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宋以朗 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 2011.10.09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宋以朗
7月24日，我应香港书展主办单位之邀，作了一个题为我的父亲与钱锺书的演讲，首度公开我爸爸宋淇与钱先生的部分书信，也略述了他们一生的交往。尽管爸爸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爸爸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锺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这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 S. 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由于我所知有限，要完整讲述他们的事，就只好参考大量文献，所以那个讲座除引用宋、钱书信外，也穿插着不少别人的话，而我则负责剪裁、解释这些资料。现在我把讲稿稍加整理，写成本文，但愿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两位近代才士的文学因缘吧。
围城饭局
抗战时期，爸爸和钱先生都在上海。他们如何邂逅不得而知，只知道钱锺书在1942年送过一首诗给爸爸，题作《赠宋悌芬，君索观〈谈艺录〉稿》：
微言妙质得谁如，年少东来信起予。
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
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
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
依据此诗，两者相识大概也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呢？至少有某段日子，他们是每星期都聚一聚，宋淇的话可以作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锺书信）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钱先生本人也自然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语见《吃饭》）也全赖这些 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当时的情形究竟是怎样呢？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这样写道：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夏志清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锺书：
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追念钱锺书先生》)
傅雷之子傅敏当时年纪虽小，但对钱先生也有印象，他说：
小时候在家听客人谈话，最喜欢听的就是钱锺书谈话。不过听得似懂非懂，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即使这样，还是喜欢听。（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1921-1966），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锺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
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
将近七十年后读这些文字，遥想当年，我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或此或彼
1949年解放，宋、钱两家便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大陆，我们则南来香港。抉择大凡是深思熟虑过的，都没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爸爸选择离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杨绛所回忆的：宋淇告诉她和钱锺书说，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为是爸爸跟我说的：我们家是大地主，在上海有整条街那么多的房子，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爸爸的抉择其实很易明白。他的友辈中，夏志清早在1947年便赴笈耶鲁，吴兴华也计划出国，惜因肺病无法成行。相比起来，钱先生的不走就较费解。据杨绛所说，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但钱却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见杨绛《命与天命》）。而根据邹文海所述，1948年香港大学曾约钱先生任文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又约他任讲师，都被他一一推辞了，理由是： 他惟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为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见邹文海《忆钱锺书》)
到1949年，钱先生依然故我，由于他热爱祖国及其语言文化，所以坚决不跑。杨绛在两处说得很清楚，一是《我们仨》：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其二是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
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宋淇来港初期，先后任职美国新闻处和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他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国内好友，不久便跟他们断绝通信，所以钱先生跟爸爸的联系便这样中断了几十年。
人生一乐
1979年，跟钱锺书已阔别了三十年，宋淇终于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三十年没联络的老友，钱锺书第一句会说什么呢？我读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开一看，原来是 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
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八封。我爸爸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但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
曾看过一段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信札，不到十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竟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我检视一下家中的钱氏信札，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若拿一两封去拍卖岂非天价？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爸爸曾给钱先生写道：
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
