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的异乡记
南方都市报 2013.08.20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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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本来是以我爸爸宋淇为中心的。为了交代家庭背景，我从我爷爷宋春舫说起，此後大都关於我爸爸和他的朋友。现在故事已讲得差不多了，有人想我拿自己来对比一下我爸爸丶爷爷。我觉得这种对比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三人的时代不同，教育和工作也不同，怎样比呢？
我爷爷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買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爸爸则主要从事文化界，他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
至於我，各方面都跟他们很不同。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发表过几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文，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近几年则忙於整理张爱玲的遗作。如果我开一个脸书户口，将会结集到大群五湖四海的有趣“朋友”，而他们也许很难相信，彼此认识的竟然是同一个人。
我一生中，曾在香港丶澳洲与美国长住，但每次总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寄居。以下我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完整的自传。
一丶香港的上海小孩
1949年4月，我在上海出生。28天后，父母丶姐姐与我便一家四口南下香港。宋家在香港的朋友多是外省人，说上海话或普通话。至於我，童年的朋友多数是上海人。如果有人讲广东话，我会捂住耳朵，觉得难听死了。5岁时，我到石光幼儿园读书，选这学校，主要是因为它地点近。那时我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学校也不会有正规的广东话课，我只好边听边学，有疑难便问我妈妈，也尽量模仿别人说话。一年後，我转学到铜锣湾的圣保禄学校，因为我姐姐也正在那里读书。
宋以朗1957年9月1958年，我们在北角住的继园要拆了，得另找地方。我现在住的九龙加多利山这大厦，当时二楼是美国新闻处办公室，我妈妈在那里工作。她知道楼上三楼招租，立刻租下房子，我们便举家搬来这里。当然孩子也要转学。我姐姐到附近的玛利诺修院学校面试，修女们觉得她聪明伶俐，二话不说便收了她。我也到那里面试，害羞得一言不发，没被取录，只好到九龙塘小学读书，只因为它地点近。读了两年，爸爸妈妈觉得没什么前途，便委托任神父的好友徐诚斌，把我转到名校喇沙小学。
到喇沙後，我觉得课程深了，提不起劲。当时每周派成绩表，要让家长签名，有一周的成绩特别差，我妈妈便骂，“你又不蠢，这么简单的东西也学不好，是你不想学吧。”我不想她觉得我蠢，便用功一点，成绩果然进步了，顺利升上喇沙中学。我那时很喜欢听英文流行曲，比如摇滚乐，每天听几小时，歌词也倒背如流。这就是我学英文的方法了。
这时候，我同学丶朋友当中有本地人，也有外省人，但这不过按他们的父母区分罢了，对我们这辈来说没有关系。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梁醒波，另一个的母亲是李丽华，但这不会影响我对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不是跟他们的父母做同学。
1967年，我在喇沙中学读到第五年，香港发生暴动。我爸妈担心快要“沦陷”，便把子女送离香港。因为来不及把我送去九月开学的美国，便只好选择澳洲，那里二月开学，且当地有些我们家的朋友，也方便照应。那时澳洲还有“白澳政策”。什麽意思呢？1850年代的“淘金热”引来大批中国移民，令工资水平下降，加上当地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看不顺眼，结果触发多次排华暴乱，以白人为主的政府便制定出一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1888年开始，澳洲不再接受中国移民。到1950时代，澳洲才开放过来，接受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来读书。
