玲为了《赤地之恋》的出版,跟胡兰成再间接产生纠葛,心境受影响。陈子善在《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说:“‘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而不是明确的特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当然也可能包括《色,戒》1978年1月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而‘寄出’又寄往何处?显然是寄给宋淇以听取他的意见,也许宋淇对这部中篇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小说‘毛病很大’?但这只是我的大胆推测,还有待相关文献的发掘证实。”

    “相关文献”其实就是张爱玲写给我爸爸的信。小说有什么毛病呢?她1978年5月26日的信就有答案:“《同学少年都不贱》我改了几处,但是发现这篇东西最大的毛病是赵珏像是对恩娟早已没有友谊了,而仍旧依赖她,太不使人同情。所以还是先搁着再说,不零零碎碎寄改写的几页来。”就是这样简单,她其实只打算改写“几页”。

    那么外界阻力是什么呢?似乎没有人猜中,那是指1977年、1978年间如火如荼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我爸爸在1978年7月19日写给张爱玲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一篇请不要发表。现在台湾心中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多,虽不敢明目张胆公开表态,但对反共作家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方法打击。你……自然成为对象,好在你有其他出色的作品,为你撑腰的有夏志清等学院派和很多作家,其中最出力的是朱西宁。最近有人把余光中二十年的诗作中,挑选出有色情色彩的句子 (其实是out ofcontext〔断章取义〕)串连起来,写出一篇‘这样一位诗人’,侮辱余为pornographic(色情)作家。你这篇其实很 innocent(天真无邪),可是如果给人以同样手法一写,对你极不利。同时,它又并不比前两篇好多少。发表之后,使你的撑腰人都很为难。”

    “前两篇”是指《浮花浪蕊》和《相见欢》,我爸爸觉得不能迎合市场口味。所谓“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提倡乡土文学的人,如陈映真、陈鼓应等。 1977年余光中发表《狼来了》一文,把乡土文学定性为配合毛泽东斗争路线的“工农兵文学”。至于被攻击的“反共作家”,就是指那些反对乡土文学的人,如朱西宁、余光中等。侮辱余光中为色情作家的人是哲学学者陈鼓应,他当时曾出版《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换言之,爸爸是害怕带有反共色彩兼同性恋描述的《同》,会被陈鼓应、陈映真这类乡土文学派抹黑,甚至依样画葫芦把张爱玲标签成“同性恋色情作家”!

    当时我们港台留美学生都有关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我自己很不喜欢余光中的《狼来了》,也不认为乡土文学是中共政治工具,所以我更同情的反而是陈映真他们。但无论如何,我爸爸当年就是为这原因而劝止张爱玲发表《同》。这是事实,不论我是否认同。

    张爱玲在1978年8月8日回信:“《同学少年都不贱》本来已经搁开,没预备发表。台湾现在的左派势力我很能想象。时尚与趋炎附势的影响力实在大。”

    小说素材揭秘

    大家知道张爱玲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有取材于真实人生,作品才够鲜活,但这不代表她不会艺术加工。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在《同》中,赵珏当时正在洗碗:“午后一时左右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中弹,两三点钟才又报道总统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乃迪(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真实的张爱玲当时又做什么呢?

    她1964年1月来信:“上两个月暗杀Kennedy那天,我正午刚醒,在床上听无线电,忽然插入一个报告,总统汽车队游行,有记者听见两声枪响,不知道是否向总统射击的。从这时候起,几分钟一个报告,一直发展到第二天下午一时,的确惊心动魄,和报上读到大不相同,有catharsis(洗涤心神)的感觉。”

    我爸爸劝止了《同》的出版后,在 1978年10月又写给张爱玲说:“我也同意暂时hold(不发表)《同学少年都不贱》,又你St.M ary’s(圣玛利亚女校)有个同学叫谢恩美,她的二妹就叫恩娟,不知你知道否?”张爱玲到1979年6月才回答了一句:“我忘了谢恩美的二妹叫恩娟。”他们关于《同》的讨论,就以这样的一句结束。

    但我发现最精彩的秘密,其实都藏在那些不是讨论《同》的信件中,而我爸爸显然没有发觉,也许他根本没有细读《同》。张爱玲本不打算讲以下的故事,但她怕我爸爸误会,才逼不得已说出来。