以下我尝试把书信摘录分为四类，分别是轶闻、语录、论学和香港，让大家也可领略一下钱先生当年的智慧与幽默那种属于昨日的，早已消逝的智慧与幽默，即使能令你会心一笑，也难免无限低回。
轶闻
不是读信，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仨》的圆圆曾在我家作客。钱瑗在1984年来港，得宋淇夫妇款待，回京后她便来函说：
八月到香港后，承您和叔母盛情招待，并冒雨送我回中大，真是太抬举我了。那是香港之行中给我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一天。也许是因为没有港味，一切都那么自然和亲切。
同时杨绛也来书问候：
圆圆归来，听她谈到贤伉俪近况，稍慰想念，也增添了想念。她反复讲和两位住在一起多么快乐，显然这是她此行最称心的事。我感同身受，同时但愿我和默存也都亲自在场 圆圆的sister-in-law杨华（现在香港）是文美夫人St John's的后辈同学，她说起文美夫人还不胜倾慕。圆圆还有个亲家妈也在香港，亲戚间感情很好，但她说，唯有见了你们最开心。
究竟我父母和钱瑗谈什么，令她这样开心呢？我不大清楚，但有一个话题可在另一封信中找到线索，就是关于我外祖父母邝富灼和林怜恩的结婚照。1985年1月16日，宋淇致函钱锺书：
上次钱瑗来舍下，文美曾给她看一张历史性的照片，乃彼双亲结婚时所摄，时为1908年，可以说是开新式婚礼之先河，居然有 bridesmaids。其父为商务首任英文编辑，茅盾曾在他手下做过短时期，其母则为广州教会办之医学院之首届医科毕业生。结婚时父亲因自美国取得学位归来，经过考试，得洋进士衔，母亲曾在医院做过医生。当时钱瑗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内人允代翻印一张，现附上留念。（见下图）
宋以朗的外祖父母邝富灼和林怜恩的结婚照外祖父母的婚礼中西合璧，当时绝无仅有，堪称百年前的潮人，更有照片传世，难怪见闻广博的钱锺书在回信中也大表赞叹：
惠寄照相，乃稀世之珍，大开眼界。望向嫂夫人道谢。钱瑗寒假中当收大函中说的一段恭录于Album中，在照相傍。不仅家宝，亦社会史珍料。铭感之至。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事后来信评论换了是今天，他也许会立刻刷一条微博对于音乐，钱锺书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
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八十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宋淇的书，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
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馀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底，宋淇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
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干，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元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宋淇为什么要寄笔呢？大家不妨看看钱先生的信，胜过千言万语（见下图）：
宋淇也在信中明言：
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作覆：
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其后的一封信，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
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覆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宋淇大吐苦水：
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谁知宋淇竟想出逐客书一计：
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很世故地谢绝了，倒也不痴：
倘以印就form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也。
钱锺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
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馀，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共四页纸。至于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 polypharmacy之害，而得收synergism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 Greta Garbo:I want to be alone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难以相信是出自廿二年前一位近八十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语录
钱先生书信的一大特色，就是有层出不穷的文字游戏。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读如水写的《钱锺书的应对》，就知道即使在文革干校期间，钱先生依然兴致勃勃地用所里人名来个作对子比赛：例如有人说郭怀宝（连长），钱先生就应声对杨献珍；说朱静霞（五七战士），就立即对黑旋风；说栾贵明（五七战士），便对赵富斌（司机）；说徐公持(五七战士)，便随口对阎婆惜。
钱锺书通晓多种外语，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汤晏说：
吾人都知道他精通英、德、法、意及拉丁文，在谈话中讲到法国文豪莫泊桑时，他引用了一句法文，在座中的美国人懂法文者听了就哄而取笑。他在谈话中引录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地方也很多，他对古今中外文学道来如数家珍，且有极精辟的见解，其积学之深，叹为观止。(《钱锺书访哥大侧记》)
李慎之说：
胡乔木则说，同锺书谈话是一大乐趣， 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 ，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
那么多声道的文字游戏又是怎样呢？艾朗诺（Ronald C. Egan） 《谈〈管锥编〉》有一段记载：
1979年钱锺书先生来哈佛访问 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韩南教授说得好，钱锺书就像是一瓶上好的陈年香槟，喝之前摇一摇，一打开瓶盖就会迸射出来。钱先生当时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走出国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表演欲。
可惜钱锺书的谈话鲜有影音记录（听说陈道明有他的录像），即使访问稿也寥寥无几，所以他到底如何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地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恐怕大家都难以想象幸好我们还有书信。
给好友写信，毕竟有别于严肃的学术论著或雕琢的文艺创作，也许最能反映他日常说话的方式。试看1979年5月钱先生寄来的英文信，尾段说：
The publication of my books, slated for spring and then for summer, is long overdue. Lucus a non lucendo; our printing presses are never pressing and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in God's and their own good time.