二丶澳洲的香港状元
1968年1月我抵达澳洲悉尼，入读圣十字架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全校约一千学生，多数是本地白人，200左右是寄宿生，主要来自美拉尼西亚丶泰国丶星马丶香港，而台湾或大陆的留学生则一个也没有。
我其实没见过什么土著，本地同学都是第二丶三代白人。澳洲人喜欢打趣别人，对每个民族都有特定贬词，如英国人是“Pommie”，指那些在英国犯罪，再流放到澳洲的囚犯(即Prisoner of Mother England)。历史老师是希腊人，但因为肤色深，似印度人，同学们便替他起个绰号，叫“加尔各答的黑洞”。一个同学来自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有法国口音，大家便叫他“Frenchie”，表面说“法国仔”，但澳洲英语里暗指“安全套”。种族歧视绝对普遍，甚至可以说普世，但正是这样，它才没有杀伤力可言，因为一切都是闹着玩的吐槽，无人幸免，认真你就输了。与其苦大仇深埋怨人家“歧视”，倒不如动脑筋去反唇相稽，对方反而会欣赏你的幽默和机智。
澳洲与香港的教学很不同。比如英文，香港主要教你读听丶背默，看《所罗门王宝藏》丶《劫后英雄传》之类的通俗小说；澳洲则不同，老师会给你看一首艾略特的诗，比如《普鲁弗洛克情歌》，然後大家便畅谈感想。第一天上课，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那首诗，也不知道好不好，但老师们看了，居然叫我到教员室，问我是从哪里学来的英文，赞我写得很好，从此他们便放心让我自修了。我也渐渐成为一个“好”学生，尽管班主任对我很不以为然。
我所谓“好”，意思是我掌握了考试技巧，懂得怎样当“学霸”。举个例吧，有次考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我就猜必定会问剧中“合唱 ”的作用，便事先拟好文章作答。我班主任却认为，懂得这样做不代表你就是“好”学生。当然他是对的。但在那时甚或现在的教育制度下，只要你考卷上答得好，便一定要给你高分数，那麽你就是“好”学生了。
我的中学毕业会考也是大学入学试，选了数学丶物理丶英文等8科，我全部拿A，破了澳州会考的纪录。那时考生分文科生丶理科生两类，通常选5科，全A就是第一，而我的8个A 则文丶理科夹杂，确实史无前例，令我上了当地报纸头条。之后香港报纸访问我妈妈，打电话来，一开口便问宋以朗是不是她的儿子，她第一个反应是“唉呀惨了，他是不是在澳洲出事了，不知道是杀了人还是被人杀了？”她从来不认为我读书厉害。我爸爸也跟张爱玲提及此事，说：“儿子则在澳洲，入大学考试时，成绩打破了澳洲的纪录，大出冷门。”(见《张爱玲私语录》)
宋淇手握澳洲《悉尼晨锋报》头版，报纸头版刊登的是宋以朗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澳洲第一的新闻。考上全澳第一後，我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最後选中新南威尔士大学。由於我成绩好，又来自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顺理成章便取得15个英联邦奖学金的其中一个，大学学费全免。到第二年，有关当局显然因为我而决定改例，规定只有澳州公民才能获得英联邦奖学金，归根究底，就是不想再让外国留学生受惠。
尽管我可以选择任何专业，但爸爸却不想我读文科，认为没有前途，我於是选了物理，大概是所谓「杨振宁/李政道效果」。但像我这种兴趣多多的人，读理科也是没前途的。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留在澳洲，躲在大学图书馆看英文小说，按书名从A看到Z，自己的本科不管，却沉迷起小说，这样读物理又怎会有前途？当然我不是说我校内的功课差，而是说我对物理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专注，很难在那领域有大成就。我多年後读丘成桐的《大宇之形》(The Shape of Inner Space)，清楚看到自己缺少的，正是他那种对物理的执着和痴迷。
三丶美国的华裔专家
第二年一开学，我便跟爸爸说不想读下去了。他建议我到美国读书，反正姐姐也在美国，嫁了给水彩画大师曾景文的儿子小曾景文。我恰巧又有一个表姐在纽约州立大学，她便帮我申请入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这样，我从澳洲转去美国。在纽约读了一年物理，我发现真的没有那份热情，於是余下两年，我便转读应用数学和心理学，同时兼修两科。
