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出版史·大陆篇
南方都市报 2013.08.06
台湾2 0 0 9年2月《小团圆》皇冠版。
大陆2 0 0 9年4月《小团圆》北京十月出版社正版。
大陆2009年4月《小团圆》盗版书。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39
我之前已经讲过张爱玲的上海出版史，一直讲到她1952年离开大陆。现在我想谈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在国内的出版情况。我们可把事情分为几个阶段，当中也反映了国内版权问题的演变过程。
李开弟代理大陆版权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爱玲的名字在国内沉寂多年，要到8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才正式回归。1984年，《读书》和《收获》两本杂志同时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收获》更是重刊了《倾城之恋》。1985年，上海书店将旧版《传奇》影印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翌年又把它重排发行，这是内地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当时张爱玲并没有授权出版。
当初，国内认识张爱玲的人还很少，比如作家阿城在多年后便这样回忆：“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90年代初，张爱玲找了她姑丈李开弟担任内地的版权代理人，所得版税都留给她姑姑、姑丈。张爱玲料想大陆的版税不会太多，几千字几毛钱，加起来其实也只有一千几百块。她当时还有“文革”阴影，不敢给两位老人家太多钱，怕会惹祸，觉得版税这数目便刚好了。
1992 年，李开弟分别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张爱玲的书，一套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便是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据当时安徽文艺的总编辑回忆，最初只是把张爱玲当作一个冷门作者来做，起印只有三千册，后来就火起来了，不断加印，盗版商也拼命盗版。安徽文艺大概卖了一二十万册，盗版的可能是他们的几倍。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问题。张爱玲姑姑去世后，李开弟也年事已高，不久便向张爱玲请辞，不再代理大陆的版权了。
当年一位编辑刘晓云，曾帮过李开弟不少忙，比如陪同他咨询法律专家等。张爱玲为表谢意，1995年便写了一封答谢信给刘晓云，还随信送上一个小钱包，但信和钱包未及寄出，她自己便去世了———后来遗物送到我家，一直也没有人发觉，到2009年才巧合地被我“出土”，再经马家辉与陈子善穿针引线，终于寄到刘晓云手中。这也算是张爱玲大陆出版史上一段小小的传奇。
盗版狂潮
张爱玲1995年逝世后，她的遗产由我父母亲(宋淇、宋邝文美)继承。1996年，我爸爸、妈妈跟台湾皇冠出版社签了一份“委任授权书”，正式委任皇冠为张爱玲作品的全球独家总代理，这自然也涵盖了中国大陆。皇冠是台湾公司，不能在内地直接发行张爱玲的书，便需要找一家内地出版社负责。
自1997年起，皇冠曾先后授权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期限为两年。那时候，市场已充斥着大量的张爱玲盗印书。虽然版权拥有人是我妈妈(当时我爸爸已去世)，但她年纪大，身体不好，根本没能力管这些事。皇冠既授权国内出版社，若要追究盗版，也应该由他们负责，因为他们才是大陆被侵权的机构。但由于某些原因(比如不想惹麻烦、太花工夫等)，结果没有人提出诉讼。既然无人追究，盗版便越来越多。2003年我到北京公干，在王府井书店里面，发现有一整个柜子的张爱玲的书，出版社居然超过30家，当然绝大部分是侵权的。