我试译一下，大意是：拙作原拟春天出版，后又改为夏天，现在都过期多时。Lucus a non lucendo；我们的印刷机永不急迫，总按着上帝和自己的步伐办事。不过短短几行，就有两处需要解释：第一是英文双关语，printing presses是印刷机，pressing是 急迫，our printing presses are never pressing一句，乍看虽有点吊诡，但只要明白一语双关的窍妙，便会觉得文从字顺之馀，更闪烁着幽默灵光。
但钱锺书之所以是钱锺书，就是他永不满足于区区的一句英语俏皮话，他还要告诉你这文字游戏有个拉丁文成语的典故，即另一个要注解的地方：Lucus a non lucendo。尽管lucus跟lucendo的写法有点相似，但意思全然不同；lucus是小树林，而 lucendo是lucere的动名词变格，指发光、明亮。全句意思是：小树林之所以叫小树林（lucus），正因为它不明亮 （non lucendo）西方古人由此引申出来的释字、造字原则，就是以一件事物所没有的甚至相矛盾的特性作为其名字。这是前人的字源学，现在当然不能当真，但钱先生拿这句拉丁文给自己的俏皮话开路，则用得恰到好处。
以下一例，大概可说明钱锺书的联想、记性都很匪夷所思。1981年1月21日，宋淇写了一个原创笑话给钱先生：
前数月曾虚构一笑话，一友人在美结婚，随后回港拜望岳父母，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当场塞了他一封见面钱。
泰水：意思意思。
婿（推却）：那怎么好意思呢？
泰水（一定要他收下）：小小意思。
婿（连忙收下）：太不好意思了。
友人是电影导演，问他如此对白精彩否？他说广东人未必能体会，洋人一辈子弄不明白。
1981年2月8日，钱锺书回信，居然引用了一部十九世纪的书作答：
所示意思对话，极妙！因忆苏格兰人夸其方言之简而义蕴富，有一例。 Customer（inquiring the material of a plaid）：Oo（wool）？Shopkeeper：Ay，oo（yes，of wool）. C：Aoo（all wool）？S：Ay，aoo（yes，all wool）C：Aae oo（all same wool）？S：Ay，aae oo（yes，all same wool）. （E. B. Ramsay, Reminiscences of Scottish Life and Character，1857，p.130）告资谭助。
我一位友人（冯睎乾）曾翻过这段文字，不妨借来供各位参考：
顾客（询问一条毛呢长披肩的质料）：Oo（羊毛）？
店主：Ay, oo（是的，羊毛）。
顾：A'oo（全羊毛）？
店：Ay, a'oo（是的，全羊毛）。
顾：A'ae oo（全一样的羊毛）？
店：Ay, a'ae oo（是的，全一样的羊毛）。（E. B. 拉姆齐《苏格兰风俗志》，1857年，第130页）
1981年1月3日，钱锺书来函，对国外来的学术访问团大加嘲讽：
昨日得通知，美国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有代表团于月中来京，讨论人文科学问题，须弟参与。大约事前要筹备，届时得开几天会（访问期一周）。此等事皆游谈费日，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go on lecturing tours & attend learned conferences. Philip Larkin 诗Naturally the Foundation will Bear Your Expenses嘲讽此等学者，想鱼目、牛皮辈未必读，读亦如未读。What's the bloody use of writing satires?!
我主要想谈谈这句：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go on lecturing tours & attend learned conferences. 中文意思是：有能者为之，不能者为师，不能为师者，则四出演讲、参与学术会议。刻薄得来倒相当精警。尽管不必解释什么，这句的意思也很明白，但知道钱先生暗用了什么典故，又别有一番乐趣他必然期望我爸爸会看出那精心隐藏的一重意思。
钱先生的话，其实出自萧伯纳（Bernard Shaw）的《革命者箴言》（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有能者为之，不能者为师。（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原来只有两句，后面自然是钱先生杜撰的。我因此想起1977年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经典电影Annie Hall，片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We had a saying, Those who can't do, teach, and those who can't teach, teach gym. And those who couldn't do anything, I think, were assigned to our school.
