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遗作的出版
南方都市报 2013.08.13
1967年3月24日张爱玲致信宋淇夫妇谈“少帅故事”，图为信件影印件部分。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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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但印象不深，事后也不曾回忆，直到2003年我从美国返港，情况才有点改变。我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轶事的短文说：“(张爱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的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台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据我家老佣人阿妹的暗中观察，她最爱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面包。至于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朴素，阿妹分析说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 ——— 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姐姐混淆了。”
这些年来我屡次受访，讲述对张爱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讲的那些。如果有人在2003年问我：“你愿意管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吗？”我的答案一定是“不！”我对出版没有经验，也不感兴趣。但事情总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2003年，妈妈中风，我回到香港照顾她。最初我只是负责整理张爱玲的合约，给她逐一签好，然后归档。我当时并未在意家里那些塞满了张爱玲遗物的箱子，更不知道里头有书信和小说稿。但随着事态变化，我终于慢慢接受和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结果一本又一本的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而过程中我也学懂不少东西。
《同学少年都不贱》与电影《色，戒》
2004 年，《同学少年都不贱》出版。事先当然已征得我妈妈同意，但由于健康问题，她没有能力具体参与什么。小说出版时引发争议，有人更质疑那是伪作。当年大家对这部作品的一切了解，都仅仅来自张爱玲写给夏志清信中的一句话。她说的“外界阻力”是什么呢？可谓人言人殊，不是过度诠释，便是想当然的猜测。
那时我已经看到爸爸写给张爱玲的信，劝她不要出版《同》，也把原因讲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便在博客把相关的书信段落都发表了。但当年一般人都不会把我的博客跟张爱玲挂钩，所以那些资料也流传不广。现在回想，如果我在《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前言补上那些书信内容，便可免去大家不少无谓猜度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交代清楚相关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2006年，李安的公司买了《色，戒》电影版权后，我随即遍读张爱玲和我爸爸讨论《色，戒》的那些信，然后把部分资料放上博客。马蔼媛读后便联络我，希望利用那些书信写成文章，解说《色，戒》的创作历程。
我前几期已讲过《色，戒》了，现在不必重复。这一次我学懂什么呢？解释创作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我没有交代清楚，于是《色，戒》电影一上画，一些极不靠谱的揣测便疯传起来，比如说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萍如，以致很多人出来指责“张爱玲诋毁民族女英雄”。
我只好竭力澄清《色，戒》故事的来历，但真相并未受到媒体欢迎。理由我之前已经说过，报刊编辑多数是标题党，“张爱玲与宋淇的文学讨论”这题目，是永远比不上“汉奸妻张爱玲污蔑民族英雄郑苹如”的。我自此也学了乖，如果有什么话非说不可，那一定要抢先说在前头，事后声明根本无济于事。不但出名要趁早，声明更要趁早。
2008年，《重访边城》出版。它是怎样写出来的呢？1963年，张爱玲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英文游记，题为《A R eturnT oT he Frontier》，记述她在1961、1962年间造访台湾和香港时的见闻，但当时回响不大。到80年代，她根据这游记以中文重写一次，就是这篇《重访边城》了。
在网上，我见过有人未经授权便把《A R eturnT oT he Frontier》译成中文，对那中译本我并不满意。后来我在张爱玲遗物中发现了她自己写的《重访边城》，便很有兴趣把它跟英文版对比一下。结果我发现这“中译”其实是重写，当然也只有原作者才有权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英文版的语调很疏离、冷漠，但中文版的字里行间都带有热情。
在《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一文中，我爸爸曾经比较过张爱玲的《StaleM ates》和她自译成中文的《五四遗事》，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仍未见到有人像他那样比较过《重访边城》的中英文版本。
《小团圆》与《张爱玲私语录》
2009 年，《小团圆》出版，立即雄霸了中港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罕见。我在2010年发表过一篇《我看，看张———书于张爱玲九十诞辰》，现在不妨沿用当时的说法，将出版后的读者反应分为“三波”表述。第一波时，多数意见都是抗议出版，有人甚至连书也未看已抢着发言，更鼓吹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吸取了出版《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教训，我很庆幸自己在《小团圆》前言中交代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否则必定有各式各样的无稽猜测。
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这阶段的论者以八卦趣味为焦点，问他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会答“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这么一说，娱乐报道就是文学批评了。至于第一波的反对声音，在这阶段已经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他们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前途。