花城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授权期限过后，由于盗版太严重，却没有人处理，结果皇冠考虑了三年，直到2003年，才正式授权给哈尔滨出版社。就这样，国内市场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即三年间没有任何出版社再获得授权，但盗版却络绎不绝。为什么要等三年呢？因为皇冠要部署“清空”国内的一切盗版，才重新向大陆出版社授权。2003年9月，皇冠的社长平鑫涛发表《版权声明》，申明除哈尔滨出版社外，“所有未经授权或授权早已期满之张爱玲著作版本均属非法之盗印版”，并表明对那些仍然盗印的出版社，采取司法行动。
至于哈尔滨出版社发行的张爱玲作品，基本上只是把皇冠2001出版的14本精装版《张爱玲典藏全集》复印过来，唯一不同是没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后来，授权哈尔滨出版社的期限到了，皇冠便另找一间出版社合作。皇冠找的出版社不单是负责发行、印书，最重要是能帮忙维权，结果选中了新经典出版公司。为什么新经典会愿意帮忙呢？一来是他们还签了三毛、琼瑶等皇冠旗下的作者，跟皇冠有较密切的利益关系；另外是新经典会觉得这是牵涉几千万的生意，愿意花工夫去做。新经典处理张爱玲维权的事办得很好，后来村上春树、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与新经典签约。
皇冠打官司
2005年，皇冠打了第一场维权官司，起诉某出版社侵权，要求它停止出版、发行张爱玲作品，并赔偿经济损失。被告的出版社曾对张爱玲遗嘱的合法性、遗嘱执行人等提出质疑，但我们在法庭上提出了有力的反证。历经一审二审，法院最后判皇冠胜诉。
据 2006年6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述，“宋淇、宋邝文美依据张爱玲的遗嘱，取得了张爱玲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皇冠文化公司依据其与宋淇、宋邝文美的授权书，取得了张爱玲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而被控的出版社“未经皇冠文化公司许可，擅自出版、发行了张爱玲作品的图书，其行为侵犯了皇冠文化公司对张爱玲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所以当我们赢了第一场官司，之后再有同类诉讼，法院也会按照之前的先例判决，我们的胜算会非常高，这无疑对侵权者起了很大的阻吓。
之后，皇冠再陆续控告其他侵权的出版社，其间对手提出了不少荒诞的“质疑”，这反映了在版权问题上，中国司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例如2007年9月，11家出版社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联合声明，指皇冠拿来作证的张爱玲遗嘱是“失效”的，理由是：根据张爱玲的信和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一篇文章，张爱玲立遗嘱时并未得到林式同的同意，所以她没有拿去登记，因此这份遗嘱是“失效”的。但事实上，洛杉矶法院早已确认了林式同作为她遗嘱执行人的身份，而他也确实执行了遗嘱上列明的各项任务，这已经证明了遗嘱在法律上绝对有效。断章取义地单凭某封信或某篇文的一句话来挑战法律，根本是不可能的。
被控的出版社大概无计可施，居然质疑皇冠没有把张爱玲遗嘱的正本呈上法庭。事实上，张爱玲的遗嘱正本会永久存放在洛杉矶法院(正如我爸爸妈妈的遗嘱会永久存放在香港法院一样)，只要是经法院核实的遗嘱副本，已经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又何需正本呢？更有些情况是，被控的出版社就是偏偏不肯认罪，那么方法很简单，皇冠只要到书店里搜集那家出版社的盗版张爱玲书籍，然后呈上法庭一对质，他们便无话可说了。
结果，当然是一律由皇冠胜诉。但法院判的赔偿金额不是统一的，有些出版社只要赔大概一万几千左右，有的却要赔偿40万。为什么呢？那要看皇冠是否能证明到他们侵权的程度以及他们有否说谎。例如某家出版社当庭辩称只印了 1000本，只有700本流入市场，可能只赔几千元。但如果皇冠能够找到一个发行商，证明那家出版社的进货记录有1200册，那么法院便会因为他们作伪证而提高罚款。
又例如某出版社曾主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审读处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备案，报告自己响应“扫黄打非”运动已停止印刷、发行，并收回已经发行的盗版图书，但皇冠后来却提出证据，显示那家出版社即使在备案后，其实还继续印行那批盗版书，这又构成多种伪证罪，罚款自然更重。