    我爸爸跟乔志高是好朋友。乔原名高克毅,翻译过费兹杰罗(Fitzgerald)的《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亦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今年刚在大陆出版。60年代,高在华盛顿“美国之音”任职中文广播主编,张爱玲曾是他下属。1973年,他与我爸爸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译丛》(Renditions)。我爸爸曾多次向张爱玲约稿,打算在《译丛》刊登《海上花》英译,都被她一拖再拖,最后她不得不在1979年尾说出实情:

    “Stephen(即我爸爸宋淇)一再说过海上花登在Renditions上的事,我因为有点苦衷,以前乔治高(即高克毅)对我那么阴毒,而且不是没人知道,我后来见到老同学张秀爱———费太太,她丈夫不知道是不是还是A .I.D . Director(大概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也听见她说他到处替我反宣传。我虽然自己不中用,做不到恩怨分明,再去替他编的杂志写稿,也觉得太铲头了,所以总想拖到有一天编辑换人之后。”

    这里我有两件事想讲。一是张秀爱,她是谁呢?据万燕《算命者的预言》一文,张爱玲的中学同学顾淑琪回忆,张爱玲“和低一级的张秀爱玩得很好,什么都对她说,张爱玲只有同她在一起才会讲话会笑”。现在照信上说,张秀爱后来到了美国,嫁得不错,似乎很有恩娟影子。我又联想到,“恩”、“爱”恰巧是一对,而“娟”、“秀”都有 “美丽”的意思,那么恩娟是否取材于秀爱呢?这是我的猜测。

    第二件事关于乔志高。1964至1966年,张爱玲得麦卡锡 (Richard McCarthy)帮助,得以在华府“美国之音”改编广播剧,因此跟乔志高共事。乔的太太梅卿跟张爱玲是同学,她很喜欢梅卿,曾在信上说:“她跟高大概是外形与内心都是opposites attract(异类相吸)。”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张爱玲在1980年2月9日来信:

    “机关里互相排挤本来是天经地义,不过他(乔志高)对我稍微有点paranoid(多疑)。第一次去,有个美国人叫我听中文话剧录音带,高在隔壁窃听,站在自己书桌前理东西,站了半个多钟头,在板壁上截玻璃上露出半身。播音他们就用自己人,想必酬劳论页数,所以念得奇快,像嘴里含着个烫洋芋。短波播送,国语不大好的听众怎么听得懂?问我的意见,我当然说好,‘不过稍微太快了点。’再追问也还是这句话。出来又有高的下属追上来攀谈,防我再到哪去告状。此后只要知道我在这大楼里,总派人钉,看得出是假fan(粉丝)……他(McCarthy)调走后隔了些时,高大概从《流言》上看到我重视阴历年———其实也早已不过了———年三十晚上打电话来告诉我歇生意。此后他到处说我,所有我来美后的传言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在《同》中,司徒华是华府国务院的中文传译员,也是赵珏上司,赵珏曾想“华府中国人的圈子小,司徒华一定会到处去讲她多么落魄。”现在我们再看看小说这一段:“那天我们那科长也去了,后来叫我去见他。司徒华在隔壁,一直站在玻璃槅子旁边理书桌上的东西。也许谈了有二十分钟,他一直就没坐下。我当然说话留神,可是后来没多少时候,科长调走了,还是好久没派我差使。阴历年三十晚上司徒华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个韩国人翻译韩国话了,触我的霉头。”

    我爸爸读了信上的事,只回答说从不知道她和乔志高的事,但他跟乔“认识了二十多年,彼此互相尊重,从来没有一句重话。”张爱玲是否想得太多呢?我无从判断。但看她的书信,我至少知道她如何把现实改编为小说。正如《色,戒》的王佳芝是由多人合成,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司徒华就是乔志高,张爱玲只是化用了她某些生活经验而已──那些经验当然也不等同客观事实。

    很多人说,私人书信不该发表,好吧,《同》出版了9年,书信没有公开,但何方高人能猜到小说的“毛病”呢?又有谁正确指出是什么“外界阻力”呢?难道生活中已有太多假话,大家都不情愿听见真相?

    (下期将讲述张爱玲在大陆的出版史,敬请读者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整理: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