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有句说话：没能力做事的，就去教书，没能力教书的，就教健身。而那些什么也做不来的人，我认为都分配到我们学校。钱先生有没有看过伍迪·艾伦，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口吻和机智都很相似。但仅仅就这里的恶搞萧伯纳而言，我觉得伍迪·艾伦的话似乎更幽默。
钱锺书《说笑》有一段话：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那么你读了以下这封以告博一笑结束的信，又是否会笑，或懂得笑呢？1981年1月19日，钱锺书来信谈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
前日忽得Hawkes函，寄至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三册，稍事翻阅，文笔远在杨氏夫妇译本之上，吾兄品题不虚；而中国学人既无sense of style，又偏袒半洋人以排全洋鬼子，不肯说Hawkes之好。公道之难如此！弟复谢信中有云：All the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I name no names──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告博一笑。
钱先生那句英文，字面大意就是：其他《石头记》的译者我没指名道姓总是以石头始，以砖头终。单看这句已很有意思，但如果你明白钱先生还同时暗用了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的一句话，也许就更能与他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了。
原来奥古斯都曾自夸功业：罗马在他接手时只用砖头砌成，但他留给后世时，已全部化作大理石。此语记录在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皇传》（The Lives of the Caesars），原文是拉丁文，英译一般作：he could justly boast that he had found it (Rome) built of brick and left it in marble. 这里钱锺书反用其语，不但贴切《石头记》书名，也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它的众多译者。
附记一则，虽与宋、钱信札没直接关系，但也跟钱锺书的语言习惯有关。我一直很好奇：究竟钱氏夫妇平日用什么语言沟通呢？
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有一段说：
1936年，我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有一天我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这就是钱锺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
《一代文化大家的高尚情操》（《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则如此记述：
何青医生说，四年来，杨先生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先生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钱先生同杨先生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又在讲英文。杨绛始终陪伴在他身旁，在他的最后时刻，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轻轻祝福着。
1979年8月19日，我爸爸写信给张爱玲说：
[钱锺书]在国内时同太太相约，每星期轮流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免生疏，所以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
然而历史学者汤晏在《一代才子钱锺书》中则澄清说：
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导，说钱锺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好比说周一讲英语，周二讲法语，周三讲德语及意大利语，馀类推。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锺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宋淇夫妇。钱锺书致宋淇（1980年9月19日）：奉长书并瞻近影,丰腴胜前,精神饱满,尤佳者一望而知为聪明绝世之士。嫂夫人亦驻颜有术,东坡评书法所谓端庄流丽,真福慧能兼之相。论学
今天有很多香港人都抗拒人大释法，但当年宋淇和他的中文大学同事每有疑难，总要求北京最高法院钱锺书来一锤定音。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函提问：
现在我们中心有一难题，尚未解决，只好最后向活百科全书请教并作最后判决。辛弃疾《贺新郎》有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甲解为：我不恨见不到古人，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乙解为：我不恨古人见不到我，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 得先生一言，所有人均无不服。
钱大法官的判词是：
愚见以甲说为当，然非Sir Oracle，妄言之而君姑妄听之耳。此种句法，六朝时亦见《洛阳伽蓝记》，拙作《管锥编》第二册698页可参考。
查一查那页，果然就见到辛弃疾《贺新郎》那句，之前还连引三个先例，说明此句意思确是我不恨见不到古人，令人无话可说。
1981年，我寄了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给爸爸，他又转寄钱锺书：
此书乃小儿寄来，大概是现代年青人喜爱的作家之一，故承子命读之，免得代沟越来越深。
钱锺书阅后回覆：
Sontag书极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锋甚锐，而立说未圆。例如tuberculosis诚如所言藉metaphor以逃避惨痛现实；cancer则on her own showing 似未可相提并论。Tuberculosis：病妇成为十九世纪末文学中典型（La femme fragile，见《管锥编》753页注5），告兄资谈助，聊补Sontag书所未及云。
查《管锥编》引文，其实只有一句相关：欧洲十九世纪末诗文中有脆弱女郎一类型，具才与貌而善病短命，附注是一部德文书：Ariane Thomalia, Die Femme Fragile: ein literarischer Frauentypus der Jahrhundertwende，中译可作《脆弱女郎：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学女性类型》。
看了上面两个例子，大概知道钱锺书的答问方式，就是无论你问什么也好，最后他总叫你翻他的《管锥编》。机灵如钱锺书，当然对自己相当自觉，所以早就自嘲一番，有一封信说：
Jean Morιas 晚年闻人谈哲学、神学等一切问题，辄曰:何不读吾诗集，吾诗集中亦有之（Il y a aussi de lιsotιrisme dans mes Stances, etc.)。弟自笑亦大类此。
按Il y a aussi de lιsotιrisme dans mes Stances是法文，意思是：我的《诗集》中也有些秘传之学。
钱锺书致宋淇夫妇信香港
由于我在香港书展讲爸爸和钱锺书，自然就要提一提宋、钱眼中的香港。钱先生跟香港的因缘，始于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有一段：
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 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爸爸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给钱先生说：
《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宋淇又写道：
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
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
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即使到了1980年，爸爸虽亲笔邀请钱先生到中大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钱锺书当时只说：
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上月傅聪来舍晚饭，谈起游港，我亦曰：For me, Stephen is Hong Kong or rather H.K. is S. just as Lιtat cest moi.
Lιtat, cest moi是法文，中译一般作朕即国家，直译是：国家，就是我。相传为路易十四所说，没料到给钱锺书一下恶搞，就变了香港，即宋悌芬。爸爸居然成为旅游景点，特区政府不知道有何感想？
结语
以上摘引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爸爸和钱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讲座中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