你可能会问，我打赢了这许多场官司，应该已发达了。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胜诉我只是“惨胜”。当时那笔赔款有40万，可是算一算律师费，用剩的大概只有1万多。但是我在香港找律师，是我自己出钱的，那里已经要十几万港币，所以到头来我是贴钱，但这场官司原则上还是要打的，因为提出的证据、判决结果毕竟长期有效。大陆的多番诉讼过后，我、台湾皇冠、大陆代理的出版社收的赔偿金，我们三方都没有用，只是把钱花费在张爱玲的事上。例如张爱玲5年计划、2010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张爱玲研讨会等。我认为都用得其所。
之后，基本上有规模的出版社都闻“张”丧胆，不敢再盗印了，因为所有案例都是皇冠胜诉。
苹果侵权
正规出版社虽然不敢再侵权，但街头巷尾却出现了不少劣质盗印本，显然是一些个体户自己动手印的。2009年4月，有朋友前往北大《小团圆》首发仪式，见校园外的书摊光明正大贩卖《小团圆》盗版，每本才售人民币15元，朋友便买一本给我留念。
这本山寨版很搞笑，让我约略描述一下。当时只是2009年4月，但书的扉页却印着“第1版2009年8月”；出版社是盗用一家省级出版社；字数标明为 “280千字”，但正版实际只有154千字；至于那个国际标准书号，我上网一查，原来是盗用一本叫《学会选择学会放弃》的书。扉页底部当然还循例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声明，以示清白。随便翻一翻我自己写的《前言》，英文的“p”字完全消失了，Stephen变了Stehen，eu-phoria变了euhoria，SpyR ing变了SyRing等等，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大概不会是良心发现，只是盗版市场也有很多竞争对手，于是这些个体户盗版商也致力改善书本质素，这就涌现了一批更专业的盗印本出来。方法不外乎是扫瞄正版书，令各方面都完全一样，包括出版社名称和国际标准书号，一般人根本分不出真伪。我到过一间书店，满架满柜都是这种专业盗印本，按公斤一捆捆地发售，令人啼笑皆非。
国内盗版张爱玲的问题，我花了好几年才总算处理好，现在出版社侵权已近乎绝迹。谁知道还有更一塌糊涂的，那就是苹果A pp Store电子书商店，你到里面只要付9毛 9分美金(人民币6元)，便可以下载到整套《张爱玲全集》。他们的营业方法是三七分账，商店所有者拿七成。当然我没有授权，也没有人会支付版税。
向苹果投诉或跟他们打官司，都涉及很繁复的程序，这令我很为难。首先，因为苹果公司在美国，但他们说A pp Store是由一间欧洲卢森堡公司运作，打官司要去卢森堡。然后苹果会要求我解释很多问题，比如张爱玲是谁？怎么知道这个张爱玲就是你说的张爱玲？怎么知道这些是张爱玲的作品？你怎证明她死了？你如何成为她的合法遗产执行人呢？诸如此类。
待我证明完毕，苹果一方会说，“好，可以接受”，然后把该商店封掉。但是第二天，那个店主便可以用别的名字重新注册，轻轻松松又再开张。接着我又要作另一轮举证，没完没了，每天早上起来就要上A ppStore巡视。因为举证责任由版权持有人负担，不法卖家只要改头换面便可照常营业，代价近乎零，怎么可能禁绝呢？这个侵权问题不限于张爱玲，很多知名作家也是受害者。我认为有责任处理这个问题的应该是苹果，而不是我。
今次谈张爱玲的大陆出版史，实际是讲她的盗版史。最初是百家争鸣，几十家具规模的出版社公然侵权，大量印刷、发行、销售，获利远比正版要多，形成了一种“盗版霸权”。之后法制渐趋成熟，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些零星的、无名无姓的个体户，以偷鸡摸狗的方式继续经营。到今天，最棘手的盗版商竟然来自苹果公司，我现在也束手无策。
由实物到电子商品，由上海沦陷区到A ppStore，张爱玲的出版故事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幻。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里，她的作品再次沦陷，可以想像，这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无形抗战。
(下期将讲述宋以朗的个人经历等，敬请读者留意。)
口述、供图：宋以朗
整理：南都记者 陈晓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