那两个暑假我不想留在学校。第一年，我从纽约搭长途汽车穿州过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6周的夏天课程。我外祖父邝富灼在那里读过书，我住的宿舍也是他原来住的那间，即所谓国际屋。馀下6周，我便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课。那一年张爱玲也在洛杉矶，但我爸爸从未嘱咐我去拜访，甚至不会提起她，当然即使见了面，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下一年暑假，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心理学，也是各占6周。
我在1974年大学毕业，原校升研究生，虽然在应用数学系，却为社会学系的Mark Granovetter(马克·格兰诺维特)教授当研究助理，还合写过几篇社会学论文。我当时拿全额奖学金，免交学费，每年有3000美元，算是一笔大数目，张爱玲当年的稳定收入来自皇冠版税，也不过每半年2000多美元罢了。
1978年，我得统计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不过是将某些既知的方法延伸开去和组合起来，谈不上重大革新。我之後从未用过论文里的东西，也不觉得别人会用得着。但当时的重点是，一位“好”的博士生所该做的事，我都统统做到了。在开题报告阶段，导师们会问一些另类问题考验创意，看你如何反应，而我总能淡定对答。到答辩阶段，他们会较关心那研究成果是否属於我的，且仅仅属於我的。最後他们决定颁我博士学位，不会是因为我大大推动了科学发展，而是因为我表现得像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博士，能够为该大学增光。
1971年我以学生签证赴美，1977年以美国公民的弟弟为由拿到绿卡。1985年，我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成为美国公民。我考试的情况是怎样呢？移民官测验我的英文程度，叫我用英文写下工作，我便写“I am a statistician.”(我是统计学家) 然後移民官指着一幅画上的东西，要我用英语说出那是什麽：“这是一座房子，这是一个人，这是一条狗……”不能说美国人歧视有色人种，因为道地的英国人来应考也是问这些问题。最後移民官说：“很好，今天的公事到此为止。我看了你的档案，知道你姐姐嫁给小曾景文，而我最喜欢便是大曾的水彩画了，大曾近况如何？有新计划吗？”我们便这样聊了15分钟。人生就是有这么多意料不到的事。
美国公民英文测试(摹拟图画): “这是一座房子，这是一个人，这是一条狗……”我一毕业便找到工作，而我的行业也没有种族歧视，算是幸运。我最初打工，是写电脑程式，3年后转做媒体调查。我任职过几间媒体调查公司，分析收视率丶收听率丶报纸读者量和网站流量。行内前辈多是美藉犹太人，自己身受歧视，不会无故歧视他人。由於我们的调查牵涉巨额广告开支，这行业受到高度监管，必须有公开丶清晰和备受认可的调查及分析方法，而所有结果都要经会计师审核。我的公司全是国际机构，在欧洲丶美国丶中南美和亚洲(包括中港台)都有分公司，我於是有机会走遍世界。而我作为公司的代表，也不时要撰写期刊论文丶出席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说。
媒体调查是一个很窄的行业，公司少，所谓山水有相逢，大家绝不会乱说行内对手的坏话。举个例，我2003年回港，调查这里收视率的公司就有我那间的份儿。几年後，合约被对手夺去。然後有天我在报纸看到，那对手公司已被我的母公司收购。几年后合约最後又回到第一间公司手中。因为竞争对手随时会变成你的老板，我们评论人家都要小心翼翼，只能按已知事实发言，不敢胡乱揣测。这种职业训练影响了我的性格，所以我对张爱玲的研究也抱相近态度，不会无端找人「骂山门」、「寻相骂」。
现在把我和爸爸丶爷爷对比一下吧。教育方面，我跟爷爷都负笈海外，但我讀過的學校比他還要多，爸爸则在燕京毕业，生逢战乱，求学时还波折重重。工作方面，我爷爷家境好，不必怎麽打工，我爸爸来港後因银行倒闭，家财尽失，不得不刻苦工作，至於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丶金融分析丶编程丶统计丶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说到尾，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我的时代跟前两代已很不同，如旅游很简单，网上找资料也极迅速。如果爸爸丶爷爷活在我的时代，他们又会有什麽成就呢？我不知道，也只能付诸空想。
（下一期将讲述宋以朗翻译的故事，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整理：陈晓勤