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回到文本之上，探讨作者的技巧、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得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这次我学了什么乖呢？我事先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很多人是看不懂《小团圆》的。我认为这是张爱玲写作手法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很多读者都跟不上。其实也不难明白，这毕竟是她琢磨了近四分一个世纪才写成的小说，我们凭什么觉得一个普通人可以随便翻一下，便“破解”了它所有秘密呢？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在小说前头找人写一篇导论，解释清楚张爱玲的“穿插藏闪”写法。当然，对文学我们可以有多种同样正确的诠释，没所谓官方解读，但我认为至少要想办法给大家示范一下，有水准的学术讨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
2010年，《异乡记》出版。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八十页笔记，以第一人称叙事，讲一位沈太太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当初我对这残稿不怎么留意，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便一直搁在一旁。
编《张爱玲私语录》时，我才发现张爱玲曾跟我妈妈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又说：“《异乡记》──大惊小怪，冷门，只有你完全懂。”之后我慢慢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原来《异乡记》就是张爱玲在1946 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我又发现手稿的很多片段，后来都在她的《秧歌》和《怨女》重现了。明白它的意义后，我便决定把它出版。
2010 年，我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出版。我爸爸妈妈跟张爱玲交往40多年，绝不随便向人提及张爱玲，公开写她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数篇，而且每一篇都是为了宣传她而写的。这几篇文章虽发表过，但流通不广，所以我便把它们辑录成书，作为《张爱玲私语录》的首三部分。然后我又从他们三个人那600多封信件中选出部分内容，准则以反映友情为主，作为第四部分。
通过这些文章和书信，我希望能解释清楚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我看过不少张爱玲传记，大多鲜有提及我爸爸妈妈，即使提到，有时也是负面的。这显然跟我在信里读到的内容背道而驰。我出版《张爱玲私语录》，主要目的正是要纠正这些谬误。
《雷峰塔》和《易经》
1995年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她的遗物中找到《T heFall ofthePagoda》(《雷峰塔》)及《T heBookof Change》(《易经》)的英文手稿，然后便按照遗嘱把它们寄来宋家。
读手稿时我问自己：她在生时何以不出？是自己不满意？但书信中她只怨“卖不掉”，却从没说写得坏。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却不幸失手收场？是美国出版商不理解中国，只愿出一些符合他们自己偏见的作品，结果拒绝了张爱玲？无论如何，事实已没法确定，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未刊稿。
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读者也可自行选择读或不读。由于张爱玲的主要市场还是华人社会，当中很多人未必能流畅阅读英文小说，你不提供官方译本，自然会有山寨版，我只好找人把它们翻成中文。于是在2010年，我便把这两本小说的英文原著和中文译本都出版了。
张爱玲和我父母间的通信全集，目前已完成了文字输入，大约700，000字，正在校对。我没预计什么时候出版，总之一切妥当才出。
今年三月，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的信，立即有人批评他侵犯私隐，是不道德的。有人为此事而访问我，我的回答是：“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张爱玲会满意吗？”
近几个月来，我在《南方都市报》这个系列中已屡次示范如何利用那些书信，破解一连串围绕张爱玲及她作品的疑团了。我家中的信始终是会出版的，也会添上注释——— 也许要到那时候，大家才有可能读到一本有根有据的张爱玲传记。
有人说，处理张爱玲的未刊稿，最好就是捐给学术机构，让严肃的学者来进行严肃的研究，而不该拿来出版图利，让大众“消费”张爱玲。很理想主义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实例吧。1997年，我妈妈早已把英文小说《少帅》(TheY oung M arshal)手稿的复印本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你可参考我姐姐宋元琳给张错教授的信(收录于高全之的《张爱玲学》)。但16年来，没有学者研究过《少帅》。一个原因是地点不方便，除非你住在同一城市，否则也不会千山万水去看一篇小说吧？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觉得短期内会有学者碰它，唯有亲自行动。《少帅》的一个意义在于，张爱玲向来只喜欢写自己，或改写从友人处听来的故事，把一个公众人物(“少帅”是张学良外号)拿来当小说主角，是她写作生涯上绝无仅有的例子。
《少帅》原稿是英文，以现存的7章来说，是她花几年时间写好的，本身已经相当完整，她会否写下去则另作别论。目前已找人把它译成中文了。按照过去经验，这本书的导论当然会交代创作历史。不仅如此，由于《少帅》夹杂了虚构和史实，要读通这本书，最好是能够同时熟悉张学良和张爱玲，甚至根据张爱玲的经历和她其它作品来诠释它，这不是容易的事。但汲取了《小团圆》的教训，我会尝试提供这样的一种导论。
2007年，我开始接管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到今天已出版了好几种她的未刊稿。张爱玲在生时，对她作品的评论主要见于报刊，评论者不过是一小撮学者或文评家。除了偶然几次例外，她一般不会回应。至于大众的意见，当时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表达。
今天是互联网世界了，现在出版她的书，回响不会像当年那样微弱或口径一致，而是众声喧哗，意见纷纭。人言可畏，我自然要考虑大众看法，但同时我也明白，索性忘掉那些大众看法可能更好。我出书，会有人骂我贪钱、侵犯私隐。我为了某些原因(例如认为她写得不好)而把稿子销毁，会有人骂我是文盲，你懂个屁。我什么也不做，不出版也不销毁，便会有人骂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样也会挨骂，我决定还是自己作主较好，现在我只会做我认为正确的事，而不会再在乎大众怎样想。
事实是，大众正因为有不同需求，才有不同看法。我不可能同时满足相反的需求，所以我唯一可以且应该做的，就是让你有机会，能按自己的需求作出选择。把稿子出版，选择权在你，你喜欢就读，不喜欢就不要读，你有的是自由。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作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
张爱玲在世时，出版商、朋友、经理人等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代她作“不出版”的决定，以致有些作品到今天依然不见天日。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给张爱玲的未刊文字作最后审判。
(下期将讲述宋以朗的个人经历，敬请关注。)
宋以朗 撰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